张树年
先父张元济生于1867年（清同治六年），至1959年因病逝世，整整生活了92年，经历了前清、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三个统治时期，直到全国解放后，亲眼看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走上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感到欢欣鼓舞。新中国诞生后，他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文史馆馆长、公私合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曾先后两次晋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多次书信往返，使他深深感到统战政策的温暖，受到很大的鼓舞，同时他积极热心于党的统战工作。
（一）
1949年8月下旬，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周而复告诉先父，中共中央请他作为特邀代表，赴北平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和新中国开国典礼。9月6日先父离沪去京，同年前往的还有赵朴初、茅以升、盛丕华、蒉延芳、袁雪芬等。因先父年事已高，经中央批准，由我陪同前往。会上，各民族、各党派和各界代表欢聚一堂。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和陈云副总理等先后会见了先父，毛主席还两次约见先父，我都有幸陪同。
第一次是共游天坛。同游的有刘伯承、陈毅、粟裕、程潜、陈明仁等。在祈年门前同毛主席见面后，从祈年殿至圜丘坛游览一周。一路上毛主席神采奕奕，谈笑风生，最后在回音壁外的古柏林中围坐饮茶。毛主席询问先父当年参加戊戌变法的情景，问他在北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先父笑答：“此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京官岂能来此？”毛主席爽朗地大笑起来，说戊戌维新是一场进步的政治改革，改革也要流血，它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读书人闭门搞改革断无成功希望的。我们进行革命，主要依靠发动群众。随后谈及商务印书馆，毛主席盛赞“商务”出了不少好书，他读《科学大全》就学到不少新知识。特别是“商务”出的大型丛书对中国文化界贡献尤大。毛主席还说他在延安时，案头上总是放着“商务”出的两本厚厚的《辞源》，写作过程中常常还得翻阅它。
在喝茶时，天坛公园一位管理员对先父讲，北平所有公园名胜，除孔庙外已全部开放了，他希望能让孔庙也开放。先父鼓励他对毛主席讲。他大胆向毛主席提出了上述建议。毛主席说，“好啊，你写一封信把这件事详细讲一讲，寄中南海毛泽东收。”
当天晚上，先父辗转床头，久久难以成眠。他对我说；“今天我异常激动。我已活到耄耋之年了，曾经见过光绪，见过袁世凯，也见过孙中山，还见过蒋介石，今天又有幸见到了毛主席。光绪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太懦弱，而且上有慈禧，下无得力助手，缺乏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因而维新只能是一种梦想。孙中山虽有伟大的理想和愿望，但未能实现。今天我见到了毛主席，他有学问，有气魄，我看中国的富强指日可待。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太平盛世，中国的外患内战一直不停，看来至今和平有望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样激动过。
第二次会见是在中南海怡年堂毛主席的住所，与毛主席同进晚餐，在座的有周善培先生、陈毅和粟裕。饭后谈话内容很广泛，从工农业建设到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毛主席不断提问，主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先父建议，为使下情上达，报纸应多刊具有真实地名、地址的读者来信，广开言路。毛主席表示赞同，并说可先辟一专栏做个榜样。先父还建议筑铁路。毛主席说：筑铁路离不开钢，因此要先办钢铁厂。其次，先父认为内战多年，人民生活艰难，为使国家安定，一定要发展农业。毛主席耐心地听着，频频点头称许。周善培老先生主张读经，毛主席默然不语。先父讲普遍读经未必需要，可在大学里辟一专科，研究四书五经。
政协会议闭幕那天，先父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微笑着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当握着我的手时，毛主席还叫了一声“树年兄”。他作为人民领袖和国家主席，这样和蔼待人，使我非常感动。
政协会议闭幕，毛主席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先父送给他一部《林文忠公集》。当时内地如云南、四川等处尚未解放，这些地区长期种植鸦片，流毒全国。先父送《林文忠公集》，意在请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后，严禁鸦片。
（二）
先父在京开会期间，代表商务印书馆与政府出版部门协商如何尽快地实现公私合营。返沪后继续为此事奔忙，不料因操劳过度，1949年冬，在“商务”工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时，忽患脑血栓形成症，以致左半身瘫痪。此后，他总是躺在病榻上写信、阅读、写作。毛主席和他书信往来，前后共5次。
1951年8月29日，先父给毛主席写了一信，提出西藏解放后，应重视民族语言、文学和学校教育，并提出四项具体建议：（1）在首都北京设西藏语文专门学校，由藏族同胞选送聪颖子弟入学，给予优厚待遇。在邻近各省也可酌情设立分校。（2）在首都及邻近各省大学中特设西藏语文专业，培养一批懂藏文的学生，以备异日派入西藏参加军政各项工作。（3）编辑藏文常识书籍，用极浅近的文字配以图片及汉文解释，送入西藏，以使中央政府的政策能顺利贯彻。（4）在藏族同胞聚居的地方，由当地政府领导人与他们集会联络，“使其有宾至如归之乐”。
先父还满怀豪情，写了《西藏解放歌》长诗，在序文中，他希望“从此上下一心，实行自治，修明庶政，巩固边防，完成民族大团结之伟业”。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党、对祖国和对人民的无限热爱。
（三）
先父生前非常关心祖国统一。1957年6月的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我忽发奇想，要写封信给蒋介石。”当时我很惊愕。他缓缓地说：“蒋介石和我都是浙江人，我想请他效法另一个浙江人。五代时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