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构
我第一次看到毛泽东主席，是在1944年5月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的时候。当时，我是以重庆《新民报》记者身份参加这个记者团的。
毛泽东那天接见中外记者团全体人员的情况，我在《延安一月》中有详细的描写。毛泽东那天的讲话，由于当时条件，未能在重庆报纸上公开发表。记得谈话的范围相当广泛。从国际谈到国内。毛泽东从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分析世界反法西斯的形势，作了许多英明的论断，后来都被一一证实了。他还讲到，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然后就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各党派关系上的民主作了解释，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就进一步帮助我们从反动派的谣言中解脱出来。对于我来说，也是第一次接受党的教育。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还在重庆郊外的八路军办事处单独接见我一次。接见从上午9时直至晚饭以后。
毛泽东的慈祥和蔼的态度和生动的谈话，能够使一个最拘谨的人解除顾虑，把自己的心里话倾倒出来。那天的话题很广，谈得也很多。我知道毛主席很忙，曾多次告辞，但是他总是要我继续谈下去。
毛泽东来重庆，是大出我们的意料之外的。重庆有许多人替主席的安全担心。我把这个意见向他谈了。他笑着说，蒋介石这个人，大家是清楚的。但是这一次来重庆，也是经过研究分析的，有准备的。看到毛泽东这种从容不迫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我当时极度感动。
毛泽东提到我写的《延安一月》，指出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这实际上是一种含蓄的批评，但当时我还以为这是个好名词，因而沾沾自喜。
那天，毛泽东给我讲解了国共谈判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如美蒋的阴谋，以及解放区周围的情势等。有句话我还记得很清楚，说是如果没有美国人帮助蒋介石运兵运枪炮，大片的沦陷区是会由人民收复的，因为“八路军就在城门口”。
那天更多的时间，是在了解重庆各方面的情况。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重庆新闻界的情况。我同重庆的上层人物是很少接触的，对于中下层的所谓“公教人员”则来往较多。他细心地问了这些人的生活、思想、情绪，以及他们对蒋介石的看法，对国共谈判的看法。我尽我所了解的，不管大事小事都说了。最后，他沉吟了一会儿说，死跟蒋介石的人只是少数，有的人不满现状，但对美蒋还有幻想，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转变过来的。
那一天过得很快。傍晚时分，周恩来副主席匆匆忙忙地回来共进晚餐，立即陪同毛泽东坐汽车进城。大概这一夜又要进行重要的谈判。在暮色苍茫中，我亲眼看到周恩来是那样郑重地走在前头，拉开车门，细心地招呼毛泽东上车。就在这些细小的动作中，也洋溢着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恭敬、热爱的感情。直至今天，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在脑子里重现这一幕动人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