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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齿两相依鲜血凝友情――毛泽东与金日成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鸭绿江彼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情无比激动,立即责成外务相朴宪永致电周恩来,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性胜利,表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意志的,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0月6日,周恩来复电朴宪永,两国外交关系从此正式建立。中国和朝鲜两个伟大民族的友谊史,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这是毛泽东与金日成共同开创的篇章,是真挚友谊的篇章,也是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共同谱写的篇章。

  鲜血凝成的友谊

  1950年10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中南海颐年堂紧张进行。毛泽东认真听取着每一位同志的发言,手中的烟一支接一支地续燃,表情也比平时显得庄重和严肃。室内的气氛被缕缕上升的青烟压得异常沉重。

  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国民经济亟待整顿和发展,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问题堆积如山。而今天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的却是一项将要震惊世界的议题――是否派兵入朝作战。

  朝鲜的祖国解放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海军、空军直接参与朝鲜战争。

  美国直接干涉朝鲜内政的同时,命令其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插足中国领土台湾。

  面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毛泽东于6月28日发表讲话,谴责美国对朝鲜和中国领土台湾的侵略,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时命令已在东北集结的第十三兵团做好一切准备,以防不测。毛泽东认真分析了8月份朝鲜战场的形势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行动,认为美国很可能孤注一掷,在仁川登陆,切断人民军的运输补给线和退路,使其腹背受敌。鉴于形势紧迫,毛泽东当即建议把这一考虑通知金日成,提请朝鲜方面注意。

  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9月15日,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美军第七师和海军陆战队在仁川登陆,进而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北侵犯。当时朝鲜处境十分困难,战火已烧到鸭绿江彼岸,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

  同年10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文章,再次谴责美国侵略台湾和朝鲜的罪行,表明了中国人民对朝鲜战争的严正立场。

  此时在仁川登陆得手后的麦克阿瑟有些得意忘形,对于中国的警告更是不以为然,狂妄地声称:“我认为周恩来的声明更多的在于政治恫吓,中国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以为他们的战争“赢定了”。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毛泽东深知将要做出的决定对于中国、朝鲜和整个世界的影响,必须认真考虑每一位中央领导人的意见。会议讨论得很激烈。毛泽东没有直接发表意见,说:你们说得都有

  道理。但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散会后,毛泽东把刚从外地赶来参加会议的彭德怀留下,两人一同走进菊香书屋。

  “形势危急喽。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己越过三八线,对我们提出的‘越过三八线我们就要管’的警告,人家不理睬。”彭德怀说着,毛泽东把一封电报递给了他。这正是那封10月1日金日成给毛泽东的求援电报。电报结尾处的几行字,引起彭德怀的特别注意:“..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机,不给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你给予我们特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看完电报,彭德怀更觉事态严重。接着,毛泽东向他讲述了出兵援助的考虑,并分析了美军战线长、后方远、不义之战等不利因素。请他回去好好考虑。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彭德怀发言说:“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不同美帝见个高低,要想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因此,出兵朝鲜是必要的。”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真研究和论证,毛泽东最终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入朝作战。8日,毛泽东正式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把自己的儿子毛岸英交给了彭德怀。毛泽东让自己的儿子毛岸英作为志愿军中的普通一员,入朝作战。

  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整装待发之时,苏联驻华大使紧急约见周恩来,原来商定的苏联方面出动空军部队配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事,以没有做好准备为由,决定暂缓出动。毛泽东听完周恩来的汇报脸色变得十分严峻。他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不停地在室内踱步。毛泽东考虑良久,最后决定派周恩来去莫斯科,亲自向斯大林通报:中国暂缓出兵。

  周恩来离京去莫斯科后,毛泽东三天三夜没睡觉,苏联不出动空军支援,我就无空中作战条件,很难白天作战。如果中国真的暂缓出兵,朝鲜难以阻止美国侵略军的进攻,情况会更加严重。他左思右想,最后毅然决定:通知周恩来转告斯大林,不管苏联方面是否出动空军,中国都要出兵。

  10月18日,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路,跨过鸭绿江,秘密开赴朝鲜前线。当彭德怀来到大榆洞附近一个矮小潮湿的矿洞时,金日成出来迎接,激动地紧握住他的手。

  “金日成同志,你好!毛主席让我代他向你问好。”彭德怀热情地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

  “你就是彭德怀呀!我可是久仰你的大名了。”金日成充满深情地说,“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支援。请转达我对毛泽东主席的问候,感谢他派来你这位大将军来援助我们。”

  紧接着,金日成与彭德怀开始分析战场形势,认真研究作战方案。在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就夺取了两个战役的胜利,给气焰嚣张的美国侵略军以狠狠的打击。

  1950年12月3日,金日成来到北京,当他走进中南海丰泽园时,毛泽东迎上前去同他热烈握手,两位领导人脸上都堆满了微笑。金日成的微笑充

  满了他本人及全体朝鲜人民对毛泽东及全中国人民的无限感激之情,而毛泽东的微笑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首战告捷后胜利的微笑。

  宾主落座后,双方领导人首先研究了中朝军队统一指挥问题,决定成立中朝联合军政司令部。接着就下一步作战方针、战略、部署、发展前景等进行了认真的切磋。会谈中,金日成赞扬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不怕牺牲、作战英勇;毛泽东则感谢英雄的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关怀、帮助和支持。毛泽东分析说:志愿军是“中国先进阶级的部队,当她明确自己所肩负的使命后,必然是一往无前!”他边说边习惯地把手有力地向前一推,“战士们是为祖国人民而战,靠的是一股气,一股革命的正气。我看志愿军打败美军,靠的就是这股气。美军就不行,他们钢多气少。”说完,毛泽东转向金日成:“你看呢,金日成同志?”

  金日成深表赞同地回答:“对!志愿军靠的是革命精神和无畏气概。还有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正确指挥。”

  “还有朝鲜人民军嘛!我们是并肩战斗。”毛泽东接着说,“只要运输问题解决好了,我们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他杜鲁门愿打多久,我们就奉陪多久。”

  金日成听罢激动地表示:“中国方面对我们的帮助太巨大了,我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毛泽东听后连连摆手:“我们是战友嘛,一家人莫说两家话。倒是要感谢社鲁门,他让我们摸了美军的底――无非是纸老虎。”

  毛泽东的幽默谈吐,引得金日成及在场的人开怀大笑。

  然而,在这所有人的笑声中,唯有周恩来的笑,开心之余还夹杂着几分伤感。因为只有他心里才明白,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已经发生了。

  1950年11月25日10时,几架美国F―80战斗轰炸机突然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所在地――朝鲜大榆洞镇轮番轰炸,倾泻下大量的凝固汽油弹,顿时,志愿军司令部驻地变成了一片火海。正在值班的毛泽东的儿子、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参谋、俄文翻译毛岸英同志在这场大火中不幸遇难。

  彭德怀面对毛岸英被烧焦了的遗体老泪纵横。这是从不轻弹的将军泪啊!他忧伤得在洞里转了许久许久,才用那只颤抖的手,起草向毛泽东报告这一不幸消息的电报。他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手中的笔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拿了几十年枪的手却怎么也拿不稳那只沉重的笔,他嘴里不停地叨唠着:“毛主席把岸英交给我,我太大意啦..怎么向主席交待呀!”

  短短一封电报,他整整苦思了两个小时。最后,他重重地放下手中的笔,命令值班参谋:“马上发,报告毛主席、党中央!”

  彭德怀发来的电报首先被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周总理未曾读完就已是泣不成声,泪流满面了。他知道这对毛泽东将意味着什么。从杨开慧到毛岸英,毛泽东已失去几位亲人了,实在不该让他经受这样大的打击呀!周恩来向身边工作人员下了一道死命令:任何人不能把岸英牺牲的消息过早地报告毛主席。然后擦干眼泪若无其事地向毛泽东书房走去。

  抗美援朝战争打到1951年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毛泽东、金日成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为向毛主席说明朝鲜战场情况,确定新的作战方针,彭德怀于2月下旬返回了北京。一到北京,他直奔中南海,听说主席正在西山,就又马不停蹄地一路奔去。车到西山,他刚要迈进毛泽东的别墅就被工作人员叫住了:

  “主席工作了整整一夜,刚刚睡下。”

  “前线军情如火,走开!莫要拦我!”说着一把推开工作人员,直闯毛泽东卧室。

  就在这时,卧室里传来毛泽东的声音:

  “我以为哪个铜锤花脸在叫板哩,原来是彭大将军在闯宫,我岂敢不见。请进!”“大将前方归,理当即召见。”说着,毛泽东披衣下床。

  彭德怀急匆匆地向主席汇报了朝鲜战场形势,请示了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说明了朝鲜战争不能速胜的原因。毛泽东听后明确指示:“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

  彭德怀领了“尚方宝剑”刚要起身告辞,突然想起了毛岸英牺牲的事。

  “主席,我要负荆请罪,我没有照顾好岸英,他..”

  “岸英怎么了?”毛泽东听后一惊。

  彭德怀此时也愣住了。怎么?主席还不知道。事已如此,他只好硬着头皮说下去:

  “主席,岸英..他牺牲了。二次战役开始前,敌机轰炸志愿军司令部,岸英..”

  “你莫要讲..莫要讲。”毛泽东向彭德怀摆了摆手。

  “主席把岸英交给我,我没照顾好,对不起主席。”彭德怀还想继续检讨。

  “你莫要讲嘛!”毛泽东再一次打断了彭德怀的话,静静地站在那里,过了好久,才慢慢吐出一口气:“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志愿军战士死了成千上万,不要因为岸英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彭德怀沉重地离开了主席的卧室。

  毛泽东久久地站在窗前,凝视着窗外那棵萧疏的垂柳,慢慢地吟起那首《枯树赋》:“昔年移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默默自语道:“开慧,岸英和你一样,是为革命、为人民牺牲的,人民将永远怀念你们。”

  是啊,一场历时三年多的抗美援朝战争,牺牲了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啊!英雄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打败了美国的侵略,保卫了朝鲜,保卫了祖国,保卫了亚洲和世界和平。英雄的业绩将永远留在中朝两国人民心中。当美国谈判代表在板门店停战协定上签字时,毛岸英及无数中华优秀儿女已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中朝两国人民为赢得这场正义战争而洒下的腔腔热血,已凝成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

  胜利后的握手

  1953年11月12日12时,一列火车缓缓驶出天津站,向着北京的方向疾驰而去。车厢里,一位身材高大、微微发胖、身着黑色呢子大衣、头戴黑色礼帽的中年人凭窗而坐,方正的脸庞挂满微笑。他就是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来华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

  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于11月11日上午乘专列由中国边境城市安东入境,后经沈阳抵达天津。毛泽东主席、周恩

  来总理特派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前往迎接,沿途各省市的党政军领导人曾分别率众前往车站迎送。未到北京,金日成已深深感受到中朝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斗争胜利后的喜悦心情。

  此时此刻,金日成心潮起伏,思绪万干。中朝两国一江之隔,历史上两国人民为了各自民族的命运,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相互支持,并肩战斗。特别是在刚刚结束的朝鲜战争中,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以生命和鲜血同朝鲜人民一道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此次访华,要把朝鲜人民的感激之情带给伟大的中国人民。

  下午3时整,列车驶进北京站。欢迎群众挥舞着鲜花、彩旗,迎接朝鲜人民的使者――金日成首相的到来。周恩来、彭德怀、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迎上前去,同金日成握手致意。随后,金日成首相在周总理的陪同下登上汽车,在数千群众的欢呼声中驶出车站,驶向长安街..

  11月13日。冬日的阳光柔和地照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暖融融的。毛泽东一改夜间办公、白天休息的习惯,点上一支香烟,走到外屋的客厅中。按照周总理和外交部商定的礼宾安排,亲切会见了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两位领导人除谈了中朝友谊外,主要谈了在朝鲜战后坚持恢复建设的问题。

  毛泽东与金日成已非初次见面,但金日成此次正式来访在毛泽东心中却有着非同一般的份量。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中朝人民并肩作战,给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沉重的打击,迫使美国谈判代表于1953年7月26日在板门店停战协定上签字。中朝人民用生命和鲜血赢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占领朝鲜、包围中国的企图。三年多的朝鲜战争把三千里锦绣河山变成了战争的废墟,恢复和重建工作对朝鲜人民来说,既是巨大的经济任务又是政治任务,因为,朝鲜问题的最终解决要依赖于朝鲜本身的繁荣和强大。中国人民必须一如既往支援朝鲜人民的经济建设。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必须以新的形式发扬光大。这正是毛泽东与金日成此次会见的主题。毛泽东热情称颂朝鲜民族是一个勇敢、刚毅的民族,认为朝鲜战争胜利的事实有力地向全世界证明:一个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民族是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战胜的。朝鲜人民的胜利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金日成首相对三年来中国人民在朝鲜保卫祖国斗争中给予的无私援助表示真诚的感谢。他称赞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不怕牺牲、敢打硬仗,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光辉业绩将载入朝鲜史册,千古流芳。

  毛泽东和金日成就朝鲜停战后的局势,朝鲜战后的重建和经济恢复工作、两国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友好协商和交谈,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谈话,为中朝两国谈判公报和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签署奠定了基础。

  按照毛泽东和金日成此次会谈中商定的原则,11月14至22日,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相互谅解、诚挚融洽的气氛中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工作协商,双方就两国政治、经济及文化关系中的有关问题达成了协议。

  11月23日,《中朝谈判公报》、《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在北京正式签订。当周恩来、金日成庄重地代表本国政府在公报和协定上签字后,

  整个大厅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互致祝贺的欢呼声。毛泽东和金日成紧紧握手,互致祝贺。两双巨手象友谊的桥梁,把中朝人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谈判公报突出强调加强中朝友谊对于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伟大意义,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和全中国人民对朝鲜战后重建工作给予的支持和关注。鉴于朝鲜方面在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中开支巨大,中国政府决定将1950年元月25日美军发动侵略战争开始,到1953年底这一时期内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同时从1954到1957年4年内,中国政府再拨款人民币8万亿元①,无偿地赠送给朝鲜。中国政府还将协助朝鲜政府修建被战争严重破坏的铁路交通,并供应机车、客车和货车;派工程技术人员去朝鲜有关部门协助工作;请朝鲜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留学生来华学习。

  1958年11月,金日成再次应邀来我国访问,22日抵达北京,受到中国政府的热情款待。周恩来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代表团来访。

  席间,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欢迎金日成首相访华,称赞中朝友谊体现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崇高友谊,是任何力量也不可战胜的。金日成赞扬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撤出朝鲜,为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缓和远东紧张局势打开了新的局面。他强调朝鲜问题必须在没有任何外国干涉的条件下,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金日成表示,朝中两国人民在实现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同一道路上永远是相互合作的兄弟,永远是共命运的战友,朝鲜人民为巩固同中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将竭尽自己的全部力量。

  为了庆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五周年,毛泽东与金日成互相祝贺,北京市民一万人隆重集会与金日成及朝鲜代表团一道,共同庆祝中朝经济文化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11月25日,金日成一行飞抵武汉,受到了20万武汉市民的热烈欢迎。

  当天,毛主席就亲切会见了金日成一行。老朋友见面分外高兴,金日成握着毛主席的手激动地说:“欢迎太热烈了,我们实在不敢当!”

  毛泽东谦逊地说:“你们是贵宾,我们欢迎你们。”略一停顿,看了看面含微笑的金日成,诚挚地说:“越搞越熟了。对于一个党、一个民族,相互之间认识都要有一个过程,个人之间也不是一下子就认识清楚的。我们对你们有一个认识过程,也同你们对我们有一个认识过程一样。”

  会见中毛泽东还向金日成表示:中国对朝鲜有三个尊重:“尊重朝鲜民族、尊重朝鲜党、尊重朝鲜的领导人。”毛泽东打着手势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看路线,就是在国内是不是搞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不是搞国际上义。这三点就构成一条路线。”

  毛泽东在与金日成谈到各自国内情况时说:“一穷二白有两重性:第一方面是不好;第二方面是可以变为动力,革命的动力。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有这两个条件,欧洲不同,它一不穷,二不白。”

  金日成非常赞同毛泽东的这一观点,说朝鲜己注意到毛主席在《红旗》上发表的关于一穷二白的文章:“我们也是一穷二白,这是我们革命的动力。”

  ①1955年2月2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关于新旧人民币和回收现行人民币的命令》,规定:从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新旧市的折合比率为新币1元等于旧币10000元。两位领导人还就各自国内的经济建设情况,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气氛是那么的和谐融洽,交谈是那么的亲切友好。不知不觉间已到吃饭时间,毛泽东设宴招待了金日成一行。他们边吃边谈,兴致极高,时间仍觉不够,便宴结束时,两人相约留一些话明天再谈。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第二次会见了金日成。晚上,毛泽东举行盛大宴会款待朝鲜贵宾,尔后又共同观看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文艺演出。

  12月16日,毛泽东同出访越南归来的金日成进行了第三次会谈。

  12月8日,返回北京的金日成同周恩来共同签署了两国政府联合公报,晚上金日成在灯火辉煌的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金日成首相深情地说:这次访问中国,我同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党政领导人进行了真挚友好的会谈,讨论了国际形势和有关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发展两国合作关系问题。正如今天所签署的朝中两国政府联合公报所说的那样,在一切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

  的确,中朝两国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完全一致。正如周恩来在欢送金日成离京回国时所说的:“我们的帝国主义敌人是共同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共同的。雄伟的长白山和美丽的鸭绿江又把我们两国人民紧紧地连在一起。我们两国人民的战斗情谊将世世代代发展下去,我们两国人民国际主义的伟大诗篇将永存史册。”也如同金日成所说:“同甘苦、共患难的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是牢不可破的。这种友谊和团结,在我们今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斗争中,将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友谊天长地久

  1961年7月10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结束了对苏联的友好访问,乘专机离开莫斯科。他将飞赴北京,去完成一次在中朝关系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使命。

  60年代初的中朝关系已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巩固和发展这种用鲜血凝成的两国友谊和唇齿相依、安危与共的亲密关系已成为两国人民和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心愿,而把它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正是毛泽东与金日成等中朝领导人将要携手完成的共同工作。

  上午四时,金日成乘坐的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数千群众的热烈欢迎。周总理和金首相在欢迎仪式上相互致词。随后,金日成首相在刘少奇、周恩来陪同下同乘一辆敞篷汽车进入市区。60万身着盛装的北京市民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洋溢着中朝两国的友好情谊。

  当天下午,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亲切会见了金日成首相和由他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宾主在充满兄弟情谊的气氛中进行了友好交谈。晚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欢迎宴会,欢迎来自友好邻邦的尊贵客人。

  7月11日,周恩来总理、金日成首相代表本国政府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上正式签字。它标志着中朝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正如金日成首相所说:“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把两国人民在为共同目标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兄弟友谊和同盟关系用文字形式固定下来,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7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水光潋滟、花红柳绿的西子湖畔会见了到杭州访问的金日成首相及其一行。周总理、陈毅外长等参加了会见。

  毛主席高兴地对金日成说:“条约签订了,我已经看到了。”“外国对这个条约反映很强烈。”周总理在旁插话说。金日成见毛主席对《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如此关心,激动地说:“签订这个条约,提高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感到有了保障。”毛主席点了点头,赞许地说:“这很好!”

  金日成对世界局势一向十分关注,他关切地向毛泽东询问对当前国际局势的看法。

  毛泽东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的状况,谈了“究竟谁怕谁?”的问题,并联系中国的情况,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中国见过三个教员:蒋介石、日本、美国。没有他们压迫我们,不逼得我们无路可走,中国是搞不出来的。我看你们也有三个教员:日本、美国和李承晚。两位领导人敞开心扉,侃侃而谈,从尼赫鲁、戴高乐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朝鲜、越南到社会主义阵营,纵观世界风云,涉及诸多问题。

  毛泽东把中朝关系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合作看成是关系整个世界格局的一件大事。他客观、辩证的分析和充满乐观自信的态度,深深感染了金日成和在场的每一个人。

  毛泽东转回话题对金日成说:“美国不同苏、中做生意,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还有个不承认,不承认你们、我们和胡志明,这与我们有什么害处?”

  “没有什么害处。”金日成爽快地回答。

  “我看还有好处。”毛泽东豪迈地说,“让我们再等它个40年,然后再请客,再进联合国。40年后,我去见马克思了,还留下个周总理。”

  周恩来听后急忙说:“我也去见马克思了。”

  陈毅同志边说边笑:“我也等不到那时候了。”

  毛泽东对金日成说:“金首相可以,你要保养身体,那时候你可以大请客。”

  说完,几位领导人开怀大笑。这笑声它充满了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藐视,充满了对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心。

  金日成首相这次访华时间虽然短暂,但成果却很丰厚,特别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对捍卫朝鲜人民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对于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的友好关系,对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有重要的意义。他在归国途中特致电毛泽东主席说:他这次访华使“以友好和同盟的坚实的纽带连接起来的朝中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使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条约签订两个月后,毛主席就派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参加了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带去了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的良好祝愿。对中朝两国人民在长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用血肉结成的不可分割的战斗友谊,对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两国人民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学习,亲密合作的兄弟情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赞誉两国人民的这种友谊象金刚山一样与天地长存,象鸭绿江一样源远流长。

  1962年4月,彭真同志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朝鲜,再次向金日成转达了毛主席的诚挚问候。彭真一行受到金日成首相和朝鲜人民的热情接待。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委员长崔庸健说:中国贵宾的来访,“如同亲兄弟重逢一样高兴。”

  1962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应邀来华访问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翌年6月和9月,中朝两国又实现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委员长崔庸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互访。两国缔约后频繁交往,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促进了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协调了两党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中朝友谊正象彭真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所说:“这种友谊的生命,将同地球的生命一样永久;这种友谊的光辉,将同日月的光辉一样灿烂。”

  相知自有真情在

  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血与火的考验,经历了两国缔约后更加迅速和深入的发展,两国人民在毛泽东和金日成共同开创的友谊之路上携手并肩,阔步向前。然而,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中,中朝两国关系受到一定的影响,但金日成首相仍坚信:只要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在,中朝关系一定会重新好起来。中国依然是朝鲜的大后方,中国安定了,朝鲜也会安定;中国不安定,朝鲜也会受影响。他衷心希望中国的一切事情都能很快好起来,这对朝鲜人民和中朝关系有利。

  1967年4月,金日成主动提出改善两党两国关系的倡议,并派当时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委员长、国家副主席崔庸健访华。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朝鲜方面的倡议表示积极的支持和响应。1967年5月,崔庸健带着金日成的重托,带着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来到北京,同周恩来总理就两党、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积极友好的会谈。崔庸健的北京之行,为中朝两国友好关系的新发展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196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大庆在即。北京的大街小巷,已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周恩来忙完国庆节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又随手拿起了办公桌上各国来华代表团名单,心中不免有些沉重:这样多的外国朋友来华参加国庆20周年庆典,而近在身边的邻邦朝鲜更应邀请前来。他把想法报告了毛泽东,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时间已是下午3时,高国庆子夜只差短短的8小时了。周恩来通过外交途径与朝鲜方面联系,正式邀请朝鲜派人来华参加中国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同时说明,如果因为中国邀请得晚,朝方来不及派人来华,朝鲜驻华临时代办参加,我们也表示欢迎。

  金日成得知中国邀请朝鲜派人参加国庆活动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朝鲜将以崔庸健为首,组成代表团赴华。9月30日晚11时,以崔庸健为首的朝鲜代表团乘专机抵达北京机场,未能参加中国国务院举行的国庆宴会。

  10月1日,崔庸健和毛泽东及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了北京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的纪念活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厅会见了崔庸健副主席。毛泽东充满真情地说:“我们应该搞好关系嘛!上次你来(指1967年)谈的情况我都看了,你们的方针对,金日成的方针对,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崔庸健相机建议毛泽东邀请金日成访华,毛泽东听后非常赞同:“我真诚地欢迎金日成来,或者可以派周恩来总理去朝鲜。公开访问,内部访问都可以,然后再请金日成同志访问中国。”崔庸健返回朝鲜后,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和邀请。金日成非常高兴,连声说:“毛主席最了解朝鲜的情况。”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席话,驱散了笼罩在两国关系上的一层乌云,迎来了中朝关系阳光明媚的春天。1970年4月,毛泽东派周恩来总理正式访问朝鲜,受到了朝鲜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金日成主席的盛情招待。两国关系又回到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975年4月18日,金日成主席再次应邀来到中国。毛泽东把金日成此次访华当作中朝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中国人民满怀友好情谊,再次以极其隆重的方式欢迎这位来自兄弟邻邦的伟大使者。

  当友谊的列车徐徐驶入北京车站时,站台上欢声四起,锣鼓喧天。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登上列车,向金日成表示亲切问候,并同金日成一道走下列车和欢迎群众见面。

  北京春正浓,红旗舞东风。金日成在邓小平的陪同下乘坐汽车,驶过彩旗飘扬、欢声如雷的天安门广场,驶向迎宾馆。金日成抵京不久,82岁高龄的毛泽东当天便在中南海亲切会见了他。金日成走进毛泽东的书房,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主席好啊!”“欢迎你!”毛主席也紧紧握住金日成的手。“我们又重新见面了,很高兴。”金日成动情地说。“很欢迎!”毛泽东诚挚地说。金日成把陪同来访的吴振字及朝鲜党政代表团成员介绍给毛泽东,团员们同毛泽东亲切握手。宾主落坐后,毛泽东说:“我的腿不好,讲话不好,眼睛也有白内障。你好吗?”金日成答道:“很好!我跟主席已经两年没见面了!”毛泽东用英语说:“Welcome(欢迎)!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接着两位领导人就国际形势进行了友好交谈。毛泽东介绍说,我们请了尼克松,主要是通过尼克松接触美国人民。金日成对此表示理解。交谈中,毛泽东转过话题,风趣地指着自己身体的每一部位说:自己说话不好,眼睛不好,腿不好。但,我能想,能睡觉,这两个好。就可以了。

  金日成听后说:“这也是重要的。因为你的存在对中国人民、朝鲜人民、亚洲人民、第三世界人民和世界人民有很大的鼓舞。所以你长寿对我们是很宝贵的事。”

  毛泽东摆了摆手,恢谐地说:“不行了!上帝请我去喝烧酒。”说完竟忍不住笑了起来。“还早。”金日成也笑着说。“还早啊:你叫我不去啊?”毛泽东幽默地说道。“我不希望你去。”金日成发自内心认真地回答。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我不能抽烟了。抽了几十年,现在又不能抽了。

  你能抽,好啊!”金日成忙解释说:“我也不常抽,有时候抽,有时候不抽,随便。”他想借此让毛泽东得到几分宽慰。毛泽东指着坐在一旁的邓小平说:我不谈政治,由他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红卫兵整了他,现在没事了。那个时候打倒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金日成说:“我们也欢迎他。”这时,工作人员走进书房报告毛主席,朝方记者要求进来摄影,还有几位团员还没同毛主席握手,请示怎么办?毛泽东把手一挥:“来!”金日成忙转身对吴振字交待了几句,关切地对主席说:“他们不来了,不要等了。主席休息吧!”说着就要起身告辞。“等一下。”毛泽东请金日成坐下,“你们吃饭还用筷子吗?TwoSticks(两根棍子)?”金日成笑着说:“我们吃饭用筷子。”这时,又有三位朝鲜代表团成员走进书房,同毛泽东握手,他们祝毛主席健康长寿!“祝同志们好!”说完,毛泽东起身要送客人,金日成担心毛泽东行动不便,坚持不要送。毛泽东目送金日成及其他朝鲜外宾走出了书房。此次会见,毛泽东似乎有很多话要对金日成讲,但自己也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也许他要等待机会,下次再同金日成谈。然而,又有谁能料到,这次会见竟是毛泽东与金日成的最后会见。1976年9月9日,毛泽东走完了他辉煌的人生旅途。毛泽东主席逝世的噩耗传到平壤,金日成为失去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友而无比悲痛,朝鲜人民和兄弟的中国人民一样,沉浸在巨大的悲哀之中。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迅速作出了《关于毛主席逝世的联合决定》,称赞毛泽东“是为加强和发展朝中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而献出全部精力、任何时候都诚心诚意地支援我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亲密战友。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朝鲜人民和世界一切革命人民,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金日成在致中共中央的唁电中说:“毛泽东一向把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斗争,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诚心诚意地支援我们,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是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他的不可磨灭的业绩将永远铭刻在朝鲜人民的心里。”

  长自山青松耸立,鸭绿江江水滔滔,毛泽东与金日成共同开创的中朝友谊,象松柏一样长青,象江水一样奔流。(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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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黄花分外香――毛泽东与浅沼稻次郎






  浅沼被刺杀,震惊了日本列岛,社会党举行党葬,各界集会和游行,抗议杀害浅沼委员长。

  彤云密布,秋风萧瑟,蒙蒙细雨从低沉的乌云里撒落下来,微微叹息,瑟瑟颤动,籁籁地发出哀怨的低吟。整个东京,都被这如愁的秋雨笼罩着。

  1960年10月20日,日本社会党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的公会堂,全党举行哀悼故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葬礼。祭坛正面悬挂着浅沼先生的大幅遗像,“浅沼委员长不死”的几个方块大字摆放在祭坛正前方。哀乐低回,庄严肃穆。日本众议院议长清濑一郎、参议院议长松野鹤平、自民党总裁池田勇人、民社党委员长西尾未广、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总评议长太田薰以及其他各工会、文化团体、民主团体、摔交协会、恩师、亲朋等代表和家属2600多人怀着沉痛的心情,佩戴丧章,参加了葬礼。在附近的日比谷公园露天音乐堂为未能参加党葬仪式的人们设立了烧香处,工人、学生、妇女和一般市民4000多人冒着霏霏细雨,前来这里烧香致哀,在缠绵的秋雨中,荡漾着国民葬的气氛。

  浅沼委员长是在8天前,在这里被日本右翼分子刺杀的。政党领袖被刺杀而死,这在战后的日本尚属首次。

  10月12日下午,日本正面临大选前夕,公民选举联盟在日比谷公园公会堂主持召开了自由党、社会党、民社党三党首脑竞选演说会。时值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之后,外交政策自然成为政治论战的中心主题。浅沼委员长在公会堂讲坛上,用宏亮的声音压倒右翼分子的嘲笑和嚎叫,慷慨激昂地向听众说:“美日安全条约问题是日本最重要的问题,为了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日本应当要求美军撤退,要求把美国占领的全部地区归还日本”。浅沼委员长义正词严、充分反映广大日本人民保卫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尊严的讲话,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喝彩和热烈的掌声。为了反对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制造“两个中国”和阻挠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浅沼大声疾呼,“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中国只有一个,尽快使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日本最重要的事情。但是,池田内阁死抱着与台湾的条约不放,在联合国跟着美国后面跑,反对承认中国的代表权..”

  这时,突然从听众群中窜出一个身穿黑色制服的少年,从最右侧的通道冲到讲台前,他跳上讲台,抽出腰间的利刃,对准正在讲演的浅沼委员长胸部,猛刺两刀,殷红的鲜血顿时喷溅出来。浅沼委员长用手按着喷满鲜血的胸部,怒视着凶手,呻吟着慢慢地倒了下去。刺杀浅沼的刹那间,在场的人都被这一突发事件惊呆了,茫然无措,当他们醒悟过来时,赶紧制服凶手,但浅沼委员长已倒在血泊之中,虽立即把他送到附近医院抢救,为时已晚,在医院中死去。据日本警视厅调查,凶犯名叫山口二矢,现年17岁,日本大东文比学院一年级学生,是日本大爱国党党员,亚洲反共青年联盟盟员,其兄也是右翼分子。凶犯供认,他早就打算刺杀浅沼委员长,一直在窥视机会,在过去的3天中,他就策划着这个暗杀阴谋。

  浅沼委员长被刺杀,震惊了日本列岛,也震惊了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浅沼遇害的当天,东京的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家庭妇女纷纷自发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强烈抗议杀害浅沼委员长”,“不容许恐怖活动。”

  翌日,将近35000名各界人士在日比谷公园举行抗议大会,要求为法西斯主义敞开大门的池田内阁辞职,撤除与刺杀浅沼案有关官员。会后在国会大厦、首相官邸附近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15日,日本400万工人在全国800个地方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全国大罢工,抗议美日反动派杀害浅沼委员长。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下,日本自治相、国家安全委员长山崎岩因浅沼被杀案引咎辞职。

  浅沼遇害后,我国周恩来总理及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也于10月13日,纷纷致电日本社会党,吊唁这位“日本卓越的爱国政治家”,“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浅沼稻次郎委员长。

  葬礼在悲哀沉痛中进行。社会党总务局长矢尾喜三郎致开会词,全体参加葬礼的人们以悲痛的心情齐声合唱“同志,你没有死”,悲愤壮烈,催人泪下,葬礼仪式上,还宣读了中国总理周恩来和中国各团体负责人以及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社会党的电唁。最后,参加葬礼的人合唱追悼歌,并相继向浅沼先生灵前献花。仪式结束后,全体与会者和其他各界人士到街上示威游行,抗议反动派杀害浅沼的罪行。

  浅沼稻次郎先生于1898年12月27日出生在东京都三宅岛。1923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曾领导过矿山的工人斗争和农民运动。1925年12月成立农民劳动党任首届书记长。1945年日本社会党成立后任组织部长、书记长,连续7次当选为众议员。1960年3月被选为该党委员长。浅沼先生是日本卓越的爱国政治家,在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争取日本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斗争中是一位积极的战士。同时,他非常重视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争取两国邦交正常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是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1957年和1959年曾两次率团访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浅沼说:恢复日中邦交是9000万日本人民的一致愿望。毛主席认为:日本这样一个工业化的大国,不可能长期受外国控制。

  北京的春天,虽然风大沙多,比不上江南明媚艳丽,但春风毕竟吹绿了大街小巷的枝头,吹开了路边墙角的迎春花,给北京涂抹上春天的气息。

  在这浓郁的春季里,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于1957年4月12日来北京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日本社会党历来重视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为改变当时处于极不正常状态的日中关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57年1月,日本社会党召开的第十三次大会上,就把拥护宪法、反对军事基地、要求收回冲绳和恢复日中邦交四大人民运动确定为该党的活动中心,而且在决议中明确表示:反对所谓“两个中国”的说法,尽快恢复日中邦交。4月11日,浅沼书记长来北京前,在东京羽田机场发表声明,指出“战争结束以来已经过12年,日中两国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结束战争状态”,这是日本人民“所不能忍受的”,“恢复日中邦交是9000万日本人民的一致愿望。”他表示“准备在没有外交权利的在野党所具有的限度内采取行动”。

  浅沼一行受到我国政府和人民热情友好的接待。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全体成员。毛主席虽和浅沼未曾谋面过,但对浅沼的情况早已略有所闻,所以,一见浅沼先生便风趣

  地说:“久仰大名,欢迎你们。”

  浅沼在来京之前,在东京就读过毛主席的传记,知道毛主席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从事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进行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浅沼本人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也从事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相似的经历,更加渴望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伟人。现在,见毛主席是那样的亲切随和,坦诚友好,心中激动不已,对过去未能阻止侵华战争,非常抱歉。战后,日本虽进行了民主改革,但现在仍然处在美国的统治下,不能完全自己做主,甚为遗憾。

  毛主席对浅沼先生这种自责精神表示赞尝,谦逊地说:“我们可以说是朋友,两国要友好,这是重要的。”毛主席认为,要恢复邦交,中国只有一个,没有两个,亚非国家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中日恢复邦交一事,浅沼认为,两国在国内互有困难问,题。这就是中国还未能解决台湾问题,日本还处在美国的从属地位。他深信,两国邦交不是不能恢复的,这条路可能长一些。他说:“比如我今天去八达岭,路很难走,我脱了鞋,费了很大的劲,终于爬上去了。这说明只要做下去就一定能成功。”

  “赞成你的意见,穿着鞋子上不去的地方,脱了鞋就能上去。”毛主席诙谐地回答。接着话题一转说道:“台湾问题是一个困难,可能时间会长一些,是两国之间的障碍。因为这不是蒋介石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美国在日本遍设军事基地,不仅在日本有,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毛主席认为,日本是很有力量的,取消军事基地有可能首先从日本冲破。日本是世界上10个工业化的大国之一,这样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受外国控制的。毛主席侃侃而谈,从日本人民争取独立、要求撤除军事基地的斗争谈到中日两国的经济交往。他说:“现在中国很穷,拿什么和你们交换?再过七年、八年、十年,我们才可能和你们多做些生意。”但是,“你们可以出资本来开矿,约定多少年以后,再把它交给我们。我们可以供给你们煤和生铁。”

  毛主席精辟的分析,坦诚而幽默的谈吐,很快缩短了和日本朗友之间的距离,会谈的气氛也活跃起来。浅沼说:“日本经济是依靠美国的,贸易是单方面的。我认为没有经济的独立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值得我们考虑的是,中国有丰富的大米、大豆、煤、盐,但我们还要从美国买。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日本有先进的工农业技术,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合作交流,一定能使两国繁荣,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毛主席说到这里,加重语气,“但也不是说日本和美国就不做生意,中国只是一方面,应该和很多国家做。”

  “您对日本侵略如何看法?”坐在浅沼旁边的胜间田清一也向毛主席提出一个问题。

  毛主席说,现在“世界大变了,进行侵略也不容易。”并辩证地指出,日本扩张的结果,对日本人民也是不利的。但是,没有这个扩张,日本人民得不到教训,中国、世界人民也得不到教训。所以我和日本朋友说,你们占了半个中国,当然对我们是不利的,但也有另外的一面,也对中国有利,帮助了我们,这就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你们和我们所共同反对的军国主义,有促使中国人民觉醒的作用,也有促使日本人民觉悟的作用。

  毛主席还就有关裁减军备、取消军事集团、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以及禁止原子弹氢弹等问题回答了客人的提问。毛主席深逢的思想、精辟的分析、鲜明的观点、深入浅出的阐述,给日本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毛主席接见之前,浅沼等还拜会了周恩来总理,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进行了坦诚而友好的会谈。4月22日,浅沼书记长和张奚若会长发表了共同声明。23日,浅沼在告别宴会上说这次访华,“取得了很大成功,它将有助于促进日中邦交的正常化和世界和平。”

  浅沼回国后,于5月7日发表广播演说,感谢中国的友好接待,通过访问,他深感日中邦交早日正常化的必要性。鉴于日本和中国在地理上、历史上的关系和现在的种种情势,认为由两国政府正式、而且全盘地开始谈判恢复邦交的时期已经来到。所以要求日本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早日开始恢复邦交的政府之间的谈判。而日本社会党是在野党,没有执政,所以也没有外交权,只能鼓励政府和唤起国民舆论。准备从5月8日起在全国各地举行报告大会,展开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运动。

  毛主席坚信中国和日本总有一天要讲和的。浅沼决心要搞国民外交,使政府改变政策,早日恢复日中邦交。

  1959年3月18日,刚刚抵达武汉不久的日本社会党访华团便接到毛主席要接见他们的通知,全团欢欣雀跃,匆匆驱车前往东湖。浅沼稻次郎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是3月7日飞抵北京的。在京期间,浅沼委员长于12日举行讲演会,详细介绍了日本社会党打开日中关系的基本方针,作了“美国占领了日本的冲绳,占领了中国的台湾。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一著名讲话。15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会见了全团。代表团还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其他有关方面进行了多次会谈,17日发表了共同声明。18日中午才乘机到武汉访问。想不到刚到武汉,毛主席就接见他们。

  浅沼一行乘坐的车队从闹市区驶出,向市郊的东湖急速前进。东湖是武汉著名的风景区,环境幽雅,风光旖旎,这里湖水潋滟,岸柳低垂,树枝绽绿,新桃争艳,秀美的珞珈山倒映湖中,交相辉映,妩媚多姿。三月的东湖,充满了“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迷人春色。车队在这样如诗如画的环境中沿湖边徐徐行进,使人尝心悦目,有超凡脱尘之感。

  浅沼坐在车中,想起1957年岸信介登台组阁以来,不仅破坏了他的前任鸠山和石桥两届内阁以积累方式建立起来的日益发展的日中友好关系,改变了有自主倾向的外交路线,而且追随美国,对中国人民采取了露骨的敌视政策和行为,撕毁了第四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纵容暴徒侮辱中国国旗,阴谋制造“两个中国”,妄图染指台湾等等,好不容易打通的渠道又被堵塞,两国关系几乎完全中断。岸信介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受权发表声明,谴责岸信介敌视中国的错误态度,并宣布采取一系列必要的反击措施,这在日本朝野引起很大震动。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贸易界人士挺身而出,为扭转两国关系的这种极不正常状态而奔走呼号。在此情况下,日本社会党中央执委会于1959年1月决定派代表团访问中国,以巩固和发展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消除人为的障碍。想到这里,决心要为恢复日中关系的正常化竭尽全力。

  车队在临湖不远的一幢别墅式的楼房前停了下来,在接待人员的引导下,客人们鱼贯地步入客厅。毛主席一见浅沼便迎了上去,老朋友相见,分外亲切。毛主席请客人们人坐后高兴地说:“欢迎你们,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

  浅沼委员长见到毛主席还是那样精神矍铄,和蔼可亲,不禁想起前年来北京时和毛主席会见的情景,激动地说:“两年前,在北京见过毛主席。从那以后,日中关系比较顺利,我们曾进行了努力。”说到这里,无限感慨,他说:“但是,日本的保守政党对中国采取了不友好政策。因此,经过很大努力签订的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也破坏了,接着又发生了长崎侮辱国旗事件,感到对不起。以后日中关系陷于中断状态。上次访华时曾和毛主席说过,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应早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由于日本政府方针的错误,使日中关系中断。社会党为打开这种局面,今年一月中央执委扩大会议决定派代表团访华。”接着,浅沼介绍了这次访华的目的、代表团在北京的情况以及当前日中关系的人为障碍。

  浅沼的讲话,得到毛主席的连声赞许:“讲得好,讲得很好。你在北京的演说,这次的共同声明,我都看到了。只要有远见的人就知道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接着,毛主席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所作所为,日本当局追随美国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要起变化;对当前陷于僵局的中日关系,也认为是暂时的。毛主席说:“一时的中断是不好,但这是暂时的。现在我们不是又在来往了吗?社会党的做法很对,打开这条往来的道路。”

  毛主席娓娓而谈,深邃而明晰的分析,深深地吸引着在座的日本朋友。毛主席拿起一支烟,把它点燃,吸了一口,凝视着冉冉的轻烟,沉思片刻说:“贸易总有一天重开的,不能一万年不做生意,但是在日本政府这样做之下,我们只好如此。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走的路。你一定要政经分开,一定要和蒋介石打交道,好,那就按照他的办法办,让他去和蒋介石打交道吧,我可以等你多少年的,要等多少年就等多少年。”毛主席哈哈一笑,笑得那么爽朗,充满了自信,也感染了客人,使谈话更加亲切自然。

  “您说的大家都明白了,不管亚洲的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但亚洲是一个。日本的外交需要大加修改,日本外交最大的坏处是远交近攻。”浅沼委员长笑着说。

  “跟中国战国时代一样,是秦始皇的作法。”毛主席很自然地联系中国历史,插了一句。

  浅沼接着说:“这是日本外交最大的坏处,这给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造成了很大损失”。“上次毛主席讲,中国有丰富的资源,日本是工业发达的有技术的国家,如果日本的科学技术同中国的丰富资源相结合起来就很好。”浅沼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这种愿望是很难实现的,但他对前途充满信心,认为将来日本摆脱美国的控制,取得完全独立,日中邦交恢复,想把日本经济和中国的长期计划结合起来,同时也和其他的亚洲国家合作。那时,日本将不属于任何集团,用经济合作的办法来保障日本的中立。

  毛主席赞同浅沼的话,认为两国关系搞好了,可以作生意,对两国都有好处。毛主席说:“我们两个国家的事情是相互有影响的。你们搞得好一点,我们高兴;中国工作作得好一点,对你们也有益。”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将来总要作生意,不仅和日本,和美国也要作生意。社勒斯总不能活一万年吧?假如活一万年,一万年以后中国和美国还要讲和。我们和日本总有一天也要讲和的。要把暂时的现象和将来的发展区别来看,有时是暂时的悲观,但前途总是光明的。”

  听了毛主席极其幽默而又寓意深刻的谈话,浅沼表示,两国的关系中断了,只能靠国民外交进行来往,决心回国后要搞国民外交,使得政府改变政策,早日恢复国交。对毛主席在百忙之中还接见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毛主席把日本客人送至门口,才依依惜别。浅沼委员长也未曾想到,这次会见竟是他最后的一次。

  浅沼委员长为争取日本的完全独立,主张日中友好的爱国行动,使日本右翼势力大为不满,就在他第二次访华时,右翼势力就扬言要对浅沼先生下毒手。但是他为了日本的民族利益,为了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仍然坚决地勇往直前。1960年10月12日,他宏愿未了,壮志未酬,就被右翼分子所刺杀。但是浅沼先生的血没有白流,他终身为之奋斗、希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宏愿,经过中日两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以及两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英明决断,在他遇害12年之后,中日两国于1972年9月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结束了两国间自甲午战争以来的不正常状态。1978年又正式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浅沼先生地下有知,看到今日中日两国的密切关系,人员互访频繁,经贸不断发展,友谊之花开遍两国人民的心田时,定会含笑九泉。

  (刘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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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加兄弟――毛泽东与胡志明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胡志明是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他们在几乎相同的历史条件下,在长期被侵略、被压迫的落后国家――中国和越南,领导本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取得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引导本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他们相互支持,相互学习,结下了“同志加兄弟”的深厚革命情谊。正如胡志明主席在30年前指出的那样:“越南和中国是两个相邻的国家,多少世纪以来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关系也就特别密切。”

  追求共同的理想

  1911年,西贡开往法国的轮船上。

  年仅21岁的胡志明忙完一天的厨房杂务,独自一人来到甲板上,向轮船驶进的相反方向望去,西贡的景物早已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想起被法国殖民统治者占领的祖国,想起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国人,一种坚定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要走遍世界,寻求真理,解放受苦受难的越南人民。

  胡志明就是带着这样的抱负来到法国的。在法国,他做过杂役、厨师;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参加了各项政治活动,并于1920年12月加入法国共产党。他还同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共产主义者周恩来等人建立了关系,介绍赵世炎等人加入了法共。

  几乎在胡志明旅居法国的同时,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也正在中国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1年7月,大约在胡志明加入法共半年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毛泽东作为党的创始人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毛泽东与胡志明成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同志和战友。他们虽未曾谋面,但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想、追求与目标,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胡志明曾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回忆说:“在我个人方面,曾经有过两个时期荣幸地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4―1927年,我到广州,一方面注意着我国的革命,一方面从事着中国共产党交给的工作。当时,中国工农运动正蓬勃发展,农民运动已开始扩大,尤其是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领导)。”“为了推动农民运动,毛泽东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参加了翻译内部材料和对外宣传工作。”

  在此期间,胡志明在广州除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外,还为筹建越南共产党进行了各方面的工作:他组建了越南共产党的前身“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创办培养越南革命干部的“特别政治训练班”;编印《青年》周刊,宣传革命理论,指导越南国内的革命斗争。在工作和生活中,与当时在广州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张太雷、陈延年、刘少奇、彭湃、李富春、邓颖超等有较密切的联系。如“特别政治训练班”就设在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附近,训练班不开伙,学员都到讲习所去吃饭。中越同志经常交流,关系密切。训练班除由越南同志讲课外,也请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彭湃等中共领导人为越南同志讲课。所以,胡志明在196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而写的《中国革命与越南革命》一文中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大都是经过中国,而后传入越南。”

  1926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时期。1月1日至20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国民党湖南省代表身份出席了大会,并代表国民党宣传部在会上作宣传报告。胡志明获准在会上讲演,李富春任翻译,他痛斥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越南的种种罪行,号召越南人民起来斗争,呼吁中国人民支援越南革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国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胡志明也被迫离开中国,曾在广州受训或工作的部分越南同志,则参加了中国的广州起义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与井冈山斗争。越南河内革命博物馆至今仍陈列着当年越南同志参加中国革命的历史文物――“闽湘赣边区斗争纪念章”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志明于1938年底从莫斯科经新疆、西安到达延安,住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所在地――枣园。不久,中共中央按照胡志明的意图和要求,安排他以中共党员和八路军工作人员的身份,南下衡阳和西南各省实地考察和工作。当时,叶剑英正应邀在衡阳给国民党军进行游击战训练。胡志明到达衡阳后,和叶剑英同志一起过组织生活,一起开会学习,一起交流抗日战争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斗争经验,彼此真诚相待,合作默契。

  1940年法国巴黎沦陷后,胡志明立即召集海外部的同志共同分析局势,研究对策,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国内。他要求在中国的越南干部,包括准备去延安抗大学习的范文同、武元甲全部到广西工作。因为广西地处边境,活动条件好,可利用当地较宽松的政治条件,化名进行一些合法活动。胡志明等在桂林活动的同时,还在龙州乡下办训练班;在高平边境选择北坡作为回越领导革命的秘密立脚点;在靖西建立秘密交通枢纽。胡志明在靖西同越共国内中央机关来的领导同志长征、黄文树见了面。

  1942年8月,胡志明准备再到重庆找中共同志,不幸在进入广西边境时被捕入狱。一年后经周恩来委托冯玉祥将军帮助获释,遂留在广西活动。1944年9月重新回到北坡附近,直接领导越南革命。1945年8月在日本战败、宣告投降的同时,越党在河内北面的新潮举行全国会议,决定总起义。8月19日,越南首都河内的起义成功。9月2日,胡志明代表临时政府发表《独立宣言》,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

  胡志明和毛泽东在这段时间中,虽然几乎没有直接联系,然而,胡志明在讲中越革命的关系时,明确指出“中国抗战的胜利也为越南八月革命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1951年2月越党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胡志明在政治报告中说:“依靠中国革命的经验,依靠毛泽东思想..从而使我们取得了许多胜利。”并称颂毛泽东是“英明的、当之无愧的兄长和朋友。”

  慷慨无私的援助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正在进行抗法斗争的越南人民和胡志明主席。12月5日,胡志明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祝贺。翌年1月18日,中越正式建交。此时,越南仍在法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仍控制在法国殖民主义者手中。胡志明为了同毛泽东交谈抗法斗争的形势,请求中国给予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秘密离开越南,徒步走了17天,才走到中越边境,这对于一个六旬老人来说,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毅力。后经中国有关部门的安排,于1月底始抵北京。但毛泽东、周恩来已去苏联访问。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热情接待了这位从远道而来的老朋友,并把胡志明主席来京的消息电告毛泽东。2月3日,根据胡志明希望去苏联会见斯大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愿望,经请示毛泽东,刘少奇积极与苏联方面联系,并安全把胡志明送到莫斯科。

  在莫斯科,胡志明主席拜会了毛泽东,并同斯大林、毛泽东就越南的有关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会谈。3月4日,又随毛泽东、周恩来一道返回北京。

  回京后,毛泽东认真考虑了胡志明主席提出的经济、军事援助问题。当时,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企图从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两个方向构成合围,形成钳击之势,威胁中国的安全,而越南正是实现这一态势的重要所在。在国内,刚刚诞生的共和国,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创伤还未来得及医治,国民经济急待恢复,各项工作刚刚起步,山河待整,百废俱兴,面临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要解决这些困难,都需要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越南,英勇的抗法战争已进入第四年,法国侵略者凭借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美国的援助,占领了越南全国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道,封锁了中越边境,企图包围、分割以至消灭抗法斗争根据地。胡志明面临的局势是非常严峻的。毛泽东清楚意识到,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支援越南人民争取抗法斗争的胜利,不仅是对兄弟党和国家斗争事业的支持,是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且也利于打破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中国的企图,对维护中国的独立、安全和今后的绎济建设以及亚洲和世界和平都有积极的意义。毛泽东纵观全局,深思熟虑,毅然决定接受胡志明同志的请求,对越南承担国际主义义务,从人力、物力和军事上给越南人民以无偿的援助。

  鉴于罗贵波同志已作为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先期赴越,毛主席、党中央又决定任命韦国清为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为助手,组成军事顾问团赴越工作;不久,又派陈赓为代表,赴越协助组织边界战役和负责统一处理中国对越军事援助的各项工作。

  派遣中央联络代表和军事顾问团赴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尚属首次,它直接关系着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关系到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此极为重视,并研究规定了顾问团的工作任务、指导思想及工作方法。顾问团出发前,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到京的顾问团成员,为顾问团规定了两大工作任务:一是要帮助越南打胜仗,驱逐法国侵略者;二是帮助越南建设正规军队。毛主席说,派顾问团是胡志明主席要求的,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要同越南同志搞好团结,特别要搞好同越南领导人的团结。要注意,搞不好团结,宁可别做工作。

  毛主席还指出,帮助人家,只凭主观愿望出发不行,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帮助得恰当。要同人家好好商量,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要多向他们介绍经验教训,少讲“过五关、斩六将”,要经常检讨自己的言行。

  毛主席还特别强调,越南民族是一个好民族,几年来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帮助不是唯一的办法,要扶持越南走自力更生道路。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派你们去的地方很艰苦,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有牺牲危险,要克服困难。

  罗贵波赴越后,受到了胡志明主席的接见。他们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与越南领导人一起调查研究情况,认为通往中国的主要路线都在法国殖民军的严密封锁之下,援助物资无法运达,应首先解决交通运输问题。接着又同随后到达的顾问团及陈赓同志一起,制定了具有扭转战局作用的边界战役计划。在中越两国军民的共同努力下,边界战役首战告捷,战果辉煌。击毙、俘虏敌军近万人,收复了5个市,13个县镇,使中越边境的大片越北地区获得解放,扩大和巩固了根据地,打通了运输线,中国援越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胡志明主席评价这次战役时说:我们打了两个大胜仗,第一是我们消灭了敌人,并解放了高平、东溪、七溪;第二是我们看清了自己的缺点和优点。

  边界战役的巨大胜利,加深了毛泽东与胡志明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情谊。1951年2月,胡志明在越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说:“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条件的关系,中国革命对越南革命有着巨大的影响。”“依靠中国革命的经验,依靠毛泽东思想,..我们取得了许多胜利。”“这是我们越南革命者应该牢记和感谢的。”

  亲如手足的兄弟

  1955年6月23日清晨,胡志明主席身穿礼服,头戴礼帽,气字轩昂地站在睦南关下。他摘下礼帽,抬头望了望雄伟的关楼,用手轻轻地捋了一下腮下的银须,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和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的陪同下,步入了睦南关。胡主席此次来华,是应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首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65岁高龄的胡志明,步履矫健,满面春风,举止间充满了兴奋和喜悦。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多里,英雄的越南人民可谓双喜临门――奠边府战役告捷,日内瓦协定签字。历时9年的抗法战争,以越南人民的胜利、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失败圆满地划上了一个句号。

  6月25日,胡志明主席乘机飞抵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和上万群众隆重热烈的欢迎。当胡志明走下飞机时,毛泽东迎上前去,同他热烈握手,相互拥抱。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相继同胡志明主席热烈握手,互致问候。胡主席在毛主席等的陪同下,绕场一周,同欢迎群众见面,顿时,机场上欢声雷动,彩旗飞舞,来自云南、广西的僮、瑶、苗、哈尼等少数民族的青年,身着各色民族盛装,跳起欢快的民族舞,欢迎尊贵的友好邻邦的使者。

  当天中午,毛泽东便会见了胡志明主席,热情称赞英勇的越南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对外来侵略,建设独立国家的斗争。胡志明主席对毛泽东主席及中国人民给予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两位领导人亲切交谈,无拘无束,话题涉及两党、两国关系、亚洲和世界局势及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

  6月26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新楼大厅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招待胡志明主席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宴会从始至终,充满了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胡志明主席在宴会上致词时还特别强调:中越两国“不但是友好邻邦,同时也是患难兄弟”,近年来,两国关系愈趋密切,越南在抗战时期和恢复国民经济时期,都不断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同情和支持,中越友谊和密切关系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是任何人也不能离间和阻挠的。

  在京期间,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政府代表团还同中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签署了联合公报。此外,胡主席在毛泽东主席的陪同下,参加了北京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34周年而举办的盛大游园联欢活动;观看了文艺演出,所到之处,都洋溢着中越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7月8日,胡志明主席离京赴蒙古、苏联访问。21日,当胡志明主席途经北京归国时,毛泽东亲自到机场送行,亲切告别。

  胡志明此次访华,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访问。访华期间,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决定将8亿元人民币无偿赠送给越南人民,用于协助越南修复和新建铁路、码头、公路桥梁和纺织、制革、医疗器械、电器材料、农机具、造纸等方面的建设。此外,中越在技术合作和文化联系等方面,也达成了合作的协议。通过这次访问,使中越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两国合作更加广泛,从而大大加深和发展了中越两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友好关系。

  真诚团结的愿望

  1960年8月,胡志明主席再次来到中国,在北戴河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并下塌在中共中央在这里的别墅中。

  当时,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签订的有关合同,撤走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带走图纸,使中国40多个部门的250多个建设项目被迫中断,在经济上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1960年6月,苏共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从而使中苏分歧公开化并逐步扩大。对此,胡志明非常焦虑,他希望中苏两党两国尽快对话,消除隔阂,恢复团结。他怀着这个目的来到中国。

  8月10日,胡志明起得很早。昨晚没有睡好,总想着中苏关系问题,很想和毛泽东谈谈。他见毛泽东的房间静悄悄的,为了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便独自一人去海滨散步。

  毛泽东也整整一夜没有怎么睡。早起后,想去看看胡志明主席,同他聊聊,听工作人员说胡志明主席去海滨散步了,便也来到海边。

  当翻译和其他工作人员赶到时,两位老友已就中苏两国关系聊了起来。

  毛泽东说:“苏联不喜欢中国在经济建设中搞完整的全套。但什么都靠别人,有时靠不住。外国援助,帮助是可以的,但不能干涉内政。”“经济建设上不能强迫人听单方面指挥,政治上更不能强加于人。”毛泽东显得有点激动。接着他列举了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做法,批评这种做法是父子关系。同时,也表示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对待苏联。他说:“我们的道理是光明正大的,我们不怕,天是不会掉下来的。”

  毛泽东对胡志明主席为中苏两国劝和给予充分肯定,称赞他是和平的使者。

  胡志明主席原则上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认为“中国同志有时采取的方法,似乎不太了解西方同志个人的性格,所以效果不怎么好。”

  “说得好,我们也要注意批评方式。”毛泽东说。

  胡志明主席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随手拿起一盒烟,举在眼前说:“以请人抽烟为例,把烟递过来请人家抽,人家乐意接受;如果往桌子上一扔,说:‘抽烟吧!’有人就不乐意了。”边说边把烟丢在桌子上。

  胡主席接着说:“其实还不是一样,但各人的习惯不同。西方人对后一种方式总会不乐意。批评的原则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讲话的方式使人不乐意,效果不好。”

  毛主席点了点头,赞同胡主席的说法:“要用科学的语言,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批评。不粗暴,批评要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加上同志性!”胡志明补充说。

  交谈中,两位领导人还就即将于11月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中苏两党会谈的时间、方法及苏联对“东风压倒西风”的误解等交换了意见。

  这时,太阳已跳出地平线,把浩瀚的大海照得璀璨夺目,万点金星。毛泽东、胡志明脱去外衣,并肩走下海,挥臂劈水,遨游在万倾碧波之中。

  毛主席、胡主席上岸后,与前来海滨看望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等一同进餐,话题也轻松了许多。

  胡主席热情地邀请中国党派代表团去越南参加越南国庆纪念活动和党的代表大会。并风趣地对毛泽东说:“明年春天刘少奇同志一定要去,他欠的债明年春天还。毛泽东同志也一定去,这笔债也要还。时间你自己定。”

  “你们那里冬天怎么样,最低气温几度?”毛泽东问。“12度。”阮春水在旁回答道。“不冷。可以偷偷地去,游一下红河。”毛泽东幽默地说。

  “不公开,不秘密,用你曾说过的方式,非正式访问。”胡主席笑着说,“至于红河嘛,水可能太混浊,不好游呀!这要到时再说。”

  8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又一次会见了从苏联返京的胡志明主席,听取了胡主席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会谈情况的介绍。胡主席情真意切地希望中苏两党尽快举行会谈,以消除隔阂,加强团结,挽救面临危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毛主席被胡志明主席这种精神所感动,紧紧拉着他的手,激动地说:“谢谢胡志明同志,为团结奔走万里。感谢你!”

  然而,由于苏联坚持大国霸权主义态度,不可能解决中苏两党两国存在的种种问题。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为保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必要的妥协,通过了《莫斯科宣言》。但苏共仍以“老子党”自居,特别是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连篇累牍地发表决议、声明、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使争论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胡志明主席的极力劝说,并未阻止往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

  1969年9月2日,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奔走一生的老人,在他心脏停止跳动的最后一刻,仍念念不忘中苏和解,他带着这一善良愿望,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反美斗争的后方

  1954年7月法国与越南签订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后,美国便取代了法国,继续对越南南方进行殖民统治。胡志明领导越南人民为把美国侵略者赶出越南,又开展了伟大的抗美斗争。

  1964年8月3日,美国政府以所谓的“北部湾事件”为借口,下令美国舰只在北部湾继续“巡逻”,同时调集大批战舰驶往越南海域,美国飞机袭击了越南海防巡逻舰的供给设施。8月5日又派遣大批飞机对越南北方的义安、清化、鸿基等沿海港口进行轰炸,从而把侵略越南的战火烧到了越南北方。8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谓“北部湾”决议案,宣布授权约翰逊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袭击”。这实质上是美国公开侵略越南的宣战书。翌年3月,美国第一批作战部队――3500名海军陆战队到达南越岘港空军基地,准备实施更大的军事行动。

  面对美国侵略者的猖狂进攻,胡志明向毛泽东发出了援助的请求,并派黎笋来华具体商谈。毛泽东认真分析了越南战场形势和当时的国际局势,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无条件的满足越方的要求”。同时,通过刘少奇与黎笋的会谈,就有关援越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

  1965年5月,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来华访问的胡志明主席。胡主席对毛泽东说:“我这次到中国来,有三个目的:第一是问候你和中共中央其他同志的健康;第二是代表越南劳动党、越南人民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抗美斗争的各项援助;第三是祝贺中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毛泽东听后说:“第一点、第三点我接受,第二点不接受,全世界人民都感谢你们。感谢越南,不是你们感谢我们。”

  胡志明坚持说:“我们要感谢你们。不只是我个人这样看,全体越南人民都这样看。”他还向毛泽东举了个例子说,有两个中国同志,不署名寄捐款给胡志明,一个寄100元,一个寄几十元,并说明是他们节省下的薪金,捐献给越南,打美帝国主义。胡志明说:“我们两国的关系真正是唇齿相依,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兄弟情谊。”他还介绍说:“美军要增加到10万,要继续升级,要炸越南的工厂,要炸海防,甚至河内。”“我们已下定决心,即使敌人炸坏河堤,淹没许多地方,我们全党、我国政府和全国人民仍然坚决打下去。”“越南人民知道,不打败美国是抬不起头来的。我们准备打5年、10年、20年。”

  “美国打不了20年。美国打不赢你们,他们怕你们,你们将打赢美国。美国的人少,你们人多。他顶多来个十把万人。”毛泽东分析说。

  胡志明对毛泽东的分析表示赞同。他说:“美国来十把万人,我们不担心。我们可以打败美国的陆军。我们不只有正规军、有游击队、有人民,而且气候、蚂蝗、蜂子、蚂蚁、沼泽都是我们的同盟军。我们还有坚固的后方,这就是中国。”

  两位领导人还就越南战场形势和具体战略战术等问题进行了交谈。他们高瞻远瞩,胸怀开阔,对眼前的困难充满了革命的乐观精神和必胜的信心。

  在吃饭时,毛泽东突然萌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对胡志明说:“我想到你们那里去,秘密去。”

  “欢迎你去,但现在局势是这样,敌机常轰炸。”胡志明嘴上说欢迎,实际上并不同意,他担心毛泽东的安全。

  “我就是要去看轰炸,要去轰炸的地方。好几年没看到轰炸了。”毛泽东仍固执地说。

  胡志明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婉转地说:“等形势好一点请你去。”

  毛泽东对胡志明的心意是非常理解的,但还是说:“形势好转我又不去了。我就是想现在去。以前,我被国民党、日本、美国的飞机轰炸了几十次、几百次,就是没有炸到我。现在,我想到你们那里看看:即使到靠近的地方也好。可以秘密去。”

  胡志明还是坚持己见:“你目标太大,越南的孩子都认得出你来。”

  “可以化装成一个中国专家就行了。”

  “怎么化装都认得出来。等适当的时候,我会请你去的。”

  “我就是想现在去。”

  “等下半年,看情况如何再定。”

  毛泽东屡遭婉拒仍不灰心,胡志明坚持原则毫不动摇。可谁曾想到,越南的抗美战争还未结束,胡志明还没来得及在越南的土地上接待这位恳切要求访越的老朋友,便离开了战斗的土地,离开了心爱的祖国和人民。也许这是两位伟人一生交往中的一件憾事。

  对于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胡志明和越南人民表示由衷的感谢。黄文欢同志在1979年11月,曾发表文章回顾说:“根据胡主席的请求和两国政府的协议,自1965年10月起,中国的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部队总数达30多万人,来到越南北方工作。中国同志击落了许多敌机,修筑了成千公里支前运输线,并保证道路畅通无阻。成千中国战士牺牲在越南的土地上。1970年7月,在完成任务之后,这些部队已全部撤回中国。”在物质方面,从中越正式建交后,“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二百亿美元,在各国的援助中占第一位,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和民兵游击队二百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品,成百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三亿多米布,三万多辆汽车,等等”。“中国帮助越南修建了几百公里铁路,供应了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中国援助了越南五百多万吨粮食。”中国石油刚刚能够自给的时候,“就尽力供应越南近二百万吨汽油。同时,还援助越南三千多公里的油管,使越南能够铺设输油管道,把中国的汽油送到越南南方。”在战争年代越南人民的日用品,也是中国援助的。“中国还援助几亿美元现金,供越南机动使用,而当时中国正十分需要外币来建自己的国家。”

  源远流长的友谊

  中越两国国土相连,山水相依,奔流不息的红河发源于中国云南大理,在越南境内长达500多公里,它象一条友谊的纽带,把中越两国人民世世代代连在一起。特别是近代,在抗法、抗日以及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斗争中,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交往日益频繁;毛泽东与胡志明更是亲如兄弟,彼此支持。

  胡志明主席曾多次来我国访问或途经中国顺道访华。他不仅同中国的领导人有着密切的交往,深厚的友情,而且对中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感到亲切。1959年8月,他在苏联休假后,专程从新疆入境,经酒泉、兰州、西安,转道庐山和北京,在中国进行了一次时间和路程都较长的参观、游览和访问。8月1日,胡志明入境时,从飞机上看到旭日东升,朝霞满天,群山起伏,甚为壮观。到宾馆后,即兴用汉文写诗一首,诗云:“遥望天山风景好,紫霞白雪抱青山。朝阳初出赤如火,万道红光照世间。”回越后,又用第三者口吻写了长篇游记发表。

  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对胡志明主席情真意切,非常尊敬。1960年5月,胡志明70寿辰时,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联名致电祝贺,称赞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战士,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同时,毛主席还派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专程到越南为胡志明祝寿,祝词是用16句诗

  写成的,最后四句是:“中越相依如唇齿,后方前线互支援。一柱南天欣顽健,英雄肝胆福寿全。”

  1961年7月1日,胡志明主席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发表署名文章《中国革命与越南革命》,高度评价中越两国的友好关系,称颂它是“恩深、义重、情长。友好精神万世流芳。”

  胡志明晚年多病,毛主席、周总理都非常关心,曾多次把他接到中国广东和北京,派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疗。1969年初,毛主席、周总理得知胡志明病重时,又立即决定派专机、送专家、护士赴越南协助治疗。8月23日,胡志明主席病情加重后,中国又派出了第二个专家组赴越,紧接着,26日第三个专家组飞赴越南。当时,胡志明病情再度恶化,专家组一下飞机便直奔主席府,投入了紧张的抢救工作。9月1日,胡志明病情急转直下,中国又派出了第四个专家组。9月2日9时47分,当第四个专家组的专机仍在赴越途中时,这位为越南人民奋斗一生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杰出战士、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噩耗传到北京,毛泽东悲痛万分。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战友和亲如手足的兄弟;越南人民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革命领袖。悲痛之余,周恩来考虑到胡志明逝世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日是同一天,立即给中国驻越大使王幼平发去署名电报:不要与医疗组联系,在越方没有公布消息前不要去吊唁。

  事情正象周恩来所预料的那样,越南公布胡志明逝世的时间是9月3日。越南党不愿把胡主席的逝世日与共和国的诞生日放在同一天,否则今后的节日庆祝与忌日纪念活动不好安排。

  9月4日,周恩来受毛泽东之托,亲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越南吊唁胡志明主席。周恩来在会见越南领导人时,悲痛地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我早些来,也许他不会走得那么快..”周总理真挚的话语,使在场的人更加悲痛。

  9月6日,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到越南驻华使馆进行吊唁,对胡志明不幸逝世表示无比沉痛的哀悼。毛主席献的花圈的白色缎带上写着“献给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胡志明同志。”

  半个世纪以来,胡志明在其革命生涯中,与毛泽东同志、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为革命的献身精神,高尚的革命品德,一直为中国人民所崇敬。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唁电中所说:“胡志明主席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于越南革命的具体实践。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越南民族解放斗争和共产主义事业。”“胡志明主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极支持各国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岁月里,他几次来到了中国,同中国人民患难与共,并肩战斗,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中越两国革命胜利以后,他为加强和发展中越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战斗团结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我们两国人民在长期战斗中建立起来的这种友谊和团结,是经得起考验的。”“胡志明主席逝世了,但是,他的高尚的革命品质和不畏强暴的战斗精神,将永远留在越南人民的心里,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永远留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心里。”

  (张翼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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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毛泽东与田中角荣






  田中首相带着恢复日中邦交的希望,直飞北京

  1972年9月25日,在中日关系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这天,秋高气爽,晴空万里,载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为首的日本政府代表团的日航DC―8型专机,于8时10分从东京羽田国际机场起飞,带着恢复日中邦交的希望,径直向远距3000多公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飞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本首相首次访华。

  在头等舱里,田中首相坐在松软舒适的靠椅上,俯视机翼下如絮如烟的茫茫云海,思绪万干。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和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尤其是日本受到的震动更大,无异于晴空霹雳。华盛顿决定同北京改善关系,竟事先未与其同盟国的日本打声招呼,进行“越顶外交”,这大大地刺激了日本,失去了对美国的信任感。加之,197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切都极大地调动了日本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性,日本国内要求政府修改对华政策,尽快与中国恢复邦交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自民党内对佐藤内阁持批评的人也与日俱增。中日关系已处在转折的关键时刻。这时,日本自民党正面临下届总裁的改选,党内各派活动频繁,争夺激烈。作为总裁竞争者的田中角荣志在必得。他审时度势,决定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选举时的主要对外政策,并积极进行活动。1971年7月和1972年1月,田中曾先后请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等草拟日中复交的可行性方案,并同桥本多次交换意见。1972年3月,田中向田川诚一吐露心声时说:“一旦我取得政权,便立即实现日中复交”,“中国方面的原则(指“恢复中日邦交的三原则”①)是正确的。”同年4月21日,田中与大平正芳、古井喜实彻夜长谈时表示,“如果我当上总理,请大平君任外相,全力以赴地打开日中关系。”5月18日,古井访华会见周恩来总理时对周总理说:“田中将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如果田中就任首相,一定会着手进行日中复交,那时大平将以某种形式协助,构成理想的体制。”差不多与古井同时访华的公明党副委员长二宫文造也向周总理表示:“在田中出任首相和日中复交问题上,公明党将予以全面合作。”

  1972年7月5日自民党举行临时党代表大会,选举第六届总裁,田中以282票对190票的优势当选。当天,他便对新闻界发表谈话:“将以认真态度对待(日中邦交)正常化”,“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翌日,田中被国会指定为总理。7日组阁,任命大平为外相。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田中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要加快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以便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大平外相也表示:“为实现邦交正常化,首相或外相有必要在某个时期访华。”“在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时,不能想象‘日台条约’还会继续存在。”平时遇事慎之又慎的大平,此刻作出如此积极的姿态,

  ①指1972年4月13日中日友协与日本民社党访华团签署的联合声明中,认为恢复中日邦交,日方必须承认: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等三项基本原则。实在令人瞩目。7月13日,田中将自民党的“中国问题调查会”改组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并扩大其成员,在自民党参众两院431名议员中,有249名议员参加了该协议会。

  田中内阁在日中关系上的积极姿态,中国政府十分迅速地作出了反应。7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讲话时说:“在日本,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这实际上是中日两国总理通过新闻媒界进行的第一次对话。

  现在田中将身负重任,去实现日中复交的历史业绩,同中国首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会谈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结束两国漫长的不正常关系历史的一页,感到责任重大。想到这里,田中对这短短的两个多月,以闪电般的速度,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完成了此次北京之行的准备工作,不禁流露出喜悦之情。要路通桥成,还需从战略高度出发,英明决断,心诚志坚去努力完成。他环视了谨言慎行的挚友大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以及其他人员,增强了此行的信心和决心。为了开拓这条日中复交的通道,在两国之间架起友好的“金桥”,经过了多少有识之士的不断努力,才有今天的状况。这两个多月的艰难曲折,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佐佐木为田中访华铺设了轨道,周总理说:“欢迎田中首相来北京”

  7月的北京是最炎热的季节,大火流金,真有点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为了沟通中日两国对邦交正常化的看法,冒着酷暑,顶着骄阳,于7月12日来北京访问。临行前,他专门拜会了田中首相,了解新内阁对华的基本态度,探寻对复交三原则,尤其是对处理台湾问题的真意。佐佐木坦率地问田中首相:“在复交三原则中,如何处理日台条约是最重要的,您打算怎么办?”田中果断地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我承认三原则。因此,对处理台湾问题有坚定的信心。”佐佐木为了慎重起见,又叮问一句:“如果周总理问到,就照那样转达可以吗?”田中明确地说:“一定实行。”

  与此同时,中国在打开中日关系的大门方面,当时还受到“四人帮”的干挠。为此,负责此项工作的周恩来总理事事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使“四人帮”无隙可乘。为使工作万无一失,经毛主席同意,周总理指定姬鹏飞、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组成日本组,研究中日建交问题,有时就在毛主席住处开会,向毛主席汇报。

  7月16日、19日,周恩来总理两次会见了佐佐木。佐佐木向周总理透露了他和田中首相谈话的内容,转达田中首相要建交的决心和种种打算,并保证说:“我想田中君是靠得住的。”周总理当即表示:“那是否就请田中首相到北京来吧。”佐佐木立刻补充了一句:“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希望务必邀请。”周总理再一次回答说:“如果田中首相来北京,欢迎。”略一思索,接着说:“田中首相访华时的待遇和尼克松总统一样。”考虑到田中首相乘专机来访,“绕道香港不方便,所以田中首相来的时候,就请直飞北京。”

  在会见中,周总理还深情地对佐佐木说:“社会党没有外交权限,我们当然只能和具有外交权限的田中首相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形势,是日本人民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请向日本人民转达我的谢意。日中首脑会谈不要过多地拘泥于往事,将以向前看的姿态探讨问题。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是使七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与一亿一千万日本人民建立永恒的和平友好关系的一次历史性握手。”周总理这种诚恳笃实、坦荡无私的品德和细致入微的体贴,使佐佐木非常感动。

  7月21日,佐佐木回东京后,立即向田中首相汇报,使田中了解了中方的态度,坚定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决心,同时也切实感到有必要迅速拟定出日本方面对日中谈判的见解。

  正当田中首相积极进行日中复交的准备时,中国方面在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夕,于7月3日任命熟悉日本情况的萧向前为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新的首席代表。7月11日,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率领208人的上海歌舞团到日本访问和演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赴日的最大歌舞团,受到日方破格的接待,田中、大平对它也很重视,把它看成是了解中国意图,同中国对话的一个重要渠道。

  孙平化到日本不久,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陈杭处长也相继访日。据说陈向孙平化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我之所以说田中内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值得欢迎,是因为毛主席说,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孙平化嘛,就是要万丈高楼平地起,萧向前是继续前进的意思。要把这件事落实才行。”

  7月20日,日中恢复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在东京新日本饭店为孙平化、萧向前举行盛大欢迎宴会。大平外相、三木国务相、中曾根通产相和自民党的桥本干事长、铃木总务会长、樱内政调会长等党政要人应邀出席,这是前所未有的。孙平化在宴会上说:“希望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仅仅是气氛,而能够使之开花结果。”这次活动,可以看作是实现邦交正常化的预先接洽。接着,大平在22日和孙、萧二人进行了会谈,他说:“我和田中首相是同心同德的挚友,首相把外交事务全权委托给我。现在日本政府首脑访华,解决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己完全成熟了。”8月11日,大平在大仓饭店再次会见孙、萧时,正式转达田中首相访华的决定,还答应在首相同中国方面会谈时愿从中进行斡旋。次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受权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8月15日,田中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在东京帝国饭店会见孙平化、萧向前时表示:接受周总理邀请,将于9月下旬率政府代表团访华,商谈日中关系正常化问题。田中访华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基本就绪。8月16日,孙平化完成了所负使命,率上海歌舞团乘日航和全日空两个航空公司的专机直飞上海。这实际上是周总理特意为田中、大平访华直飞北京安排的一次预演。

  《竹入笔记》使田中喜形于色,“这样,邦交正常化就可以实现了”

  在东京都千代田区永田町2丁目3番地1号的首相官邸,田中首相一大早就来到他的办公室,焦急地等待昨晚从中国返回东京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的来访。田中内阁成立不久,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访华带回周恩来总理的口信:“欢迎田中首相来北京。”但是27年来,两国政府间的交往完全是一片空白,加之还存在“日台条约”等问题。田中、大平对起草日中谈判草案心中没有底,于是,竹入便充当田中个人的“密使”,访问中国。

  竹入与田中私交甚笃,在田中组阁之前,曾向田中进言,希望田中认真着手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期待田中在总裁选举中获胜。现在,田中请他出访北京,他当然衔命前往。竹入访华前,曾与田中、大平先后四次磋商,就结束战争状态、具体实施三原则,尤其是台湾问题、日美安全条约问题以及条约形式等涉及首脑会谈的重要议题,逐条加以确认,将其归纳为20条意见。7月25日,竹入偕公明党政策审议会会长正木良朋飞往北京,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三次会谈,共约10多个小时。8月3日晚才返回东京。第二天便匆忙来到首相官邸,向田中报告此次北京之行的情况。

  田中一见竹入进来,便快步迎了上去,热烈握手:“竹入君,辛苦了。看你的神色,此行一定有所收获。”田中首相迫不及待地问。

  宾主落座后,竹入详细地向田中汇报了这次访华的情况。他说:在北京同周总理进行了三次会谈,周总理认真听取了他转达田中、大平的想法和要求,在最后一次会谈时,周总理出示了事先打印好的中方方案说:“已经毛主席批准”,上面有毛主席的签名。周恩来一字一句地宣读,我拼命地记录。写着写着,感到吃惊,手都发抖,心想复交可以实现了,高兴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中方这个方案考虑了日方的立场,对日方的意见给予了关照。在会谈中,周总理还明确表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不仅横遭日本的侵略,而且被索取了巨额的战争赔款。为此,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念及此,我们不忍心让日本人民遭受痛苦,所以我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放弃对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竹入在汇报过程中,大平外相也走了进来。

  竹入说着,将笔记本呈递给田中首相。田中迅速看了一遍,不由得喜形于色,连声说:“周恩来这个人真是通情达理。这样,邦交正常化就可以实现了。”并把笔记本交给大平。平时不苟言笑的大平外相,这时也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连忙将笔记本装进口袋,对竹入说,谢谢你,“今后看首相决断了。一俟定夺,我这个外务大臣就要排除万难去干,我发誓!”嗣后,便拿着笔记本匆忙赶回外务省。

  竹入笔记本记载了如下内容:

  两国的战争状态以共同声明的方式告终了;日本充分理解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两国建交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愿望,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两国关系,通过和平协商解决纠纷问题;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反对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权利;在缔结友好条约之前,先缔结航海、气象、渔业、邮电、科技等协定;关于台湾问题,要求日方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废除日台条约,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等。

  这就是后来被日本报刊称为的《竹入笔记》,它实际上是中国方面所设想的中日复交联合声明的草案要点。

  日本在研究了中方关于中日复交的要点的基础上,拟订了日中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草案。但是一直作为大平外相智囊、参与起草草案的古井喜实还是放心不下,认为关于结束战争状态和台湾归属等三原则的重要问题,与中方认识有很大差距,为确保会谈成功,古井建议将日方草案送交中国,作最后调整。大平接受了这一建议。

  9月9日,古井喜实受大平委托,携带日方草案,和田边诚一等率领日本备忘录贸易代表团抵达北京。周总理认真研究了古井带来的日方草案,于9月12日会见了古井一行,再次阐述了中国方面的原则立场,并深情地对古井等人说:“今后邦交正常化了,即使是互换大使,备忘录贸易也取消了,民间贸易还必须越来越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为了扩大日中友好关系,也必须开辟困难的道路、曲折的道路,我想对各位先生来说,这些工作正等待你们。”这充分反映了周总理对为中日友好作出过贡献的老朋友是非常关切和信任,中国是“饮水不忘掘并人”。古井等人深受感动。

  古井访华前不久,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于8月30日晚乘机飞抵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群岛的胡瓦岛(即檀香山),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日美首脑会谈。会谈中,日方提出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得到了美国的谅解。美国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将不试图向日中政府提出任何意见。”9月1日发表了《日美联合公报》,公报不仅赞同田中访华,而且对台湾问题也只字未提。事后,大平外相感慨地说:“夏威夷会谈进展顺利”,至少飞赴北京的单程票已经到手。

  小坂肩负先遣队的使命访华,为田中北京之行作好了最后准备9月18日,华灯初上,白天喧闹的天安门广场渐渐地静了下来,但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却灯火明亮,气氛热烈。身着灰色中山服的周恩来总理虽然日夜操劳,显得有些消瘦,但他那大而明亮的双眼仍炯炯有神,平时严肃的脸上,今天也绽露出喜悦的微笑。他频频同日本客人举杯。今天下午,他刚同日本自民党代表团会谈过,取得完满的结果,现在特为该代表团访华成功举行宴会。

  以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前外相小坂善太郎率领的日本自民党代表团是由23名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组成的,于9月16日抵京,此行主要是为田中首相访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最后准备,负有先遣队的使命。小坂来京前,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于9月8日在自民党本部召开全体会议,就日中复交谈判的基本方针进行讨论,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归纳为五项较为抽象的原则。与此同时,党内亲台势力也大肆活动,激烈反对日本同中国恢复邦交。为了妥善处理好党内各种意见,安抚台湾帮,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首相一面派小坂善太郎率领自民党代表团访华,为他打前站,同时让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参加该团,请中国方面施加影响,对他们做工作;一面派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率团出访台湾,安抚蒋经国,实际上是安抚党内的台湾帮。

  宴会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周总理在宴会上语重心长地指出:“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我们要向前看。促进和发展中日友好,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已经成为一股巨大的潮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对田中、大平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作的努力,热情地赞扬说:“这是值得欢迎的,中国政府已经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我们深信,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一定能排除干扰,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并且无限深情地说:“当前中日两国关系的新发展,是两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广大的日本人民和日本各阶层朋友和组织为此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对于为中日友好播了种子的日本朋友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周总理情真意切、通情达理的讲话,赢得了阵阵掌声。

  席间,周总理还笑容可掬地亲自为小坂夹菜,使小坂深受感动,不禁想起下午同周总理会谈时的情景。这是一次完全公开的会谈,除代表团全体成员外,随团记者也列席参加,历时约40分钟。在会谈中,周总理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祸害。”“今天恰巧是9月18日,41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现在两国握手,这是历史性的转折。新时代已经到来,应当继续前进。”对于日本自民党内某些人鼓吹“不能抛弃台湾”和“两个中国”的谬论予以严厉的驳斥。同时对于田中内阁在处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表示予以适当的照顾和体谅,但强调只能是在日方接受恢复邦交三原则的基础上,而不能颠倒过来。对椎名特使赴台,周总理也说“他担当了很困难的角色,对此给予同情。”周总理还意味深长地说,通过互相交谈,可能取得一致意见,也可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我们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周总理坦诚真挚、光明磊落的胸怀,使代表团中台湾帮的议员也大受感动,全体站起来热烈鼓掌,使会谈气氛变得轻松、友好。

  小坂等人通过同廖承志等开诚布公的会谈和周总理的谈话,不仅就相互尊重对方立场,加深友好关系事宜达成了协议,而且也使代表团内部的不同意见已趋统一,都表示赞成与中国邦交正常化。小坂这次访华,达到了预期目的。

  小坂完成了使命,起到了为田中访华铺路的作用,于9月20日回国。回国当天,就在东急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为了日中两国的百年友好,给田中首相铺路这个访问中国的目的已经达到。”

  9月21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发表新闻公报,宣布“田中首相欣然接受周总理的邀请,为谈判和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从9月25日至30日访问中国。”至此,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访华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田中表示:“务必要使访华成功。”周总理说:“邦交正常化要一气呵成”

  北京机场,阳光灿烂,万里无云。悬挂在停机坪前主杆上的中国五星红旗和日本太阳旗迎风招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本国旗首次与中国国旗同时在机场上飘扬。11时30分,田中首相乘座的专机徐徐在机场的跑道上降落,专机停稳后,舷梯靠了上去,铺上了红地毯。不一会,机舱门打开,身穿深灰色西服系着素色领带的田中首相,出现在机舱门口。他面含微笑,显得很兴奋,一面向前来欢迎的人们挥手致意,一面缓步走下舷梯,同迎上前来的周恩来总理热烈握手,相互敌视了20多年的亚洲两个大国的手终于紧紧地握到一起了。

  在周总理的陪同下,田中首相同前来迎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外交部长姬鹏飞、副部长韩念龙、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等一一握手致意。军乐团奏起中日两国国歌,周总理陪同田中首相检阅了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后,周总理和田中首相乘座插有两国国旗的红旗高级轿车,驶往城西静谧优雅的钓鱼台国宾馆18楼。

  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就和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进行第一轮首脑会谈。中方有周总理、姬鹏飞外长、廖承志(顾问)、韩念龙副外长、陆维钊亚洲司长;日方有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

  吉田健三亚洲局长、高岛益郎条约局长。田中首相在会谈中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务必要使这次访华成功,以实现邦交正常化。周总理强调,邦交正常化要一气呵成;中日两国应在邦交正常化的基础上保持世世代代友好、和平的关系;日中双方应求大同存小异。周总理还表示,中国人民深受赔偿之苦,所以也不愿日本人民尝此苦头。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我们放弃赔偿的要求。在会谈中,田中首相还详细地说明了自民党内围绕着台湾问题的实际情况,并坦率地说,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到他这次访华的成功与失败。第一轮首脑会谈,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田中首相表示,“这次谈判无论如何要谈出结果来。”

  然而在进入实质性会谈时,一开始就遇到困难。26日上午姬外长与大平外相会谈时,由于日方条约局长高岛益次郎死抠条文,把“日台条约”作为依据,使会谈陷入僵局。会谈中,高岛认为在《联合声明》中毋需写入“结束战争状态”和“中国放弃赔偿要求”。因为在签署“日台条约”时,已经结束了与中国的战争状态;蒋介石已宣布放弃赔偿要求。对台湾归属问题,高岛认为日本已经通过“旧金山和约”,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利依据,日本政府没有资格谈论它的归属问题。当然,日本政府知道中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可以对中国的立场表示“理解和尊重”等等。对高岛的上述论调,中方当即予以反驳。

  当天下午,举行了第二轮首脑会谈。周总理严正指出,高岛在外长会谈中的发言,我认为并不是田中和大平先生的本意。“如果照此理解,我真不明白各位是吵架来了还是实现正常化来了”。周总理说,所谓蒋介石已放弃要求战争赔偿说法,“使我们感到惊讶和愤慨”。蒋介石政权早已被中国人民推翻,他和日本人签订的所谓“和约”时宣布不要赔偿是慷他人之慨,而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为的是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才宣布放弃赔偿要求的。周总理特别强调,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政治问题。针对田中首相在昨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词时,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轻描淡写说成是“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这句话,坦诚地指出:“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田中首相解释道:“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并表示,“如这样的表达不合适,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改。”在会谈中,周总理等还对《联合声明》逐条阐述了中国方面的原则考虑。这轮会谈,用二阶堂进的话来说:“两国首脑以惊人的坦率进行了讨论。”

  当晚,姬外长与大平外相再次举行会谈,高岛局长同外交部顾问张香山进行了接触。在此基础上,日方对所提方案进行了调整,并起草了妥协方案。

  27日下午,中日双方举行了第三轮首脑会谈。由于中方既坚持原则又适当灵活,日方也因田中首相从政治高度作出决断,双方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使分歧点逐渐缩小,难点逐一解决,从而对《联合声明》的内容逐步达成一致意见。如“结束战争状态”问题,中方认为是在中日恢复邦交时结束的,而日方则认为是在缔结‘日台条约’后结束的,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最后,周总理提出正文中用“不正常状态”一词代替“战争状态”,但在前言中把“战争状态的结束”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连结在一起写。经周总理这么一调整,双方都在不丧失原则立场的情况下予以接受;关于复交三原则的第三项“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问题,日方认为,如果把这一条写入声明,就将意味着日本的外交,特别是20年来的对台关系是虚伪的,这会引起自民党内和国会内的极大混乱。为了照顾日方的困难,中方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明日方重申充分理解中国的“复交三原则”,那么第三原则就可以不写入《联合声明》中,而以其它的形式解除“日台条约”和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日方一再保证随着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将采取适当形式立即宣布日台外交关系自然中断。

  在整个会谈中,周总理对原则问题一丝不苟,但在运用原则时又灵活变通。周总理曾说:“从我们的处境出发,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如不坚持这个立场,即使建交了也不巩固,人民也不会支持。”所以,他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把坚定的原则同灵活的策略巧妙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友好这个大局出发,使一些棘手问题迎刃而解。田中首相高度评价周总理这种高超的外交艺术,说他“身似柔柳,心如巨石”。

  毛主席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开了“绿灯”

  插着中日两国国旗的高级红旗轿车车队,从钓鱼台国宾馆开出,在沿途的警卫下,经木樨地、沿西长安街,急速地向中南海驶去。27日晚饭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通知日方:“今晚8时或9时,毛泽东主席准备会见田中首相”。8时刚过,周总理前来国宾馆,亲自陪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前往中南海。

  北京的秋夜,凉风习习,绿树婆娑,在华美的路灯衬托下显得更加美丽。坐在车中的田中首相,心潮起伏,这三天的会谈可以说是一波三折,紧张激烈,但经过两国领导人英明决断,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大局出发,互谅互让,总算基本上达成一致。现在毛主席要接见,可以断定会谈已越过最困难的关口,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认可。

  车队绕过红墙,驶进中南海,沿着湖边的林荫雨道,徐徐前进。这里环境清幽,道旁的南海在夜幕笼罩下,湖面上闪烁着点点波光。车队在毛主席住的丰泽园停了下来。这是一座18世纪中国宫廷建筑的四合院,青砖灰瓦,园内老槐苍柏,极其宁静。田中等在周总理的陪同下步入毛主席的书房。房间不算太大,四周排列着巨大书架,上面摆满了线装书、马列著作和各种学术专著。在书架前侧,摆放着四个落地灯,房子正中,几把沙发摆成了半园形。毛泽东主席见田中首相他们进来,便迎上去同客人们一一握手问候,然后请客人在沙发上落坐。

  “欢迎你,我是个大官僚主义者,见你们都见得晚了。”“怎么样,吵了架吗?总要吵一些,天下没有不吵的。”毛主席以他独特的诙谐和幽默,立时消除了客人们来时的紧张心情。

  “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田中首相很有礼貌地说。

  “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毛主席说。

  周总理在旁插话说:“两位外长很努力。”

  “是的,两位外长很努力。”田中首相也补充了一句。

  毛主席侧过脸,对着大平外相说:“你把他打败了吧?”用手指了一下坐在周总理旁边的姬外长。说完哈哈一笑。这笑声顿时也感染了在座的其他人,大家都笑了起来。笑声消除了隔阂,使彼此更加接近了。

  “没有,我们是平等的。”大平外相不好意思地连忙解释。

  田中首相接着大平外相的话说:“我们进行了非常圆满的全谈。”

  “那就好了。你们那个‘增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了?”毛主席关切地问。

  “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田中首相真诚地说。

  毛主席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毛主席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一提到历史,就特别有兴趣,娓娓道来。

  “所以,我们一直听说日中交流的历史有两千年。”日本首相也蛮有兴趣地说。

  “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毛主席把话题引到田中首相这次访华上来。

  “美国声明支持我们到中国。”田中首相表明了美国对他访华的立场。

  “基辛格也通知我们了,不设障碍。”毛主席说。

  “是的,我同大平外务大臣一同去夏威夷见过美国总统尼克松。”“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因此,美国支持日中两国改善关系。”田中进一步阐明了美国的态度。说着,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熊猫牌香烟,问毛主席:“我是否可以抽烟?”

  毛主席拿起身边的小雪茄说:“你抽不抽我的烟?”

  “这个就行了,我本人已经戒烟了,但由于同周总理谈判的时间长了,又抽上了。”田中首相说着,划着火柴,站起来给毛主席点烟,然后自己把烟点上。

  毛主席用英语说了句“Thankyou(谢谢)。”然后,悠然地吸了口烟,柔和的青烟,冉冉地向四周飘散。毛主席转过头问周总理:“声明什么时候发表啊?”

  周总理回答说:“可能明天,今天晚上还要共同研究定槁。要搞中日两种文本,还有英文本。”

  毛主席深深地吸了口烟,对田中首相赞许地说:“你们速度很快啊。”

  “是的,只要时机一成熟,就可以得到解决。”田中首相兴奋地回答,接着坦诚地说:“只要双方不玩弄外交手腕,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

  毛主席专注地听着田中首相的谈话,饶有兴趣地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啊”,“你选举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说到这里,毛主席爽朗一笑,对田中首相说:“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的票。正是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解决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啊。”

  田中首相激动地说:“按照日本宪法的规定,内阁有权处理外交事务,而且,内阁的成员要共同对日本国民负责。所以这次我们三人来中国,谈定联合声明后要报告内阁,取得内阁的承认。”

  会见中,毛主席谈吐随便,言简意赅,以安祥而平和的语调,阐述自己的观点;以风趣幽默的语言,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哲理。毛主席的话,不装腔作势,亲切自然,充满魅力,引人入胜。田中等人和毛主席谈得那么和谐亲切,就象老朋友话家常似的,谈古说今,无拘无束,兴趣所至,不时发出阵阵朗朗笑声。田中首相见毛主席侃侃而谈,精神旺健,由衷地说:“看来,毛主席身体很健康,今天能见到毛主席很荣幸。”

  “不行了,我这个人要见上帝了。”毛主席诙谐地笑着说。“他每天读很多文件,你看有这么多书。”周总理关切地说,并用手指了靠墙的书架。

  田中首相随着周总理的手扫视了摆满各种书籍的书架,无限感慨地说:“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而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

  一提到书,毛主席就特别兴奋说:“我是中了书毒了,离不了书。”指了周围书架和桌上的书说:“你看,这是《稼轩》,那是《楚辞》”。随手拿起桌上的《楚辞集注》(共六册)递给田中首相说:“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送给你”。

  田中首相惊喜不已,连忙站起来接过毛主席递过来的书,向毛主席深深地鞠了一躬,动情地说:“非常感谢,谢谢毛主席。我们三个人一定好好学习。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毛主席起身和客人一一握手,并把客人送至门外。

  田中、大平、二阶堂三人回到国宾馆,日本代表团其他成员听说了与毛泽东主席会见的情况后,一个个笑逐颜开。因为,毛泽东会见田中这件事本身以及会见时的友好态度,说明毛泽东主席已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开了“绿灯”。于是,大家情不自禁地举杯祝贺。

  事后,大平外相在回忆这次会见时这样写道:“毛主席是一位无限深逢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无拘无束,富于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是一位一点也不使人感到威严的、慈祥的‘老伯伯’。”

  中日两国领导人用东方特有的方式,表达了恪守信义的决心国庆前夕,北京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宫灯已高高挂起,建筑物上垂悬着庆祝节日的标语,许多公共场所摆放着姹紫嫣红的鲜花,整个北京披上了节日的盛装。

  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宏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内喜气洋溢,在东大厅里,枝型吊灯光彩夺目,地板上的红地毯分外鲜艳。正面大屏风前的长条桌上,铺着墨绿色台布,桌子正中,“Y”型底座上插着中日两国国旗。《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就在这里举行。周总理和姬外长、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并排而坐,在照相机的闪光灯中,两国领导人各自从砚盒里取出毛笔,在《联合声明》的中、日文文本和英文副本上庄严地签了字。然后两位总理站起来相互拥抱,互换文本,最后又紧紧握手。这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碰杯声和互为祝贺的欢笑声。

  签字仪式一结束,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立即赶到设在民族文化宫的新闻中心,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对《联合声明》的基本内容做了说明。当大平外相谈到“日中结束不正常的关系是对亚洲以及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时,突然话题一转,以坚定的口吻说:日台关系“在联合声明中虽没有触及,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这就是说,日本与台湾正式断绝了外交关系。

  毛泽东主席27日接见田中、大平的当晚,大平外相和姬外长又接着继续会谈。这次会谈进展顺利。对田中首相在宴会祝酒词中关于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麻烦”问题如何表述,最后采用大平外相的提法,即“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关于台湾的归属问题,同意日方的表述方案,但必须在中国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后面,加上“坚持遵循波茨但公告”的有关条款。其它分歧点也相继得到了解决。最后由外交部顾问张香山、亚洲司长陆维钊、副司长王晓云、日本处长陈杭和日本外务省高岛条约局长、桥本中国课长、栗山条约课长、丹波实条约课首席事务官等对条约文字进一步斟酌。你一言、我一语,直至28日清晨,终于完成了《联合声明》的全文。

  28日下午3时40分,周总理和田中首相举行第四轮首脑会谈,最后确定《联合声明》条文。这次会谈仅用了50分钟。会谈结束时,周总理亲笔书写了“言必信、行必果”,赠给田中首相。田中首相也亲笔写了“信为万事之本”,回赠给周总理。中日两国领导人用东方特有的方式,表达了恪守信义的决心。当晚,田中首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由于问题都已解决,只待第二天签署《联合声明》,在会谈时那种紧张激烈的心情已经消失,所以会场上气氛热烈友好,到处欢声笑语,互道辛苦。田中首相显得特别兴奋,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

  签字仪式结束后,田中首相回到国宾馆,对自己在这届内阁中,这样快就完成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伟业,感到非常高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和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又举杯祝贺,互慰劳苦。大平外相感怀赋诗:

  长城延延六千里汲尽苍生苦汗泉

  始皇坚信城内泰不知抵抗在民心

  山容城壁默不语荣枯盛衰凡如梦并用毛笔书写后赠给二阶堂官房长官。

  《联合声明》签署后,田中首相急于向自民党汇报,调整党内意见。在周总理陪同下,于当日下午飞赴上海访问。9月30日由上海归国。田中首相走进机舱前,站在舷梯上向前来送行的周总理深深地鞠躬,以表达他对周总理的崇敬之意。田中等返回东京时,受到了自民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政府和朝野各党首脑的热烈欢迎,这在战后是很少有过的,这表明日中复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是对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最公正的评价。

  《中日联合声明》的签订,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是中日两国人民20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两国领导人远见卓识,英明决断的结果。它揭开了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标志着中日两国之间自甲午战争以来不正常状态的结束,从而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确定了两国间的一种新的信赖关系,奠定了亚洲和平的基础。郭沫若副委员长为祝贺这一具有历史性的业绩,特写了《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一词:

  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

  昔鉴真盲目,浮游东海;

  晁衡负笈,埋骨盛唐。

  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想,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岂容战犯猖狂,八十载风雷激大

  洋。喜雾雾云开,渠成水到,秋高气爽,菊茂花香;公报飞传,邦交恢复,一片欢声起四方。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

  (刘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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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声明的由来――毛泽东与黎笋






  1970年5月11日,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地处北京城西玉渊潭附近的钓鱼台国宾馆,仍像往日那样,宁静、优美,既无“文化大革命”群情激奋的场面,又无市井喧嚣的繁华景象。这里绿草如茵,繁花似锦,幢幢别墅似的楼房,错落在绿荫丛中,一池清水在夕阳的照射下,跳动着万点金星。负责接待越南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的中联部和中央警卫局的全体人员,刚刚忙完一天的紧张工作,大家正轻松地坐下来用晚餐。突然,接到毛主席办公室的通知,说毛主席晚上6时45分将会见黎笋同志一行。大家立即放下碗筷,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并马上把毛主席的这一决定,通知下塌在这里的越共中央代表团。不久,接待组的同志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电话,说周总理已到,正在118厅向毛主席汇报。

  晚上6时30分,黎笋一行的车队准时从钓鱼台出发,车队顺畅地急驶着。当时,我担任毛主席会见时的速记工作,坐在前卫车上。五月的北京,和风轻拂,绿柳摆枝。但我在车上无心欣尝这美好的夜景,只是幸福地一心想着:我又可以见到毛主席了,又可以聆听他老人家那亲切、幽默、风趣、富有高度哲理和博大精深的谈话了。同时又想到:4月30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悍然下令美军入侵柬埔寨,将战火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今天毛主席接见外宾时,可能要发表重要谈话。想到这里,我不免有些紧张起来。这时,只听见坐在我身旁的魁伟军官那宏亮的声音在报话器里响着:“01,01,车队已进西南门!”我连忙回过神来,待前卫车刚一停下,立即挟着皮包,第一个奔进宏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这时,迎面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急步向我走来,于是,我停住脚步,汪东兴主任上前握住我的手说:“速记同志,今天主席的谈话很重要,一定要记录好!”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见。

  毛主席同黎笋热烈握手拥抱、合影留念、互致问候之后,毛主席即开门见山地对着黎笋提出:“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是你们越南人、柬埔寨人以及东南亚人怕美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怕你们呢?这是个问题,值得考虑、值得研究”。

  毛主席说到这里,略一思索,又接着说:“还是大国怕小国。一有风吹草动,它都惊慌失措。1964年北部湾事件,你们整了它一下,也不是有意想打美国海军,后头也没有打着它,它自己紧张起来了,开炮就打。”毛主席说着开怀大笑起来,周总理和黎笋也跟着大笑起来。这笑声表达了对美帝国主义的蔑视和对人民必胜的信心。

  毛主席继续风趣地说:对这件事,后来美国人自己也讲不出来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美国各地的新闻记者肯定那是假的,那是一场虚惊。据说,现在美国总统尼克松每天睡觉很少。尼克松自己讲,他的主要精力是对付越南。

  毛主席收注笑容,脸上渐渐地显露出严肃的表情,他有力地一挥手,愤然地说:你来杀我,难道我不可以杀你吗?

  黎笋点了一下头,赞同地说:正是这样,光是1969年我们就打死打伤敌人61万人,其中美军就有23万人。

  毛主席说:现在美国人分配不过来,在全世界铺的太广。所以,死人它是很伤心的。死几万人对它来说是一件大事。

  毛主席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侧过身来,对着黎笋,若有所思地说:刚才讲到究竟谁怕谁?小国、小民族是存在这个问题的。它慢慢试,试几年就理解了。中国唐朝有个文学家,叫柳宗元,他写了一篇寓言,叫做“黔驴技穷”,说明总是大的怕小的,小的慢慢试出来,大的并不可怕。我们这个党,开始时只有70个人,谁也瞧不起,遭到许多挫折以后,才慢慢学会一点东西。美国人就是怕打,没有别的,谈判也可以谈,但主要还是打。

  毛主席纵观世界形势以后说:当前世界主要的倾向是革命。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的,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

  时间不知不觉地悄悄流逝,已是晚上8时15分了。周总理抬手看了看表,向毛主席示意会见时间已经到了。毛主席会意地点点头,结束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见和谈话。

  后来,我才知道,中央根据毛主席的这次谈话,起草了“五・二○”声明,这就是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首都百万人集会上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著名声明。

  (吕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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