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去世，跟随毛泽东20年，并未被明令免职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的名字，竟没有被列入长长的治丧委员会名单。

　　4月，《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以及《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当作大毒草加以批判。《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称，《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几个问题》是“洋奴买办的经济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写照，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汇报提纲》是“兜售‘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论总纲》则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修正主义标本”。

　　有关方面指示，政研室负责人中，错误程度各有不同，以胡乔木最为严重。负责人中有一位起来揭露、攻击胡乔木，罪名是秉承邓小平的意旨，篡改毛主席著作。大概是指胡乔木帮助邓小平整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这是毛1956年4月所作的一次重要讲话。这篇文章开始由田家英整理过一次，曾发给各级党委征求意见。后来康生又整理过一次。这次胡乔木是重新整理，邓小平要他快点搞出来，以利指导当时工作。整理出来后，毛泽东很满意，但没有同意立即公开发表，表示再放一放。

　　这位负责人还质问胡乔木：康生同志曾当面找你和我，要你帮助我搞好毛选五卷的编辑工作。你记得不记得这个话？为什么不按康生同志的指示办事，不是帮助我，而是你自己成了主要负责人。这确是冤枉了胡乔木。邓小平曾当面嘱咐胡乔木：毛选的稿子，文字上一概由你个人负责。你定了稿，再由我送给主席审查。当时主管政研室的，是邓小平，而不是康生。不过，胡乔木早已习惯不作无意义的争辩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跟随毛泽东20年、并未被明令免职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的名字，竟没有被列入长长的治丧委员会名单！

　　1个月后，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但是胡乔木和他的政研室的命运没有因此而改变。

　　“四人帮”垮台后，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中办和国办通知各单位在“四人帮”时期斗争坚决的同志参加大会，上观礼台。政研室推选了胡乔木和邓力群。名单报上去后，纪登奎打来电话：你们两个不要上观礼台，要照顾大局，不要让华主席为难。

　　上观礼台会让党的主席为难，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不久，政研室的那位负责人找胡乔木谈话，说中央已经决定将胡调出西四院，因为他在编辑毛选五卷时期犯了篡改毛泽东著作的错误。这次没有用“秉承邓小平的意旨”，这位负责人说，他这是口头通知，中央还要正式发个通知。

　　胡乔木深知，“篡改”毛主席著作，这可不是一个小的罪名。他清楚地记得，田家英就是戴着这顶帽子离开人世的。田家英是胡乔木介绍到毛泽东那里的。长达18个春秋里，田家英工作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为编辑毛泽东著作，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死后，中央给他做的结论，第一条就是“篡改”毛主席著作!

　　胡乔木参加了毛选第一卷到第四卷编选工作，其中第四卷是胡乔木独立完成的。在编辑毛选过程中，胡乔木主要是负责对内容和文字的加工整理，田家英作技术处理，陈伯达过一遍再送毛泽东。毛泽东从没有说过胡乔木篡改过他的著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7年3月，中央决定撤销国务院政研室。这时，胡乔木已不再管政研室了。政研室几位负责人表示，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但有几件事，还要办一下。一是批邓的时候，说政研室是谣言公司、黑风口、黑店，要说明真相，推翻这些不实之词；一是政研室内部的一些问题，要清查完毕；还有政研室成立一年多的工作，要向中央有一个交代。总的意思是想拖一段时间。

　　就在这段时间里，政治形势发生了微妙变化。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云、王震等在会上提出天安门事件及给邓小平平反等问题。

　　7月，邓小平复出。不久，邓小平说，理论队伍不是人多，而是人少。政研室不能解散。李先念当即表示赞同，并建议邓小平继续管理论，政研室也由他来管。请示华国锋，华也表示同意。政研室的存留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胡乔木的境况也迅速好转，其标志就是，胡乔木撰写或作过重要修改的文章，陆续地出现在报刊上。其中有《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等。

　　胡乔木的政治地位也开始得到恢复，他的党内第一支笔的作用也开始日益突出。这里，不能不提及胡乔木在当时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作为，即对于“两个凡是”的批判。

　　这得从1977年初说起。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一般人看来，这种说法应是天经地义的，但是熟悉中国政治游戏规则的人很清楚，这其中就有很大的问题。高层都知道，提出“两个凡是”的直接目的，就是阻碍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3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上陈、王两人的讲话，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

　　对于这个问题，要求复出的邓小平自然要表态。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和叶剑英写信，在谈到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时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但是，对于邓小平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有人持保留意见。汪东兴和前面提到的政研室那位负责人就亲自到邓小平处，要邓修改“完整的准确的”提法，认为这与“两个凡是”不一致。邓小平当然不接受。邓小平明确地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翻案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广大群众在天安门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主席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主席自己就说过，有些话说错了。主席讲，一个人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都改得乱七八糟呢？就是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所以要改嘛!他接着说，马恩没有说过两个“凡是”，列斯没有说过两个“凡是”，主席自己也没有说过两个“凡是”。我提出的完整的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胡乔木在会议上发言指出：1957年以后，搞一次运动，生产就被破坏一次。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没有变化，却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

　　胡乔木的发言，带着特定的时代色彩。但是这样的思索在当时也是属于超前的。会后，简报组很快将他的发言整理稿送来，请他过目。会议简报全文刊登了胡的发言，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出了几项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决定。14日，北京市委作出决定，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了北京市委的决定。

　　11月25日，召开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宣布了9条决定：

　　一、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并予以公开平反；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涉此有关文件全部销毁，责任由中央承担；三、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冤屈的所有人，一律恢复名誉，受过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四、为薄一波等61人问题的重要案件予以平反；五、过去怀疑彭德怀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其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六、陶铸定为叛徒案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七、杨尚昆被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八、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理的；九、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予以处理。

　　华国锋显然没有意识大多数与会者的进一步要求，即拨乱反正、端正指导思想。他要求大家按照会议的议程，从11月26日开始，转入讨论经济工作。但是，会议已不可能按照预定议程和华国锋要求进行了。

　　在接下来发言中，有人开始对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来出现的活跃局面表示担心，说这本来是党内存在的思想分歧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现在报刊上提“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势必会导致否定毛泽东、怀疑毛泽东思想。这实际上还是围绕“两个凡是”争论的继续。

　　胡乔木针对会议上某些看法，说道，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在两个意义上也是政治问题。第一，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解放思想，搞好当前工作，加速四化建设，正确处理遗留下来的各种案件等，都具有指导意义。第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绝大多数省、市和大军区负责人都表了态，这也就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了。

　　胡乔木此番言语，可谓切中要害。

　　会议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越来越趋于一致，多数人明确提出，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解放思想，就无法拨乱反正，并纷纷要求中央主要领导予以表态。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和汪东兴，不表态显然是不行了。

　　华国锋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两个凡是”是过于绝对了，是不妥的。这“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华表示责任应由他承担。

　　华的表态无异于宣布，中央已坚决抛弃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主张。

　　会议终于转入华国锋等企盼的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的讨论。但是，同样出人意料，大多数与会者认为，这两个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既没有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以来农业战线的经验教训，也没有实事求是地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

　　胡乔木在发言中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对农业缺少认真的研究，这次会前也缺少足够的准备。因此，对农业上不去的根本原因，怎么才能上去，谁也谈不出系统意见。他建议，这次会上只搞两个关于农业具体问题的决议，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农产品进出口，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待会后经过认真研究再搞。他还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1957年以前，我们搞一次运动，生产就上升一次，而那以后，搞一次运动，生产就被破坏一次。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没有变化，却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

　　李先念十分赞同胡乔木的意见。但是，他认为关于农业的决定还是要搞出来，而且就由胡乔木主持搞。中央正式确定，由胡乔木主持关于农业问题决定稿的修改。

　　会议后半期，胡乔木主要任务就是主持修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他临时召集了个班子，分头起草，然后加以比较，选择其中较好的一个。他一边参加会议，一边修改稿子。会议结束时，稿子也拿出来了，并印发给大家讨论。由于时间仓促，胡乔木建议，这次只是原则通过，待会后进一步修改后，再正式下发。会议接受了这个建议，将这个决定连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发到各地，经过9个月试行和讨论，于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

　　这个决定分析了农业现状，总结了建国以来农业战线的经验教训，作出了农业现代化战略部署。决定提出，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酬；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50亿斤。国家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等等。虽然形势的发展很快突破了这些规定，但是作为中央文件，这个决定对于冲破禁区、解放思想、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起到了它应该起到的历史作用。

　　这次工作会议原先计划开半个月，但实际上却开了36天。会议快要结束了，大家希望邓小平能讲一讲。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永载史册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会议开始后不久，邓小平就打算讲一次。他找来胡乔木，要他起草一个讲话稿。胡乔木按照邓小平的意思，很快完成了任务。但是，会议期间形势发展很快，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这样，原先准备的讲话稿就没有用处了。

　　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的政治气候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胡乔木盼望已久的，胡乔木的思想又开始活跃起来。

　　邓小平的话很快传了出来，成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次思想解放浪潮的先声。但是，就在决定邓小平复出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等仍继续宣扬“两个凡是”。邓小平针锋相对，重申了他关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他还建议，当前，除了做好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

　　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会前，邓小平准备在会上针对“两个凡是”讲一讲党的作风。他把胡乔木找来，要他起草一个讲话提纲。他对胡乔木说，稿子要抓住实事求是来讲。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凡是”所以错误，就在于不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要按客观规律办事。

　　胡乔木很快就起草了一个稿子。因为邓小平要致开幕词，这个稿子就作为聂荣臻的发言，后来整理成文章，登在《红旗》第九期上，文章说：

　　实事求是的作风，是毛主席在同党内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长期斗争中，特别是同王明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对长期以来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从哲学上作了总结，科学地阐明了实事求是作风的思想理论基础；《实践论》的思想，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实践是第一性的，实际生活、现实事物，是第一性的。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有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际经验的检验；客观世界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变化，我们的思想必须如实地反映这种矛盾和变化；一切正确思想，都以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而转移，否则就变成形而上学。

　　文章落脚点是，要坚持用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一定要“坚决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词句当做脱离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教条”。

　　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题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文章是胡乔木按照陈云意见、并经陈云修改定稿的，是宣传部和新华社约写的。写出来后，有人将文章与十一大政治报告逐字逐句地对照，说哪一句华主席是这样讲的，而陈云是那样讲的，不行，要一致起来。陈云十分生气：既然每一句都要和华主席一样，华主席怎么讲，大家都得怎么讲，华主席没有讲的，别人都不许讲，你们还约我写文章干什么？如果那样，把华主席的文章每天重登一遍不就行了嘛？

　　党内高层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终于酿成了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思想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人民日报》、新华社均予转载。文章的原作者是南京的胡福明。文章寄到北京后，先后经过中央党校、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有关人员的多次修改。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理论基础。

　　在一些人看来，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遭到的抵制是可以是想象的。但是，此一时非彼一时也。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高层相当一部分领导人纷纷发表意见，支持文章的观点。

　　随着这场大讨论在全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的政治气候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胡乔木盼望已久的。胡乔木的思想又开始活跃起来。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当代中国历史演变来说，是极具意义的一个转折。

　　需要说明的是，在谈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一般都是包括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胡乔木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参加工作会议，并列席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的。

　　11月l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参加了会议。

　　11月12日，陈云在会议上发言。他没有简单地赞成所谓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而是提出如何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进而提出平反毛泽东时代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问题，就此他在会上提出了6个问题：

　　一、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

　　二、关于在“文革”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一大批人的问题。

　　三、陶铸、王鹤寿也不是叛徒，应予平反。

　　四、关于彭德怀的平反问题。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

　　六、关于康生的罪行问题。

　　6个问题，个个敏感，实际上已涉及到如何拨乱反正、如何对待“文革”这个更大也更深刻的问题了。

　　开始，胡乔木并没有发言。应该说，十年“文革”中，胡乔木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但是，对于“文革”造成的巨大灾难，胡乔木又是深刻认识的。陈云等人的发言，引起了胡乔木深深的思索。

　　13日下午，胡乔木午睡一醒，就叫来秘书。在谈到会议议题时，胡乔木严肃地说：“把工作重点的转移说成是形势的需要，这个理由不妥；应当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建国后，我们已开始了这种转移，但是没有坚持住。因为，这次的转移，是根本性的转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移。不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今天形势需要，就把工作重点转过来，明天不需要了，还可以转回去。”他告诉秘书，准备在下午小组会上发言。要秘书查几条马列和毛泽东有关这方面的论述。

　　下午，胡乔木在会上发言。他在引述马列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后说道，我们的一切革命斗争，终极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是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

　　沿着这个思路，胡乔木谈得更深：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是进步的，其是否进步的客观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经济脱离政治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但政治脱离经济，亦然。今后除了发生战争，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中心。只要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国内阶级斗争也不会威胁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地位。

　　在会议最后两天的讨论中，鉴于代表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华国锋主动提出，以后不再用“华主席党中央”这个说法。胡乔木就此谈了有关摆正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的看法。

　　会议快要结束时，邓小平要胡乔木重新起草讲话稿。邓向胡乔木简要地交代了要求，说这次其他问题暂不讲了，要讲的主要有4个问题：第一，解放思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第二，发扬民主。当前最迫切的是要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民主选举的范围要逐步扩大。第三，向前看。对过去搞错的要纠正，也要给犯错误的人认识和纠正错误的时间，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要从国际国内的大局出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四，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用使10％―20％人先富起来的办法，扩大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

　　邓小平交代的问题，正是胡乔木一段时间来一直考虑的。关于“两个凡是”问题的讨论自不必说；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的问题，胡乔木在前不久主持写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过，文章发表在10初的《人民日报》上。

　　这篇题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文章提出，过去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不承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不承认经济规律，以为社会意志、政府意志、长官意志就是经济规律，以为经济规律可以按照政治需要而改变，以为这就是政治统帅经济。”

　　文章明确指出，“政治不能在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以外，自己创造出另外的什么规律来强加于经济。事实上，单就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说，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的任务，正在于尽最大的努力来使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工作按照客观规律进行”。

　　文章还严肃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本身并不能自动地保证我们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因而并不能自动地保证我们的经济始终有计划地高速度地发展。”“如果我们正确地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会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来加速经济发展；相反，如果我们不研究不遵循客观规律，靠长官意志想当然瞎指挥，那就会造成某些单位甚至整个国民经济停滞倒退，使千百万以至几亿人民遭受苦难。”

　　文章集中地谈到按经济规律办事，提出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要遵守价值规律，要保证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的统一。文章还谈到加强经济管理的办法，提出扩大经济组织和经济手段的作用，比如推广合同制、发展专业公司、加强银行的作用、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等。

　　无法要求文章在当时有更高的理论突破。但是，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深入思索和超前意识，是无法提出上述这些鲜明和尖锐的观点的。文章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自不待言。

　　邓小平说得清楚，胡乔木有思想准备。收到有关人员起草的初稿后，胡乔木利用两个晚上，就改好了。对胡乔木的工作效率，邓小平十分满意。

　　众所周知，邓的这篇讲话实际上就是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报告作完后，引起强烈反响。它对于中共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在会议最后两天的讨论中，鉴于会议代表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华国锋主动提出，以后不再用“华主席党中央”这个说法。

　　胡乔木就此谈了有关摆正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的看法。胡乔木说，华国锋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党内生活中看来是件小事，但实际上却是一件大事，涉及到的不单是形式问题，而是党的生活准则和秩序问题。毛主席解放初期说过，如果要提个人，一定要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后，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党。就是说，要讲党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颠倒过来。“文革”前似乎一直是这样做的，后来变了。一段时间里，甚至不存在党中央，至少不存在中央政治局，只有毛主席了……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个人和党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但他们有些方面的做法还是有分寸的。例如斯大林的学术文章，一般是在刊物上发表，如《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是在刊物上发表半个月后，《真理报》才应读者要求转载，而且从第二版开始，也不用大字大标题。而我们的只要是毛主席写的东西，不管什么文章，甚至诗词家信，还有各种手迹，非登第一版不可，有时还在第一版几乎用整版篇幅来登领袖照片，这些都是在世界上少见的。将个人这样毫无限制地极端突出出来，这不是我们党成熟的表现。

　　若干年后，有关同志谈及此事时，曾意味深长地说：

　　乔木同志的这些话，在今天读来似乎并无新奇之处，但在当时，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树特树”刚过不久，新的“大树特树”正热火朝天之时，还是颇带一些创见的。以后，全会的公报上专门有一段文字谈集体领导，谈少宣传个人。这也可以说是会议的一个很大的收获。

　　中央工作会议后，接下来要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考虑到当时的特殊情况，会议决定增补一批中央委员参加全会，留下来继续参加全会。

　　胡乔木被列入增补名单，参加了这次全会。

　　工作会议开得异常成功，大政方针已经议定，接下来的全会实际上就是履行程序的问题了。胡乔木除了继续修改农业问题的文件外，又接受了新的任务。这次是华国锋交代的。

　　全会要发公报，会前华国锋曾让人准备了一个稿子。但是，会议的结果出人意料，公报稿与眼下要的东西差距太远，只得重新起草。华国锋亲自出面，找到胡乔木，要他负责重新起草一份公报。

　　以胡乔木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经验，他知道，现在中央的意见并没有一致起来，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起草公报，事关重大。考虑到这些，接受任务后，胡乔木邀集有关领导开会，共同研究公报的框架，然后由写作班子分头写出初稿。

　　初稿拿出后，胡乔木便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关就是一个下午。到晚上8点，他叫来了秘书，吩咐重新抄写一遍，随后送印刷厂印刷。

　　12月2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会议开始前，每个代表都拿到了公报的讨论稿。要讨论的问题，在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讨论了。这样，全会便开得异常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