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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的政治气候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胡乔木盼望已久的,胡乔木的思想又开始活跃起来。

  邓小平的话很快传了出来,成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次思想解放浪潮的先声。但是,就在决定邓小平复出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等仍继续宣扬“两个凡是”。邓小平针锋相对,重申了他关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他还建议,当前,除了做好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

  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会前,邓小平准备在会上针对“两个凡是”讲一讲党的作风。他把胡乔木找来,要他起草一个讲话提纲。他对胡乔木说,稿子要抓住实事求是来讲。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凡是”所以错误,就在于不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要按客观规律办事。

  胡乔木很快就起草了一个稿子。因为邓小平要致开幕词,这个稿子就作为聂荣臻的发言,后来整理成文章,登在《红旗》第九期上,文章说:

  实事求是的作风,是毛主席在同党内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长期斗争中,特别是同王明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对长期以来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从哲学上作了总结,科学地阐明了实事求是作风的思想理论基础;《实践论》的思想,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实践是第一性的,实际生活、现实事物,是第一性的。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有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际经验的检验;客观世界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变化,我们的思想必须如实地反映这种矛盾和变化;一切正确思想,都以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而转移,否则就变成形而上学。

  文章落脚点是,要坚持用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一定要“坚决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词句当做脱离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教条”。

  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题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文章是胡乔木按照陈云意见、并经陈云修改定稿的,是宣传部和新华社约写的。写出来后,有人将文章与十一大政治报告逐字逐句地对照,说哪一句华主席是这样讲的,而陈云是那样讲的,不行,要一致起来。陈云十分生气:既然每一句都要和华主席一样,华主席怎么讲,大家都得怎么讲,华主席没有讲的,别人都不许讲,你们还约我写文章干什么?如果那样,把华主席的文章每天重登一遍不就行了嘛?

  党内高层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终于酿成了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思想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人民日报》、新华社均予转载。文章的原作者是南京的胡福明。文章寄到北京后,先后经过中央党校、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有关人员的多次修改。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理论基础。

  在一些人看来,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遭到的抵制是可以是想象的。但是,此一时非彼一时也。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高层相当一部分领导人纷纷发表意见,支持文章的观点。

  随着这场大讨论在全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的政治气候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胡乔木盼望已久的。胡乔木的思想又开始活跃起来。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当代中国历史演变来说,是极具意义的一个转折。

  需要说明的是,在谈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一般都是包括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胡乔木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参加工作会议,并列席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的。

  11月l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参加了会议。

  11月12日,陈云在会议上发言。他没有简单地赞成所谓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而是提出如何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进而提出平反毛泽东时代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问题,就此他在会上提出了6个问题:

  一、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

  二、关于在“文革”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一大批人的问题。

  三、陶铸、王鹤寿也不是叛徒,应予平反。

  四、关于彭德怀的平反问题。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

  六、关于康生的罪行问题。

  6个问题,个个敏感,实际上已涉及到如何拨乱反正、如何对待“文革”这个更大也更深刻的问题了。

  开始,胡乔木并没有发言。应该说,十年“文革”中,胡乔木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但是,对于“文革”造成的巨大灾难,胡乔木又是深刻认识的。陈云等人的发言,引起了胡乔木深深的思索。

  13日下午,胡乔木午睡一醒,就叫来秘书。在谈到会议议题时,胡乔木严肃地说:“把工作重点的转移说成是形势的需要,这个理由不妥;应当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建国后,我们已开始了这种转移,但是没有坚持住。因为,这次的转移,是根本性的转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移。不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今天形势需要,就把工作重点转过来,明天不需要了,还可以转回去。”他告诉秘书,准备在下午小组会上发言。要秘书查几条马列和毛泽东有关这方面的论述。

  下午,胡乔木在会上发言。他在引述马列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后说道,我们的一切革命斗争,终极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是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

  沿着这个思路,胡乔木谈得更深: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是进步的,其是否进步的客观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经济脱离政治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但政治脱离经济,亦然。今后除了发生战争,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中心。只要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国内阶级斗争也不会威胁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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