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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为中国杀出了一条血路






  冷战时期发生在中国南大门的这场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为惨烈和改变国际格局的战争,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远了。今天的我们应该怎样来评价这场战争呢?

  首先,我们要问:越战仅仅是越南人的“反帝救国战争”吗?

  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正如朝鲜战争不仅仅是朝鲜人的“反帝救国战争”,也是中国人的“反帝卫国战争”一样,越南战争也是中国人的“反帝卫国战争”。中国为这场战争做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较之朝鲜战争时有过之,无不及。对这样一场战争,难道我们不应该作深刻的反思并汲取其正反的历史教训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毛泽东当时为了抗美援越所发展的一套理论、策略、战略、战术,充分体现了他高超的政治和军事智慧、纵横捭阖的战争指导艺术和非凡的胆识魄力,虽然其中有些现已事过境迁,但有些精神、原则和经验仍然值得我们汲取和遵循,以便因应未来可能爆发的再一次“反帝卫国”战争。

  历史事件,特别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像观赏油画一样,要离开得远些才能看得清楚。28年后的今天再看越战,当然要比在当时、十年前、二十年前看得更为清楚。然而,要客观地观赏越战这样大幅的历史画卷,却的确存在着不少眼障。

  对越战的评论,目前美国主要有四种流行的看法,可分别由四位政治人物或学者来代表。美国记述和讨论越战的书籍多达一万二千多本(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书目),有关的专论、小说、杂文、电影,更是不计其数,但主要都是环绕着这四种看法立论的。

  第一个是当时主导越战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越战结束16年后,他痛苦地回忆说,美国人打败了,主要是因为美国低估了越南人的民族主义精神力量,高估了自己现代化武器对付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力量。为此,他深感内疚,甚至在电视上当众留下了忏悔的眼泪。

  第二个是约翰逊总统的国防部长克里福德。他回顾说美国之所以失败,主要不是因为美国没有全力参战,实际上,除了原子弹没有动用外,什么高尖端武器都动用了,共计派遣了250多万人到越南,其中54万多为地面部队,死了58,000多人,伤了10多万人,总共消耗弹药760万吨(相当于二战时的三倍),耗费近3000亿美元,打了10年之久,所以不能说没有尽力,不能说美国出卖盟友。只是因为所支持的南越政府贪污腐化,内讧不已,民心涣散,兵无斗志,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第三个是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国务卿基辛格。他说美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激烈的反战运动使美国全国意志无法集中,思想无法统一,以致社会陷于混乱,政府陷于瘫痪,无法有效运作。

  最后一个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大师琼姆斯基教授。他认为越战是美国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侵略扩张战争,是一场不义的战争,遭到越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所以难逃失败的命运。

  这四种看法都能成一家之言,自圆其说,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由于长期受反共、反华特别是反毛的意识形态偏见所困,都尽量避谈中国在越战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代之以无限夸大北越人“反帝救国”的顽强牺牲精神和武元甲将军的军事指挥天才。

  好在越战离我们不太远,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中国在越战前所处的恶劣的外在环境。那是冷战时期,是两极世界,是两霸横行霸道的时代,是国际矛盾极其尖锐的岁月,是中国在两霸的夹缝中讨生活的屈辱时代,是对中国充满敌意的时代。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和舵手,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为了国境四周安宁,为了创造促进发展经济的和平大环境,毛泽东朝思暮想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突破美苏的围堵,突破两霸的包围,彻底打破这种不利于新中国生存发展的国际旧秩序、旧格局。否则,连国家的生存和安全都没有保障,还奢谈什么经济建设!

  但是,如何突破美苏两霸的包围圈呢?突破点在哪?选定了之后,如何突破?都需要高超的政治和军事智慧、非凡的胆识和魄力。

  越南和印度支那是冷战时期60年代两大阵营矛盾冲突的焦点,毛泽东选择这个突破点是形势使然。但要在越南打开这个缺口,意味着必然要再次同美国兵戎相见。中国当时又正同苏联进行激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之争,也是水火不容。这就意味着可能同时与美苏翻脸,意味着中国可能两面作战,这可是兵家的大忌。

  抗美援朝时,有苏联作战略后盾,现在美苏一齐反,以一敌二,中国有这个实力吗?有必胜的信心和把握吗?

  晚年的毛泽东面临了两难困境:不突破两霸的围堵,中国将无法生存发展,但要同两霸摊牌,兵戎相见,中国又没有这么大的有形实力。怎么办,何去何从?但毛泽东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还是无法说服党内的务实派。他们认为,美苏不是封锁围堵我们吗,正好我们借此关起门来,渐进地、有秩序地发展经济科技,充实国力,以备将来有一天同两霸摊牌。毛泽东认为这不实际,两霸不会让你关起门来搞建设,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在两霸的围堵封锁之下,你没有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经验,如何能搞经济建设?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对毛泽东来说,进退都充满危机,他的革命生涯从来都是深陷危机之中,但都没有哪一次像这次这么复杂、这么令他呕心沥血,这么险象环生。进虽危险,但可能打出一条血路;退,虽暂时自保,终将无法避免一战。对历经险难的毛泽东来说,再作一次冒险的决策不难,难在必须作最坏的打算,作全面的准备,才能“不打则已,一打必胜”,一打就要打出长期的和平。但作这样的打算,作这样的准备,就无法不影响到全国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这可是会搞得全国大乱、天下大乱啊!

  具体而言,同时反美、反苏,涉及到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内政、外交问题,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和策略问题,党内的团结问题等等。这对毛泽东――一个身心俱疲的老人来说,的确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挑战。

  至为紧要的是从理论上要打破两极世界的格局。实际上,毛泽东在60年代初,就已意识到来自南疆的美国的威胁,暗下决心同美国一搏。所以他在60年代初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毛泽东巧妙地运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在战略上以霸制霸。用苏联牵制美国,中国同苏联所争的是真假马列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所以苏联不敢因此而联合美国对付中国;不但如此,苏联为了表示它才是正统马列主义者,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不得不率领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越南对抗美国。毛泽东同时反过来用美国牵制苏联,因为美国的谋略家一直梦想分裂共产主义阵容,以中制苏,缓解苏联对西方的压力,所以反对苏联摧毁中国的核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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