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张遗绪
湖南传统学风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宋代的湖湘学派。北宋未年中原战乱，士人纷纷南下湘楚。胡安国、胡宏父子在衡山创建碧泉书堂、文定书院，开湖湘学统之先河。继而张■先后主持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朱（熹）张（■）会讲于岳麓，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基础。
湖湘学派以岳麓书院为中心，在长期发展中，虽迭有兴衰消长，但却培养了自己的独特学风，其一是奉程朱理学为正宗。胡安国本是二程的再传弟子，朱熹较安国晚出两辈，但却历来被奉为程氏正传。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张拭主讲岳麓书院时，理学家朱熹自闽来访，交流学术思想，当时慕名前来听讲的人很多，以至“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朱张岳麓会讲既有学术讨论的特色，又有学术交流的成效。由于闽学与湖湘学都是理学的苗裔，张■与朱熹会讲不但加深了两位学者之间的友谊，而且促进了两个学派的交流与融合，他们的满门桃李，代代相传，进一步保持了理学在三湘的正统地位。事功学派代表陈亮和心学宗师王阳明虽曾过此讲学，但其影响有限。至清代乾嘉汉学风靡全国，独在湖南受到理学传统的抑制，并未成为主流。其次是提倡实学，张■是湖湘学派的莫基人。他的本体论带有某些心学色彩，但在认识论上，主张“行得便见得”，“士君子之学，不过一实字。”朱熹曾大呼功利之学可忧可畏，而张■只是认为：“士龙（薛季宣）正欲详闻，其为人事功，固有所当为，则喜字上煞有病。”（见《宋元学案・艮斋学案》）他肯定事功是应当做的，但应是“无所为而然”。“喜”字之病在于“有所为”，可见他对事功之学的态度与朱熹不同。张■作古以后，其弟子胡大时等归入陈傅良门下。陈傅良是永嘉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其学重“经响那么深广，但在湖湘学派中却抹下了一层重视实学的色彩。
（二）船山学脉
朱张以后，对湖湘学风影响最深的莫过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他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亦从理学入门。1644年闯王进京，明社颠覆、清兵入关，一连串“天崩地解”似的惊人变故，打破了王夫之科举入仕的梦想，推动他发动衡山起义，抗击清兵南下。南明败亡后，他在转徙于湘西山区的流亡生活中，察看了瑶族的社会状况，体会了下层人民的疾苦。其后发愤著书。以“坐集千古之智”的宽阔胸怀，吸取和消化了前人留下的大量思想资料，又“喜从人间问四方事”，深入研究从现实生活中获取的感性知识。他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穷毕生之精力，完成了一百余种、四百余卷空前宏富而又别开生面的学术著作。
王夫之继承了张载、朱熹的理学遗产，又吸取了东林学派“学为世用”的精神，对理学作了札判性的总结，建立了“理依于气”“器体道用”“知行相资”的哲学体系。在史学方面，他提出了理势统一的历史观，把历史当作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并批判了“言必称三代”的泥古观念，强调读史不仅要“知治知乱”，而更主要的是“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他突出地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思想体系已经超越宋明理学，而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重要源泉之一。
王夫之隐居深山瑶洞，刻苦钻研学术近四十年，他的著作藏之深山，直到康熙年间，才由次子王■刊刻了十余种。道光年间，邓显鹤、邹汉勋首次辑印《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卷。同治四年，曾国藩设金陵书局，刻印《船山遗书》凡二百八十八卷。由是而船山之学日益昌盛。戊戌时期儒者欧阳中鹄自号“瓣姜”，取意于王夫之的号――姜斋。他的学生谭嗣同、唐才常都从船山学说吸取力量，成为维新运动激进派的代表人物。谭嗣同称“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仁学》）他把船山学说当作维新运动的理论源泉。后来的辛亥革命志士也大都□王夫子泽被湘湖好读《船山遗书》，从弘扬民族大义出发而走上革命道路。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毛泽东，青年时就在老师杨昌济的启发下研读过船山遗著。建党以后，并以“船山学社”为基地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为湖南和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一代新人。
（三）“师夷长技”
如果说，王夫之通过批判和总结古代文化给后人以深刻启迪；那么，魏源就以提出“师夷长技”而揭开了近代文化的序幕。魏源的一生跨过鸦片战争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魏源早年就读于岳麓书院，好经世致用之学。后从刘逢禄那里学了以“微言大义”为特色的公羊学，常引古筹今，议论时政。早在鸦片战争前夕，他就尖锐地指出，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一途”。同时，他又抨击在湖湘影响最深的宋学，只是满口“心性”“礼义”，但却“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无一事前效诸民物”。他呼吁关心社会现实，提出“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古微堂文集》）。
魏源没有做过高官，但却相继为贺长龄、陶谢等大员幕僚，有机会大量接触并参与处理农政、刑名、河工、漕运、盐法等实际问题，从而成为名重文编》，使“以经术为治本”的方针得以广其流传。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破门而入，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这个时期，正如魏源所指出的：“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魏源正是这种慷慨陈词、讲画御侮的著名爱国志士，他自称“荆楚以南”的“积感之民”，著《圣武记》，记述清王朝的一些重大军事活动，力图藉此激励当局者振兴武备，抵御外侮。同时，他又根据形势的需要，将他讲画的重点转向于学习西方。他穷十年之力，编写了《海国图志》，打破“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传统观念，向人们展示了广阔的世界图景。在自叙中，他还强调，此书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他进而把是否了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学习其科学技术方面的长处，提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欲制夷患，必筹夷情”“不善师夷者，外夷制之。”魏源将经世的重点转向于“师夷长技”，这是一个重大转变。它引起了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巨大震荡，打开了通向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闸门，在湖南士子中，其影响尤为深广。
（四）取融西学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不但在政治军事方面举足轻重，而且在学术方面也具有转移风气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看到他们继承了湖湘的理学传统，抱有强烈的卫道意识。曾国藩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接受系统的经学教育和湖湘学风的熏肉。1840 年他到翰林院任职以后，开始师事理学家唐鉴、倭仁，由此一心崇奉程朱理学，每天写修身日记，以“抱道君子”自命。太平军兴，他忧心如焚，在《讨粤匪檄》中宣称：“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代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曾氏不忍见洪杨坐大，最根本的是因为在太平天国治下，“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因此，他领导湘军对太平军的战争并不仅仅为了保卫清朝的统治，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卫传统文化命脉，征伐异教。正是从这种卫护圣教的使命感出发，他毅然投笔从戎，聚而组建湘军，誓死与叛道者作战到底，但曾氏不是空谈性理的腐儒，他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是理学经世派的主心骨。他早就意识到，单单讲求修身养性的“内圣”之道，难以实现他“治国”“平天下”的夙愿。因此，他于义理之中，又特为划分出一门“经济”之学。他认为儒者要兼通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门学问。义理是指导思想，经济是落脚之处。他自己认真研读过《孙子兵法》、魏源的《圣武记》、《皇朝经世文编》，并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历史地理以及兵农医艺诸书，以务实精神博览有用之书，这就为他往后领兵征战作了一定的知识准备。
曾国藩创建湘军时，本来是为了镇压太平军起义。屡战不胜，便引进“洋枪队”来助阵。通过战争实践，他认识到“夷人”的技术高强，非中国所能敌。为了应付变局，他审时度势，决心突破夷夏之大防，兼采西学之长，林则徐、魏源等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但遭到清廷的拒斥。待到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已逼得清皇室六神无主，曾国藩于1860年（咸丰十年）倡言：“驭夷之道，贵识夷情”，并把他提出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建议提到“救时第一要务”的高度，已渐能为清廷所宽容，由此而迈开了洋务运动的第一步。
随着洋务实践的发展，曾国藩认识到“洋人制器出于算学”，于是罗致育视为“身心性命之学”，这就比他“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阶段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道光进士冯桂芬将他的《校■庐抗议》一书寄请曾国藩作序，曾国藩在复信中说：“又蒙示以校■庐大论四十首，属为序跋，细读再四，便如聆叶水心、马贵与一辈人议论??。”他把当时积极提倡西学的冯桂芬同古代提倡“实学”的叶适、马端临等人联系起来，由通经致用而转向于取融西学，沟通古今中西的线索，便是湖湘学派素有的务实精神。
曾国藩背负着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铸造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但他又用实际行动第一个打开了学习西方的窗口，成为洋务运动的奠基人。捍卫传统文化，他是真诚的；接受西方文化，他是被迫的。“中体西用”模式，正是这种矛盾心情下的产物。
曾国藩兼重义理与实学的作风以及实际上由他创始的“中体西用”模式，在此后百多年中一直传承不绝，对湖湘学风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一批一批的湖南人物脱颖而出，他们的思想虽代代不同，但却大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这种学风的熏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