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叶，中华民族面临着双重危机：几千年的封建礼制秩序因西方近代文化的冲击濒临全面崩解，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了重重矛盾。旧传统是“剪不断，理还乱”地纠缠不清，新潮流又夹带着污泥浊水奔涌而至。中国的出路何在？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劳思伤神，上下求索。
任何历史转折，必然通过危机与选择来实现。困难与机遇并陈，选择便是人们对历史发挥主体创造性的表现方式。
（一）五四前后的变化
1918年7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他便与蔡和森等发起成立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同年8月，毛泽东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蔡元培校长安排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虽然每月只拿得八元薪金，但所得的精神粮食却极为丰富。
北京这座拥有八百年历史的古城，当时既是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1917年，蔡元焙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力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思想空前活跃。李大钊、陈独秀揭开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李石曾、吴稚晖以无政府主义相标榜，胡适积极宣扬实用主义哲学，辜鸿铭、刘师培等擎起保存国粹的旗帜，??一时出现了“百家竟起，异说争鸣”的生动局面。
毛泽东当时对各家学说尚无定见。为了探寻真理，除了可以向图书馆长李大钊随时请益以外，他曾走访过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和胡适，与学生的活动分子邓中夏、罗章龙、张国毒、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等都有过深浅不同的接触。为了交流思想和探讨问题，他参加了北大的哲学学会、道德学会、新闻学研究会以及“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还阅读过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并同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学生朱谦之有接触，同他讨论过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可能性。
1919年3月，毛泽东到上海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以后，返回湖南。旅居北京半年，使他大大地开扩了眼界，增强了政治积极性。正如他后来同斯诺谈话时所说的：“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愈来愈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首先发动的伟大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了。消息传来，毛泽东在湖南立即发动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学生起来响应。“六三”以后，他又策动湖南各界组成了四百多个“救国十人团”，为爱国运动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较广泛的基础。
五四运动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运动，而且也是空前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随着运动纵深发展，各地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出版刊物，传播革命思想。1919年7月，湖南学生会创办了《湘江评论》，由毛泽东任主编。这个刊物虽然只出了五期就被张敬尧封闭，但毛泽东却采用不同形式，先后在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
同毛泽东在五四前期的著作比较起来，《湘江评论》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它以满腔热情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德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他还以十分兴奋的心情描绘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硅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在这里，他似已把五四运动看成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新的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次，五四以前，毛泽东究心于思辨哲学，强调“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甚至把农工商以及一切物质生产都视为多余，向往于“呼大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的虚幻境界。那时候他力求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之“大本大源”，用以解释一切。《湘江评论》一反五四前期的唯心观点，强调从实际出发，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该刊《创刊宣言》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表明他已高度重视物质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接着，他又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指出，学术界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1919年11月14日，发生了轰动长沙的赵五贞女士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用剃刀自杀的社会悲剧。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一典型事件，在湖南《大公报》上接连写了十篇文章，从包办婚姻到剥削制度，层层深入地挖掘造成悲剧的社会根源，揭示恋爱、婚姻问题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
报刊工作与现实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五四以后，通过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和在《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富有战斗性的论文，对他转向于深入研究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问题，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动因。
再则，五四以前，毛泽东推崇圣贤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五四以后，在《湘江评论》所发表的言论，特别是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转而寄希望于人民群众了。
毛泽东肯定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人民大联合的胜利。他认为贵族、资本家有武力、资财、“知识”三种手段，但他们究竟人数太少。广大人民如果联合起来，这三种手段，也可以转化为人民所有。“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毛泽东还运用这一原理回过头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他说：“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在这里，他对会党、新军和留学生的评价虽带有片面性，但指出辛亥革命由于没有真正发动群众的大多数而归于失败，却是比较深刻的认识。
1917年8月，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曾经强调改造国家和社会，首先要抓“大本大源”，而要探得“大本大源”又必须仰赖于洞察一切的“圣人”。但是，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他终于认识到唯有“民众的大联合”，才是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方法。他从人民群众中探得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大本大源”，这是根本观点的变化。由于根本观点有了变化，所以他对革命前途也就充满了信心：“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五四前后，毛泽东在思想领域虽然发生了以上三点重要变化，但还远远没有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他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来看，他当时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提出：“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文学、政治、社会、教育。经济、思想、国际等方面的强权，“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他说：“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谬误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这些话表明他当时还是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说话，还把社会上的剥削和压迫现象看成一种思想的迷误与不幸，并希望通过“忠告运动”和“呼声革命”，劝说“强权者”“回心向善”。十分明显，他当时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在1918到1919年这两年中，毛泽东开始接触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潮，但他的政治立场基本上仍然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他说：“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惯，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入今人的言论，恰成一反比例。我们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
（二）选择“俄式革命”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充满着矛盾和论争的。但五四前期，资产阶级的新学同封建主义旧学的对立是文化论争的焦点。到五四后期，焦点就转移到“俄式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同各式资产阶级思潮及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论争上来了。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本来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五四过后，陈、李的政治参与意识加强了，陈独秀甚至因散发政治传单而被捕。胡适接手主编《每周评论》，便依据其实验主义哲学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李大钊立即著文加以批驳，强调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只有在主义指导之下，才能寻求问题的根本解决。自此以后，新文化阵营便开始出现裂痕。
毛泽东在创刊《湘江评论》时，还崇奉实验主义为指导思想，随后接受胡文的影响，草拟《问题研究会章程》，准备对各种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发表，勾起了他思想上的矛盾，并表露出寻求解决根本问题的倾向。但中国的问题错综复杂，遵循何种途径才能求得根本解决呢？这却使他陷入困惑：他曾经对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怀抱浓厚兴趣，并在岳麓书院半学斋作过新村生活的试验，但试验并未成功；他同朱谦之一起讨论过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可能性，但虚无飘渺的幻梦终归走向破灭；他还曾积极策划和参预湖南的“驱张（敬尧）运动”与“自治运动”，但这种改良主义的构想又被谭延■、赵恒惕等地方军阀打得粉碎。
在新民学会和湖南革命青年中，当时“毛蔡”齐名，同被奉为革命青年的表率。1918年6月，蔡和森为勤工俭学事，最先到达北京，他那时就衷心向往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时，他自称“崇奉共产主义，承认苏俄为世界牺牲。”（沈宜甲：《我所知道的早期蔡和森》，见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第138页）1920年2月到达法国的蒙达尼以后，他每天以顽强的毅力，凭借字典的帮助，阅读法文报刊，广泛接触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与实践中的各种问题。1920年7月6日至10日，赴为学会活动的根本方针，但对进行改造的途径，在认识上出现了分歧。“激烈派”以蔡和森为代表，主张马克思主义，采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和世界，“温和派”以萧子异为代表，口头上标榜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实质上是推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会后，蔡和森同萧子异都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了争论意见。萧子■认为：为了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斯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此较和而缓，虽缓然和。”
蔡和森的信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了积极的阐发；对无政府主义作了尖锐的批判。他说：“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公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新民学会资料》）
毛泽东在接到这两种观点根本对立的信件以后，联系实际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于1920年11月至1921年1月期间，先后给蔡和森、萧子■和在法新民学会会员，写了两封回信，明确表示“深切赞同”“俄国式的方法”，不同意“温和革命”。他并且把萧子■的“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与罗素到长沙讲学所宣扬的“教育万能论”的观点联系起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曾与英国工人代表团去苏联访问。他自称主张共产主义，而反对“劳农专政”。他认为“以武力为革命的方法”，是“俄国共产党最大的错误”。（《布尔什维克主义》，《新潮》第3卷第2号）罗素到长沙讲学时，极力反对中国走俄国革命道路，宣扬中国的出路是发展实业，兴办教育，推行“基尔特社会主义”。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一些会员曾前去听讲。对罗素的观点，会员中有人赞同，有人反对，他们“展开了极详之讨论”。
萧子■在蒙达尼会议上所发表的意见同罗素的观点基本一致。一年前，毛泽东在《湘江评论》所发表的言论同罗素的观点也比较接近。但是，在短短的一年中，他的观点有了很大改变。由于这一时期，他认真学习了马恩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刻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三本著作。从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受到教益，从蒙达尼会议的辩论和挚友蔡和森的来信中得到启发，加上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他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所以，他在给蔡和森等人的回信中说：“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所以掌握教育权，是同他们有议会、政府、法律、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构，占有银行、工厂企业和各种文化教育机关，控制着一切权力分不开。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他又肯定：“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这就是说，他已经认定：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革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削阶级“回心向善”的阶级调和论。他在信中指出，从历史发展来看，“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剥削阶级的本性，决定着他们对金钱、享乐的无止境的欲望。因此，对资本家进行“忠告运动”，要资本家放弃剥削，只是荒唐的梦想。他还独到地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这就是说，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实行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在这里，他完全抛弃了一年前所热衷的“呼声革命”、“无血革命”，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结论。
在毛泽东发出两封回信的同时，新民学会于1921年元旦，在长沙召开新年大会，同蒙达尼会议一样，就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毛泽东在会上进一步明确地表示他赞成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对其他各种社会思潮一一进行批判：“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话虽说得不多，但言必有中，语不虚发，立场观点非常鲜明。
蒙达尼会议和长沙会议关于新民学会方针的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辩论，它是当时国内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问题论战，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论战在新民学会内部的深刻反映。通过这两次会议和通过讨论，毛泽东在理论上大大提高了一步。
五四运动以前，毛泽东在历史领域基本上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五四运动以后，《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明确了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这是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突破。现在，通过论战，毛泽东又确立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初步掌握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问题是列宁主义的核心。一旦这个问题获得解决，他的整个立场观点便顺利地转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得出了“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的结论。不论这时候他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多么粗浅，这毕竟是毛泽东从一个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的根本标志。
（三）开创中国式的革命道路
1921年7月，毛泽东到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随即返回长沙开展党的活动。8月，他以船山学社为基地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在所拟《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提出：“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创设，定名‘湖南自修大学，。”这一段话表明，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包括古代书院制度在内的中国文化传统。斯图尔特・施拉姆所著《毛泽东》一书中为此着意指出：“‘自修大学’虽然极其强调新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但也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其中特别包括像王夫之这样的持批判态度的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家。中国共产党许多未来的干部，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毛泽东在参加那里举行的各种讨论会的过程中，继续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基础，而‘马克免有些夸大，但却抓住了值得注意的苗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在第三国际成立的初期，列宁所制定的东方政策比较正确，因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革命的兴起，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斯大林掌权以后，由于“苏联利益中心”作怪，片面强调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给成联盟，忽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作用。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鲍罗廷、罗易等执行斯大林的右倾策略，与陈独秀的右倾领导联结在一起，将军政大权拱手让给国民党，招致大革命的惨重失败。
大革命失败以后，“八七”会议试图纠正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在发言中追索原因，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未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只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他并且明确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这是第一次提出枪杆子出政权的观点，成为他后来发动工农武装起义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先导。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委托，领导湖南地区的秋收起义。起义队伍初战失利。毛泽东在测阳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改变进攻长沙城的计划，率部进驻井冈山地区。早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就流露过要“学梁山泊好汉”的意向。这时候，他真的仿效中国古代绿林豪杰上山扎寨的方式，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了加强军队建设，毛泽东于1928年3月，手订《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无疑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也不能忽视它的文化渊源。曾国藩当年组建湘军时，创制《爱民歌》，也提了六项注意。因全文长达五百七十字，这里单把第一条抄录于后：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鸡和鸭，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毛泽东同曾国藩创建的军队性质截然相反，但他们都手订了六项注意。其第一项注意都落在门板上：一个叫“上门板”，一个叫“莫取门板”，若合符节，耐人寻味。
毛泽东首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红军处于白军的四面包围之中。他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口诀，同《孙子兵法・谋攻篇》所说的“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的精神实质完全一致。毛泽东在指挥作战前，还要求选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力求通过不断取得战役的胜利，最后达到战略上的转弱为强，这更是《孙子兵法・虚实篇》“十攻其一”策略思想的出色运用和重要发展。
毛泽东对古代兵法和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曾经遭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强烈反对。1932年临时中央到达革命根据地以后，不但逐步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而且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陆续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清算”。他们指责毛泽东军事路线“便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强调：“这些――蒋介石专有。”
毛泽东同教条主义的倾向作了长期的韧性的斗争。早在1930年，他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当时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在斯大林的指导下，通过了《政治决议案》等18个文件。这些文件对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内容相当严重地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由于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一切听命于斯大林，因而党内在会后更滋长了一种依赖国际、依赖《决议》的“本本主义”思想。针对这种思想，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有的党员认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
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借助马列主义的外衣，依仗共产国际作后盾，严酷地统治着党中央，使革命事业遭受惨重损失。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基本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扭转了极端危险的局势，胜利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打开了革命的新局面。抗日战争展开以后，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他号召全党开展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竞赛，紧接着又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仍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并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同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遗产结合分不开的。后面我们将从“结合”的角度，就他在这一时期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主要贡献作一些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