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毛泽东在这个会上作报告，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方针和建国以后的路线和政策。他的报告后来当作决议下达，成为新中国各项工作的指南。十天以后，他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启程前往北京。3月25日驻节于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5月，从香山搬进中南海，毛泽东从此定居于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中南海位于故宫西侧，原是帝王禁苑。中海开辟于金元之时，南海创建于明初，清代统称西海子，为皇家宴游之地。苑内碧波荡漾，绿树成荫，楼台相接，错落有致。“翡翠层楼浮树抄，芙蓉小殿出波心”。丰泽园大门面临南海，而菊香书屋的北面面临中海，毛泽东出门可在“海”边散步，进屋可静心读书和考虑国家大事。他爱上了这个古色古香的书屋。
菊香书屋是一个四方形的四合院，东西南北四面各有五间屋。北房正中一间是毛泽东的小会客室，靠墙排满了书架。东头两间是毛泽东的卧室，里面有一张特制的五尺宽的大木板床，半边床都摆满了书。那些书都是由图书管理员根据他的需要摆放的。隔一段时间，作一次调整。毛泽东有时躺着看书，在书上加批，或随手划些只有他自己懂得的符号。越是他心爱的书，越是批语满纸，浓圈密点，杠划不断，乃至杠外加框，字上叠字（铅笔字上叠写毛笔字）。
卧室靠北墙和东墙两面也是一排书架，这里放的都是他经常翻阅的书籍。北面西头两间屋原来是江青的卧室，江青搬出去以后，就变成了书房。还有西房的北头三间屋，南房的西头两间屋，后来也全都变成了书房。书籍分类上架，摆放井然有序。据估计，藏书的总数达六、七万册，俨然是一个小型图书馆。
毛泽东收藏和阅读的书籍，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
（一）工具书与马列著作
毛泽东使用得最经常的工具书是《辞海》与《辞源》。1947年从延安撤退时，他随身带着一部袖珍本的《辞源》。解放初期，还继续使用，在上面留下了各个时期圈划的笔迹。由于袖珍本的字体大小，后来换上了一部字体较大的《辞源》，一直使用到晚年。
《辞海》也是在延安就有的，而且使用得更频繁。转战陕北时，有一次因敌情严重，需要轻装，便把它埋藏起来，以后再没找到。进京以后，才重新添置。1957年，毛泽东见到原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便说：《辞海》我二十年前使用至今，现在这部书太老了，希望修订一下。后来经过专家们的十年努力，修订本的《辞海》于1965年问世。毛泽东觉得修订本还是过于简□批读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三本书，并自称领会最深的是“阶级斗争”四个字。他一生事业的兴衰成败，盖植根于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读过《反杜林论》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读列宁的这些著作，有助于掌握斗争的战略和策略。进入延安以后，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上海等地出版的马恩著作，诸如《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及莫斯科出版的《列宁文选》。《理论与策略》等，他才有机会读到。
在延安时期，经他圈划过的马列著作，留下来的并不多，但30 年代苏联的红色教授们阐释马列哲学的著作（中译本），都保留得相当完备。而且几乎每本都经过精心研读，随手写下了自己的心得体会。现在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就是当年批读的原始记录。而《实践论》、《矛盾论》则是在批注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的创新之作。如果把读30年代苏联哲学著作的《批注集》同“两论”作一番“由此及彼”的对勘研究，便可以看出他当年用力之勤与体会之深了。
进入北京以后，马恩列斯的全集、选集、单行本、大字本，陆续出版，一一进入菊香书屋的书库。还有各种阐释马列原理的第二手书，更是目不暇接。往日在战争环境下，这些书来之不易，找来便如饥似渴地批读，直至废寝忘食。现在这些书得来容易，便失去了紧迫感，反而读得少了。
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他读书的重点也由哲学转向了经济学。1958年“大跃进”时，毛泽东下功夫钻研《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读了四个本子。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又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边读边议，毛泽东发表了许多意见，后来小组成员整理成了两种笔记：一种以原书章节为序，记录了他的谈话；另一种按问题归纳了他的谈话内容。遗憾的是，毛泽东再也无法像延安时期发愤攻读哲学书那样，通过批注或笔记而形成自己的经济学著作。
毛泽东早年对中国传统哲学作过相当认真的研究，在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五四时期，他提出要通过改造哲学以改造社会的主张。在延安研读苏联30年代哲学著作时，作了很多意蕴深刻的批注，接着便写出了“两论”那样成熟的著作，这些成就显然同他自幼形成的哲学兴趣分不开的。而对搞经济，他早年是看不起的。他的大同思想，甚至把工商业都视为多余。革命胜利以后，提出要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却并不熟悉经济规律。他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份看一遍。”（《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1日）他讲的两本书，代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并不全都是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成功了的，也并不一定适应于中国。毛泽东想跳出苏联模式，开辟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种愿望是好的。但他对经济建设本来不熟悉，加上又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因而后来便引向了一条比苏联模式更“左”的斜路。
毛泽东在延安的山沟里，曾经登上哲学领域的高峰；但建国以后，在经济领域，他的红旗几度摇落，乃至陷入民穷财尽的困境。1976年病重时，他要随侍身边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反复朗读庾信的《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沧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攻守有异势，术业
（二）中国历史古籍
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历史书。早在韶山的私塾里，就点读过《左传》、《史记》、《纲鉴易知录》。长沙上学时，又自学过《读史方舆纪要》和《资治通鉴》。延安时期，他于百忙之中，还亲自去听范文澜讲经学史。进京以后，他买了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共八百五十册，全书四千万字。但他从头到尾通读过一遍，有些部分还反复研读过。如1959年在上海主持八届七中全会期间，他就重读了《三国志》的《郭嘉传》和《明史》的《海瑞传》。直到晚年病魔缠身，还在《晋书》上写下了“1975・8再阅”、“1975・9 再阅”的字样。配合通读二十四史，毛泽东还结合研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各朝的纪事本末，这些书原先他都是读过的。特别是《资治通鉴》经常放在床头。这部书真是被他读“破”了，有一些地方都是用透明胶贴住的。
毛泽东不但自己认真读史，而且在百废待兴的开国初年，还抓紧组织史学家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
据谭其骧回忆，1954年冬，毛泽东曾同吴晗淡起，《资治通鉴》这部书，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现在还值得批判地研读。但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读起来不方便，市上也难买到。他提出要组织人力来做整理工作，出一种用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与标点《资治通鉴》相配合，他还提出要编一部历史地图。后来，这两件事都委托吴晗负责办理。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进行顺利，一年就完成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却十分费事，直到1982 年才出第一册，1988 年才出齐八册《图集》，毛本人都来不及看到。
在二十四史中，毛泽东最重视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他指导刘松林（毛岸英的爱人）学历史，叫她从前四史读起。后来组织史学家标点二十四史，也从前四史入手。1959年4月，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写信给田家英：“主席指示标点出版前四史，去年起就紧张的进行这一工作。??现在送去《史记》排样两份，??如果方便，请转呈主席一阅。”前四史出来以后，范文澜、齐燕铭、吴晗、金灿然等又将其余二十一史（包括《清史稿》）全部整理出来，毛泽东深为赞许。
（三）古典文学
毛泽东收藏和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包括诗词歌赋、小说戏曲、诸子散文、杂记随笔等，是极其丰富的。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小组的张贻玖，曾经汇编过一份毛圈阅批注过的诗词目录。其中包括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20首赋。总计诗词曲赋1590首，诗人429位。读过而未留下印记的还不知多少。（张贻玖：《毛泽东和诗》第2页）看这个统计数字，就可以从中约略窥见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的浓厚兴趣。
在诗词歌赋中，他特别爱好屈原的赋，三李（即唐朝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和辛弃疾的词。
毛泽东自幼读书就爱作笔记，但在历经磨难之后，现在保存下来的早年读书笔记，只有四十七页。后面三十六页题名《讲堂录》，主要内容是听课笔记。前面十一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离骚》是一首长达二千字的抒情诗，代表了屈原创作上的最高成就。《九歌》是祭神的乐歌，充满候的语文教师推左、孟、庄、骚为写文章的最高典范，同学们也都争相效法。但对毛泽东来说，他终生嗜读不倦的，莫如屈原的“骚体”诗赋。
屈原是“骚体”的创始人。篇中“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带有浓厚的湘楚地方特色。西汉未年，刘向将屈原、宋玉以及汉代效仿“骚体”的作品汇成一集，冠名《楚辞》。东汉以后，相继出现了王逸、洪兴祖、朱熹、汪瑗、王夫之、蒋骥、戴震等多家注本。1957年，毛泽东曾经设法广泛搜集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研究《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多达五十余种，并对它们作了相当认真的比较研究。1958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959年、196l年，他又两次要《楚辞》。1973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步美国总统尼克松之后尘来华访问，毛泽东送给他的礼品就是线装《楚辞》一部。
毛泽东终生好读《楚辞》，纯粹出于非功利的审美趣味。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其思维方式，自幼继承着王夫之以来湖湘文化的求实精神与独立根性；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其感情态度则远接以屈原为代表的湘楚的浪漫主义文化传统，两者交互作用，形成奇妙的结合。
毛泽东不但是一个古典文学的爱好者和欣赏者，而且是一个有很深造诣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他的诗歌以粗豪的笔触和潇洒的气度，展现出“万水干山只等闲”、“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英雄气概，其诗品与人品了无判隔。文学界对此已有定评。
他对文学作品的评论散见于平日的讲演、谈话和书信之中，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性的，即通过评论作品来表达或批评某种政治倾向，诸如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75年《关于评水浒的谈话》等。还有一类则近乎学究式的，如1958年，他对贺知章《回乡偶书》所作的考证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原诗是：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刘少奇在一次谈话中，曾借此诗以论证古代官吏禁带家属，说明两地分居自古有之。毛泽东听了以后，觉得不妥。为此，认真查阅了《全唐诗话》、《唐书・文苑・贺知章传》等书，得出相反看法，并立即写信与少奇商榷：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由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摒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时
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
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毛泽东从所读文献资料中得出两点结论：一、“儿童相见不相识”中的说理明白。毛从来不屑于当一名书斋学者，但他的确具有文史学者所应具备的学养及运思、表达能力。
（四）自然科学与实用文化
毛泽东在1913至1918年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有重文轻理的倾向。他说：“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从学校毕业以后，1921 年初，新民学会会友讨论个人的发展计划时，他表示，要在两年以内，设法补足自己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缺憾。但后来事与愿违，建党以后，繁忙的革命活动耗费了他主要的乃至全副精力，他不但在两年之内，而且终其一生，都无法循序渐迸地进行自然科学的补课计划。只能从一般的报刊杂志中多少了解一些世界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动态。
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写信给在苏联上学的儿子岸英和岸青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查鲁迅遗嘱中有一条是：“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岸英写信要诗。毛泽东是政治家兼诗人，不给寄诗去，却劝岸英，“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似与鲁迅对儿子预立的告诫有类似的意向。从历史背景来看，以王明为代表的一批教条主义者，都是苏联留学生，学的是社会科学，搞的是空头政治。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报告中嘲讽他们是一些“华而不实，脆而不坚”“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岸英、岸青当时在苏联学习，他也可能是担心儿子误入歧途，蹈教条主义之覆辙。
1949年开国以后，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多次提出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但后来毛泽东并没能使这一方针得到认真落实。他自己曾经挤时间读过一些科学技术书籍，但数量有限。其中一部分是与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重点有关的。如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6日，毛泽东就要来几本有关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科普著作来阅读。另一部分是与哲学有关的自然科学理论。他爱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力图从一个哲学家的视角来审视和吸取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此外，他还涉猎过李四光、竺可桢、杨振宁以及坂田昌一等著名科学家的某些新著。当他读了坂田《新基本粒子观对话》以后，非常重视其“基本”粒子可分的见解，并于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对几位哲学工作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指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转引自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1986年三联书店版，
他的这些见解，对科学家们进一步探索“基本粒子”以下层次的粒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美建交以后，1974年5月3日，在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时，毛泽东表示，他为自己没有时间研究自然科学而感到遗憾。其实，除了缺乏时间和某些客观条件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难免受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
中国是世界几大古老文化发祥地之一，但近代却落入不发达国家的行列。所谓不发达，主要是科学不发达。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具有实用理性的特点。学者不致力于探求自然的规律，而究心于协调人际关系。思辨理性与科学实验成为缺门或弱项，而兵、农、医、艺等实用文化却曾得到长足发展，毛泽东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成长的，他涉足实用文化的请多领域，并有独到的创获。在长期战争中形成的军事著作是他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冠古绝今的“兵法”奇葩。“大跃进”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虽告失败，但他在总结和推广传统农业技术经验方面的浓厚兴趣，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医学方面，他力排众议，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号召西医向中医学习，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效。在艺术方面，他热爱传统戏曲。一进城就观赏梅兰芳的《霸王别姬》、程砚秋的《荒山泪》和侯宝林的相声段子。直到垂暮之年，还坚持一连看几小时的电视戏曲节目。俗语说：“不会看的看热闹，会看的看门道。”他对京戏各个流派的唱腔和套路都相当熟悉，的确是懂得其中门道的。
从以上四个方面，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中国古籍自幼就有浓厚的兴趣。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这种兴趣受到一定的限制。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公开发出过“厚今薄古”的号召；他自己在菊香书屋的读书生活却恰恰相反，是“厚古薄今”的。在这种“内”和“外”的矛盾中，内在价值取向属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最终决定着他的整个文化心理结构与行为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