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苏关系角度考察朝鲜战争的历史
在1950年，世界历史进程中发生了对此后国际格局和形势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个事件：第一，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对莫斯科长达两个月的访问，新中国和苏联于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二，朝鲜半岛在6月25日爆发了大规模内战，美国立即在联合国的旗帜下进行军事干预，10月19日中国派兵进入朝鲜作战，最终形成了后来历史上所谓的朝鲜战争。
那么，在相继发生的这两个事件之间，即中苏同盟的形成与朝鲜战争的起源之间，究竟有没有直接的联系？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战争爆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始终是历史学家在研究朝鲜战争和亚洲冷战历史中关注和考察的对象。然而，由于缺乏档案文献及相关的史料，在1980年代以前，关于这一课题比较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还不多见。
7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次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高潮。首先是美国杜鲁门图书馆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在朝鲜战争25周年之际召开了一次大型讨论会，出席会议的除一批历史学家外，还有许多当时参与美国决策的军人和政客，如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李奇微(MatthewB.Ridgway)、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欧内斯特.格罗斯(ErnestA.Gross)、杜鲁门(HarryS.Truman)总统的特别顾问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W.Harriman)、美国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J.LawtonCollins)、美国驻韩国大使约翰.穆乔(JohnJ.Muccio)等等。会后编辑出版了《朝鲜战争：25年后的观察》一书，引起了人们对朝鲜战争研究的再次关注和兴趣。1976年美国国务院编辑的多卷本文献资料集《美国外交文件》(FRUS)开始公布有关朝鲜冲突的美国档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历史部1979年出版了介绍美国军方关于朝鲜政策的两部著作。其时，英国档案也陆续公布。到1984年，《美国外交文件》中朝鲜战争时期的各卷全部出齐。
这一时期，西方史学界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著作迅速增加。不过，这一时期对朝鲜战争历史进行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美国的档案文献，朝鲜战争研究的主体也在美国，所以，很自然地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研究群体。在西方研究者中，无论是什么学派，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以及研究的出发点多数是以美国政策为核心的。在冷战激化的50-60年代，产生了传统学派；在美国出现反战高潮的70年代，出现了修正学派；到冷战结束时期的90年代，后修正学派又应运而生。这一情况也说明了当时美国在冷战和朝鲜战争历史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即使涉及到朝鲜战争与中苏关系的问题，也大多是以美国对苏、对华的政策为对象进行研究的。
在朝鲜战争的历史研究中，有关中苏同盟以及中国出兵朝鲜等问题的讨论，只是在最近几年才不断推出了许多很有学术影响和价值的研究成果。其原因在于，作为历史研究基础的关于这些问题的大量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是80年代末才开始陆续公布于世的。
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出现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4卷(1987-1990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18卷(1992年)、《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卷(1992-1993年)、《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6卷(1993年)、《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同时出版的还有《彭德怀军事文选》(1988年)、《周恩来外交文选》(1990年)、《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1990年)等。这些以及随后不断出版的文献资料集，公布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和建国初期中苏关系的中国档案。此外，在有些官方出版的研究著作中也使用了大量的原始档案材料，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1988年)、谭旌樵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争》(1990年)、王焰等编的《彭德怀传》(1993年)、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1994年)，特别是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96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刘少奇年谱》(1996年)和《周恩来年谱(1949-1976)》(1997年)等。
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版了一批口述史料。其中为学者广泛引用的有师哲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伍修权的《回忆与怀念》、杜平的《在志愿军总部》、洪学智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柴成文和赵勇田的《板门店谈判》、外交部编的《新中国外交风云――中国外交官回忆录》、雷英夫的“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吴瑞林的《抗美援朝中的第42军》等等。
中国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料的出现，不仅促进了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有关中国领导人出兵朝鲜决策的46封电报被译成英文在美国杂志上全文刊出。把更多中国档案文献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学者的是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编辑、出版的不定期专业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还有一些国外学者的论著将中国公布的有关文献作为附录，全文或摘录翻译刊出，如托马斯.克里斯坦森的论文《威胁、保证与和平的最后机会：毛泽东有关朝鲜战争电报中的教训》，特别是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路易斯、薛理泰的专著《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朝鲜战争》，作为附录，该书收入了有关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的82个档案文件，其中62个文件译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此外，笔者得知，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已经由旅美华人学者陈兼译成英文，即将在美国出版。
随着这些重要文献资料的解密或发表，90年代初陆续出现了一批利用中国最新材料研究中国介入朝鲜战争问题的研究成果。其中国内的主要论著有徐焰的《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齐德学的《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张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突然暂停’的经过》(《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1期)、李海文的《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熊华源的《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王亚志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和《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前后的一些情况》(《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国外发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郝雨凡、翟志海的《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1990年)；托马斯.克里斯坦森的《威胁、自信与和平的最后机会》(1992年)；迈克尔.亨特的《北京与朝鲜危机》(1992年)；冈察洛夫、路易斯、薛理泰的《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朝鲜战争》(1993年)；陈兼的《中国通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冲突的形成》(1994年)、张曙光的《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中国与朝鲜战争，1950-1953年》(1995年)等。
进一步把国际学界朝鲜战争研究推向高潮的基础，在于俄国最新史料的大量涌现。90年代初，俄国开始大量发表有关朝鲜战争真相的回忆录和采访录，其中包括在苏联政治避难的前北朝鲜高级领导人，如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俞成哲(YooSongchol)、内务省副相姜相浩(KangSangho)、驻苏大使李相朝(LeeSangcho)、朝鲜劳动党书记处书记林隐(ImUn)等人，以及当年参与朝鲜战争的苏联外交人员和军事人员，如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T.F.Shtykov)、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M.S.Kapitsa)、第64防空集团军司令洛博夫(G.A.Lobov)、担任驻朝军事专家领导工作的波尔特尼科夫(G.Poltnikov)、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NamIl)的首席顾问索济诺夫(V.D.Sozinov)等人。
其时，封闭多年的俄国档案文献也开始陆续解密，特别是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40周年前夕，俄国政府解密了一批关于1949-1953年朝鲜战争问题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斯大林(J.V.Stalin)与金日成(KimIlsung)、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苏联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与他们在北京和平壤的代表之间的往来函电。这些总计1000多页的新的原始档案材料分别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军事档案馆。1994年6月，叶利钦(BorisYeltsin)总统把215件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件交给了来访的韩国总统金泳三(KimYoungsam)，不久韩国外交部东欧局的白宙铉(BaekJuhyun)等人根据这些文件编译出朝文的《韩国战争文件摘要》，随后在中国便出现了这个摘要的中文本。
与此同时，有些学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俄国档案馆中也发掘出不少档案材料，并在他们的论著中加以引用或全文刊出。如凯瑟琳.威瑟斯比的《苏联在朝鲜的目标与朝鲜战争的起源(1945-1950年)：俄国档案中的新证据》和《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献证据》(1993年)；德米特里.沃尔科格诺夫的《对此应该惧怕吗？》(1993年)、弗拉奇米尔.彼得洛夫的《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中的作用：已经解密的秘密文件》(1994年)、阿.符.托尔库诺夫和叶.普.乌菲姆采夫的《关于朝鲜问题的新观点》(1995年)；亚力山大.曼绍洛夫的《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与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1950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俄国档案的新据》(1996年)；叶甫根尼.巴加诺夫：《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分析：1949-1951年》(1996年)等。
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朝鲜研究中心还与俄国外交部的外交学院签署了共同研究朝鲜战争历史的学术合作协议，从而得到了一批俄国解密的原始材料。目前该中心正在与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合作，对这些文件进行整理和翻译。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一方面将这批文件的复印件提供给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并存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格尔曼图书馆的第七层，以供研究者使用，一方面把其中的200余件档案译成英文在《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1995/96年第6-7期刊出。
俄国发表的当事人回忆录和访谈录，特别是俄国档案文件的解密和传播，引起了俄国、韩国、美国以及中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又出现了一批利用俄国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讨论朝鲜战争历史的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有前面提到的俄国学者沃尔科格诺夫、托尔库诺夫、曼绍洛夫、巴加诺夫等人的论著；韩国学者的论著有朴文洙的《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1994年)、朴明林的博士学位论文《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1994年)等；在西方学者中，最突出的是前面提到的威瑟斯比的一系列论文，以及乔恩.哈利迪的《苏联在朝鲜的空战》(1993年)、威廉.斯德克的《国际历史中的朝鲜战争》(1995年)等。中国学者使用俄国文献研究朝鲜战争的论著有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7月号发表的青石(杨奎松)的文章《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以及笔者的专著和论文等。
这次的研究热潮一直持续到2000年，正值朝鲜战争爆发50周年。在此前后，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关于中国方面的重要史料，有官方出版和发表档案文献，以及根据档案资料编写的工具书。至于俄国的档案文献，除了俄国学者在专业杂志进行的简要介绍外，主要是韩国国防部军史编撰研究所影印出版的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团的106件军事档案。此外，笔者在多年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的过程中，对有关朝鲜战争的文献情有独钟，为让更多的可以使用中文研究这一课题的各国学者能够利用这些重要的史料，特将其中有关朝鲜战争的700多件档案(包括附件)的中译文编辑成书出版，取名为《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三卷本)。
这一时期中国出版的相关专著很多，主要有齐德学的《巨人的较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和指导》，林利民的《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逄先知、李捷的《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以及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等，还有数量更多的学术论文。国外学者也有许多新的学术成果发表，并且已经将研究重点转向新的领域。
总之，随着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及口述史料大量公诸于世，北京和莫斯科已经越来越引起各国有关学者的广泛关注，现在召开关于朝鲜战争历史的国际学术会议，没有中国和俄国学者参加是不可想像的。档案材料的多边化还引起了研究方向的国际化，这表现为很多研究者的兴趣已经从对朝鲜战争中美国政策的分析转到对中国和苏联政策的研究，许多美国学者打破了西方外交史的研究系统，过去各种学派分野的界限已经模糊。更重要的是，各国学者对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已经不是仅从本国的角度，而是从世界范围和国际结构的角度，利用多边档案，研究多边问题。这无疑是朝鲜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可喜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中苏关系的角度对朝鲜战争起源进行的研究，也就再次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对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的历史研究中，始终存在着种种对立和分歧的看法。这里除了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和原始材料的限制以外，还有一个研究方法和概念使用的问题。即使人们抛弃了意识形态的偏见，也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档案，但是由于研究角度和出发点的不同，或者各自使用的概念及其含义不同，往往容易陷入无谓的争论。为了便于论述，本书在讨论主题――朝鲜战争的起源及其与中苏同盟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对研究方法及概念界定做几点说明。
第一，在战争起源的讨论中，人们常常使用“第一枪”这个概念。关于谁打了朝鲜战争“第一枪”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但是仍然毫无结果。其实，在这里所谓“第一枪”的问题，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事实上在军事冲突中究竟是谁先打了第一枪往往是说不清的问题，有意发动进攻者往往引诱对方先开第一枪，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况且，在6月25日战争爆发之前，朝鲜南北双方沿三八线的军事冲突已经发生了一年多，那么在这数千次的交火中，究竟哪一枪算是“第一枪”？所以，人们完全没有必要花费大量精力去搞清究竟是谁先打了“第一枪”。问题的关键在于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带有全局性的军事行动――这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事实――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无论这种军事行动是属于主动进攻，还是属于被迫反击，其结果都是使这场战争成为当代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成为历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研究的起点。否则，即使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再延续一年也未必会成为全世界注意的中心和大国对抗的焦点，这一冲突引发的结果也未必会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产生重大影响。换句话说，使朝鲜人民军在1950年6月25日大举越过三八线这一军事行动得以实现的条件和前提是什么，斯大林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国际背景是什么，这才是研究者应该特别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本书分析和论述的基点就在于此。
第二，对朝鲜战争起源的概念应该有一个更为宽泛的界定。以往谈到朝鲜战争的起源，人们大多是仅就南北朝鲜之间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爆发进行分析和讨论，这是不够的。朝鲜战争作为一场国际性战争，就其发展过程和最终结果而言，实质上是中国(在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下)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尽管美国的军事干涉行动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而中国则与苏联和朝鲜结成了联盟，但是从作战双方对战争的指挥权、控制权，以及投入人力、物力的综合指数看，美国和中国都在战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整个朝鲜战争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大规模向南挺进开始，第二阶段从美国全面介入朝鲜冲突开始，第三阶段从美国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方进攻开始，第四阶段从中国派兵入朝并与美军发生战斗开始，第五阶段从作战双方沿三八线附近停火并进行停战谈判开始。从时间上看，自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即从战争爆发到第四阶段开始，共计不到4个月的时间，而从中国出兵到战争结束则有33个月的时间。前4个月实际上是战争不断扩大和升级的过程。从规模上看，只有到第四阶段开始，即中国介入了朝鲜战争以后，才构成中国与美国直接对阵的局面，这场战争也才形成为完整概念上的朝鲜战争。这就是说，应该把战争在第四阶段开始以前的发展，都看成是构成战争起源的重要内容。显然，如果美国不卷入这场军事冲突，朝鲜半岛发生的充其量是一场短暂的内战；如果美军不向三八线以北进攻，这场战争早在进行到三个月的时候就以三年后的结果终止了；如果中国不出兵，这场战争也就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朝鲜战争了。所以，对于战争起源的分析，除了战前的背景以外，还必须对直到中国出兵时的战争发展过程进行全面的考察。本书即是把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起源的关系放在这一过程中进行研究的。
第三，对于中苏关系的研究，在某些问题和一定程度上必须对中苏领导人的决策动机进行考察。然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没有困难的。
首先，作为这一研究对象的两个关键人物――毛泽东与斯大林，他们内心最深层的想法和战略谋划往往是不为人知的。在建国初期，毛泽东直接掌握着一切对苏联联系的渠道和细节，大部分函电往来都是毛泽东亲自处理的，而由于建国初期档案制度不健全，在相关的部门却没有留下档案文献。此外，为了保密起见，有些重要的会议则根本没有记录。同样，斯大林在他晚年的政治生活中始终把自己隐藏起来，他也直接控制着与毛泽东的所有接触，而且也常常禁止保存与外国元首之间较为敏感的谈话记录。
其次，对于国际关系问题决策的重要条件是对于外部信息的把握，但呈现在历史研究者面前的比较完整的历史环境，与决策者当时所掌握的可能是严重失真的信息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决策者实际上都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进行思考和做出决策的，所以，后来的研究者如果只对这一过程进行纯理性的分析，而缺乏对决策者的个性和环境，以及基于这种个性和环境而形成的思维方式进行考察，这种研究必然会遇到重大障碍。
再次，如果说在中苏关系以及中苏双方对朝鲜战争态度和方针的研究中，对于毛泽东和斯大林个人心理和思维的分析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这两个关键人物都没有留下他们个人的回忆录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憾。这就是说，除了应该广泛利用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及相关的口述史料外，在很多问题上还需要借助于研究者个人的分析和推理。本书分析斯大林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动机以及毛泽东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考虑时，由于没有掌握直接的档案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利用间接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主观推断的。这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在研究中，本书综合利用了迄今为止中俄两国最新公布的档案文献及相关的口述史料，着重分析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条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苏同盟的实际结果和客观影响，中苏同盟与朝鲜爆发的战争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中苏结盟后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存在哪些分歧，在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危险情况下作为同盟国的中国和苏联各自的考虑及所采取的不同对策，毛泽东是什么时候以及怎样下定决心派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后对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叙述结构如下：
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的逐步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对于苏联来讲，其分界线在于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然而，苏美对抗的重点在欧洲，当柏林危机爆发时，苏联在亚洲的目标仍然是维持雅尔塔体系划定的势力范围，即在朝鲜半岛满足于以三八线划界的南北分治状态，而在中国，其重点是保证苏联在东北的权益和影响。
斯大林从保证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在战后的亚洲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传统战略，制定了以夺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的外交方针。苏联实现这一目标的保证是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此，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府，重点在于保护和实现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则是苏联外交斗争中的借用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尽管存在着友好和互助的一面，但大体是在一种不愉快、不和谐的状态下开始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迫使斯大林考虑改变苏联的对华政策。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使斯大林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战略以及对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苏联与中共之间建立了真正合作的基础。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后，中苏两党在原则上统一了认识，并初步确定了未来双边关系发展的目标，但涉及双方根本利益的分歧没有得到解决。尽管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作为新中国的奠基人，毛泽东决心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以此来体现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并作为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础。而斯大林则认为东北问题关系到苏联在亚洲的根本利益，并担心签订新条约会在国际关系方面引起对苏联不利的连锁反应，因此难以接受中国的主张。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对话，由于双方出发点和结盟条件上存在的差距而一度陷入了僵局。
为了共同的战略目标――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为了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中国与苏联终于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斯大林被迫同意与新中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苏联失去或即将失去它通过雅尔塔体系和1945年中苏条约而获得的远东权益，这主要是指由长春铁路和旅顺口、大连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认为可以替代中国东北而保持苏联在亚洲的政治、经济权益的地区是朝鲜半岛，这是他同意金日成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这一计划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动机。当然，以此阻止中共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以免进一步刺激美国)，很可能也在斯大林的考虑之中。
就朝鲜冲突本身而言，斯大林主要是不能承受因中苏条约的签订使苏联失去在亚洲的基本利益这样一种压力，因此莫斯科需要制定一个新的远东战略方针。在苏联与美国已经处于全球范围内冷战状态的背景以及朝鲜半岛处于战争边缘的总的前提下，出于维护苏联在东方的战略利益的需要，斯大林改变了以往在亚洲保持沉默和守势的立场，决定在远离欧洲这一冷战中心的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完成朝鲜的统一，从而扩大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同时，这个决定也是为了迎合金日成统一朝鲜民族的革命要求。
苏联做出对朝鲜问题新决策的动机主要是为了维护苏联自身在亚洲的战略利益，以及对中苏关系发展结果的忧虑，而不是出于对苏美关系的考虑，也不是出于对中美关系的考虑。斯大林并没有设想朝鲜战争是直接针对美国的――为金日成开放绿灯的前提就是判断美国不会对朝鲜半岛进行干预。苏联对美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在苏联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只是以冷战的形式进行对抗，但决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因此，斯大林需要毛泽东为未来的战争承担起责任。不过，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彻底决裂并不是斯大林做出关于朝鲜战争决策的动机，而是战争实际发展的结果――如果美国不干预朝鲜半岛的争端，也就不需要中国参与这场战争了。尽管莫斯科希望金日成的举动将不至于引起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但在华盛顿看来，这是一场全面战争的序幕。
朝鲜半岛的内战爆发后，由于美国公然出兵干涉，形势急剧恶化，斯大林迫切需要中国出兵援助朝鲜。当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作为亚洲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受到革命理想主义的激励，并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也决心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进行一番较量。由于在苏联提供空军援助的问题上中苏之间产生分歧，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边的谈判陷入僵局。就在斯大林通知金日成撤出朝鲜，而中苏同盟条约几乎成为一纸空文的时候，毛泽东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力排众议，毅然决定派志愿军赴朝作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国的猜疑和顾虑。
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是中苏同盟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斯大林改变了对毛泽东的态度，采取了与中国全面合作的方针。由于在战争中双方利益的趋同性，中苏同盟在中国出兵朝鲜后显示出其存在的意义。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协调统一以及中苏之间的密切合作，是保证中国在这场艰苦和漫长的战争中得以坚持到底的重要条件之一。其结果，朝鲜战争使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同时也掩盖了隐含的分歧和矛盾。
结论：
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中苏结成同盟关系是直接导致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过去在西方传统派学者中有一种“共谋论”理论，认为朝鲜战争是由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策划，而由金日成直接发动的。后来修正派出现后，这种说法已不多见。但最近韩国学者似乎在解密的俄国档案中找到了证据，再次提出了“共谋”理论。实际上恰恰相反，正是在毛泽东与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和中苏结盟问题的时候，北京和莫斯科对朝鲜半岛冲突的认识和政策开始发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甚至给中苏同盟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直到中国决定出兵朝鲜才改变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的根本看法。因此可以说，中苏条约的签订只是同盟关系在形式上的表现，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后，中苏两国才在事实上形成了同盟关系。
这就是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起源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