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论者之说如此，然核之于实际，则人类非以判别善恶之故，而有待于道德哲学。所谓道德者，夙已先道德哲学而发见。苟其初无所谓道德，则决不能有道德哲学。以道德哲学，必以现在之积极道德管理吾人之生涯及意志者，为其思考之对象而后能建设也。吾人内有其心，诚若有何事当行何事不当行之命令，于是命之曰良心。良心之起原，及其与人生正鹄之关系。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序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言道德起于道德哲学之先，故道德哲学之成，成于经验，下更畅发之。
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快苦生于生死，生死生于成毁，成毁生于吸拒，吸拒生于小大，小大生于有无，有无生于心理。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序论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19―120页）
［解析］
化理学（即道德哲学）与人们的道德实践的关系，是伦理学研究首先要碰到的问题。泡尔生的观点是，道德先子道德哲学而存在，道德哲学可以反过来规范“吾人之生涯”。对此，毛泽东是肯定的，但在道德哲学产生的基础问题上，他强调的侧重点，与泡尔生有所不同。
譬如，善恶，是道德哲学两个最基本的范畴。原书中说：“何者为利，何者为害，诚待经验而后知。而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则子未经验之前，固已知之。”泡尔生这是说，利害属于现实的范畴，是客观的，而善恶属于道德的范畴，是先验的，分明显出唯心论的色彩。毛泽东批道：“殊未必然。”为什么，他认为“善恶生于利害”，即是说，善恶与现实中的利害关系是不能分割的。
对于道德实践及准则，毛泽东也强调其受社会时代实践特点制约的一面。原书说，“道德何以必随时代而不同，既已随时代而不同，而又何以仍无失其为道德，此则虽圣哲犹难言之。”毛泽东批道：“此并不难言”，“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
泡尔生书中有儿处谈到伦理学是“实践科学”，毛泽东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批道：“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伦理学示人生正鹄之所在，有裨于躬行。”
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是很复杂的。有唯物论色彩，也有唯心论色彩。因此，最易受泡尔生二无论思想的影响。在善恶生成等问题上，他虽然肯定了其实践性，强调了“成于经验”，但是，正像前面引述的批语所说的，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最后，绕了一圈，又回到“生于心理”。仍属于唯心论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