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是吾人之动作，非必有此正鹄之关系于意识中，而始有道德之价值。如前文所述，老妇畏忌盗窃之事，彼徒以其背于基督第七戒耳，非有他理想也。然其事实，则诉合善事。维哲学家洞悉人类生活之规，财产制度之重要者，亦无以过之。要之彼之所为，非由知识而由其良能，然其于道德之价值，固不以是而贬也。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以处不免有奖励盲目道德之弊。现今之人所为善事，如修桥补路之类，无非盲目的道德也。道德之实行，固赖感情与意志，而其前必于此将实行之道德，有明判然之意识，而后此行为乃为自动的。若盲目之道德，固毫无价值也。
前段发明且为作用、且为正鹄之精神，足使人类之人生观意义为之一变。何则？从前之人，莫不以为事未至最终之目的，即为无甚价值。因之在未达目的之前毫无生意，视其所行之一段路若废物焉。今知且为作用、且为正鹄，则无往不乐。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可也，即死亦可也。
上所论乃高智之人之道德，虽然若普通之人，则多以良能行事亦足以完满其生活也。此良能乃祖先以来多代相传之经验，其始固有意识存乎其间，及其行之以已久，成为社会之习馈，在个人之脑筋中成为一种不假思索脱然而出之反射运动，乃所谓良能也。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
“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55―157页）
［解析］
泡尔生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中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避恶就善，常常是因为遵守某些客观的信条和潜意识当中的“良能”，未必与他们的主观的生活信仰和自己为自己设定的道德准则有关系。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
（一）所谓“善”，不是客观存在的，做某件事情，孤立地看，它并没有善的或恶的性质，只有与人们自己的生活发生联系时，才可能引申出道德价值的评判。在另一处的批语中，他说：“非某事之本体有超然之善，乃因其与生活有关系故云善。”接着又说：“于此，吾又有所感焉。某事某物之善与不善，乃人所随意呼加，视其与人类生活之关系如何而定也，并非指其本体之实”。
（二）由这个观点，毛泽东认为，如果自己对自己做的事情，没有感情上和意志上的明确“意识”，即使做了些如修桥补路的好事，也因为不是“自觉”的行动，从而是“盲目之道德”，是“毫无价值”的。为此，泡尔生的上述观点，便是在鼓励这种盲目的道德。
（三）只要人们为自己设立了理想目标，人们的生活就会很有意义，按这个理想去做事情，就有道德价值，不管做这些事情是否最终达到了理想目的，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
（四）诚然，对普通人来说，并不是都为自己设立有崇高的理想目标，他们多按“良能”行事。毛泽东认为，这个“良能”看起来是“不假思索”的条件反射，但它根本上是世代相传的“经验”存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也是一种意识，人们觉得据此“足以完满其生活也”。所以，也是一种主观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