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3年起，社会主义农业加快了发展速度，这是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的结果，是党和政府为加强集体农庄和庄员对发展集体农庄生产的物质刺激而采取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措施的结果。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
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
［解析］
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反复强调的物质刺激原则表示了很大的反感，他认为教科书所以这样写的原因是由于斯大林时代对农民采取“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搞得太苦了，“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毛泽东又对“教科书”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感到担忧，认为这样做，又一定会走上自己的反面。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反对走极端的。这与当时国内开展的纠正剥夺农民的“共产风”的工作恐怕是有联系的。在接下来的评论中，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公与私的辩证关系，因为物质刺激的实质还是如何处理公私关系。这一段评论是十分精彩的。其中讲到的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原则，对大公无私提法的否定，都令人耳目一新。从这段坦诚、鲜明的评论中，我们可以体味到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唯物史观的哲理。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经济利益的关系上，“大公无私”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它是一个“左”的口号。毛泽东提出的原则是“公私兼顾，先公后私”。毛泽东上述对公私关系的论述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我国国情的，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并指出这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1945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指出：“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应调整。”在农村，“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然而，1958年以后，随着“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对公私关系的认识逐渐倾斜，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斗私批修”理论，把“私”作为万恶之源，要求人们“狠斗私字一闪念”，进行“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实际上是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不能不承认和顾及到个人利益问题，即使经济发展了，个人利益也要随之发展。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就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一味的靠政治高压去否定个人利益，不分场合地提倡大公无私，实际上是“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是根本做不到的。那样做只能导致抑制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民族、个人搞得死气沉沉。
毛泽东在对物质刺激表示出极大义愤的同时，又讲出了这样一番肯定个人物质利益，提倡公私兼顾的精彩的话，真是妙不可言，恰到好处。可惜的是，这一理论闪光点并没有变成可操作的政策法规，变成改造中国的物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