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屈原：“手中握有杀人刀”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十分喜欢屈原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 （次年并入第一师范）读书时，曾将自己的听课和读书笔记装订成册，题为《讲堂录》。在《讲堂录》的后面有十几页是手抄屈原两部代表作《离骚》和《九歌》的全文。在《离骚》正文的上面，又写有自己对各节内容的概括。
以屈原作品为主集成的《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座浪漫主义创作高峰。1957年，毛泽东请人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研究著作，收集了50余种给他。1959年和1961年，又两次要《楚辞》，其中包括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和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这段时期里，毛泽东较为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讲话中多次谈到宋玉的《风赋》和《登徒子好色赋》。
毛泽东喜欢楚骚，自然与他的文学欣赏情趣有关，但他对屈原的推崇，对《楚辞》的评价和运用，却是多方面的。
1951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周世刽等人时，有人谈起屈原与屈瑕 （楚武王封子瑕于屈，即为屈瑕，屈原为其后裔）的关系，毛泽东评论说：《楚辞》虽是古董，但却是历史，有读的价值。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这些谈话都是推崇屈原作品的历史价值和思想内容。
毛泽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的大量谈话中，还说过这样的话：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离骚》这样的好的文学作品。这段评论又把屈原的生活遭遇同他的作品的思想价值联系了起来。
毛泽东最着重的屈原作品的思想价值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批判性和战斗性。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一篇文章时，加写了一段“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话，其中便把屈原的思想概括为“批判君恶”。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期间，他让秘书林克抓紧时间编了一本合几十种评价和研究《楚辞》的书刊目录，经他亲自审定后，印发与会代表。此外，毛译东又特地印发了汉代枚乘的《七发》全文。8月16日又在会议上逐段讲解了这部作品。在讲解中，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七发》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的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没有批判色彩的为文造情或形式主义的作品，毛泽东读起来是没有兴味的。因枚乘《七发》的成功，引来一批仿作，使“七”体繁兴，但毛泽东认为“没有一篇好的”。诸如《昭明文选》所收的曹植《七君》、张协《七命》，由于“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便索然无味了”。
屈原不仅因其创作而不朽，还因其独立不羁的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操为后人敬爱。对此，毛泽东也是很注重的。1954年10月，在会见外宾时，他引用屈原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并向这位异邦客人介绍说：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一千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来中国人民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
最能反映毛泽东对屈原的综合性评价的，大概要算是他晚年写的以《屈原》为题的一首七绝了：
屈于当年赋楚骚，
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
一跃冲向万里涛。
第二句是对屈原作品的战斗性的描述，第三句寓其人格的高洁并感叹其遭谗受讥的处境，最后一句无疑是对屈原生命结局中光亮一闪的赞美和高扬。
2.心里没有气，他写诗？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同文艺界人士有不少交往。一次，诗人徐迟向他请教怎样作诗，并请他题词，毛泽东想了一下，驰毫聚墨，写下“诗言志”相赠。建国后，《诗.385刊》创刊时诸毛泽东题词，他写的也是这三个字。应该说，这是毛泽东最基本的诗歌观念，由此形成了他阅读和体会古代诗人诗作的基本方法，这就是传统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
1959年7月4日，毛泽东在庐山住处与王任重、刘建勋、梅白三人谈话时，念起明代杨继盛（号椒山）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事，与人和气察群言。”接着，发挥说：要虚心体察，才能从群言中汲取智慧。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毛泽东肯定了这一传统，认为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读诗，也要从诗中体味诗人的胸怀与情操。
《诗经》，是中国诗史上第一座高峰，相传为孔子编订，历代注家不绝如缕。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对此有一段评论，他说：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是“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嫁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时蜀国的韦庄，有一首少年之作，叫《秦妇吟》，是怀念君王的。毛泽东这段评论，有一点值得注意：孔子怦《诗经》，“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司马迁认为是“抒愤懑”，毛泽东则发挥为“反对统治者”，并认为老百姓也是“圣贤”。这也自成一家之言。
心里有气，才写诗，这并非毛泽东偶尔道出的一个文学创作观念，在他看来，不独诗歌如此，所有文化现象及精神创造皆然。1958年10月15日在天津视察的谈话中，他就说过：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日》，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 《红楼梦》、《水浒传》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的，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还有《诗经》等。
罗隐是晚唐很有才气的诗人，因写《谗书》触犯权贵，一生不得志。毛泽东藏书中有两本罗隐的集子：《罗昭谏集》和《甲乙集》。据统计，毛泽东亲手在上面目划过的涛作便有91首。其中《嘲钟陵妓云英》云：“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毛泽东同情作者自比妓女的遭际，在旁批注：“十上不中第”，即罗隐十次考进士十次落考。更使毛泽东同情的是，罗隐不仅仅是一个有才气的诗人，他以英雄自喻的抱负也非一般的书生之论。毛泽东从《通鉴纪事本末》第220卷中读到罗隐在一次战争中向镇海、镇东节度使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