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之后，毛泽东及时地转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巨著，同时也是思想方法论原则卓越运用的煌煌大作。如果说《实践论》、《矛盾论》体现了革命时期的思想方法论，那么这里所研究的两本著作则可以堪称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方法论，至今对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一、从申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
社会主义怎么建设？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现成的经验，只能参照苏联的办法。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实际上是当时我们党的心目中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先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其他国家大多基本上采用苏联模式。对于苏联经验，经过延安整风批判教条主义之后，虽然中央领导人己有一些辩证思考，但在实际工作的不少单位看来，参照就是照抄照搬。对于这种“抄”，毛泽东认为，第一是必要的，自己不懂，没有别的法子，只能“抄”；第二不满意，搞经济建设己有几年了，苏联的好经验对我国的建设起了有益的作用，一些不好的经验被“抄”过来后也暴露了它的许多弊端，影响了我国的建设。他说：解放后，3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
①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在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揭露斯大林和苏联建设工作中的许多严重错误后，毛泽东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必须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重申延安整风时期的思想方法论原则，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
②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批评教条主义说：“它对于革命，对于人民，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从提高人民群众的自觉、鼓舞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首创精神。促进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迅速发展等
③等方面说来，破除教条主义的迷信，现在仍然是必要的。”他列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时还指出：“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的“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④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我国的农业、工业和整个经济工作进行了将近半年的调查研究，通过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和召开各种座谈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于1956年4月25日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鉴于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从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他提出了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特别是关于经济建设方针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对于这个思路，他一直比较满意。他后来多次说过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①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①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②《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319页。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④《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298页。
在主要的经济关系的基本思路确定后，毛泽东又着重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政治关系。在《论十大关系》的基础上，于1957年2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讲话，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光辉理论。这部著作从思想方法论视角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阶段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晶，也是他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
①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作了全面分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矛盾论”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存在矛盾？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虽然列宁早就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矛盾还存在。但是在相当氏的时期内，斯大林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这个问题。毛泽东经过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失误的经验教训的分析和对我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否认井批评了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观点。他说：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是迷信。希望，一切都是好的，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是美丽的，但又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自古以来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
①是这样。他还指出：现在我们把未来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又会
②感到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这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思想方法总论。根据这样的方法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存在的各种矛盾关系不断地进行理论分析。所谓《论十大关系》，就是分析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十大矛盾。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五大经济矛盾。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主要属于政治矛盾系列。《正处》讲话对客观现实存在的政治经济诸矛盾作了进一步分析，在更高层次上概括了《论十大关系》中的矛盾思想，初步地构筑起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系统。
这个理论系统的基本观点是：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斯大林晚年虽然羞羞答答地承认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矛盾，但不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就共产党的领导人而言，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既有基本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正是这个基本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前进。这个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形态是根本不同的。它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不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彻底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一般来说，不表现为对抗性的矛盾冲突，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节来解决。
（二）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斯大林在理论上否定矛盾，在实践中则混淆矛盾。毛泽东批评这种错误指出：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这里有两种人，有敌人的批评，也有人民的批评，应该加以区别。《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区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和“要分清敌我”，实际上已蕴含了区分两类矛盾的思想。在《正处》中，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矛盾，后者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
①毛泽东1956年6月28日在罗马尼亚大使递交国书时的谈话。②毛泽东1956年9月27日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性矛盾虽然分为两类，但是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被消灭以后，人民内部矛盾不仅是大量的，而且愈益上升为主导地位。在上述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中，除“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属于敌我矛盾性质外，其他四种政治关系和五种经济关系方面的矛盾，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视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或“总题目”，刘少奇则直接称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表述不一，基本意思却是一个，说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当然，在人民内部矛盾中还要作具体分析，例如分为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劳动人民内部矛盾两个层次。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虽然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党的正确政策，实际上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从矛盾角度看，就是解决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之间和劳动人民内部这两个层次的矛盾，也可以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伟大实践。尽管这个理论还未公开提出，但是先有实践，后有理论，正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逻辑。
（四）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从哲学理论上说，这是在《矛盾论》中已经阐明了的思想方法原则。在《正处》中，毛泽东把它运用于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强调对敌我性质的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对人民内部矛盾则用民主的方法。为了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他还强调要善于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和一系列具体方针，如在经济方面实行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在科学文化方面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的政策；处理民族关系，既要反对大双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等等。对于解决所有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毛泽东都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根本原则，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绝对民主和绝对自由的倾向。
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墓本直针是群众路线思想方法的卓越运用
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开宗名义就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
①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他认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仍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动的力量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①
前面已经指出，群众路线既是党的政治路线，也是党的组织路线；既是工作方法，也是思辑方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是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的高度统一。从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来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所有能参加的人都参加这个事业，体现了党的政治路线；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动力来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强调广大工农群众是基本的依靠力量，同时又广泛地团结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体现了党的组织路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包括要处理好建设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关系，因而也是一种工作方法；但是这个方针，从认识论上说，又体现了视社会主义实践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对社会主义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来认识，因而它更是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的具体运用。
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政治上也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从思想方法论上也是在贯彻群众路线。毛泽东说：
“总题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又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②
说《论十大关系》和《正处》体现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还不仅仅是从“基本方针”和“总题目”而言，也贯彻在其具体内容中。例如，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利益强调“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上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思想；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强调“一要看，二要帮”，“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的思想；又如在《正处》中，强调“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的思想；对于国情的认识，强调“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等等，无一下是群众路线思想方法论的生动体现。
①《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329―330页。①《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万法工作方法文选》第299页。②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
四、强调走自己的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是独立自主精神的具体化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既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又是群众路线的思想，也是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同一个问题的三位一体。独立自主，最根本地就是说，任何国家的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道路；而要完成这项事业，主要应该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因此，独立自主，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的必然结论。
在《论十大关系》和《正处》中的独立自主思想，主要表现为：
（一）在经济建设方针上，提出了区别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苏联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被视为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轻工业的道路根本对立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但是这条道路靠牺牲轻工业和农业来追求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其所付的代价异常沉重。一些东欧国家照搬苏联经验，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损害。鉴于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决不能再走苏联的老路。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的思想，既是从中国是个大农业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来的，也是对苏联工业化道路进行深刻反思后总结出来的，在《正处》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说这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后来毛泽东比较中苏两国的发展道路说：“斯大林的缺点是过份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国家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
①下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毛泽东的这个比较说明了中国工业化道路形成的思路。
（二）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突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模式的初步探索。建国之后，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在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保证重点建设方面它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其弊病也日益暴露出来。《论十大关系》提出的中央向地方分权、发挥地方积极性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发挥企业积极性的思想，就是要改革基于苏联模式建立的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经济体制。随后，对工业、财政、商业管理体制实行部分权力下放，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所进行的第一次重大改革。
（三）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苏联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一党制，我国实行什么体制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是一个需要明确的大问题。《论十大关系》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在此期间召开的座谈会上还说：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在《正处》中，他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民主政治制度。这是我们党的一项重大的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既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建立的，
①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
也体现了我们党的独立自主精神。这种制度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民主党派“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而且是参政党，在世界上像这样特殊的政党政治体制是罕见的。
（四）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的“双百”方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方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在《论十大关系》发表期间和《正处》中提出又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由于照搬苏联经验，我国的科学文化领域也受到了苏联学术批评中的粗暴作风的影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只许发展一种学派，不许发展另一仲学派，例如在遗传学中强制推行苏联的李森科学派，禁止西方的摩尔根学派；在学术讨论中，对不同意见动辄打棍子、扣帽子，严重影响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
①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在《正处》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双百”方针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必由之路。明确宣布“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提出之后，不仅受到国内的干扰，在国际上也被曲解。无论是来自西方的还是东方的舆论，都把它视为“自由化”的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努力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贯彻这个方针。尽管在五十年代后期和“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方针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井体现独立自主精神的正确方针。
①毛泽东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五、从宏观上另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的阶级关系，提出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转化为现实之后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在马、恩的本本里没有讲，列宁对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讲得较多，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阶级斗争讲得较少。斯大林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并犯了严重错误。在《正处》中，毛泽东坚持阶级分析的思想方法，对我国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作了评估，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从国内来说，还存在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残余；从国际上看，还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泽东的上述这些论断还是有客观依据的，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提供了战略性的思考。虽然在这之后他的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逐渐地偏离了正确轨道，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但那与《正处》是两回事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的“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情况下还有可能激化”的科学论断，既是对几十年来阶级斗争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汲取了毛泽东在《正处》中阐发的正确思想理论。
有一种说法：《正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源头”。这是对《正处》中阐述的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的误解。从思想方法上说，它既忽视了《正处》中关于社会主义对主要矛盾的分析，又将《正处》中的论述与《正处》之后的对主要矛盾认识的改变混淆了；并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正处》中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理论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概念。它的核心是，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在任何时候都高于一切，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抓阶级斗争来推动一切、促进一切，并要不断地开展“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来解决社会和党内的阴暗面。《正处》虽然没有沿用“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但是它认为，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与“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是一致的。因为主要任务是由主要矛盾决定的。这里关于主要任务的论述是由主要矛盾的思想引发的。因此，不能说，这些思想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毛泽东所以没有沿用“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是因为在“八大”之后党内外已经有人对“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提出异议，理论界也在争论它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毛泽东在一些会议上时这个表述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有缺陷，需要改换一个更为科学的说法。出于这样的考虑，也包括要继续对当时阶级斗争的状况进行观察，毛泽东较为合理的选择是，阐发“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实质，而不采用其具体表述。
能否说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论断，就意味着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呢？不能。因为关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激烈性，以及“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说法，是对阶级斗争状况的描述，并非性质的判断。从世界范围内来说，近两年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政治事变使我们更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反思。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以及它的长期性、曲折性、激烈性等，并不意味着就承认它是主要矛盾。我们现在也承认其长期性、曲折性等等，但并不承认阶级斗争是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事实上，毛泽东改变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认为阶级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在反右派斗争搞阶级斗争扩大之后的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从6月正式发表《正处》到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虽然只有三个月，但这是毛泽东的思想急剧变化的三个月。就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认识来说，这是由获得了基本正确的认识继续向前跨越，超过真理所允许的界限而步入误区的关键时期。因此，也不能把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前移上溯至《正处》。“源头”论，既不符合我国的历史实际，也不符合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史的实际。
《正处》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分析，当然也有不完善、不周全、不准确、缺乏量化分析的不足，但是总的来说，基本的理论认识在基本上坚持了正确的思想方法论原则。
（原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