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人生历程中的关键一步就是走出韶山，迈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从而直接接触与面对时代的历史风云。少年时期所萌发、增长的反叛意识也因此具有政治性质。在新的环境下，政治意识得到启蒙。
一“子任”的由来
毛泽东16 岁时，在八舅文玉钦、表兄王季范和堂叔毛麓钟等人的帮助下说服了他的父亲，于1910 年秋离开韶山进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
东山高等小学堂是当时一所新式小学，教经书，也教自然科学、英文、音乐以及中外历史和地理。在这所新学校里，毛泽东读了不少新书。从一些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和现状的书籍中，他进一步了解到：近半个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掠取了中国无数利权；清政府腐败无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既赞扬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式的人物，曾使祖国昌盛统一，为之精神振奋；又首次知道了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德大帝等为各自国家的独立和昌盛作过贡献的杰出事迹，对之敬仰称颂不已，并对同学肖子障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她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①..
这段话表明，在书中接触到中外历史和现实的基本知识之后，毛泽东那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得到了深化，一种救国救民的宏伟抱负也就逐渐萌生。然而，如何从理论上更加明确这个主题，如何去实现这个抱负，还需要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毛泽东在当时为实现这种抱负，从思想上寻找到的导师，首先是维新变法时期思想界的巨子康有为和梁启超。
康有为是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早期先进的知识分子，是19 世纪末年维新变法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也是维新变法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他们两人都是广东人。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他们与谭嗣同、严复等具有新思想的改良派知识分子，感到封建专制制度已不能适
① 参见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人民出版社1949 年3 月版。应新的形势，只有变革，才能挽救民族危难。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找来进化论等思想武器，要求学习西方，实行变法维新，以期通过不需根本改变封建制的改良办法，达到使国家逐渐富强起来的目的。毫无疑问，这种“变法图强”的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的意义。毛泽东阅读《新民丛报》等新书报，接触到康、梁呼吁变法救亡的文章之后，立即被吸引住了，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能背诵出来，并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①。尤其是梁启超，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于1902 年在日本横滨创刊，初期连载过梁本人写的《新民说》，广泛介绍过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与政治思想，宣传维新，抨击顽固守旧派，对当时知识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毛泽东为梁启超那种“笔端常带情感”的文字所吸引，反复研读、批点那些精彩动人的文章，其中《新民丛报》第4 号上密密麻麻的批语，足见他已完全倾倒于这位初期的思想启蒙导师。在《新民说》第6 节“论国家思想”的文字中，梁启超指出：国家与朝廷，“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虽然，具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但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这是因为，如果“朝廷由正式成立者”，通过民选而成立的立宪政体，“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与国家才合二为一，自成一体。反之，如果“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不是由民选而成的，“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愿，不能成其为真正的国家，朝廷与国家脱节，互相矛盾。因而，“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②。在这里，梁启超初步区分了“国家”与“政府”两个不同的概念，以及两音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而从政治学的角度论及了爱国与民权，即民族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系，甚至大胆抨击那种“朕即国家”的封建王权思想，讥讽那种以“忠君”寓“爱国”的顽固守旧士大夫为“不谓之病狂，不可得也”。这对于正在渴望寻求新知识的毛泽东来说，为之耳目一新，深深被这段话所感染，情不自禁地作了一段批语：今日之中国，应像英、日等国一样，“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而不能像“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一样，“法令由君主所制订，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这是因为，“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这一观点完全出源于梁启超。他在这里也与梁启超一样，并不反对皇权，而主张君主立宪。这是因为，他将“君”与“民”看作为一个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把国家与政府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认为国家的本质是民，而政府的本质则为君。“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①在这里，他同样看不清国家与政府的阶级本质。这种理论上的缺陷使他不仅佩服梁启超的学问，而且因梁启超号任公，所以也给自己取号为“子任”。本来，这时改良已经让位于民主芋命，虽然湖南是辛亥革命的中心地区之一，但自1906 年萍浏醴起义失败之后，大多数湘籍革命党人远在海外或省外联络会党和新军，策划起义，在思想启蒙方面花的精力并不多，而梁启超曾经主讲过时务学堂，在湖南思想界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故毛泽东首先很自然地从维新派尤其是从梁启超等人那里接受了启蒙教育，而主要不是从革命派那里直接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迪。所以，毛泽东对梁启超的崇拜超过当时任何一个人是可以理解的。进而他仿照梁启超的字号为自己取号为“子任”，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这既表明他要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又反映出他对改良，对君主立宪的向往。这在当时虽然是行不通的，但这种观念较前已经迈进了一大步，至少已经认识到君应由民推选，为民办事，而数千年的封建朝廷和君主则是“盗窃得国”，不能使“人民所心悦诚服”，从而他在这种思想状况下取号为“子任”的积极含义是应当肯定的，是不可忽略的，在毛泽东早期上下求索的思想发展链条中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13 页。② 《梁启超选集》第218、219 页。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14 页。
二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
1911 年春，在东山小学读了半年书的毛泽东，经这个学校的老师贺岚岗推荐，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就读。
毛泽东来到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辛亥革命高潮即将来临之际。湖南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和开展民主革命的重要地区之一，而省会长沙则是全省革命运动的中心地带。自1900 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许多有识之士纷纷从改良转向革命，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再抱什么希望。他们远涉重洋到日本留学，并在那里组织革命团体，创办刊物，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1903 年因沙俄拒绝撤走驻中国的军队，激起留日学生回国开展“拒俄运动”。湘籍革命志士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于1904年在长沙组织革命小团体华兴会，秘密进行革命，宣传和发动武装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革命的种子已经播下。1905 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一面组织会党开展武装起义，争取新军和其他革命势力；一面积极参与领导湖南的保路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和抵制美货的斗争，使得湖南的革命形势日趋高涨。毛泽东来到长沙后，很快被民主革命思想所吸引。他不仅知道了同盟会是革命的组织，而且第一次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民立报》，并成为它的热心读者。
自1905 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积极宣传民族、民权、民生主义革命思想，与保皇派展开激烈辩论的同时，举行了10余次武装起义，试图配合革命舆论的宣传，以武力推翻清王朝反动专制统治。这些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但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加速了全国辛亥革命运动的进程。1911 年春，由湘籍革命党人黄兴领导的“三・二九”广州起义，不少革命党人英勇殉难，黄兴本人也负了伤。一天，毛泽东从《民立报》上看到这则消息后，深为革命党人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所感动，同时对清政府残酷镇压革命党人的行径表示无比的痛恨。他后来说：“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黄兴在广州起义，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①迅速高涨的革命形势，促使毛泽东如其他热血青年学子一样对政治更加关切。他从《民立报》上得知到同盟会革命纲领的最终目标是为了“驱除靴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个纲领比当时简单的反满复汉思想和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主义，已经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因为，它不仅明确提出要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而且要铲除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毛泽东通过仔细研究这个纲领之后，敏锐地感觉到整个中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为之欢欣鼓舞。激动之下写下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主张让孙中山回国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然而，他并不清楚这3 个人早已归属于两个政治上对立的政党。正如他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②为什么毛泽东在当时，竟把保皇派的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同革命派的首领孙中山摆在同等的地位呢？为什么他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自戊成变法失败，康、梁逃往日本，他们虽然不满慈禧太后的专制统治，但不主张推翻清朝，不主张废除君主制，认为只要实行君主立宪制，让光绪这样的“贤明”帝王来继续治理国家，中国就有希望摆脱民族危亡，中华民族就会振兴起来。1900 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中国思想界处于一个改良与革命相互嬗替的时期，也就是由改良进入了革命的过渡阶段。梁启超与康有为不同，他对封建主义的抨击更为激烈，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要多一些，因而在《新民丛报》所发表的文章中，他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继续宣传改良的同时多少反映了一些民主主义的东西，这就使得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一时并不很分明，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曾在1905 年同盟会成立之前甚至在以后仍错误地认为，革命和改良是殊途同归，只是实现政治改革的方法不一样。至于青年毛泽东，长期生活在较为闭塞偏僻的乡村，他首次接触的并不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新思想，而是梁启超所介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以及梁氏那种“笔端常带情感”的文章。只是到了1911 年初在长沙读书之时才第一次知道有个同盟会，有个革命派首领孙中山，所以他一时还未放弃对康、梁的崇拜，认为要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就应该让包括维新和革命在内的人齐心协力，团结一致，从而他把孙中山和康有为、梁启超视为同路人。这正客观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状况。但我们不应忽略，毛泽东毕竟把孙中山列在理想中的新政府的首位，说明他虽未完全抛弃“君主立宪”，但康、梁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开始下降，新的契机已经产生，为由赞赏君主立宪转变到革命民主主义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① 《湘江评论》第41 号，1919 年8 月4 日出版。
“三・二九”广州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由以往主要在沿海地区利用会党或新军举行武装起义转变为以两湖地区为中心，并利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保路运动这个有利条件，促使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高涨。湖南是保路运动首先发起的一个地区，在革命党人的配合下，湖南绅商资产阶级爱国人士要求铁路商办，并于1909 年由湘籍留日学生创刊《湘路警钟》杂志，湘路集股会出版《湘路新志》、《湘路周报》，从理论上宣传“拒借外债”、“实行商办”，在行动上各界踊跃集股，开始修筑株洲至长沙一段铁路。然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听从其主子帝国主义的旨意，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合同，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出卖了粤汉、川汉路权，从而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尤其是湘、鄂、粤、川各界群众的反抗情绪。1911 年5 月14 日，长沙各界群众一万余人举行集会，继则铁路工人罢工，各级学堂罢课，商人罢市，全省拒交租税，并成立保路团体，要求铁路仍归商办。毛泽东积极投入了这一斗争。他后来回忆说：在保路运
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115 页。动中，湖南“学生界尤为愤激，倡言罢课，到处开会演说。庸懦无知的湖南巡抚杨文鼎，横加干涉，学生公然开会不成，则秘密开会，城里开会不成，则聚议于岳麓山头”。“我们学校里每天关着大门演说，好些同学慷慨激昂地主张革命，还记得演说的时候，一位同学将他身上长袍卸下一丢，说：‘快习兵操，准备打仗’。”①为了表示与清政府的彻底决裂，毛泽东与另外几个同学带头剪掉头上的辫子。辫子曾是顺从清朝的象征。在清王朝尚未正式被推翻的时候，许多人不敢贸然剪辫，就连具有新思想而与毛泽东相约的一些同学，到了真正要剪辫的时候都犹豫起来，其中一个思想比较保守的人则与毛泽东围绕着剪不剪辫的问题发生争论。那个人是法政学堂的学生，他拖着那条长辫子，从家里走到学校，并不打算剪掉，以示他对清王朝的忠诚。争论双方都摆出自己的理由来驳斥，那个同学从《孝经》上搬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封建教条，攻击那些剪辫的人是不孝之子。毛泽东等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随后，毛泽东与那个首先剪了辫子的同学出其不意地将十几个人的辫子强行剪掉。
从上可见，毛泽东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主张全部取消辫子”，②从拥护“君主立宪”到主张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新政府。这一思想转变也体现在毛泽东的行动中，这就是参加辛亥革命。清末保路运动的显著特点是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它迅速地促使把下层的革命要求同上层的政治危机推向矛盾的激化点。在清政府调集重兵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革命党人经过多年的积极准备，选择了湖北革命基础良好，而武汉一时空虚之机，于1911 年10 月10 日一举发动了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湖北革命党人原先与湖南革命党人约定，如湖北首义，湖南则立即响应；如湖南首义，湖北则立即响应。于是，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湖北军政府就赶紧派人来长沙，要求湖南方面迅速举义响应。是月中旬，湖北军政府的一位代表来到湘乡驻省中学报告武昌起义的情况，并提醒湖南能否迅速反正对于武汉革命形势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如果湖南迟迟不脱离清政府的控制，武昌就有可能被置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反之湖南起义成功，武汉革命军就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精力与南下的清军作战。这场激动人心的演讲，使得毛泽东心情极度兴奋。他感到清王朝的末日已经来临，革命不久就会在全国取得胜利，于是他决定投笔从戎，邀约几个朋友去参加革命军，到武汉当兵打仗，以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四五天之后，毛泽东从同学那里筹集到一些钱，准备动身去武汉。他听说武汉街道很潮湿，必须穿雨鞋，就到驻在城外军队里的一个朋友那里去借。当他走到半路上时，看到士兵们正在向城里进发。原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已经策动新军举行了长沙反清起义。毛泽东跟着进城起义军折回城里，站在一个高处“观战”。一直看到新军进据抚台衙门，升起“汉”字白旗，才带着兴奋的心情返回学校。这天晚上，湖南军政府正式成立，焦达峰、陈作新分任正副都督。当时，武汉前线战事频繁，湖北形势很紧张。焦达峰等立即发布命令，招募新兵，组织援鄂湘军。广大群众革命热情异常高涨，仅3 天时间，就有6 万余人投军。除会党和其他劳动群众之外，许多青年学生也积极应征入伍。
① 《湘江评论》第4 号，1919 年8 月4 日出版。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115 页。湖南军政府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支学生军。但毛泽东不喜欢这支学生军，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①。他毅然进入长沙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上了一名普通的列兵。
进入新兵连以后，毛泽东为了练好赴前线打仗的本领，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对出操、上课都非常认真，很快就掌握了军队里的一些基本训练课目，熟悉了军营的生活。他和那些穷苦的士兵之间建立了友谊，经常同他们拉家常、谈生活。还经常给他们念报纸、讲时事，引导他们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然而，在军营里的生活对毛泽东思想影响最大的是通过阅读报刊，接触到了一些新的社会思潮。毛泽东当时每月的饷银是7 元钱，除了交二三元钱伙食费之外，几乎都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有一天，毛泽东从《湘汉新闻》上读到了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他“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并不知道这“只是社会改良主义”①。随后，他又读到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并“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②。其实，当时中国思想界对于社会主义的宣传、学习、介绍还刚刚起步，其内容也很复杂。在宣传和介绍社会主义的人中间，其动机也不一样，许多人是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去曲解社会主义的。如江亢虎的社会党，虽然招牌打着社会主义，实际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他们所宣传和介绍的社会主义，实则是社会改良主义。虽然如此，这对于求知欲望很浓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的毛泽东来说，是很难得的，对他思想的发展毫无疑问地起过一定的作用。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天生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革命高潮中日益显露出来，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趁清王朝尚未完全崩溃之机，积极筹划篡夺革命的胜利果实。他对革命党人采取一打一拉的两面手法，即一方面遣派重兵开赴武汉前线与革命军作战，从军事上施加压力，迫使革命党屈服；另一方面又频繁派人到武汉表示与革命党和谈，诱使革命党人承认他的领导地位，把胜利果实交归他所有。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误认为袁世凯是汉人，只要他能脱离清朝，促使清帝退位，就可以把政权交给他。从而，辛亥革命以孙中山解职，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标志而告终。毛泽东觉得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革命已经成功，不需要打仗了，于是他从新军中退出，“决定回到我的书本上去”。①..
三“最有价值的半年”
毛泽东于1912 年春退出新军后，决心继续求学。但他“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②。起初，他报考了一所警察学校和一所肥皂制造学校，随后他的朋友极力鼓动他去报考法政学校。广告许诺在3 年内学完关于法律知识的课程，并保证学生毕业后都可以立即当一名法官。毛泽东于是“写信给家里，把广告上所答应的一切诺言重述一遍”，并要求家里寄学费给他。此时，另外一个朋友又向他建议，说“当前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这个建议又打动了毛泽东。他又报考了商业学校，希望将来成为一个商业专家，于是，他进了这个学校。但他发现“在这所学校上学的困难是大多数课程都用英语讲授”，而他和其他学生一样，不懂得英语。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个学校没有专门的英语教员。“所以到月底就退学了”，在这所学校“只住了一个月”③。最后，他报考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随后，改名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以第一名考入该校就读。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17 页。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17 页。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117 页。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18 页。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118 页。
毛泽东进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很快就发现这个学校课程太复杂，校规也很陈旧，正当他打算退学之际，有一位国文教员器重他的文学天赋，便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览》，从而重新引起他在该校的学习兴趣。这部起自黄帝，迄于明代，共116 卷的中国历代编年史，纲目相从，简明扼要。毛泽东读得津津有味，从而使他对研究中国历史的兴趣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他写了不少作文，其中《商鞅徙木立信论》则是他立足现实、联系历史和有感而发之力作。他在文章开头就大发感慨：“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①紧接着，他从立法的角度和法与民的关系问题上，首先强调：“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②即是说要取信于民，就必须做到立法本身有利于民，国家与人民有着良好的关系。他肯定“商鞅之法，良法也。”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中“首屈一指”者。因为商鞅所制定的新法是为了“惩好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③然而，“民何惮而不信”呢？政府为何“必徙木以立信”呢？原因就在于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手脚，造成了中国人的愚昧无知，民智不开，觉悟程度低下，“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的结局。队而，在20 世纪初期世界民智大开的今天，如果还搞什么“徙木以立信”，则会使东西各文明国民“捧腹而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