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 年春，抱有伟大志向的毛泽东，因父亲不赞同他自修，从而断绝了经济供给，于是便与两个好友一起考入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廉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 年2 月，第四师范合并于公立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8 班学习。至1918 年毕业，毛泽东度过了前后达5 年半的学生生活，在这5 年半的时间里，他一心寻找拯救国家和改造社会的真理，其思想处在新旧交替的急剧变化之中。他后来回忆说：“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③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主要著作《体育之研究》、《给黎锦熙的六封信》、《〈伦理学原理〉批注》，其内容体现了他在探求真理过程中的政治倾向与哲学观点。
一改造哲学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统治，孙中山以为革命已经成功，退出政界，搞他的实业计划去了。但革命后的现实却令人失望，“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认定革命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上要求共和立宪，而思想上则没有触动与这种要求相矛盾的封建统治的基础。因此，他们奉精神革命为主旨，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所谓“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一方面反映了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则陷入了把社会革命归结为精神革命的唯心史观。毛泽东“改造哲学”以改造社会的思想，正是在这种社会思想文化氛围下形成的。
不过，当时对毛泽东的影响最直接的还是他在一师的老师杨昌济先生。杨昌济（1871―1920）又名怀中，字华生，30 余岁以前曾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传统，对朱熹、王夫之、曾国藩等人尤为拜服。1903 年曾赴日本、英国、德国留学10 余年，专攻哲学与伦理学，可谓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深厚的旧学根底与西学熏陶，以及他兼取古今融合中外的态度，使其思想的渊流极为复杂。但勿庸讳言，在其博杂的思想体系中，中学仍居主流。1913 年回国后，杨昌济执教于湖南省第一师范，直至1918 年应蔡元培之邀任北大教授，在长沙达5 年半时间，与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时间相始终。时人记载他“在长沙五年，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心赏毛泽东、蔡林彬”①，而毛泽东则在其书信中多次称赞扬先生“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②，“弘通广大，最所佩服”③。他后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还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①，“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②杨昌济对毛泽东青年时代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就改造哲学以改造社会而言，虽然其思维路向与新文化启蒙运动一致，但其具体内容却与杨昌济的影响至为密切。
③ 斯诺：《西行漫记》第121 页。① 参见《杨昌济文集》第375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4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8 页。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21 页。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127 页。
杨昌济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思想，欲改造现在之时代较为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吾国近来之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思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正如海面波涛汹涌，而海中之水依然平静。”③因此，当今之急，就是要从改造哲学入手，从而改变国民之思想。
对于杨昌济的观点，毛泽东心领神会。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④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从改造哲学入手以改造社会的理论根据。在他看来，社会制度的基础是思想与道德，“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
⑤中国之所以积弊甚深，就因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虚而不实，伪而不真，几千年流传至今，根深蒂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因此，只有改造哲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不是把哲学变革看成社会变革的必要准备，而是看成社会变革的动因与实质。为了“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毛泽东从杨昌济那里获得并发挥出一整套思想。
首先是要探得“大本大源”。杨昌济曾经指出，要当一个政治家，必须有“学问”，“今之从事政治运动者，多缺此一段预备功夫，故事到手来，总办得不好。譬如庸医杀人，误国事不浅也。”①杨昌济的所谓“学问”，即指哲学，也就是“大本大源”。他向学生提问：“万弊都有个由来，只救枝叶，成得甚事？试举其例。”②毛泽东具体发挥了这一思想：“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③。他分析了当代人物无术以救天下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学问”，即没有探得“大本大源”。如袁世凯，此人与学问无缘，“只能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