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前，毛泽东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其中最主要的思想依据就是强调“实现自我”。经过政治斗争的洗礼，毛泽东看到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力量，在“五四”运动之后，“他的新世界观已经萌芽。从他主编的《湘江评论》、《新湖南》和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的许多富有战斗性的论文来看，他广泛地接触和研究了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60 页。② 转引自《光辉的五四》。问题，表明他已向“超越自我”努力，并且初步取得了效果。
一讴歌十月革命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人运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人民革命的伟大而成功的尝试，它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指明了前途，作出了榜样。在当时的中国，如何看待十月革命的胜利，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进步与否的基本标准之一。毛泽东把俄国十月革命实践、发展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为一种新思潮①来看待，并把这种“新思潮”比作一股“不可遏抑”的进步潮流。他认为，这种新思潮席卷整个欧洲乃至亚洲，也“不可遏抑”地席卷了古老的中华民族。毛泽东指出：“盖自俄国政体改变以后，社会主义渐渐输入远东。虽派别甚多，而潮流则不可遏抑。”②这是因为，新的一定能够代替旧的，也一定能够战胜旧的，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就是“新旧思潮之冲突”的结果。谁要想阻挡这种新思潮，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③。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④。
这时，毛泽东不仅看到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意义，而且认定它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种“不可遏抑”的新潮流、新趋势。这是他对社会主义学说初步学习和理解的结果。但是，由于毛泽东在这时正处于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因而他在思想上仍然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未能完全摆脱旧民主主义观的痕迹。从这一时期他所写的许多文章来看，他的许多基本观点还存留有资产阶级民主观的内容。他把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看成是“对抗强权”、拯救社会的“根本主义”。这种“根本主义”是什么呢？那就是“平民主义”。他具体解释说：这种平民主义，也就是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和庶民主义①。在这时，他虽然赞赏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但却不很清楚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引下去夺取胜利的。他虽然欢呼这种“精神”，这种“胜利”，就是那“不可遏抑”地正在或必将遍及于全世界的“新思潮”，但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接触和理解并不深刻，因而在欢呼“新思潮”输入的同时；也很自然地把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新村主义等一起作为“新思潮”看待，并将它们视为平民主义――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和庶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说明，毛泽东在这时，虽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了，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还保持着旧民主主义的思想成分。
二倡导民众大联合
通过对社会的了解，毛泽东开始尝试着对社会状况进行初步的阶级分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4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65 而。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2 页。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0 页。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3 页。析，寻找斗争的策略。他认为：贵族、地主、资本家赖以维持自己阶级利益的手段有三种：“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他具体分析说：从前的教育，“是贵族资本家的专利”，一般的平民阶级，绝没有机会去享受。这样一来，贵族、地主、资本家“既独有知识，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阶级”。至于金钱，本来是人人都可以取得的，但是那些贵族、地主、资本家们，“想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这样就使得“金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机器和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做什么‘不动的财产’”，同时又将叫“什么‘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也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极不合理的现象：“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给予”。进而劳工阶级既没有金钱，也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生出了贫富的阶级”①。与此同时，贵族、地主、资本家利用他们手中的金钱去“设军营练兵，设工厂造枪”，并且招募士兵，为他们打仗卖命。正因为有了武力，有了权势，一般的平民就更不敢做声，于是“生出了强弱的阶级”②。从毛泽东在这里所作的三个阶级的划分，可见他看到了社会上的阶级对立。当然，在他的视野中，阶级的划分还只是“智愚”、“贫富”、“强弱”的划分，但也看到了这些阶级分化的经济与社会根源。他开始运用这种阶级论来分析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针对长沙城内发生的新娘赵五贞自杀的典型事例，毛泽东于1919 年11 月间连续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从包办婚姻到剥削制度，深入剖析造成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认为在剥削阶级统治下，“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还在经济，就是为资本主义所支配”③。这就揭示了恋爱、婚姻问题对经济基础的依赖性，阐明了这个问题的阶级实质。但这些论述还很不严密，很不完整。毛泽东虽指出了产生贫富阶级的经济上的原因，但是他不能从整个经济结构上去寻找阶级产生的原因，而把经济的原因同教育、军队等因素等同起来看待。这就使他在当时不能明确认识到经济利益完全对立的阶级，彼此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毛泽东这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说话，还不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来深刻分析阶级产生的根源。
通过参加“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希圣希贤转向寄希望于群众，从自我转向群体。他认定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不同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地位的对立，其主要原因即是由“强权”造成的。并且认识到对这种“强权”必须“打倒”和推翻，要打倒它，推翻它，就必须实行“民众的大联合”，进而把这种大联合看作是实现社会改造的根本方法。他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到了‘社会改革’的胜利”①。我们中国也应该如此。“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②。而贵族、地主、资本家尽管拥有金钱、知识和武力这几样东西，但是他们毕竟人数太少，只要大多数人联合起来对付他们，就能够把他们的统治推翻。
① 以上引文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9～340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40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22 页。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9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9 页。既然实行民众的大联合是如此的重要，那么如何去进行联合呢？毛泽东主张先以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切身利益为基础，分别组织起来，实行小联合。然后，再以各革命阶级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实行大联合。譬如，工人按产业和行业组织工会；农民成立农会；学生、教员、妇女各界也应分别成立自己的组织。在这些小联合的基础上，实行整个工农为主体的各劳工阶级的大联合。他满怀信心地预言：民众的大联合必然能够成功。因为长期在强权者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的广大中国人民当中，孕育着一种巨大的谁也“不可遏抑”的革命主动性和社会力量。他说：“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③
然而，毛泽东虽坚决主张用民众大联合力量去向强权者进攻，但是在具体行动方法问题上，却不赞成暴力革命。他明确指出：“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①他认为，激烈派“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拚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音（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温和派“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对于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②。通过比较，毛泽东选择了后者，认为温和派的方法更为实际，“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因为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③。进而，毛泽东列举“五四”运动中的实际事例以论证利用这派人的方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他说：“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远打不倒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们就要站起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④。为什么激烈的方法不可行呢？他从理论上予以说明：“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军阀之间进行的“南北”战争，就是属于此一类性质，其结果平民百姓不但未能得到什么好处，相反更加重了经济负担。况且，那些“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⑥。因此，毛泽东极力“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作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⑦。在毛泽东看来，只要民众“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①，就可以把强权者――反动派打倒。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3～394 页。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3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41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41 页。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41 页。⑤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3 页。⑥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3 页。⑦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3～294 页。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一位刚刚走出校门一年多时间、对科学社会主义接触和学习并不甚多的青年知识分子，还不十分懂得暴力手段对一切真正的社会改革和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道理。这时的毛泽东，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以为“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鸷旗易了红旗”，胜利来之很轻松；对于“五四”运动的产生、意义及其影响，也缺乏更全面和更深刻的估价，以为曹汝霖一班人在青年学生的呼声中发抖，会自动退出统治舞台，而不懂撤掉几个卖国贼，军阀政府的性质丝毫没有得到改变的道理。他更多地是用激进民主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分析和观察问题，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尽管这样，毛泽东的思想的发展轨迹，在这时已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格局是：看到了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却又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承认现实中的阶级和阶级对立，却又不能从经济结构入手作出更科学的解释；主张实行“民众大联合”，却又不赞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在这时对于十月革命的接触和学习还是初步的，还受到空想社会主义、冒牌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为什么毛泽东在这时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能够有初步的接触和学习，能够从实现自我转变到超越自我呢？除了在理论上受李大钊等人介绍和传播的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新思潮”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实践上的原因。毛泽东一向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能够置身于政治斗争之中，边接触、学习科学社会主义，边洗刷自身的旧思想、旧观念，对新思潮采取热情欢迎的态度。这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能初步接触和学习社会主义，并且能在以后的时期内不断演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是初步接触和学习社会主义的阶段，这就注定了毛泽东这时在思想上还保存有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西方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等。早在1918 年夏从一师范毕业时，毛泽东就曾设想过要用一种典型示范的办法去影响和改造整个社会，即提出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议”。1919 年4 月北游回到长沙后，仍计划在岳麓山建设新衬，并草拟了计划书，计划“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他强调要在这样的学校实行“半耕半读”，即学生在学校里一边读书，一边从事“生产的”、“实际的”和“农村的”工作，这样的“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然后“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①。在这样的新社会里，有“公共幼儿园，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②。进而，“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③毛泽东这些设想显然是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正如他后来回忆的：当时“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41 页。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54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54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54 页。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④众听周知，在”五四”运动时期，无政府主义是流行较早、较广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而在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又以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影响最大。这种无政府共产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政权，主张建立一个以自由和互助为根本主义的无阶级、无政府、无军队、无警察、无法庭、无监狱的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关于建设新村的诸多设想，即是受了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体现在《湘江评论》所撰的文章之中，就使他这时的思想格局含有双重的色彩，既相信民众大联合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又不主张采用暴力革命手段去推翻旧制度，改造旧社会；既从实现自我的思想圈子之中开始进入超越自我的境界，却又不愿彻底寄希望于人民群众。这恰恰反映了历史转变时期，中国思想舞台上的复杂局面以及先进人物摸索革命真理所经历的曲折性和艰巨性。这种情况，在我国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身上都有所体现。例如李大钊，在他1919 年7 月所写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与马克思的“革命竞争论”看成是一回事。李大钊是当时介绍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在“五四”运动时期尚且如此，何况刚刚走出校门，正在摸索革命真理的毛泽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