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根据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特点，通过对我党革命斗争实践的深刻反思，明确地提醒全党：“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科学论断，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根本出路。此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一专做民众运动的教训
当毛泽东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就明确表示，中国革命走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必须另辟道路。主张用“急烈方式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进行革命。即使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仍然提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①强调了暴力在革命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应该承认，我们党一开始也认识到了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为暴力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并且在我党成立之前已有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同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政局是军阀专制、武人统治和军阀混战。要革命，要打倒武装的军阀和帝国主义，就必须有自己的军队，必须经过革命的战争。所以，1922 年6 月，即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个对于时局的主张，就曾明确指出：“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为此，必须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种联合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兔的战争。”但是，所有这些，只是对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还不懂得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因此，在国共合作的特殊情况下，尤其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下，毛泽东等党内的这些认识没有成为党的路线和指导方针，党没有认真地组织军队和准备战争，而是致力于工农民众运动。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1036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7 页。
诚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用大力气开展工农群众运动，这也是必要的。然而，残酷的事实表明，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离开武装斗争，群众运动是没有保障的。因此，只搞民众运动而不组织军队、准备战争，其结果就吃了大亏。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没有经验，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恽代英在《列宁与中国革命》一文中就表述了这种情况。他说：“我们亦说要革命，要打倒军阀，要打倒国际资本主义，然而要怎样下手去革命，怎样去打倒军阀与国际势力，我们全没有一点的把握。我们亦说要夺取政权，然而从来不曾研究如何运用政权的问题。”当自己没有经验的时候，当然就只有借助于前人的和别人的经验。而在当时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主要的只有两方面：一是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或叫教训；一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然而当时党的领导人并未全面地和正确地对待这两种经验。关于辛亥革命，陈独秀、彭述之都分别写过不少文章。他们把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国民党不宣传、组织群众，专心致力于军事运动，而这种军事运动又主要是靠会党、土匪、军阀的力量来进行，因此，总是失败。陈独秀等人从这种认识出发，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要求国民党“毅然决然抛弃以前的旧政策”，到民间去，做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他们从辛亥革命及以后没有发动群众而屡遭失败的教训中，得出连军事运动也不能搞的结论，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此借鉴和吸取教训，必然会影响我党对革命武装的掌握。对于十月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陈独秀等人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步骤是：第一是宣传群众，第二是组织训练群众，第三是武装暴动。中国也应照抄照搬。但是，他认为中国当时还未到武装暴动的时候，因此不能搞军事行动，只能做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很显然，这种认识也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由于未能正确对待辛亥革命的教训和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当时中国共产党只能搞群众工作即民众运动，不应搞军事斗争。结果就造成了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的现象。这种只应搞民众运动，不应搞军事斗争的观点，在1924年10 月《中国青年》上刊登的一篇署名林根的文章《军事运动与革命》中反映得非常典型。他说：“他们（同盟会）的革命运动，只有军事运动，没有群众运动。结果，军事运动造出许多军阀，遍地兵匪，酿出十几年来的大乱，这不是很值得注意的教训么？再看俄国的十月革命，多数派以前只是尽力向民众宣传他们的主义和政策，团结农工阶级，到革命行动时，他们就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马上就把旧政权推倒..”。据此他说：中国革命运动，此时还是宣传组织群众的时期，不应该作军事运动。”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在军队问题上的态度就是：第一我们自己不搞。在北伐开始前后，本来有很多机会可发展我们自己的军事势力，但陈独秀明确表示，不要组织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他只同意组织工农自卫军，工农武装不能超过自卫的范围，且只能是防御性的自卫，不能是进攻性的自卫。这样，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到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到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第二是帮助国民党搞。陈独秀极力主张所谓建立、发展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为此，我们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其结果，使蒋介石、唐生智的势力，以及其他一些名为国民革命军、实则是军阀的势力得到了发展。第三是妥协退让。陈独秀对于国民党右派和右派军人，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对于他们反共、反工农的要求，一味妥协退让，幻想拉住他们不破裂统一战线，结果使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轻易地夺去了军权。蒋介石叛变后，陈独秀又拉住汪精卫集团，为适应他们的要求，极力限制和压制工农运动，甚至主动下令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收缴劳动童子团的棍棒。但这样并未也不可能拉住汪精卫集团，反而更助长了他们的反革命气焰，使他们更有恃无恐地向革命人民猛扑过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这里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把民众运动与军事运动对立起来，片面强调民众运动，忽视对军队的争取，以致使民众运动失去中心支柱，失去保障。这样，国民党反动军队一旦叛变，党就无力组织有效的抵抗而使革命归于失败。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期间的教训时所指出的：“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①历史无情地宣告了陈独秀只要民众运动、不抓武装斗争路线的破产。
我们说这个时期党对掌握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放弃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当然并非全党如此。仍有不少同志当时就觉察到共产党掌握革命武装、特别是武装农民的重要性。毛泽东即是突出的代表。毛泽东从党成立到1924 年主要从事党务工作、工运工作及统战工作，但对农民和武装问题还是关心的，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从1924 年建黄埔军校起，我党开始对军事问题的重要性有所认识。然在此之前的1923 年8 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密令杭州警备团的金佛庄，要注意作反对军阀战争的宣传，并要设法保存实力。据茅盾回忆说：“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而作出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早年就注意共产党掌握枪杆子问题。”②
1925 年“五卅”运动起全国掀起的反帝反封建浪潮，直接推动了广大农村农民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南部和中部各省农民，开始和军阀土豪劣绅进行激烈斗争，这对当时党的一些领导人有重大影响，使大家对农民问题和武装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并初步形成了北代期间要使军事斗争与农民斗争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在“五卅”运动之后，一方面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迅速提高，另方面坚持和发展了党的军事斗争与农民斗争相结合的战略思想。北伐之前的1926 年3 月30 日，毛泽东在国民党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上提出议案，强调“目前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即按照同年2 月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的精神，在北伐经过之区域要预备民众特别是农民组织的奋起接应。就是说要将农民运动同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结合起来。这年3 月，毛泽东接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届讲习所有来自全国20 个省区的300 余名学员，他不仅对学员进行关于中国革命理论和农民运动的教育，而且还进行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明确指出建立农民武装的必要性。他说，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就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这年3 月，蒋介石发动了篡夺军权的“中山舰事件”后，毛泽东力主反击，认为对蒋介石如果“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①事后他还与周恩来一起建议，把被迫退出第一军的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共产党直接掌握的革命军队。这些主张、建议都因陈独秀的右倾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建立和扩大自己直接领导的军队的反对而未能实现，让蒋介石实现了篡夺军权的阴谋。
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44 页。② 转引自《江淮论坛》1984 年第5 期，第39 页。① 《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307 页。
北伐出师后，毛泽东针对北代中国民政府单纯搞军事斗争而忽视和压制农民运动的问题，尖锐指出，单纯搞军事斗争而忽视农民运动，不重视武装农民打倒乡村封建阶级，将会给革命带来严重危险。另一方面，他高度赞扬海丰农民的斗争成就。在彭湃的领导下，海丰农民坚决反对地主豪绅贪官污吏，实行减租减息，取消苛捐杂税，特别是组织了农民的常备军，摧毁了地主豪绅的武装。在两次东征中还配合军队平定了叛乱。第二次东征到达海丰之前，他们还依靠自己的武装，占领了县城，推举了县长。毛泽东认为，全国各地农民运动“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算得上革命的胜利，或者说动摇了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可见，毛泽东是把共产党直接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同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夺取革命胜利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正确地指出了当时农民斗争的方向。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1925 年‘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来没有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①1927年1 月在衡山考察农民运动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共产党直接掌握军队的重要性。他说，过去的团防局、警备队现在已改成自卫军了。要把这些武装真正掌握在我们手里，就要加强党的领导，派党员到那里去做政治工作，把他们改编过来。否则，那就是换汤不换药。他高度赞扬农民建立起来的使土豪劣绅看了就打颤、就发抖的梭镖队。在这次考察中，他高兴地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建立了武装，掌握了广大农村，突破了中央原来所谓的农民自卫军非战时状态不得常备的限制。他公开提出常备武装与非常备武装相结合和“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实际上就是要建立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农民武装，以占领农村阵地。在武汉时期，他仍一直关心农民武装的问题，不仅对中央农讲所学员加强军事训练，还把他们武装起来去帮助湖北镇压地主叛乱，参加保卫武汉、讨伐夏斗寅的战斗。他对北伐尚未克复的河南农民武装也很关心，亲自参加河南农民武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介绍湖南农民运动情况。1927 年4 月，第二次北伐誓师后，毛泽东又建议成立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以便加强各地方农民武装的联合和壮大。同时，为了解决北伐的兵源问题，他还提出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来吸引农民参加作战以增加革命生力军的深刻见懈。这实际上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国民革命军的成分，使农民群众的武装能得到迅速发展和壮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共产国际不允许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的条件下，毛泽东却大力推动组织农民武装，实际上就是要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军队，以便一旦时局发生变故，就可将农民武装改为正规军队而与敌军相对抗。尽管毛泽东的主张并未形成全党的共识，但是对湖南却有一定的影响。1927 年3 月，湖南省农民协会颁布《湖南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4 月中旬，省农民协会通令各县组织农民自卫军，并整顿原有自卫军组织。仅至5 月份，全省就建立了近50 个县的农民自卫军，其中配备步枪的农民自卫队员就有8000 人。如果当时能认真整顿，加强组织性，提高战斗力，就能成为一支坚强有力的部队，以应付突然的事变。由于平江、浏阳的农民军这样做了，所以大革命失败后，他们仍能在湘赣边坚持武装斗争，后来还与武昌警卫团会合，成为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和进军井冈山的基本部队。如果各地农民运动都能如此，革命就会是另一种局面。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59 页。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批评了陈独秀在统一战线、农民问题特别是武装斗争问题上的严重右倾错误。他针对大革命时期专做民众运动而招致失败的血的教训，特别强调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①..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湖南领导秋收暴动。在改组后的湖南新省委讨论秋收暴动的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掌握革命武装对夺取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他说，秋收暴动必须是军事的暴动，有一两个团的兵力，这个暴动就可以起来了，否则终归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60％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②。抗战期间他还反复重申：“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①并多次强调武装斗争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从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走上了从事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直至夺取全国革命政权。
二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
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我们党内最早认识和最为重视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这决不是偶然的。第一，吸取了历史的教训。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对中国的出路曾有过各种遇想，曾主张“无血革命”和“呼声革命”，而不主张“炸弹革命”和“有血革命”。但是后来他参加领导的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给了他深刻的启示。“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通过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②而在反动政府的反革命武装统治下，要想确立“政治权力”，则“群众的行动”就必定要是暴力的、武装的，可以说，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是意识到了群众暴力斗争重要性的问题。
毛泽东早年上述实践活动的失败，也不能不引起他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孙中山的实践活动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借鉴。他看到：孙中山认识到改良的道路走不通后，就十分重视对清政府实行“武器的批判”，即走上了武装反清的道路。从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孙中山就领导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
① 参见毛泽东在“八七”紧急会议上的发言记录。②参见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1927 年10 月8 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47 页。② 《毛译东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 页。义。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成立后，更是接连进行武装起义，统治中国几百年的清王朝，就埋葬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着重“有军则有权”的原则。近代中国的封建割据局面，就是由于各路军阀拥兵自重造成的。而一些没有军队的政党，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这些史实使毛泽东认识到：我们共产党领导人民闹翻身求解放，同样必须组织军队，拿起枪杆子，才能推翻反动统治，夺取革命政权。
第二，掌握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理论。
马列主义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无产阶级只有进行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自己的统治。而要进行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就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关于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许多精辟论述。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①恩格斯指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②列宁在谈到国家消亡的规律时说：“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③他又说：“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使唤。”④“革命军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强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强力的组织就是军事组织。”⑤斯大林关于武装斗争重要作用的观点也是非常鲜明的。他说：没有暴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对资产阶级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⑥。而要进行暴力革命，如果“没有一支随时准备为革命效劳的武装力量，革命就不能胜利，..”⑦对于人民的发动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是武装起义”⑧。对于武装斗争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斯大林也有过深刻见解，并多次为毛泽东所引述。
关于“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①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是十分突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②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③。《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最先读到的和受影响最深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之一。据1936 年他自己的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① 《马克思格斯全集》第23 卷，第819 页。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 卷，344 页。③ 《列宁选集》第3 卷，第188 页。④ 《列宁全集》第23 卷，第77 页。⑤ 《列宁全集》第8 卷，第528 页。⑥ 《斯大林全集》第8 卷第24 页。⑦ 《斯大林全集》第1 卷，第3 卷，第15 页。⑧ 《斯大林全集》第1 卷，第246 页。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273 页。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263 页。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285、263 页。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且“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④。这三本书就是他1919 年冬至1920 年春第二次去北京期间读的，其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另外还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也正是在这期间，他还读了许多关于俄国事情的文章。于是在这年冬天，他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下，“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⑤。这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⑥。即中国也必须走俄国人的以无产阶级领导的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可见，接受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是毛泽东最早认识到枪杆子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基于对国情的深刻分析。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一个适应于中国和外国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然而就无产阶级政党执行这一原则的表现来看，却会因各国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中国全凭武力和枪杆子说话。无产阶级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相反，主要的和差不多一开始就面对着的是严酷的武装斗争，是流血的战争。对这一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显著不同的国情，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有很深的见解，而且在实践中也有切身体验。在毛泽东参与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中，湖南军阀赵恒惕先是伪装拥护“湖南独立”运动，但待他通过这一运动达到了赶走军阀谭延阎的目的并篡夺了对湖南的控制权后，就“背叛了他支持过的一切主张，特别是他凶暴地压制一切民主要求”①。1920 年，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组织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示威游行，当时手无武装的示威者试图在会场升起红旗，但遭到军警禁止，“示威者们当即指出，根据（当时的）宪法第12 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警察不但不听，而且回答说，他们不是来听宪法课，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②。可见，封建军阀用来对付人民的只是赤裸裸的暴力，向封建军阀讨民主，无异于与虎谋皮。革命群众对付反动统治者也就只能以暴力对暴力，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舍此则无理可讲，无章可循。此后，北洋军阀的凶残，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成千上万的革命人民死于他们血淋淋的屠刀之下，更使毛泽东看清了中国这一特殊国情。井冈山时期，严酷的斗争实践使他进一步看到：“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③而在此之前陈独秀却“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未弄清中国的国情，看不到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不抓枪杆子，结果招致惨败，吃了大亏。毛泽东正是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分析和切身体验中发现了这个真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便失去了党和人民的一切；“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①”。
④ 《毛泽东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 页。⑤ 参见《毛泽东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 页。⑥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71 页。① 《毛泽东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8 页。② 《毛泽东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63 页。
第四，党内同志的有益启示。
毛泽东对武装斗争的深刻见解，也离不开党内同志的共同探索。翟秋白就是党内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23 年，瞿秋白就指出：中国的问题有一个革命的解决方法，拥护平民自由的武装革命和团结军民奋斗的群众运动，应当同时并进相互作用。还指出：要以平民的社会实力组织国民军。在“五卅”惨案的血的教训下，瞿秋白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发生了新的飞跃。他接连发表《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解放中国与武装平民》、《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等文章。他针对敌人的武装镇压而激愤他说：“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未运。”②这就明确揭示了一个真理，在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面前，革命群众必须要有武装自卫之权。而一旦掌握了革命武装，敌人也就未日来临。北伐前夕，他又撰写了《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等文章，进一步阐明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他指出：“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③他认为“在中国的条件之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动――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④。他进一步分析，只要发动中国失业的农民、工人、小商、知识阶级，即可成为革命军队的主体；争取改造旧军队以及在国外无产阶级援助下“革命军队的训练和武装”，综合这三方面即有“造成革命军队的可能”。①北伐以后，他针对蒋介石的阴谋篡权活动的日渐暴露和陈独秀放弃领导权的右倾错误，进一步探讨了共产党掌握武装的重要性问题，提出武装斗争的领导者应是中国共产党，这样才能将中国革命领导到胜利的道路上去。从瞿秋白支持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主张和下文将要提到的后来瞿秋白邀毛泽东在党中央工作等情况看，瞿、毛二人关系是密切的。更重要的是，从瞿秋白当时在党内的理论影响和毛泽东所提出的关于武装斗争的思想来看，毛泽东在这方面是不可能没有受到瞿秋白关于武装斗争思想的影响和启发的。周恩来对武装斗争重要性问题也有重要论述。他曾指出：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又说：军队是工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被压迫者“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②。此时蔡和森、恽代英等也都对武装斗争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蔡和森特别强调共产党直接掌握武装的重要性。他认为国民政府掌握下的军队是靠不住的。“因军事领袖随时有向后转之可能”，“根本问题在武装农民起来”。“充分使农民得到武装，革命基础方不致动摇”③。其实这就是强调建立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北伐后他批评陈独秀不注意掌握军队，蒋介石却广泛搜罗，放手扩充自己的军队。而我们却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大革命失败前夕，蔡和森因病在毛泽东家中休养时，又一次向党中央提议要“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否则“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向中央尖锐指出，我们必须保存武力。“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⑤。遗憾的是，这些可贵的意见和建议，未能引起陈独秀的重视，革命武装未能建立。后来事变果来，无力反击，终致失败。然而从革命发展的进程中却清晰可见，毛泽东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确实是离不开许多有见地的共产党人的可贵思想和共同探索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1074 页。② 《瞿秋白选集》第171 页。③ 《瞿秋白选集》第282 页。④ 《瞿秋白选集》第284 页。① 参见《瞿秋白选集》第284―285 页。② 周恩来：《军队中政治工作》，1925 年6 月2 目。③ 《蔡和森文集》第76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