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是我党开创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的话，那么，《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就是我党的基本的工作路线。因此，《反对本本主义》既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首次提出，也是毛泽东对自己的调查研究实践经验的初步总结，并标志着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的初步形成。
一注重调查研究
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一生，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从事调查研究的一生。正如1970 年12 月他与斯诺谈话时所总结的：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搞了几十年的调查研究。这表明注重调查研究，在毛泽东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1913 年进入湖南一师读书起，到1930 年5 月止，毛泽东深入工厂、农村、矿山、部队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一）早年的调查。由于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有献身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远大抱负，所以早在他求学时期就开始了艰苦的调查工作，并认识到要改造中国，就必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11、112 页。须把握中国的国情。1913 年青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习，遇到了继承王夫子、谭嗣同学说和革新精神的杨昌济先生。在老师的教诲下，在近代爱国志士的影响下，毛泽东一方面发愤攻读，博览古今中外群书；另一方面承继了中国近代以及古代一些先进人物在调查研究方面的好的认识和实践。他对中国古代近代一些有益的社会调查方法，诸如孔夫子的“每事问”，司马迁实地访问写作《史记》，顾炎武载书游历北方大川等都愿予以借鉴。甚至他还崇尚蒲松龄的调查研究方式。他曾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里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的狐狸精来呢？①然而，早年的毛泽东更是羡慕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天下的行动。如司马迁的“览倚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②的游历调查。直接启发他外出游历的，则是看到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登载的一则游记：有两个学生走遍全国，一直到了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了毛泽东以“很大的鼓舞”，他“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他当时十分缺钱，“身无半文”，便决定“先在湖南旅行一试”。于是毛泽东常利用周末和星期天，和亲近的同学走出校门，体察民情，边走边观察，看到农民或工人在干活就上前帮助，边干边拉家常，了解他们的人口、耕地、收入、支出、吃穿、住用等情况。1917 年暑假，他又邀请当时在教小学的朋友肖子升，采取“游学”的方式旅行调查，身背包袱雨伞，脚穿草鞋，从长沙动身，漫游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多月，行程900 多里，去过热闹的城镇，更到过偏僻的农村。一路上，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风土人情。同行的肖子升放不下架子，向人问路，都要先整整衣服，干咳两声，然后开腔，还只愿进大户人家。毛泽东却不同，他平易近人，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虚心请教，愿进小户人家，尤其热心于访贫问苦。态度不同，收获也不一样。对毛泽东来说，正如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这次调查，不仅锻炼了筋骨，锻炼了克服困难的能力，而且知道了许多过去不曾知道的事情，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社会知识，对农村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18 年8 月，毛泽东带领25 名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由长沙到北京。行至河南郾城，因大水火车停开，毛泽东安排大家利用候车的机会，分批到车站附近的农村看看，了解北方农村的情况。他和二位同学来到漯河寨，耳闻目睹了北方农民的痛苦生活，深切感到北方的劳苦大众和南方的劳苦大众都同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都需要改变现状。
（二）调查工人状况，指导工人斗争。
毛泽东不仅在早年就多次考察了农村，了解农民，而且还利用各种机会接触城市工人、了解工人。他经常到居住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附近的铁路、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炼厂的工人中去，和工人交朋友，调查了解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思想要求。在与工人们的接触交往中，他发现他们当中许多人因整天忙于干活挣钱养家糊口，没有时间进学校读书，绝大部分人都是文盲和半文盲。由于不识字，常被人欺侮，生活上也有极大不便，他们迫切需要学习文化。毛泽东便以学校学友会的名义，于1917 年冬创办了一个工人夜学，帮助附近的工人学文化。这是他初步接触了解工人的结果，同时又为他
①参见《没有带走的记忆》（《解放日报》1983 年12 月28 日）。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7 页。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工人创造了条件。1918 年冬，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近郊的长辛店铁路工厂。他深入到工人中，从生产到生活，广泛进行调查。在了解了工厂的基本情况后，就到设在这个厂的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看望湖南青年，询问他们和工人的关系搞得好不好？实习中有哪些困难？能否适应北方生活等。这次考察，使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在先进大企业中，产业工人劳动和生活的情况。1919 年3 月，毛泽东第二次到长辛店铁路工厂看望预备班的湖南青年，并再次到工人中去，调查了解工人们的现状和要求，深感唤起工人的觉悟，组织工人起来进行斗争，这是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湖南后，遵照党的决议，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卓有成效的湖南工人运动。首先也是对湖南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调查了解，以为开展工人运动作准备。安源路矿是当时湖南支部（后为湘区委员会）辖区内的最大工业企业，也是工人最集中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最突出的地方，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对安源工人运动的领导。1921 年秋，毛泽东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身份深入安源这块工人运动的处女地调查。到安源后，他利用同乡关系，住在八方井44 号西平巷工段长毛紫云家。第二天就由人陪同，提着小油灯下到环境恶劣危险、工人又很集中的西平巷采煤掌子面，以参观为名，找工人谈话，亲自体验工人的痛苦生活。这里无任何安全设施，通风、排水严重不良，一头热得出不了气，烫得脚起泡，工人们叫它“火焰山”，一头积水成河，工人们叫它“水牢”。工人们用粗笨的原始工具，躺倒在地上挖煤，有的拖着沉重的煤筐爬来爬去。渴了，喝一口煤黑水，热得受不了，就到臭水沟里泡一泡。看到这一切，毛泽东十分关切地向工人们问这问那。出了西平巷，又去东平巷同工人谈心。从早晨8 点多下井，一直到下午两点多钟才出井。出井后，顾不得休息，又到洗煤台、修理处、翻砂房、水泵房等地考察，还特地访问了工人的“餐宿处”，一边抽工人递来的竹脑壳烟，一边同工人交谈。还亲自爬到三层床上看工人盖的油渣似的破被，亲口尝了工人们吃的霉米烂菜。这次他在安源约住了一个星期，同许多工人交了朋友。在倾听了工人们的血泪控诉后，毛泽东启发工人们的阶级觉悟，鼓励他们起来和剥削者压迫者斗争。通过这次考察调查，毛泽东发现安源是一个蕴藏着巨大革命力量的工人运动处女地。随后派去刘少奇、李立三、蒋先云等许多干部去安源开辟工作，组织领导安源工人举行了闻名全国的安源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此后，毛泽东还多次到安源调查了解工运状况，指导工人斗争。
1921 年11 月，毛泽东在对湖南工人阶级状况所作的调查中发现，黄爱、庞人拴领导的“湖南劳工会”这一组织人多势大，但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比较严重，如果不把他们争取教育改造过来，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就会妨碍湖南地区工人运动的开展。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调查分析和思想教育工作，终于使劳工会的负责人放弃了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争取了广大的群众。1922 年夏，为发动和领导湖南水口山铅锌矿的工人运动，毛泽东乘坐小木船从长沙到水口山铅锌矿调查了解工人状况。他一边和工人劳动，一边了解情况，还深入到工人们住的茅棚子里去访问。随后指示衡阳党组织和湘南学联要担负起对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的宣传、组织工作，加速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传播。
（三）农民问题的调查。
1925 年初起，毛泽东回韶山利用养病的机会，广泛开展了农民运动。自
此，随着他视角重心的转移即对农民问题重要性认识的加深，他更广泛深入地进行了对农村和农民状况的调查。虽然他早年在求学期间也调查过农村、了解过农民，但那时只能看到农民痛苦生活的一些表面情况。而此时毛泽东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农村和农民作更深入的更高层次的调查，深入解剖该地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明了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做出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分出敌我友，以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指导斗争的开展。
早在1923 年6 月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在他的“湖南工农运动”的大会发言中，就用他调查到的事实努力证明：工人人数虽少，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他们的力量是很大的。如果我们注意农民运动，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广大农民就一定会起来，国民革命就一定能取得胜利。但因陈独秀的阻挠，毛泽东的这一正确意见未能在大会决议中体现出来。
1925 年初回韶山后，他首先所作的工作仍然是调查。他利用会见亲友及深入农户等各种形式，对附近农村各阶级的土地占有关系、主佃关系等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然后组织农民起来开展了阻禁、平祟等斗争。这期间毛泽东起早睡晚、翻山过坳，深入贫苦农民家促膝谈心，走几十里路去访友，广泛接触群众，深夜回来又忙于写调查笔记或给一些党组织写信，以指导各地的运动。
1926 年5 月，毛泽东在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除亲自给学员授课外，还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作农村调查，发调查表给他们填写，了解他们家乡的佃主关系等情况。并按地区把学员组织成13 个农民间题研究会，列出36 项农村调查研究项目，引导学员联系实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同时组织学员赴广东的海丰、韶关等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然后把学员写的调查材料选编成册，收集在《农民间题丛刊》中。毛泽东亲自为丛刊写了序言。他指出：过去一说到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回尽可能搜集到了一些材料。这些调查材料所述虽只属大略，然有了这一点，便也觉得可贵。他还指出，应该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的时间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结业后，毛泽东来到上海担任中央农委书记，又对江浙两省的农民运动情况进行了考察。草拟了《目前农民运动计划》，并收集了崇明、江阴、无锡、丹阳、青浦、泰兴等地农民状况的资料，于10 月在《向导》上发表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这期间，毛泽东还对全国土地占有情况进行了调查。从中了解到，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官吏和高利贷者，总共占有可耕地的70％，而占农村人口65％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只占可耕地的10％到15％。毛泽东的调查材料清楚他说明了农村土地革命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为了击退各种各样的攻击、责难农民运动的反革命逆流，把农民运动推向新的高潮，1926 年底毛泽东决定亲自来湖南实地考察农民运动。1927 年1月4 日至2 月5 日，在参加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后，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考察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考察湘潭、湘乡、衡山。1 月4 日从长沙出发，当天到达湘潭县城。他在湘潭县境考察的重点是韶山。他由县城经银田寺、清溪寺进入韶山冲，从1 月5 日到9 日在韶山考察。在韶山的5 天考察中，他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召集党的干部、农会负责人座谈，详细听取他们的汇报，了解乡里农民运动情况。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专门的调查会，并一起研究工作，制订农运斗争计划。他总是一边提问听汇报，和大家交谈，一边亲自作笔记。白天忙个不停，晚上开完会，还要在小油灯下整理调查材料，继续工作到深夜。1 月9 日，毛泽东离开韶山，下午到湘乡县棠佳阁，10 日抵湘乡县城。14 日又从湘乡出发，经肖家冲，到了衡山县的白果、福田铺、世上冲，历时好几天，最后到达衡山县城。一到白果，甚至连茶水也没顾得上喝一口，就深入群众中，访贫问苦、促膝谈心。当晚，毛泽东在衡山二区农民协会所在地的圣帝殿召集有斗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取汇报。听了有关打土豪、斗地主的情况，毛泽东十分高兴，不时称赞“好得很”，指示要把南岳衡山的革命烽火播向三乡七泽。毛泽东特别称赞衡山的妇女们为自己的解放所进行的大快人心的斗争。在衡山县城，毛泽东亲自到农训班、妇训班上课。当他了解到农训班是采取边学习、边调查、边工作的方法，便赞扬这样做很好，称赞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方法。1 月24 日，毛泽东回长沙，将考察三县的情况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详细报告，并在党校、团校作了报告。第二阶段是考察醛陵、长沙两县。1 月27 日，毛泽东乘火车到醴陵。2 月1 日，步行25 里到南乡东富寺。2 日离开东富寺，经县城、龙凤庵到渌口。2 月4 日到长沙县考察。回长沙后，又把考察醴陵、长沙的情况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报告。2 月12 日，毛泽东带着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资料，离开长沙到武汉，接着赶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用大量的确凿的事实，驳斥了攻击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热情歌颂了革命农民的奇勋伟绩，说明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依靠农民，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报告宣传了群众路线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制定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阐明了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利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这篇通过广泛深入的考察而写成的调查报告，成为我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经典文献，对后来湖南乃至全国的农民运动都起了重大指导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还可说为后来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奠定了某些理论基础。
关于这次大型调查活动的情况，毛泽东1941 年在延安时又作了一次回忆介绍。他说：“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这五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是‘过人’。其实，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大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①遗憾的是，这五县农民运动考察的原始材料放在杨开慧手里，她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这五个县的原始调查材料至今仍未被发现。
二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调查工作和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密切结合起来。毛泽东认为，调查不是去民间听一些新奇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 页。的故事，更不是为了装璜门面，而是为了要解决革命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正是这种态度，使他每次调查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为革命的决策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1927 年9 月，毛泽东率部起义，在攻打长沙的目标受挫以后，他带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井冈山是否适合作革命根据地，它有些什么特点？有哪些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毛泽东和起义部队对罗霄山脉的自然条件、经济、政治等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经过分析比较，确立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
红军部队在上山前，毛泽东就向了解罗霄山脉情况的人作了大略的调查，知道了罗霄山脉的大概面貌。上山后，毛泽东和广大官兵，走遍了整个罗霄山脉，直接观察了险要山峰、大小河流、交通、土地、气候、农产品、老百姓的生活状况等。同时又向住在山里的农民群众了解山区的政治情况。在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对罗霄山脉的各个地段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攻可守，中段的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割据，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指出的：“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①
从自然地理条件看，罗霄山脉南接广东北部，沿湘赣两省北至湖北南部的广大区域，分南、北、中三段。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两省边界。北有宁冈，南至遂川，东到永新，西达湖南酃县。周围500 多里，都是高山连绵，有黄洋界、桐木岭、朱砂冲、双马石、八面山五大关隘，地势险要，有许多地方连羊肠小道也没有，要靠攀登才能上去。山里树深林密，经常云雾弥漫，气候多变。在军事上，可攻、可退、可守。
从经济条件看，大小五井虽然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足万担，但山上竹木丰富，所谓“千山竹，万山木，走路不见天，一望不着边”。因此，可用竹木换取周围地区的粮食。另外，山间的荒地比较多，可以开垦种植粮、油作物。因此，经过努力可以解决红军吃饭问题。这就为红军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从政治条件看，共产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都有较好的基础。北伐期间，井冈山建立了地方党组织、政权和农民武装，还建立了许多农会和工会，同土豪劣绅进行过斗争。加上在地理位置方面，井冈山远离中心城市，敌人统治力量也比较薄弱。又因处四省边界，革命力量在政治上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影响到几个省。
毛泽东在调查中还了解到，由于井冈山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所以过去曾存在过武装割据。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时，仍有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在山上活动。他们各有60 支坏枪，曾参加过第一次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他们靠着井冈山的险要地势，仍然坚守下来了。这越发证实了井冈山是武装割据的好地方。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分析了井冈山的各种有利条件，吸取了袁文才、王佐及此前的朱孔阳等在井冈山上坚持地方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得出结论，确认井冈山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好地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党内有的人在遇到败仗或被强敌跟追的时候，就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79 页。生悲观情绪，甚至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怀疑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然而毛泽东由于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注意调查研究，胸中有数，能够把握形势发展的规律，站得高，看得远。因此即使在败仗面前，在困难面前，仍对革命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并向有悲观情绪的人做耐心的思想工作，鼓舞信心，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坚持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并由此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这正是毛泽东坚持调查研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的结果。没有调查研究，靠主观臆想，靠书本上的现成结论，是不可能走上这条正确道路的。
1930 年前后所进行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和长冈乡、才溪乡的调查，则对制定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早在井冈山时期，为了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毛泽东在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同时，深入调查了解了湘赣边界的遂川、永新、万安、宁冈、莲花、茶陵、郝县等县农村社会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关系，并亲自在永新的塘边村蹲点，总结塘边村的分田经验，征求农民的意见，1923 年12 月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既是一年来土地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毛泽东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晶，它虽有不完善之处，但却对以后土地政策的制定起了奠基的作用。
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土地革命的深入，新的形势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毛泽东进行了更大范围的更系统的调查。1930 年5 月，毛泽东利用红军在粤赣边的安远、寻乌、平远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抓住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具有代表性的寻乌县，找了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了产的商会会长、一个曾在知县衙门管钱的失业小官吏等各方面的代表共11 人，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帮助和组织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调查时，毛泽东采取了登门拜访、直接观察和开调查会等方法。而主要是召集上述11 人，在寻乌县的马蹄冈，开了10 多天的调查会。开会时，毛泽东亲自主持，口问笔录。除了开调查会外，还做了20多天的实际调查，深入到商店、作坊、集市，找商人，工人、小贩、游民谈话，还到城郊农村，同农民一边干活，一边调查，广泛了解各个行业群众的生活和思想状况，获得了大量生动、丰富、真实、具体的第一手资料。调查之后，毛泽东在江西宁都的小布圩，对大量的资料作了分析整理，写出了《寻乌调查》，共8 万余字。除“前言”外，共分五章39 节，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分析。其内容不仅包括农村，而且第一次调查了城镇，尤其是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的历史发展及现状。且寻乌的商业是这次调查的重点。8 万余字的《寻乌调查》，其中“寻乌的商业”一章就长达3 万余字，是毛泽东进行城镇调查留下的唯一系统的材料。毛泽东通过调查得来的大量资料，批判了过去对城镇商人的一些过左政策，为制定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正确政策提供了实际依据。正确对待富农，是土地革命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是寻乌调查的又一大重要功绩。如前所述，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发现富农在抽多补少时拿出去的只是坏田，不肯拿出好田的情况，认识到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因此，在同年6月他主持召开的南阳会议上，通过了富农问题的决议，即于“抽多补少”之外加上“抽肥补瘦”一个原则。这是一项限制富农而有利于贫农的重要政策，从而使土地革命向深入发展。
为了研究土地斗争后农村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毛泽东又于1930 年10 月作了著名的兴国调查。他选择了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个县交界的兴国县永丰区，找了该区送来当红军的8 个农民，在罗场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由毛泽东提出调查提纲，逐一发间并加讨论，一切结论都经8人同意然后写下来，一时得不出结论的，就叙述他们的答话。调查中他了解到，通过土地斗争，广大农民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有了保障，他们真正感到工农政府是自己的政权，必须保护它。所以，土地斗争后的农村，普遍建立了赤卫队、少先队、童子团、纠察队、红军预备队等组织。这表明经过土地斗争，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对维持地方治安，除奸反霸、支援红军，起了重要作用。从阶级关系来看，“贫农是农村政权的主干，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贫农除分了田外最主要的就是取得了政权。雇农是“农村中最苦的一个阶级”，在土地斗争中，和贫农一样，分了田翻了身，所以贫雇农是土地革命的依靠对象。中农在农村人口中占20％，土地占15％。因此，中农参加革命很勇敢，和贫农一样出发、放哨、开会，这是巩固地团结中农的依据。后来毛泽东回忆兴国调查时说：“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兴国调查的规模仅次于寻乌调查，它对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游民等都分别作了深入调查和专门分析，这就使毛泽东对中农问题的认识更清楚了，对贫农与雇农之间的差别也有了更具体的了解。这些成果都弥补了寻乌调查的不足。
此外，关于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区域范围问题、关于土地分配是以人口还是以劳动力为标准的问题、关于土地所有权的问题等等，也都是毛泽东在经过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后得到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