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道路，确定了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保持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合理比例，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行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相结合，如此等等。要实现中国工业化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遵循这些原则。
一正确处理农轻重内部的比例关系
毛泽东认为，要顺利地实现我国工业化，不仅要处理好农轻重的相互关系，而且还要正确处理好农、轻、重内部的比例关系。（一）关于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对于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毛泽东一开始就认为粮食在整个农业生产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早在1934 年，毛泽东就说：“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应问题。”②建国后，尽管我们粮食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我国领导人仍没有放松对粮食的生产。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①毛泽东如此重视粮食是十分正确的。我国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农业国，人口多，几亿人搞饭吃的局面没有从根本上改观。所以，稍不重视粮食生产，全国人民将有挨饿的危险，从而政权也不会巩固。然而，是不是将粮食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就可以将其他农业生产放弃呢？毛泽东否定了这种作法。他认为，不仅要重视农业对于解决吃饭问题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在重视发展粮食的同时，还要十分重视发展粮食与发展多种经营的辩证关系，从而更好地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任何生产都有一个内部结构问题，即该生产体系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问题。就农业生产结构来说，粮食部门和多种经营部门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强调，农业生产是多部门的综合性生产，“单打一”是不行的。斯大林曾说过；“必须建立自己的农业基地，自己生产蔬菜、马铃薯、油类和乳类，并在某种程度上自己生产出粮食和肉类。”②应该看到，多部门经济的全面发展，并不等于各个部门之间的地位彼此相等，在农业生产的各部门中，显然粮食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31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60 页。② 《斯大林全集》第13 卷，第294 页。
不可否认，对于粮食问题我们一直没有放松，但党内一些人容易忽视粮食与经济作物之间的关系，也容易忽视农业与林业、牧业、渔业等部门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党在政策实际执行中犯了忽视经济作物和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的错误，造成了这些部门生产长期发展不起来。毛泽东同这些不正确的作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逐步认识到，农业同林业、牧业、渔业和其他副业之间、粮食生产同经济作物生产之间，彼此既是互相制约，又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粮食生产上不去，多种经营也就发展不起来，而且要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另一方面，如果违背因地制宜的原则，单独抓粮食，那就会使多种经营受到破坏，粮食最终也上不去。毛泽东说：“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做到五并举，全面发展。”①在农业内部，“要努力发展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十二项生产”②。毛泽东还十分形象地描绘了农、林、牧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相互依赖的道理”。③
（二）关于轻工业、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
对于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由于建国初期加工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钢铁产量十分有限，所以，我国一度将加工工业和钢铁生产作为重工业中的发展重点。这样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期，加工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这正如周恩来在“八大”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所说的：“我们过去不能够制造的某些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新型号金属切削机床，现在已经能够制造了；我国过去不能制造的汽车和喷气式飞机，现在已经能够开始制造了；我国过去不能够生产的大型钢材和合金优质钢，现在也已经开始部分生产了。”④然而，重视加工工业的发展，也不能忽视原料工业的发展，如果煤搞不了很多，钢铁搞不了很多，那么轻工业生产也好，重工业生产也好，基本建设也好，都上不去。我国一度忽视原料工业生产，以致原料工业落后于加工工业的发展。因此，提出了要求燃料动力工业、原材料工业和机械制造工业能够保证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不可否认，我国由于长期没有十分重视原料工业，原料工业落后的状况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三）关于农、轻、重的投资分配。
重工业的发展需要较大的投资。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时，它的投资问题怎样解决呢？毛泽东深刻总结了苏联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用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重适当加重一点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这样，既可以满足人民对于消费的需要，又可以更多地增加积累，进而可以更快地发展重工业。这样，从表面上看，重工业的投资似乎少了一些，但从长远看，从实质上看，重工业的投资则会更多一些，重工业发展的基础
① 转引自1960 年8 月2 日《人民日报》。② 转引自1960 年4 月1 日《人民日报》。③ 转引自《红旗》杂志，1978 年第9 期。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1 页。更加稳固。①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不仅力发展重工业找到了一条稳定可靠的资金途径，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列宁、斯大林经过努力都没有解决的发展重工业的资金来源问题，从而也十分辩证地提出了发展农轻重各自投资比例的原则。
但是，也应该指出，毛泽东的这些主张，为以后我国盲目发展重工业，用重工业挤农业、轻工业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他提出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从发展重工业方法上说是对的，但从社会主义生产实质，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来说则是不对的。毛泽东提出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落脚点和目的并不是在于满足人民消费需要，而在于发展重工业，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满足人民消费需要而生产。重工业在我国一般来说是生产生产资料的，所以，多发展农业、轻工业的目的在于多发展重工业，实质上是生产的目的在于发展生产资料。这和马克思主义原理是相矛盾的。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在发展重工业以后，再用重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来武装农业和轻工业，落脚点放在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即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再到农业、轻工业。正是由于我们发展生产的落脚点在重工业，所以，我们虽然在理论上早已提出了正确处理好农轻重关系的问题，但实践中并没有完全解决好这个问题。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并不是作为发展重工业的目的，而是作为发展重工业的手段，因而，农业和轻工业并没有真正被放到应有的位置上。每当投资于农业，轻工业和投资于重工业发生矛盾时，就挤掉农业、轻工业资金来保证重工业的资金。因为我国长期的指导思想是农业和轻工业为发展重工业服务，这样使得农业、轻工业发展缓慢，而且人民群众生活改善也极为缓慢，这实在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大力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任何时候，在指导思想上都必须明白，发展重工业的目的，最终还在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还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
（四）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理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已经奠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较为具体和详尽地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要有计划地分配社会总劳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思想。然而，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要从何开始，以什么为基础来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建国初期，我国的计划工作是沿用苏联的办法，首先提出重工业，特别是钢铁这个指标，然后围绕着它来安排轻工业和农业，再向农民要多少粮食和工业原料，向农村要多少劳动力，很少考虑到农业这个基础。结果使重工业的发展超过了农业这个基础所能负担的能力。这种作法，无疑已不能实现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平衡。因为重工业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投资，从而要用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建成投产形成生产能力以后，为使这些生产能力充分运用起来，就需要源源不断地供应原材料和动力，供应维修和更新所用的机器设备，零配件，供应职工生活用品等，属于生产资料方面的需要，基本上可以靠重工业自身解决；属于生活资料方面的需要，就要靠农业和轻工业了。但是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的生活资料是供主社会消费用的，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69 页。仅其中的一部分供应重工业生产部门的职工（包括家属），所以不能超越农业、轻工业的实际负担能力。在一定的生产水平条件下，用于重工业的部分增加，用于社会其他方面的部分就会减少。如果依靠重工业作为安排国民经济的起点，既会形成脱离人民消费需要的畸形生产结构，又会造成重工业的安排时常超过农业、轻工业的负担能力，从而使得国民经济经常处于不良循环之中。苏联为之吃了不少苦头，我国经济生活的事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根据对农、轻、重问题的科学分析，提出了国民经济的安排要以农、轻、重为次序，并强调国民经济计划工作要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应该肯定，毛泽东提出以农、轻、重为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他认为，制定计划是按照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次序，还是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这不仅仅是一个计划工作的方法问题，这是计划工作指导思想是否正确，是不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工业化道路，涉及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明不明确的问题。
毛泽东讲的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真实含义是：国家制订计划，必须以发展农业为出发点，在分配资金、物资与劳力时，先安排农业，再安排保证市场供应的轻工业，然后根据农业、轻工业的情况，安排重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而在安排重工业生产时又要首先安排好同农业、轻工业有关的机器、化肥、农药、建筑材料，燃料、动力、运输工具等生产资料的生产。重工业是为农业、轻工业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发展重工业的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而不是为了发展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即使重工业为国防工业提供生产手段和材料，说到底也还是保障国家安全，使人民过安定的幸福生活。然而，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将农业、轻工业放在重工业之前，是不是说重工业就不优先发展了呢？毛泽东认为重工业仍是为主。他说：“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呢？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①同样如此，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并不否认重工业为主的地位，因为先安排农业、轻工业，再安排重工业，不是就投资比例大小来说的，而是就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来说的。这样安排的结果，资金和物资的分配比例，重工业还是重点，还是为主。这样安排是在农、轻、重比例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重工业优先增长，这和先安排重工业，再安排农业、轻工业不同，可以保证农业、轻工业发展的资金、物质、动力不再被挤掉。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提出的以农、轻、重为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虽然可以解决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解决第一部类劳动的分配问题，避免沿用苏联那种以重、轻、农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弊端，减少重工业的盲目发展，但终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第二部类劳动的分配问题，没有解决第二部类内部之间各种产品所需劳动的分配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究竟分配多少劳动于粮、油、棉、茶，或者农、林、牧、副、渔之中去；不知道分配多少劳动于轻工业中的日用品与食品、服装等产品中去。实际上，要解决农业、轻工业内部各个产品的分配问题，就必须研究人们的消费结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69 页。根据人们消费结构的内在要求来探求人们的需求结构，再根据人们的需求结构来确定第二部类（或者农业、轻工业）内部各产品的劳动分配问题。恩格斯说得好：“在一个和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下，..社会那时就应该考虑，靠它所掌握的资料能够生产什么，并根据这种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①恩格斯这里讲的“根据这种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实际上是指根据人民的消费需要来确定生产。斯大林对此则说得更加明白：“同样很明显，未来生产将是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高度发达的生产，他将顾及社会的需要，看社会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②斯大林这里实际上已触及到了要根据人们消费需要进行生产和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问题。不错，按农业、轻工业要求组织生产，一定程度上可以讲是按人们消费需要进行生产。因为农业、轻工业主要是生产消费资料的。但是，仔细一观察，情况则不完全是那样。其一，农业和轻工业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生产生产资料，按照这一部分组织生产，实际上是按生产生产资料来组织生产；其二，农业、轻工业自身也可能盲目发展，也有可能不按人们消费需要进行生产，也有可能造成这种或那种消费品的生产大于或小于人们的消费需要，形成不同程度地过剩或供不应求。因此，克服这种弊端，则只有按马克思主义原理办事，从人们的消费需要入手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这样一来，就应该按这个次序来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了：消费结构――需求结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交通等部门，以这个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才能使我国国民经济处于良性循环之中。
二农轻重与工人、农民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原理表明，社会再生产过程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而且是劳动力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统一。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具体运用于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把物质产品的相互关系同人们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强调在处理好农、轻、重的相互关系时，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处理好。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重工业和轻工业部门从事生产劳动的主要是工人，在农业部门从事生产劳动的则主要是农民。因此，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正确处理工人和农民两大劳动阶级的关系。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根据毛泽东关于农、轻、重关系的论述，既要做到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也要做到改善工人生活和农民生活同时进行，从而巩固工农联盟。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50 年就说过：“工人也应当与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①。斯大林则说得更明白：“农民经济的提高，农民普遍合作化，农民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是一种前提，没有它就不可能保证我国工业有较大的发展。反过来说，发展工业，生产农业机器和拖拉机，以大量工业品供给农民，又是一种前提，没有它就不能推进农业，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极重要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615 页。② 《斯大林全集》第1 卷，第306 页。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390 页。的基础之一。”②斯大林这段话是十分有创见的。他实质上是将工业与农业、工人与农民在物质生活方面，市场方面看成是互为前提关系，一方面削弱和加强，必然会带来另一方面的削弱和加强。然而，应该看到，斯大林讲的这些话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实行，工业的发展并没有给农民物质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善。正于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度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损害。”③毛泽东在实际工作中避免了苏联这一错误，十分强调要注意改善农民生活。他说：“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关系”④，并认为，“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⑤。在处理同农民关系发生了错误时，毛泽东敢于承认，并善于立即改正。他说：“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1954 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70 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购。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70 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1955 年就少购了70 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200 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正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①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我党一再强调关心农民生活，然而，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我国农民生活水平一直较大程度地低于工人生活水平，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削弱了工农联盟。这个问题较为妥善地解决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深刻地总结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放宽了对农村的经济政策，许多地方因地制宜地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改善了农民生活，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整个农村出现了近30 年来少有的蓬勃发展的局面。
第二，根据毛泽东关于农、轻、重关系的论述，加强工农经济联盟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实行工农产品的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结合还只能是“城市和乡村之间，我们的工业品和农民经济的粮食与原料之间的经常联系，经常交换”②。这样一来，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比价对于双方来说是绝对重要的。工业产品和农业生产的价格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工农联盟能否巩固。正如斯大林所说的：“不减低工业品的价格，我们就不能保护无产阶级和农民间，工业与农业间的结合”，“我们要真正保持这种结合，保持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并继续发展农业，我们必须实行不断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③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的比价问题。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指出：“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
② 《斯大林全集》第8 卷，第129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74 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5 卷，274 页。⑤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73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73 页。② 《斯大林全集》第6 卷，第211 页。③ 《斯大林全集》第9 卷，第177 页。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①毛泽东认识到，要加强工农联盟，不仅工业品和农业品比价要合理，同时也要降低农业税，减轻农民的负担。正是毛泽东采取这一政策，所以我国农业税确实是很轻的。1957 年农业税为当年农业实际产值的11.6％，到了1982 年降到只占3％。不可否认，我们尽管想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但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并没有缩小。在1950 年至1952 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产品的平均价格的上升幅度大于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上升幅度。在1953 年～1957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继续上升，而农村工业品的零售价格基本稳定。因此，在这一段时期内工农业商品价格的剪刀差在逐步缩小，但并没有消失。从这以后的许多年，农产品的成本随农机、化肥、农药的使用有很大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却变动很少，甚至出现了一些“高产穷队”，“高产穷县”的不合理现象。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以后，我们作出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决定，并继续提高了粮食，棉花，牲猪等18 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提价。由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并扩大议价，1978～1981 年3 年里农民累计增收481 亿元。同时，还减免部分经济条件差的地区的农业税累计78 亿元，从而使农民生活大大改善，加强了工农联盟。
第三，根据毛泽东关于农、轻、重关系的论述，要求工业的发展必须面对农业市场，保证农民对工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求。既要求“花布联盟”，又要“钢铁联盟”。工业建设的任务，不仅要实现工业的现代化，而且要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服务，这就为改造农业的落后面貌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也为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架起了一座“金桥”。特别是农业通过工业所提供的机器装备后，进而又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又可以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密切工农关系。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农、轻、重关系的探索，不仅对于马克思关于农、轻、重相互关系的原理有着极大的丰富和发展，而且对于解决我国工业化道路的若干理论选择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建设，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中进行的。多种因素，从哲学的高度来抽象，无非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两大类。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只有物质因素，没有精神因素不行；同样，只有精神因素，没有物质因素也不行。
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物质因素，就是生产力及其发展水平，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力量。这里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社会实际存在的物质财富，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不能维护社会机体的正常运转，也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更无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制约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建设规模的大小，速度的快慢，建设战线的长短，不能任凭人的主观意志的想象，而是依物质资料的多少而定。它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客观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就要犯错误。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74 页。但是，毛泽东认为，物质因素只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它本身并没实现社会主义建设。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还必须加上人的主观努力。因此，必须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发扬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指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①要开发利用这些物质因素，就必须有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从中引出思想，提出计划，才能利用得好。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毛泽东更看重精神因素。
所谓精神因素，主要是指人们对客观的认识。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根据形势和需要而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程度、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意志力等精神面貌，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一定民族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民族意识等等。
毛泽东认为精神因素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之一。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好坏、快慢，就决定于精神因素了。
第一，精神因素制约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高尚的精神生活会给人们以极大的精神力量，激励人们的斗志。如果人民群众没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没有无产阶级的思想品质，没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没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那就等于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摧毁了人们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精神支柱，就根本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过去，我们靠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创造了伟大的革命业绩。今天，它仍然是实现工业化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因此，毛泽东强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上下拧成一股绳，形成一支认识一致、目标一致、步调一致的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这样，在必要的客观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就会快得多。
第二，精神因素制约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向。在当代，有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有资本主义工业化。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我们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做到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毛泽东指出：“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①诚然，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要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要引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方面的文化思想，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这样必然以巨大的革命力量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变化，改造人们的文化素质，也要求人们在知识、能力等方面都要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在思维方式、传统观念上有较大的更新。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一切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腐朽没落的文化思想也会随机而入，不断地侵袭和腐蚀着人们的思想，产生消极的影响。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78 页。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3 页。如果我们淡化四项基本原则，只注意物质因素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这样，我们工业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失去自己的理想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无法抵制各种腐蚀因素的侵袭，走上畸形发展和蜕变的邪路。因此，我们必须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引导人们在国际文化思想的交流中提高鉴别、抵制、批判和吸收的能力，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汇集世界思想文化的精华，造就既有民族气质，又有时代风貌的社会主义的崭新的思想文化，使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健康向上、朝气勃勃的思想情绪，使社会主义工业化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迅速发展。
第三，精神因素是巩固社会主义成果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认为，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地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事典不断地壮大。但是如果不坚持党的领导，不注意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有得而复失的可能，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毛泽东对杜勒斯的和平演变道路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对波匈事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于国内少数人的闹事引起了高度的警觉。所担心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现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的社会主义的红旗落地，社会主义的国名被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被更替，社会主义国土被吞并，广大共产党人横遭迫害。因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坚持对各级干部和全体人民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提倡延安精神，永葆革命热情，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邓小平也强调：“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建设都不可能顺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碰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①发扬这种精神优势，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抵制和反对“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的胜利成果，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123―12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