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了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决定召开庐山会议。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毛泽东的思想陷入了庐山的五里云雾之中。
一众说纷纭
大跃进的狂热，人民公社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带来了国家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响。国际社会反动势力的有意攻击不论，国内党内的思想认识极不统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应该肯定，“三面红旗”伊始，全党全国人民都沉醉在战天斗地、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的极度狂热之中，包括彭德怀在内，全党思想并无二致。在实践过程中，由于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出现了许多乱子之后，不少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各自的意见。1958 年12 月，王稼祥向刘少奇谈了对八届六中全会高度评价人民公社的保留意见；陈云、彭德怀对会议公布谭震林、廖鲁言估产粮食7500 亿斤的数字表示怀疑；陈云在毛泽东生日时提出了1959年钢产1800万吨指标恐怕不能完成的意见。1958年12 月底，彭德怀、薄一波在湖南株洲调查时，对1959 年征购1200 亿斤粮食问题，向中央打电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959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情况显露出来，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向中央如实汇报指出：“当前国民经济出现了一些脱节、失调现象，看来主要还是计划指标高了。从工业方面讲，首先是钢铁指标走高了，钢铁指标一高，各方面都跟着高上去，基建盘子要的也就大了，设备数量要的也就多了，于是要原料、材料也随着多了，运输能力也就显得不够了，等等。各方面的要求分开看，似乎都可能解决；加起来，就超出了客观可能性。原因之一，是计划的制定缺乏细致的科学的综合平衡过程。6 月17 日，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在一次会议上说，“大跃进发生了比例失调”，“社会主义，恩格斯讲从空想到科学，我们一年来是从科学到空想”。他针对党内有人批判“算帐派”的观点时说：危险的不在算帐派，而是当家的不算帐，当权派不算帐危险很大。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长李云仲致信毛泽东，指出：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左”倾冒险主义思潮形成一个主张，全民大搞土法炼钢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去年人民公社运动，在生产
① 《中国面向世界》，余敷华著，树仁译，三联书店版。关系变革方面――所有制问题，可能跑得太快了。如此等等。这些意见，反映了庐山会议之前党内外对“三面红旗”在思想认识上的矛盾状况。这些思想认识，不可避免地要在会议上反映出来。
毛泽东对“大跃进”过程中出现的情况，思想认识上也持矛盾态度。当“大跃进”的狂热在国家经济生活中造成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时，就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为此，他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采取了各种具体措施，以便纠正经济建设中的种种错误。
第一，提请全党划清两个界限。1958 年11 月2 日至10 日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广泛地讨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错误。他明确提出要划清两条界线，即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他认为，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能超越阶段，不能“夸海口”。与此同时，他强调了发展商品生产的重要性和价值、价格货币的积极作用，批评了陈伯达等人主张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需要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用商品交换的方针来团结几亿农民，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因此，他要求各级党委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认真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使自己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所有这些，对当时全党、全国经济狂热的情绪不愧为一针清醒剂，使许多人的混乱思想得到了初步澄清，行动上的盲目性和脱轨现象开始受到制约。
第二，要求“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继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在1958 年11 月28 日至12 月10 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当时的“急性病”指出：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停步不前，但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级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者，革命的各个阶段是互相联系又是互相区别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性质和任务。我们必须把每一个阶段的基本性质弄清楚，据此制订符合实际需要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口号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口号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更合理，但只有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之后才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轻易地否定按劳分配的方针，就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不利于共产主义的实现。他强调，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我们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一种轻率的表现，把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庸俗化了。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会上唱低调，说丧气话，讲倒霉的事，其目的，就是说订计划要留有余地，要符合实际。根据他的建议调整了1959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这对于那些在“大跃进”的口号下“飘飘然”起来的领导干部，是一付镇静剂。
第三，纠正平均主义，调整同农民的关系。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即1959
年2 月，他先后到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进行调查研究。情况表明，公社化后，农村严重存在平均主义和“共产风”的问题，国家同农民的关系相当紧张。毛泽东在1959 年2 月29 日至3 月5 日立即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解决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他在会上指出：现在全国普遍存在瞒产自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问题，这是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否定价值法则的结果，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革命方面，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犯了冒险主义，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紧张的一个根本问题。他认为，现在必须立即提出和纠正两种倾向，一是平均主义思想，一是过分集中的思想。目前的紧迫任务，就是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的状况，限制积累率，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制定了建设和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明确规定，人民公社要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为了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毛泽东又先后4 次写信给省级领导，强调要允许群众说话，要征求群众意见，关心群众利益，克服独断专横、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思想倾向。这对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扬党内民主生活作风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但是，毛泽东的这些措施，是在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前提下，作为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来加以解决的。其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更快地向共产主义过渡。因此，毛泽东当时呈现出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觉得过渡时间太快，认为“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觉得短了，我耽心短的时间多。”“河南说四年，可能短了，加一倍，8 年”。“现在就是太快，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错误”。照有些人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认为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看来过渡时间还是长一点好，商品经济搞久一点好。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从北戴河会议以后几个月的实践中，找到了以钢为纲发展工业的道路，找到了人民公社这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好组织形式，找到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一方面他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陷入了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他强调，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另一方面，他对超越物质生活条件的公共食堂，供给制这些所谓“有利于过渡的共产主义因素”，有着特别深的感情。在经济建设上，仍然坚持北戴河会议以来的高指标，降低不多。一方面他领导和催促全党在工作上纠”左”，批评有些人太热了一点”，“只爱热”。另一方面，又在思想上强调反右，批评“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充当“观潮派，算账派”。如此等等。毛泽东正是怀着这种矛盾心态，准备在庐山召开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二庐山风云
庐山会议前，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的体制，分配形式等问题，经过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调整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指标，到6 月份已经有了大概的轮廊。但对于5、6 月出现的大中城市市场供应紧张的形势，他感到很茫然，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为什么搞不到鸡、鱼、肉？经过周恩来、李先念以及各部门采取应急措施，市场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至此，毛泽东认为各方面的问题大体得到解决，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通过一下调整的指标，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明确几条基本原则，大家回去照办，形势就可以进一步好转。
因此，当毛泽东1959 年6 月29 日由武汉乘船到达庐山的时候，会前在山下、山上两次讲话，提出了会议讨论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读书、形势、计划指标、体制、综合平衡、宣传、“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群众路线、团结等18 个问题。他强调，领导干部不要忙于事务主义，要好好读书，以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克服谎报、浮夸之风，做到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他认为，“大跃进”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大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势不好”的程度；他指出“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农业本身的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的平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他首次提出了农、轻、重为序的方针，过去安排计划是重、轻、农，现在要反过来，农、轻、重。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过得舒服，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如此等等。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看，他要继续发动大家反对和纠正“左”倾错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统一思想，动员全党完成1959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正因为这样，会议初期，毛泽东主张开神仙会，发动大家在会上毫无拘束、轻松自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因此会议六大组的发言也很热烈，各种见解陆续发表出来。最突出的，是彭德怀在西北组会议上，先后作了七次发言，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许多看法，直接涉及毛泽东。彭在7 月3日的发言中说：“1957 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毛泽东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报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主席也去过那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彭在7 月4 日发言说：“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 （系指1959 年计划钢产量指标）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彭7 月6 日发言说：“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彭7 月7 日发言说：“人民公社我认为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彭7 月8 日发言说：“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彭7 月9 日发言说：“农村四个月不供油，事实上办不到，这完全是主观主义，我一回国看到这个电报，就打电话提出意见，你们提了意见没有，你们抵制过没有？”“什么算账派、观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彭7 月10 日发言说：“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在此期间，李锐、周小舟、周惠等在会下有些接触议论，周小舟、张闻天也到彭德怀住处交谈，认为中央内部政治生活不正常，感到毛泽东的领导作风已存在一定问题，以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不便于讲话，彭德怀只好自己出来讲话。
对于会议中的这些情况，毛泽东并没提出异议。7 月10 日，毛泽东召集各大组组长会议，布置大会安排，初步确定15 日结束，指定胡乔木、周小舟、李锐对会议讨论的10 个问题起草一个会议纪要；对形势、任务、群众路线等七个题目，由李富春起草文件，作为向中央的报告；体制问题，由李先念搞个规定。
会间，毛泽东还“礼贤下士”、不拒逆耳，先后找有关同志谈心交心。7月11 日晚上，他找周小舟、李锐等人饮酒叙谈，作自我批评说，1958 年，有些事情，他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也有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不能全怪下面，否则曹营之事难办。其他同志也肝胆相照。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亦无反感，李锐等提议陈云同志出来管经济问题，他表示同意，并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毛泽东要这些同志转告大家，要丢掉怕字，去掉压力，敢于说话。对此，李锐曾经赋诗：“山中半夏沐春风、赠饮茅台意兴浓，说到曹营事难办，笑声震瓦小楼中。”这反映了会议的和蔼气氛。这些说明，毛泽东至此，并没有因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的尖锐批评而有反感。
但是，彭德怀听到会议不久就会结束，想到会议上有些人对问题的认识不够，“左”的思想仍对人们有压力，因而非常忧虑。他不顾周小舟的劝阻，7 月13 日晚上决定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对问题的看法。信中，他认为1957年至1958 年基本建设过急过多的“大跃进”是错误的，认为现时建设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这种情况的发展已有政治的性质，指责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么得心应手，指出过早地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代替一切的观点是错误的。主张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信中认为，所有这些的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毛泽东接信后，于7 月16 日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非同寻常的标题，批示“印发各同志作参考”。但是，这时毛泽东是否就决定了反击批判呢，尚不一定。7 月17 日下午晚上毛泽东仍找到了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李锐五人谈话，谈得多而融洽。毛泽东说，总路线真有70％的人拥护就不得了了，真正骨干30％也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毛泽东又从彭德怀的信讲到1938 年8月的洛川会议，说华北军分会的决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即说了彭德怀的“历史账”。其用意，似乎是要他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过他的，不要站在彭一边。
毛泽东对会议没有什么新的部署，同意按照刘少奇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精神，再用一周时间，让大家把各种意见都讲出来。各组具体围绕胡乔木、周小舟、李锐等人起草的《关于形势和任务――1959 年7 月2 日至×日庐山会议议定纪录（修正草案）》和彭德怀的信展开讨论。
在讨论中，《记录》在各个组引起了许多责难，大都集中在总结性的部分，说对“大跃进”的成绩写得不够，对缺点说得太多，对形势的估计太泄气，给群众泼了冷水；对1958 年以前我国建设经验和苏联经验没有认真总结和研究，刮“共产风”等问题已经作过检查，正在改正，不要再多谈，如此等等。
更多的是对彭德怀的意见。许多人赞成彭的观点，但也有不少人提出，为什么说“有失有得”？“得心应手”这些话还不是有所指的？更有人提出信里刺很多，许多话是影射主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是路线性质的问题。路线错了，要换领导才能改正错误，等等。后来，又传出彭德怀在西北组说了“在延安座谈会‘骂’了我四十天娘，我骂二十天娘还不行？”后又传出说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
无独有偶，张闻天不顾胡乔木的劝阻，7 月21 日在小组会议上作了3 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共讲了13 个问题，对“大跃进”的缺点，做了理论的分析。他说，对“大跃进”的缺点方面，同志们讲得少一些，我想讲多一些。《记录》上讲了点，我再加一条，上马过多，体制紊乱，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张闻天认为，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好大喜功。张认为，强调主观能动性，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他指出，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现在不要强调它的改变。要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首先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但光要求不怕还不行，还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使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许多事情要等待时间来证明，现在不要吹，他最后针对人们对彭德怀信的责难，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的观点。
毛泽东掂量彭德怀的信，面对秀才们在《纪录》里超出自己布置的问题所做的对“大跃进”有关缺点和错误的概括，揣度张闻天的长篇发言，再也不能容忍了。7 月22 日深夜经与在山上的中央常委们磋商之后，独自在后院竹林彻夜思考，决定23 日召开全体会议，对彭德怀等人做尖锐严厉的批评，进行政治反击和历史清算。平时，毛泽东讲话那种引经据典、极度夸张、讽喻迭出、妙语联珠的语言艺术，那种要仔细揣度弦外之音，甚而正话反听、方得要领的风格，常使听众倾倒。7 月23 日毛泽东的讲话，却单刀直入。他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接着他批驳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观点，说群众想早一点搞共产主义，如此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心是好的，但要有步骤，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我们已经检查多次，他们没听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再反击。他针锋相对地批评有些人是“资产阶级动摇性”，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历史上四条路线，现在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现在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距右派仅有30 公里了。他生气他讲到自己的责任。1958 年，1959 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1070 万吨钢，是我建议的，结果9000 万上山，补贴80 亿元，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所谓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毛泽东说到这里哽咽了。
毛泽东的震怒改变了会议纠“左”的初衷，转而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8 月2 日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中断了纠“左”的过程，开始了1960年新的“大跃进”，带来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三历史的误会
庐山会议的这场斗争，有其客观必然性。毛泽东自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开始出现了以高速度为特征的“左”的倾向。三大改造的伟大胜利，在给毛泽东以极大鼓舞的同时，似乎也给了他一个“启示”，即可以用意志的力量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因此，他想用主观能动性的意志力量加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人类社会生产力超常规发展的奇迹。“大跃进”的实践、碰到了主观意志与客观规律的矛盾冲突，但仍试图用具体政策去解决这些矛盾。但是，做为发动“大跃进”的“左”的思想基础并没有得到清算，因此当彭德怀等以激烈尖锐的意见触动他那“左”的思想根基的时候，自然会拼发出碰撞的火花。
但是庐山会议的这场斗争，也有其历史偶然性，因为无论从会议的初衷以及会议的整个安排，包括彭德怀在西北组发言之后的会议议程来看，毛泽东并无整人之意。对于各种不同意见，尚能中听。但是，这种历史的偶然性存在于历史的必然性之中。毛泽东的震怒，不是他一时感情冲动的即席讲话，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据有人撰文回顾，21 日张闻天的发言之后，22 日晚上，深夜电令中央常委到他房子里磋商，之后一个人在后院竹林里抽烟沉思，烟屁股扔了一地。这些表明，这场斗争，有着它深刻的原因。
第一，国际背景。毛泽东在讲话的开头就单刀直入，尖锐地提出了“党内外夹攻”问题。他认为，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压力的结果，是国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当时，在国际上确有一股反华势力在向我发起猖狂的进攻。杜勒斯在《进步与人类尊严》的演说里，攻击“在中国的‘公社’制度下，否定了人的个性和人格，破坏了家庭和家庭的价值，破坏了中国古老而丰富的文化，是一种可悲的陷入奴役人类的深刻的过程。”赫鲁晓夫因毛泽东对苏共20 大路线的批评和严厉拒绝苏联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开始了中苏关系的决裂，对我国国内政策进行了种种攻击。1959 年底赫鲁晓夫在同美国议员汉弗莱谈话中，对中国要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极为不满，他通过内部向中共中央提出要“对对表”。意思是中国跑得太快了，因为苏联当时要15 年超过美国，20 年才进入共产主义，中国不应抢先。无巧不成书。恰庐山会议之前不久，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赴苏联和东欧各国访问，在那里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因此，对比之下，毛泽东把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看成是国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认为彭德怀的上书批评有国际背景。故在1962 年的7000 人大会上，刘少奇回答其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平反，而唯独彭德怀不能平反的原因时，就称彭有国际背景。
第二，认识根源。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党的领导集体，抑或是他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这场“大跃进”，是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反映人民群众的热切愿望，是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一种尝试。于人民群众劲可鼓，而气不可泄。彭德怀作为党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却对“大跃进”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批评，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问题，是与国际上赫鲁晓夫、美帝蒋匪相呼应的一股右倾思潮。在这种内外夹攻的思潮中，内部的进攻是最危险的，如果不清算这股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右倾思潮，“大跃进”就难以为继，党的领导就受到挑战，人民的事业就要受到损害。因此，毛泽东断然放弃了纠“左”的进程，转而去反击在他看来已构成主要危险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有人把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反击看成是个人品质的缘故，这无益说明这场斗争的性质。为什么毛泽东对于同样批评“大跃进”的李仲云的信却予以充分肯定，即发全党呢？为什么当彭德怀9 月9 日致信毛泽东承认错误时，又以极大的热情表示欢迎呢？7 月24 日两位同志与彭德怀谈心揭了谜底。他们在谈心中指出：“你的一股骄傲劲，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今天连毛泽东同志你都看不起，还有谁你能看得起呢？毛泽东同志健在，你尚且如此，万一毛泽东同志不在，还有谁管得了你？危险性就在这里。你骄傲、孤高，假如是在庐山上当和尚，上天下地，唯我独尊，还不要紧，而你是党中央集体领导的一员，政治局成员，又当国防部长，功劳很大，名声很大，地位很高，带几百万军队，你一马当先，亲自挂帅，来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同志，事情就严重了。至此彭德怀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这里既反映了思想认识上的时代特色，也揭示了毛泽东批判彭的心态。
第三，一心两极的虔诚碰撞。庐山上的这场斗争，不仅有思想认识上的时代根源，而且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各自个性特点的反映。事实说明，庐山的毛彭之争，事先并无蓄意。而是两颗于民于国的耿耿忠心的两极碰撞。带有很大偶然性色彩。根据彭德怀的回忆，彭德怀本不准备参加这次庐山会议。即使参加了，作为一个行武出身的军人，任职国防部长，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问题，可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彭德怀性格粗犷刚烈，耿直爽快，心地坦荡，无所奢求。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和不信邪的气魄。在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资深望重，功勋卓著，对于“大跃进”出现的种种问题，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一种对人民，对国家的强烈历史责任感，促使他挺身而出，虔诚地向毛泽东写信，把会议不便于说、人家不敢于讲的问题提到主席面前，以便统一认识，采取措施，尽快解决，减少损失，而毛泽东却是一个以主观能动性为特点定夺无产阶级江山的革命领袖，他在个人生死的紧急关头，国家安危的关键时刻，不怀伤感，不怨天尤人，力主弘扬革命精神，永葆旺盛斗志、凭借意志的力量，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民主革命，家破人亡，开国创业，心力交瘁。“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真是老泪漫，但于国于民，仍一片耿耿忠心。因此，当彭德怀对“大跃进”的种种问题再三提出尖锐批评的时候，在毛泽东看来不仅于党的事业所不容，同时也是对毛泽东醉心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心态，高扬一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恪守“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等人格力量的挑战。这样，两颗忠于人民事业的心，在两极的思虑中相互碰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