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掌握群众的方式，以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铲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实现纯粹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为目标，进行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轨迹上的一个大曲折，远远脱离了他确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是一场历史性的大悲剧。
一结果与初衷的矛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1967 年2 月3 日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卡特・巴庐库的谈话中有一个说明：“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①就是在党变修，国变色的严重形势下，采取非常手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捍卫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以便建立一个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小生产绝种的最完美最纯洁的社会主义，建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比民主革命更壮丽的事业。
毛泽东的这种社会理想，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建立在他对现实的浪漫主义的高韬远举上的。当人们为公有制的建立而欢呼雀跃，一些理论家、文学家以粉饰现实为己任时，他却不落世俗之见，认为在我们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理想的天国并没有到来。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弊端不断出现并正在发展。在这里，既有干部的腐化堕落、官僚主义，也有社会的沉渣泛起，牛鬼蛇神的蠢蠢欲动。然而他没有看到这些问题深厚的历史根源与社会制度的现实基础，却将诸如此类的现象归结为道德的沦丧，认识。政策的缺陷。因此，他要用直接的道德力量，或以群众运动实施他道德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
在毛泽东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却没有我们崇高和公正，修正主义以物质利益激发出来的热情不如我们的崇高理想激发出来的精神力量。毛泽东的理想中充满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斥责，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他要寻找避免这种种弊端的社会发展之路，这就是以“五七指示”为模式，以大庆、大寨为榜样，以“文化大革命”为途径来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物质财富的增长与道德沦丧的矛盾，讲求实利与追求理想之间的矛盾，消除魔鬼与天使的永恒冲突，换言之，就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解决其他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无法解决的弊端，创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理想天国。
① 转引自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但是，任何伟人的强力，无法转变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事与愿违，由美好初衷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却结出了毛泽东未曾预料的苦果。
这场所谓政治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政治大破坏”。仅据对林彪、江青两个反动集团《起诉书》所列举的受诬陷名单的统计，党和国家领导人受诬陷的有38 人，中央党政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受诬陷的有382 人，受到残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有70 多万人，被迫害致死的达34000多人。此外，专政机关本身也被砸烂，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党的各项政策也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受到极大削弱，全国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几十年英勇奋斗的革命成果濒临毁灭。
“文化大革命”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本来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通常是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在落后的国家，还有一个扫除文盲的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曾经多次强调文化革命的问题，并且把实现文化革命看作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在我国，50 年代末期，也曾着重提出文化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强调，要进行技术革命，把技术革命作为不断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提到全党面前。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明确指出，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当时确定的文化革命的内容，主要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建设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改变我国教育、文化、科学的落后状态。历时10 年的“文化大革命”，同上述意义的文化革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虽然这场革命冠有“文化”二字，而且也是从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的，但它很快就转入了所谓的“夺权阶段”，而对文化、教育、科学的发展，并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只是进行所谓“批判”，“破”字当头，很大一部分教授、教员、作家和演员被打成牛鬼蛇神，许多有成就的专家、科学家被关进牛棚或下放改造，结果学校停课，文艺停演，科研停研。10 年间，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少培养几百万专业人才，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长，历史文化遗产和社会主义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一代的学习被耽误，旧的文盲未扫除尽，新的文盲又大量产生，据1982 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丈盲半文盲达2.3 亿。这些足以说明“文化大革命”不是真正的文化革命，而是对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一场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还曾被宣传为一场思想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并把“斗私批修”，作为这场革命的思想纲领。“文化大革命”本来也包括有对旧文化、旧思想进行批判和改造的意思。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所谓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则完全不符合实际，所用的方法也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待思想文化问题，对待人们的世界观问题，绝不能使用强制的办法来解决，而只能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人民的实践来解决。掌握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要靠学习、靠自觉。毛泽东自己也曾说过：“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①像“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那样，混淆是非，混淆敌我，无限上纲，乱批乱斗，侮辱人格，等等，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思想教育工作，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经过10年动乱，不仅没有破旧立新，反而使我们的党风和优良革命传统被破坏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415 页。社会风气明显不如以前了，道德水平下降了，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各种歪风邪气泛滥起来，以致需要我们党花很大的气力才能逐渐消除这种恶劣的影响。
因此，“文化大革命”不是什么政治大革命，不是文化革命，不是思想革命，而是一场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首先是思想上乱了。建国以来17 年中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被否定了，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了，而很多错误的东西则被当作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是非被混淆了。生产活动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被作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政策和措施，被作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不应再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观点，被作为“阶级斗争熄灭论”进行批判。形而上学猖厥，唯心主义盛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乘机空前活跃起来，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也乘机泛滥开来。
组织上乱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普遍被冲击、改组，大批领导干部被批判、打倒，曾使各级党和政权机构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党员一度停止了组织生活，各种群众团体也停止了活动；干部队伍和群众队伍被分成派别，互相对立；各种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乘机钻人了党和政权机构，有的占据了重要领导岗位，进行了大量破坏活动。
社会生活也乱了。宪法、法律、党章成了一纸空文；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基层干部、劳动模范、各界群众，可以任意被批、被斗、被抓、被整、党纪、政纪、军纪被废弛，规章制度被抛到一边，武斗不止，派仗不停，打砸抢成风；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遭到了很大破坏，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陷入极不正常的状态。
这种乱，并没有“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自己折腾自己，也就是乱党、乱国、乱人民。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他们的帮派骨干分子，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当然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他们就是要在乱中夺权。他们总是嫌乱得不够，不允许有社会的安定，不允许有党的团结和人民的团结，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稍作一点整顿，他们就感到大难临头，稍微采取一点有利于安定的措施，他们就要千方百计进行干扰、阻挠；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发难，兴风作浪。群众说，“‘四害’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是一点也不错的。
毛泽东开始曾把这种“乱”错误地看作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把它看作是一种群众充分发动的标志。后来，他曾设想要由“乱”达到“治”，使局势稳定下来，也曾为此提出过许多要求，并且采取过许多措施，如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权机构，恢复党的组织生活，1974 年和1975 年一再提出以安定团结为好，等等。但是，动乱始终不能停止，局势始终不能稳定，安定团结的目的始终不能实现。这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它完全违反了客观实际，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同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发展不相容，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不相容，因而必然引起内乱。而只要坚持这一套理论、方针、办法不变，坚持在全国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坚持反对所谓党内的资产阶级，势必就要混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混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界限，混淆修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也就势必给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以可乘之
机，因而内乱也就不可能终结。既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文化大革命”，又想实现安定团结，这本身就是不可解脱的矛盾。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彻底粉碎凭借“文化大革命”而存在的反革命集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完全消除内乱的根源，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真正达到安定团结的目的。
二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
历史经验证明，在一个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痛苦与“邪恶”的过程，是一个利益关系不断调整、人们的心理与习惯不断变化的过程。其间，充满着竞争的机制与道德抗争的矛盾，自由发展的机会均等与社会平等失衡的矛盾。在这里，一切传统道德的判断和审美价值的观念，都失去了它应有的魅力。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是以现实的态度，按其固有的客观规律办事，还是按照道德意志办事？历来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在中国封建社会，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义厚道，克己尽忠的传统观念。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有李嘉图与西斯蒙第的斗争。李嘉图认为，社会必须以物质生产自身为目的，人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为了发展生产力，一切在所不惜。对此，马克思说：“他要求为生产而生产，并且这种要求也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像李嘉图的伤感主义的反对者一样，主张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我们就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不外是指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不外是指人类天性的财富以自身为目的的发展。如果我们像西斯蒙第一样把个人幸福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必须压制全体的发展，以保证个人的幸福，且不说这种充满热情的考察不会有任何实效，他也没有理解人类能力的发展，虽然首先要以多数个人和整个阶级作为牺牲，但最后终究会克服这种对抗，而与个人的发展相一致。所以，个性的高度发展，只有通过一个以个人为牺牲的历史过程才能获得，”①对于李嘉图将生产力的发展放在首位的方法，马克思也予以肯定；“李嘉图的无所顾虑的性质，不只是科学上的诚实性，并且从他的观点说，还是科学上的必要性”。②恰恰相反，西斯蒙第则用应该怎么样的道德评价和善良愿望代替了严肃的科学分析。他指责李嘉图注意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忘记了人，主张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的幸福。对此，列宁指出：西斯蒙第“只限于以小资产者的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伤感主义的批评，这种以伤感主义的申诉和抱怨来代替科学分析的做法，决定了他的了解是非常肤浅的”。③西斯蒙第的肤浅性在于，将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的、深深植根于现实制度的种种矛盾，当作人们，首先是当权者的思想认识、措施，甚至道德上的错误。因此，他们主张用已被现代社会冲破了的传统道德去规范现代社会，他们以正义的热情，崇高的品德向社会进行道德的说教，正义的申诉，向统治者发出拯救的呼吁，提出解决的策略。其结果，只是空洞的说教而已。
① 《剩余值价学说史》第121 页。② 《剩余值价学说史》第122 页。③ 《列宁全集》第2 卷，第163 页。毛泽东正是这样，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与伦理道德力量的矛盾冲突中，他持重于后者。他以无私的道德风貌和精神力量去推动社会的生产，改造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他相信人的意志可以创造一切，他坚信自己的理想可以对象化。他曾说过，资本主义的方式也可以发展生产，但是，这是一条痛苦的道路，绝不容许。因此，谁采取现实的态度，顺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谁就是迷失政治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谁就是修正主义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伦理道德的力量超越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也是这一理论能够掌握具有浓厚伦理本位文化传统的中国民众的力量所在，也是造成历史悲剧的根源所在。
毛泽东用政治大革命来超越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实现他的理想，不仅没有理论根据，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
马克思认为，政治革命，是指阶级对抗的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历史变革，其基本标志就是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政治革命的前提，是存在着阶级的对抗；政治革命的目的，是夺取政权；政治革命的形式，是激进的暴力对抗。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政治革命已经失去了它发生的前提与目的。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归结为继续进行政治革命，而是一种社会革命，即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尽管还存在着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但它既不是完整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抗，也不是大量地存在的矛盾，而且其基本形式表现为敌人的破坏与无产阶级对敌人实施的专政。这是严重的政治斗争，但不是政治革命。敌人的破坏活动不是革命，人民对敌人的专政也不是革命，因此，这时发动政治大革命，没有任何的理论根据。
同时，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归结为“政治大革命”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如前所述，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停止支取定息，作为剥削阶级已不存在，掌握政权的是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所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即使党内存在蜕化变质的腐败分子，也不是整个党整个阶级的问题，而毛泽东在《5・16 通知》中所估计的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也不符合实际。在这种估量下，决定发动一场新的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对象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虽然合乎一种逻辑的推论，却违背了客观的事实，这只能成为一场历史性的灾难。
三出路在于改革
我们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深重灾难，并不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已经完美无缺，不需革命了。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56 年、1958 年和1960 年前后，提出了三次社会主义改革的设想，为我们今天的改革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和经验教训。这种改革既不同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不同于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它必须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经济基础需要的某些环节。因此，改革就自然成为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唯一出路。
第一，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运动的必然趋势，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较
资本主义社会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同以往一切社会形态一样，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需要不断地进行经济的或政治的改革。恩格斯说过：“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①列宁也曾说过，今天在发展生产力和其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必须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在这里，恩格斯、列宁的思想都说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应有之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机体，不是僵化的，总是要按照自己的规律不断向前运动和发展。实践证明，人民民主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民经济和其他事业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符合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基本相适应的。但是，在生产关系的具体环节和具体形式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与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地方。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发展过程中，许多制度不够完善。所有制形式的现有结构同现有生产力水平和结构不相适应；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缺乏应有的自主权；条块分割，政企不分；如此等等，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这些生产关系的具体环节和具体形式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有的是原来模仿外国的模式或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这本来就与我国生产力发展不适应；有的则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适合的，现在变得不适应了，原来矛盾不大的，现在矛盾突出尖锐了。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消除自身的这些缺陷，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改革，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科学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
第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重要环节，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同于旧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非对抗性质。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对抗和冲突，只有经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以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社会基本矛盾才能得到解决，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有某种程度的自我调节，比如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行政干预，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使社会基本矛盾出现某种暂时的缓和。但是，由于其矛盾性质的对抗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矛盾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基本适应中某些环节上的矛盾，具有非对抗性质，它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得到解决。通过改革，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基础上不断地自我改进和自我完善，表现为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表现为党和人们自觉地创造自己历史的活动。即有计划有步骤地克服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克服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环节和缺陷，使社会主义优越性更充分地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处于实践过程中，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许多制度不够完善，导致了权力过分集中，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官僚主义现象、家长制作风、平均主义思想、“官工”、“官商”、“官农”式的管理方式等等弊端严重地存在。历史的逻辑往往是，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滋生着“左”的思想指导，“左”的思想指导，又形成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制约着生产的发展。所有这些，只有通过不断改革，不断地推陈出新，除旧布新，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 卷，第443 页。这样，既能坚持政策的正确性，相对稳定性和前后连贯性，又能保持方针的动态性、功能的综合性、效率的持续性。
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出现失误和挫折，因而导致的种种改革，并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它丢掉的，只是由于没有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引起的种种弊端，获得的却是生机盎然的青春活力。实践证明，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形态代替另一种社会形态，都要经过长期的、曲折的、反复的斗争。远的不说，就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革命，既有查理的复辟，也有波旁王朝的颠覆。前后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斗争。而社会主义建立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况且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落后的基础之上。在这样的基础上，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没有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和失误，因而需要不断地改革和完善，是不难理解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过错，恰恰是误解、曲解、违背这些原则的结果。我们在改革过程中，也的确纠正了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个别结论，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新政策和新理论，也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什么危机，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发展。
第三，改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搞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出切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国国情是什么？常说是底子薄，人口多。其实，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系统。正是这种种因素的相互交织，构成了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生动局面。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在运动、变化着。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以中国现有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有机整体，它们都不能游离于中国社会有机整体之外。反过来，这个社会有机整体随着它失去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或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它就或多或少地改变自己的结构和功能。从它的静态方面看，它规定着中国国情的基本构成状况，规定着中国社会现状的相对稳定性，显现出中国国情与其他国家国情的区别，维系着中国与国际环境方面的现存结局；从动态方面看，它又以规律的面貌出现，规定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规定着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进程。
过去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缺少这种系统的分析，往往是从感性直观出发，或者以偏概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或者是甲乙丙丁，罗列现象，抓不住本质。不能把握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矛盾体系发展总过程的质的规定性，结果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正是这种主观主义的认识，见之于行动决策，在工作目标上搞“单打一”，在工作步骤上搞“一刀切”，在工作部署上搞“一铝煮”，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还是应该回到毛泽东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上来。“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过去了，但它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矛盾、弊端，以及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这就是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说，要使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在中国的特殊中体现出来，不论是技术结构上，还是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各方面都体现出中国特色和中国的风格。不仅如此，我国各地区生产发展很不平衡，人们的觉悟程度很不一致，因此，制定政策，必须因地制宜；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制定政策必须因时制宜；农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等各
个部门，在生产力水平，所有制关系等条件上很不一样，各种制度，必须因行业制宜。一句话，不能以原则去剪裁现实，而要从现实去制定原则。要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勇于破除一切陈旧过时的老框框、旧模式，不断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不能主观随意，头脑发热，也不能思想僵化，固步自封。应以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和科学决策水平，运筹帷幄之中，决战千里之外，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个舞台上，演出一场场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活剧来。因此，实行改革，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否则，一切都是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