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恒瑞
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认识逻辑。毛泽东哲学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演进史上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具体形态。同时，它又是在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实践的环境中和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氛围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是中国的。它既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的特点，又具有自己的独到的特征。完整地把握毛泽东哲学的科学体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向前推进，必须在总体上了解它的基本的理论特征。
作为在中国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具体形态，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具有下述三个基本的理论特征：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关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
紧紧围绕着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历史任务去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行这一“结合”的历史经验进行哲学总结，对实行这一“结合”的必然性进行哲学的论证，对实现这一“结合”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予以科学的阐明，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题，也是它的首要的理论特征。
毛泽东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当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理论研究亟须解决的问题。从哲学上说明实行这一“结合”的道理，制定实现这一“结合”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从而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上指导全党“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创立“中国革命的逻辑”，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宗旨和根本任务。
从理论上科学地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是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的各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首先，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然性、必要性，进行了深刻的哲学论证。这种论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实践论》等著作中，毛泽东从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上，从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上，说明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由人类认识的过程和科学真理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所要求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在《矛盾论》等著作中，又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即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上，从人类对事物的特殊本质和共同本质的认识的基本秩序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道理。这样，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两个基本方面及其内在的统一上，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的哲学理论依据。毛泽东阐述的这些基本道理，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的基本哲学依据，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基本哲学依据，也是我们今天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哲学依据。
其次，对违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分析和批判，扫除了实现这一“结合”的道路上的主要思想障碍。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阻碍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主要的错误思想，是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研究工作就不能不“以扫清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去解决党内“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②。毛泽东不仅分析了主观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阶级基础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理论渊源，而且指出了主观主义的主要哲学特征及其认识论的根源，这就是：从破坏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从割裂共性和个性的联系，从领导与群众相脱离，而走上主观与客观相分裂，导致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分别从这三个方面彻底地清算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建国以后，毛泽东又提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的任务，突出了反对那种从破坏民主到脱离群众到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的斗争。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仍然是我们今天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再次，毛泽东还在如何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一系列科学认识论的原则以及正确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毛泽东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四个基本的认识论原则，这就是：第一，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原则，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达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观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客观这二者之间的具体的一致、符合；第二，创造性原则，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敢于解放思想，“标新立异”，作出合乎中国实际合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创立“中国革命的逻辑”；第三，自觉能动性原则，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高度发挥革命的能动性，发挥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正确的能动性（正确的思想和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的正确的行动）；第四，独立自主原则，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人了解中国情况，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去办，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去办，通过自己的艰苦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去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还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以及一整套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可见，系统阐述和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就是教导人们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这两个方面正确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的哲学理论表现。
总结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对这一“结合”作逐步深入的哲学论证，又是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的主线。
研究和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具体阶段，必须重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的几次系统的自觉的哲学总结。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对“结合”的经验进行过三次大的哲学总结：第一次是1930年前后，以《反对本本主义》为主要的理论标志；第二次是1937年前后，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主要理论标志；第三次则是1942年前后，以延安整风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为主要的理论标志。通过这三次大的哲学总结，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道路问题，逐步清算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从而在民主革命的问题上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结合”的经验进行了两次大的哲学总结：第一次是1962年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主要理论标志，着重从认识论和民主集中制相统一的角度对我国社会主义初创时期的经验教训作了初步的哲学总结；第二次则是1978年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对建国以来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深刻的哲学总结，逐步清算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逐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通过对“结合”经验的这几次大的哲学总结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一基本特征，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由现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所直接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反复申明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的学说的发展道路，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和各国工人斗争的实践相结合；对他们学说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应以当时的和本国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心的各国革命者自己决定革命纲领和斗争策略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从准备阶段进入直接实践阶段，各国革命者面临创造性地解决夺取国家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的任务。帝国主义打破了各国政治、经济的闭关自守状态，又加剧了各国政治，经济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实践的指导，遇到了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社会条件，出现了马克思时代所未曾有过的复杂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特别强调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去“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迅速施展其全部力量”把马克思的学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运用于本国具体环境，“自己来找出路”④。中国无产阶级独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它所面临的是既不同于西欧又不同于俄国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它所要解决的是既不同于西欧又不同于俄国的特殊而困难的革命任务。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就寸步难行。但空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和公式，同样也无济于事。从思想理论上和实际行动上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相结合的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更加迫切的和命运攸关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成功与失败的曲折经历中，逐步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自觉地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自己哲学理论研究的主题，并紧紧围绕这个主题，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完整的理论形态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这一“结合”的基本思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的历史道路，解决了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所没有解决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的这一普遍性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三者一体化的“中国革命的认识逻辑”
打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和解释的“板块结构”的思维模式，从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三者的“一体化”上，解决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问题，创立“中国革命的认识逻辑”，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新的理论表现形态，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另一个基本理论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列宁提出了“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一重要命题，认为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三者“是同一个东西”，指出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把这三者作为“同一东西”并且“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即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强调要充分利用“《资本论》的逻辑”来观察和处理各种现实问题。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意识和物质的关系为主线，将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作为认识论加以系统阐述。其后的《哲学笔记》，仍然以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为主线，将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研究和阐述。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是在解决意识和存在的关系这一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上“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决不能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题，也不能把它的各个方面或部分割裂开来。列宁的哲学思想体系，是科学认识论的体系。斯大林后来却忽视了这一点，搞了一个“板块结构”的哲学模式。实践证明，这种“板块结构”的思维模式不仅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本来面目，而且不利于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利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实践功能。这一问题，在毛泽东手中得到了正确的解决。
毛泽东贯彻和发挥了列宁提出的上述重要的理论原则，克服了斯大林的“板块结构”的哲学模式的片面性和简单化的缺陷，并且进一步把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这三者溶为一体，去解决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新的理论表现形态。这些，集中体现在《实践论》、《矛盾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和建国以后的一些重要讲话中。《实践论》运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观察分析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揭示了认识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的过程、规律，阐述了中国革命所必须遵循的认识路线。而《矛盾论》则从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角度，精辟地论述了矛盾分析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强调对立统一规律也是人类思维运动的根本规律，强调思维的矛盾法则与客观世界的矛盾法则的统一。在这两部著作中，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直接溶为一体的，同时也溶进了科学历史观的基本精神，看不到“板块结构”的痕迹。正是这种“一体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理论基础。其后，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将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这三者作为“一体化”的东西运用于党的实践活动和党的领导工作，提出并精辟地论证了党在一切实际活动中的根本的工作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1962年，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把反映论的观点、实践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和群众观点溶为一体，并将它们同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统一起来，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认识论来阐述。1963年5月，他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1964年8月，他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把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概括，精辟地指出：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不是别的。这就从更高的角度，从哲学的认识论性质和认识论功能的高度，说明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三者“一体化”的原则。就是说，毛泽东从“哲学就是认识论”（不是传统理解的狭义认识论）这一理论高度去说明“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继承和发挥了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见解，明确地否定了“板块结构”的传统思维模式。
毛泽东提出的“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体现了三者“一体化”的精神，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体系结构和社会功能的看法，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
首先，作为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性范畴――实践范畴，是溶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为一体的“综合性”范畴。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原生形态”中，实践观点是认识论（传统理解的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也是唯物史观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是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共同的基点。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中，实践范畴是同一个范畴，而不是两个范畴。后来，列宁又进一步把实践也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和基本要素加以强调。毛泽东对实践范畴的理解和阐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传统。《实践论》对实践范畴的阐述，首先从历史观的角度加以规定，从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谈起，从人类的生产活动谈起，进而指出“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实践”的活动，而“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毛泽东还十分强调社会实践首先是群众的实践；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因此，作为哲学体系的基础性范畴的社会实践，乃是传统理解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这三者“一体化”的“综合性”的范畴，是作为三者的共同基础的同一个范畴，而不能把它割裂为三种不同的“实践范畴”。
其次，贯穿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关系或基本问题，是主观和客观（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在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中，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不仅是认识论（狭义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而且也是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学说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传统理解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这些“板块”，其共同的基础范畴是社会实践，其以一贯之的主线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它们共同的任务或宗旨，是解决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种以社会实践为基点，以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为主线的哲学思想体系，当然也就是科学的认识论。毛泽东提出的“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首先是就哲学的性质、宗旨而言的。毛泽东的这一见解，同恩格斯关于近现代哲学变革的历史趋势的论述，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在基本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再次，哲学的基本的社会功能是认识论功能，即为社会实践、实证科学提供一般认识论的即认识路线和认识方法的指导；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解决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认识路线和认识方法问题。实现这种“结合”，就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上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哲学理论研究的这一任务，实质上就是“社会认识论”的任务。可见，中国革命的实践也突出了哲学的认识论性质和认识论功能，因而也决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种基本的理论特征。
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这三者的“一体化”，或者说“哲学就是认识论”，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理论特征，也是毛泽东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所遵循的一个基本的哲学方法论原则。正是毛泽东把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作为“一体化”的世界观、方法论，把它们运用于同一门科学――“中国革命的逻辑”，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理论，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上作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同样，在毛泽东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运用这三者“一体化”的世界观、方法论于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作出了新的理论贡献。毛泽东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三者“一体化”的东西加以理解和运用，而且也高度重视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军事科学的交叉、渗透、综合研究。列宁所称赞的“《资本论》的逻辑”，在毛泽东手里得到了具体的运用，显示出了它的强大力量。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突出了方法论问题，建立起了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
高度重视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围绕着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任务，从上述的三者“一体化”上，将哲学原理转化为具体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路线、工作方法，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科学方法论的体系，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又一个基本理论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但又不是可以互相代替的。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当然难以建立真正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但是，仅仅有了正确的世界观，还不等于就有了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世界观是建立科学方法论的基础，而科学的方法论则是科学世界观的具体体现，是科学世界观得以具体贯彻的条件和保证。不重视方法论研究，没有科学的方法论，那么，所谓科学的世界观就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也不可能贯彻到底。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科学的方法论，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科学的世界观。重视世界观轻视方法论的倾向，以及用世界观取代方法论的倾向，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的。科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重要的、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可以一笔带过的东西，它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活动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问题，指出了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但他们没有来得及建立相对独立的方法论体系。他们把这一任务留给了后人。列宁十分重视“《资本论》的逻辑”，一再强调学习和运用《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他在谈到唯物史观时曾明确说过：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只是借用了阐明社会关系所必须的宝贵方法⑤。列宁提出了辩证方法论和社会认识方法论的若干新原则，但他同样把建立科学方法论体系的任务留给了后人。毛泽东在其革命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中，把解决方法论的问题提到相当重要的地位，并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纠正了那种重世界观轻方法论和用世界观取代方法论的倾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的建立科学方法论体系的任务，在毛泽东手里得以大体完成。
毛泽东之所以特别重视方法论问题的研究，还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特殊而迫切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人民群众的锐利的认识工具，它十分强调发挥哲学的方法论的功能。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方法论问题具有了更加突出的意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极其特殊而又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要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问题，就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转化为易于为他们所接受和掌握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在实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主要的思想障碍是发生于党内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主要的不是以系统的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而是从不同的两极割裂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关系，它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要反对和克服主观主义，关键在于解决党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问题，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变为干部、群众手里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高度重视方法论的研究，并且建立起了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这个方法论的体系内容相当丰富，而且具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它包括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调查研究的理论和矛盾分析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的基础内容，或者说是它的“元方法论”。第二个层次，是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是形成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所必须遵循的根本的认识路线和科学方法。第三个层次，则是各个具体领域和各项具体工作中的方法论，如关于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辩证方法，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辩证方法，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方法，领导艺术和领导方法等等。这方面的内容相当广泛和丰富多彩，几乎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实践活动和实践工作的各个方面。这三个层次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的科学体系。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又一个独创性的贡献，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理论形态，也使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有了比较系统的科学方法论的指导。这个方法论体系是完整的、科学的，在实践中也是成功的。毛泽东思想方法论就其主要内容和实践功能来说，乃是“社会认识方法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方法论。当然，它的“元方法论”的基本精神无疑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
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是在不断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
经验进行哲学总结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为解决这一“结合”的历史任务而制定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总和”。同时，毛泽东哲学思想又是从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三者的“一体化”上，按照“哲学就是认识论”的原则，去解决方法论问题和建立方法论体系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的形成过程及其逻辑结构，既贯穿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前两个基本理论特征，又是前两个基本理论特征的生动体现。方法论的问题是这样，世界观的问题是这样，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的问题也是这样。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上述三个基本理论特征，既是由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特殊条件所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反映。同时，从直接的理论渊源上看，中国人是通过俄国十月革命、通过列宁主义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主要的是受列宁哲学思想的直接影响。毛泽东虽然参阅和吸收了苏联30年代的哲学研究成果（包括斯大林的著作），但从理论体系上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可以看作是列宁哲学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而不是源自斯大林“哲学模式”。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斯大林“哲学模式”都是在列宁之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两个并列的“分支”，两种并列的“再生形态”，二者在理论体系上和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的理解上具有重大的差异。斯大林忽视了或者说舍弃了列宁关于“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是同一个东西”的见解，割裂了“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搞了一个“板块结构”的体系模式。毛泽东哲学体系则不是这样。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现代演进中出现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具体形态，是在继承和发展由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由列宁建构的“次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础之上，由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一种“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⑥。与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种“再生形态”的“斯大林模式”相比，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在理论体系上更加丰富和更具创造性，而且克服了“斯大林模式”的片面性和理论缺陷，直接继承和发挥了列宁的哲学思想遗产，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9页，《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3页。③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第4卷，第292、450、456、472、475页。④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2、203页，第4卷，第626页。⑤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13、59页。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演进史上的“原生形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建构的、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主要标志的新哲学体系的最初的表现形态；“次生形态”是直接继承马克思恩格斯而在逻辑结构、概念体系和理论重点上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表现形态，这主要指的是列宁和卢卡奇的“哲学模式”；“再生形态”则是更多地直接继承“次生形态”而在逻辑结构、概念体系和理论重点上又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表现形态，如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哲学模式”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演进史上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生形态”，可参阅高齐云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原生、次生、再生形态》一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也可参见作者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新编》一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的绪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原生形态”》一文（《岭南学刊》199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