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英君
毛泽东早期思想从探讨宇宙的“大本大源”入手，进而从维新派、激进民主派等众多思想流派中接受有益的东西并逐步改造和扬弃他们，最后完成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本文仅就这一思想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作一探讨。
一、毛泽东早期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并深受其影响
“大本大源”是毛泽东早期思想中常常提到的命题，即对世界本源的认识。他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又说“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①。青年毛泽东所悉心探讨的“大本大源”类似宋明理学中“理”的概念，理学家的“天理”观，对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毛泽东对“天道”、“人道”等问题的认识上。
在“天道”问题上，1917年8月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中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②。这是一种“心即理”的本体论，基本上与陆、王心学“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主观唯心主义“天理”观是一致的。对于“天道”与“人道”，即天与人的
关系，毛泽东受传统儒学的影响，接受了“理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他在《进堂录》中写道：“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大我也”，“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使宇宙一大我也”。其意思就是要求物质之我，服从作为世界本源的精神之大我，达到“我即宇宙”境界。又写道：“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大，斯得天矣”③。“天人合一”是“理学”思辩领域中的重要命题，在理学家二程哲学中，“天理”即指自然的普通法则，又指人类的当然法则，“天人合一”即“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讲堂录》是毛泽东修身课的学习记录，虽然没有经过认真思考，但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他对传统理学的赞许和认可。
文化传统的影响，还表现在毛泽东对儒家人生理想模式的追求方面。
“内圣外王”是中国儒家精神所昭示的人生理想模式，也是中国哲学传统的中心命题。所谓“内圣”指人内在的修养和操守，即对“天命之性”的体察和省悟；所谓“外王”，即是把主体修养所得施之于外，将学问引向事功之途，从而达到“学问”与“事功”的统一。“五四”前后，毛泽东探讨“大本大源”宇宙真理的认识过程，也是追求“内圣外王”这一人生理想模式的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领悟到宇宙的“大本大源”便标志着“内圣”的完成，而做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即“学问”与“事功”的结合，便是“内圣外王”人生理想的实现。所以毛泽东认为商朝大臣伊尹是“德功俱全”之人，“可法”；孔子所以被奉为至圣先师，主要是“通达天理”，深得天地之“大本”，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人，而拿破仑仅是“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至力”的人，所以“豪杰也，而非圣贤。”④青年毛泽东悉心研究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对曾国藩的评价更说明了这一点。曾国藩被人推崇为“立德、立言、立功”之人，亦为深得“大本大源”之道。1917年8月，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⑤。相反，康有为变法失败，毛泽东归因于他不谙本源之道，他说：“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⑥。显然，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判是暂时撇开了他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而重在“内圣外王”模式入手，寻找其成败得失的关键，从而得出学无本源，就像“秋潦无源，浮萍无根”，事功难立的结论。
中国儒学传统把“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人生理想模式，封建伦理道德的三纲八目便是“内圣外王”的展开和具体化，由此形成一套严密的伦理思想体系，成为历代知识分子追求学问和事功的极致，如上所述，青年毛泽东也深受影响。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探讨“大本大源”宇宙真理之时，正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传统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面临挑战的时代，从而使毛泽东与传统的伦理观念对立，毛泽东开始用新的哲学、伦理学对“内圣外王”的主体内涵进行改造和扬弃，使这一人生理想模式的内涵与封建伦理道德的主体迥异。
二、毛泽东早期思想中的忧国忧民意识与近代爱国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青年时代就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自勉，他的忧国忧民意识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
早在1912年春，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读书时就表现出强烈的忧国优民意识，他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中写道：“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又写道：“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嗷舌而讥矣”⑦。此文被国文教员批为“实切社会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是有功于社会文学”。在这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的国民性更有进一步的认识。如1917年8月他在《致黎锦熙信》中说：“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又说：“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⑧。又如，据毛泽东的好友张昆弟日记记载，一次毛泽东与他的谈话中说：“现在的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又说：“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⑨
忧国忧民的参与意识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上述毛泽东的忧国忧民意识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尤其是湖湘志士，如王船山、谭嗣同、杨昌济等，都是毛泽东所崇拜的人物，他们对中国积弱习成的国民性都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毛泽东深受感染。如谭嗣同针对当时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痛心疾首地指出：“外患深矣，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