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领导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同时从理论上、实践上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方法进行了深入探索，共同或分别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比较他们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思路，深切感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来之不易，并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关于经济建设要从国情出发
毛泽东、刘少奇都很重视研究国情，努力寻求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中国的国情，主要是人口众多，农村人口比例大，经济基础落后，发展不平衡。毛泽东、刘少奇都富有长期社会实践的经历和经验，因而对国情特点的观察十分透彻。毛泽东对旧中国的落后面貌有一个简明的概括：“一穷二白”，即经济上穷，文化上白。刘少奇也一再指出中国“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①，“是一个产业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的大国。”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毛泽东、刘少奇都强调经济建设要从中国国情出发。
从毛泽东、刘少奇的许多论述中可以看出，所谓经济建设从国情出发，具有两重含义。
一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毛泽东还多次预测过中国建成发达国家的时间。1954年他提出15年左右打基础，50年左右实现，后来又提出要100多年。
二是要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不能照搬外国。从5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效法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深感经济建设从本国国情出发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必须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是这一认识付诸实践并取得初步成果的标志，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过的一句话，可以看作当时中央核心领导层的共识，“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③在经济建设要从国情出发的问题上，我们国家也有教训。例如“大跃进”时期，就犯了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错误。这是严重脱离国情的。毛病出在哪里？难道忘掉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了吗？不是的。正因为看到中国经济落后，就想早点甩掉贫穷帽子，赶上发达国家，于是提出所谓“超英赶美”等口号，忽视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结果是欲速则不达。这是对国情认识上的一种片面性。对此，毛泽东、刘少奇都有责任。
（二）关于经济建设的目标
把中国建成一个先进的现代化的强国，这是毛泽东、刘少奇等共同为我国经济建设确定的宏伟目标。
最初的提法是实现工业化。毛泽东在建国前就提出中国要工业化。建国后，刘少奇在1950年写的一份研究经济的论文中，在阐述党和政府的基本任
务时写道：“这就是使中国逐步地走向工业化和电气化。只有工业化和电气化，才能建立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④1952年后在全国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全民的口号，写进了宪法和党章。毛泽东1954年6月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⑤。在宣传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现代化”的提法。周恩来1954年9月在向一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⑥。但这里还没有把这几个现代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到：“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⑦。刘少奇1957年11月在庆祝十月革命的群众大会上宣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⑧这就把“三个现代化”提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高度。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又重申了“三个现代化”的目标。1959年底，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0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现场会议上也说：“更快地实现我国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的现代化”。这样，刘少奇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在讲到国家发展的目标时，正式把三个现代化增加为四个现代化：“我们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⑨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四个现代的顺序有所变化，如把工业放在农业的后面，把国防调到科学的前面，但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一直没有变。例如周恩来在1964年三届人大、1975年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提法是：“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毛泽东、刘少奇等提出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曾经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但这个提法也有不全面的地方，主要是缺乏民主和文化方面的内容。刘少奇建国初期曾将民主化和工业化并提，说：“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⑩但由于多种原因，民主的内容逐渐不再强调，四个现代化中的“科学文化”也改为“科学技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主建设和文化建设重又得到重视。因此，在关于新时期奋斗目标的提法中，增加了“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内容。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通过的党章和同期全国人大制定的宪法中，都规定：“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共十四大和八届人大修订的党章、宪法中，又进一步简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显然，这一提法，比过去工业化或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更为全面而且简明了。
（三）关于经济建设的步骤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研究提出了“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大体步骤”，后来又在题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提纲中再次阐述了他对“经济建设步骤”的思路。他认为：第一步应以发展农业、轻工业为重心，其次是建立和发展重工业，然后利用重工业来武装和发展轻工业、农业（11）。毛泽东的主张与此不同。他认为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后即应优先发展重工业，在此前提下安排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执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一五计划”期间，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重工业占88.8％，轻工业占11.2％，对农业的投入更少。这在当时重工业设施严重滞后的情况下是正确的，实践的结果也是成功的。1957年同1952年相比，重工业增长220％，轻工业增长83％，农副业增长24.7％。但这一方针在“一五计划”以后没有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带来了恶果。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实际上仍旧按照重、轻、农的顺序安排经济建设，在工农业关系上重工轻农，在轻重工业关系上重重轻轻。1958年重工业产值比上年猛增78.8％，比“一五”时期重工业平均增长25.4％的速度还要快两倍多。在重工业中又片面突出钢铁工业，强调“以钢为纲”、“让钢铁元帅升帐”。结果把农业、轻工业挤到了一边，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一些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大幅度下降，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后来，毛泽东察觉了这里的失误并着手纠正。1959年7月，他在庐山会议前期明确提出要以农、轻、重为序，1960年又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应该说，以农、轻、重为序的方针比较符合刘少奇原先的思想。因此，刘少奇60年代在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坚决地推行了压缩重工业，加强农业、轻工业的一系列措施。他指出：现在不是工业战线踏步和前进多少的问题，而是要后退，要退够，“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12）
由此可见，在关于经济建设步骤的问题上，毛泽东、刘少奇的思路一开始并不一致。在经历了曲折的实践之后，他们的主张又趋于一致，统一到“农、轻、重”的方针上。多年来，我国在处理农、轻、重关系上有过不少教训。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不能说就已经很好解决了。近年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扩大、农民负担过重、收购农产品打白条等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是忽视农业的倾向在新形势下的暴露。因此，毛泽东、刘少奇经过长期探索得出的以农、轻、重为序安排经济建设的结论，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四）并于经济建设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
刘少奇历来主张应该把经济建设作为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中心任务，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建国前夕他就斩钉截铁地强调：“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于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13）建国后，他一再重申：“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设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4）“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15）在中共八大上，他提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生产力的顺利发展”（16）。对以后发生的一些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运动，刘少奇的态度是不积极的，相反，只要有机会，他就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有所抵制。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发动批判彭德怀和“反右倾”的斗争后，刘少奇曾主张只把“反右倾”的决议发到省一级，另搞一个继续纠正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决议，但后来没能在中央提出。在全国开展反右派、“反右倾”斗争的背景下，他仍认为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的，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中间夹杂着阶级矛盾（17）。60年代，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一起集中精力抓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很快取得成效。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刘少奇虽然受到批评，但仍果敢地建议：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这一建议为毛泽东和全会所接受。关于经济建设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毛泽东的主张有一个变化过程。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各项工作应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他是在阐述城市工作时讲的，还没有把它作为全国性的方针。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他在实际工作中是支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毛泽东当时是同意的。1957年3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还相应地提出“向自然界开战”。后来由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毛泽东改变了看法。1957年10月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八大决议，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8）此后，虽然毛泽东在1958年又提出“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始终坚持未变，这就实际上把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推到次要地位。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使经济建设降为“纲”下面的“目”。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一些主张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就更等而下之了。
总起来说，毛泽东在建国后头几年和1958年后的一段时间里是比较重视经济建设的，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的程度同刘少奇相比也稍为逊色，但基本上是支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在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并没有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1958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搞了八九年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没有抓工业，重点不放在这里，放在革命上了，搞什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公私合营、合作化，这都是属于革命范畴，忙那些事情忙得要死。现在我们要转过方向。人有两只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我是个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我就这样。我没有抓工业，所以在北戴河作了自我批评，从现在起要真抓工业。”（19）这表明毛泽东真心希望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但这一愿望实际并未兑现。这确实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中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对过去党在这个问题上经验教训的根本性总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五）关于经济建设中几个方面的关系
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主要阐述了经济建设中的五个重大关系：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篇杰作的诞生，是毛泽东、刘少奇先后和共同探索的成果，同时也是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
《论十大关系》是在听取中央30多个部门工作汇报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这次以汇报座谈为主要形式的调查研究活动，是刘少奇首先进行的。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各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布置中共八大的准备工作。他在讲话的最后宣布：“为起草中央向八大的报告，我准备在最近找各部门的同志个别谈话，请各部同志预作准备。”从12月7日到1956年3月8日，刘少奇先后召集中央工交、财贸、农业、文教卫生系统32个部、委、局的负责人汇报，就这些部门的基本情况和工作方针进行座谈讨论。刘少奇在座谈中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其中已经提出或涉及经济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如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手工业、轻工业和机器工业的关系，发展民族工业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关系，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等等。刘少奇在座谈中提出：在发展内地工业的同时要注意发挥沿海工业的潜力；不要因为搞机器工业而把手工业打倒，应该把轻工业的制造技术和手工业结合起来；要敏感地注意世界上最新的技术，但不要抛弃本国的传统，对外国应该有所学有所不学等等。
1956年1月，毛泽东从外地回京，偶然听说刘少奇正在组织中央各部门汇报座谈，认为很好，决定也这样做。于是，从1956年2月14日到4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听取了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刘少奇也多次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这30多个部门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的内容大致相同，除各部门主管范围内的业务外，均反映了经济建设中若干带全局性的关系。
34个部门汇报结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针对汇报中提出的问题开了几次会议，讨论归纳出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4月25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集中概括了大家的意见，第一次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连续讨论了3天。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二次讲《论十大关系》，吸收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提出的意见，使这篇讲话的内容更加充实，理论性也更强了。
《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几个方面关系的方针，由于1958年“大跃进”的影响而未能得到真正贯彻。到了60年代，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重又按照《论十大关系》的精神指导工作，取得明显成效。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就用新的语言阐发了处理经济工作中各种关系的原则。1965年12月，为了在即将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中继续执行《论十大关系》的方针，刘少奇提议将这篇讲话印发给干部学习。他致信毛泽东说：“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表示同意。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思想原则，特别是关于经济建设中几个方面关系的处理原则，是由刘少奇首先提起，由毛泽东发挥和完成的。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路是一致的。当然，《论十大关系》还吸收了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这篇讲话对今天的经济建设仍有指导作用。
（六）关于计划与市场
长期以来，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形式上仿照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中国也不例外。毛泽东、刘少奇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但在实行计划经济这一点上，他们都没有突破。毛泽东有一个论断：“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20）刘少奇也说：“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21）这些论点，大体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及其形式的基本看法。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认识就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毛泽东、刘少奇都对计划经济体制暴露出来的弊端有所察觉和分析，并且提出和采取了许多革故鼎新的措施，努力探索改革的新路。
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对计划经济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了严肃批评。1958年，他在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针对“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批道：“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学会熟练地应用了这个客观法则？我们的计划是否完全反映了这个客观法则？”表达了他对计划体制的疑虑。他还针对书中所说社会主义商品“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批道：“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22）当时有人提出取消商品交换，实行统一调拨，把人民公社的经济办成自给自足的经济。这实际上是一种否定和取消市场的观点。毛泽东对此作了尖锐批评。1958年11月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修改文件时指出：“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价值、价格和货币仍然将起它们的积极作用。”（23）他还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和“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等著名观点，实际上已经在探讨计划和市场互相补充、结合的可能性。以后，毛泽东又多次试图进行旨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经济体制调整，但由于总体上“左”的思想的发展，这些尝试都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把自由市场等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统统割掉，致使市场调节极度萎缩，其恶果是众所周知的。
同毛泽东的探索相比，刘少奇走得更远。1955年底刘少奇在听取中央30多个部门汇报时，就提出走向市场的问题。他举例说：捷克斯洛伐克的皮鞋有几百种样子，我们就统统买来看看，搞出各种式样的产品来；服装设计也要搞，不要以为搞时装就是资本主义；要专有一些人研究消费者的需要，想出许多新产品新花样。1957年4月刘少奇在一次南巡中，一路大讲计划和市场，提倡开发自由市场。4月7日他在广东说：“自由市场开放，可以使经济生活组织得更好一些，计划经济更完善。”“社会主义搞计划只能搞个大的项目，凡我们计划不到的，自由市场就可以钻空子。”（24）4月27日他在上海说：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但是计划性把多样性、灵活性搞掉了；计划只能计划那么多样，而实际上社会经济生活是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结果搞得简单了、呆板了。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即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灵活性（25）。怎么样才能使经济具有多样性、灵活性呢？刘少奇认为，就是要利用自由市场，“不止商业上有自由市场，还有地下工厂，另外，农业上还有家庭副业、自留地。我们要允许一部分资本主义商业、工业、地下工厂，让他钻空子。”（26）他还说：有些东西我们没有规定价格，是自由市场的价值法则指挥着生产，指挥着农民进城；我们用计划不能指挥生产的东西，就让价值法则来指挥。1959年11月刘少奇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议论这方面的问题。他明确表示：武汉、郑州会议时，有些同志认为商品将要很快地消灭，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只要不取消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就不能取消。
刘少奇还较早地提出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他亲自抓生产资料流通的改革工作，派工作组到石家庄等地调查，指导国家物资管理部门在北京、无锡、株洲、徐州等地进行改革试点，按照市场的运行规律管理生产资料。从1962年3月到1965年9月，他先后八次召集国家物资管理部门研究这个问题，提出：物资部门实际上是管理生产资料的商业部，它的重要任务就是组织和完善生产资料市场，“物资工作就是个市场，是生产资料的市场。”在此期间，刘少奇还提议林业部门通过调整价格来刺激木材合理生产；要求劳动部门少用固定工，多用临时工、合同工；组织企业试办托拉斯以推动走向市场等。这些举措的实质，就是探索用市场机制来改革旧体制。可惜，“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这些改革试验中途夭折了。
历史进入了90年代。现在我国的经济建设规模和改革局面，同毛泽东、刘少奇在世时相比，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但历史不能割断。如果没有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领导人50年代以后取得的建设成就和积累的经验教训，就不可能有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们今天在经济建设上实行的一整套卓有成效的方针政策，不正是他们几十年间辛勤探索的继续和发展吗！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①《刘少奇论合作杜经济》，第3页。②《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26页。③④⑨⑩（12）（15）（16）（21）《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3页，第3页，第416页，第60页，第341页，第60页，第253页，第362页。⑤⑦《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1―712页，第795页。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2页。⑧刘少奇1957年11月6日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1）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页。（13）刘少奇1949年8月28日在东北局干部会上的讲话。（14）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1951年7月5日。（17）刘少奇1959年11月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发言。（18）《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19）转引自《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16页。（20）毛泽东：《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1957年6月14日。（22）毛泽东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23）毛泽东1958年11月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的修改。（24）刘少奇1957年4月7日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的讲话。（25）刘少奇1957年4月27日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26）刘少奇1957年5月7日关于高级党校学员整风问题的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