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站在城内一个高地上，亲眼看到了起义军取得胜利。当他凝视为欢呼“大汉民国”而树起的许多旗子时，怎么也想象不到，三十八年以后，几乎是在同一天，他会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试图把原来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同新生产的对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热情结合起来，于是提出建立民国，请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①韶山冲一个村子里。他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后来家境好转，生活达到小康水平。1936年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叙述自己的生平时说，他十岁时，父亲已经成为中农，并且做些小买卖来增加收入。再往后，据毛泽东说，他父亲成了富农，兼作米商。他在说明这种阶级成分时指出，他家成为中农时，有田地十五亩①，每年可收六十担谷②；成了富农时，有二十二亩地，可收谷八十四担。③
虽然中国农村非常贫穷，一个人生活稍有宽余，即足以定为“中农”甚至富农，但毛泽东也可能稍微夸大了他家的阶级成分。这可能是因为他从前经常同父亲发生激烈冲突而对他不那么孝敬了；也许是他在1936年想借此说服学生中间的许多富农子弟，他们的阶级出身并不一定妨碍他们参加革命活动。无论如何，不管毛泽东的父亲后来拥有多少财产，他出身贫农这一点肯定对其家庭有深刻影响：不讲究体面，不追求生活舒适，也不注重衣着。除纯粹为了实用外，他父亲对学习完全不感兴趣。
毛泽东的父亲上过两年学，认识一些字，足够记帐用。他母亲完全不识字④毛泽东对她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毛泽东也信佛，直到青年时代才破除迷信。此事对毛泽东后来的思想发展具有什么意义，还难于作出论断。佛教思想含有辩证法因素，这也许能说明毛泽东何以自学生时代起就往往以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问题。但民众信佛是出于虔诚而不是把它作为哲学。毛泽东的母亲一定就是这样。
毛泽东常常同他父亲发生激烈冲突。有时人们从毛泽东同他父母的关系中去寻找他产生革命倾向的线索。（台湾学者通常认为，他对父“不孝”，证明他生性邪恶，注定最后要沦为匪或某种叛逆。）其实，这种冲突是很普通的，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国，作父亲的常象毛泽东的父亲那样，以高压手段管教子女。而且，毛泽东对待他父亲的态度并不完全是一味痛恨，从他对斯诺的自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从后来得到的其他材料来看就更加清楚。这并不是说，注意性格结构的观察家不能从我们所知道的毛泽东同他家情上，毛泽东可能的确体验到，一般说来，长者总是更加尊重敢于反对他的人，但是，从毛泽东同他周围一个更广阔的天地的接触中，可以更好地找到形成其政治品格的关键因素。
①县为地域区划，原为帝制明代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县以下由乡绅治理。这个词及其所代表的地域单位，在民国和共产党中国继续存在。①亩为传统的中国土地面积单位，约相当于0.15英亩。③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5―106页。尽管在细节上有许多错误，其中一些我将在我这部书中加以指出，但毛泽东本人对斯诺先生的自述，仍然是关于他的身世的唯一最重要的资料。即使不完全准确，但因为它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对自己的过去的看法，所以也是极其令人感兴趣的。为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注释，此后我只在同别的资料加以比较或引用一段特别长或重要的文字时，才注明这部著作。但应当讲明白，除另有说明者外，凡毛泽东关于自己截至1936年生平的自述，均引自《西行漫记》。（以下凡《西行漫记》中引文出处，均以三联书店1979年的中译本为据，――编注）④斯诺：《西行漫记》，第108页。
从八岁起，毛泽东在旧式小学念书。在这种学校中，学生只背诵儒家经书，不求甚解。毛泽东感到枯燥无味，就象他那一代的其他中国学童一样，又私自读一些几个世纪以前根据口头传说编写的通俗小说，教师走近时就用经书遮着，这些小说对他无疑有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赛珍珠的译本题名为《人人皆兄弟》）。《水浒传》是描写绿林豪杰造反，反对腐败的朝廷和贪官污吏的故事。尽管毛泽东说他“不喜欢”那些经书，他倒学得很好，他在后来的著作中常常引经据典就足可证明。还应当指出，《三国演义》贯穿着儒家原则，其主题是将刘备和曹操两人作对比，把建立蜀汉的刘备描写成理想的儒家君主，曹操则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者（实际上没有小说上写的那样坏）。就是《水浒》这部伟大的描写农民造反的古典小说，也只反苛政而并不批判帝制本身。绿林好汉起义的目的是，在发生动乱而皇帝失察的年代，维护真正的儒家之道。因此，这些小说，不管学校的老师认为多么具有颠覆性，充其量也不过促使毛泽东成为一个脱离不了传统轨道的叛逆者。
毛泽东十三岁时，为父亲所迫，不再在韶山小学堂读经，开始整天在地里劳动，并帮助记帐（他从六岁起就用部分时间在田里帮助劳动）。他继续不断地看各种书，不仅看他所喜爱的小说，还读《盛世危言》（买办郑观应著）之类的时论著作。《盛世危言》主要呼吁推进技术和经济现代化，实行君主立宪，但也谴责洋人在上海对待华人的态度。据毛泽东说，这本书进一步激起了他想恢复学业的愿望，于是他离开家庭，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去学习，后来在村中一位老先生那里又读了一些经书。但是，这些零敲碎打的学习，满足不了他的要求，终于在十六岁那一年，他不顾父亲的反对，迸了现代高等小学，即东山高等小学堂（设在附近他母亲娘家所在的湘乡县）。
毛泽东进了这个学校后，身临闹市，大开眼界，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发展实际上是这时才开始，但在本村度过其少年时代时已经打下了基础。1904年，黄兴试图刺杀聚集在长沙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朝廷官员，事败后逃离长沙。这一英勇行为传到韶山，使毛泽东思绪起伏。湘鄂边界的反清大起义，他在自传中虽未提及，但大概有所风闻。这些起义在1906―1907年冬春之际爆发，由在当地农民中影响很大的秘密会社哥老会领导。三年以后，即1910年春，发生饥荒，民众起来造反，遭到镇压，许多人被处决。毛泽东和同学们就此事议论了许多天。毛泽东说，他觉得造反的人也是象他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不久以后，韶山哥老会的人造反，反抗一个恶霸地主，在山里扎寨据守。毛泽东和同学们也“都同情这次起义”，认为最后彼处决的起义首领是一个英雄，①
虽然如毛泽东所说，这些事件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但他当时对待社会问题的态度仍然是比较含糊的。1910年发生饥荒，韶山的贫穷村民要求邻近的富户接济，但毛泽东的父亲照样把粮食运到城里去。其中一批被饥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毛泽东说：“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①斯诺：《西行漫记》，第110―111页。这些事件的发生时间在毛泽东的自传中很含糊。我尽力根据历史背景加以澄清。界的关系的看法却是既明确而又积极的。在去湘乡前不久，他读了一本哀叹中国丧失朝鲜、台湾、印度支那，缅甸以及其他领土和属国的小册子，他认为从此自己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1936年，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本小册子开头的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他告诉我们，读了这个小册子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并“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①
毛泽东对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比对国内问题看得清楚，这在当时的中国具有代表性。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经过1860年英法远征军火烧圆明园，1895年被日本人（一直被视为一个渺小而不开化的民族）打败，1900年义和团起义被镇压――这里仅列举了几个最重要的事件――一再蒙受巨大屈辱，这使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必须采取大刀阔斧的措施，以使中国摆脱任人摆布和软弱无能的处境。最初一个时期，就是最有雄心的朝廷大臣也认为，只需采用夷人的技术，不必触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模式，就能做到这一点。到了毛泽东少年时代那个时候，人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实力不仅来自机器，而且来自能够将全国人民的力量动员起来的思想和制度。这就是严复在他的论文和译著序言中鼓吹了十余年的一种见解。②后来人们普遍地认识到这一点，连反动的慈禧太后在死去前两年，也同意采取若干小心翼翼的步骤，实施更大程度的君主立宪，而她在1898年还曾因谭嗣同有维新思想而把他斩首。几年以后，歌颂民主和个人自由的呼声就高涨起来，影响很大。但在这时，在应当向西方学习什么这个问题上，人们还往往把议会、工厂、思想同等看待，认为都仅仅是达到自强救国目的之手段。有几个极端保守分子仍然认为，就是民族的存亡也不如保存中国的“儒家之道”重要，他们认为，只有“儒家之道”才能使生活有意义，能够维持尊严。但是，这种“文化主义”，虽然在几十年前还占支配地位，却很快让位于现代民族主义。现代民族主义以国家的生存为最高目标。①各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对国家命运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此意见分歧很大。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是君主立宪派；孙中山和他的合作者汪精卫、胡汉民倡导共和。两个集团都片断地读了一些马克思的著作，并就“社会主义”展开论战。②但在救国这一点上，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第一次直接接触到这些思潮。他表兄送给他一本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和一本论述1898年维新运动的书。这两本书毛泽东读了又读，他非常钦佩康有为和梁启超。他又学习了一些历史和时事。也就是在那里，在1910年，他才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经死去，实际上他们已死了两年。他还从一位曾在日本留学的教员那里听说了一些日本如何强大以及1905年战胜俄国后如何引为骄傲的故事。在一部叫作《世界英杰传》的书里，他读到了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拿破仑、格莱②.
①斯诺，《西行漫记》，第111―112页。②本杰明・施瓦茨：《探索富强之道：严复与西方》，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在这部研究严复生涯的光辉著作中，施瓦茨论述了严复如何本着使中国强盛的目的来阐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学说，并从而揭示出十九世纪乌托邦的潜在倾向，尽管他的论述肢浅，歪曲了诸如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等人论自由主义经典著作的原意。关于毛泽东受严复影响的一些分析，见我对施瓦茨这本书的书评，载《法国政治科学评论》，1965年第1期。①约瑟夫・利文森著《儒家的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第1卷（伦敦鲁特利奇与基根・保尔公司1958年版），对这个转变有出色的记述。
②见R・斯卡洛皮诺与H・希夫林著《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潮》，载《亚洲研究杂志》，1959年5月第18卷第3期，第321―342页。一个同学说：“华盛顿经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他的结论是，中国也需要这样伟大的人物，以求富强，避免重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①
在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中，他特别向往传奇式的帝王尧、舜，向往秦皇、汉武的业绩，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可见，从日本到美国，从现代的西方到古代的中国，能够激起毛泽东的憧憬和热情的人物，既是勇士，也是开国元勋。（毫无疑问，主要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钦佩公元前三世纪建立了统一大帝国的秦始皇和在伺匈奴交战中扩大了帝国版图的汉武帝这位“英武之帝”，而不是因为前者焚书，后者实行强迫劳动，尽管近年对焚书一事又产生了若干疑问。）尚武，元疑是毛泽东个人性格中一个根本特征，这个特征我们在毛泽东一生每个转折关头都能看到。但是，还应当指出，中国主要因西方拥有军事优势而遭受屈辱，而日本在亚洲国家中却第一次取得了对欧洲人的胜利，在这种时候，一切有政治觉悟的中国人最关心的始终是军事实力问题。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念书的那一年，不仅更广泛地接触到世界上的问题，而且对中国社会上的阶层也有了新的体验。同学中大多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行动文雅。毛泽东只有一套象样的衣服，通常是身着破旧的短衫和裤子。而且，由于他曾因父亲反对而辍学，是在比较不顺利的条件下念书的，他比别的学生大六岁，个子比大家都高。这个高个子衣着寒酸的“新来的乡巴佬”受到大多数同学的嘲笑和敌视。就象毛泽东同他父亲的关系那样，他在东山的经历在他心理上所产生的影响，作为他日后思想发展的一个因素，不应当加以夸大，但这一年是不会使他对待地主阶级的态度较前温和一点的。①
那年冬天，实际上是1911年初，毛泽东“开始向往到长沙去”，他听说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想进那里的一所中学。他经一位高小教员介绍，乘轮船到了省城。他几乎不敢希望“真正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实际上他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入学了。他虽然在长沙呆的时间很短，但却标志着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长沙，他第一次看到报纸――孙中山的机关报，得悉湖南同乡黄兴领导攻打广州衙门。黄兴是仅次于孙中山的同盟会主要领导人。这次广州起义，是在孙中山及其同志们的策划下所进行的最后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下一次尝试就将是10月10日在武昌爆发的辛亥革命。在其间相隔的几个月中，长沙同全国一样，政治浪潮不断高涨。毛泽东读了报纸，又见此情景，非常激动，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政见，如他后来所承认的，当时思想上还“有些糊涂”。他试图把原来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同新产生的对孙中山及同盟会革命分子的热情两方面结合起来：于是提出建立民国，请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①
毛泽东从发表政论发展到了采取政治行动。象当时中国其他许多青年一行剪去了十几个同学的辫子，因为他们本来答应剪辫子，后来却又食言。
①斯诺：《西行漫记》，第114页；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8页。至今毛泽东还崇拜拿破仑。1964年，毛泽东对法国议会代表团说，虽然罗伯斯比尔是个伟大的革命家，但拿破仑给他的印象更深。①毛泽东此时和后来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同学和朋友萧旭东（萧瑜），对毛在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困难处境作过一次大事渲染的描述。他在回忆录中，竭力把毛泽东的性格说成是融高傲、残忍、顽强于一体，这肯定是漫画式的描写，虽然其中不无真实之处。关于毛泽东同其他同学的关系以及他这时的思想状况，萧则提供了有用的材料，对毛的自述是一个补充。见《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①斯诺：《西行漫记》，第115页。
武昌起义后不久，一个革命党人来到长沙毛泽东所在的那个学校，作了一次充满爱国热忱的激动人心的演讲。毛泽东深受感动，几天以后决定去武汉参加革命军。但是，他还未作好准备就因长沙也爆发革命而受阻。后来，如前所述，他站在城内一个高地上，亲眼看到了起义军取得胜利。当他凝视为欢呼“大汉民国”而树起的许多旗子时，怎么也想象不到，三十八年以后，几乎是在同一天，他会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②此处应为“汉人”。――编注毛泽东退伍后决心继续求学。他为报纸上的招生广告所吸引，先后到一所警察学校和一所肥皂制造专科学校报了名。毛泽东又注意到法政学堂的广告，广告许诺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期满后马上可以当“官”。毛泽东对这种前途产生了兴趣，遂写信向家里要学费..，后来毛泽东又为另一则广告所说服，认为最好能学成一个商业专家，就进了一所高级商业学校..。
最终，毛泽东考进长沙第一师范学校..
武昌起义后不到两周长沙爆发革命，决非偶然，而是由于两个省内的同盟会领导人事前相约起事。要弄明白何以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站在革命的最前线，必须对当时湖南的形势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该省的政治传统有更多的了解。湖南地处华南，属亚热带，境内多崇山峻岭，又有四大江河横贯其间，自古以来为土匪出没之地。湖南人喜食辣椒，以个性强悍并有政治才能著称（毛泽东甚至提出过一种辣椒和革命之间关系的理论）。谚云：“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①其实，在过去一个世纪，出生于这个省的著名人物走着极其不同的道路。太平军最后主要为曾国藩的湘军所消灭，而曾国藩这个大学者和清朝的官吏就是湖南人。同这个旧秩序的著名维护者齐名的有诸如谭嗣同和黄兴这样的人物。谭是1898年维新运动中最有名的殉难者。黄不但是孙中山的副手和同盟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革命人物，其革命经历可以追溯到1902年。他属留日学生，这类人在本世纪初几十年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才真正大批地赴欧美留学。在这之前，主要是从日本吸收现代思想，因为日本近在咫尺，中国人学日语也比较容易，当时赴日留学生中湖南人最多，其中不仅有黄兴，还有陈天华。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陈就是这个组织的主要理论家，直到他1908年自杀。
孙中山和黄兴赖以组织起一支力量从而推翻清帝国的主要手段是秘密会党和“新军”。“新军”是清政府为应付现代战争而按西方建制编组的一支军事力量。这两种组织在湖南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秘密会党，异常众多和活跃。
1903年12月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在成立会上致辞时宣称：
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团结，惟相顾而莫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①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毛泽东点燃了火线，引爆了秘密会党的革命潜力。
而在1904年那个时候，黄同湖南秘密会党头目马福益结成联盟，约定马配合城市，在农村举行起义，黄及其在军队学员中的同党则在城里以炸弹暗杀省府主要官员，并夺取城市。他们动员了几十万哥老会及其他秘密会党的成员来进行这项斗争。结果秘密败露，马福益被捕处死，黄兴被迫逃亡日本。
①1920年，后任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写这句谚语并非夸大其词。见陈著《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摘录，载H・卡里埃・德昂科斯图尔特・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巴黎阿芒・科林公司1965年版，第291―292页。此作品的英译本不久将由企鹅出版社出版。①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中译本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页。――译注）1905年，华兴会同孙中山的兴中会合并建立同盟会。
我们知道，这些起义的消息传到韶山，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06年的起义不是同盟会所策划，事出孙中山和黄兴的意外。当时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立即派人前往联络。
起义军坚持了一个多月，尽管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这次运动还是被镇压了下去。残酷的镇压使湖南的革命活动暂趋缓和，但也不过平静了两三年。
正是在这个短暂的重新组织力量时期，辛亥革命在长沙的未来领导人焦达峰、陈作新完成了学业，开始进行革命活动。焦主要在秘密会党中做工作，陈是新军中的一个尉官，两人都在辛亥革命前几年参加同盟会。1936年毛泽东没有把他们视为老练的革命者，而说他们是哥老会的代表人物，这说明毛很注意传统的造反势力。①（诚然，他当时看得比较简单，可能并不了解他们的背景或身份。）②
当时湖南经济困难，有利于该省许多革命领导人开展革命工作。由于天灾，1910年发生米荒，米价上涨一倍多，但官府顽固地反对平粜。4月13日，一万多人聚集起来请愿，抚台表面上似乎听取他们的申诉，实际上却派兵镇压，杀伤多人。群众怒不可遏，不顾士兵开枪射击，赤手空拳地冲进衙门，放火烧了官府。
诸如此类的事件，使农民因备遭困苦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1911年春，黄兴攻打广州衙门虽然失败，但在湖南以及全国，人们感到即将发生决定性的事变。在这种情况下，焦达峰和同盟会在湖北省的领导人进行接触，约定一旦武汉（在湖北省）或长沙首先举行起义，另一省的革命党人要在十日内相继发难，予以支援。1911年10月10日革命爆发，焦达峰原拟按约行事。长沙以省咨议局议长谭延■为首主张共和的温和派有所犹豫，使起义推迟了几天，但湖南还是在革命爆发十二天之内发难响应。
毛泽东在向埃德加・斯诺讲起自己的生平时，对1911年10月22日事变作了十分生动的叙述。他说，在长沙城外打了一个大仗，工人在城内攻占城门，支援拥护革命的军队攻城。①实厅上，谈不上打了“大仗”。革命党人攻打的两座城门，其中一座根本未遇抵抗；焦达峰率部攻打的另一座稍遇反抗，但晓以民族大义后守军迅即投向革命。在城里，焦达峰、陈作新两位领导人一度准备联合攻打抚台衙门，但抚台发现其卫队无斗志，已从事先准备的在后墙挖好的洞中逃跑。当时的各种材料也未提到曾发生工人或平民起义；整个战斗任务由新军担任，为时很短，实际上没有流血。很明显，毛泽东象许多年岁大阅历多的人回顾革命往事一样，自己曾身临其境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仅仅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就想当然地来描述辛亥革命当时应有的情景。
但是，如果说他关于革命起义本身的叙述多属想象，并如前所指出，他把焦达峰和陈作新误说为仅仅是秘密会党的领导人，那么，他对于后来的政治风云的描写则要准确得多。他说，焦、陈“不是坏人，而且有些革命要求。
①斯诺，《西行漫记》，第116页。②毛泽东的生平事迹中还有许多情节模糊不清，对于涉及其革命生涯的所有重要论述，我都尽可能作出旁证。所以从第3章起，脚注甚多。为了避免注释过多，第1、3章所述关于毛泽东少年时代中国和湖南的一般情况，都未引证参考材料。关于焦达峰、陈作新和辛亥革命在湖南的发展情况，主要参考《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2―171页；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三联书店1957年版；同时期发行的《华北先驱报》；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①斯诺，《西行漫记》，第116页。
泽东解释说，代表省内有产者利益的谭延■，组织了一次叛乱，把他们杀死。一天毛在街上行走时，看到他们已经陈尸街头了。这的确是实情。士兵中的“暴乱分子”在焦、陈掌权后一周杀死了他们，极可能是谭延■指使的，谭肯定得到地主和商人的支持。同时，应该承认，“心地善良的年轻人”在1911年那个时候的中国是没有什么地位的。甚至孙中山不久后也发现，面对掌握实权的军阀，自己也无能为力，直到他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孙中山才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真正有效的作用。
毛泽东原来就想参军，既然革命已经发展到长沙，他就不必去武汉，在湖南就能够入伍。他参军后，成了赵恒惕上校的部属，最高上司是谭延■。谭在消灭了对手后已经大权在握，成为最高军政领导人。这两人当时谁都不可能注意到毛泽东这个十八岁的列兵。不过后来他们对他就很熟悉了。赵恒惕成了毛泽东的敌手，而谭延■，说来也怪，在他算作国民党“左派”时，成了毛的盟友，毛泽东参军的目的，是“为完成革命尽力”。看来他从未参加过战斗。正当孙中山和袁世凯（原为朝中高官，后转而拥护共和）双方支持者之间的武装冲突似乎不可避免的时候，两人达成了和议，孙解散了他在南京的政府，就理论上说重新实现了统一和和解。其实，袁独揽一切权力，真正主张共和的革命党领导人，不是很快被抓、被杀，就是被放逐或被剥夺言论自由，但是，在1912年春，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便决定退伍，继续求学。他一共当了半年兵。・如果说毛泽东实际上并未在很大程度上参加辛亥革命，那么，他在军队的六个月却标志着他在接受教育方面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他的朋友埃米・肖（EmiHsiao）所说，这段很短的军事生活是否就使他早在此时断定军队在中国是政权的关键因素，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只有经历了军阀时代长期的分裂和元政府状态之后，才能得出这种结论。但是，毛泽东的确扩大了他的接触面，特别是同一个矿工和一个铁匠交上了朋友。这时他还存在着浓厚的学生心理，要从每月七元的薪饷中拿出相当大一部分去向挑夫买水。士兵必须到城外挑水，但毛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干那种事有失尊严。①他这样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读报。剩下的银饷，他都用来订报纸。有一种报纸登了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他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他还读了江亢虎写的几种小册子（江曾经留学日本，于1911年11月建立“中国社会党”）。他为这些著述所鼓舞，，就同其他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还同学生时代的几个朋友通信讨论这个问题，但响应者寥寥无几。
毛泽东说他在1912年对社会主义抱有“热情”，我们肯定不能据此认为他这时已经支持社会革命。我们知道，五年以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几乎没有丝毫激进思想，但当时第一次接触社会主义思潮所产生的想法，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不会毫无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