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8年起，农民战争迅猛发展，长江以北，其他游击根据地也陆续建立起来，并且按照江西根据地的形式向前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当时北方党的最高领导人是张国焘，他是毛泽东学生时代在北京认识的一个朋友，并且同是在上海一同建立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有关毛泽东亲自讲述红军成长的故事，已在《西行漫记》中详尽地加以讲述了。简而言之，红军完全是自愿参军的，以巨大的政治觉悟为基础，而辅以官兵之间兄弟般的平等为建军原则――在中国内，这完全是新的观念。至1934年，长江南北的六个苏维埃政权共拥有九百万人口。最大的红区在江西省境内，并且已在瑞金组成了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主席――但他当时还不是党的主席。
苏维埃运动的“群众基础”建立在工农联盟的组织上，主要角色则由共产党领导的“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农”掌握，争取着革命及“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权。它所采取的激烈政策包括完全没收地主的土地，平均分配给一无所有的农民，并且建立起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化。“改革项目”包括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列举的贪污及不平等之纠正。有效的领导必须有严格的纪律、高尚的品格和随时准备分担农民的艰苦。
“红军的群众工作逐渐得到改善，”毛泽东对我说，“纪律性加强了，一种新的组织技巧发展起来。”早在井冈山时期，军队中已“实行了三条最简单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此外，还有八项注意也列为应守的规条，并且编成歌曲，使部队能随时唱诵及牢记之，当时的八项注意如下：
一、上门板(中国农村的木门只是用木钉栓起来，易于卸下；放于木凳上便成临时床铺)。
二、捆铺草(铺草用以睡眠)。
三、说话和气及帮助人民。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买卖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注重卫生：建厕所要远离民居。
“红军还学会了三条主要的任务：一、誓死和敌人斗争到底；二、武装群众；三、募经费支持战争。……此外，撇开运动和政治基础而言，红军的策略也足以说明了军事发展的成功。”所有上述的基本纪律对中国士兵来说，都是创新之举――以往当兵的总是习惯轻视人民，被人民当作为不可避免的灾星(中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
红军很早便施行四句简单的战略性口号：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通常，当红军离开了这些策略时，便不能成功。
“我们的力量薄弱，”毛泽东解释说，“敌军人数往往比我们大十到二十倍；我们的给养与作战物资有限得很，所以只有通过策略的灵活运用和游击战争技巧的结合，才有希望打胜仗”――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取武器和军需品，这是红军惟一的“补给基地”。“红军最重要的一条战略就是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来进攻敌人，并迅速分而击之。表示避免阵地战，并尽量争取在敌军行动时进攻他们、消灭他们。”在这些战略基础上，红军充分发挥了它的能动性及近战的力量――即在有限的范围内，集中优势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消灭敌人。
自1930年起，蒋介石对红色根据地发动了四次大“围剿”。但其结果却只有进一步武装了他的“敌人”。1933年底，他动员了90万大兵进攻红区，并分散了30万最佳装备的部队对红军“围而歼之”。这次他眼看成功了――但由于毛的努力，以致后来还是功败垂成。在前四次“围剿”中，红军的攻防计划完全建立在游击战的优良战略与战术上。在第五次为期长达一年的“围剿”中，蒋采用了一套新的作战方法；他听从以纳粹将军西克特为首的普鲁士顾问团的计划。这次他再没有盲目地闯进为他准备好的陷阱里，而是建筑起一连串的炮台，扩建公路，将“受感染”的人民驱往他方，建立更多的堡垒，逐渐将红军困于钳形的包围网中。
对蒋这种新战略，红军内部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当时，不管朱德、毛泽东，和大多数有经验的本地军队领导的判断和意愿，掌握了党的权力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命令红军(约18万人)，与敌方展开了几场大规模的阵地战。他们过度重视城镇的得失。他们“失去了主动权”，并遭到严重的失败。
由于敌人的包围圈缩窄缩紧，加上蒋的疏散人口的策略动摇了“人民根据地”，红军领袖终于作出了决定。在7年的战争之后，他们放弃了经过艰苦斗争才赢得的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将尚存的主力部队撤走(约9万人)，只留下几千名“正规军”和地方部队断后。1934年10月6日，将所有装备和补给品放在牲口背上，红军开始了战略上的大转移，凭着它――历史上的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