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春，毛泽东第一次来到省会长沙。他相继报考和就读了几所学校，时间很短，似乎都不称心。其间还投笔从戎半年。接着又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他“象闯进菜园子的牛一样”“啃”了不少中外典籍。1913年考入省立第四师范，一年后并入第一师范，直到1918年毕业。
这是青年毛泽东学习史上相当重要的一段时期。他平生深厚的文史基础和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就是在这段时期奠定的。
就文艺观的形成过程来讲，从幸存下来的他自题为《讲堂录》的听课和阅读笔记以及一些通信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其日益明显的“切实”和“尚用”的主张，以及他据此主张对传统文艺的汲取、选择和点评。《讲堂录》所记，当然不完全是青年毛泽东自觉探索所得出的观点，不少是反映了国文教师在古典文学方面给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是逐步形成其文艺观点的重要前提。再说，所记也确实渗透了许多思考和心得。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衡量文艺创作及其作品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便是
①一个“切”字，“无论诗文，切者斯美”。即接近和吻合对象的真实特征。美，延伸于真，真是艺术美的重要前提。青年毛泽东认为，他一意崇尚的唐宋古文便是这样：“古文之道，简切明白”。
文艺创作，怎样才能做到这种“切”呢？
首先，作者要了解社会现实，获得直接的经验和感受：“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毛泽东推崇明末清初的大文豪顾炎武，认为他的特点便是“足迹半天下”，对社会上各种“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其次，对所获得的素村要精心研究，提高见识，力求其真。顾炎武便是对那些“事关民生国事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那怕是民间甚传之事，俗话演成之理，也“必经几多研究”，求其“合理而真”。
②第三，在作品具体的行文上，要力戒空言，须“言必载物”。诗文创作的关键，不在词句多寡，而在内容是否丰厚质实，“吾人立言，当不贵文而③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词句上能做到以一当十更好，“词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为妙文矣”。
顺便说一下，关于上述三点主张，近30年以后，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根据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所揭示的小说创作思路，几乎是原样重申了一遍。他说：“‘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
所谓“切”者，落在一个“实”字。千古流传的作家作品，都是如此。“著述存者，以其实也。……韩（愈）柳（宗元）杜（甫）之诗是也”。文
①《讲堂录》，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同此。②1915年9月27日致肖子升信。③1915年9月27日致肖子升信。
艺作品所“切”之“实”，从题材内容来看，主要指情、理、事三个方面，即真实的主体情感，真实的逻辑道理，真实的社会时事。青年毛泽东当然还没有自觉的论述这样系统的观点，但在零散的笔记和通信中，对这三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1）切情：“诗以情胜”，“有感而后有情，有情而后著之于诗，始美且雅”。2）切理：“文以理胜”，“合理而真，始克（能够）流传不朽，颠扑不破”。那些“下笔千言”不着边际的作品并不一定好，只有写出“有当于①宇宙事理之真”的作品寸是佳作，这样的作者才称为“有才”。3）切事：“选文当重直观主义，以切时令为贵”。所谓“直观主义”，我的理解是鉴赏者批评家的当代意识，即毛泽东谈到读史书所说的：“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时令”即社会时事。
切实，言而有物，还是毛泽东品评古代作品的重要视角，反映出他务实的文化性格。《讲堂录》记有这样的观点：“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接着，便以《诗经》中反映下层老百姓生活的篇章，从一些儒家经典中摄取例证，说明实实在在的国计民生从来都是为诗为文和言政的根本主题：“《豳风》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详衣食二字。《孟子》七篇言王政之要，莫先于田里树畜”。
这种“切实”的文艺观点，在毛泽东后来的文艺欣赏和评论中，得以充分体现。仅就他对历代散文家和散文作品的评价和阅读来看，他推崇那些实切事理的作家和作品。
战国末期，楚人李斯投奔秦国，拜为客卿。秦国宗室大臣上言秦王（即后来的秦始皇），说一切入秦做事的外国人都心存不轨，向着他们本国的利益，要求把他们赶走。秦王接受了这个建议，下令逐客。于是李斯作《谏逐客书》，首先历叙秦穆公以来，都是以客卿致富强而成霸业，足见用人唯寸，不必限于本土。然后列举种种器物玩好，虽不产于秦，而秦用之，以其与异国人材相比。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指明下令逐客无异于“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这篇散文，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辞说余风；而文辞修整，音节流畅，又与汉初散文和汉赋相近。承上启下，为散文史上的名篇。说服力、感染力极强。终于打动秦王，收回了逐客令。毛泽东高度评价这篇作品，说它“有很大的说服力”，并接着发挥说，那时的各国内部关系很复杂，国①家的统一程度很低。还论及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②
贾谊是汉初才华横溢的辞赋家和识见深远的政论家。他的政论散文的代表作是《治安策》和《过秦论》。前者评论朝政，针贬时弊，切中诸侯坐大的要害，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王势力，巩固中央政权。后者检讨秦朝覆亡的原因，揭示一夫作难，天下云集响应，曾横扫六国的秦朝基业毁于一旦的关键，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该文气势磅薄，议论深切，旨在引为鉴戒，借古喻今。毛泽东读到有关贾谊的史传特意写信给田家英：“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鹏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
①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①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②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谈话。
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①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这封信足以见出毛泽东对贾谊作品的重视和熟悉，包括贾谊写作的行迹。他推崇贾文的原因，依然是“切中当时事理”。
毛泽东读史，还习惯于以他特有的史家见识和政治家的胸怀，关注历代政论家的政策和政论。《旧唐书》“朱敬则传”说朱敬则“早以辞学知名”，并记录了他分析秦朝灭亡的原因是“不知变”，即秦国统一六国以后，依然是用严刑、施薄利、重兵战，而不“易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毛泽东读此用贾谊《过秦论》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来表达自己的体会，并称朱敬则是政治家、历史家。毛泽东读《新唐书》“姚崇传”，称姚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认为他上书唐玄字所陈“十事”，是“古今少见”的“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在对《新唐书》的批注中，毛泽东还推崇唐初大臣马周作常何家臣时代其上书所论20余事，是“贾生《治安策》后第一奇文”，并由此联想：“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总之，青年毛泽东的“切实”观点，虽主要是就创作技法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后来形成历史唯物主义文艺美学思想的一个原始起点。
切实，往往伴随着尚用。一是指创作与对象的关系，一是指作品与读者及其社会需求的关系。对象的真实性与效用的功利性，在文艺社会学的范畴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一些主要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们的文艺看法中，二者更是相生相伴，互为促进。
青年毛泽东从未选择过职业的文学家、批评家的理想。但他在寻找思想武器，探索救国之道的时候，却常常把眼光投向文艺领域。他站在牢固的经世致用的基点上（这也是对他有很大影响的湘学士风的一大特征），就不能不把文艺看作手段，看作改造社会的众多良方之一，其他还有哲学、心理学，教育以及其办“工读新村”的想法。他强调作品内容的“切实”，事实上是发挥文艺的社会效用的一个逻辑前提。
毛泽东初入湖南一师时，社会上曾出现了一股复辟逆流，这股逆流也流向了文坛。一些充满士大夫气的文人诗客泛起拟古，辛亥革命后开始兴盛的鸳鸯蝴蝶小说则躲进花前月下呻吟低唱，甚至连不久前鼓吹诗词是“唤起国民之精神之绝妙武器”的一些文学革新论者也停足或转向。在这种背景下，①青年毛泽东也曾一度产生“诗赋无用的想法。这或许是当时的消极的文坛给他带来的对文艺的消极看法，也或许反应他的探索开始趋于多样，更偏于政治改良的社会救济之道。但这毕竟是短时期的念头。
社会的改造，首先是人的改造。给青年毛泽东影响很大并且很直接的杨昌济，在其《教育学讲义》中曾提出，“救济之道，固有种种，而养成人之美观，使之发达，高尚其周围，确为一有效之方法”。“养成人之美观”是人的改造的一个重要内容，具体方法是通过文艺、工艺等审美活动，提高人们的道德情操，培养其高尚境界和创造能力。这一设想，明显地把内心精神生活的完善和完美，做为人格发展的必要条件。认为肉体之我的生存发达，只是精神之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生存需要之外，人们还有理性、道德、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①1915年8月5日致湘生信。
审美等精神生活的需要。对精神生活的需要和追求层次愈高，实现的程度愈大，人生的价值与人格的境界也就愈加完美。
青年毛泽东不折不扣地接受了这个观点，并且自觉地在传统的讲求修养道德、履仁践义和善于乐、游于艺的儒家人格理想中吸取养分，极为重视发展精神能力，追求精神生活。他在《讲堂录》中说：“乐利者，人所共也，唯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即位俗和肉体之乐利――引者注），而喜精神之乐利”。这里的“精神之乐利”，就是一种真善美的人格境界。同时，青年毛泽东还特地记下了孔子关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段言志的话。《讲堂录》中还记录有杨雄、班固及韩愈的辞赋散文中渲染精神陶治和审美娱乐的句子，诸如：“朝驰骛乎书林兮，夕翱翔乎艺苑”，“发秘府，览书林，遥集乎文雅之回，翱翔乎礼乐之场”，“真婆娑乎艺术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回”等等。追求真善美一体化的人格境界，同玩物适情的文化娱乐和游艺、艺术活动，似乎是不可分割的。
在1915年9月6日给肖子升的信中，青年毛泽东把上述观点阐述得更为明确。他说：“体操、图画、音乐、手工者，技能的而美术（即审美、美学之意――引者注）的也。君子假之，得以为学养生之道焉”。接着，他又举中外历史上一些名人为例，说明他们是如何在这些娱乐和游艺活动中得益养生的，如东晋时代的陶侃运往习劳，英国的克伦威尔驱猎山林，美国的华盛顿后园而木。在青年毛泽东看来，“为学养生”是富有审美性的各种工艺和艺术活动不可忽视的效用。“为学，使是在这些活动的愉悦感知中，提高“有条理、有秩序”的智慧和思维水平，迸而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