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演义和笔记性纪实小说，主要描述史实，作者的想象发挥受到限制，把它们同历史生活等同起来阅读和理解，是很自然的，也不足以在“文学”意义上体现毛泽东的小说观念和小说批评方法。
那么，毛泽东对《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这类虚构的。较少史实而且是代表古典小说艺术成就的作品又是怎样看待的呢？以《红楼梦》为例。早在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艺”的演讲中，毛泽东就提出，这是一部好书，现在许多人鄙视这部书，以为它写的是一些哥哥妹妹的事情，其实，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建国后，他又多次表示：对《红楼梦》，不①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红楼梦》我至少读过五遍。我是把②③它当历史读的。你要不读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主义。在晚年，毛泽东又从《红楼梦》创作的动因和构思的角度，谈到它的历史主题：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④用吊膀子（爱情）掩盖它。用爱情与政治，来比附小说形象与其反映的历臾内容的关系，这一论断或还可商榷，但毛泽东的分析方法，却无疑是有普遍性的――虚构，同样是历曳的反映。
古典小说之所以被视为形象化的历史，除了它偏于史事性题材选择以外，一个更重要的艺术方法上的原因，是它不同于其他传统文艺样式，着重生活化的细致描绘，在反映生活上有更明显的细节真实性。毛泽东读虚构性古典小说，也很善于从艺术欣赏角度体会其细节描绘。他推崇《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认为“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凤①姐就写得好！”他对作品的细节记得很熟，这是他能在总体上对小说作品的历史内含作出大而化之的评价和引伸的必要前提。
毛泽东常同人谈起《红楼梦》的一些细节描绘。诸如：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共性，但伤心之处不同。我劝人们去看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段②描写。贾宝玉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不能料理自己。林黛玉多愁善感，哭哭啼啼，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对现代青牛来说，不足为训。③
毛泽东认为，小说里真实生动的细节描写，来自生活经验，来自作者对生活的细腻体察。1937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艺”题为《怎样做艺术家》的演讲中，详细阐述了他的这一观点。他说：坐在屋子里想出来的东西是不行的。《红楼梦》上描写贾琏从尤二姐那里回去的时候，说“跨马认蹬而丢”，这非有实际经验与不出“认蹬”二字，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享都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这要到实际斗争中去吸取。创造伟大的作品，首先要在实际生活中丰富自己的经验。
①1961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②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③1965年同王海容的谈话，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6页。④1973年12月21日同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①张贻玖：《毛主席的书房》第57页，工人出版社1987年7月版。②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③1951年秋同周世钊的谈话。
1942年4月，在同何其芳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详细讲述了《聊斋志异》中一篇题为《狼》的故事。一屠夫在黄昏中被狼追赶，他躲进路旁农民搭的窝棚。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捉住不让它逃走，但又没有法子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后来他就用这把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一会儿狼不大动了，然后用带子绑住。他出窝棚去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弯，口张开不能合。毛讲完这个故事，深有体会的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①
毛泽东习惯于体会古典小说的细节描绘，重视作者的生活经验，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他的反映论的文学观念。描绘生活细节，扩而言之，就是反映社会生活。毛泽东常常从这一角度对一些古典小说的历史和美学价值做出提纲挚领的评价。
1956年2月20日在听取工作汇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1961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彼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份写得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毛泽东如此看重《金瓶梅》，与该书对生活的反映方式和效果，及其同《红楼梦》的联系有关。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细致”。《金瓶梅》以前的中国长篇小说，或再现帝王将相的风云业绩，或褒彰草莽英雄的心秉忠义，或描写仙佛神魔的奇异行经，这些不寻常的故事和现实普通人的生活内容有明显距离。而《金瓶梅》则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完全是细腻的写实，诚如清人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言：“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庆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作出来。”这种对家庭生活的刻意描摹，确实是此前的中国小说从来没有的。唯其细致，才更真实地广泛地反映了历史生活。写的是宋代，实际是作者所处的明朝“当代史”，所以历史学家吴晗能够通过作品展示的具体事件和细节判断出它的成书年代。就其内容而言，小说以西门庆为主角，一方面安排和描写了他那个以金钱财富为轴心，以主从贵贱为秩序的家庭结构，使其成为社会图式的浓缩；另一方面，又通过西门庆的种种社会经济活动，把读者引向时代生活的大千世界。西门庆是坐贾兼行商，开解当铺，又放高利贷，也不放过贿赂官府兴贩盐引和充当官府买办觅钱取利的机会。小说对其致富的过程，资金、商业经营方式和经营商品的种类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晚明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以及伦理观念。《金瓶梅》通过对人物的衣食住行和两性关系的细细刻划，极力铺除了这一新的时代风尚，其特点是去朴尚华、穷奢极欲。总之，《金瓶梅》通过广镜头的传神描写，形象地揭示了晚明历史的本质风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称其为”明初真正的历史”，在写法（重细节真实）和结构（以小见大，以家庭衬社会）上说它是《红楼梦》这部“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的“老祖宗”。
①何其芳：《毛泽东之歌》。
众所周知，毛泽东看重李希凡、蓝翎在1954年发表的两篇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文章。究其原因，首先是毛泽东在二人的文章中发现了吻合自己思路的评论角度和方法。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中，他在许多处划了双重着重线，有的地方还用笔线牵出来连划三个圈。其中有这样一些句子：赞扬《红楼梦》的“怨而不怒”风格，“实质上是企图减低《楼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把《红楼梦》的内容归结为“色”“空”观念，“这意味着人物形象不是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创造出来的，而是作者思想观念的演化”，这样一来，文学作品且不“变成了超时间的表现抽象观念的万能法宝了”，说“色”“空”观念从明朝的《金瓶梅》而来，我们认为“《金瓶梅》是托宋朝享来暴露明朝新兴商人兼恶霸的腐朽生活的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源于现实，而绝不是源于某一作品”；《红楼梦》创作所体现的文学的传统性，“最根本的是……它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红楼梦》的描写“涉及到几乎封建制度的全部问题”；等等。
很明显，无论是《金瓶悔》还是《红楼梦》，毛泽东都反对从抽象的观念和纯粹的创作技法上理解其形成根源和表现的内容，特别强调从它们同现实生活的联系中来理解其内容，把握其价值，评论其成就。由此体现了他的反映论的文学观念和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
据上所述，我们再看看毛泽东对一些古典小说作品的具体评论。
毛泽东很注重考虑作家创作和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并认为这个背景必然影响作品的主题。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倾向，有十数种说法，其中引起分歧的一个重要焦点，是作者罗贯中是不是表现了皇权正统观念。我们知道，明君臣之分，严华夷之辨，是古代文人很难逾越的历史道统观。描写汉未至西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大乱到大治的历史过程的《三国演义》，必不可免地遇到和表现这一观念。古今一些批评家也从这部小说中看出了扬刘抑曹、蜀汉正统的主题倾向。毛泽东也承袭此说。但他的思路却有个性。从皇权正统思想看，曹操被视为“汉贼”“奸雄”，但毛泽东却推崇他的雄才大略，肯定他的历史功绩。50年代末他谈到翦伯赞一篇关于曹操的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未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那么，罗贯中在小说中扬刘贬曹，是否仅仅因为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呢，在继承传统观念的背后，有没有现实背景方面的原因呢？毛泽东认为有，并一路发挥：“《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罗贯中以蜀为正统。”①这一议论，包含着这样一层不自觉的批评意识：理解作品主题，既要顾及传统观念对作者的影响，也要考虑到作者的现实需要。
作者的现实需要，构成创作的心理背景。小说反映历史内容，毕竟是通过作者主观世界的转换来实现的。一方面，作者所处的社会时代的生活风貌和精神潮流，不能不渗透到他的笔下，另一方面，他对其时代的思考和评价又必然随着作品主题和人物的命运流露出来。
1962年1月12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7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国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①《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
在毛泽东看来，作者创作的历史背景，也是形成小说人物的性格命运的历史背景，二者的思想内含是相通的。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而形成的充满矛盾的历史背景，必然影响到曹雪芹创作的思想倾向，并形成作品主题的内在矛盾。毛泽东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①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这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析历史上具有进步倾向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思想矛盾的一个基本思路。恩格斯说巴尔扎克就是因为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②的命运，并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列宁说托尔斯泰的思想和作品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他是天才的艺术家，又是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他是充满谎言的社会罪恶的真诚抗议者，又是一个虚伪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他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却又鼓吹世界上最龌龊的东西之一“宗教”。唯其如此，他的作品寸真实地体现了俄国农奴制革命的历史风貌，它的力量和弱点，成为一面镜子。③那么，曹雪芹及其《红楼梦》的矛盾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毛泽东说曹雪芹及其作品，同关汉卿、施时庵、吴承恩一道体现了古代的“民主文学”①的传统。其民主性便是“不满意封建制度”，不满意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对宗法家庭中被迫害、被侮辱和被毁灭的人们，特别是妇女形象，表示了莫大的同情，在揭示封建社会的黑暗和丑恶的同时，体现了对光明和美好的向往与追求。所以，毛泽东说《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说贾宝玉是同情被压②迫的丫环的，说《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而《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望③希么。但是，作品中唯一一个寄托了作者的民主倾向和深信希望的封建制定的逆子――贾宝玉，仍然逃脱不了被压抑最终走向虚无的悲剧性命运，他的命运，同贾赦、贾珍、贾琏这样喜剧性的封建末世的腐朽人物的毁灭一样，都是必然的，都是形成小说的那个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封建社会没落进程中，所特有的充满悲剧性的惶憾和社会矛盾的历史背景所规定的。作者想“补天”，但封建制度的“天”无法补；作者萌生新的希望，但这个希里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④剧性冲突”所撞击的一闪即逝的流星。作者无法摆脱这样的双重矛盾，作者在作品中真实地表现了这样的双重矛盾，于是《红楼梦》便成了“很精细的历史”。
①《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6页。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3页。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369页至374页。①1958年8月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载《红旗》1958年第7期）一文时加写的话。②1961年12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③1962年8月11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的谈话。
把作者和小说的思想倾向同历史背景直接挂钩，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进行概括，只是毛泽东的历史主义评论方法的第一个步骤。接下来便是在小说内容与历史内容的对照中做出具体分析和体会。1961年，毛泽东说他重读《东周列国志》的一个明确目的。是了解和研究国与国之间的“颠覆活动”及其“怎么个颠覆法”。这部小说也确实是主要描写春秋历史变迁过程中各诸侯国之间的充满强权和阴谋的吞并活动，故毛泽东说，“那上边那个颠覆①活动可多啦！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对此的分析更深入更具体：郑庄公这个人很历害，他对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都很懂得策略。又说：“《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如果我们注意到，毛泽东阅读《东周列国志》，正是“庐山会议”之后不久，他开始从理论上反恩和总结此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且因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和中苏观点的分歧开始考虑修正主义的问题，那么，就不难体会，他作为政治领袖和中国革命导师的独特胸怀与视野，对他领悟和评价这部小说有多么明显的影响。所谓“颠覆”一说，纯属个性化的术语。但毛泽东把历史剧变时代的权力更迭，视为社会经济剧烈变化所引发的上层建筑斗争，并由此评论作品的特点，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逻辑，是清楚的。
如果说《东周列国志》是借数十个诸侯国的征伐兴亡，来表现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历史变迁，那么，《红楼梦》则是借一家一族的衰败展示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必然性。这是毛泽东评《红楼梦》特别注重的一个问题。
1954年读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时，读到文中“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一段话，毛泽东特意批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该文又说：“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还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走向崩溃。”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又划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批道：“这一点讲得有缺点。”似乎是觉得这样来理解封建家族的经济基础的衰败有些简单。
关于贾府的衰败，毛泽东的理解是，首先是人的衰败，即统治者阶层自身的腐朽所致。毛泽东说：《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①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面对一代又一代的膏梁纨绔，一二个有为的谋划者试图支撑和拯救这烂透了的家族大厦，无疑是徒劳。其次，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形式是家国一体，家庭既是社会的经济生活细胞，又是社会的政治统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86页。①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以上的讲话。①1962年5月7日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治的基本途径。家庭――家族――宗族――社会，形成环环相扣的宗法家长制政治体制。毛泽东认为《红楼梦》还体现了作为封建根基的家长制的动摇。他说：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贾畦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拢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可以看出家②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第三，毛泽东还注意到《红楼梦》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他说：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沙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①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家长制、土地关系、人生态度，事实上是决定封建社会关系兴衰成败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重要基础。这三个基础都动摇了，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败自然就无可挽回。所以，毛泽东说作者无法补这个“天”，所以，毛泽东把这部作品看成精细的历史。
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来把握和理解古典小说，还不能说是毛泽东历史主义批评最突出和最富个性的特征。他的历史观的一个核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观念同样是毛泽东的文学史观的一个核心内容，他总是牢牢把握往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把它作为品评古典小说的基本的指导线索。
1926年5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便提出：“中国的历史甚多，而小说史如《三国》、《说唐》、《水浒》、《说岳》等，都是看过的，昔人的思想，多偏袒统治者及地主阶级。我们是革命者，这种思想，是不可要的。……我们要造一个锄头，这个锄头，马克思已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毛泽东一旦用这把“锄头”去挖掘以帝玉将相为主角的历史小说，便寻出新的思想内含，得出新的观点。他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当其未出茅庐时，一点用也没有，及一出山握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毛泽东认为，这恰恰不是说明帝王将相和掌握知识的人有什么特殊的能耐，而是表明，如果“没有民众的拥护，一点力也没有。”在农讲所讲课时，毛泽东还用这把锄头来剖析在传统社会中发挥了文化思想启蒙作用的一些妇孺皆知的诗歌作品，由此从阶级性上确定其封建贵族式的文化特性。他说：古诗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首诗影响非常大的，因为后人看待读书人那么样敬重，就是因为受了这位诗人的同化了。《幼学》云：“儒为国家宝，鱼乃席上珍。”这也是同上边那首诗一同的意思。以上的现象，是贵族式教育的影响。
李自成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的起义领袖，也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一位历史人物。1938年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他谈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本人始终都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陕北米脂人李健侯早在20年代就写了一部关于李自成起义过程的历史章
②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①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回小说《永昌演义》。1944年，与李健侯交往深厚的李鼎铭先生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将《永昌演义》手抄本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悉心阅读了这部书。该书虽然把李自成作为正面形象来颂扬，但从语言、结构到主题，也都未从根本上跳出古典演义小说的窠臼，也就是说，作品尚缺乏毛泽东期望的那种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主题思想，没有深入挖掘出李自成起义事件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在毛泽东看来，不能把起义领袖的人格品德与起义事件本身的阶级斗争意义割裂开来，把李自成单单写成一个品德方面的英雄。于是在致李鼎铭的信中特意指出：“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注意，此处特用“大顺帝”称呼，无疑包含了毛泽东的情感评价和特有的历史“正统”观念――引注）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的极著名的一次。”最后，毛泽东殷切希望，如作者“按上述新历史观点”来修改这部小说，则“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①
建国后，作家姚雪垠致力于多卷本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作者说他的“创作意图”是通过李自成起义“写出明、清之际的阶级斗争，……写②出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一般规律。”该书于1963年出版第一卷，作者即给毛泽东寄呈了一部。毛泽东读了这部小说。在1966年8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对列席参加会议的王任重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③1973年作者写完了第二卷，为能够尽快出版，他于1975年10月，纷毛泽东写信，汇报了全书的写作计划和进程，特别谈到，“愈往④后反映的社会生活愈广阔，阶级斗争愈深刻复杂”。毛泽东收阅此信后，在信上作了批示，同意作者按照自己的计划写作，并指示帮助他解决写作和出⑤版中遇到的困难。在“文革”那样的年代，毛泽东两度支持《李自成》的创作，无疑是同意并倡导作者表达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的主题内容，或者说，从①中看出了他1944年读《永昌演义》后提出的修改思路。
毛泽东不仅以阶级史观来评论古典小说，而且还用它来评论古代的一些诗文作品。楚骚的代表作家宋玉，曾献给楚怀王一篇阿谀奉承之作，题为《风赋》。这篇作品以自然界现象的变化来比托社会关系中人格身份的高下差异。在1958年5月22日“八大”代表会议上的谈话中，毛泽东建议人们看一看这篇作品。他说他前天翻了一下，认为“有阶级斗争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宋玉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雄风’与‘庶民之雌风’）。又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风起于青萍之末，那时最不容易辨别。”这样的理解，借文谈理，确与众不同。1965年7月18日，在读了章士判先生精心撰写的关于柳宗元文集的研究著作《柳文指要》的书稿后，毛泽东在给作者的信中指出，该书研究观点和方法上的“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0页。②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369页，1979年版。③王任重1978年4月20日致姚雪垠信。引自《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41页。④《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42页。⑤《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409页。①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还指示陕西省政府安排李健侯作省文史馆文史研究员，同时修改《永昌演义》。李尚未完成修改工作便于1950年病故。姚雪垠创作《李自成》时，曾带着人到米脂抄《永昌演义》，这对他创作《李自成》无疑有所帮助。
我们再回到《红楼梦》。
这部小说在取村和构思上，并非是着眼于阶级冲突，它主要展示封建大家族的内部冲突并由此兼及周围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曹雪芹在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自觉意识。对这一点，毛泽东的认识也是清楚的。他曾谈到：“《红楼梦》主要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写封建剥削只有一两处”。②但这并不妨碍毛泽东在根本上认为这部小说反映了阶级斗争的情况。这是因为，在毛泽东“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中，有统治者，便有被统治者。四大家族之所以具有“统治的历史”，垠本上是存在着“奴隶主”和“奴隶”这两个对立的阶级关系。他称道小说“写奴隶象鸳鸯、晴雯、小红等，都写得①好，受害的就是这些人。”于是，他注重对小说中的人物做阶级的划分统计：“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虽然相互之间有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但其阶级等级和身份是明显的。更何况，还有“几十条人命”，绪论必然是：②“《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被压迫牺牲的死的很多”。③
《红楼梦》里的统治阶级是通过什么形式来实施其统治和压迫的呢？毛泽东在1964年8月的那次谈话中提出了一个“第四回总纲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轶。’”1973年12月21日在同一些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指出《红楼梦》写的“真事”是政治斗争时，他又把第四回的“护官符”背了一遍，以为例证。第四回之所以成为毛泽东理解这部小说的一个关键的钥匙孔，大概是因为“护官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不平等的统治秩序和地位的牢固形式和法宝，反映了他们利用这一法宝对则富的剥夺和占有，对平民百姓的肆意欺压。小说的描绘也正是这样。尽管被薛蟠打死的冯渊的家人苦苦申诉：“薛家原是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家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望大老爷拘拿凶狂，剪恶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尽”，也半点无用，因为新近补授应天知府的贾而村从门子处获知薛家就是“护官符”上之“雪（薛）”。在“护官符”的威严下，欲烧三把火的新官为讨好四大家族而殉情在法，使冤者自冤，凶者无所顾忌地逍遥法外。
在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评论中，阶级斗争内容，第四回总纲，以及前述的借爱情掩盖政治，是互相联系的几个关键环节，构成他对这部小说的根本理解。
②1963年5月11日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谈话。①1963年5月11日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谈话。②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③1961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
说第几回是个“纲”，在红学史上并不是个新问题，而是一个很老很老的问题。脂砚斋最早提出这一思路。他在甲戌本“乐极悲生，人非物换，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四句旁批道：“乃一部之总纲”。道光时期的王希廉曾指出第五回“是一部《石头记》之纲领。”戚序本《石头记》第四回的回前诗则说：“请君着眼护官符，把笔悲伤说仕途”，这是最早指出护官符的重要性的。还有人认为，小说人物秦可卿的名字隐喻了全书之纲，“秦，情也。情可轻，不可倾，此为全书纲领。”此类评点甚多。所谓“纲”者，无非是指小说的关目所在，是最能体现作品主题并引导读者洞悉其艺术“秘密”的要害处，抓住了“纲”，就等于掌握了理解作品的钥匙。红学史上对这部小说的总纲的不同看法，分别反映出评点家们对其主题的认识：或色空，或弃情，或官海沉浮之艰辛。毛泽东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红楼梦》的主题，从而提出第四回是总纲，也就不难理解了。作为学术见解，倒也成一家之言。
关于爱情掩盖政治的提法，要做具体分析。如果这句话是说：《红楼梦》所写的宝黛爱情，本身没有实际的独立的意义，就象用一件东西遮盖另一件东西那样，是借它为小说写的政治内容打掩护的，隐去的“真事”需要经过索隐才看得出来。这样的理解，未免简单了些。毛泽东不满意的旧红学索隐派，正是这样的思路。他们无视宝黛爱情本身所包含的政治意义，并且又把小说的政治内含划得过于具体（如康熙朝政、吊明之亡）。我的理解，毛泽东说小说借爱情写政治，同他说《红楼梦》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写了剧烈的阶级斗争，反映了封建制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无可挽回的命运，是不能分开来理解的。对作品反映的政治内容的理解，也不宜太过拘泥。从小说的情节内容来看，宝黛爱情的产生及其悲剧，始终伴随着四大家族内外的政治氛围。诸如林家的败落，江南甄府的抄家，后来贾府的抄家，《好了歌注》所揭示的“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情景，以及四大家族上通朝廷，下结官府，相互之间荣损与共等等，这一切都自然地融进了贾府的日常琐事包括宝黛爱情悲剧的故事的演进之中，从而使读者不觉这些事件的孤立突出。从作者创作心理背景的角度来看，曹雪芹心中无疑隐藏着巨大的悲痛。当他在回忆“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因而念念不忘那“闺阁中历历有人”，准备“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的时候，由于艺术表现的独特要求，他不可能把他在政治上的悲痛遭遇尽情地写出来，而只能是较集中地描绘爱情和家庭的悲欢离合，兴衰际遇，并且“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地写出来，把它写得那么突出，那么激动人心。但从他写的这段悲欢离合的爱情经历中，仍旧透露出那隐藏的巨大悲痛，真如“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中藏无限政治隐痛。总之，《红楼梦》的内容是深广的，包含着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内容。但如果由此认为它不是爱情小说，而是政治小说，则无疑是偏颇之论，或说写爱情就是“为了”掩盖政治，也不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在作者的形象构思和艺术描绘中，爱情与政治之间，也不是等量的，更不是掩盖与被掩盖的关系，而是在爱情的描绘中十分自然地渗透了相应的政治内容。
毛泽东的文学观、哲学观和历史观，是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
把小说当历史来读的提法，进而从小说看历史的批评方法，我以为是完全可以的，清代的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六经”尚且可以当作“史”来读，何况一些在内容上纪实性很强，或创作方法上属于现实主义的小说作品。古人读书、解书，有所谓“八面受敌”法，就是说一部书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体会和评价。一部《史记》，既是历史著述的典范，又是文学史上的奇篇。说《红楼梦》、《金瓶梅》写了精细的社会历史，自是不难理解的。再说，当作历史来读、来评，并不等于把它当作了历史。是小说作品，仍然是小说作品，绝不会因为被当作历史来读、来评，因而使读者和评论者就真的误以为它就是句句有出处的史料，也丝毫不妨碍你仍然把它作为文学作品来体会，对它作审美的分析；相反，如果你对《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已作过多面的了解，那么，你对它的思想深度、生活深度、时代影响、历史和美学方面的成就等等，就会了解得更全面更深刻更科学，而不会停留在表面上。例如，第53回乌进孝交租的情节，不就可以启发学者们从清代的大量文献档案里找到清初王公贵族们的庄园制度进而从中看到乌进孝的影子吗？由此可见，把小说当历史来读，或从历史生活与文学形象的联系中来把握作品，非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是“八面受敌”法中很重要的一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