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年前，当摇篮中的共和国被腐败虫蛀，毛泽东盛怒之下，连续发布了三百道“猎虎令”，掀起了新中国第一次反腐败运动――“三反”（即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运动，有人称之为“开国第一刀”。“三反”同我们当前的“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相比，虽然在历史条件、具体做法等方面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两者在本质上和意义上是一致的，都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都是为着纯洁我们党的队伍、坚持共产主义纯洁性的斗争。“三反”运动，从1951年12月开始，到1952年秋天结束，历时十个多月。当时这一运动的开展，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纵观这一运动的背景和始未，不难看出，毛泽东这位杰出的人民领袖，是怎样驾着共和国的航船，力挽狂澜、破浪前进的；更能领略到他那超凡的科学预见性和执法如山的高度原则性。而科学的预见性与高度原则性的结合，就构成了毛泽东领导“三反”运动的思维艺术。
一、超凡的科学预见性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读完郭沫若的史学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后，思绪万千。他透过郭沫若描述的历史风云，思虑着这一部值得中国共产党人永远警觉的兴亡史：因为胜利而骄做，因为骄做而腐败，因腐败而亡国。所谓“打江山十八年，坐江山十八天”，一个含辛茹苦、流血流汗打下来的政权，因腐败而上崩瓦解了，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于是，毛泽东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发给每个党员，并对党的高级干部们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做的错误。”
1949年3月，全国解放在即。胜利了，毛泽东那颗叱咤风云的心变得更加沉重，他在划时代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做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28页）
这是毛泽东的预见，而这预见是以李自成的兴亡为参照系，以现实为依据，建立在科学分析之上的预见。毛泽东的思维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一、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变了。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处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离开了人民，就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党将成为执政党，党的干部也将成为受人民委托的各级掌权者。在新的考验面前，有些党员干部可能并不珍重人民群众给予的荣誉和权利，继续保持共产党员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自侍有功，脱离群众，贪图名利，个人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以致堕落成不顾党纪国法、不管人民疾昔的官僚主义者或贪污犯。
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变了。革命胜利了，我们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入城市，并由城市领导农村。这对于加强无产阶级对整个国家的领导，对于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意义十分重大。然而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是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盘踞的地方，也是民族资产阶级比较集中的地方，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很深。面对新的环境，有些党员干部可能并不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习和掌握领导和管理城市的工作艺术，反而经受不住花花世界、金钱美色的引诱而蜕化变质。
三、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对象变了。革命胜利了，我们的工作对象除了原有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外，将多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将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的政策，将尽可能地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以便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十分必要的。面对新的工作对象，可能有些党员干部不是坚持原则，对资本家进行团结改造，而是放松了自己世界观的改造，贪图个人享受，吃私受贿，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
进城以后的情况，确实被毛泽东言中了。这不是神机妙算，而是辩证的分析、科学的预见。
二、执法如山的高度原则性
新中国成立后两年的事实告诉我们：有些共产党员，能经受起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的锻炼和考验，然而却经不起和平环境中的革命实践的锻炼和考验。象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刘青山、张子善是在三十年代初革命处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加入共产党的。他们在长期的艰苦的战争环境里，都曾奋不顾身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斗争过。一个因参加农民暴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后，遭到严刑拷打，丝毫没有屈服；另一个在被捕入狱后，还参加过绝食斗争和卧轨斗争。他们在拿枪的敌人面前，确实不愧英雄的称号。可是在全国胜利后的和平环境里却堕落成人民的罪人而被处决。他们贪污、挥霍国家财产竟达三万多元。类似的案件，在全国各地并非少见。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开展，也不得不开展了。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及时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接着，党中央在12月问先后发出关于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和指示。12月8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电告各省、军区：“号召但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元旦过后不几天，毛泽东再次发出同样的指示，这一次使用的字眼是“杀”：“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为了使“三反”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并取得更大的成果，1952年2月间，党中央发出了“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的指示。要求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标准的教育，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要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大胆地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1952年10月，“三反”运动胜利结束。
“三反”，运动的胜利，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纯洁了党的肌体，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气，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毛泽”东这“开国第一刀”，顺应民意，深得人心。从“三反”运动的全过程来看，虽说毛泽东成竹在胸、指挥若定、从容不迫，使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他的心情并不平静，有时他恨铁不成钢，有时要“挥泪斩马谡”。但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必须来这“开国第一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事业的危害是很大的。它损害了党的威信，破坏了党群关系，“三反”是关系到我们党、我们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毛泽东执法如山的高度原则性，流芳后世。“开国第一刀”，也凝聚着毛泽东的深层思考：
第一，想通过“三反”运动告诉我们，在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共产党员不能停留下来，追求个人享受。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11―41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青山、张子善等一类人的蜕化变质，就是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新的发展阶段停留下来不再前进的事例。刘青山说：“老子们拼命打下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这话表明他完全忘记了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充分暴露了他以及和他类似的人，革命性已经完结。因此，应当经常（特别是在革命事业新的发展价段上）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永远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
第二，想通过“三反”运动表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并不改变我们党所采取的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建国初期，我们党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完全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三反”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纯洁党的自身，并不是在那时就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只要资本家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在国家规定的限度内，还是允许他获得合法利润的。
第三，想通过“三反”运动证明，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建国初期，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迫切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并进而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三反”，制止了贪污、浪费现象和欺诈、盗骗活动的发展，保护了国家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限制了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欲念，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力地保证了党的中心工作的开展和实施。
第四，想通过“三反”运动告诉我们，共产党决不允许自己的党员和干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共产党员必须严守党纪国法，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在“三反”运动中，党对违法犯罪的党员和干部的处理，比对不法资本家的处理要严厉得多。列宁早就说过，对于违法犯罪的共产党员，应当“比非党人员三倍严厉地惩办”。党并没有因为刘青山、张子善过去有过功劳，就宽恕了他们。不这样做，就不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就不能履行对人民的神圣职责，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经过对蜕化变质分子的淘汰，我们的党就会更纯洁，更健康，更会得到人民的信赖和拥护。
毛泽东在“三反”运动中执法如山的高度原则性，以及他对此的深层思考，具有重要的醒世作用，特别是对当前我们党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更有其现实的指导意义。
科学的预见性和高度原则性的结合，构成了毛泽东领导“三反”运动的思维艺术。透过这一思维艺术，使我们体会到：一方面，“和平演变”的危险，我们不能不看到，不能不防范；另一方面，战胜“和平演变”的条件和力量，我们也应给予充分的估计。应当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