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选上的
“接班人”、“亲密战友”与“好学生”林彪，竟是一个真正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毛泽东一生中受过多次打击，可以说，最大的打击莫过于林彪要谋害他。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林彪事件后，他一下子老了许多。1972年1月突然休克，大病一场。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他已经不能像“八大”、“九大”那样健步走上主席台。大会闭幕时，他已无力独自行走，可他又不愿让人们见他需要人搀扶行走，只好等全体代表退场后才离去。
毛泽东老了，行动不便，但脑子清楚，继续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他为身后之事在担忧，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作最后的奋斗，开展一场又一场的运动。
一、邓小平的复出与江青组阁破灭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的心情是痛苦的、矛盾的。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失败。当然毛泽东本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的。不过，林彪事件后他也作过一些自我批评，纠正了一些错误。1971年11月14日，他在一次讲话中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按：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1972年1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逝世。毛泽东在审阅悼词时将“有功有过”四字划去，肯定陈毅同志的功绩。10日举行追悼会，他临时决定要参加，连睡衣也顾不得脱，匆匆穿上外衣前往八宝山，使当时的工作人员措手不及。毛泽东对陈毅夫人张茜讲：“陈毅是个好同志。”也许是“文化大革命”挨批的缘故，张茜脱口而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毛泽东打断话说：“不能这样说，也不能全怪他。他是好人。”
“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过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他的同志、战友和朋友的追悼会。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不得不更加倚重周恩来。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新的转机。1972年5月，周恩来在例行的体验中发现早期癌症。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得知周恩来的病情后心情是异常沉重的。他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领导医疗组的工作。在今天，癌症还是不治之症，由谁来协助并接替周恩来的工作成了一大问题。正在这时，邓小平重新出现了。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生，四川省广安县人。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转苏联学习，1926年回国。1927年底到1929年夏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底和1930年初，与张云逸等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打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后任129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与刘伯承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后任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任总前委书记，后又率部队挺进西南，解放西南各省。全国解放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国务院副总理。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5年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称邓小平“有才干”，“能办事”，“周到”，一公道”是“厚道人”。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被视为后备的接班人。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毛泽东还讲过：政治局就是设计院，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我的第一接班人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前一直任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由第二位下降至第八位，但邓小平并没有受到直接冲击，排名由原第七位升到第五位，不过实际上已不能主持书记处的工作。在十月的中央工作会上邓小平与刘少奇一起受批判，刘邓并称，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
毛泽东虽然批邓，但对邓小平有好感，将他与刘少奇区别开来。1967年5月1日，毛泽东讲：邓和刘有区别，反王明路线是我一派的。在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有人极力主张在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同时也将邓小平开除出党。毛泽东在全会开幕式上讲：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是打敌人的。他写了一份自传检讨，要求不开除党籍，最好做点工作。毛泽东认为，大的工作也难作，可以做点室内整理资料的工作。在全会闭幕式上，他又讲：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应该说，邓小平同刘少奇有区别，事实上有点区别。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我们这些人举手还不容易？你们要开除，将来开除好了，我是有保留的。我这思想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总是讲几句好话。在“九大”，毛泽东也有类似的话，说：邓小平与刘少奇不同，总打了些仗，也做了好事。1969年10月，邓小平一家离开北京到江西南昌附近劳动，过普通人生活。1971年11月，邓小平听了中共中央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材料后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他写信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央决定，但无回音。第二年1月10日，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时说：邓小平性质属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听后十分高兴，暗示陈毅子女将此信息传出去。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再次写信，表示希望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些工作。此时毛泽东正在考虑由谁来协助并接任周恩来工作的问题。所以当他收到信后于8月14日作了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过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毛泽东同意邓小平复出。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协助周恩来工作。从毛泽东批示到中共中央作出正式决定中间经过七个月时间，这表明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阻力很大。在中共“十大”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委员。不久，邓小平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这年12月，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任总参谋长。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建议，同时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有关政治局委员和几个大军区负责人谈话中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也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送给邓小平两句话：“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代表时说：他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再次申明，朱德是红司令。
这说明，受林彪事件的震动，毛泽东有一定的醒悟，有一定的自我批评。但他的醒悟和自我批评是有限度的。他对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并无认识。这突出表现在他不赞成批极左思潮。
如前所述，经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
“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大泛滥。在批林过程中，周恩来提出要批极左。1972年8月10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外交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单位的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有的也会抬头。9月，又说：极左思潮不批透，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根据周恩来的讲话，《人民日报》在10月14日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和《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这是一篇有关巴枯宁的书评）。批极左思潮必然批到江青一伙头上。他们便利用《文汇报》反对《人民日报》批无政府主义，批极左，提出林彪路线的实质不是极‘左’，而是极右。在这一争论中，毛泽东支持了江青等人的意见。从此，只准批右，不准批“左”。周恩来纠“左”的工作被迫中断。
林彪事件后，接班人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毛泽东。刘少奇不行，林彪又不行，谁来接班好？这一次，他不想从原来的干部中选拔，而是想从“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人造反派中选，结果选了王洪文。王洪文原不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部，进工厂前当过兵，“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任上海革命会副主任。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在讲到这次大会有青年人参加时说到几个人，其中第一个就是王洪文。毛泽东说，“此人是王洪文，站起来看看，上海工总司负责人，上海市革委会委员，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中共“九大”时王洪文被选为中央委员。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调到北京，在第二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经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与华国锋、吴德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中央工作。在中共“十大”上，毛泽东让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九大”只选了一个副主席，“十大”选了五个副主席。王洪文排名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之前。毛泽东想把王洪文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为此，他让王洪文陪他参与会见外宾。当时王洪文仅39岁。无论是从资历看，还是从能力看，王洪文还只是个见习生，需要培训与考察。
林彪摔死后，企图取代林彪的是江青。
江青（1913～1991），山东省诸诚县人，原名李云鹤，1929年在济南入山东省实验剧院，第二年去青岛，1933年2月经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去上海，主演《娜拉》成名，取艺名蓝平。1937年10月到延安，1938年与毛泽东结婚，改名江青。结婚后，江青主要照料毛泽东的生活，
不参与政事。江青对文艺仍然恋恋不舍，曾在《打渔杀家》中扮演肖桂英。全国解放后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1951年，在批电影《武训传》过程中，江青组织人员到山东对武训进行调查，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进城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几次提议给江青以较重的工作，但都被毛泽东否决了。直到1956年，经周恩来的提议，常委们的同意，将江青与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一起任命为中共中央主席的秘书。从此，江青开始正式进入政治活动，主要帮助毛泽东收集整理国际新闻。据卫士讲：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并不美满，毛泽东曾说：江青成了“政治包袱”。毛泽东不让江青出头露面，“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的新闻媒介几乎很少提到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对此，江青大为不满。她在为自己拍的庐山汉阳峰照片配的诗中明显流露出这种恼怒的心情：“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江青涉足文艺界的斗争，1965年在毛泽东的同意下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真接介入“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改过去的方针，在政治上开始启用她。1966年2月，林彪为了讨好毛泽东，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搞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5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江青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这一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时，她在上海观察形势。7月20日回到北京后，到北京大学等单位鼓动学生造反，反工作组。从此，她由后台走到了前台，在“文化大革命”的大舞台上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江青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她好胜性强。她的个人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恶性膨胀。在中共“九大”，她想当中共中央副主席，提出多设几个副主席，遭毛泽东批驳。有人给中央写信建议选江青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指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不过，江青在
“九大”还是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江青与林彪狼狈为奸，互相利用、互相吹捧。正当林彪一伙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毛泽东时，江青于1971年6月9日给林彪照了一张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彩色秃头像，以“孜孜不倦”为题，用整页的篇幅刊登在《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纪念“七一”的7～8期合刊上。1971年9月8日，正是林彪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的日子，叶群为了掩饰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故意从北戴河给江青打电话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江青回答：“请林副主席放心。”叶群还派人给江青送几个西瓜。9月12日，正是在林彪叛逃前几小时，江青带上林彪送的四个西瓜游颐和园。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大家，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
林彪折戟沉沙后，江青立即把自己打扮成反林彪的英雄，同时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中国当代女皇。
1972年8月，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维特克来我国访问，主要想了解我国妇女运动的情况。访问期间，维特克提出要会见江青。周恩来批示：“江青如愿见，谈上一个钟头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江青为了替自己树碑立传，扬名海外，置总理批示不顾，同维特克先后在北京、广州谈话七次，长达六十多小时。江青要维特克为她写传记。她对维说：
“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我谈的都可以发表”，“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纪》，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能走斯诺的道路。”江青在谈话中信口开河，随意编造历史，美化自己，贬低、攻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中还泄露了党和国家机密。维特克答应回国写一本江青传，江青答应将谈话记录稿整理后全部奉送。江青将整理好的十来本记录稿分送给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审阅。张春桥、姚文元一字不改，退回江青，周恩来虽日理万机，又在病中，但为负责起见，仍仔细审阅了几十万字的稿子。边看边改，还几次找翻译及陪同人员座谈，听取大家意见。大家感到问题太多，不宜外送。江青大发雷霆。周恩来没有办法，只好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将所有记录稿封存。不过，维特克还是出版了《江青传》，造成很坏的影响。毛泽东就此事在朱德的信（1975年7月23日）上批写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30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批件送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批了“暂缓执行。”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虽然重用江青，但他对江青的政治野心一直很注意。1973年11月，江青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借题发挥，恶毒攻击和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代替主席”。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尼泊尔国王。会见完毕后，他在同周恩来、王洪文等人的谈话中，针对江青的攻击和诬陷说：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是她（指江青）迫不及待。
中共“十大”后，江青为了篡党的需要，在政治局内与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对此，毛泽东多次提出尖锐批评。1974年7月17
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铁钢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第一次提到“四人帮”。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处招摇撞骗，说她代表毛泽东来看大家了。针对这一点，毛泽东讲：“她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
“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说：“对她要一分为二，当然有好的方面，但是错误也是难改的。”
毛泽东发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搞“四人帮”后，对新选的接班人王洪文很快就感到失望。王洪文不行，毛泽东准备进一步重用复出后的邓小平。1974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并在大会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我国的外交政策。邓小平出席联大，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有的推测邓小平为周恩来的接替者，中国未来的总理。以前，毛泽东会见外宾有周恩来、王洪文参加。从5月开始，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同时参加，但邓小平坐的位子是以前周恩来坐的，与毛泽东挨的近，中间只隔一个外宾。王洪文的位子离毛泽东的远了，中间隔着周恩来。6～8月，毛泽东未见外宾，到9月见外宾时，王洪文已不再参加。在周恩来住院时，只由邓小平陪同会见。看来，毛泽东要邓小平接替周恩来并支撑中国政局的想法是存在的。毛泽东的这一想法当然会得到周恩来及党政军的大批老干部的支持。
如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想利用全国四届人大抢班夺权一样，江青反革命集团也想利用四届人大组阁夺权。但毛泽东不答应。1974年10月，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得知后大为不满，加紧密谋，商量对策。10月17日，江青发难大闹政治局，围攻邓小平。第二天，即10月18日，派王洪文秘密飞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王洪文造谣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味道”，他是“冒着险危险来的。”又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住在医院，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同时吹捧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王洪文去长沙的目的是想告周恩来和其他领导同志的状，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毛泽东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但王洪文没有听毛泽东的话，继续进行帮派活动。
10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唐闻生、王海蓉汇报后，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并提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1月12日，毛泽东又批示，告诫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江青不听毛泽东的告诫，11月19日写信给毛泽东，先作了几句骗人的检讨：“愧对主席的期望”、“缺乏自知之明”、“对自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然后又狡辩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针对江青继续伸手要权这一点，毛泽东再次批评：“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但江青野心不死，要求唐闻生、王海蓉给她带口信，去长沙时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听了唐闻生、王海蓉的转达后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江青受到毛泽东批评后，一股怒气一直郁闷在胸中。为了发泄她的怨恨，她将过去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的照片及所配的诗用化名在《中国摄影》上发表。她日夜梦想，有朝一日，争脱“烟雾”，“露出峥嵘”，实现她篡党夺权的狂妄野心。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行，政治思想强”，再次提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要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同时，他又指出：“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的。”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在长沙写了一个很不象样的检讨，但没有交。
1975年1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相继召开。邓小平正式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江青组阁夺权的阴谋未能得逞。会后，周恩来病重，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代总理主持国务会议。
江青组阁失败，十分恼火。在四届人大后，她把唐闻生、王海蓉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几乎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唐闻生、王海蓉把她的意见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唐闻生、王海蓉的报告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唐闻生、王海蓉问：“你呢？”毛泽东说：“不在她眼里。”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毛泽东的这话说得很透底。他深知江青的为人，深知江青积怨甚多，不得人心，党内老同志只是看在他面上，投鼠忌器，敷衍她就是了。可江青缺乏自知之明，想做女皇。毛泽东料到：在他死后，江青要闹事，但不会有她好结果。
毛泽东同意邓小平复出并委以重任，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这都是正确的，说明毛泽东有清醒的一面。但就在同一时间，毛泽东发动了一个新的运动――批林批孔。这样一来又使得中国政治复杂化了。中国上空依然存在着政治阴云。
二、“批林批孔”与“评论《水浒》”
经过毛泽东的批准，中共中央于1974年1月18日转发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紧接着，江青一伙在1月24、25日擅自召开在京部队单位、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大会前后，江青等人又以个人名义给外交部、中共中央联络部、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及连队、人民公社送材料、写信。由此，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批林批孔”。从白发苍苍的教授、学者到普通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以至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都齐声声讨孔子。
“批林批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批林批孔运动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这个运动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文化大革命”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按照“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最初设想和意图：“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者。五四以来孔子成了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的代名词。所以批孔是“文化大革命”题中应有之义。有的红卫兵在极左思潮的鼓动下，在破“四旧”时曾想要砸孔庙、毁孔府。
1966年12月，毛泽东在同一位波兰外宾谈话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针对当时西方资产阶级反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发愁吧！要抓住整个阶级斗争和还未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的影响在大学文科，如哲学、历史、美术、法律等方面存在着。他们灌输帝王将相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都同孔夫子影响联系着。要在教育战线进行革命。但当时的中心任务是斗“走资派”，“夺权”，无暇顾及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先生。在以后，虽然也有文章提到批孔，但未成气候。
1969年5月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谈到批孔。几天后，《人民
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社论《五四运动五十周年》中写进了批孔内容，其中说：“多年以来，打倒孔家店还是保护孔家店的问题，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斗争。”社论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诬蔑为“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为孔家店招魂”。但此后也没有发表有份量的批孔文章。
1973年5月的一天，江青看望毛泽东，见毛泽东那里放着大字本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他还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念给江青听：“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研究先秦诸子的论文集。郭沫若在书中表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推崇孔子，认为孔子是“一位注重实际的主张人文主义的人”。孔子的基本立场是“顺应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
“站在代表人民利益方面的”，“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他承认，他“有点袒护孔子”。他在崇孔的同时抑墨，认为墨子在公家腐败、私家前进的时代，“同情公室而反对私门。”郭沫若的书出来后，在学术界引起争论。他的好友杜国库，好墨学，担心郭沫若这样做“会替旧势力张目”。郭沫若却另有看法，认为不会的，他是本着实事求是精神写的。针对当时有人“歌颂赢政，有意阿世”这一点，他在书中对秦始皇进行多方面的批判，对“焚书坑儒”进行了抨击。故有人认为郭沫若对秦王的批评是针对蒋介石而发的。
柳宗元（773～819），唐朝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政治上主张革新，哲学上是唯物主义，诗文清新、精细、富有哲理。毛泽东很爱柳文。他曾逐字逐句阅读了章士钊撰写的《柳文指要》的书稿，提出修改意见
（该书“文化大革命”前完成初稿，1971年在毛泽东支持下出版）。柳宗元的《封建论》，肯定秦始皇废除分封，设置郡、县，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功绩，肯定唐承秦制的政治制度，反对割据，反对分裂，反对倒退。
毛泽东的四句诗，批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肯定柳宗元的《封建论》。毛泽东为什么想起看《十批判书》，而且还把郭沫若与柳宗元的《封建论》联系起来？这是一个谜。
1973年5月20日到31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为召开中共“十大”作准备。在会上，毛泽东讲：我们的同志不要光抓生产，要注意路线，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据江青在批孔运动时讲，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批孔。但毛泽东究竟讲了些什么，江青没有说。
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搞修正。”在谈话中，毛泽东讲：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沫若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的。毛泽东赞成郭沫若的中国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他提出，不能大骂秦始皇。他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8月3日，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情况汇报2253号登有杨荣国的《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杨荣国是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搞中国哲学史的。杨荣国是反孔的，这点，毛泽东早知道。他找杨文看后批示：杨文颇好。
8月5日，毛泽东叫江青去。据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毛泽东同她讲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说：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向前进的，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他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毛泽东还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孔子的态度和林彪一样。毛泽东还让江青记下他写的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诗云：“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待商量。祖尤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与郭沫若是至交，两个互相敬仰，诗作多有唱和。也许正因为交谊甚笃，所以毛泽车对《十批判书》的批评也就直言而严厉。这种批评，纯属学术问题，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不同见解，并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要公开批郭沫若。事实上，毛泽东是反对公开点名批郭沫若及《十批判书》的。谢静宜在1974年1月25日大会上讲，他们向毛主席汇报时讲到北京大学冯友兰也写了批孔文章，毛主席立即要他们取来给他。毛主席看得很仔细，连标点都注意了。当听到冯友兰的文章要在北京大学学报和报上发表时，毛主席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沫若的名字，别批郭老啊！在这次会上，江青也讲：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郭老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有很大的功劳，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同志们应该知道。
毛泽东不赞成《十批判书》的观点，不赞成孔子是代表进步势力的观点并非始于1973年。远的不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全体会上，他当着郭沫若的面讲了他对孔子、对《十批判书》的看法。他说：广东的杨荣国是反孔夫子的，拥护孔夫子的在座的有郭老、我看范（文澜）老你基本上也是学孔夫子的，你的那个书（注：指《中国通史简编》）①上还有孔夫子的相，冯友兰也是学孔夫子的。我这个人有偏向，不学孔夫子，不赞成说孔夫子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是代表奴隶主的。我同郭沫若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我不赞成。紧接着，毛泽东又谈到，人家说老子是唯物论，我不赞成。天津有个×××，说老子是唯心论。他的这些话是在谈到要注意政策，对冯友兰、翦伯赞这样的教授要给出路时顺便说的。他说这些话并非要批孔，更无批郭老、范老之意。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这是“批林批孔”运动的重头文章。毛泽东提出：南方已有文章，北方怎么办。于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梁效”）等写作班子陆续成立。毛泽东虽提出批孔，但直到中共“十大”（1973年8月24日至28日）时，他并没有把它作为批林的一部分，当成批林的深入，更没有要兴师动众，号召全党全民批孔。我这样讲的理由是：中共“十大”文件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要抓大事，抓路线，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意图，但“十大”文件中没有一字提到“批孔”。再者，王洪文在1975年5月检查中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初期我对批林批孔同贯彻十大精神对立起来，因此，我对批林批孔是不理解的。”王洪文的检讨从另一方面证明，直到“十大”，毛泽东还没有显露出要把批孔当作政治运动搞。
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修筑了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国，采用集权制，由中央派人到各地，几年一换，不搞世袭。
在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过程中，发现林彪、叶群在1969年10月至1970年元旦的三个月里，连续书写四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林彪还从中国历史上寻找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策略。孔子讲：“小不忍则乱大谋。”林彪常常“忍耐”告诫自己，“不要为一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林彪采用“韬晦”之计掩饰自己的野心。迟群、谢静宜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谈到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毛泽东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毛泽东要他们搞一个林彪有那些孔孟言论或者类似孔孟语言的材料。开始，他们只搞了个两三页材料，送毛泽东一份，同时也送江青一份。江青从毛泽东的读书、谈话中感到毛泽东对批孔有兴趣，便想从中做文章。江青认为，材
①1964年，全国政协委员七大会。闭会那天，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同与会者照相。照相间，毛泽东对冯友兰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151页。
料不多，要重新搞。于是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从林彪的笔记、手书题词、摘录的卡片及公开的言论中选编成了《林彪与孔孟之道》，该材料把林彪一伙言论与孔孟之道相对照，以揭露林彪一伙“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由此看来，毛泽东想通过批孔，进一步揭露林彪的思想根源、林彪的极右实质以及批判社会上存在的所谓“右倾思潮”，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发动全国人民搞批孔，也与他过分夸大意识形态作用有关系。
江青一伙想在批林批孔的旗号下达到自己篡党夺权的目的。第一，江青利用批孔，到处写信、送材料，把自己打扮成批林批孔的领导，组织者，以捞取政治资本。这一点，毛泽东有所察觉，批评说：“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第二，打着批孔的旗帜，批“现代大儒”、批“宰相”、批“周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同时又捧吕后，武则天，为江青当女皇造舆论。江青一伙在1月25日会上，突然提出反“走后门”，三箭齐发，目的在于打击老同志。毛泽东发现后在2月15日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杂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他认为，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群众有意见。应当加以纠正。但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第三，他们打着批林批孔旗帜，组织所谓“理论队伍”，培植自己的党羽和势力，为他们寡党夺权造舆论。1974年是批林批孔年，也可以说是江青的野心急剧膨胀的上一年。正是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她才在四届人大前公开向党夺权，要“组阁”，当后台老板，但毛泽东不同意，遭到破灭。
江青一伙搞批孔，是一场政治阴谋。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批孔。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第一，毛泽东对孔子、秦始皇的评介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孔子、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其特殊地位的人物，对他们历来就有不同的评价。一般说来，进步的，革新的思想家、政治家多数反对孔子，推崇秦始皇；保守的思想家、政治家多数赞成孔子，反对秦始皇。毛泽东在1973年对孔子、秦始皇主要是着眼于从政治上评价，政治评价压过学术评价。毛泽东搞批孔，是出于反“右倾”、反“保守”、反“复辟”和坚持“文化大革命”政治需要。到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还说：“要批孔。有些人不知道孔子的情况，可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看郭沫若《十批判书》中崇儒反法部分。”
第二，毛泽东对孔子、秦始皇的评价包含着对林彪攻击的回答。林彪攻击毛泽东是“当代秦始皇”，这并不是林彪的发明，早已有之，而且也早就受到毛泽东的批驳。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厚今薄古”时说，“秦始皇是厚古薄今的专家。”林彪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紧接着驳斥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生，我们坑得比他多。我们在镇反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知识分子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过，你骂我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毛泽东对秦始皇作了具体历史的分析，肯定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革命性，肯定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上的历史功绩，为秦始皇辩护。但由此不能得出毛泽东全面肯定秦始皇，他对秦始皇残酷剥削、压迫农民是否定的。在这方面，他肯定的是秦王朝的对立面陈胜、吴广。1975年正当有人大捧秦始皇，不准人们讲秦始皇的缺点时，在毛泽东身边为毛泽东读书的芦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问他：对秦始皇到底怎么看？他指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了进取性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①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毛泽东的这些说法同他以往的评价是一致的。
第三，维护国家的统一。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是打着行“仁政”的法西斯分子。他企图建立“父传子”的林家法西斯王朝。不过，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辩护也包含有对“文化大革命”中过火行动的辩护。从林彪事件中，他深深感到党内矛盾很大，弄不好发生分裂。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忧虑他赞扬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肯定仰宗元的《封建论》，提出“莫从子厚返文王”。
第四，毛泽东认为，政治上，孔子是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是保守的。这种评价同他以往的看法是一致的。在学问上，毛泽东认为“孔学名高实秕糠”，这就同他以往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政治上否定孔子的同时，承认孔子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他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共产党人应当批判地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他在抗大的多次讲话中针对有的人不安心于教育工作这一点说：孔子是个教员，要学习孔子当教员；孔子是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人。1939年2月，他在致张闻天的信中在批评孔子的观念论和形而上学的同时，指出了孔子思想中合理的、积极的一面。他尤其肯定孔子在教育上的功绩。1943年，他针对一部分人认为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不良传统的观点，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中有批评孔子的地方，但更多地是汲取了孔子思想中有价值的东西。如，他提出共产党人要学孔夫子的“不耻下问”、“每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孔子说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毛泽东觉得孔子说的在理，他给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为李敏和李讷。①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在政治上继续批评孔子，认为孔子杀少正卯，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味道，不民主。不过，建国后，他同样承认孔子在学术上的地位。1956年，他在音乐工作者谈话时称孔子是教育家、音乐家。1956年，他在《水调歌头・游泳》的词中直接填进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①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人民出版社①在离开延安、辗转陕北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故女儿也随叫姓李。
1957～1958年，毛泽东在不少讲话讲到孔子是有学问的。在“八大”二次会上，他讲：从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在开始创立新学派时，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被人看不起，被压迫。他列举了中外许多人，其中讲到孔子。他说：孔夫子在青年时也没有什么地位，当过吹鼓手，在人家办丧事时给人家喊礼，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司法部长，也是短期的。他当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但学了很多本领。颜渊是孔子的弟子，算二等圣人，他死时才32岁。还是在1958年，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到“有实无名”时说：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子、耶稣、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按博士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以后不大灵了。到了唐朝又好一点，特别是宋朝朱熹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升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了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话上批评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时，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说：“现在课程太多，教育的办法是摧残人材，推残青年。我们丢了孔夫子的主流。他只有六门：礼、乐、射、御、书、数。”又说：“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
很明显，毛泽东在1973年的“孔学名高实秕糠”的说法同他以往一贯的看法是相矛盾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对孔子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
总起来看，毛泽东提出批孔是为了进一步批林，批右倾，清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是为了反对复古、倒退，为了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
“成果”，为了“继续革命”。所以，他领导的批孔运动是错误的，应予以否定。至于他对孔子的评价，作为一家之言继续可以争鸣，可以赞同，也可以反对。我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对孔子的评价比较恰当。“孔学名高实秕糠”一语明显不符合历史实际。
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批孔做文章还没有完，便又利用《水浒》做文章了。1975年8月，他们为了摆脱挨批判的被动局面，便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掀起了一个评《水浒》的运动，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及邓小平等者一辈革命家。
评《水浒》的事是怎样起来的？
1975年8月13日，在毛泽东身边读书的芦荻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评价《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等几部古典小说。毛泽东先谈了《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关于《水浒》，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到了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只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这话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又传说，毛主席有一个讲话，其中提到《水浒》。因此，当谈到《水浒》时，芦荻就顺便向毛泽东请教了这件事。毛泽东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接着芦荻又问：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芦荻奉命根据毛泽东当时手书的原文和谈话记录作了整理。整理后毛泽东的谈话全文如下；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0八人之外。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在讲《水浒》时，谈笑风生，和蔼幽默，就该书的主导的政治倾向，反复举例，进行细致分析。芦荻认为：毛主席的评《水浒》，完全是对《水浒》这部小说讲的，并没有别的意思。1975年9月，她离开中南海前，给毛泽东医疗组的同志讲了怎样理解毛泽东评《水浒》的课。在讲课中，她特意说明：现在有人说党内有投降派，要抓现代的投降派，毛主席完全没有这个意思。①
第二天，即8月14日，毛泽东关于《水浒》谈话记录稿到了姚文元手里。姚文元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说：关于《水浒》的评论“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在信中提出：将毛泽东的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学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姚文元的信将毛泽东的评论直接与现实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与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了。毛泽东阅信后批示：“同意”。
毛泽东的谈话讲的是如何评论《水浒》，这也是一个学术问题，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毛泽东读了姚文元的信后便认同了，这就是姚文元反过来影响毛泽东。在姚文元的影响下，毛泽东同意了姚文元的要求，在全国开展评论《水浒》。毛泽东最初评论《水浒》是一个纯学术问题，但到他同意批转姚文元的信，在报刊上开展评，《水浒》时，已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不过毛泽东同意开展评《水浒》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反修防修的政治思想教育，而不是想要再打倒一些老干部。
江青反革命集团却另有打算。他们把毛泽东的“屏晁盖于一百○八之外”，歪曲为“宋江架空晁盖”，说这是毛泽东谈话的“要害”。1975年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大寨召开。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及其他的讲话、谈话中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
①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毛泽东同志八十九诞辰纪念文选》第255～257页。
投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党内就有投降派。”“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江青明目张胆地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搞修正主义，是投降派。江青无理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识破了江青的阴谋，及时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知道后愤怒地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攻击、诬蔑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阴谋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越发嚣张。江青继续在做“女皇梦”。
周恩来知道江青等人一直对他进行攻击、诬蔑。对此，周恩来忍辱负重，内心十分痛苦。1975年7月1日，他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完中泰建交公报后，一部分工作人员趁摄影记者还在，要求总理同他们合影，周恩来答应了，但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打××”。9月，周恩来病情急转直下。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对他再次进行手术。手术前，他或许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要来了自己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自己已经发抖了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
（前），一九七五年、九、二十。”在进入手术室时，他大声说：“我是忠于党的！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恩来的这些话，是对江青一伙的诬蔑、攻击的强烈抗议，也反映了他对在身后可能遭到诽谤和攻击的担忧。
三、理论遗嘱与再批资产阶级法权
全国四届人大召开前后，毛泽东一方面苦心安排人事，重新重用邓小平，甚至考虑邓小平接班；另一方面继续从理论上思索如何“防修”“反修”。
1974年12月26日，在他八十一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同周恩来来商谈完全国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之后，还在一起研究了理论问题。周恩来在谈话后将毛泽东的意见整理成书面文字，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只改了几个字，如在林彪后面加上“一类”二字。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全文如下：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再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周恩来在传达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时说：要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第五章。列宁在这里指出，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时期内，不仅还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还要学习“九大”政治报告第一部分那里引用列宁的话、主席的话。周恩来的这些话，除“主席的话”外，很可能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我们现在正遇到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保护资产阶级的不平等，保护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还要多少年还是这样，然后才能到共产主义。
到了1975年底，毛泽东又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制，不管你人多，人少。他还指出，一部分老干部，对批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思想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周恩来整理的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不足四百字，但同毛泽东在此前后的其他谈话联系起来看，这简短的话集中反映了他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所思考的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指示”可以看成是毛泽东的理论遗嘱。这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还好。他在长沙岳麓山住的三个月里，曾五次下山到省游泳馆游泳，每次半小时，上下游泳池扶梯都是自己走的，平时走路也平衡。在1975年，毛泽东的记忆力仍极好。这方面有两件事可以作证：
一件是：1975年春，广安门医院的一位眼科大夫参加会诊。毛泽东得知这位医生叫唐由之后说：“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读书人。他可能读过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由之”的名字。接着，他背诵了鲁迅当年悼念杨铨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令在场的专家们惊叹不已。
另一件是：1975年5月29日，芦荻去中南海为毛泽东读书。在芦荻见面道过姓名后，毛泽东说：“你大概喜欢秋天吧！”芦荻一时不知所对。毛泽东爽朗地笑道：“你为什么叫芦荻？会背刘禹锡写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因为诗的最后一句含有“芦荻”二字，故毛泽东发此问。芦荻把这首诗背了一遍，接着毛泽东也铿锵有力地吟诵了这首诗：“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芦荻回忆说：一次她背诵李商隐的一首诗，背错了一字，主席立即让她停下，进行纠正。芦荻说：主席有惊人的记忆力，不仅能背诵诗歌，连小说、散文也能大段大段背下来。一次为了注释江淹《恨赋》中的一个“溢”字，主席就把“西厢记”中的原文背了一大段。
这说明，毛泽东在谈理论问题时身体尚好，脑子清楚，将“理论问题指示”看成是他的理论遗嘱是完全可以的。
“理论问题指示”的中心点，仍是如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主要是涉及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在思索，
“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的原因，思索社会主义社会里产生修正主义的经济因素或经济根源，以及如何防止产生修正主义。
如本书第二章所说：在1958年，毛泽东为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提出破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在纠正共产风以后，这一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了。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保留商品生产。1962年，他在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上所作报告时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原则。”这是经过了共产风、平均主义的沉痛教训后而得出的正确结论。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思想又起了变化，赞扬供给制，把任何的物质奖励都视为修正主义。1967年“五一节”时，他在谈到我们一定不要脱离群众时说：我们党在49年、50年、51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蓬，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后来搞薪金制，群众就不欢迎我们了。又说：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习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过来。他的这些话是在参加庆祝五一节活动过程中说的，是非正式的，后来并没有去实行。不过，他的那些话很能反映了他的思想倾向。在中共“九大”，他把注重利润，搞奖金，搞物质刺激，都看成是修正主义。他赞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不赞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的口号。他又回忆起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他说：“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二钱盐，一斤半米。这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大军所过，那里能搞到？就吃辣椒。现在进了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他依然十分怀念供给制。不过，经过1958年的教训，他不再会重犯刮“共产风”的错误。
“理论问题指示”是毛泽东以往“左”的错误思想的继续和发展，第一，他不仅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中体现的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误解为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且进而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看成“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抹杀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同资本主义按资本分配的质的不同，抹杀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在性质上不同。毛泽东承认：“所有制变更了。”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毛泽东以前也这样认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分配、交换。所有制不同，分配、交换也就不同。他一方面承认“所有制变更”，另一方面又讲分配，交换同
“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是明显的矛盾，讲不通。第二，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八级工资制同修正主义上台联系，这实际上是把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看成是产生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正因为如此，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毛泽东的指示发表后写文章公开宣传，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是产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土壤和温床。
有鉴于1958年的教训，毛泽东没有提出要“破除”或“取消”这些法权，而认为在现今条件下，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至于如何限制，他本人也没具体说明。从“文化大革命”所施行的政策和当时报刊的宣传看，不外是这样一些：
在分配领域中强调政治挂帅，缩小工资级别的差别，取消奖金和实物奖励，取消记件工资制；在流通、交换方面，只承认国家的统一计划，否认市场调节的作用，取消自由市场，等等。其结果是按劳分配原则遭破坏，平均主义盛行，商品流通不畅，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严重阻碍生产的发展。他这次谈资产阶级法权同1958年还有一点不同，上一次是为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这一次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出修正主义。他两次谈资产阶级法权，错误性质是同一的，表现的形式则不同。
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引列宁的关于“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的话。列宁的这话，毛泽东常引用。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建议引了这话。1966年5月，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引了列宁的话，并讲：主席说要经常温习、宣传列宁的这话。“九大”政治报告中也引了它。1970年12月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发展，那当然是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富裕中农，“他们每
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他在1975年底，又讲到列宁的话。这说明，列宁的这一语录对毛泽东影响很深。不过，他将列宁的这一语录教条化了。列宁讲的小生产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权还不很巩固，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还未基本完成之前的小生产者。这样的小生产如列宁所说会经常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成后，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农民已由个体的劳动者变成了集体劳动者，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农民。合作化后的农民无疑仍然保留有私有心理和习惯，无疑其中也会有极少人搞资本主义活动，分泌出资本主义，但这同合作化前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他没有看到这种不同，夸大了社会主义社会里农民中存在的落后面。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农村大批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是对农民不放心的一种表现。
第二，毛泽东进一步扩大了列宁的话。他说，不仅小生产是这样，而且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也会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现今的社会条件下，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党员中，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确实还产生某些腐败现象和蜕化变质分子，也确实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的照牌，而实际上比旧社会的资本家还厉害。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否认这一点，看不到这一点，是极其有害的。毛泽东一直警惕注意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过分夸大了这一点。正是由于夸大了这些阴暗面，他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今后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不断清除党内“走资派”。
总之，从“理论问题指示”中我们可看出，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还在思考如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如何反修防修的问题。他最为关注的是三点：
（一）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亦即是从经济基础上如伺防止出修正主义问题；
（二）小生产者问题，亦即是教育农民问题；（三）党内问题，如何防止党内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我以为，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可以看成是他“继续革命理论”的最后完成，关于“反修”“防修”的最后思考。
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应当加以否定。但在否定它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其中确有合理的一面。它提出了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第一，他把按劳分配、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看成是产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经济条件，这是错误的。但他看到了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的消极面，这有合理因素。社会主义的实践告诉我们：限制商品生产、取消商品生产、轻视货币交换的作用，都是不行的。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社会主义的实践又告诉我们：在现今的国际条件下，在现有的生产力基础上和现在政治思想状况下，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必然存在着消极面，它会产生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会产生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中曾出的某些现象，如商品生产者为了追求利润，可以不择手段，损害国家、集体、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会产生无政府状况，会有人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污腐化，也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如不加以限制，这些消极东西就会泛滥成灾。倘若因为由于这些消极东西出现，就又批商品生产，限制商品交换，那就大错特错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要总结经验，采用经济、行政、法律、政治思想教育等多种手段来限制它的消极作用。
第二，他指出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会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可以说，从1956年以来，他十分警惕党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会不会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问题，担心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内出问题。他的这种担心不是毫无道理的。他的错误在于过分夸大了黑暗面，又错误地采用了“大民主”的方式。中国革命胜利己有40多年了，如何防止共产党内和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腐化，依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现在很清楚，社会主义国家出问题，主要是共产党自身出了问题。毛泽东看到这一点是有历史的远见的。
第三，他夸大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民的落后面，把合作化前的个体农民和合作化后的集体农民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但也应看到，社会主义的农仍然有两重性，教育、组织、引导农民仍然是一大问题。
第四，他指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性。毛泽东的
“理论问题指示”是错误的，但他自认为是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他悲剧之所在。不过，他提出要弄清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论点是令人深思的。
四、“文化大革命”“三七”开与再次批邓
人事安排和理论问题，是毛泽东同时向周恩来交待的两件大事。
当时听过传达的人，谁也没有觉察出这两件事，存在着难以统一的矛盾。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邓小平被定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司令，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而现在，邓小平复出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复出，毛泽东把党（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大权全面交给他，让他代理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对邓小平的这种安排，
不啻是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搞邓搞错了。这就不能不涉及到对
“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对邓小平这种安排最后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这种安排实质上是对自己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否定。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坚持原来的一套“继续革命理论”，继续让张春桥、姚文元一类人主管意识形态，写文章，造舆论。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
这两件事无法统一，只能二方吃掉另一方。
江青一伙在利用全国四届人大“组阁”夺权失败后并不甘心。他们一方面利用毛泽东要他们写文章之机，继续大肆鼓吹极左理论，另一方面，他们又别有用心地提出批经验主义。他们鼓吹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企图借批经验主义，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打倒一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毛泽东似乎洞悉了他们的阴谋。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正懂得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一种不懂马列的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这一批示给“四人帮”批经验主义以当头一棒，在当时起了好作用。毛泽东对党内理论状况的估计，也是符合实际的，确实党内真正懂得马列的不多。
他提出要以多年时间学马列，也是对的。不过，毛泽东批示一开头的几句话却令人费解。他把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都包括在修正主义里，这就把修正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概念弄得模糊不清。从今天的眼光看：那时党内修正主义并不是主要危险，而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确实严重存在着。在对马列理论（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上有教条主义的毛病，而在实际的工作中，在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上则表现为经验主义。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批评“四人帮”，批评他们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毛泽东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打。”“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他提出，“不要看低教条主义”。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四人帮”宗派反党活动，警告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他严肃地向政治局委员讲：“四人帮”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在会上，毛泽东把周恩来拉坐在自己的右边，把叶剑英拉坐在自己的左边，对“四人帮”说，你们为什么老和他们过不去，你们批他们，要犯错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四人帮”被迫作检讨。江青在6月28日给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委员的检讨中说：“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过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江青的检讨是假的。1976年3月2日，江青在讲话中大骂邓小平，大骂政治局会议对她的批评、帮助，说从4月底斗她到6月。政治局对江青的批评，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毛泽东说，这个会开得好呀！就是要斗她一斗，她是从来不接受批评的。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批评下，“四人帮”的气焰暂时有所收敛。
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也在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某些“左”的错误。
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请示报告上指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7月2日，毛泽东指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乍，有病的先养起来，并治病。”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有一批者同志出狱治病或分配工作。
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应调整文艺政策：现在“样板戏太少，而稍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7月14日，他又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他还以受到恩格斯批判的杜林为例指出：“《反杜林论》，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么？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1975年4月，“四人帮”一伙对反映大庆石油会战，表现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电影《创业》，罗列十大罪名（如“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写活着的真人真事”、“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较差”等），将影片一棍子打死。《创业》编剧张天民上诉毛泽东。7月25日，毛泽东指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指示，又给江青一伙当头一棒。江青为此十分恼火，暴跳三丈。这年9月，她在山西大寨，对张天民说：“娃娃，你告了老娘一个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寥寥数语，自画了一幅泼妇的丑像。
10月16日，毛泽东在《学部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上批示：
“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他还引用了汉朝东方朔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话教育大家，对人要求不可过高。
毛泽东的上述指示、谈话，是在纠“左”，无疑是正确的。按照毛泽东的精神，邓小平在主持工作后召开了解决交通、工业、农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全国的形势明显好转。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纠正。不过，他还是在利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的。他在一次讲话中把毛泽东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作为当前各项工作的“总纲”，认为“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邓小平这样做，是为了强调“安定团结”的重要和突出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种修正。
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最初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但在实行过程中，又超出了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必然受到“四人帮”及各部门各地区造反起家人的反对与不满，因为各部门、各地区在整顿中整了一批造反起家的人。
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行动已经很困难，他已无法出席政治局会议。但党和国家的大事又非他点头认可不可。于是需要有一个联络员，做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系人。谁来当联络员，事关重大。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几乎与外界隔离，他只能根据送来的有限材料和汇报作出判断。联络员向他送什么材料，汇报什么情况直接影响到毛泽东的思想。谁当联络员？结果毛远新被选中了。毛远新是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的儿子，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造反派，当上了沈阳军区副政委、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是“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由于血缘关系，毛泽东自然是相信自己的侄子。毛远新自9月当上联络员后，便在毛泽东的耳边吹风，攻击邓小平。他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毛泽东知道，“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得罪了许多人。所以他在一些重要会议上提出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的问题。当听说有股否定文化大革命风时，自然会引起他的神经紧张。对毛泽东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不能否定的，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等于否定他自己最后十年。毛泽东相信了毛远新的意见。
正在这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8月13日、10月7日）写信给毛泽东（由邓小平转呈），告迟群、谢静宜。迟群原是中央警卫部队的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原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员，“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派到新华印刷厂支“左”，后又到清华、北大主持工作。刘冰等人的信主要揭发迟群、谢静宜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上的严重问题；揭露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全国四届人大以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教育部长，多次大哭大闹，不接电话，不看文件，不工作，喝酒，睡大觉，装风卖傻，深夜一人到校外马路上，野地里乱窜等丑恶行为，揭露他们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家长制的恶劣作风和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及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方面的问题，请求中央派人解决。信的内容井没有涉及学校“教育革命”和整个“文化大革命”。迟群、谢静宜是毛泽东派出的，也是得到毛泽东信赖的。毛泽东没有作任何调查，就断定：
“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并认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指示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开展“大辩论”，反击所谓的“右倾翻案风”。这种“反击”很快遍及全国。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不得不中断。毛泽东认为，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当然是不允许的。由于毛泽东受毛远新汇报的影响，邓小平向毛泽东再三解释，提出自己的看法，都没有用。其实在那时，邓小平只是在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恢复过去的好的作风、好的政策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在主观上并无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案的意思。毛泽东偏向江青一伙一边，再次批邓。
1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11月26日向全党发了打招呼要点。第二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又将毛泽东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谈话整理成《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发给全党。
毛泽东的谈话是在毛远新的汇报过程中所发表的意见，是由毛远新整理成的，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1949年提出国内主妄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搞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看不清楚？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的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
（二）“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就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以后还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三）“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的看法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人受了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群众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
（四）“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蒯大富、聂元梓搞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
（五）“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做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不应一棍子打死。”
此外，毛泽东谈话还涉及到资产阶级法权（这点前面已引过）、教育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划等号、建议读点哲学和读点鲁迅等方面内容。
毛泽东谈话的内容虽多，但中心很突出：维护“文化大革命”，不许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从理论上讲，毛泽东的谈话并没有提出新的东西，不过是在重复以往一贯的思想。
评判一件事、一个人，不能只看他的主观愿望，而主要是看他的行动，客观的社会实践效果。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与1958年的大跃进一样，主观愿望是美好的。毛泽东自认为，“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大课题，是一个伟大创举。在他看来，如果否定“文化大革命”，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会重犯斯大林错误，重蹈苏联变修复辟的老路。他认为，他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把气发到大多数群众身上，站到群众的对立面，“翻案不得人心。”正因为如此，他虽然承认“文化大革命”有缺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虽然承认现在要研究的是不足的方面，但总的来说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不能否定。在他的头脑中，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有关坚持革命不革命的大问题，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不能含糊所以他不顾一年前讲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再次批邓。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而且是两件中的最重要的一件。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实际上也是对他最后十年的评价。他虽然讲对自己要一分为二，“三七”开（他对“文化大革命”“三七”开，也包含有对自己最后十年的“三七”开），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可能由他自己来纠正，只能在他去世之后由他的后继者去纠正。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一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不幸。“文化大革命”在经济、政治、思想、科学、文化等造成的恶果是异常严重的。“文化大革命”应当坚决予以否定。但这种否定，不应当是形而上学的否定，而应当是有分析的、辨证的否定。《决议》正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的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