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阐述具体问题运用成语时，能够作到随手拈来，简直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列宁说过：“常常有这样的成语，它能以出人意料的恰当，表现出相当复杂现象的本质。”（引周中明《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毛泽东就善于运用这样的成语，都用得十分贴切、自然、生动。尤其是当他阐述那些复杂问题的时候，所运用的那些格言式的成语，把事理阐述得是那样深刻、得体。
首先，毛泽东能够用概括性极强的成语阐明解决问题的方向。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主张：中国的国体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但是，当时的“中华民国”并不属于中华全体民众，它只有“中华民国之名”，而无“中华民国之实”；要想使“中华民国”达到“名副其实”，还要作许多艰苦的斗争，即还需要进行长期的革命。在这个基础上，他说，“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据《新民主主义论》）。阐述建立什么样的国体和怎样建立国体问题过程中，毛泽东先后用了“名副其实”和“循名责实”两个成语，都十分恰当，特别是他对“循名责实”这个成语的运用，明确而生动地规定了此后的革命工作的目标和任务，恰到好处。
其次，毛泽东经常能够运用那些带有规律性的成语作为阐述自己某些观点的有力根据，这样做，明显地增加了对事理阐述的分量。如在阐述弱小之我进攻强大之敌时，他说应该“避其锐气，击其情归”（《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阐述游击战争如何对待暂时放弃部分土地时，他说应该“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同上）；在阐述要使具有“不确定性”的战争取得胜利必须有计划、有准备时，他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论持久战》），等等，这些成语的运用，不但使他的观点言之成理，而且持之有据。
最后，毛泽东能够利用某些常识性成语作为比喻来形象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例如，他讲经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必要性，为了明确阐明这个道理，除了用经常“洗脸”和“扫地”才能请洁的通俗比喻之外，他还用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对成语作比喻。意思是说，由于“流水”和“户枢”（“枢”，门轴）在不停地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才得以“不腐”和“不蠹”（“蠹”，虫蛀），这不正像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以“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论联合政府》）吗？又如，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说过，农民破除迷信，要等农民觉悟之后，自己丢开菩萨，共产党不必“代庖”，共产党的“宣传政策”应该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这话的意思是说，对于农民破除迷信问题，只能引导，作出示范，而不能代他们去丢菩萨（“代庖”，即“越俎代庖”，就是代替的意思），这正像高明的射手教导初射者那样，他只是张满弓，搭好箭，作出跃跃欲射的样子，却不把筋射出去。
下面，我们仅就毛泽东运用成语的形式和怎样运用成语，作一些具体评述。
①运用成语的形式毛泽东运用成语的形式，除了单一式（即一个成语单独运用）以外，主要有并列式、对比式、层递式、串用式等。并列式（含排比式）。例如：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文中把“不屈不挠”和“再接再厉”两个成语平等地排列在一起，成为一种并列式。也有超过两个成语并列者，如在《矛盾论》中，罗列革命和先进的力量取代了反动和落后的力量的许多事实之后，作者说：
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这里将“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推陈出新”三个成语乎等地排列在一起，可以视为排比式。
对比式。例如：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成语，它们在两个分句中相互对应，造成强烈的反差，这就是对比式。其他如“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用法，也属于这种情况。
层递式。例如：
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论联合政府》）
这里“民生凋敝”、“民怨沸腾”和“民变蜂起”三个成语，并不是排比。由于先有“民生”，继有“民怨”，后有“民变”；先有“凋敝”，继有“沸腾”，后有“蜂起”，因此，它们属于层递式。又如，也是在《论联合政府》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这段话中的三组“格言”、也属于谚语，同时也可以被看作是三组六个成语。每一组成语，孤立地看，两两成对，基本上属于并列式；但三组之间的关系却是层递式：因为先有“言”与“尽”的问题，接着有“罪”与“戒”的问题，最后才有“改”与“勉”的问题。
串用式。所谓串用式，是指运用的成语中可能有并列、对比、层递的因素，但又不全是那各种因素，它们只是被阐述的内容像一条线索一样连在一起。请看下面的例子：
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实践论》）
这段话里的“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天下第一”、“不自量”都是成语，它们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并列、对比，也不是排比、层递，而是由一个整体思想内容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把这种运用成语的形式姑且称为串用式。
毛泽东还常常把上述各种成语的运用形式结合起来运用。例如：
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实践论》）
短短的一句话，竟连用三个成语：“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属于并列式；“沾沽自喜”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属于串用式，这是串用式中包含并列式。又如：
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改造我们的学习》）
这句话里也有三个成语：“一知半解”和“想当然”是并列式，它们与“发号施令”也构成了串用式。这也是串用式中包含着并列式。
总之，毛泽东运用成语的形式，真可谓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
②成语的灵活运用
毛泽东运用成语，从不生吞活剥地盲目套用。我们知道，成语具有极为明显的稳定性的特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固定的意义和形式，而毛泽东除了习用性（即常规性）地恰当运用成语以外，他总是切实地根据文章和讲话的内容与读者和听众的具体需要，胸中自造炉锤，别出匠心地运用成语，因而十分灵活。他运用成语的灵活性，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方面主要包括借用、扩用、反用、仿用、新创五种情况；形式方面主要包括易位、意用、缩用三种情况。
借用。有些历史性久远的成语，其概念已经过时或落后了，对这样的成语，毛泽东常常赋与它们以新的意义。例如，“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个成语出于《礼记・祭义篇）：“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普）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可见这个成语说的是，封建的孝道是人世间普遍的共同准则；但是，毛泽东却把反映孝道普遍性准则的成语用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上，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种情况，就可以看作是对成语的借用。毛泽东这样运用成语的情况很多。
扩用。所谓扩用，就是在成语原有意义的基础上，对该成语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
“欲速则不达”，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
义是必然要失败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对于“欲速则不达”这个成语，人们只是从“单纯追求速度”因而效果不好这个角度运用它，属于贬义。但是，毛泽东又从肯定其合理因素的角度（“速”还是要的）加以补充，这样看待这个成语，就更全面，因而也更新颖了。
毛泽东扩用成语，最典型的例子，是对”对牛弹琴”这个成语的运用。“对牛弹琴”是典故兼成语，原典或传统的用法，都是讥笑“牛”太愚蠢，听不懂弹琴人（古代一个音乐家公明仪）为它所弹奏的“清角之操”，仍然“伏食如故”（典出南朝梁代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