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善于提出问题
观点是文章和讲话的重要内容，问题也是重要内容。凡是“重要的带有指导性的”文章或讲话，都应该是为了解决某一具体问题而写作或发表的，其中有些文章或讲话，就是为了回答革命或工作中提出的具体问题而写作或发表的。
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都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所以都明确地提出了具体问题。翻开《毛泽东选集》的目录，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所有文章和讲话的大标题和小标题几乎全部是各种类型的具体问题，或者其中包含着某种具体问题。其中许多文章的大小标题是《关于??的问题》、《??问题》、《关于??》，有的还以设问句形式为题，它们都属于明显的具体问题；还有些标题如《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整顿党的作风》等等，也都明显地看出其中的具体问题。也有些标题，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如《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国民党进攻的真相》等等，实质上其中也都包含着某种具体问题。
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在提出总问题之后，常常把它分解为若干小问题。例如，《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这个标题就是一个总问题，正文中又分为“和平问题”、“民主问题”、“革命前途问题”、“干部问题”、“党内民主问题”，以及团结问题等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也是一个总问题，正文中分为“关于单纯军事观点”、“关于极端民主化”、“关于非组织观点”等五个小问题。
另外，毛泽东不但习惯于利用文章和讲话的大小标题和开头提出问题，而且在行丈中间也经常随时提出一些问题。例如在各个层次或段落的开头或过渡之处，就每每以设问的方式提出具体问题（关于设问方面的问题，请参阅下文有关内容）。在行文中随时提出的问题，还往往提得十分深刻。例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讲过这样一段话：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国民党对解放区曾发动过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动员了所有的力量，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其残酷性“举世未有”，但军事“围剿”的结果是红军北上抗日的胜利，文化“围剿”的结果是“一二・九”运动的爆发，这两种“围剿”的共同结果是全国人民的觉悟。――毛泽东的这些话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问题：国民党下了那样大的决心，花费那样大的力量和那么多的时间，为什么失败了？为什么红军反而取得了胜利？全国人民和青年学生为什么更
加觉悟、更加反对国民党？然而，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最奇怪”的问题：
??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毛泽东间接直接提出的这些问题，的确耐人“深长思之”。
最后，毛泽东不但善于提出问题，而且善于抓住实质性问题。1942 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一个月中召开了三次，文艺工作者们对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由于“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党内外几十个人发了言，问题自然很多，也很复杂。毛泽东要为座谈会作总结讲话。在这种情况下，他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中心”――“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于这两个问题属于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所以属于实质性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的那篇讲话不但成为当时乃至今天指导文艺工作的重要著作，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性的光辉文献。
②善于突出问题
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为了使内容鲜明，常常设法使问题得到突出。问题一旦突出，内容自然鲜明。其突出问题的方法，除了随处（包括大小标题）提出问题和随处设问之外，主要就是充分利用开篇总捉法、段首撮要法和详主略次法等。
开篇总提法。毛泽东常常把全篇文章或讲话的总问题放在开头作为总提，然后进行分述。毛泽东运用开篇总提法，有时开门见山，例如，《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全篇内容共分为五个部分，其开篇这样说：
同志们，今天我想讲的，主要地是一些和晋绥工作有关的问题，然后讲到一些和全国工作有关的问题。
这样开篇，提纲挈领，能使人们对全篇讲话的内容“一听了然”。毛泽东运用这种方法提问题的情况很多，特别是他那些篇幅较长的文章和讲话，总是习惯于运用这种方怯，诸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等，就都运用了这种总提法。尽管其中有时也对总提的问题作一些简要说明，但总的看，还是属于开门见山的形式。
毛泽东运用开篇总提法，有时并不直接，往往与排除法和扬抑法结合起来，这样作更能使提出的问题得到突出。例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开头的有关部分是这样的：
关于这个战争（指必须进行的长期的抗日战争――引者）的各方面问题，我们已经说得很多。抗战以来的经验，我们也总结了；当前的形势，我们也估计了；全民族的紧急任务，我们也提出了；用长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的战争的理由和方法，我们也说明了；国际形势，我们也分析了。那末，还有什么问题呢？同志们，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
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
这篇报告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它是长期抗日战争“各方面问题”中的一个，并与“各方面问题”存在着密切联系。毛泽东为了在这篇讲话中突出要讲的中心问题，先把“抗日以来的经验”、“当前的形势”等五个“各方面问题”排除出去。这样的总提，虽然开始时没有一下子提出那个中心问题，但显然更突出了那个中心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总的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即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包括“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动向问题”），但其开篇总提也没有一下子提出这个问题：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叉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因此，趁着《中国文化》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
“欣欣向荣的气象”，是为一扬，“打入闷葫芦里了”是为一抑。全文总的问题就是随着这一扬之后的一抑而提出来的。这就是开篇扬抑总提法。《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的开头，也运用了这种方法：
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关于这件事，《解放日报》曾多次讨论，今愿更有所说明。
这篇文章的总问题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即“精兵简政”）。开始表扬了“许多根据地的党”，特别着重表扬了“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这是扬；然后又批评了“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这是抑；随着抑，最后才提出了要“说明”这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总问题。这种扬抑总提法也很典型，它已为许多人所熟悉和运用。由于这种技巧开始时一般都要先说一些赞誉性的话，然后用“但是”之类的词语一转，就开始批评或反驳，所以有人把这种讲话技巧说成是“‘但是’后面大作文章”。
段首撮要法。这种方法是把每一相对独立的段落内容归纳为一个小问题或小主题（这个小问题或小主题也可以称为“段旨”），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句子或词组，并把它置于该段的开头。由于这样的句子或词组，既能概括该段的内容，又属于全篇或某些较大层次的分论点或分问题，故能使文章或讲话的内容条理清晰。毛泽东经常运用这种技巧。由于技巧方法已为人们所常见、常用，比较熟悉，故可从略。
详主略次法。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一般情况下，各个层次或段落的篇幅都比较匀称、均衡、和谐。但也并不尽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情况也不少。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大多数小标题下（每一个小标题下均可视为一个段落）都不少于1000 字，而有的小标题下字数却很少，仅仅有100 字到200 字。他根据什么决定各个层次或段落的长短呢？除了根据全篇整体布局（如开头和结尾两大层次要短，中间层次要长）、考虑读者需要等各种因素的需要以外，主要就是根据内容的轻重：对反映观点（特别是主题）或问题（特别是中心问题）必要者则详，反之则略。例如，《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在讲“两套办法”一节时，对坚决抵抗日本进攻这套办法讲得极详，共有八种情况（即“八大纲领”），约占这一节的七分之六；而对不抵抗的这套办法，则讲得极略，虽然也列了八种情况，但仅用了八个“不是??而是??”这样的复句句式来阐述，字数仅约占七分之一。因为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是前者，它与“如何反对日本进攻”这个中心问题有直接关系。
如果两个问题或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反映中心观点或中心问题所必要的，那么毛泽东则详写其中更为重要的那个问题或问题的那个方面，对另一问题或问题的另一方面则略写之。例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涉及到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个小问题。它们都与”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这个总问题”密切相关。但是，由于毛泽东认为，政治标准重于艺术标准，故对政治标准的内容作了详细阐述，而对艺术标准内容的阐述，则较为简略。又如，在《矛盾论》一文中，分析矛盾的法则，先略谈矛盾的普遍性，仅用一小节，约2，700 余字；后详谈矛盾的特殊性，共用两大节，约13，000 余字。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矛盾法则的两个基本侧面，可是，要想真正理解和把握矛盾法则，主要的是把握后者，而不是前者，所以，后详而前略。他的这种详主略次法，实际上是抓住了重点，即抓住了主要矛盾或主要矛盾方面，所以很容易使他的文章和讲诺的内容，得到鲜明的突出。
当然，毛泽东也往往运用某种方法来突出文章和讲话中的分问题或分观点。抗日战争开始，立即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策略问题之一，也是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分问题之一。这就需要论及统一战线及其关系密切的关门主义问题。然而与关门主义问题相关者，还有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关系，冒险主义将来要发生的危险后果等问题，等等，可是，这些问题并不是重点，于是，作者这样说：
这里不来说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关系，也不来说冒险主义在将来大的时局开展中可能发生的危险性，这点等到将来再说不迟。这里只说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正相反对的两个不同的策略。
显然，这里也是运用排除法突出了作者要作重点论述的统一战线及其密切相关的问题。
毛泽东有时还运用衬垫法来突出文章和讲话中的分问题或分观点。1948年8 月西北野战军大量歼灭敌军，并转入大反攻，战绩辉煌。毛泽东在论述其原因时说：
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前线领导同志们的坚决的、灵活的指挥，后方领导同志们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协助，以及敌军比较孤立，地形有利于我等项，都是应当指出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
这次胜利，原因有主、客观多种因素，作者开始罗列出四项，但它们不是论述的重点问题，而仅仅是用来为那个“最值得注意的”原因――“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的整军运动”作铺垫的。这些铺垫，也确实把那个分问题“垫”得很高。这样突出主要问题的方法，既突出了主要内容，增强了鲜明性，而且也避免了片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