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所有的文章和讲话当中，他所运用的修辞手法，设问法是相当多的。据粗略的统计，在《毛泽东选集》（1―4 卷）中，设问句不少于400句。特别是在他的演说或讲演中，设问句出现得更多。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全篇仅5，600 余字，就有30 多句设问句；《必须制裁反动派》，全篇仅2，100 余字，设问句竟达21 句之多。即使在学术论文中，毛泽东也格外喜欢设问，如《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各有设问句20 多句。因此，要想学习毛泽东的语言艺术，不能不熟悉他运用设问法的各种技巧。
①运用设问法的种类
毛泽东运用设问法的种类繁多，应有尽有。其中除单一设问法（仅发问一次的技巧）之外，有连续设问法（连续设问法又包括总分设问法、并列设问法、重叠设问法）、两面设问法；另外，从问答关系的角度看，除一问一答法之外，还有一问多答法、多问一答法、连问连答法。
总分设问法。这是先作一总提性的设问，接着分为两个以上的分问题连续设向的一种设向法。例如：
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一段话，连续四问，头一向“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是总提设问，后面关于“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三问都是分问。这就是总分设问法。又如：
国民党统治者面前摆着这些反常的状况（指国统区各种腐败状况――引者），怪谁呢？怪别人，还是怪他们自己呢？怪外国缺少援助，还是怪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腐败无能呢？（《论联合政府》）
这段话中有三个问号，实际上是五个设问句。“怪谁呢？”这是总提设问；它的后面是两组四问，对于总提设问来说，它们都是分问。所以，这也是总分设问法。
并列设问法。这是把两个以上内容并列的设问句放在一起的一种设问法。例如：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是并列的两个设问句：前面是关于“普及”和“提高”的设问句，后面是关于二者关系的设问句。又如：
这个党内刊物定名为《共产党人》。它的任务是什么呢？它将写些什么
东西呢？它和别的党报有些什么不同呢？（《〈共产党人〉发刊词》）
由于《共产党人》这个杂志的“任务”、“写些什么东西”（即内容）、“和别的党报有些什么不同”（即特点）这三个问题是并列的，故这三个设问句也属于并列设问句。
重叠设问法。这种设问法，一般连续两次设问，但其设问的内容是一致的（即意思重复），其答案只有一种。不过，其内容必然是一个较为抽象，另一个较为具体：
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一个是“光明的中国”，一个是“黑暗的中国”――引者），那末，我们的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两个中国之命运》）
“怎样做”和“任务是什么”这两个问题的内容基本一致，因此只能有一个答案，但是，前者比较具体，后者比较抽象。又如：
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青年运动的方向》）
“革命的性质”和“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的内容也是一致的，不过前者比较抽象，后者比较具体。
为什么要同时提出两个内容一致的问题呢？这也属于针对性的问题。这样的设问，主要是为了针对不同的读者或听众对象。当时，延安的读者和听众的文化水平、理解能力都不一样，毛泽东对同样内容的问题的提出，既有抽象的，也有具体的，这就适应了不同层次读者或听众的需要。因此，这种设问法的运用，有时是十分必要的。
两面设问法。这种设问法，是同时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发问，因此也有人称之为“正反问”。这种设问法常用“是不是”（“是否”）、“好不好”、“会不会”（“会否”）、“能不能”（“能否”）、“对不对”（“对否”）、“行不行”（“可不可以”、“可否”）等字样发问。例如：
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会丧失党的威信？”和“不会丧失党的威信？”正反两个问题。这就是两面设问法。
运用两面设问法，有时只从一个方面回答，有时需要从两个方面都作回答。1956 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将来搞了几个五年计划，有了经验，是不是还会犯错误呢？还会犯的。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
是不会犯错误？是还会犯错误？这是两个相反的问题，但毛泽东仅作了肯定
的回答。又如，在同一篇讲话中，毛泽东又说：
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这里开头两个问号的设问，内容基本相同，属于重叠设问，可以只有一组答案；由于其中有“灵不灵”和“可不可以”的字样，故又属于两面设问，对这两面设问，毛泽东是从两个方面回答的：一方面，他否定了十月革命“不灵”和不应该作为“模范”，另一方面，则肯定了十月革命“还灵”和还应该作为“模范”。
这种两面设问法的好处是，便于具体分析和阐述具体问题，从而揭示问题的
本质。下面具体评述毛泽东运用的一问多答法、多问一答法和连问连答法。一问多答法。一次设问，作两次以上的回答，这就是一问多答法。毛泽
东运用这种方法，一问两答、三答的情况很多，一问四答、五答，甚至六答、七答者也不少见。例如：
（作战的）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论持久战》）
这是一问两答。
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这是一问三答。
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这是一问六答。还有一问七答者：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说，讨论文艺方面的具体问题，应该从当时的具体实际出发，而不应该从定义出发。说到这里，他设问道：“现在的实际是什么呢？”他只用这样一个设问句，便从七个方面加以回答，这七个方面都是当时“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面提到的重叠设问法，由于提出的两个问题内容是一致的，其答案只有一种。但是，一种答案，不一定只是一个答案；可能是一个答案，也可能是两个以上的答案。如果只是一个答案，这时的重叠设问，则属于一问一答。例如：
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青年运动的方向》）
这里的两个设问，由于内容一致，实际上只是一向；答案也只有一个。因此，这属于一问一答。如果重叠设问的答案是两个以上（仍然属于一种），则这时的重叠设问，就属于一问多答法。例如：
现在要问：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青年运动的方向》）
这里的两问，由于其中“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和“原因在什么地方”这两个问题的本质是一回事，故也属于一问，但其具体答案却有两个：一个是从敌人方面讲的，一个是从自己方面讲的。所以这时的重叠设问就属于一问多答（两答）了。
多问一答法。连续提出两个以上的问题，然后一次作答，这就是多问一答法。多问一答法有两种具体情况。第一，提出的多个问题内容不同，属于同一个总的问题中并列的多个侧面：
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着，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了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矛盾论》）
这是三问一答。这一答之前的三问，其内容是“各种性质革命的根据或条件都是什么”这个总问题的几个侧面，所以可以用同一答案回答。多问一答法的第二种情况，不太单纯，它提出的多个问题的内容并不一致，也不并列。先看两则例子。例一：
??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例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国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例一表面上是四问两答，但仔细体会，实质上是一问一答，即开始一问，最后一答。至于中间部分的三问（“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一答（“都不是”），提出问题之后，便立即予以否定了，讲话人的目的是，要排除这三个问题的内容（开头的一问，实际是总提设问，中间的三问属于分问）。例二表面上与例一不同，但实质上是一样的。它的开头一问和最后一答，是设问设答的主体。中间的设问设答（也可以变成两问一答）是主体问答的陪衬，目的也是为了排除。这种多问一答法，先提出实质性问题，但不立刻作答，而是接着提出需要否定的问题，最后再作回答。这样，正反结合，有破有立，显得问题突出，答案（观点）也突出，很值得借鉴。
连问连答法。问一次答一次，答完之后，再问再答??，这就是连问连答法。例如：
“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青年运动的方向》）
这是两问两答。毛泽东有时还作更多次连问连答：
为什么你们（指国民党政府――引者）要求和谈呢？是因为你们打了败仗。你们为什么打败仗呢？是因为你们发动反人民的国内战争。你们在什么时候发动这次国内战争呢？是在日本投降以后。你们发动这次战争是打谁呢？是打在抗日战争中立了大功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区。用什么力量来打呢？除了美国援助之外，是在你们统治区域从人民方面捉来和刮来的力量。（《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
这是五问五答。在回答前一个问题涉及到下一个问题时，毛泽东常用这种连问连答法。这种方法，能使文章和讲话的内容作连锁式的阐述，逻辑性比较强。
②设问法的灵活运用
毛泽东总是根据不同的需要，十分灵活地运用各种设问法。他运用设问法的具体情况有总提设问、标题设问、过渡设问、反驳设问、即兴设问，等等。
总提设问。这里说的总提设问，不是上文提到的“总分设问”中的“总提设问”，那里的“总提设问”是针对各个并列的“分问”而言；而这里的总提设问则是针对全篇的内容而言。
毛泽东常常在文章或讲话的开头部分安排一个或几个设问句，作为全篇内容的总提。这又分为两种具体情况。一种情况是，开篇立即作总提设问，总提设问之后，便对总提作简要说明，如说明该问题的背景、必要性等，下文就通过分述，逐步论证，直到结尾时，推出结论或主题，作为对总提设问的回答。例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开头，先提出两个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两个设问句，就是全篇内容的总提；然后，说明这两个问题的必要性和背景：“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提出总提中问题的背景；“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这可以被看作是提出总提中问题的必要性。无论是背景，还是必要性，都是说总提中的问题很重要，它们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总提设问的另一种情况是，在文章或讲话开头层次的开始时，并不直接提出问题，而是先讲提出那个问题的背景（形势），然后在开头层次的末尾时才顺势提出那个问题。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头层次的小标题是“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开头先讲考察湖南五县的时间、过程，湖南农民运动的大好形势，说当时的“农民运动的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直到接近开头层次的末尾时，作者才设问道：
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
这三个设向句都属于全文的总提设问，它们是通过总提中问题的背景介绍、必要性的说明之后才提出来的。标题设向。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有不少设问性的标题。其中有设问性
总标题，也有设问性小标题。设问性总标题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友谊”，还是侵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总标题，实际上也是全篇的总提设问。作者要通过全篇内容的逐层
阐述来回答它们，它们仍然是一种自问自答的问题，并且起着全篇总纲的作
用。至于毛泽东文章和讲话中设问性的小标题，那就更多了。例如：“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论持久战》）“为什么是持久战？”（同上）“中国向何处去？”（《新民主主义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是谁？”（《论联合政府》）“坏事能否变成好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样一些小标题，对于文章和讲话的总体内容（或总纲）来说，它们是
项目，但对于该小节或该层次来说，也属于总提设问。其作用也与一般性总提设问相似。毛泽东的文章中还有一种特殊性的总提设问，那就是在《民众的大联合》（三）中设问的例子。文章开头层次连续安排了四个设问句：
??于今进说吾国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到底有此觉悟么？有此动机么？有此能力么？可得成功么？
这也属于全篇的总提设问。因为下面各个段落的内容是分别回答这四个设问的。奇妙的是，作者又分别把这四个设问句作为下面三个段落内容的小的总提（作者把后两个设问合到了一起）。这些小的总提的顺序依次是：“（一）我们对于吾国‘民众的大联合’到底有此觉悟么？”“（二）吾国‘民众的大联合’业已有此动机么？”“（三）我们对于进行吾国‘民众的大联合’果有此能力么？果可得成功么？”请看，全文除了结尾一个层次外，开头层
次和中间层次中的各个段落都以设问句为纲目，显得文章内容眉目清晰，逻辑严密。这种设问，也属于总分设问。
过渡设问。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在层次或段落转换时，常常用设问的形式作为过渡手段。其作用除了承上启下之外，还能使启下之辞引起充分注意。过渡性的设问语句有时位于下一层次或段落的开头，有时位于上一层次或段落的末尾，有时还位于上下两个层次或段落的中间。
在《论联合政府》中有一节关于“人民的统一”这样内容的文字，开头一段提出了将分裂的中国变成统一的中国的“历史任务”，下一段转入“如何统一”的阐述。作者在下一段的开头说：“但是，如何统一呢？”这个设问句正起到了承上之“历史任务”，启下之具体办法的作用。
毛泽东运用这种设问作过渡的情况很多，诸如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什么是知识？”“有什么办法能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等等，都是置于两个层次或段落之下一层次或段落开头的过渡设问。
把过渡设问安排在上一层次或段落的末尾者，也很常见。例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二章是“中国革命”，共有两个较大的层次：第一个层次为“百年来的革命运动”的概况，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中国革命的任务；第二个层次内容是与当时中国革命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作者在第一个层次结束时安排了一连串的设问句：
那末，这个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在下面要来说明的。
这里的“那末”，是承接第一层次的内容：并列的五个设问句则分别开启下面大层次中五个小节的具体内容。这样的“节末设问”，实际上也起到了对下面层次内容的总提性作用。
像上面讲的上下两个层次或段落过渡性设问句，毛泽东有时既不放在下一层次或段落的开头，也不放在上一层次或段落的末尾，而是把它放在二者中间，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过渡段（自然段）。例如，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有两个段落：前一段提出当时（1935 年12 月）形势发生了变化，下一段讲这个形势的特点。毛泽东在两个段落中间就用了一个设问过渡句：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有两个这样的段落：上一段写革命阶级对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要亡国灭种的说法所持的革命态度，下一段写民族资产阶级和各反动阶级、国民党所持的种种态度。在这两个段落中间，作者也用了一个设问过渡句：
问题摆在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面前，摆在国民党面前，又是怎样的呢？
只有一句话，也让它们成为一个自然段！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文章或讲话的层次更加鲜明，引起读者或听众充分注意。
总之，毛泽东灵活运用设问法的情况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总提设问、标题设问、过渡设问等等以外，还有在行文过程中经常即兴设问、反驳设问等。所谓即兴设问，即是只要认为问题较为重要，有必要引起读者或听众的注意，他就随时设问。这种情况很多；那种连问连答式的设问，大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运用的。所谓反驳设问，即是用设问的方式提出敌论，一般也把它们放在段落的开头，接下去进行剖析或反驳。这成为使他的语言具有突出鲜明性的重要手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