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文为《早年毛泽东》一书的“结束语”。
本书的任务是从尽可能搜集到的资料，来叙述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生活，以及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在湖南的早期革命活动。时间的跨度是从１７岁以前在韶山的岁月开始，直到１９２３年春前往上海党中央工作为止，也即是３０岁以前特别是２０岁到３０岁这关键的十年时间。因此，这本书也可名为“３０岁以前的毛泽东”。一个人在３０岁以前可说是青年时期，即从人的整个一生来说，一般还未进入成熟时期。可是青年毛泽东是比较早熟的，这同时代和环境有关，更同他本人的好学储能和刻苦锻炼有关。毛泽东伟大的一生，是从他不同凡响的青年时期开始的。现在我们就此再作一个简要的回顾：这个历史巨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的伟大成功和晚年错误也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即１７岁以前，是在他的家乡湖南湘潭韶山农村中度过的。他家祖辈务农，父亲是一个识字不多、精明能干、亦农亦商的富农，只希望长子稍识文墨继承家业。因此，毛泽东自幼的身份是小学生兼小长工或小长工兼小学生。作田与读书，他更好读书，前后六年私塾，四书、《左传》等能背诵如流。虽说这些经书枯燥难懂，其实自幼熟读就近似电脑的软件储存，成年后自便于应用；何况经过六年师范，老师指点和自己钻研，对之作了进一步的消化。这些孔夫子的书，显然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这从五卷《毛选》中可以证实）。经书难懂，他最爱读的是《三国》、《水浒》、《西游》这些民间流传的小说，熟记其中的人物故事，倾心于造反的下层英雄。同时《纲鉴易知录》这类简明历史读本，则逐渐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历史嗜好。读书认真，“小长工”的劳动也是认真的，犁、耙、栽、割，样样都在行，而且跟人争胜，抢干重活，１３岁就在田地里当一个整劳力使唤。这样，自幼养成山区农家子弟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畏艰难，就靠双手。母亲的慈祥和乐于助人，更影响儿子同情贫弱，兼爱众生。同农民的这种天然关系，促使他一生了解农民，尊重农民，不失农民本色。好读书不仅培养了记忆力，也提高了领悟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幼善于思考。养成一种自解疑难的习惯。如在《三国》、《水浒》中，怎么没有农民当主人公呢？纳闷了两年才想通：原来文官武将不必作田，是农民养活了统治他们的统治者。《盛世危言》这本书使他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中体西用”的改良主张，于是开始忧虑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以至三十年后，还能向斯诺讲述这本书的大要。辛亥前夕因旱灾引起的长沙饥民暴动，遭到官府镇压，这个事件也使他难于忘怀，决定了他的人生取向：站在受苦受难人民的一边。
父亲的专制和刻薄，塾师的体罚和不讲理，使得这个从不愿受约束的少年养成特别倔犟而好自行其是的性格，在家中有过“忤逆不孝”的抗争，在学塾有过“不服管教”的行为。由于以强抗顽，据理辩驳，他总得到胜利。看来，从劳动到说理，他都是从不服输且好胜到底的。生活中的最大胜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媳妇；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胜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职业－－到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经过亲友的帮助（他们看重这个可造之才），他终于离家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这可说是毛泽东一生的第一个转折：１９１０年秋，１７岁时，离开了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闭塞的山村，来到当年的一个新式学堂。在这个学堂虽然只读了半年，但初次打开了眼界，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由此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尤其喜读《新民丛报》，深受梁《新民说》的影响：“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这种必先“变化民质”的思想，同五四时期的“改造国民性”是一脉相通的。他还师法急切锐利、常带感情的梁氏新文体，写得一手好文章，获得老师“气宇非凡”的赞赏。但这个学堂仍不能满足求知渴望，他急于想到省会长沙这个新天地去。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前夕，不满１８岁的毛泽东来到长沙，由此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同不能忘记广东一样，中国近代史不能忘记湖南这个地方。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出在广东，林则徐、洪秀全也同广东有关。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和陈天华都出在湖南，从王船山到谭嗣同，“趋时而更新”，“因时而变法”，经世致用，弃旧创新，形成所谓“湘学”实学学风，影响至大。湖南还出了个曾国藩，“保卫名教，收拾洪杨”，传教与事功集于一身，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宗。”他也师承王船山，并刊刻传播《船山遗书》。不论其人如何满手鲜血，如何“忠诚的虚伪”，列在他名下的“湘学”，标榜“禹墨为本，周孔为用”，“贵诚蔑浮”，崇尚艰辛勤俭，影响也极大。两种政治方向截然相反的“湘学”传统，错综复杂结为一体。当年不仅一般青年学子，即志士仁人也方向不辨、主次不分。从梁启超、杨昌济到陈独秀、毛泽东都佩服过曾国藩。这种历史现象也说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甚为复杂；反面中有正面，正面中有反面；非中有是，是中有非，其主次、轻重就看如何历史地辩证地对待。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湖南就是这样一个新旧斗争特别剧烈而复杂的地方。谭嗣同、梁启超等办时务学堂和南学会时，湖南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唐才常自立军失败，时务学堂学生被杀害的达２００多人。清末留日学生和同盟会会员也数湖南人最多。黄兴被称为革命的实行家，他领导了黄花岗起义，这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武昌起义是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为依托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种当年被世人称道的“湖南人精神”，有其深远影响。
正是在黄花岗起义时节，毛泽东到了长沙。这个有志于学的乡下青年，立即投入学生的火热斗争之中，在学校发表政见，剪辫明志。武昌起义时，他就马上投笔从戎，正式参军当兵，过了半年军营生活。这件事说明，革命形势到来时，革命与求学两事相较，前者对他是第一位的。他虽然还看不清辛亥革命实际失败了的原因（到办《湘江评论》时就清楚了），却觉得自己在军营中已无事可做，于是转而继续求学。
他是一个我行我素不受束缚的人，虽然写得一手好文章（这是旧社会头等进身之阶），很被学校当局欣赏，他还是从那呆板的课堂生活中退出来，跑到图书馆狼吞虎咽了半年，读自己爱读之书。读书是他一生最大嗜好。这时，严复译名著特别是《天演论》，以及其他西方书籍包括世界地图，使他进一步打开了眼界，不仅思考中国的问题，也思考世界的问题。从这些书籍中他受到近代启蒙教育，接受了进化论思想，认为必须以斗争、进化、自强、自立的观点和态度，来观察和对待万事万物，包括个人；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只有“早日变计”，“力今以胜古”。他自己回忆，“这是我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
１９１３年春，已经快２０岁了，由于经济不能独立，毛泽东只能违背心愿进了供膳宿的湖南第一师范，在这个学校勉强自己读了五年半，于１９１８年毕业。从１９１５到１９１８年，正是世界和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湖南长期成为南北军阀拉锯的战场，课堂也是不平静的。他利用这个学校，专心于自己喜好的社会科学（不好自然科学），从国学（经典古籍）、诗文、历史、地理到哲学、伦理学，尤好哲学，中外古今或涉猎或专攻或全书抄录。还天天读报（这也是一生习惯），关注时事。总之，一心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会的道路。他以此为己任，努力将自己塑造好；从学识、思想、能力到身体，力求向上，时有变易；不动笔不看书，每天写日记；生活极有规律，读书问难，锻炼身体，都按计划行事。他的思想随着时代前进，处在新旧交替的急剧变化之中。他自己对这段生活作了这样的评价：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毛泽东幸运的是，在这个并不称心的地方，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和很好的同学。老师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教书育人并重；同学勤学苦练，思想前进，以国家栋梁自许。他们都忧国忧民，怀有救亡革新、改造社会的志向。影响最大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国外留学十年，博通古今，学贯中西，批判分析，自成体系，而且以身作则，尽力教导学生立志复兴国家、改造社会，做一个光明磊落的有用人才。师生之间互相切磋，有如朋友和家人。蔡和森这样，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好学深思，交换心得，不分彼此。他还不以周围几个知交为满足，敢作超凡脱俗、标新立异之举，刊登启事，广结校外同志。为砥砺品行，研究学术，集体互助，努力向上，在毕业之际，他们这一群时代精英，终于结成新民学会这样的进步团体；成立时的２１人中，除罗章龙外，都是受教于杨昌济的一师学生。
在这个学校，毛泽东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施展他的学识和才具，抱负和胆略。例如，他的异乎寻常的写作才能为老师赞赏，同学传诵，还在《新青年》上发表极有思想见地的大块文章；反对袁世凯称帝时，他做了有效的宣传鼓动；他主持学友会，锻炼同学的自治能力，活跃课外生活；他创办工人夜校，为失学的工人尽心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一次长沙城短暂真空时，他领导“学生志愿军”巡逻护校，利用溃军不知虚实，竟缴了一支北军的枪械；为了解社会实情，他与好友以游学方式，在暑假中不花一文钱，周游洞庭湖滨五个县；他的“野蛮其体魄”的身体锻炼，冷浴、冬泳、露宿等，多是常人所不敢为。这个为老师看重、同学敬佩的特殊学生，在一次全校学生“人物互选”中，德智体三个方面综合票数最多，为全校第一。这件事最能说明青年毛泽东是一个何等品学兼优的学生。可以说，他的社会科学尤其文史知识水平，当年就在大学毕业生中也是佼佼者。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不过说明学校教育和学生本人的成绩。现在要说明的问题是，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今后的征途同苦难的中国前途，竟如此密不可分，结成一体。了解他的学生时代生活之后，使人深深感到，这同他离开校门时两个方面打下的基础有关：一是，他自己的学识才具和思想水平，已经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身体力行、知行结合的重现实精神，为他今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从事艰难复杂的革命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二是，他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结合了一班志同道合的亲密朋友，组织成一个战斗的团体，集体行动，共同作战。终于在湖南这个地方（也在法国勤工俭学运动中）为建立中国共产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确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幸运。
毛泽东在学校时还没有机会接触唯物主义，只能从古今中外各种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哲学中，加以分析批判和选择，同时在《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的思潮影响下，树立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他强调一个人要确立信仰和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这样才能抓住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源。他的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志向，是同改造哲学和伦理学的思想联结在一起的。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在“实现自我”；极力主张“身心并完”，“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十分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即“个人精神主义”；追求“独立所有”的道德完美境界，用自己的理想，唤醒国人，来改造这个旧世界。总之，具有救国救民“舍我其谁”这样一种英雄气概。他这种探究大本大源思想的另一特征，就是认为运动、抗争为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他从体育之研究，人皆乐“动”，而得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这一理论观点，认为“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他对一切差异、对立、冲突、动乱，不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且持赞赏喜爱的态度；认为宇宙间水力、风力因遇地势之抵阻，而益增其奔猛、怒号；战国、刘项、汉武匈奴、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他的结论是：“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在日记中写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也并非单纯从身体锻炼得来的偶感，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本源思想，并且是一贯身体力行，也为后来历史证明的他的人格个性特点。
“以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抵抗’、实现自我为人生快乐，是青年毛泽东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征。运动、斗争成了他的身心存在的第一需要。”①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离开了这所学校，踏上人生的征途，荆天棘地、狂风暴雨在等待着他们。
①李泽厚：《青年毛泽东》，《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１２６页、１２８页。
毕业之后，这一群志同道合的新民学会会员，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去向问题，一致意见是向外发展。必须走出湖南，到通都大邑，出洋留学，自由研究，获得世界知识，以求救国救民之道。恰遇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为此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久已向往的北京。克服种种困难，学会会员终于分几批到法国勤工俭学，向海外发展成为事实。毛本人决心留在国内，为学会打好基础。在北京停留的半年，更使他眼界大开。他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接触了许多他钦佩的思想激进人物，还同一些左翼青年成为朋友，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他自己回忆这半年生活：“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他深深感到，“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地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①
①《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１日。
他带着这些新思想和新的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之后不久，就爆发了五四运动。这回的主观与客观形势，就同八年之前的辛亥革命时大不相同了。毛泽东立即投入并领导了长沙的火热斗争，新民学会会员成为领导的核心，自己成为学生运动随后成为驱张运动的领袖人物。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克服抵抗”的革命活动，显示出卓越的才能和超凡的思想。这时，《伦理学原理》批语中那些纯粹思辨的东西，冥思苦想的抽象问题，“只有精神生活，而无物质生活”等等，统统不见了，而让位于当前现实的斗争和实际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他主编主撰的《湘江评论》，走出了湖南，尤其气壮山河的《民众的大联合》长文，获得辉煌的成功，在全国发生了影响。“毛泽东”这个名字开始为世人注意。
《湘江评论》开始克服唯心主义，强调从实际出发，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对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都有了新的认识：“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那时候的出版物，“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办学堂”、“办自治”、“请开议会”成风，“多半凑热闹而已”；“人入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了”。通观《湘江评论》全部文章，无一不是“研究事实和真理”，“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创刊宣言》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话说得何等明白。作者当然已感觉到，解决物质生活的吃穿住，是人类生存的首要问题。“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已接触到经济制度较之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是更为根本的东西了。吃饭同哲学相比，经济同精神相比，无疑前者是更为重要了。从而对“大本大源”的认识，开始了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变化。在长沙响应五四运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的精力多用在报刊宣传上，他写的大小文章都是国内外当时最实际的问题。为了一个赵女士在花轿中自杀，一连写了十篇文章。这就使我们想起马克思的经历：博士论文充满黑格尔唯心主义，毕业时主要想当大学教授，遇上政府反动议会的阻挠后，他转到报刊工作，从而接触到社会实际问题。投入社会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洪流后，唯心主义就随之克服了。
青年毛泽东参加并领导了群众革命运动之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进程很快。国家处在存亡危急关头，怎样才能挽救？种种社会问题同整个国家关系如何，怎样才能求得根本解决？这时的思路，自然同书斋苦思冥想时根本不同了。在五四运动中，他亲身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学习上海等地的经验，他领导的新民学会和全省学联，策动湖南各界组成了４００多个“救国十人团”，在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榜样和欧洲革命形势，也启发人们重新认识世界的走向。这都促使他从圣贤创世的历史观中走出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变革中的伟大作用：“世界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贵族、资本家和强权者赖以维持统治的，无非知识、金钱和武力三种手段，他们人数少，人民群众只要提高觉悟，广泛联合起来，这种统治手段也可转为人民所有。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觉醒。这样，圣贤豪杰同“愚人”“小人”，教化与拯救的关系，就让位于“民众的大联合”，让位于打倒一切强权的“平民主义”了；不是依靠先知先觉的头脑和精神力量，而是唯有“民众的大联合”才是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力量。中国社会存在“智愚阶级”、“贫富阶级”、“强弱阶级”；“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产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这些认识已接触到社会上阶级的对立和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了。
由于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的本质区别，毛泽东这时虽然还幻想“呼声革命”，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但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湘江评论》上已露出端倪，显示出必然的趋势，即对封建主义的痛恨，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虽然杜威的“实验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论”，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互助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大杂烩”还色彩缤纷萦绕于脑际，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不断对他起着“东风压倒西风”的作用。
湖南五四运动的直接继续是驱张运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积极策动和领导了这个运动。他们藐视张敬尧的专横残暴，不为几万“北兵”所慑服；他们手无寸铁，敢于“秀才造反”。三个驱张代表团成员秘密离开长沙，北上南下东去，毛为首的学会２０个左右会员是三个团的骨干力量，他被推为公民代表团团长，第二次来到北京。时隔一年多，这次的身份不是“卑微的”图书馆小职员，而是为民请命的湖南３０００万人民的代表；不仅出入新华门，还自办通讯社向全国报纸发稿。“张毒不去，湘无宁日。”他们使用了种种合法手段进行斗争，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声势，使这个皖系军阀臭名远扬，终于在南北军阀对峙形势消长中，从湖南败走。他利用第二次在北京停留的机会，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向李大钊等人请教，尽可能找这方面的书籍阅读，从而思索为改造中国，当前“最急切”、“最重大”的问题。这反映在１９２１年学会新年会议时提出的三大问题；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采用什么方法达到目的；当前从何着手。１９２０年初，他同学会会员通信中虽然谈到，“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但在《湘江评论》已达到的基础上，实际上他的思想在快速前进中。
驱张运动进行时，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随后迁到长沙），着手研究驱张之后下一步的行动，提出“湖南自治”的口号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政纲，而重点在“废督”，即如何避免政权继续被军阀控制。毛泽东到上海后，同陈独秀讨论了这个问题，取得相同的看法：当前中国形势，总的解决无望，“不能由总处下手”，但可以“由分处下手”。如湖南、广东这类地方，利用“地方自治”这种口号，脱离北京政府管辖，推行真正的“民治”，可望造成较好的环境。在上海停留时，他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发表在《时事新报》上①，认为这是湖南“废去督军，建设民治”的绝好机会。关于地方自治，当年孙中山、梁启超和不少地方军阀都曾热衷宣传，不过由谁领导，靠谁来办，要达到何种目的，则各持所见。张敬尧败走之后，湖南一时呈现一种新的气象，毛泽东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为湖南自治运动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利用谭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