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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柯棣华大夫〔188〕家属的慰问信（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致柯棣华大夫〔188〕家属的慰问信（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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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 【正文】 亲爱的朋友： 我谨代表第十八集团军和中国共产党，为柯棣华大夫的逝世，向你们致最深挚的悲悼。柯大夫曾予华北敌后五台区最需帮助的军民以无可比拟的贡献。 柯棣华大夫系于一九三八年受印度国民大会之命，参加其所派遣的印度医疗队，去到延安，于一九三九年进入华北游击区。他在华北曾经过许多地方，最后定居于五台区，成为故白求恩大夫事业的承继者，担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直到逝世。他的中国同志都爱他，尊敬他。为了在抗日游击根据地中之最高贵的任务，为了给伤病战士以兄弟般的友爱，他曾救活了许多抵抗日寇侵入自己祖国的战士的生命，还帮助了许多人免于残废。我们受惠于他的极多，使我们永不能忘。 柯大夫曾是中印两大民族友爱的象征，是印度人民积极参加反对日本黩武主义和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战斗的模范。他的名字将永存于他所服务终生的两大民族之间。 我们在全体爱自由的人类的共同损失中，分担你们的悲痛。 谨致热烈的敬礼！ 周恩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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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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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这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向干部做报告而写的提纲，原题为《领导与检查报告大纲》。 【正文】 一、领导者的定义。 一般干部都有做领导工作可能，而且多半已经做了领导工作。所以讲领导工作，是包含了上中下各级领导干部说的。 两岩〔189〕的工作人员，是以工作为区别，而非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来区别，更非以干部与非干部来区别。今天两岩、报馆有些同志虽未直接做领导工作，但实际上仍是领导干部。 二、领导者的立场。 党的立场就是领导干部的立场，但这样说太简单了，分开来具体说说，有下列几点： （一）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 （二）要有坚持原则精神。 （三）要相信群众力量。 （四）要有学习精神。 （五）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 （六）要有高度的纪律性。 三、领导者与领导机关。 （一）集体领导与按级领导--领导的一元化，集中化与民主生活（讨论与分工）。 （二）个人负责制与个人领导--大后方环境更需要这一方式，但在集体领导下也并不取消这一方式。 （三）直接干涉与直接解决--这不是经常的办法，而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办法或是为了示范。 四、什么是正确领导？ 我现在按照斯大林说过的三点〔190〕来加以说明： （一）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首先，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次之，要依此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确定一时期的任务和方针。再次，要依此方针，规定当前适当的口号和策略。又次，然后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这一切，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 （二）必须组织正确决定之执行。首先，要经过组织计划和指示的执行之讨论。次之，要慎选人材，负责计划之执行。再次，要组织斗争，来实现党的计划。又次，还要躬行实践，以为倡导。这样，就能从实践中证明党的路线和策略之是否正确和是否需要补充。 （三）必须组织对于执行这种决定的情形之审查。这种审查的方法：（1）不根据允诺，而看工作结果；（2）不根据室内纸上计划，而看实地情形是否做了或是否敷衍；（3）不看形式，而看内容和实际是否正确地执行或被曲解了；（4）不仅由上而下，还要由下而上地审查；（5）要有系统的经常的审查；（6）要有领导者自己参加。 这一切，正如斯大林所说，必须与群众取得联系，必须把领导者与群众两方面的经验综合起来。只有这样，领导才是正确的。 五、领导者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说用人行政是领导者的任务，这是真理。分开来看，我以为： （一）要求领导干部抓紧思想政治的领导。这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加强自己的政治锻炼。我们要求同志注意这样几件事：（1）注意大事；（2）提高政治警觉性；（3）提高理论水平；（4）加紧党内外思想斗争；（5）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成绩。 （二）要求领导干部抓紧组织领导。有了政治路线，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我们要求同志注意这样几件事：（1）要使组织领导提到政治领导的水平，这就是说，一切工作要提到原则的高度，要与政治任务联系起来；（2）要使一切组织和实际工作保证党的政治任务和工作计划的实现；（3）要注意日常党的领导，使党的组织接近于下层，工作更具体化；（4）要动员组织和群众，为克服工作中一切困难而斗争；（5）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如马虎主义，空谈家，妄自尊大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以及蜕化或腐化思想等等。 （三）慎重地挑选干部和分配工作。这也是组织工作之一，不过可以单独来说。挑选干部的标准，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政治上可以信任是先决问题。斯大林曾指出用人不依原则的危害于党。他指出这种人到什么地方，都是"随员"一大批，专用所谓"自家人"〔191〕。毛泽东同志在整风报告中，也批评这种人的不老实，而过去"钦差大臣满天飞"就犯有这种毛病。有了政治信任，用得其当（适时适地适合条件）也很重要。 （四）审查工作。审查工作人员和工作计划之执行情形。审查的任务如斯大林所说，第一是认识人材的品质，第二是查明执行机关的优劣点，第三是查明工作计划或指示本身的优劣点〔192〕。有人以为这样审查容易暴露自己弱点，有损领导威信，或动摇自己信心。这是不对的。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工作信心，改正错误后只会增强，不会减弱。只有那种要虚荣爱面子的人才会怕揭发错误呢！ （五）面向群众。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我们要求同志们：（1）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2）倾听群众意见；（3）向群众学习；（4）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 六、领导群众，结交朋友。 （一）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 （二）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只有在多数已经同意而少数尚不同意的情形下，必要时可用多数的意见强制少数执行。 （三）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 （四）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 （五）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 七、领导艺术。 列宁、斯大林论领导艺术，不可跑得太前，也不可落在运动后面，而应抓住中心一环，推向前进。 毛泽东同志论领导艺术，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 八、工作方法。 （一）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理和原则。 （二）从实际工作中规定和审查政策。 （三）要用革命的精神改造工作。 （四）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五）主要用说服的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用命令的方式。 九、工作作风。 （一）列宁的工作作风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美国人的求实精神。 （二）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 （三）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在目前，特别应反对马虎主义，空谈主义，自大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以及破坏党和军队传统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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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
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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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这是一个报告提纲，收入本书时第五部分有删节。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和回答 自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始抗战以来，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对于蒋介石国民党亦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多缺乏深刻的了解。只有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就指出他的动摇性与被动性，抗战初期又指出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到今天更指出他的法西斯性。这些都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启示，而且有其时代意义的。因此，我现在便来讲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在这里，须先回答一些疑问。 有人问：为什么早不说蒋介石国民党是法西斯主义，偏偏现在来说？我们回答：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就够了。抗战初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强调持久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认识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等到现在，他的抗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动方面日益扩大，并且著书立说，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样下去，必致抗战失败，内战重起。故我们就要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了。过去只是因他的发展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坏，故未强调，并不是没有什么法西斯派。 于是又有人问：蒋介石国民党既是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又能抗战呢？我们回答：毛泽东同志告诉了我们，他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因为他带买办性，所以当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的时候，他能依靠别的帝国主义去抵抗，并利用民族救亡高潮，起着抗战的革命作用。同时，他又带封建性，所以当同盟国家渐渐重视中国民族抗战的时候，他又回到复古的排外的思想上去，起着反动的作用。并且正因为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以对内总是反对人民，惧怕人民，压迫人民的。他的抗战是决不会彻底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争取和巩固自己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决不能成为大资产阶级的尾巴。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苏区党的代表大会上就警告了我们的〔211〕。 于是又有人问：法西斯主义是民族侵略主义，蒋介石国民党既还抗战以抵抗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叫他做法西斯主义呢？我们回答：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同志叫他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了。民族侵略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特征，不是唯一的特征。季米特洛夫报告中讲的法西斯主义的四种特征〔212〕，除了民族侵略主义这一点外，中国法西斯主义都是具有的。蒋介石国民党在历史上在现在，都是向人民向劳动群众施行最残酷的进攻，以至于进行镇压革命的内战，实行疯狂猖獗的反动和反革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死敌。只是因为中国已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环境中，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无力对外侵略。至于他对国内各小民族，还不是充满了大汉族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和传统的理藩政策〔213〕的思想么？即在对外，国民党还不是有人在提倡大中华联邦应该圈入安南、泰国、缅甸、朝鲜甚至南洋群岛么？季米特洛夫曾经说过，因各国历史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因各国民族特性及国际地位不同，所以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法西斯专政本身，在各国所采取的形式也是不同的。斯大林也早说过，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是表明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削弱，资产阶级在内政方面已经不能采用旧的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来维持其统治，因此，就只得采用恐怖的手段〔214〕。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也可以用于解释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么？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和官僚资本公开的恐怖的专政，亦即特务统治。 于是又有人问：既是这样，为什么只反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而不反对整个国民党呢？为什么只主张取消法西斯主义，而不提取消法西斯主义的头子呢？我们回答：这就因为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尚存在，尚未走到只有反动性的一面的地步，因为他们的抗战旗帜尚未倒下，国民党尚能影响一部分虽然是日渐减少的人民，尚不敢公开以法西斯主义为号召（不仅因为抗战，而且也由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不能独立，因而也不敢公开承认）。故我们只反对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并不反对那些愿意抗战愿意民主的国民党员，并且还希望他们和我们一道去反对那些反动派。故我们只主张取消法西斯主义，并且还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自动地起来取消法西斯主义而真正实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故我们只主张解散法西斯的特务组织，并不主张取消国民党组织。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日渐抬头，甚至于写出一本《中国之命运》，提出最反动的取消中共的主张，故我们今天乃必须强调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及其实质。这不仅对于中国人民是一种警醒和教育，首先对于我们党内也是一种警醒和教育，并且这是最实际的肃清党内对于大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的思想。 于是又有人问：既是这样，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是否有它的思想体系、历史根源、纲领策略和组织活动呢？我们回答：有的。下面，我们就分段来回答这些问题。 二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 打着抗战旗帜、戴着三民主义帽子的中国法西斯主义，是有其自己的思想体系的。 蒋介石的哲学思想是极端的唯心论。他最喜欢引这几句古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215〕同时，又强调"心"的作用，将孙中山的"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216〕的话，完全解释成为极端唯心论。于是他要消灭共产党，便装着"不诚无物"〔217〕的样子，很沉痛地说"不解决中共问题，死了也不瞑目"，其实这正是他"无物不诚"之处。于是他要取消边区，虽经过他在庐山谈话会〔218〕承认，经过行政院三三三次会议通过，他也可一手取消，这又是他"有物不诚"之处。 蒋介石提倡力行哲学〔219〕，其中心是要人民于不识不知之中，盲目地服从他，盲目地去行。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的时候，要人民盲从他不抗日而安内。抗战初期，要人民盲从他片面抗战。现在，又要人民盲从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其实，他在内战时，早夸下海口："剿共失败，必将自杀以谢国人。"可是从来也没见他实行过。失败时要实行连坐法〔220〕，但也没"坐"到他头上。抗战前，他也曾夸下又一海口，说"我可以相信，如果有六十万以上真正革命军，能够绝对的服从我的命令，指挥统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败这小小的倭寇"。可是，"八一三"上海战争绝对服从他命令的何止六十万，也没看见他有什么高明策略打败日本。而现在绝对服从他命令的嫡系军队更不止六十万，他反而倒要勾搭日本了。可见他的力行哲学，不止是唯心的愚民哲学，也是牛皮哲学，流氓哲学，与希特勒〔221〕如出一辙！ 蒋介石在心理建设方面，强调"独立自主"。其实，他的买办性是依赖外力，最不独立的；他的封建性，有时候又发展为排外性，而非正确的民族自主。他强调诚，但他是最不诚的。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这次抗战合作，对苏对共对人民，也就是对革命对抗战，他都没有诚意。并且他讲诚，是要别人对他诚心诚意地盲从，他对别人却丝毫也没有诚意的。 在伦理建设方面，蒋介石强调四维八德〔222〕的抽象道德。若一按之实际，则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他们不给孙夫人居住自由，不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养病自由，得苏联帮助而反苏，得共产党帮助而反共，得人民的帮助而压迫人民，满朝囤积、遍地贪污而不惩，通敌叛国、走私吃饷而不办。抗战不勇，内战当先，还谈什么忠孝！捆上疆场，官逼民反，还谈什么仁爱！抗战业已六年，还和日寇勾搭，对德既已宣战，还有信使往还，这那能说到信义！挑拨日本攻苏，飞机轰炸民变，这那能说到和平！所以他这套唯心主义的道德观，都是虚伪的。同时，也是以此惑人，要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实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好便利他的压迫和进攻。 蒋介石的历史观，是一套复古的封建思想，反映着浓厚的传统的剥削阶级意识。在《中国之命运》中，有所谓"孟子起而以孔子之道定义利王霸之分，辟杨墨，正人心，由此遂奠定中国三千年来一脉相传的正统思想之基础"的话，故《皇朝经世文编》及陈弘谋《五种遗规》两书〔223〕乃得大用。 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蒋介石的国家观，是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之实，更确切地说，是新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务统治。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就是因为他愈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软弱无力，他就愈不敢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方法，甚至连一党的专政也不敢采用，而愈要采用恐怖的手段，实行特务的统治和个人的独裁。 蒋介石的战争观，是唯武力主义。它是近代中国传统的军阀思想（曾、胡、左、李的湘、淮军传统思想〔224〕）和拿破仑〔225〕的武力统一思想的结合物，所以又叫做新军阀主义，也就是新专制主义。因为他唯武力是尚，所以他对外认为不能单独抗日，必须依靠外援。他公开说："（日本）不仅是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无论那一个地方，西边不仅是到重庆，而且可以到成都；南边不仅是到广东，而且可到梧州、邕宁。""他（指日本）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打他？不仅是没有武器可以打他，就是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政治，这些作战的条件，有那一项是具备可以同他现代国家作战呢？"因此，他的抗战国策，早就定在日本"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要吞并我们中国，而须先征服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的上头。但现在日本既未征服俄罗斯，又不能吃下美国，反倒压在中国头上，于是他便着急起来，一方面消极抗战，保存实力，以便内战，另方面便要与日本勾勾搭搭了。因为他唯武力是尚，所以他对内坚持武力统一，主张"军主政治"。他统治十八年，从一九二六年"三二○"事变〔226〕直到今天，他几乎无一年不在战争中，而且无一时不在打内战的主意。北伐前有"三二○"，北伐后有宁汉分家，宁汉合作〔227〕。内战中有党内战争，党外战争。抗战中又有削除异己，进攻中共的军事行动。 蒋介石的政党观，是要全国各党各派都统一溶化于蒋记国民党、蒋记三青团之内。他公开说："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故"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这是最露骨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思想的自白了！但是他居然还假惺惺地说："我对于中国的各种思想与组织，只要他不割据地方、反对革命；不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只要他对于国家民族和革命建国真有利益；我不但没有加以妨碍的意思，而且希望他亦能发展，亦能成功。"不要说中共及其领导的武力和边区是抗战的，是革命的组织、武力和政权，就连其他党派既没有武力，也没有政权，为什么也是一点自由没有，而且到处受压迫，更不要说"发展和成功"了。甚至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尤其是真正奉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孙夫人，还不也是不自由而受压迫么？所以国民党也好，三青团也好，都是蒋记的，早已不是孙中山改组时的国民党，也不是思想自由或各派共存的国民党了。 蒋介石对人民的看法，完全是以之为牛马的。所以他强调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要人民听话守法，任凭剥削，随他统治。所以蒋介石口中的民权主义，实是党权高于一切，早就没有民权。各级参议会、新县制等，都是粉饰门面的欺人摆设。进一步说，连党权也不是，还是军权高于一切，特务高于一切吧！ 最后，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主买办思想。他一方面侈谈工业化的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又憧憬于《礼运》大同之篇〔228〕，所以实质上他是在民生主义的幌子下，存在着最落后最反动的封建经济买办经济的思想，也就是农业中国工业外国的思想。他这种经济思想，不仅不能解决民生问题，而且必然地使中国经济更加破产，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中华民族更难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 从蒋介石这一切思想体系中，我们只能看出中国法西斯主义，决看不出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思想中的唯心观点、消极因素，被蒋介石拿来发展成为他今天的思想体系；但孙中山的思想中还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更多的革命观点，尤其在他晚年接近了共产党，采取了俄国革命的某些办法后，他的三民主义便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了。而蒋介石主义，却是另一套东西，只能成其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三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根源 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的法西斯主义，是有他们的历史来源的。蒋介石常夸称他是孙中山的信徒、学生，其实他早已不走正路，已经背叛过一次，现在又一次要背叛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具体说来，就是官僚资本（资本、土地、工具集中在极少数的官僚财阀手里）与特务制度的结合。在蒋介石身上，便是军阀、交易所老板和流氓头子的结合，他是集古今中外反动之大成的。 我们从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来看，蒋出身于封建家庭。辛亥革命〔147〕，他一出手便在军阀张宗昌〔229〕之下当排长，奉陈其美〔149〕之命杀了浙江革命党魁陶成章〔230〕，而窃取了浙江光复的革命果实。这时，孙中山是以革命党和新军、会党的结合而成功，而陈其美、蒋介石却以流氓的行径，造成革命党的初期分裂，造成辛亥以后直到现在上海滩上在帝国主义庇护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帮会相结合的流氓政治的始基。 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年，蒋介石、戴季陶〔55〕、陈果夫〔180〕结帮卷入交易所的投机浪潮中。后来这种传统，更为孔祥熙、宋子文及其他人物所发展。于是，这一买办集团，遂成为统治后二十年中国的核心。虽然蒋介石在广东也反对广东的英国买办，可是戴、陈留在上海，一开始便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联工农的三大政策，而蒋介石一到长江流域，便投入江、浙大资产阶级的怀抱，首先揭旗反苏、反共、反工农。所以蒋介石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从未真正承认，也从未真正实行过。 蒋介石虽曾一度组织黄埔军校，指挥北伐，但他的军阀思想和投机思想却与他"参加"革命相随而来。即在去苏联考察时，他所真正崇拜的，也不是苏俄革命，而是拿破仑征俄。在办黄埔之初，他是反对苏联顾问的，等到得到苏联军火帮助，他又高叫第三国际〔66〕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应该服从第三国际的指挥。然而不久，三月二十日围攻苏联顾问在广州的东山住宅的，也就是他。他办黄埔，不是以革命的战略战术思想教育学生，而是以《曾胡治兵语录》〔231〕及《拿破仑传》为之先的。他领兵东征，便与许崇智发生地盘的争执。他赶走汪精卫，更是军阀行为。他率兵北伐，对待各军，更是排除异己，拥兵自私。所以，不待宁汉分裂，他已经发展起新军阀的思想和行为了。不过当他在革命队伍时，他还是挂革命招牌，利用人民以增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等到一旦反革命，他便成为直接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了。而他所领导的集团，也是亦步亦趋地跟着他走。 十年内战，便是他这个军阀、交易所老板和流氓头子的具体表演。不论是对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党内战争还是"剿共"，他都用了这一套手法，并且从德、意、日那里学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新法宝。十年中，他派了不少的黄埔学生去学，并请了德国将军塞克特、柏林警察总监白朗堡和德国特务人员直接来教。 从西安事变〔232〕到抗战六年，他更是精彩地表演了这一套手法。不要忘记蒋介石代表的那部分半殖民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革命性一面，但更不要忘记他那反动性的另一面，而且这一面他愈玩愈精。有了十年内战的经验，所以他在这次抗战当中，居然敢演局部的内战，同时又能见风使舵，故作悬崖勒马的惊人之举。不过，我们不要为他迷住，戳穿这套西洋景，也就没有什么奥妙。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及针锋相对的办法，便是最好的对策。 四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政纲和策略 蒋介石虽标榜三民主义，但他在大革命时，并未诚意地实行过三大政策。在内战时，更将三民主义丢之脑后。抗战初期，又曾标榜过抗战建国纲领〔233〕，实际上只是骗人，并且将其中条文解释和实行成为反全面抗战、反共、反民主的东西，于是就造成法西斯的纲领，而决不是三民主义的抗战建国纲领。 这纲领我们可以为它归纳成为十二项： 一、实行消极抗战，准备对日妥协； 二、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接受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反对苏联社会主义，排斥英美自由主义； 三、通敌反共，破坏抗战，利用外援，进行内战； 四、压迫各小党派，欺凌少数民族，不顾华侨痛痒，漠视灾民苦难； 五、凭借武力，削除异己，组织特务，篡夺党权； 六、摧残民权，剥夺自由，利用保甲，实行独裁； 七、依靠官僚资本，实行独占经济，提倡商业投机，破坏工业生产； 八、滥发法币〔234〕，抬高物价，垄断民生，剥削劳动； 九、集中土地，损害民食，捆绑壮丁，损伤民力； 十、放任贪污，强征捐税，纵容走私，任意检查； 十一、焚书坑儒，荼毒青年，威迫利诱，斫丧人格； 十二、紊乱法纪，败坏道德，摧残文化，毁灭民族。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这十二条纲领，当然不是公开宣布的，也永不会公开承认的。不过，在实际上，它是一条一条一项一项在实行，而且只有比这多，不会比这少。这就是中国法西斯主义之软弱处，也正是它的无耻和卑怯处。蒋介石国民党拿着这样纲领在实行，如何能将抗战领导到胜利？无疑地，要将中国领导到分、到烂、到乱、到垮，将抗战领导到失败。 我们共产党是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进步的，我们决不容许抗战失败。我们必须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加强领导权的争取，这首先就必须壮大和巩固自身的力量，然后才能有力地领导别人，制止中间分子的动摇，孤立顽固分子，而坚决地实行我们的抗战十大纲领〔115〕和"三三制"〔208〕的施政纲领。 讲到策略，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策略是依其纲领的方向，依照蒋介石国民党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灵活运用的。 如对日的一打一拉，以冀走向有利的妥协。 如对英美的哄吓兼施，以冀得到外援便其内战。 如对苏的冷冷热热，以冀达到为它牵制日本，便其解决内争的目的。 如对地方势力、各小党派威迫利诱，以图达到离间我们、孤立我们便其各个击破的目的。 如对民族资本家、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元老时好时坏，来看他们是否对统治者怀有贰心。 如对进步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以及学生明压暗勾，以逼其离开我们，反对我们。 如对工农劳动大众监视侦察，隔断其与我们的一切来往。 最后，对待我们，则一切以消灭我们为中心，而其策略亦时软时硬。不过软的只是敷衍一时，决非真正好转，同时，也是为下一步硬的做准备；在硬的做不通时，也可暂时软一下。论时期，在内战时期，蒋介石对我们是硬打、硬捉、硬杀。但"九一八"前后，他也采取了一些软的辅助办法，那就是自首政策、内线政策等。抗战后，表面上转向团结，但是先暗斗而后明争，这时候，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便由限共、溶共而转到取消共产党。他的特务政策，也与这三时期相适应。我们如不了解蒋介石国民党反共的一贯性，便不能对他有高度的警觉和适当的斗争。同时，我们如不了解他反共政策的发展与变化，也就不能对他有适当的分析和认识，来分别对待。 五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和活动 中国法西斯主义是有它的组织的。它的组织寄生在国民党内而篡夺了党，寄生在三青团内而统治了团，寄生在军队中而管制了军队。这就是特务组织。 特务组织有三个系统： 第一个系统是在国民党内，那就是CC〔180〕。他胚胎于一九二六年，创始于大革命失败后，以中央调查统计局为其灵魂和核心。从中央直到地方有调统局、调统室。CC的势力也就是特务的势力，笼罩全党，伸入到全国的民政系统、教育系统，伸入到全国部分的建设机关、交通机关、财政税收机关、银行机关（如交通银行及某些私人银行）和救济、华侨、妇女团体。他掌握着文化宣传机关和出版事业。宣传方针以反共为第一。国民党经费，一九四三年度预算为二万万八千四百万元，大部分是用在特务的党务活动上，而特别费并不在内。 第二个系统是在三青团内。那就是以复兴社为前身而转成今日三青团内的特务组织。复兴社胚胎于孙文主义学会〔140〕和黄埔军校同学会〔235〕，创始于"九一八"后之力行社，后改复兴社，至抗战初并入三青团，而康泽〔236〕所领导之别动队及特训班加入进来，成为三青团的特务灵魂。 第三个系统是在军事系统内，那就是政训处和军委会调查统计局。贺衷寒的政训处有一批军队特务，连军官都厌恨他们。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是戴笠一手组成的，创始于一九三二年，初期为戴笠复兴社之特务组，现在羽毛丰满自成一系了。军统局的组织最庞大，人、钱均多。军统局本身分处，下分区、站、组、队。他的组织触角最广，军队中有军令部第二厅直属的各级情报参谋，军事机关中有调统专员，边区有军事督导组，保安团队中从保安处长、第三科长直到下层情报人员，全国的整个警宪系统除少数几省外，都在其控制之下。全国整个税收系统，有其缉私队和检查处来管。全国交通机关，有其监察处和检查站来管。国内外外交系统乃至武官情报人员，都归其管辖派遣。全国经济系统有其稽查和特工人员。敌伪沦陷区工作归其管理。破坏我军、我区的军事行动和情报工作，也归其布置。与CC平行进行。 于此可以看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已成一特务统治的世界，而且国民党特务还与日特、伪特勾结在一起。从组织和活动上看，他们也是最反动、最野蛮、最黑暗、最残暴的。 但是，今天的世界究竟不同了，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中国法西斯主义决难独存。中国的抗战有它胜利的前途，中国人民有他自己的解放道路，尽管蒋介石国民党要将中国引向法西斯道路，但中国人民一定会懂得和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脱离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和圈套，而走上光明的道路。 中国决不是法西斯主义的！ 中国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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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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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延安《解放日报》。 【正文】 同志们：感谢大家的欢迎。我这三年在外，做的事实在太少了。可是在这三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内的进步，却特别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 在国际方面，我们从法兰西投降〔193〕后欧陆所遭受的法西斯浩劫起，看到希特勒德国对于苏联所进行的背信弃义的疯狂进攻〔194〕，一而再，再而三；看到太平洋上日本强盗对于英美所进行的闪击〔195〕；看到全世界除苏联外都有法西斯第五纵队〔196〕的猖獗活动。同时，我们看到苏联红军和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之下奋起抵抗希特勒进攻的英勇战绩和生产热忱；从列宁格勒、莫斯科保卫战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7〕，从两年的冬季反攻到今年的夏季反攻，获得了举世称赞的辉煌战绩。我们也看到同盟国抵抗法西斯侵略的阵线的形成和进步：从罗斯福、丘吉尔大西洋宪章〔198〕的公布到苏英同盟、苏美协定的缔结〔199〕，到二十六国公约在华盛顿的签字〔200〕；从英美盟军在北非的反攻和胜利直到西西里的登陆。我们又看到全世界反法西斯统治的斗争的兴起和扩大：从欧陆被侵占国中反法西斯游击战争的发展到德意国内反法西斯的罢工示威和游行的兴起；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合作〔201〕到"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的建立〔202〕；从美国、印度共产党合法地位的恢复或被承认到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203〕同志的来延。三年来，同盟国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是由危而安，转败为胜，由被动的作战转为主动的进攻。这种变化主要地倚靠于苏联红军和人民的两年抵抗和三次反攻，同时，也倚靠于英美同盟军在北非的胜利和在南太平洋的积极行动，倚靠于美国的巨大生产和盟国的战争动员，倚靠于中国抗战的坚持，尤其是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 现在，墨索里尼倒台了〔204〕，意大利法西斯党解散了，世界法西斯统治在其最薄弱的一处开始崩溃了，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现，曾经猖獗一时的法西斯党徒及其第五纵队的死期是一天一天逼近了。不看见意大利法西斯党员的末路么？不看见德国第五纵队在意大利的抱头鼠窜么？这就是世界法西斯主义信徒的活榜样！这就是中国法西斯主义信徒的活榜样！ 在国内方面，这三年来，我们依然是处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三年来，有人以为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既已先后发生，日寇今后不攻印必攻苏，决无余暇余力来打中国，于是便以消极抗战来暗示日寇不打中国，以积极反共来推动日寇移兵攻苏。可惜此计虽巧，日寇并不完全听话。日寇有日寇的国策。他虽赞成你消极抗战，毕竟你还未投降，而且武装也未解除，所以一有间隙，一有必要，他就要打到中国头上来了。他虽更赞成你积极反共，可是你尚未全面"剿共"，而且也无法"灭共"，所以日寇还得以其在华半数以上的兵力在敌后进行"治安强化运动"〔205〕，自己来"扫荡"八路军和新四军。 三年来，又有人以为太平洋战争既起，美英若不是很快地打败日寇，便要以大力来援助中国，如此，中国便可坐享其成。殊不知美英不能很快地战胜日寇，已为事实所证明。而美英援助中国，固为我们大家所切望，但他们生产不易，他们首先要援助那直接参战的部队和作战有效的地方，若作战迟疑、心怀二用的部队，必然会成为他们慎重考虑的对象。而且自从吴开先由宁奔渝〔206〕，两方特务勾勾搭搭，直到昨日日寇广播竟公开地提出条件诱降〔207〕，更不能不使同盟友邦有所顾虑。 三年来，还有人以为抗战只要能拖，就可拖到胜利。殊不知你要拖，敌人却不让你拖。敌人要在希特勒垮台以前，至迟要在太平洋决战以前，解决中国问题，这是很明显的，而这次公开诱降，主要的就是由于墨索里尼倒台所引起。不仅敌人不让你拖，就是国内情形也不会让你拖。许多军队不开到前线，不积极作战，士气能提高么？兵役制度不改善，军队待遇不提高，战斗力能加强么？财政经济政策不改变，官僚资本不打倒，贪污腐化不惩办，囤积居奇不肃清，财政经济的破产能避免么？人民自由不取得，人民生活不改善，劳动生产力不提高，官僚政治不肃清，排除异己的压迫政策不取消，抗战后方能够安定么？这些现象不改变或消灭，中国抗战的局面能拖到胜利么？我们的回答：要胜利，不是拖而是打！要胜利，不是消极的抗战而是积极的抗战！要胜利，不是国内的分裂而是国内的团结！要胜利，不是政治的压迫而是政治的民主！ 三年来，更有人以为内政虽坏，只要特务统治加强，便可维持抗战局面到胜利。殊不知抗战是要争取民族解放、民主政治的胜利，决不是为的法西斯化的特务制度的胜利。如果特务统治加强，那只是为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统治开道路，决不是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开道路。 照这样，三年来，国民党当局中这些想法既都错了，那末，要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还有没有办法呢？我们回答：有办法！办法就出在陕甘宁边区！办法就出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法就出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办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中间！办法就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的手中！ 谈到抗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三年来没有外来枪弹的补充，没有外来粮服的供给，没有外来医药器材的接济，全凭人民和自力更生，终年打仗，支持着这抗日的战略根据地，吸引着半数以上的在华敌人。八路军、新四军有了这种抗战成绩，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最坚强最可怕的抗日力量。这种抗日力量，难道还不值得全国其他愿意抗日的军队照样学么？凡是要想进攻和取消这种抗日力量的人，难道还不是亲日的第五纵队么？ 谈到民主，三年来，我们党在边区抗日根据地，宣布施政纲领，实行人民普选的"三三制"〔208〕，实行保护人权财权政权的民主法令，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和合理负担的农村政策，实行十小时工作制，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政策，实行志愿兵制和民兵制度，实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并允许任何外人在尊重主权、遵守法令的原则下，得在边区参加抗日工作，进行实业、文化和宗教的活动，由此做到各根据地的自给自足直到丰衣足食的地步。这种边区，这种抗日根据地，难道还不值得全国真正愿意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地方照样学么？凡是要想进攻和取消这种边区、这种根据地的人，难道还不是反民主、反三民主义的法西斯么？所以凡是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凡是爱国的同胞，必定会不满意于现在国民党当局中对抗战的摇摆政策，对内政的错误政策，尤其是又抗战又反共的两面政策；必定会愿意同八路军、新四军做朋友结同盟，从边区根据地采取民主政治的经验，尤其会愿意同中国共产党结成真正的统一战线。 所以这三年中，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同盟国家面前，我们国中究竟那个是抗战积极的军队？那个是抗战消极的军队？那里是民主政治的区域？那里是反民主政治的区域？大家心里明白。而且不仅在心里，国内外的舆论，也已经表现出来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提到我们党在这三年来的伟大进步。我们党在这三年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对全国说，我们党两度制止了内战的危机（皖南事变〔209〕和这次进攻边区的阴谋的揭露〔210〕），坚持了敌后最艰苦的游击战争，坚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撑持。因此稳定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情绪和意志，维系了大后方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和希望。对国际说，我们党不仅预见三年来的国际事变而指出世界法西斯主义必趋死亡民主国家必然胜利的前途，并且也使同盟国家认识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才是真正反攻大陆日寇心脏的力量和基地。对全党全军全边区说，我们党领导的整风运动，收获了从来没有的思想上改造的成绩；精兵简政，收获了力量上巩固的成绩；统一领导，收获了政治上一致的成绩；拥政爱民，收获了党政军民联成一体的成绩；发展生产，树立了真正自力更生的楷模；最后，审查干部，使我们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这一切成绩，是怎样得到的呢？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党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得到的！尤其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同志们，我们有了这样的党，不应该骄傲么？我们有了这样的领袖，不应该骄傲么？但是国内有些反共分子，竟敢无耻高叫取消中国共产党，解散中国共产党，难道他们还不是日寇汉奸的第五纵队么？他们早不提迟不提，偏偏在现在公开提出。他们故意说共产国际解散〔66〕了，共产主义便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共产党便失掉靠山，中国共产党内部便要分裂了。他们这种鬼话，有人相信么？ 共产主义是不适用于中国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可以改造全世界，为什么中国会独独除外？反共分子所以要这样胡说，就是因为他们最怕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照妖镜，在中国人民面前，照出他们第五纵队的原形。反共分子所以要这样胡说，就是因为他们最怕我们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在中国人民面前，解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诸现象，指出中国革命的真正道理。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谁要想来摇撼它，谁就会自趋死亡。 中国共产党是失掉了靠山么？不错，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劳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它是存在在中国人民中间。我们党是群众的党，在今天，已有了八十万的党员，五十万的军队，并与近万万的群众在实际的战争的生活中血肉相连起来了。中国民族需要他，中国的人民需要他，谁能取消他、解散他？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取消，而且要永久地存在下去！在世界法西斯主义走向死亡的道路上，应该取消、应该解散的倒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那些法西斯化的中国特务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是要分裂么？反共分子一年到头日以继夜地梦想我们党会象他们一样，分成许多派系，于是遂制造许多谰言蜚语，想来中伤我们。殊不知我们党的组织是统一的，是基于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觉悟和革命的锻炼的，并有自觉的纪律来巩固他，决不同于国民党可以派别分歧，毫不统一。不错，我们党内曾经有过不少的错误，有过不少犯错误的分子，但是我们党正是在反对和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党的思想才趋于一致，党的组织才趋于巩固。犯错误而肯改的人，自然会与党的正确路线复归一致。屡犯而不肯改的人，自然会被党所唾弃。陈独秀〔170〕、张国焘〔169〕还不是中共的创始者么？但当他们怙恶不悛，为党所开除的时候，他们何尝能分裂党，反而使党更加巩固了。这三年，我们全党的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整风学习到干部审查，已达到空前巩固的程度。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因为你们的造谣中伤而分裂，反而会因为你们的阴谋破坏而更加警觉，更加团结，更加巩固起来！我们想，抗战愈艰难，革命愈向前发展，分裂的倒不会是中国共产党，而会别有所在，并且这种例子，历史已不止一次重复了。 共产国际解散，有一事却须要特别说明，即是中国共产党将要更负责地更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我们是坚持抗战到底的。我们认为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才能将日寇赶出中国去！消极的抗战，两面的政策，必致半途而废，有招致投降妥协的危险。并且只有积极的抗战，才配争取外援，才能协同盟国取得战争的胜利。 我们是坚持国内团结的。我们仍然准备与国民党继续进行协商，共同消灭内战的危机，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但这种协商必须是真诚的平等的互让的，而不应一面谈判一面磨擦，一面信使往还一面调兵遣将，一面讲团结一面又要取消解散我们。若国民党有人将国共合作看作国共合一，以为非逼不能就范，这就是内战的动机，决非团结的道理。 我们是坚持民主进步的。我们仍然希望国民党当局改变内政的错误政策，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们也愿意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与其他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力量进行合作，以坚持抗战，以推动进步。 这就是我们党的方针！ 同志们！我现在回来了。我要为这个方针，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努力，奋斗到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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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党的"六大"〔16〕的研究（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四日）
关于党的"六大"〔16〕的研究（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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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这是在延安中央党校所做的报告。 【正文】 同志们：近半年来，大家都在学习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在学习大革命时期的文件中，大家对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看法有很多争论，而且争论得很热烈。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解放。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学习的结果，是思想上很大的进步。 我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按理应当比别人认识得更清楚些。我觉得，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对"六大"的历史情况，有些我已经记得不很清楚了，有些我已经忘记。现在在延安还有十个同志参加过"六大"，我同有些同志谈了一下，不过没有都找到一起对一对。我分六部分来讲，先说事实，事实是对的，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对，结论放在后面。 一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 讲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因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已经讲到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在"六大"时，这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后来才知道：应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新的问题。本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237〕上已经确定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更早，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238〕也提出过。中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这在当时就成为很难理解的问题，虽然俄国一九○五年的革命〔239〕就是这样的，但我们没有很好地研究。当时无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240〕或从西欧回来的同志又都轻视理论，所以对革命的性质问题搞不清。在今天看来是很幼稚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是严重问题。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241〕的精神刚传到中国，我们都去出席"六大"。开会之前，斯大林同志找我们谈话。他主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242〕为例说明。这样，我们才懂了。"六大"前，中国党是不懂这个问题的。从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承认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不是领导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是替资产阶级抬轿子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要争取领导权；认为帮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无产阶级可以得到自由、八小时工作制，以后再搞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用这种观点来看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就很久得不到解决。关于参加国民党〔2〕的问题，当时有争论。有的主张参加，这是对的，但认为参加进去只是帮忙，又是错的。另外，张国焘〔169〕开始是反对参加，后来又主张至少产业工人要留在外面。他不了解广大工农群众参加进去，可以改造国民党，争取领导权。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彭述之〔179〕认为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的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所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来了个反共〔226〕，我们毫无准备。一九二六年冬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传到中国时，资产阶级已经叛变。我们党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才承认了领导权要争，批评了天然领导权的说法。但争的方法是到处贴标语，喊口号，说要争领导权。这只是空的，没有实际意义。另外，有一个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在共产国际也发生了争论。托派认为在武汉时期就要组织苏维埃，把工会变为政权，推翻武汉政府。这是把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经验搬到中国来。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的多数同志则认为我们应在武汉政府中夺取领导权，而不应马上和武汉政府分裂。虽经斯大林同志的反对，托派在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243〕上还是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交大会讨论。当时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印度人罗易、法国人多里欧〔244〕都同意托派的意见。陈独秀虽然没有公开同意托派的意见，却认为共产国际的决议是错的，但又没有组织工农与武汉政府破裂。及至武汉政府叛变后，托派主张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170〕则受了这个影响。那时，共产国际派罗米那兹〔245〕来中国。罗米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联合，南昌起义〔246〕时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与托派调和的论调，实质上是托派的观点。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247〕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当时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罗米那兹的意见，在我们党员中间是有影响的。 当时之所以搞不清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是因为：第一，对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搞不清；第二，中国党历史上没有从理论方面搞清这个问题；第三，国际上托派的影响以及同托派调和的观点的影响。这些问题都须要"六大"解决，"六大"正确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为什么在决议中写得这样简单呢？因为当时在党内已经有宣传：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在的革命是"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 讲到革命任务，就要联系到性质、动力等问题。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这个问题当时讨论过，工农民主专政是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并不是将小资产阶级除外。以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反帝反封建两个任务，基本的力量是依靠工农。这个政权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但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性质和任务的确定，基本上没有错，但不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概括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确。这个阶段是很长的。毛泽东同志分析，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就开始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自"五四"以后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六大"提出中国革命的十大要求〔248〕，就是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党纲。当时详细的党纲还产生不出来。详细的党纲应该有两部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恰巧那时通过了共产国际纲领，就作为我党的最高纲领。"六大"的十大要求是我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纲领，也就是民主革命阶段的战略任务。作为战略任务来看，十大要求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作为策略任务来看，有些就不妥当。如第一条，反帝，是对的。第二条，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是对的，但策略上不一定采取强力没收的办法。第四条，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现在抗战时期当然不提，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要使革命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它，这是不言而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人民大众的胜利，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是不能存在的。第五条，关于苏维埃，不管名词是否妥当，但苏维埃是工农代表会议，它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是有原则区别的。列宁说苏维埃政权不仅可以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可以用于殖民地国家〔249〕。毛泽东同志发展了这种思想，把它发展成为中国的代表会议制。这种政权是一元化的，不是两权并立〔250〕的。我们现在实行的"三三制"〔208〕就是各级代表会议制，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关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是战略任务，今天在边区还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是策略问题。关于发给士兵土地，过去认为是很难实现的，今天在南泥湾就实现了。关于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没有提到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当然是缺点。十大要求基本上没有多大错误，就是将来到"七大"，也不会有多大的修正，不能只以抗战时期为限，因为抗战时期是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 关于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现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六大"作了原则的决定。至于怎样转变，要看我们将来力量是否占优势和革命发展的程度而定。不能犯急性病。这与后来李立三同志〔65〕的意见完全不同。李立三同志认为只要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了。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讲得很清楚。 但"六大"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的决定中也有缺点，这就是没有把中国的情况搞得很清楚。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已经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六大"时本来可以对这点做具体的研究，但做得不够。什么是中国的情况？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上农业占主要地位，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政治上是军阀战争，国家的不统一，历史上有不断的农民战争如太平天国等。如果分析了这些问题，就可得出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结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这种思想，认为殖民地问题就是农民战争问题。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农民革命战争是可以长期存在的。当时我们不理解这个问题，没有把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 二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 "六大"时阶级阵营有了新的分化，帝国主义、军阀都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化到反革命方面。大革命时，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对北洋军阀的，带有革命性。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勾结，同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并同江浙的财阀南四行〔251〕勾结，在上海、广州屠杀革命的工农〔252〕，所以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指出当时的反革命是三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方面也有分化，城市小资产阶级动摇，有的跑到改组派〔39〕与第三党〔253〕方面。反映到党内，党员有的脱党，有的畏缩，有的则拼命、发狂。因此革命的力量主要依靠工农，当然也不是把小资产阶级除外。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说中国向两个极端急剧分化，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指出主要是依靠工农。当时，在城市主要依靠先进的工人，一般的大多数的工人也有些畏惧；在农村，农民也有畏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小商人、学生等）也是畏惧的。"六大"把资产阶级算成反革命，但没有主张消灭资本主义。主要依靠工农，这是对的，不能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看成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否则便会使我们的思想混乱。但"六大"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是不清的，虽然承认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在动力上又认为只有工农，小资产阶级被除掉了，把当时某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资产阶级反对派，误认为全体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因而在策略观点上错误了。 "六大"对反革命方面没有分析，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与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不同。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认为反革命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六大"则把这一点翻过来，认为他们虽然有矛盾，但反共是共同的，因此他们的矛盾无法利用。这种认识是错的。毛泽东同志说，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这是关门主义的分析方法。事实上，南京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另外还有不满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对派，这是当时的第三营垒。这个第三营垒不是动摇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力量（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而是统治阶级营垒中的反对派，是政府的反对派。第三营垒开始是改组派，以后改组派跑进政府，又有史量才、杨杏佛〔254〕等代表人物。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一九二八年三四月本来要一起回南京，桂系反对汪精卫，汪精卫被阻在上海反桂系、反胡汉民，那时蒋、汪的矛盾不明显，但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是正确的。 "六大"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分析基本上没有错，但不象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明确。"六大"决议中说对地主是没收一切土地，对富农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在雇农反对富农时，我们要站在雇农方面（这同后来的加紧反对富农是不同的），但对小地主、富农没有进一步分析。 大革命时是四个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这四者有区别：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是基本的革命力量；小资产阶级有动摇性；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有时参加革命，有时反对革命。大革命时，有些带买办性的资产阶级也投机参加了，这是国共合作初期的国民党右派，不能算作革命的动力。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北洋军阀时是革命的，但也有软弱性，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有联系。 武汉政府当时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府，还有谭延〔160〕、孙科〔255〕、唐生智〔256〕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物坐在政府中，汪精卫则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当时我们应把改变武汉政府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当作努力的方向，当时实现这一种方向也是可能的。共产国际〔66〕把国民党看做阶级联盟，内分左、中、右三派，右派是大资产阶级，中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左派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包括我们党。但是那时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却把我们从左派划出来，叫共产派，没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民党中改造国民党，争取领导权。 现在我举出几个典型人物来研究一下。 （一）胡汉民〔54〕。他是彻头彻尾的右派，是买办阶级的思想。他在广东时反对工农很厉害，反对农民组织武装队伍，站在机器工会〔257〕方面反对工人群众。他下面的大将有吴铁城〔258〕、马超骏〔259〕、古应芬〔176〕。刺廖仲恺〔4〕便是他的弟弟胡毅生〔260〕干的，而他知道。 （二）蒋介石。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但也不否认他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性多些，是中派，但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有关系。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四一二"这期间，群众起来，他便反共。一九二六年"三二○"事件时他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其灵魂便是戴季陶〔55〕。"四一二"〔26〕后他便成了反革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表面上却仍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 （三）汪精卫。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虽有时很"左"，却不赞成没收地主土地，对工农有戒心。汪精卫在大革命初期并不积极，孙中山曾说：精卫、展堂已不能代表俄国式的革命〔261〕。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168〕起草，由瞿秋白〔262〕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汪精卫乘机积极起来，在广东又被选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汪精卫由俄国回来，并没有想反蒋。他一到上海，蒋介石就找他开会。这时陈独秀找他写了个"汪陈宣言"〔263〕，此事被蒋介石知道了，汪精卫又想不发表，而报馆已上版来不及抽回。第二天汪精卫又去开会，吴稚晖〔264〕在会上大骂，汪精卫一怒，拔腿就跑到武汉去了。就这样他成了左派的领袖，大叫革命的向左边来，这完全是投机的。抗战期间他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为卖国贼。 （四）廖仲恺。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没有买办性。他是华侨，但不大富有，对帝国主义很仇视，反对封建势力，同情农民减租减息，但对工人反对中国资本家却采取调和的态度，对反对外国资本家则是赞助的。在黄埔军校〔118〕，当我们青年军人联合会〔157〕反孙文主义学会〔140〕时，他采取调和的态度。他是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五）邓演达〔146〕。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赞成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开始他相信无政府主义。当他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他是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与军队有些关系。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大革命失败，他很苦闷，同俄国顾问一起走了，后来回国组织了第三党。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应该批评斗争，但在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这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在"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把他杀了。 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过去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谓公式化，是教条地搬用俄国一九○五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不能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对汪精卫也一样。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一九三○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至于大革命失败后，是否还可以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问题，我也讲一下。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是还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但在南昌起义之后，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叛变了，这时再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就会使群众的认识发生混乱。对三民主义不革命的方面应该批驳，对三民主义革命的方面应该保留下来，而我们当时却是对它全部否定了，没有给以历史的科学的分析。 三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六大"开会时，革命正处在转变关头，当时对许多问题是有很热烈的争论的，如对过去的主要错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认识等。但时间不够，大会总共开了十天，接着就开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没有象现在我们为开党的"七大"做准备这样多的时间。会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决定组织专门委员会来解决。当时组织了研究秋收起义〔265〕、南昌起义、广州起义〔266〕三个委员会，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可是许多代表已经回国，事实上也研究不出什么东西来。"六大"是把一些基本问题提出来了，做了结论，但因为研究不够，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和中心，把问题平列了。 第一，对机会主义的分析。虽然指出了它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没有抓住要点。布哈林〔267〕在大会上的报告，对机会主义的错误曾指出以下三点：一、中共在与国民党合作中没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二、对同盟者不敢作正面的批评；三、动员群众的力量不够。这三点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当时的情况也并不完全如此。从整个大革命的过程来看，特别是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中，党的两次中央扩大会议都强调了我们组织上的独立性；对国民党的批评是有的，甚至有些批评是不恰当的；群众是动员起来了，在一九二七年初，我们就组织了二百万以上的农民协会会员，以后更多，工人有工会及纠察队的组织，从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可看到群众是动员起来了。只有武汉时期，机会主义者才说群众运动过火了。当时是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是历史上空前的，就是在抗战期间也没有过。所以，虽然这三点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争取党权；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是争取政权；组织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争取军权；再就是要没收土地，搞土地革命。共产国际在没有把这个决议送来之前，先用电报把这四点告诉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易。罗易收到这个电报后，不给我们党中央看，却拿给了汪精卫。汪精卫看了后大怒，骂共产国际有阴谋。罗易这种叛卖阶级的行为是和十月革命前夕加米涅夫的行为〔268〕一样的。后来中央也知道了这个电报的内容。这时离国共分裂还有两个月，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努力去做，还不失时机，但当时中央不重视这个指示，反觉得没有办法。身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269〕以"不能纳农运入正轨"而辞职，希望国民党去整顿、改革下层政权，而不把农民协会变为乡村政权。关于军队，我们当时已经有一个军、两个师和武汉的警卫团，以当时的军校作骨干，再加上湖南、湖北的工农武装和武汉的工人纠察队，组织五万到七万军队是有可能的。还有朱德同志在江西有一个军官教育团，他兼南昌市公安局长。有这些条件不去运用，是不对的。后来军校被张发奎解散了〔270〕。对于土地革命问题，当时曾有争论，是扩大还是深入？主张深入的要在湖南、湖北搞土地革命；主张扩大的却不要在湖南、湖北搞土地革命，而要向西北发展，首先打通西北国际路线，将来经过地方自治、减租减息再解决土地问题。讲到西北国际路线，也是有历史的。在广东时鲍罗廷就主张向西北发展，不要过早与帝国主义冲突，与国际打通后，再与帝国主义作战。在当时，这个意见是值得考虑的。可是到武汉之后形势变了，当时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北洋军阀张作霖〔271〕。在中央内部有东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多数人的意见不主张东下，理由首先是蒋介石的欺骗在群众中还有影响，他也高喊北伐；其次是东下会与帝国主义过早发生冲突；第三是如果我们东下打蒋介石，张作霖可能从后面来打武汉。所谓北上的中心思想，是想避开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接冯玉祥〔75〕出来，与国际打通。所以四五月间，唐生智带兵继续北伐。那时对冯玉祥的认识比对蒋介石的认识更错误。当打下武汉，以武汉为革命中心来对抗在南昌的蒋介石时，听说驻中央的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272〕还跑到南昌去见蒋介石，想同他妥协。冯玉祥在北平驱逐溥仪出了皇宫以后，跑到苏联大吹自己，说自己是工农合种生出来的。共产国际对他也弄不清，相信他是农民军队的领袖。当时，武汉的环境是困难的，在敌人封锁、内部动摇的情况下，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所以对"马日事变"〔273〕并不重视。在郑州打下后，什么人都跑到郑州去会冯玉祥了。鲍罗廷、加伦〔171〕也去了。可是这时蒋介石也派吴稚晖到了郑州。冯玉祥一面与武汉来的这些人应付，一面宣布他要去徐州会蒋介石。于是武汉去的这些人一连串地跑回来。这时汪精卫、谭延、孙科、顾孟余〔274〕等态度全变了，国民党的人更加动摇了。共产党领导人六月三十日的让步（承认国民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承认共产党员参加政府是以国民党员资格，共产党员可以请假退出，工农武装应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武汉工人纠察队编入军队，取消纠察队）是投降式的让步，企图以此来挽回局面，结果更糟。从整个过程来看，党的领导在大革命初期对的多，错的少；中期有对的，也有错的，有些还是原则的错误，如对中山舰事件及北伐等问题；到大革命的后期，机会主义路线形成。说大革命时期党的领导完全错误是不对的。如果当时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四点指示，局面不是不可以挽救的。"六大"决议对机会主义错误的总结，虽然指出它的最高表现是"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的矛盾，不去夺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所以在紧急关头不去打破敌人的包围，而被敌人包围"，但与其他的错误平列，没有指出主要的问题。所以从决议来看，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第二，对"八七"会议〔15〕的总结。指出了"八七"会议的成功与成绩，也指出了有两个缺点：一是对国民党左派还保存了些幻想，一是对土地问题还不大彻底。这两点也不是中心问题。"八七"会议后，南昌起义的部队仍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并不是最主要的错误。土地革命当时是决定要干的，但经验证明实行土地革命的初期是不能够彻底的，总要有一个过程。我认为"八七"会议的主要缺点是：一、"八七"会议把机会主义骂得痛快淋漓，指出了要以起义来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但到底怎样具体办，没有明确地指出，以作为全党的方向；二、"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我认为这是主要的缺点。 第三，对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也总结了。我看十一月扩大会议的错误方面多于正确方面。正确方面是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事实上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前，海陆丰已经打起苏维埃的旗帜。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也不是用国民党的名义，而是用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认为十一月扩大会议的主要错误：一是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一直发展下去没有间断地达到社会主义；二是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认为是一直高涨上去；三是认为革命的方针是全国总暴动。"六大"决议对这些都批评了。"不断革命论"是那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米那兹提出来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对革命形势的低潮，"六大"没有严重地指出来。十一月扩大会议还有个错误就是规定了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我们当时觉得这一条很新鲜。政治纪律是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当时认为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275〕是失败的，曾给他处罚，解除他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处罚了其他同志。事实上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是成功的。他把起义的农民武装和武汉的警卫团带出来，到了井冈山，创造了井冈山根据地和以后的中央苏区。南昌起义时，谭平山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他也因犯错误被开除出党。他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位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如果给他别的处分或送他到莫斯科去，是会好些的。当然谭平山是有错误的，但张国焘也是有错误的。张国焘当时也受了处分。我和李立三也受了处分。 第四，"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第五，秋收起义。各地的秋收起义，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农民自动起来把农会变成政权的情况，当时在湘、鄂、赣三省到处都有。后来毛泽东同志到平江、浏阳等地，起义就搞起来了。他把队伍带到井冈山。鄂豫皖、赣东北等地也都受到秋收起义的影响而搞起来了。但也有些地方失败了，如鄂西、鄂北等地，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中央领导上还有盲动主义的错误。主要的盲动主义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以后，但"八七"会议就已有了盲动主义的因素。例如"八七"会议以后普遍提出杀土豪劣绅的口号，甚至有些地方把杀土豪劣绅当作动员的口号，以致发展为烧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狂热性，在秋收起义时，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就发生了。当时一部分人由于大革命失败而产生了愤慨、报复、拼命的情绪，这也是造成盲动主义发展的因素。 第六，广州起义。这时正是反革命猖獗的时候，全国的城市在反革命手里。广州起义是广州工人与革命军人联合起来的英勇尝试。"六大"指出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退兵时的一战，这是正确的。当时正是汪精卫继李济深〔143〕之后统治广州，汪精卫要解散罢工委员会。工会还有一部分武装。跟张发奎从武汉回到广州的教导团的一部分，已由叶剑英同志当了团长，叶剑英同志说他们也将要被解散。同时，张发奎的军队正好开去挡黄绍〔276〕去了，如再等一个短时期，他们就会调一师兵力回广州解散工会和教导团。我们乘这空子把部队拖出来，并且根据情况估计，要起义是可能的，但坚守不容易。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德国人纽曼，他主张起义后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起义的总指挥叶挺同志〔369〕是起义的前夜才请去的。叶剑英同志刚入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拖出去，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张太雷同志〔173〕牺牲。第三天大败，仓皇退出。结果张发奎回到广州，来了个大屠杀。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277〕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在皖南事变〔209〕时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而且迄今还未向国民党低头。 "六大"对这些问题的总结有缺点，没有抓住基本的问题，但一般的都总结了。在总结起义的经验时，反映出各地代表的一些地方倾向，即今天的所谓山头倾向。假如说到某地起义搞得不好时，某地的代表就很激动，总希望把自己的起义说得好一点。因此，就不易冷静地去总结这些经验教训。 中国党在策略的运用上所犯的错误是：在革命处于高潮应当进攻的时候，不善于进攻，如在武汉时期；在革命处于低潮应当退却的时候，不善于退却，如在广州起义时期。 四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 关于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问题，当时有过争论。中国代表曾争论到斯大林同志面前。斯大林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同志则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同志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 关于土地问题，当时也争论得很厉害。有人以为蒋介石也可能在中国实行俄国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政策〔278〕。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国不可能实行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政策，因为蒋介石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的，他不可能实行这种改良的土地政策。 "六大"指出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因为当时所有能够引起革命的矛盾，没有一个得到解决。农民的武装斗争还部分地存在，是新的革命高潮的微弱的象征，但它并没有说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以后事变的发展证明，当时指出农民斗争将成为新的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预见是对的。一九三○年红军打下了长沙。不管红军打长沙的政策对不对，但它可以说明当时的农民游击战争处在高潮中。"六大"指出民族革命运动又在生长，是指高潮快要到来，这在"九一八"事变后也证明了。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六大"对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预见是性急或过早。 "六大"的争取群众、准备起义的基本策略方针是对的，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的不同。"六大"当时反倾向斗争中的主要锋芒是反对左倾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因为机会主义已经过去了，陈独秀、彭述之又没有到会，只有张国焘一人到了，而犯盲动主义错误的人到得比较多，受批评最多的是李立三同志。虽然如此，"六大"还有它"左"的错误。 首先，对于革命高潮与低潮，有几个问题一直是模糊的：一、对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力量区分不清楚，不知道主观的群众运动对促成革命高潮到来的作用。所以后来对革命高潮的估计，往往强调有利的客观条件，而不知道主观力量薄弱是不能真正造成革命高潮的。二、没有把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区分清楚，不知道革命高潮是说明起义的条件正在甚至已经成熟，但仍不是说全国可以马上到处起义。如一九三○年农村革命形势是高潮，但不能马上到处起义。立三路线的失败就因为要到处起义。三、没有把局部的高潮与全面的高潮区分清楚。所以当时虽然肯定了是低潮，但并没有很清楚地去了解这个问题。正因为没有把这几个问题弄清楚，所以我们一九二八年十月回国后，对革命高潮问题还是空洞地争论浪潮与浪花的问题。 其次，在策略方针问题上，也有几点是模糊的：一、虽然当时决定了我们是退却，争取群众，但是"六大"对于高潮是进攻，低潮是退却，并没有斩钉截铁地分别开来。二、没有弄清在总的退却中，还可以在局部的地方举行进攻与攻势防御。例如当时在井冈山就是局部的进攻，但在全国是退却的。三、没有弄清在进攻中也有退却。如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在进攻中有时还采取退却的办法。由于对这些问题没有清楚认识，所以不能使策略更具体明确，而当时是有可能去认识这些问题的。这是"六大"的缺点。 我们对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很好分析，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乡村中心"、"乡村战胜城市"的观点也没有产生。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当时虽然有了农民游击战争，但我们这种经验还不够，还在摸索。我也根据历史的经验与当时的情况研究了一下，太平天国是从乡村中发动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还有一种"流寇"式的农民游击战争，没有占城市，终归失败。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作中心方能长期存在。俄国一九○五--一九○七年革命失败后，农村也没有高潮，而且农村的革命运动比城市的工人运动更快地低落下去。至于其他的小国家更不用说。所以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处在整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非常困难的时期，蒋桂战争〔33〕还未爆发，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以乡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 讲到乡村中心的时候，还必须联系到一个问题，即农民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但当时要党不去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中国党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不妨再从反面想一下，如果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使以"乡村为中心"，也难免要失败，事实上也是有许多地方失败了的。当时海陆丰的力量比井冈山大，各种条件都比井冈山好，但结果还是失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那里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没有展开，由于领导上还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味的缘故。 当然，我不是说乡村中心的思想永远不会产生，在"六大"以后，一九二九、一九三○年，应该产生这种观点。但一九四○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279〕看到陶行知〔280〕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一九二五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88〕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斯大林同志的思想也是发展的，例如他把中国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不是在一九二八年，而是在一九三○年红军打长沙的前夜，这是接受了一九二九年红军发展的经验。 五党的各项政策 "六大"对党的各项政策，大体上有了规定，如关于苏维埃区域的红军问题、工人工作、农民工作、土地政策等，都有单独的决定。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政策是缺乏策略观点的，深入地研究实际情况与群众观点非常不够，最明显的是不重视农村武装割据，搞军队和政权，其次是关于建党问题。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重视这些问题，这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已经明白表现出来。 第一，关于建党问题。大革命失败以前，党的组织都是处在半公开或公开的状态。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区域的党要转为地下秘密党，在游击区域的党则要公开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当时的建党问题，在白区是如何把公开半公开的党转为地下秘密党，在游击区域是如何以武装来建党的问题。"六大"对党的组织问题并未很好地讨论。记得我曾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但那时所知道的材料也仅限于白区城市党的问题。"六大"没有认识到白区党应以积蓄力量为总的方针，只注意在组织形式上改变和缩小。但事实上党的组织仍是半公开的，如上下级关系仍是那样密切，领导机关庞大，支部仍以领导斗争为中心，不是象列宁所说的为着积蓄力量保存干部甚至可以不作声息。当时并没有这种思想。如果谁有这种意见，那时一定会说他是机会主义。工作作风是"跑街主义"的，谁跑得最多谁就是好党员，谁要坐下来多研究一些问题，谁就会被当作坏党员看。后来刘少奇同志到北方，曾批评过这种作风，当时许多同志还认为他这种批评是不正确的。关于领导机关工人化的问题，在"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那时李立三同志当广东省委书记，曾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所以到广州起义失败后，教导团有几百学生退到海陆丰，就没有把他们当作干部来使用，而把他们编到第四师去当兵，后来绝大多数在作战中牺牲了。关于思想斗争问题，也没有象毛泽东同志给林彪的信中那种循循善诱耐心说服的精神。在"六大"会议上是有"山头"倾向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使工人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相互对立。 第二，关于工人运动。当时提出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是对的，并且写在决议上了。可是如何去争取？是组织赤色工会〔60〕去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呢，还是到黄色工会里去工作来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呢？"六大"决议对这个问题没有作明确的规定。后来在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上，决定以组织赤色工会为主。这是错误的。大革命时期，我们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是组织了广大的工人群众的，可是大革命失败后，这些工人组织差不多都被摧垮了，即使有留下来的工会，会员数量与党员差不多，已经很少。当时存在的还有这样几种工会：一种是原来的工会，到国民党部那里去登了记，成为合法的组织；一种是原来的工会，没有到国民党部那里去登记，也还存在；还有一种是国民党派人组织的工会。当时这些工会中有的还是有群众的，再去组织赤色工会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应该是到黄色工会里去工作。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确定以组织赤色工会为主，这与中国党内对工人运动"左"的倾向和职工国际〔281〕一贯的"左"倾是有关系的，对后来党的职工运动过左起了很大影响。关于工厂委员会的组织，是企图在工人斗争中建立既非赤色工会亦非黄色工会的工人统一组织，今天看来在当时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关于农民运动。"六大"写了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的两个决议。关于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要经过一个长期摸索过程的，而且要有许多具体的办法，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就是很好的办法。如果根据"六大"的原则，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只分给贫苦的农民，那就必然发展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或驱逐地主出苏区。这样对斗争是不利的。 第四，关于苏维埃问题。从决议中看不出象毛泽东同志那样的在农村中创造苏区长期割据的思想，而是抄袭苏联的经验，看重城市苏维埃，所以仍是教条主义的。 第五，关于反帝反军阀斗争。军阀和帝国主义我们都是要反对的。但"六大"是把他们看成铁板一块，没有矛盾可以利用，不是象毛泽东同志那样特别看重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来发展我们的力量。 第六，对其他党派的政策。没有加以区别，把他们一律看成敌人。如改组派当时是反对我们的，但他们同南京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再如第三党，对他们在思想上瓦解我们这一点应该反对和批评，但在反蒋问题上仍是可以与他们合作的。再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时应该在城市中间发动广泛的民权主义斗争，"六大"没有着重指出这一点。 第七，关于军事运动。"六大"有一个秘密的关于军事工作的决定，没有宣布，里边有一部分是关于白军工作的。当时对这一工作的重视是非常不够的，而且把白军工作完全放在士兵当中也是一个偏向。不错，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军官是反动的。但中国雇佣式军队的特点，军官在军队中是有很大作用的。"六大"认为在官长中进行工作就是军事投机。后来的事实证明，敌军大部队的哗变和投降红军，都是由于我们在军官中进行了工作。如广西李明瑞的一个师变为红军〔282〕，江西第二十六路军的起义〔283〕，都是由军官领导的。 六"六大"本身及其影响 （一）共产国际对"六大"的影响。"六大"是直接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召开的，今天对它应有个分析。我上面说的"六大"正确的地方，主要是斯大林同志的影响。这里有两点证明：一是一九二八年二月间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是经过斯大林同志看过、改过的，它成了"六大"的基本根据。主要的问题都是这个决议上有的，如革命的性质、动力等。二是斯大林同志在"六大"前夜曾和中国党的几个负责人谈话，具体地解释了革命性质与革命形势这两个问题。 当时在"六大"做实际工作和做报告的是布哈林、米夫等人。布哈林是共产国际书记，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他们对"六大"当然也会有影响。如布哈林在大会上做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这是一。二、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所以我们回国后就指示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朱德、毛泽东同志不同意。后来蒋桂战争起来了，我们觉得红军有可能发展，就作罢了，但没有认识到这种调动是错误的。三、至于对中国富农的问题，布哈林在苏联对富农问题虽然犯了错误，但是"六大"对农民问题的决议强调了富农的封建性，又说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所以没有多大坏的影响。 "六大"决议是瞿秋白同志起草的，米夫、布哈林都修改过，拿回来后秋白同志又改过。米夫的作用在这里还不大。他起的主要作用是：一、散布了一些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不相信的话，有影响。在"六大"筹备选举时，他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中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69〕、沈泽民〔284〕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然，当时是没有什么人理他的（后来传出去说，米夫要提他们当中央委员），可是这种说法却起了影响，造成了东方大学等校学生对党的负责人轻视，以致后来发生了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斗争。二、造成了工学界限。例如他对向忠发〔285〕极力地捧，利用他放炮，要他反"江浙同乡会"等。在"六大"会后，有的代表没有走，还召集了几个报告会，王明还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一般地说，代表们对米夫印象不好。三、在组织上起了些作用，但不是主要的。例如，在"六大"工作人员的人选上，东方部的人员多，这是有宗派的意味的。 （二）代表成份。今天看来是不很健全的。代表有七十五人，各地方的都有。到会的代表，连工作人员旁听的，共有一百十二人。不健全的地方在于：一、太重视工人成份。工人代表要占多数，这是可以的。但是，大革命中工人干部牺牲很多，有些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又调不出来，所以很多是从支部中找来的代表。大革命后，支部负责人都是新的，老的都牺牲或离开了，所以许多人是很弱的。七十五个代表中，工人有四十一人，经过大革命锻炼的人不多。二、没有把当时有革命经验的干部集中起来参加"六大"。共产国际三月底来电通知，四月代表就要走。当时要毛泽东同志去是有困难的，但还有许多同志是可以去的，如刘少奇、任弼时〔286〕、恽代英、陈潭秋〔127〕、李富春〔287〕等同志。如果多去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就可以多反映一些实际问题和意见。但当时觉得国内工作更重要，所以没有去。三、有失败情绪、"山头"倾向和人身攻击等。所以讨论问题不能深入，一讨论到实际问题就闹起来。例如，当检讨到两湖起义的错误时，两湖的代表们便觉得他们的工作中也有些成绩而极力争辩。但必须说明，当时各地代表团中并没有宗派小组织的活动。 这是三个主要的弱点。代表成份不健全，问题就不能深入讨论。加之在领导上又没有少奇、泽东等更正确的同志参加。 在选举中，有多选工人为中央委员的倾向。三十六个中央委员中就有二十一个是工人。过去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领袖虽然不少，但党对他们的教育不够，而知识分子干部中有许多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有经验的不少。由于太强调工人成份，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如刘少奇同志只被选为审查委员会的书记，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恽代英同志也没有选上，到二中全会才补上。这和后来中央很弱是有关系的。但当时对选举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宗派主义，如毛泽东同志和关向应同志〔288〕等得票是很多的，而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等犯过错误的，票数最少。 （三）大会时间。大会没有充分时间来研究讨论问题。代表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准备，代表又不是各地选来的（只有广东来的是开会选出的，其他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对许多决议的讨论也不充分，只是所谓原则通过交委员会在文字上修改。如果时间多一点，可能好些。 总起来说，"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但错误的方面也不少，就是说，在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一、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二、不认识中国阶级关系变化的复杂性，没有把策略观点着重放在争取中间阶级上。三、不认识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没有重视农村工作与建党工作，虽然当时还不可能产生乡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四、没有更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从而认识武装的重要，以武装建党、建政、做群众工作，这些，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做了。所以说，"六大"是有原则性的错误，对以后发生了坏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在当时的影响更大，因为"六大"是全党性的，毛泽东同志还没有成为全党的领导，这是党的不幸。 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是从党一产生就开始的，是逐步发展的，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代表。"六大"正确的东西属于这方面。"六大"也有毛病，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没有形成路线错误，没有形成宗派主义，虽然一些倾向是有的。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但不能负直接责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