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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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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这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刊载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正文】 同志们： 为着加强党对于知识分子的领导，加强党对于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召集一次会议讨论知识分子问题。 中央的这个决定，是中央领导全党反对保守思想、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整个斗争的一部分。 大家知道，在一九五五年内，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党中央曾经对于党内的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这一系列的斗争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在机关内在社会上都有步骤地彻底展开，预计今后两年内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群众觉悟迅速增长的基础上突飞猛进，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并且正在向着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发展；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迅速发展，今年也很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就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整个地将要提前和超额完成，预计某些生产部门可以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一九五七年的生产计划，其他各部门也都有可能提前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有这些巨大的动人的成就，在一年以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展开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那么这些成就，到现在也还是不可能获得的。由此可见，右倾保守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危害是多么严重。 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的基本要求，是应该更加巩固和发展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提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超额完成国家工业发展计划和加速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这个斗争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在我们六亿人口的大国中，能够提前完成和加速进行这些任务，把这些任务完成和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就将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得到更快更大的加强，就将更有利于我们阻止新的战争的爆发，而如果疯狂的侵略者敢于发动新的战争，我们也将处于更有力的地位。因此，党中央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中展开这个斗争。 知识分子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知识分子问题，同我们目前的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比方说，我们要找矿，就得有一批地质专家，带上大批大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到各处的荒山僻野去进行测量、普查、详查和钻探。我们要建设矿山、工厂、铁路和水利工程，就得有一批工程师和一大批技术员来勘测、设计、建筑和安装。工厂要生产，生产中从产品设计到成品检验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一定数量和一定水平的技术力量。工业和商业的管理，愈来愈需要各种专门的知识。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就需要各种科学专家。没有教师和医生，我们就不能有学校和医院。没有文化艺术工作者，我们就不能有文化生活。在农村里，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以后，固然需要有大批的农业机器工程师、电站工程师、农学家、会计师等等；就在目前，为着实现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05〕中的许多马上就要着手的项目，例如为着生产新式畜力农具、化学肥料和抽水机，消灭主要的病虫害，消灭严重的人类疾病和畜疫，也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工作者、植物保护学者、医务工作者和兽医的积极参加。因此，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而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就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党的各个部门，党的各级组织，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什么是当前的知识分子问题呢？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我们必须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他们的队伍，并且尽可能迅速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党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 一 为了讨论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任务，我们首先要把目前知识分子的情况考察一下。 我们党向来是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的。还在一九三九年，党中央就通过了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106〕，并且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有效地实施了。全国解放以后，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于知识分子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党中央认定：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特别是由于解放前的我国是一个文化落后科学落后的国家，我们就更必须善于充分地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批知识分子的历史遗产，使他们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又认定：我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过去虽然受了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同时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于革命，多数对于革命抱着中立的观望的态度，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事实日益给中国知识分子提出证明：他们除了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一道，并没有什么别的出路。因此，团结知识分子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从这个认识出发，党中央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方针，绝大多数都继续给以适当的工作，其中一部分还分配了负责的工作；对于原来失业的知识分子也努力帮助他们就业，或者给以其他的适当的安排。在政治方面，党给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以应有的地位。党中央认为：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使他们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为了这个目的，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党组织他们去参加土地改革〔10〕、镇压反革命〔68〕、抗美援朝〔26〕、"三反"〔77〕"五反"〔74〕的斗争，参观工厂和农村，访问苏联，参加各种国际活动，领导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107〕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并且在学习的基础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业务方面，党也采取了许多步骤，帮助他们改进工作方法，提高业务能力。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关于知识分子的目前的政治状况，许多单位作了统计。这些统计表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 同解放初期比较起来，这个变化是很快的。例如，根据北京、天津、青岛四所高等学校对于一百四十一个教师的统计，过去六年中，进步分子由百分之十八增为百分之四十一，落后分子由百分之二十八减为百分之十五。许多知识分子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面前，不能不日益受到强烈的影响，并且从中国的新生中看到全民族和他们自己的互相关联的命运。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同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相适应的。许多进步分子也还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更不要说中间分子了。此外，有不少单位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比较落后的部分的变化很慢，也反映我们在他们中间做的工作很少。 知识分子的队伍在过去六年中在数量上也有了很快的扩大。目前全国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和其他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根据估计约为十万人，其中在解放以后增加的数字，根据一部分材料统计，约占三分之一左右。有些部门增加得特别快。例如，地质工作人员在解放初期不满二百人，而在一九五五年，根据地质、重工业、石油工业、煤炭工业等四个部的统计，只是工程师就已经增加到四百九十七人，而高等学校毕业的技术员就达到三千四百四十人。 解放以后六年中，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已经达到二十一万七千九百人。他们虽然并不都合乎我们所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标准，但是他们是知识界的新生力量，并且是专家的后备军。而且必须指出，有许多青年虽然在等级上还不是专家，却已经担任了专家的工作，并且一般地担任得不坏。在高等学校的四万二千教学人员中，教授和副教授只占百分之十七点八，讲师占百分之二十四，助教占百分之五十八点二，而一部分助教现在已经参加了教课的工作。在工程界也是一样。全国各级工程师只有三万一千多人，而高等学校毕业的各级技术员却有六万三千六百人，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实际上是担任着工程师的工作，其中有些人早已应该被提升为工程师了。除此以外，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后备军的，还有其他知识分子的广大队伍，他们正在实际工作和业余自学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 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中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现在就已经有统计数目的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五个方面的知识分子来看，共有三百八十四万人。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正确地估计和使用这些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进步，是党和国家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在我的报告中，虽然着重地讨论有关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但是大部分原则同样地适用于一般知识分子。 如上所说，我国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成为一支很大的队伍。但是，我们的国家是这样地大，我们的建设事业发展得这样地快，今后还要发展得更快，因此，我们不能不更快地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需要。应该承认，我们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的工作也还有很多缺点，这些缺点阻碍着知识分子队伍的更快的扩大。 我国知识分子的业务水平在过去六年中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全国的高等学校进行了教学改革，新设了许多以前全国所没有的系和专业，新编和翻译了大量的教材，提高了教学的质量。全国的科学技术界在地质勘探方面、基本建设设计和施工方面、新产品设计和试制方面，都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得到了显著的成就。由于努力向苏联学习的结果，我国工程界现在已经学会了许多现代化的工厂、矿井、桥梁、水利建设的设计和施工，在设计大型机械、机车、轮船方面的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试制成功的新的机械产品，已经有三千五百种左右，少数已经达到世界水平。在冶金方面，我国能够冶炼的优质钢和合金钢，已经有二百四十多种；我国高炉和平炉的利用系数已经达到苏联一九五二年的水平。在理论科学方面，我国在数学、物理学、有机化学、生物学的若干部门中的成就，也受到了世界科学界的重视，其中一部分已经对生产的实践有了贡献。 但是整个说来，我国的科学和技术的状况仍然是很落后的。不但世界科学的很多最新成就，我们还没有能够掌握和利用，而且就是目前我国建设中的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我们也还不能离开苏联专家而独立解决。可是直到最近以前，我们对于提高我国科学和技术水平的问题，还没有作出全面规划；甚至现有的力量，也还没有完全有效地利用。技术科学上的落后同理论科学基础的薄弱是分不开的，而正是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投入的力量最少。 从以上的简单叙述可以看出：我们的成绩很大，但是还有不少的缺点。 那么，我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呢？应该防止和纠正什么倾向呢？ 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但是同时也存在着麻痹迁就的倾向。前一种倾向是：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反正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因而不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认真研究和解决有关知识分子方面的问题；对于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怎样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后一种倾向是：只看到知识界的进步而不看到他们的缺点，对他们过高地估计，不加区别地盲目信任，甚至对坏分子也不加警惕，因而不去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工作，或者虽然看到他们的缺点，但是由于存在着各种不应有的顾虑，因而不敢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工作。这两种倾向在形式上是相反的，而实际的结果却都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都是放弃领导，缺乏积极的斗争精神，都妨碍着我们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科学文化问题，都妨碍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我们必须同时反对这两种不正确的倾向。我们既不能对知识界的现有力量加以忽略，更不能认为可以满足；既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我们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就是为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必须尽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同时尽一切努力尽可能迅速地给以进一步的改造、扩大和提高，使这种改造、扩大和提高的速度和规模能够真正符合我们国家的各方面伟大发展的巨人式的步伐。 二 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不但是我国目前紧张的建设事业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对知识界加以进一步的改造、扩大和提高的前提。 一般地说，知识分子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被大量地动员起来了。要不然，我们前面说的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和他们对于国家的巨大贡献，就都是不可思议的了。我们必须首先肯定这一点，这是事物的主要方面。 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也的确存在着不少缺点，包含一些严重的缺点。在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高潮当中，需要我们加强领导，迅速地克服这些缺点，才能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 在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方面，我们在大多数的情形下都做得不坏。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在国家建设中负担了很多很重大的任务，而他们的能力在实践中也不断地得到了提高。 但是究竟不能说，我们已经把知识分子使用和安排得都恰当了，而没有闲置任何力量。例如在许多机关里，因为工作分配得不适当，或者工作组织得不好，也还有使少数知识分子"闲得发慌"的情形，而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正是因为有某种专门知识，才被分配到这些机关里来的。这种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情形，必须加以消灭。又如在全国高等学校里，还有很少数教师没有开课。这些人里面有一些并不是不能开课，或者只需要组织他们学习一下就可以开课，这就应该让他们开课；如果确实不能开课，也应该设法分配给他们所能担任的工作，例如编译工作、出版工作、图书馆工作等，而不应该让他们闲着。又如在社会上也还有极少数失业而还有相当劳动能力的知识分子，也应该根据情况，由地方或者由中央给他们分配一定的工作。 有些地方，在对知识分子的安排和使用上，用非所学的情形也还存在。有一部分科学家，本人愿意作科学研究工作，也以做科学研究工作对国家最有利，却被分配做机关行政工作或者学校行政工作。还有一部分专家，由于工作分配中的错误，完全没有理由地被指定担任他们所没有学过的工作，有时今天叫干这个，明天又叫干那个，可是就不让他们调回本行。根据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就轻工业部的所属五个单位统计，这种用非所学的情况，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就约占百分之十，这是多么严重的损失！我们必须采取坚决的步骤，来纠正这种对待人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以便把专门人才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 知识分子对于我们所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一般地是满意的，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看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在对于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上，如前所说，一种倾向是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加区别地过分地信任，以至把一些国家的机密没有必要地告诉给一些不相干的人或者泄露给一些不可靠的人，或者对于完全不称职的人加以重用，使工作遭到损失。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必须加以纠正。另一种倾向是没有给他们应有的信任，例如可以去的工厂不让他们去，可以看的资料不让他们看。这种情形也是存在的，也必须加以纠正。国家的机密必须无条件地保守，任何放松都是不允许的；问题是在正确地划清机密的界限，而不要任意地扩大机密的范围，使工作受到损失，使工作人员遇到困难。同时，对于知识分子的历史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和了解，以免一部分人由于"历史复杂"而受到长时期的不应有的怀疑。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历史是比较复杂的，这并不奇怪。但是只有少数人有政治问题，只有极少数人有现行的政治问题。不少有历史问题没有作出结论的知识分子，是由于领导同志没有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地弄清他们的问题，因而使问题长期迁延不决。应该集中比较强的力量，分别轻重缓急，尽可能迅速地清理他们的悬案，以利于今后对他们的使用。 党外的知识分子除了需要应得的信任，还需要应得的支持。这就是说，应该让他们有职有权，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该提倡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应该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够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有少数党团员不尊重他们上级的党外知识分子的领导，这种情形，我们应该负责加以纠正。 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信任和支持不够，这是我们有些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的主要表现。不少的同志还不习惯于同党外知识分子遇事商量，并在事前给以及时的指导和帮助。有的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甚至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样，彼此既缺乏了解，也就容易形成隔膜。但是，他们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好坏直接地影响着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有责任学会用同志的态度去接近他们，正确地了解他们，从而给他们以指导和帮助，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 知识分子目前的工作条件和待遇，比解放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也象前面所说的一样，这一方面也还有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在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方面，目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能最有效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许多知识分子深感他们用在非业务性会议和行政事务上的时间太多，这些会议和有许多事务本来是可以不要他们参加的。差不多愈是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被各种会议、事务和社会活动所占去的时间愈多，这是我国文化战线上的一个严重现象。中央认为，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其余的时间可以用在政治学习、必要的会议和社会活动方面。这个要求，应该坚决贯彻实现。知识分子参加社会活动是有益的，目前的缺点是这些活动往往集中在少数人身上。今后应该加以调整，尽可能使多数人可以参加，对于大家不成为负担。有不少专家兼职太多，也应该迅速地加以调整。 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工作中感觉缺乏必要的图书资料和工作设备，或者缺乏适当的助手，以致工作效率很低。这种情形确实是存在的。例如许多拥有大量图书资料的单位，没有充分重视这些宝贵财产，没有派适当干部去进行整理，因而使一些专家不能够利用这些图书资料进行研究。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对于他们的需要不熟悉，或者虽然听说了多次，而没有负责地给以解决。有些工作人员不愿意为这些"小事情"麻烦，这是错误的。这不是"小事情"，我们应该迅速地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 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一般地说比解放以前已经有了改善，但是为了使高级知识分子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他们的生活待遇应该适当地提高。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为了日常生活琐事，往往不必要地费去太多的时间，这应该看作是国家劳动力的损失。有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居住条件太差，在北京和其他人口增加特别快的城市，都有一家几口合住一间小屋的情形。他们的休息娱乐生活也组织得不好。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由主管的部门认真地加以解决。 为了更好地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主要地需要从三方面着手：第一，应该教育各有关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从思想上重视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特别是要打破那种只注意行政负责人的生活，而对于知识分子就觉得"你有什么值得照顾，我为什么要侍候你"一类的错误观念。只要这样，问题就可以差不多解决一半。第二，应该教育各有关单位的工会组织和消费合作社组织努力扩大为本单位的知识分子服务。工会的会费应该在很大的程度上用于本单位的文化活动和物质福利事业。工会的工作人员应该深入群众，用顽强的精神为本单位的会员解决各种生活困难，这应该是各种知识分子工会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三，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地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使他们所得的工资多少同他们对于国家所作的贡献大小相适应，消除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和其他不合理现象。此外，有少数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知识分子，例如一部分戏曲艺人、国画家和中医，目前收入比较少，这种问题也应该由主管部门另行设法解决。 有关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升级制度。我们现在的升级制度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等级多而等距小；高等学校毕业生的等级太低；没有确定的升级办法和升级标准；许多单位几年不评级，因此也就有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升级。这种不合理的升级制度，大大地妨碍了知识分子在业务上的上进心，特别是妨碍了新生力量的培养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提拔。这个制度必须迅速地加以修改。此外，关于学位、学衔、知识界的荣誉称号、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也是鼓励知识分子上进和刺激科学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方法。这些制度正在由有关部门拟定，应该在最近期间确定公布。 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也有一些地方需要加以改善。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要消除许多单位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活的不关心。有些知识分子埋怨我们一个长报告要他们听好几次，但是更多的知识分子埋怨我们一年不让他们听一次报告。同样，有许多社会活动，有人觉得参加太多，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得到参加一次的机会，他们将感到很大的鼓舞。这些方面，我们都应该注意加以适当的调整。此外，我们还应该在工作人员中进行教育，让他们懂得怎样正确地对待知识分子，而不要在无意之间伤害了他们的正当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是任何一个正直的劳动者都应该有的。 以上所说的，是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一些必要的条件。当然，为了这个目的，还需要给他们以教育和改造，给他们以政治上和业务上的领导，这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但是，无论如何，以上所说的这些条件都是必不可少的。有了这些条件，才便于更充分地动员知识分子在伟大的祖国建设事业中发挥力量，也才便于推动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进步。 三 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我国现在正处在过渡时期，这是最深刻的社会改造的时期。几千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要一变而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要从此永远消灭；所有的人们，都要变成为不同类型的劳动者。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不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引起激烈的反应。因此，这个时期的一切社会问题，其中也包括知识分子问题，都不能离开阶级斗争来观察。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各种分野和变化，正是阶级斗争的进展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反映。我们已经看到，在目前的知识分子中，还有百分之几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例如骗子和流氓），这些人是需要从知识分子队伍中清除的。除此以外，还有少数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和完全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人们。对于这些人，应该批评他们的错误思想，并且尽可能争取他们转变到社会主义方面来。 肃清暗藏在知识界中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得到巨大的成绩。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争取在今后两年内达到基本上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 在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时候，不要把只同反革命分子有过普通社会关系的人牵连在一起，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知识分子中这样的人是很多的。过去如果曾经不正确地把他们同反革命分子混淆在一起，应该向他们解释清楚。对于只在历史上同反革命组织有过关系，解放以后确实已经改变立场的人，在他们作了适当的交代以后，也应该同普通的人一样看待。 我们在前面说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同我们党之间，还存在着某种隔膜。我们必须主动地努力消除这种隔膜。但是这种隔膜常常是从两方面来的：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同志没有去接近他们，了解他们；而另一方面，却是由于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采取了保留态度甚至反对态度。在我们的企业、学校、机关里，在社会上，都还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不分敌我；他们不满意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留恋资本主义甚至留恋封建主义；他们反对苏联，不愿意学习苏联；他们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轻视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不愿意同工人农民和工农干部接近；他们不愿意看见新生力量的生长，认为进步分子是投机；他们不但常常在知识分子和党之间制造纠纷和对立，而且也在知识分子中间制造纠纷和对立；他们妄自尊大，自以为天下第一，不能够接受任何人的领导和任何人的批评；他们否认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看一切问题都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赞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反对。当然，所有这些错误一应俱全的人，在现在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数；但是有上述一种或者几种错误的人，就不是很少数。不但落后分子，就是一部分中间分子，也常有以上所说的某一些错误观点。胸怀狭窄、高傲自大、看问题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毛病，在进步分子中也还不少。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改变立场，即使我们努力同他们接近，他们同我们之间也还是会有隔膜的。 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改造落后分子，而且对于中间分子也应该尽可能地教育他们脱离中间状态，变为进步分子；对于进步分子，也必须帮助他们继续进步，帮助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扫除他们思想上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响。我们应该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培养出大批的坚决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红色专家。目前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已经成为红色专家，还有很多人具有这种愿望。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实现他们的这种愿望，任何排斥和歧视他们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总起来说，彻底肃清暗藏在知识界中的反革命分子，使落后分子减少到最低限度，使中间分子尽可能地变为进步分子，使进步分子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我们在目前阶段继续改造知识分子的斗争纲领。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和巨大的成绩。因此，关于知识分子能否改造的问题，已经不需要详细的讨论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总结过去的经验，克服过去工作中的某些缺点，使今后的工作能够进行得更有计划。我们既然看到知识分子中的各种政治的分野，就应该大体上按照这种状况，分别地定出教育进步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的计划，采取各种已经证明有效的办法，加以实施。 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的学习。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常常在三方面都受了影响。但是一般地说来，社会生活的教育作用最为广泛和直接。大家知道，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都是从参加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开始的。近几年对于工厂农村的参观，也极有力地帮助了知识分子获得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但是我们还没有有系统地组织这个工作，特别是许多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常常没有放在我们的计划之内。在今后，应该把组织知识分子参观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加以通盘的安排，使凡是没有参观过的人在最近几年中都得到参观的机会。 业务的实践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有重大的作用。过去几年中，教学方法的改革和苏联教材的采用，使许多原来不相信苏联和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师改变了认识。同样，我国工农群众在生产技术上的创造，苏联科学技术在我国的推广，苏联专家的实际示范，也使很多科学技术人员信服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后应该继续发展这一方面的经验。但是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过去也有过于急躁、生硬和机械照搬的缺点，有的同志甚至武断地否定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成果。这些缺点今后应该避免。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确立知识分子的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具有决定的意义。但是现在有些地方这种学习组织得不好，或者是指导的人水平太低，或者是学习的计划和方法不合于高级知识分子的需要。今后应该克服这些缺点，按照自愿和联系业务的原则，规定一些必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课程，着重采取自学、夜大学、函授学校、科学讨论会等方法，来帮助知识分子学习理论。 知识分子的改造既然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这个改造过程本身就不可能没有相当的斗争。首先，我们必须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站在爱国的立场上，遵守宪法，分清敌我的界限。如果一个人违反爱国的立场，违反宪法，在言论和行为上混淆敌我，那么，人们不同这样的人进行斗争是不可想象的。其次，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唯物主义的思想和唯心主义的思想之间，也不可能没有尖锐的斗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同知识界思想斗争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解放以来，党所领导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对于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对于知识分子的进步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在思想斗争中应该注意的是，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必须通过他本人的自觉。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思想改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粗暴的方法对待科学家和科学问题的现象，最近还有发现，各地必须注意纠正。此外，有的人虽然在思想上坚持自己的错误，但是只要他并不在言论和行动上反对人民，甚至还愿意用自己的知识和精力为人民工作，那么，我们在批判他的错误思想的同时，就还要善于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逐步地觉悟起来。 为了帮助知识分子求得进步，党的领导者同他们进行直接的接触有重要的意义。很多知识分子期望我们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多给他们以帮助和批评，并且觉得我们给的这种帮助太少了。有不少的知识分子，不但很难接触到地方党委的领导同志，甚至同本单位的党委委员住在一起，也很难有机会谈话。他们说我们对他们是"使用多，帮助少"，或者是"只使用，不帮助"。还有人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只在三件事上找他们：（一）调动工作；（二）交代历史；（三）犯了错误。这些批评是尖锐的，应该引起我们注意。我们应该把同他们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的谈话，对他们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定在改造知识分子的计划以内。组织一些座谈会同他们交换意见，这是他们所欢迎的，以后应该经常举行。此外，还应该按照具体情况，吸收一些党外的知识分子列席一定的党组会和支部会，让他们进一步了解党的意图，接受党的教育。 为了帮助知识分子的进步，除了依靠共产党员以外，还要组织已经占知识分子中百分之四十左右的进步分子参加工作。青年团、工会和各民主党派在过去几年中，在这一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今后应该更有计划地使用他们的力量。 由于我们在改造知识分子方面已经有了更多的经验，又有了进步力量的支持，而一般知识分子在祖国的突飞猛进的建设中，又愈来愈深刻地受着社会主义的教育，他们的进步必然会比过去几年更快。只要全国每一个单位对于知识分子改造都作出计划，包括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坚持地实行起来，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使积极为社会主义奋斗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观点的进步分子，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占到四分之三以上，而使落后分子降到百分之五左右。 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也应该作出计划。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进步的知识分子要求入党。例如，重工业部有色冶金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共有一千九百二十人，申请入党的有六百零五人，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五。天津六所高等学校讲师以上教师二百九十一人，申请入党的有一百零六人，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四。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一百三十一人，申请入党的有五十三人，占百分之四十。但是，过去几年中我们很少在他们中间吸收党员，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当然，必须注意严格按照党员条件接收党员，但是可以相信，在这些申请入党的人中间，合乎党员条件的是不少的。估计到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力量的增大，估计到新生力量不断地加入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认为，计划在一九六二年做到党员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三分之一左右，是适当的。 实现以上的规划，我国知识界的思想政治状况就将有进一步的根本变化。我们将有可能在我国过渡时期基本上完成改造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任务。在那个时候以后，知识分子同所有的人一样，仍然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并且要在新的水平上，向更高的进步的标准前进。但是，那是一种经常性质的任务了。 四 为着适应国家建设的急速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在数量上加以扩大，在业务水平上加以提高。 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目前是比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小得多，同时在质量上也要低得多，这是同我们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需要很不相称的。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 我们经常说我国科学文化落后，但是并不经常去研究究竟落后在哪些地方。同志们！我想在这里稍微多说一点科学方面的事情，这不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生产过程正在逐步地实现全盘机械化、全盘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空前未有的水平。各种高温、高压、高速和超高温、超高压、超高速的机器正在设计和生产出来。陆上、水上和空中的运输机器的航程和速率日益提高，高速飞机已经超过音速。技术上的这些进步，要求各种具备新的特殊性能的材料，因而各种新的金属和合金材料，以及用化学方法人工合成的材料，正在不断地生产出来，以满足这些新的需要。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正在日新月异地变革，保证了生产过程的进一步加速和强化，资源的有用成分的最充分利用，原材料的最大节约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 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泉源，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同时，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机器，已经可以开始有条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就象其他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一样，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这个革命，正如布尔加宁〔108〕同志所说过的，"就它的意义来说，远远超过蒸汽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 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我们要记着，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一起，无论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 现在还很难确切地估计，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使我们的科学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现在就必须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就是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地就可以达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解决赶上世界水平的问题。 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首先打破那种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中国在科学方面的落后反正不能马上改变，反正需要靠苏联的援助。"不错，我们需要靠苏联的援助来改变我们的落后。但是我们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利用这种援助呢？一种办法是没有全面规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碰到什么问题就去请教苏联。派到苏联去学习的，不是科学家，而大部分是中学毕业生。其结果是一辈子不能脱离依赖和模仿的状态，是无限期地加重苏联科学界的负担，是妨害了我国科学的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也就是影响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科学力量、经济力量、防卫力量增长的速度。另一种办法是作出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有系统地利用苏联科学的最新成果，尽可能迅速地赶上苏联水平。这就是说，除了紧迫任务请求苏联援助，并从苏联援助中学习技术以外，对于凡是我国科学上需要向苏联学习的部门，都应有计划地派出比较成熟的科学人才向苏联学习，或者请苏联专家来我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研究的基础，务求最短期间可以在苏联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在国内展开继续研究和培养干部的工作。这样，就可以最有效最合理地利用苏联的援助，促进我国科学的有计划的发展，使两国科学事业有可能比较快地建立互相协作的关系，也就是促进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科学力量、经济力量、防卫力量的增长。后一种办法是中苏两国科学家所多次建议的、也是我们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的办法。 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以脱离实际，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都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这种情况不但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同样地也表现在社会科学方面。目前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分配的力量，比在自然科学方面分配的力量，按照我们国家的需要说来，更加薄弱得不相称。例如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是一百七十二个人，目前实际上能用大部分时间进行科学工作的有半数以上；在社会科学方面是五十一个人，目前实际上能用大部分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却只有几个人！ 上述的这两种倾向是互为因果、互相结合的。我们必须彻底纠正这些不正确的倾向，改变这些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状况。 国务院现在已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在三个月内制定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在制定这个远景计划的时候，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 什么是最迅速最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呢？ 这样的道路就是：第一，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最迅速地派遣若干组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苏联和其他国家去作一年到两年的实习，或者当研究生，回国以后立即在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分别建立发展这些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并且大量培养新的干部。同时，按照需要，每年陆续派人去实习和研究。第二，对于一部分学科，向苏联和其他有关的国家聘请若干组专家，请他们负责在最短期内帮助我们在科学院和有关各部门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培养干部，或者同我国科学界进行全面的合作。第三，有计划地组织大批科学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向现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学习，把他们当作导师来利用，而不要当作普通工作人员来利用。在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企业的建设和生产过程中，有系统地组织大批技术人员研究和掌握其中的新的技术原理，并且加以迅速的传授。第四，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第五，各个高等学校中的科学力量，占全国科学力量的绝大部分，必须在全国科学发展计划的指导之下，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大量地培养合乎现代水平的科学和技术的新生力量。第六，政府各部，特别是地质、工业、农业、水利、运输、国防、卫生各部门，应该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同科学院进行合理的分工和合作，共同扩大科学界的队伍，并且负责把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介绍到实际应用中去，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为了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一年的时间是很容易在空谈和拖延不决中间浪费了的。因此，党中央要求：在今年四月底以前，必须确定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适合于这个远景计划的今明两年的具体计划，以及为了实现这个远景计划和今明两年计划需要马上调集的第一批科学力量（包括需要派遣出国的科学人员的名单，需要聘请苏联专家的人数，需要由其他岗位调到科学研究岗位的人数和主要人员名单等），并且尽一切可能，争取在今年六月底以前实现派遣和调动的计划。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中扩大科学研究工作和扩大培养科学力量的计划，必须在今年暑假以后，就着手加以实现。 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必须增加各个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的图书费并加以合理的使用，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极大地改善外国书刊的进口工作，并且使现有的书刊得到合理的分配。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并且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 以上所说的原则，一般地也同样适用于文化教育的其他部门。一切文化教育部门都应该作出从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的发展规划，并且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加以实现。 我们的发展科学文化力量的计划，必须是一个既提高而又扩大的计划，因为不但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国，必须有一定的数量才能适应各方面的需要，而且质量一般地也只能在一定的数量的基础上产生。 为了扩大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首先必须按计划增加高等学校学生的名额，还必须注意培养现有的一般知识分子，不断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他们不但是高级知识分子极为重要的后备军和合作者，而且如前所说，在数量上比高级知识分子多得多；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区和各个工作部门中，对于国家建设担负着巨大的责任。中央各个部门和各省市必须分别定出专门的计划，帮助他们的进修，使他们的业务能力得到迅速的增长，并且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提拔到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去。 五 我们党正在胜利地解决着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的问题，并且正在胜利地解决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全党和全国劳动人民，正在为着提前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努力。全国人民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和斗争的积极性。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而来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系列问题加以全面的解决，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在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任务中，不能说没有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不会比我们改造五亿农民和改造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更加困难，不会比我们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更加困难。我们党在过去六年中，在领导知识分子和领导科学文化事业方面，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成就。现在我们是比过去更有经验更有办法了，在过去的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一定能够领导知识分子在科学文化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那种认为党不能够领导知识分子进行科学文化建设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 问题是在善于学习。无论中央各部门或各地区都必须学会更好地领导知识分子和领导科学文化事业。我们不应该设想，既然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就天然地会领导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建设，我们就天然地不会犯错误。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想法。而在有些地方，我们有一些同志正是因为抱着这种狂妄的态度，使党的工作遭到了损失。我们对待任何问题，都必须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不懂决不要装懂，但是必须由不懂变为懂。我们党必须培养出一大批精通科学和文化各部门知识的干部。只要我们认真地钻进去，我们就一定可以学会。 在报告里提到的各项任务，许多是需要由中央统一解决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提议作如下的分工： 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各种行政性质的问题，因为需要作一些统一的规定和管理，国务院准备设一个中国专家局来负责处理。但是在这个机构成立以前，各有关部门就应该根据中央的指示，立即着手解决知识分子方面的各项问题。在这个机构成立以后，各个部门也不能减轻他们所应负的直接处理的责任，因为专家局一般地只负责解决那些不便于由一个部门单独处理的问题。专家局在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各项行政性质的问题上，负有统一计划、统一调整、统一检查督促的责任。对于各部门在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处理不当的地方，专家局有权按照一定的程序加以纠正。 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各种政治性质的问题，关于在知识分子中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和处理有关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也由各个有关部门直接负责，而由中央宣传部负责进行统一的监督。中央宣传部应该经常检查各部门各地区执行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状况，检查他们的工作计划和执行计划的状况，克服他们的工作中的缺点，传播他们的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并且及时地向中央提出问题和建议。 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由中央组织部负责。知识分子中的民主党派工作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负责。知识分子中的工会工作由全国总工会负责。但是在解决这些工作中的重要问题的时候，应该同中央宣传部联系。 为了加强领导，处理和检查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各级党委和各个部门都应该分别指定适当的机构担负经常的责任，并且要定期地召集一些专门的会议，经常地交流经验，不断地争取工作状况的改善。 同志们！我们相信，经过我们的工作，知识分子将更进一步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并且在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更积极地贡献他们的力量。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形成的联盟，将随着我们的工作的发展，而一天比一天更巩固，更强大。依靠这个联盟，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实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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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
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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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这是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的发言。 【正文】 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毛主席说："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110〕这只是讲大体上完成，如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都可能拖长一些。所以不论从地区或从部门看，都会有不少尾巴，彻底实行民主改革的工作也还很多，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 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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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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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正文】 我们的国家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有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对谁民主，对谁专政，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革命胜利后，专政问题首先是肃清反革命的问题。我们在农村中进行了清匪反霸斗争〔120〕，然后在全国城乡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68〕，清除五种反革命分子。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余地越来越小了，也就是说专政的威力把反革命打垮了。现在，虽然反革命残余分子还存在，今后也还会新产生一些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但是比起解放初期的情况来是大大不同了。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估计，必须认识到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性。 根据这样的形势，今后处理反革命分子，在政策上会比从前更宽一点，而不是更严一点。我们在解放后第一次镇压反革命时，用杀、关、管、放四种办法处理反革命分子。对那些站在人民头上直接压迫人民，有血债，民愤很大又拒不坦白的，实行严厉镇压。在严厉镇压的同时，又执行了改造的方针，用徒刑、劳动改造等办法处理的人，大大多于处死刑的人。对罪行轻微又已经坦白的，从宽释放，对劳动改造中表现好的也提前释放。从去年开始的机关肃反和社会肃反〔121〕，在政策上比上一次镇反运动更宽一些。机关肃反工作，中央与省市两级已基本结束，正向专县、厂矿发展。由于我们有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机关肃反、审干〔122〕和解放后社会镇反的经验，这次就比以前做得好一点。我们要肯定成绩，同时也要承认还有缺点错误。我们的肃反工作是在党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的，有了错误可以及时纠正。毛泽东同志提出：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就是说，进行肃反运动，先要引起注意，提高警惕；运动开展后，可能出现某些偏差，有了偏差就纠正。我们遵守这样的原则，一个没杀，大部分没有捉，这样就使机关肃反能够比较健康地进行下去。 关于社会肃反，这一次跟上一次镇反不同。上一次是大张旗鼓地镇压五种公开活动的历史上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这一次主要是清查过去没有发现的，隐瞒历史罪行的，或者新钻进来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从去年到今年的工作来看，情况比上一次好，反革命分子的数目少了，自首坦白的多了。这也说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进行社会肃反的有利条件更多了，我们应该更有秩序、更有步骤、更有准备地把它做完做好。在处理反革命分子从严从宽的问题上要解决得更确当。从严从宽是两方面，两方面都要有，但在从宽方面要比较多一些，这样可以使反革命分子中接受改造的人更多，不可救药、无法改造的只是极少数。这对于我们的社会改造是有利的。不仅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就是对于现在关押着的战犯，包括日本战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以及伪满皇帝溥仪等，我们也准备逐步采取宽大的办法。对他们宽一些，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祖国的完全统一，有利于争取日本人民走同中国友好的道路。 专政的另一方面是对剥削阶级。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地主阶级，我们采用专政的办法，直接没收他们的土地分给农民，这在彻底实行民主革命的步骤中已经实现了。现在，地主分子经过了劳动改造，可以吸收他们加入合作社，或者做个候补社员观察一个时期，或者管制他们进行生产。对另一个剥削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在民主革命阶段，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或合作的态度，这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解放后，他们又进一步同我们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经过合作来实现改造，就是通过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来达到消灭这个阶级的目的。所以从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而言，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对于阶级的消灭来说是专政；另一方面，对企业改造、所有权的转移，一直到对个人的改造、个人的安排，都是用民主的形式来进行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政权，从政协到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里都有他们的代表。在经济组织、文教组织及其他各种组织中，我们都跟他们合作，这都是民主。对民族资产阶级有专政、有民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特点。至于对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改造，那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改造是民主的，因为他们不是剥削阶级，而是劳动阶级，我们只能采取民主的改造方式。 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从国内来说，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完全肃清，从国外来说，帝国主义还敌视着我们，因此，我们的专政应该继续。但是，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这一方面是形势许可，另一方面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比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现在还不是普遍实行直接的、秘密的选举，全国的经济和文化水平还没有发展到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来扩大民主，例如： 第一，使人大代表经常去接触人民。我们的人大代表，还有政协委员，每年应有两次到人民中去直接视察工作。他们可以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广大人民，接触实际，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得恰当，做错了没有，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偏差。就是说可以去找岔子。我们不要怕，我们有信心，不仅敢让党员，还敢让非党员、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看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偏差。只要不是恶意的，即使看错一点看偏一点也不要紧。这种方式已采用一年半了，要继续坚持下去。 第二，今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开了一个先例，就是把所有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部分对的甚至错的都发表出来。这就在人民中揭露了政府工作的缺点。我们不怕揭露，即使揭露错了一点也不要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有好处。政府应该让人民代表批评自己的错误，承认应该承认的错误。明年还准备进一步允许辩论，当然现在也允许辩论，小组会上就辩论得很热烈，将来在大会上也可以辩论。就是说，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我们共产党人相信真理越辩越清楚。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勇气面对真实，面对错误，有错误就不怕揭露，就勇于承认和改正。 第三，我们还要进一步使人大代表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一直到检查公安、司法工作。应该承认，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有利于人民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二十年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不过我们也有缺点错误，必须经常检查我们的工作，发现了缺点错误就要改正。在检查工作中，即使有的人看法有偏差，有资产阶级观点，但是从那个观点也许会发现一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问题。 不仅这样，中央与地方也要互相影响。中央包括党中央和国务院，处在领导地位，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大局的发展，但也比较容易忽视某些实际问题、局部利益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而在这方面地方是处在有利地位的。地方比较容易接触群众，接近实际，能更多地看到实际问题、局部问题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这正好弥补中央的不足。单靠一方面不能够很好地实行领导，必须双方合作，互相影响，才能很好地领导。因此，中央与地方尽管是上下关系，必要时也要唱"对台戏"。比如我们在北京坐久了，政治的语言就是"北京话"，没有地方话，到上海来听一听，也学了一些"上海话"，知道了一些地方上所了解的情况。我来了两天就得到不少知识，坐在北京就得不到。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经常出来，坐在北京的人一年总要集中或分散出来一两个月。两方面多接触，对问题就比较容易看得全面一点。如果在中央呆久了，又不接触群众和实际，就会比地方容易犯官僚主义。因此，中央与地方要相互影响，相互监督，不要以为只是上面对下面监督，下面同样要监督上面，起制约的作用。唱"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央的同志要常到地方来看，有时要邀请地方同志到中央开会，还要摸典型。这样做能够推动我们的工作，减少官僚主义。要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实行得更好，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经常反对官僚主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求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以及省、地、县、区的各级领导，思想上一定要警惕，要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了。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特别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集中最大权力，做最大的好事，人民比较满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错了一点事情，容易为人民谅解，这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今天在座的同志，一级一级算下去，都是做领导工作的，区的工作、支部的工作也都是领导工作，大家要经常警惕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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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解放一定能够实现（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台湾的解放一定能够实现（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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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这是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的第三部分。报告全文刊载于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正文】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我国六万万人不可动摇的共同意志。 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 现在，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增长。这首先是因为目前国际形势肯定地趋向和缓，美国使用武力侵占台湾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遭到了越来越多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从国内形势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更加壮大和巩固了，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使所有爱国的中国人感到自豪。现在，不但具有革命传统的台湾同胞，已经不愿意继续过那痛苦的奴隶生活，而希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就是在那些从大陆上跑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只有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自从我们发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118〕以后，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已经有不少人表示了他们的爱国愿望。我们相信，愿意促成台湾和平解放和祖国完全统一的人，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增加，这将是不可抗拒的趋势。 大势非常清楚，台湾当局追随美国苟延残喘的局面是决不能持久的。他们所追随的外国势力，决不是什么可以指靠的力量；相反地，引狼入室的结果，不但会使他们失掉自己所有的一切，并且随时有被人暗算和遗弃的可能。人们可以从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会谈〔119〕的不同态度中，得出重要的教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只有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才能由中美两国讨论和解决；至于台湾回到祖国的问题，不论采取什么方式，都只能而且完全可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处理，决不容外国干涉。可是，美国在谈判中却完全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它把台湾当作自己的殖民地，同中国讨价还价。人们还可以看到，现在美国不但侵占了台湾，把它的势力渗透到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并且还在施展它所惯用的分裂阴谋，在台湾内部制造猜疑倾轧，企图加强控制，从中渔利。但是，美国侵略势力的这种愚弄中国人民、干涉中国内政和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愈来愈强烈的不满。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已经表示再也不能忍受那种寄人篱下、随人俯仰的生活。他们要求提高民族自尊心，维护民族尊严，摆脱美国控制，并且要以独立自主的精神，处理自己的内部问题。我们欢迎他们的这种爱国主张。 我们是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也曾经努力争取实现国内的和平。中国人民即使在被迫拿起武器进行国内解放战争期间，甚至在大陆解放以后，也没有放弃和平谈判的努力。尽管这些年来，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我们和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我们相信，我们久经忧患的伟大民族一定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为了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 台湾的同胞从来就是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我们不但时时刻刻关怀着他们，从各方面支持他们反抗外国统治的斗争，而且随时准备欢迎他们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享我们民族的荣誉。 我们了解一切家在大陆、身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处境，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实现同家人团聚的愿望。他们可以同大陆上的亲友通讯，他们也可以回到大陆来作短期的省亲会友，我们准备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 我们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他们将来的地位就会得到肯定的保证。如果他们还有疑问的话，他们可以通过大陆上的亲友得到解释，或者派人来大陆考查，我们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我们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人员积极地促成台湾的和平解放。如果这样做，他们就一定能够得到祖国和人民的信赖和照顾。过去在大陆上和平起义的将士所得到的待遇，可以作为先例。 我们也同样希望一切身在海外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而努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使自己免于流落异乡、受人轻视的命运。 我们重视海外广大的爱国侨胞在推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曾经或者还在对祖国采取对立态度的少数海外华侨，认清是非，省察大势，跟广大的爱国侨胞站在一起，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的爱国事业作出贡献。 祖国的大门对于所有的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着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都有权利和义务作出自己的贡献。依靠全民族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台湾的解放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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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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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这是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刊载于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人民日报》。根据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经过我国政府和缅甸政府的不懈努力，双方在一九六○年奈温总理访华时于一月二十八日签订了《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并在同年吴努总理和奈温总参谋长访华时，于十月一日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 【正文】 各位代表： 中缅边界问题是我国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是我国人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因此，政府认为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专门报告。 在我国和许多邻国之间，都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未定界问题，而中缅两国之间的未定界问题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由于英国在过去统治缅甸的时期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制造了长期的纠纷，而近几年来，帝国主义势力又经常利用中缅边界问题，挑拨中缅关系，企图造成紧张局势。 我国政府一贯主张，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由来已久，问题本身也很复杂，因此，政府从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就采取了审慎从事的态度，有准备、有步骤地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 在我们国家成立的最初几年，政府需要把全部力量用来处理国内国外一系列重大而迫切的事务，因此不可能同时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进行全面的和有系统的准备工作。但是，自从中缅两国总理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会谈公报中提出"在适当时机内，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中缅未定界问题以后，我国政府就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必要的准备。政府的各有关部门会同云南省当局，对有关的历史文献和实际情况进行了系统的和详细的调查研究。 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当中缅双方为边界问题的解决分别地积极进行准备的时候，在两国的边境上，双方的前哨部队由于误会曾经发生过一次不幸的武装冲突事件。这次事件，经过中缅双方的努力，得到了适当的处理，同时也使中缅两国政府体会到及早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必要。 从一九五六年年初起，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界问题开始了频繁的接触。同年十一月，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吴努主席应邀来北京同我国政府商谈。我国政府根据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对中缅边界问题调查研究的结果，通过吴努主席向缅甸政府提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第五十次会议同意了这项建议。 中缅两国的边界大部分已经划定，但是有三段还存在着未决问题。我国政府针对这三段边界提出了原则性的建议，并且认为建议中的各点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现在，我说明一下政府提出的这项建议的内容。 第一是关于在阿佤山区的一段。中英两国在一八九四年和一八九七年签订的两个关于中缅边界的条约中，对于这一段边界都曾经有明文规定。但是，由于有关的条文自相矛盾，这一段边界长期没有划定。为了造成既成事实，英国在一九三四年初派遣军队进攻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所管辖的地区，遭到了当地佤族人民的英勇抵抗，这就是有名的"班洪事件"。一九四一年，英国乘当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面临的危急情况，以封闭滇缅公路作为压力，同国民党政府于六月十八日用换文的方式在阿佤山区划定了一条对它片面有利的边界。这就是所谓"一九四一年线"。由于不久就发生了太平洋战争〔130〕，在这条线上并没有树立界桩。一九五六年，在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界问题进行商谈的过程中，缅甸的领导人员曾经表示能够理解中国人民对于一九四一年线的不满情绪，但是鉴于这段边界已经通过当时负责的中英政府以换文划定，因此要求我国政府予以承认，并且要求我国政府把在一九五二年由于追剿国民党残余部队而进入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地区的中国军队撤回。我国政府认为，在边界问题上，根据正式条约而提出来的要求，应该按照一般国际惯例予以尊重，但是这并不排除两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通过和平商谈求得对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促进这种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替这种解决创造良好的气氛，我国政府在向缅甸政府提出的原则性建议中表示准备把中国军队撤出一九四一年线以西的地区。同时，我国政府要求，在中缅两国政府没有对一九四一年线问题取得最后协议并且树立界桩以前，缅甸军队不进驻中国军队自一九四一年线以西所撤出的地区，但是缅甸政府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入这一地区。 第二是关于在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勐卯三角地区，又名南畹三角地区，面积约二百五十平方公里。这个地区是中国的领土，过去英国在条约中也明文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在一八九四年中英两国签订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以前，英国就不经中国的同意，强行通过这个地区兴修由八莫到南坎的公路。到一八九七年，中英两国再一次签订有关中缅边界条约的时候，英国又以"永租"的名义取得了对中国的这块领土的管辖权。缅甸独立以后承继了对这个地区的"永租"关系。我国政府在向缅甸政府提出的原则性建议中指出，由缅甸继续对中国的一块领土保持"永租"的关系，是同中缅两国目前的平等友好关系不相称的。我国政府表示愿意同缅甸政府商定如何废除对勐卯三角地"永租"关系的具体步骤。 第三是关于尖高山以北的一段。这一段边界过去始终没有划定。英国曾经在这个地区不断地制造纠纷，借机扩大它的殖民领域。最严重的就是一九一一年初英国对片马地区的武装侵占。"片马事件"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义愤，全国各地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也不得不在一九一一年四月十日给当时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正式承认，片马、岗房、古浪三处各寨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却毫无道理地继续侵占这个地区。根据对历史事实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我国政府对于这一段边界的划定，向缅甸政府提出以下的建议：从伊索拉希山口以北到底富山口的部分，可以按照习惯边界线划界；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岗房、古浪地区应该归还中国以外，原则上可以按怒江、瑞丽江（又名龙川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我国政府同时要求，在中国军队撤出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地区的同一时期内，缅甸政府也把军队从片马、岗房、古浪撤出。在这一段最后划界以前，缅甸政府可以保留在片马、岗房、古浪地区的行政管理，而中国政府保证，在这一段边界最后划定以前，中国军队将不进驻这个地区。 在我国政府提出了以上的建议以后，吴努主席表示这是照顾双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建议。在吴努主席同我国政府领导人员会谈后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又宣布，中缅两国政府取得谅解，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底到一九五六年年底，中国军队撤出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撤出片马、岗房、古浪。在一九五六年年底以前，中缅两国政府分别完成了撤军的工作。这就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去年十二月在仰光和今年三月在昆明，中缅两国政府的领导人员又有机会对两国边界问题继续进行友好的商谈，进一步澄清了彼此的观点，在总的方面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全国各界人士都很关心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了广泛地征求国内各方面的意见，我曾经代表政府在今年三月中旬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在北京的人大代表、政府成员和特邀的专家也出席了那次会议。今年三月底，我又在昆明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召集的由云南省各界和各兄弟民族代表参加的会议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在这两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会议上，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使政府有机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且对有关问题作了解答，这就进一步统一了全国各方面在中缅边界问题上的看法。 以上是我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大致经过。现在，我要说明一下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中所遵循的基本政策。 我们的国家自从开国以来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奉行的政策，就是争取世界局势的和缓，争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我们的邻国和平共处。这个政策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符合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我国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所根据的，也正是这个基本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缅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正象其他亚非国家之间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样，都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政策所造成的。现在，中缅两国都已经取得独立，都在努力为本国的和平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缅两国又是同印度一起首先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04〕的国家，我们都珍视自己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我们都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通过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才能更好地维护我们各自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但是，帝国主义者却从来没有停止利用亚非国家的分歧在这些国家之间制造紧张和不和，竭力企图重新对这些国家实行"分而治之"的侵略政策。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政府在同缅甸政府商谈中缅边界问题的过程中，一向强调双方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友好协商，求得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这样，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不仅会使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而且还将有利于亚非国家的团结。我国政府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从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结的利益出发的。 中缅边界问题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因此，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如何对待历史资料，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正象封建时代的许多国家一样，四至疆界是不十分明确的。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同边沿地区各个民族的关系也有各种性质和程度的不同。因此，要确定中国封建帝国的疆界线，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近六十多年来，国内和国外出版的地图中，先后出现了对中缅未定界的许多很不同的画法。这些情况不能不在广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对中缅未定界的混乱看法。政府认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认真地对待历史资料，必须以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把可以作为法理依据的历史资料同由于情况变化只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加以区别。同时，更要注意到中缅两国已经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变化，那就是，中国和缅甸已经分别摆脱了原来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地位，成为独立的和互相友好的国家。缅甸政府继承了原来受英国统治的地区，不同民族的自治邦同缅甸本部组成了缅甸联邦。我国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政府所管辖的地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些历史变化，同时也要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来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只有把以上各点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够正确地运用历史资料，求得中缅边界问题的公平合理的解决。 中缅边界问题直接地关系到聚居在中缅边境的各民族的利益。因此，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就特别需要照顾这些民族的利益。我们知道，两国之间的边界把聚居在边境的同一民族划分为二，是常见的事。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在中缅已定界的各段，在我国和许多其他邻国的边界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同一个民族分居边界两旁的情况。我们在解决中缅未定界问题的时候必须事先估计到，有关民族被边界线分隔是难以避免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更加需要同缅甸政府协商采取措施，使将来划定的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进一步发展两国边民之间的亲密联系。 各位代表，中缅两国政府根据友好的精神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对中缅边界问题进行了多次的接触和商谈以后，已经在总的方面取得一致意见。我们相信，通过继续的协商，把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意见加以协调以后，中缅边界问题就将得到全面的和公平合理的解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