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tails
- Category: 周恩来选集
- 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
【题解】 这是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的讲话。 【正文】 诸位同志：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各部委分别召开了全国性的会议，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这是必要的。各部委工作的总的方针在《共同纲领》〔1〕中都已经规定了，可是怎样使这些方针具体化，怎样贯彻下去，就需要召开一些业务会议来解决。各部委都是草创，不可能立刻掌握全面情况，也需要通过开会或者去各地调查来了解。 诸位这次来北京开会，除了讨论本部门的业务以外，有权要求了解全面的政策，了解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总的方针。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知道本部门的业务同总的方针怎样配合，才能有整体的观念。不然，你们业务的进行就会是孤立的、迷失方向的，成为盲目的工作。盲目不是科学的态度，不能建设新国家。我今天对同志们谈话，目的就在于使大家有个整体观念。今天要谈的是总的方面的问题。我想，你们不仅对中央，就是在地方上，也有权要求负责同志在一定时期向你们做这样的报告。有人说，这是国家大事，要保守秘密，不能随便告诉别人。国家大事中有秘密的，也有不秘密的，在秘密的范围内也还要区别对待。我认为国家大事必须与闻，应该使每个人有与闻国家大事的习惯。也有人说，工作忙，完成工作任务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与闻国家大事。这是旧社会里公务员办公事的态度。新中国的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国家应有责任感，这样才能涌现出成千成万具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人员。 按照刚才所说的要求，我下面讲两个问题。第一，国家财经计划问题。讲财经计划的目的在于给大家一个整体观念。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财经计划就体现了在这种形势下政府采取的一些政策。比如，从国家财经计划中可以看出在总的安排上是军事为主还是建设为主，在生产上是工业为主还是农业为主，也可以看出政府在文教、外交等各方面的政策。第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问题。处理各方面的关系问题也是工作问题。做好工作决定于处理好各种关系，看出工作的重点所在。 国家财经计划问题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的一九五○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是个一年的计划。为什么只订一年的计划呢？因为现在还处在战争状态中，成都附近、西藏、台湾、海南岛等地还没有解放。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制定出一个几年的计划。就是这一年的计划也只是个大体的、不很准确的，还要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才能准确。要求一下子订出一个准确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不实际的。在中国此时此地，只能做到有个这样大体的计划，这倒是科学的，合理的。就是你们的业务计划现在也只能如此。 全国财经计划是根据什么观点、什么理由制定的呢？我提出四点来讲。 （一）承受负担。为了全国的胜利，要求人民承受必要的负担。我把这种负担叫做胜利负担。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只剩下成都附近以及西藏、台湾、海南岛等地尚待解放。只有这些地方解放了，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因此，还要有军事上的准备，不仅要有陆军的而且要有海军、空军的准备。这样，军费在财政支出上仍要占很大的比重。军队的人数也要增加。现在是四百七十万人，因为要把被我们俘虏或者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包下来，估计明年最高峰会达到五百五十万人。大家知道，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一年，被我们俘虏或者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都被我们包下来了。北京解放后，我们曾把几百个国民党军官遣送回家，但是绥远〔2〕解放以后，又碰到了他们。现在对国民党的官兵已经再没有地方送了。假如不管他们，就会影响社会治安，所以非把他们包下来不可。武的包下来，文的也要包下来。前些时候上海实行精兵简政，裁减人员，闹得上海、南京都不安，引起了政府的注意。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是个重要的问题。根据他们的要求，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把他们全部包下来了。这样，全国公教人员要从现在的二百万增加到三百五十万。文武加起来，就是九百万。 靠公家吃饭的人增加到这样多，是要由人民来负担的，这是件大事。但这九百万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对国家的生产建设是有利的。要告诉人民，这是胜利的负担，是推不开的。包下来的几百万人并不是没有用处的，要下决心使他们变成生产的力量。我们这样说是有把握的，在抗日的时候就实行过这种方针，现在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这样做了。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生产有个意见：首先进行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还可以搞工业生产、兵工生产等。我们相信，这样做，两三年后就会有很大的成绩。目前，公教人员是不需要三百五十万人的。我们要进行准备，使他们除做好业务工作外还参加生产和学习，成为既适应工作需要又有劳动观点和科学知识的人，成为新中国所需要的革命的工作人员。各级政府都要做好这项工作。现在的政府工作人员太多，这些人将来不一定都在机关工作，一部分人可以转到企业中去。 （二）恢复生产。国家明年的负担很大，不抓生产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现在不抓生产靠什么来支援战争和巩固胜利？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发展。抗日战争以前全国粮食的最高年产量是二千八百亿斤，今年的产量比那时大概减少了百分之二十。明年计划增产一百亿斤，但距二千八百亿斤还很远。棉花生产的情况也是这样。整个说来，当前各方面首先是需要恢复，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毛泽东同志说过，三年五年来恢复，十年八年便发展。如果我们能在三五年内达到或超过战前水平，那就很好了。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轻工业的原料，输出的产品，现在绝大部分都要依靠农业。国家计划中的经费，除去军事开支和行政开支，主要的是用于恢复生产。只有生产恢复以后，才能使几百万人转到企业中去。 （三）开源节流。这虽是老生常谈，但还是有道理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开支才有可能增加，赤字也才能减少。我们开源主要是依靠人民：一是来自农村的负担；二是来自城市的负担；三是国家企业的收入；四是预支，即借债。 先谈农村负担。过去我们的老解放区负担相当重，负担的时间也相当长，从抗日战争开始到现在，十二年来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目前，全国性的胜利很快就要到来了，那么是不是可以减少老解放区的负担呢？提出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一时还不能实现。因为战争还在进行，新解放区的一切还没有组织好，土改尚未进行，税收工作也没有就绪，所以还是老解放区要负担得多一些，不能减少。我们从抗战以来的经验中研究出一个比例：农民的负担是东北高、西北低、华北适中，农村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约四百斤粮食，交给公家八十斤，按军队每人每年开支合四千斤粮食计算，每一百个农民可以负担两个公家人。如果合乎这个比例就正好，超过就困难些。按照这个比例，我们支持了十二年。将来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农民大概还要拿出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作为负担。这个事实也可以说明中国农民的伟大。 城市中的负担是税收。从前几乎全部负担靠农村，现在形势变了，也要靠城市，也要由工商业来负担。但开始的时候不能把城市的负担提得很高，要比农村少一点。现在农村负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点四，城市负担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九，而实际上许多税收如盐税、货物税、屠宰税等，很多还是要转嫁到农民身上的。要求城市在目前负担很大是不对的，但城市工作人员要说服工商业家缴纳应该缴纳的负担。 国家企业收入占财政收入百分之十七点一。 以上三种收入还不够，还会有赤字，这就要发公债。一九五○年整个预算支出的百分之八十二是靠各种收入，百分之七靠公债，其他靠发行货币。这样就可以度过明年在胜利中出现的困难。是不是可以借外债呢？我们需要外援。友邦的援助我们是欢迎的，因为它是真诚的。但中国的建设主要应靠自力更生。 开支方面，国家财经计划的安排是节约的。 第一，在整个预算中，军事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陆军开支每人每年仅合四千斤粮食，总共二百一十亿斤。建设海军、空军的费用除外。 第二，行政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我们的行政开支是不大的，实行供给制的每人每年平均一千八百斤至二千斤粮食，实行薪金制的每人每年平均四千二百斤粮食。现在还不能把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原来是薪金制的也不能改为供给制。两者比较，收入是不平等的，但我们不能不要求实行供给制的同志多忍耐些，政府知道他们的家庭困难，也正在设法解决一些必须解决的困难。 第三，经济建设和文教费用约占百分之三十。一是国营企业投资，二是文教建设，三是地方建设。其中第一项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九。 第四，总预备费约占百分之十，用于临时遇到的事项，如救灾等。 从预算的分配来看，开支主要的还是用于支援战争，解放全中国，其次是用于建设，恢复生产。财政支出总共不到六百亿斤粮食，这说明我们的开支是节约的，生活水平是低的。中华民族有勤劳勇敢的传统，我们党又有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开始建设新中国的时候，我们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保持和发扬这种传统。 （四）掌握政策。我们一定要在上面说的总的方向下掌握政策，进行工作，这样才能避免各部门闹独立性。我们要重视重工业，但决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的工业。重工业中，钢铁业是占第一位的，但它也不是重工业的全部。农业方面，要水利与农业生产并重，水利要配合农业。交通方面，铁路的恢复最重要，恢复得也最快，预定今年恢复到一万八千公里，现已超额两千公里，明年可以全部恢复，并可新建一些。公路、航运等的恢复放在其次。 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这样才能不犯本位主义，不单纯依赖国家，并在各自的范围内做出最大的成绩。 几种关系问题 现在讲六种关系，即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 （一）城乡关系。 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一方面，中国革命要由工人阶级领导；另一方面，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又必须依靠农民阶级和广大乡村。要彻底解放城市，必须依靠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组织力量，积蓄力量，发动武装斗争，以乡村包围城市，一块一块地夺取敌人的阵地，最后解放城市；回过来，再以城市领导乡村，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建设。对我国城乡关系的这种辩证的处理，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革命问题的一个最成功的范例。 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上，今天我们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从我国国民经济的构成来说，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现代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乡村比重大，城市比重小，但并不能认为因此就可以取消或减弱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作用。城市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刺激乡村的农业生产，城市以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供应保证和促进乡村的农业生产。 既然是集中的城市领导分散的乡村、工业领导农业，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依靠农业这个基础并从而忽视乡村呢？不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都是辩证的两方面，决不能取消或忽视任何一方面。我们强调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决不是忽视广大的农业生产对发展工业的作用。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目前的任务首先要恢复农业生产，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明年计划增产一百亿斤粮食，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就可以恢复到年产二千八百亿斤的战前最高水平。这样就可以提高四亿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他们对工业品的需要和对工业原料的供应，也就可以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今年全国棉花产量为八百多万担，明年计划增加到一千三百万担。如果没有这一千三百万担棉花，一百万纱锭就得停转。如果没有粮食，城市人民就不能生活下去。京、津、沪三地一千万人口的吃穿都要靠乡村来供应。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 在城乡关系问题上，必须防止两种偏向。从老解放区乡村来的干部，有一套很好的农村生产经验，懂得如何组织农业劳动，但不能因此就说农业是重心而忽视工业，否认或者忽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作用。不防止与纠正这种偏向，就会发生错误。农业不能作为重心，它必须在工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必须把城市工业组织起来发挥领导作用，才能使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党的七届二中全会〔3〕决定，今后党的工作的重心应该转向城市，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城市，恢复与发展工业以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要防止另一种偏向，就是在城市中工作的同志，不能因工业领导农业、城市领导乡村而忽视农业和乡村。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农业和手工业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工业生产要顾到农村的需要。如修铁路，首先要想到这条铁路在城乡交流、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交换中所能起的作用。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 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这个辩证的正确的方针是毛泽东思想在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上的运用。 （二）内外关系。 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国外援助为主？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小国应该这样，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更应该这样。毫无疑问，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向美帝国主义屈服。我们不但要经受这些困难，并且，正因为封锁和轰炸，逼迫着我们多想些办法，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一百零九年的斗争，牺牲了多少仁人志士，经过了多少挫折和失败，中国人民终于胜利了。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是有办法对付的，要迎接困难，"多难兴邦"。 帝国主义不同我们做买卖并不可怕。过去他们侵略我们，使我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生活过不下去了，这才闹革命。现在我们当然不能依靠他们。再说中国过去同他们做买卖并不多，抗日战争以前每年只有几亿元，抗战时期每年才不过几千万元。现在同帝国主义国家也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做买卖，对此我们不拒绝，也不强求。要打破依赖帝国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一百多年来形成的，在一些人中间是根深蒂固的。旧中国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是依赖帝国主义的；不但经济上受剥削，思想上也受毒化，这是很危险的。现在要清算、消除这些毒素。不要依靠他们，也不要怕他们，这样，自力更生的基础才会巩固。我们需要的物资大部分可以自己解决，一部分可以从朋友那里解决，决不要依靠敌人。此外，我们的物资是可以找到有利的市场的。我们明年增产一百亿斤粮食，四百多万担棉花。粮食增产了，可以增加出口，换取外汇；棉花增产了，可以减少进口，少花外汇。我们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帮助。这种真正的帮助，有助于我们自力更生。 （三）工商关系。 工业和商业比较，当然是以工业为主。那么，商业占多数的城市是不是要以商业为主呢？不，也要以发展工业为主。国家方面主要是经营重工业。我们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是以服务于工农业品的流通、服务于人民为主的，必须防止投机现象。对私人资本方面，要提倡、鼓励和帮助它发展工业生产。对私营商业，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给予帮助。解放前夕，城市的生产几乎都破坏了，只剩下商业投机，这种情况要改变过来。 （四）公私关系。 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需要私人资本的帮助和合作。除了国营企业外，还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在《共同纲领》中写上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公私兼顾"的方针。私人资本的问题，在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是必须解决的。 在公私关系上应该确定以公为主。国营经济应该是领导的成分。虽然它在国家的经济构成中现在只占百分之五，但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的领导能够保证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凡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而不应该由私人操纵的企业都要归国家经营。国民党政府曾利用官僚资本垄断国家的经济。这种官僚资本不但奴役人民而且也窒息私营经济的发展，应该将它没收。但是另一方面，官僚资本垄断使得许多大的企业不断地集中，给我们的国家准备了集中的生产组织。这样，旧社会中的某些事物一旦到了人民的手中，便立刻变成了积极的力量。为了使国营经济的比重不断地增加和保证它的领导，政府把百分之二十三点九的预算支出用在国营经济上。 既然以公为主，是不是就不管私人企业了呢？不，当然要管的。现在整个工业中有一半是属于私人经营的，它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在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是会帮助它的。国营企业应该起带头作用，使私人企业对我国的生产发展有利。我们允许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存在，但是要引导它不走旧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 （五）劳资关系。 这个问题在国营企业中不存在，在私人企业中则是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确定了"劳资两利"的方针。但这并不是把劳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人民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在劳资关系上，我们要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对于资方也要给予适当的利润。我们对于私人资本采取限制政策，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要鼓励它经营，对有害的则要禁止。我们对于私人资本取得利润也有两个条件：第一，不允许有非法的利润，只许可有合法的利润；第二，不能有过分的利润，只能有合理的利润。工人不应该为了眼前的利益要求过高的工资，那样会使资方无法经营而企业倒闭，结果会弄得自己失业。我们不要为一时的利益而损害长远的利益。工人的劳动是应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但现在一般还得工作八个多小时到十个小时。工人的生活水准应该同中国的现有情况相适应。今天的主要问题，是先做到不失业、不饥饿。劳动条件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只能逐步改善。工人阶级应该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努力生产。我们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保护劳动和限制资本。 （六）上下关系。 这里说的上下关系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集中和统一，但也不允许各自为政。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封建割据。要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这是《共同纲领》中确定了的。比如钢铁生产，就要在工业投资、矿石生产和销路等方面对各产钢地区进行统一安排。棉花生产计划的制定，也得看各地的条件。航务计划也得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要犯本位主义，不要妨害地方的积极性。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领导上抓得很紧，在战役的组织和战术的运用上就交给下面去办，因为他们最了解具体情况，只有充分发挥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打胜仗。打仗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 上述六种关系，各个部门都会遇到，尤其是生产部门。必须正确解决这六种关系，才不会犯本位主义，才能有全局观念，才能使本部门的生产在统一计划中占有适当的地位，才能使各方面的计划掌握重心，准确地加以实施。 |
Add new comment
- Details
- Category: 周恩来选集
- 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年六月八日）
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年六月八日）
|
【正文】 听说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开得很好。全国的教育专家会聚一堂，经过充分讨论做出的决定，我想一定会是合乎实际情况的。现在，我只想根据政协《共同纲领》〔1〕的文教政策，对教育方面提出三个问题和大家商讨。 一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 《共同纲领》第一条指明了我们反对什么，主张什么。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同整个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是一致的，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在教育上就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这项任务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欲速则不达"，如果急于求成，形式上好象肃清了，而实质上仍然存在。所以，我们在原则上一定要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在具体步骤上则必须一步一步地求其实现。 我们主张什么呢？《共同纲领》说得很清楚，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教育的方向。现在是人民的时代，我们的教育应该是有利于人民的。人民是什么？在现阶段，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我们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首先就要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大家知道，过去如果不是封建地主或资产阶级的子弟，是很少有机会受大学教育的。即使在今天，大学学生的成份也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这种情况不符合我们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要求。但是，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需要不断地努力。特别是在工农大众过去长期受剥削压迫、文盲较多的情况下，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惟其困难，更要唤起大学教育工作者的注意。我们一定要在若干年内从劳动人民中培养出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培养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并不是为排斥原有的知识分子，而是在团结改造原有知识分子的同时，增加新的血液。 我们的教育是科学的，要有科学的内容。科学是从实际中总结出来的系统知识，是客观真理。有一种说法，中国过去没有科学。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不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必然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人们能不能科学地说明它。近代自然科学是从西方开始的。科学地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从马克思开始的。但是，并不能说在这以前就完全没有科学。拿中国来说，我们的国家存在了几千年，人口发展到四亿七千五百万，能够抵抗敌人的侵略，战胜各种自然灾害，这表明我们民族过去是掌握了一些客观事物的规律的，因而是有科学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去发掘它，研究它。科学理论是将实践的经验提高到理性的高度，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的。劳动创造世界，科学也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产物。我们应该以科学理论作为教育的内容。这也不是一下就可以实现的，需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去做。 我们的教育是民族的，要有民族的形式。普遍真理是各民族都适用的，但在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民族有自己的传统习惯，这些传统习惯总是以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具有民族形式的教育，才易于被人民所接受，为人民所热爱。教育如果不注意民族的特点和形式，就行不通。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要注意各兄弟民族的特点和形式，兄弟民族之间也要互相学习彼此的长处，这样才能将科学的内容输送到各族人民中去，把教育办好。 二理论与实际一致 《共同纲领》规定我们的教育要采取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我想把这个问题展开讲一讲。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对实践加以指导。我们不能把理论当作教条，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把理论拿来乱套一阵，总是要失败的。同时，实际工作要有理论的指导，才不会盲目乱撞。没有理论指导而盲目乱撞，虽然也会在失败中摸索出一些道理，但是太痛苦了。我们的教育不应该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也不应该陷入没有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错误中去，这样才能使青年少走弯路，少碰钉子。这是教育者的责任。 理论有深有浅。深和浅二者不是对立的，是有联系的。理论要由浅入深地不断发展。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也会有些知识，也会有些粗浅的理论。比如农民，虽然缺乏系统的科学知识，却懂得生产，有些抵抗天灾的办法，可见他们也掌握一些粗浅的原理原则。不过，还需要深造。我们不能否认深造的必要，否认是不对的。 对学校教育中实践应该多些或者少些的问题，看法不尽一致，有的人主张多一些，有的人主张少一些。为了速成，实践少一些是可以的，但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理论，还是要多去实践。学习理论需要反复实践，才能掌握得更准确，领会得更深刻。所以，忽视实践的一面，或者把实践和理论对立起来，都是不对的。 我们的大学是要学习理论的，但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理论，目的是要用它进一步指导实践，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样才能合乎实际工作的需要。那些认为大学不需要学比较高深理论的看法是不对的。全国高等学校都要重视实践，都要提高理论水平。 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大多是理论与实际脱节的。今天，如果说我们的大学理论与实际已经完全一致了，那也不符合事实。在座的专家都知道，我们高等学校的教学方法，就有很多是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革。怎样使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这就需要从教材、课堂教学到实验实习，反复研讨，总结经验。 会上有人提到通才与专才的问题。通才也好，专才也好，都需要理论与实际联系。通才和专才不是对立的，只是在学识的范围与程度上有一定差别，而不是在理论与实际联系这一原则上有什么不同。因此，在大学里反对理论与实际联系，或者主张少联系，都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适当地强调实践，忽视理论，把大学降低到专科学校的水平，也是不对的。大学和专科有差别。大学总是要学得广一点，深一点，理论更多一点。 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需要人"急"，需要才"专"，这是事实。为了便于联系实际，适应建设的需要，由企业部门举办短期训练班或专科学校是必要的合理的。但这绝不是说要将现有各大学分归各企业部门领导，教育部就不管了。为了适应需要，可以创办中等技术学校，也可以考虑在大学中缩短一部分专业的修业年限，但不能取消大学教育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方针。为了培养具有较高理论水平、能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符合长远需要的专门人才，有必要将现有的大学整顿得更好一点。目前，大学还不能大量地扩充与发展，高等教育只能根据我们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三团结与改革 去年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现在又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以后还要召开中小学教育会议，还要成立全国教育工会，目的都是为了使全国教育工作者更好地团结起来，实现《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教育改革的任务。除了极少数反动分子，我们应该团结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凡是在政治上反对三大敌人、在教育上赞成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人，我们都要团结。这是肯定和不可更易的方针。 这次高等教育会议作出了若干决定，有的要马上实施，有的要在一些学校试行，有的只供各学校参考，这样的办法很好。我们对于文化教育的改革，应该根据《共同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毛主席告诉我们要谨慎。教育改革不能漫无计划，兴之所至乱搞一气，要区别轻重缓急，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在有些问题上要善于等待。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的先导，另一方面它的改造又要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所以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 教育改革是比较长期的事，要有步骤地进行，但不能停止不动。有改革条件而拖延着不改革是不对的，口头上同意改革而实际上不改革也是不对的。只有在客观情况确有困难或者主观上对情况了解不够时才可以等待，但是等待并不等于拖延。另一方面，鲁莽从事，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改革，也是不对的。比如说，在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以及教学方法等问题上，不能急性地强迫人家同意你的意见。不然的话，表面上好象同意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总之，我们对教育工作者要循循善诱，使人心悦诚服，要用这种精神来团结全国教育工作者。 在教育方面，也要"公私兼顾"。这次高等教育会议就有许多私立学校的代表参加，这是很好的。今天私立学校处于困难的境地，以前它们的经济来源大都依靠军阀、官僚资产阶级，现在没有了，学田〔4〕，土改时也分了。这些困难，政府应该照顾。教会学校在与外国断绝关系后，经费上有很大困难，政府也应该照顾。私立学校问题怎样解决，教育部要考虑。这也是学校自身的事。现在，国家经济处在恢复过程中，大家要多想办法，度过这一二年。 |
- Details
- Category: 周恩来选集
-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
【题解】 这是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讲话的前两个问题。 【正文】 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37〕和马校长〔38〕要我给他们做一个报告。我想，既然给北京大学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这个报告会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 我讲什么呢？做一般的政治报告吧，也许不适合大家的要求，因为大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这样的报告不是最需要的。既然在学习，就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因此，我想讲一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讲到改造问题，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39〕，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不过，我总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一些体会，联系自己来谈这个问题，可能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有一点参考作用，总不至于成为一种空论吧！ 大家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我想，凡是要求学习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起码的认识。当然，改造需要时间，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这是急躁的，不合乎实际的。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然不可能一次就改得好，犯了一次可能再犯，但总可以改正吧！犯了错误，不要当作包袱，要把它丢开。丢开了还不算，还应该公之于众，作自我批评。这不仅可以教育自己，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也就是告诉别人：这类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只要认识了，同时又肯改，仍然是可以进步的。犯了错误，关起门来检讨是需要的，更需要的是到人民中去学习。一个人之所以犯错误，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所以需要向进步的理论求教；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所以必须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这样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有了力量，就行得通了，也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了。 我讲这一段话，是为了使同志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建立这样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在座的同志多数在旧社会生活过较长时间，会带来很多旧的东西，要求一下子把旧的影响肃清，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能求得进步。 下面讲几个大家在学习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一立场问题 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总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说都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了。这不仅是你们诸位，就拿我来说，几十年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许看书学习、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到实践的时候，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立场呢？认真检查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例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把广大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首先是把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军队组织到革命的潮流里，革命的力量推动他们前进。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有些人在陈独秀〔40〕领导下，立场就很不稳了，跟着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就说明他们没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受了当时反动阶级的影响。类似的例子还有。所以，立场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 我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不能要求他们一下子就能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 我的家庭是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我家原籍是浙江绍兴，后来祖父到江苏淮安做县知事，家也搬到淮安。我家虽然没有买土地，只有一幢房子，但仍然是封建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不能不影响我的思想。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说话或者写文章，如果不经过很冷静地思考，旧的东西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既然如此，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那是困难的，一定要有一个过程。 一般的人开始最容易有一个民族观念、民族立场。因为中国是一个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容易使我们产生爱国的民族观念。例如，我小的时候读章太炎〔41〕先生发表在《国粹学报》〔42〕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43〕、北洋军阀〔6〕的专横卖国，更使我增加了爱国的思想，因而积极参加了反对"二十一条"〔44〕、反对中日军事协定〔45〕等爱国活动。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过程。这是一个好的起点。知识分子有了爱国的思想、民族的思想，就可以从这个立场上前进。 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危险性。假使从民族立场发展到国家主义〔46〕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外侵略别的国家，对内压迫小的民族，那就走到邪路上去了。这种危险性虽然有，但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不是主要的方面。其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受外国侵略、欺凌和压迫的，所以人们首先产生的是一种民族的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可以由民族思想、爱国思想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和为人民的思想。所以，知识分子初步有了这样的思想，应该受到欢迎。当然，我们也要防止产生国家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思想。 在中国，国家主义是跟共产主义同时出现的。五四运动时的同辈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大家知道，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47〕分成两派：以李大钊〔48〕、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派，走向了共产主义；另外，曾琦〔49〕、李璜〔50〕、左舜生〔51〕等人又是一派，他们走向了国家主义，结果做了国民党的尾巴。这个尾巴做得也很可怜，因为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环境里，不可能出现土耳其式的基马尔主义〔52〕。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极少数人玩弄那种货色，在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中是生不了根的。 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和中国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形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一百多年来，多少仁人志士想替中国人民找出路，如洪秀全〔53〕和孙中山的革命，严复〔54〕和康有为〔55〕的改良，在当时都是想把中国往前推进，但结果都失败了。中国既没有象法国大革命〔56〕那样把封建势力完全摧毁，也没有象日本那样发生了明治维新〔57〕。为什么？原因很清楚，各位教授先生最近参加土改〔10〕工作时看到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太大，地主和富农在中国农村中约占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人散布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压在农民头上，帝国主义就凭借着这些人统治中国。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过去有些人企图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走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但走不通，统统失败了，不能不找新的办法了。 中国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加觉醒了。俄国十月革命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使我们认识到要"走俄国人的路"。孙中山先生也提过"以俄为师"的口号。这样，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就组织和发动起来了。许多知识分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的立场，觉悟到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救中国，才最爱民族。因为封建经济束缚着中国广大农村的生产力，买办势力束缚着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代表了封建和买办势力，成为一种反动政治力量，他们依靠帝国主义，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所以要求得民族解放，一定要有人民的立场，而不是只有笼统的民族观念。 人民的立场，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以后一下子就站稳了呢？不错，当着对敌斗争很激烈的时候，我们是很清楚的，对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是坚决斗争的，这是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但是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和国民党讲联合，共同对外，这时有一部分共产党员的人民立场就不那么明确了。你们从胡乔木同志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可以看到，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坚决主张对国民党有联合有斗争，推动全面抗战，反对国民党不要人民的片面抗战，这是坚定的人民立场。但是有些共产党员，有时只注意联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斗争的一面，迁就了国民党，人民立场就不那么清楚了。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曾发生过这样的错误。那时联合的工作是做了，但斗争不够。后来认识了这个错误，纠正了，到重庆、南京工作时就好一点了。这就是说，人民的立场，在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也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站稳了的。大家看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时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读了很多书，又住过延安的学校，但还是有不少人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所以毛主席在那篇讲话中就首先提出立场问题。 现在，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想法，农民阶级有农民阶级的想法，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想法，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想法，只要各个阶级存在，他们的不同立场就会存在。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立场，这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 由人民的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那是更难的一件事。为什么要知识分子进一步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呢？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是为人民的，也是为民族的，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使社会达到无阶级的境地。工人阶级的伟大就在于此。资产阶级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变成资本家。如果人人都当资本家，谁去做工人呢？如何积累资本呢？我参加共产党，最先就是这一句话说动了我，我也用这句话写过文章，向别人宣传过。为什么工人阶级是先进的？因为工人阶级可以使全世界的人都变成劳动者，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统一起来。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最本质的东西，是它能使全世界进到没有阶级、谁也不剥削谁的社会，别的阶级和政党都不能担当这个任务。 对阶级立场问题，在知识分子中有几种认识。一种认识是：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工人，产业工人不过三四百万，并且是从封建社会中生长起来的，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的影响，恐怕不会很强，怎么能领导全国呢？另外一种认识是：中国共产党里面，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占很大的数目，怎么能代表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是不是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一种认识是：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以后，实行党的口号、政策，他的一切就都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了，就体现工人阶级的思想了。这三种想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尽管人数少，而且其中还有若干人受过封建的影响，但是只要积极工作，发展生产，跟世界上的工人运动的经验和先进理论相结合，这个力量就是无穷的。它是新生的力量，一定会发展壮大。一切新生的力量都是从小到大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由幼年长大的，幼年的生长力是最强的。所以工人阶级在中国是有远大前途的。工人阶级能照顾全局的利益。将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发展工商业，不仅对本阶级有好处，对农民有好处，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有好处。为了更好地发展工商业，它要把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逐步走入社会主义社会。也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根据它的思想，根据国家的物质条件和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才可以使中国工业化，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不能因为它人数少而忽视这个最可靠、最有希望、最大公无私的阶级。 共产党内有大量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他们能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吗？我认为，经过锻炼是可以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工人阶级并不把它的立场私有，只要真正愿意接受它的思想，就可以站到它的立场上来。中国工人阶级也是从旧社会来的，不过跟知识分子不同，它经过现代化大生产的锻炼，体现了先进的思想和立场。知识分子的改造也要经过锻炼，经过学习，经过实践。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就是要学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思想和立场。这不仅是对党外知识分子说的，也包含党内的知识分子。梁漱溟〔58〕先生在一封信上说，过去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党员很多是农民，大概你们是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吧？他这话有一半道理，就是一些共产党员如果不经过改造，是会有很多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但经过改造就会逐渐减少，工人阶级思想就会逐渐加多。毛泽东思想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思想。即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就是体现中国工人阶级思想的伟大著作。 做了共产党员，是不是就一切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了呢？不是的。也许我们主观上觉得是为工人阶级了，但有时我们的工作犯了错误，实行的政策有了偏差，说明我们还不是真正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右的或"左"的错误，就是离开了工人阶级立场对反动阶级迁就，或者是把自己这个阶级孤立起来。拿我个人来说，就有过多次这样的经验教训。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错误，才使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工人阶级立场不是那么容易站稳的，需要长期地摸索、学习、锻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的指南针，但是单靠这个指南针还不行，还要有自己的革命实践。毛主席常说，任何一个人不经过自己的实践，碰过钉子，摔过跤，别人的经验对他总是作用甚小。自己实践的经验是最可宝贵的，最有用处的。所以共产党员也需要经过锻炼，而且是长期的锻炼。 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大体上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要促进这个发展过程，推动知识分子的进步，防止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差，逐步地解决立场问题。 二态度问题 明确地认识了立场的发展过程，态度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世界上，对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总会有一个态度。立场不同，态度也就不同。 今天的世界上还有阶级存在，还有国家的对立。帝国主义侵略集团要统治全世界，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要把世界变成美国的世界。中国人民是深受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大打内战之苦的，现在美帝国主义又侵入朝鲜，侵入我国的台湾。世界人民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逐步觉醒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先后建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发展，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在逐步觉醒。全世界人民都不愿意再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侵略，不愿意再遭受战争的痛苦，要求持久和平。世界分成了两个阵线，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这样的世界形势，我们中国人民怎么能够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呢？必须要有明确的态度。首先要分清敌我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没有这样一个区分，那你是什么态度呢？难道你站到敌人方面去？当然，在中国还有站在敌人方面的反动分子、反革命残余分子，我们要肃清他们。但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人，站在爱国的民族立场上的人，能不表明态度吗？所以，我们在学习时必须有敌我友的观点。全世界人民包含美国人民、日本人民在内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争取他们。现在还被帝国主义欺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府，我们应该争取他们反对战争，赞成和平，即使是暂时的朋友，我们也要争取。一切国家，一切可以争取的政府，都应该争取，即使是中立，那怕是暂时的、在一个问题上的中立，对于人民来说也有好处。我们应该分清敌我友的界限。我们的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同盟国家、帮凶国家的反动政府。我们的朋友遍及全世界，其中包含在某一个问题上一时的朋友。这样，我们人民的力量就壮大起来了。这是在国际上。在国内呢？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首先应该巩固工农联盟，还要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爱国分子。我们的敌人就是反动阶级，最集中地表现在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上，还有一些反革命残余分子。在态度问题上，是不是还有保持中间的可能呢？应该说，基本上没有可能，尤其在国内更没有可能。因为胜败已经定下来了，人民已经当政了。难道今天还可能又站在蒋介石方面又站在中国人民方面吗？也许可以躲到香港去，但那是临时性的，最后态度总是要判明的。 关于态度问题，我们历来主张靠自己觉悟。我举个例子，大家会清楚的。张伯苓〔59〕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这样一耽搁，没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临终前他写了一个遗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早一点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点进步表现，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谅解。这是我抱歉的地方。我再举一个例子：翁文灏〔60〕，大家也很熟悉，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但是他在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国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当教授。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欢迎他回来。他回来以后，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这样好使人民谅解他。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不要太勉强，要他慢慢觉悟，自觉地写。 真正的中间态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一个时期的动摇、怀疑是有可能的。有一种人他对新生事物要怀疑一下，观察一下，我觉得应该允许。怀疑并不等于对立。对立就是敌视新中国，这不能允许。在学习中，对某一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是可以的，因为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们接受的。真理愈辩愈明，我们不怕怀疑。观察一下也是可以的。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有些问题他要观察一下。他在这点上很直爽，我们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他每次回来的确都有进步，这一点我们应该欢迎。他观察一个时期就提出一个新的认识，那很好嘛！观察不等于旁观，观察的态度是积极的，旁观的态度是消极的。 还有一种态度是同情但不参加。这种人只是做到对中国革命表示同情，但是参加还要考虑考虑。这也是允许的。我们愿意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香港有许多人跟我们打过招呼，说他很同情新中国，但是他自己暂时还不能回来。我们绝不勉强。因为这里面还有客观的原因和主观的原因，我们应该谅解。 |
- Details
- Category: 周恩来选集
- 抗美援朝〔26〕，保卫和平（一九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抗美援朝〔26〕，保卫和平（一九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
【题解】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十八次常务委员会上的报告。 【正文】 朝鲜反侵略战争胜利地开始，大家看到了朝鲜人民的英勇，同时也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残暴。 七月半以后，美帝国主义向南撤退，迅速地把军力集结在朝鲜半岛南方大邱地区，意图引诱朝鲜人民军向其进攻。年轻的朝鲜人民军是勇往直前的，要一直把美国兵赶下海去。当时的形势已表现出战争将长期化。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的国家，朝鲜人民军是一支年轻的部队，他们战斗非常英勇，真使我们感动。敌人依仗暂时的强大，有意制造阴谋。现在朝鲜是困难的，但他们英勇地坚持着，在南方打游击，在北方抵抗，斗争仍在继续，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生长出新的力量来打败敌人。朝鲜地方较小，所依靠的基础是九百万人口，以这样的力量，抵抗这么强大的敌人，下了长期抵抗的决心，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应当赞佩。 朝鲜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它同国际上的其他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朝鲜人民的长期抵抗，将更增加问题的国际性。同时，朝鲜要胜利，也必须得到国际的援助。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更需要国际的援助。我们应该发扬革命的道义。只有朝鲜胜利了，和平阵营才不会被打开一个缺口。如果朝鲜这个缺口被打开，则其他方面要相继被打开。东方阵线门户洞开，敌人打进我们的大门来了，怎么还能谈建设？ 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从八月二十七日到昨天这两个月间，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已侵入我国十二次。最近不仅在鸭绿江，而且已飞到宽甸来示威、侦察、扫射和轰炸。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怎么能安定生产？ 我们国家的建设需要有三年五年时间先恢复生产，我们也正在进行恢复工作。最近拟定了一九五一年的经济计划，总想减少军费，增加经济建设费和文教费，把军费由今年占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三减为明年占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以全部概算的百分之七十投入经济建设、文教事业等，并考虑改善公教人员的生活，收购农民的余粮，发展日用品的生产。但敌人不让我们这样做。不久以前华莱士〔27〕给毛主席一封信，他说，愿中国造拖拉机，不要将造拖拉机的力量造了坦克车。实际是敌人不许我们建设，逼得我们不能造拖拉机。 假如我们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那是不行的。消极防御也要花许多钱，例如改装一个飞机场就要一亿斤小米，东北修八个，关内修三个，就要十多亿斤小米，飞机场外还有许多设施，所费甚大。再有工厂搬家，许多工业无法按计划生产下去。军事上，除装备之外，还有兵力问题，鸭绿江一千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况且敌人如果将朝鲜侵占了，也不会就此罢手。所以，从朝鲜在东方的地位和前途的展望来说，我们不能不援助；从唇齿相依的关系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援助。这是敌人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并非我们惹火烧身。 一个月前，就是说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前，我们曾经考虑过，美帝打到三八线〔28〕后是否会停止，而后转为外交的谈判。在敌人占领汉城以后，尼赫鲁〔29〕曾经对我们说，三外长会议〔30〕已经说好，不过三八线，如要过三八线也要提到联合国来决定。但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要稳住中国，过三八线，过了以后，再搞中国。我们看穿了骗局，所以在九月三十日声明：对美帝侵略朝鲜我们不能置之不理〔31〕。十月一日、二日的消息是美军已过三八线，南朝鲜军则在三八线以北深入很远。我们曾找印度驻华大使指出，以上情况与尼赫鲁所说不同，我们对朝鲜问题不能不管，要他通过尼赫鲁转告贝文〔32〕。过了几天，敌人的推进并不停止。不久，贝文通过尼赫鲁向我表示，过了三八线到距鸭绿江四十英里时即可停止。当时敌人已进到平壤。目前，敌人又由平壤北进。这显然是对我们第二次欺骗。如此下去，我们如坐视不救，敌人必然继续前进，咄咄逼人，直到鸭绿江边，然后再做第二步文章。 所以我们要理，要管。但如何理？如何管？要有进一步的决策。过去我们是管过理过的，例如向联合国控诉等。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应有新的决策。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一步步地制造并扩大战争。如果我们予以打击和斗争，它可能缩回去，否则它必然照计划继续推进。 美帝国主义在东方实行麦克阿瑟〔33〕的政策，利用日本的基地，继承日本军国主义的衣钵，沿袭着甲午战争〔34〕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不过日本帝国主义是用四十多年的时间逐步进行的，而美帝国主义则要在四五年内来完成。 历史的教训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一派主抗，一派主让，让到七七事变〔35〕，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抵抗，还抗不起来。甲午之战也是抗，不过那是在统治者中的抵抗，由腐败的朝廷领导，没有人民的支持，结果失败了。如果是人民的国家，就不会如此。 现在对美帝如果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反之，如果给以打击，让它在朝鲜陷入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甚至会影响它派兵到西欧的计划。这样，敌人内部的矛盾也会发生。总之，如果我们让，只会缓和敌人内部的矛盾；管，则会促使敌人内部矛盾加深。只有管，才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不过，我们过去的管法现在已经无效，只有拿出力量来管，才能起作用。 朝鲜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单是朝鲜问题，连带的是台湾问题。美帝国主义与我为敌，它的国防线放到了台湾海峡，嘴里还说不侵略不干涉。它侵略朝鲜，我们出兵去管，从我国安全来看，从和平阵营的安全来看，我们是有理的，它是无理的。 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必须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外国军队必须退出朝鲜。如果解决得好，美帝国主义受到挫折，也可以改变台湾海峡的形势和东方的形势。我们力争这种可能，使国内外人民一致起来，动员起来。 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愈打愈眼红，打入大陆，战争扩大。敌人孤注一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美帝有疯狂的一派，我们应该做这方面的准备。我们并不愿意战争扩大，它要扩大，也没有办法。我们这一代如果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我们的子孙，只好承担下来，让子孙永享和平。不过我们绝不挑起世界大战。我们应力争前一种前途，力争和平。但也准备应付后一种可能，应付世界大战。 既然要拿出力量来管，那么我们的力量如何？ 我们的陆军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空军海军不足，因为我们在去年春天才开始建空军和海军。那么是否要等到我们力量强大时再抵抗呢？不行。那样敌人就会把朝鲜压了下去，气焰会更加高涨，敌我力量对比会相距更远。所以我们必须全面地发展地考虑问题，到斗争中去增强自己，在狂风暴雨中锻炼自己。革命的力量有时看起来是劣势，在斗争过程中却会变为优势。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另外，我国大陆防卫的力量也要顾到。敌人可能来轰炸，或者用蒋介石的空军来轰炸，或登陆袭扰，我们应增强防卫力量。政治上，我们有同盟国家、友好国家的支援，力争和平。方式上，我们采取志愿军的形式，无须宣战。宣传上，我们应该广泛宣传抗美援朝，保卫和平。同时，我们在国内要镇压敌特的捣乱，巩固广大人民内部的团结，经济建设不能停止，重工业要有重点地恢复，水利、铁道、纺织这几方面的建设要不动摇地进行，并且要照顾到人民生活的改善。 |
- Details
- Category: 周恩来选集
- 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
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
|
【题解】 这是在一次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正文】 一、我们的外交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坚持这一政策，相信以和平竞赛的方法来胜过帝国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为防备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应该在和平斗争中巩固国防，加强经济力量。要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它发动战争，就叫它遭到失败。 我们在执行和平政策中的一些外交方针是： （一）"另起炉灶"。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历史上，有在革命胜利后把旧的外交关系继承下来的，如辛亥革命后，当时的政府希望很快地得到外国承认而承袭了旧的关系。我们不这样做。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 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毛泽东同志宣告后，我们以外交部长的名义把这一公告送达各国政府，向世界各国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为了表示外交上的严肃性，我们又提出建交要经过谈判的手续。我们要看看人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在和平阵营方面，首先是苏联，然后是各人民民主国家相继承认了我们。 这些国家是真诚地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因此，我们同它们很快地建立了外交关系。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不能不经过谈判的手续，看一看它们是否接受我们的建交原则。我们不仅要听它们的口头表示，而且还要看它们的具体行动。例如，它们如果在联合国中不投新中国的票，而去赞成蒋介石反动政府，那我们就宁愿慢一点同它们建交；反之，如印度、缅甸等，能够真的同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那就可以在经过谈判之后同它们建交。 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二）"一边倒"。在一九四九年党的建立二十八周年纪念日，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宣布了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之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七月七日发表了联合声明，拥护这一方针。我国在世界上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阵线一边，旗帜鲜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如果没有这一明确的宣布，帝国主义者就会胡思乱想地望着我们，如司徒雷登〔65〕在南京时还想钻空子。"一边倒"的方针给这种胡思乱想的人浇了一头冷水。 （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但是打扫要有步骤，不能性急。我们在美帝侵朝的时候，针对美帝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并冻结我国财产的情况，先接管或冻结美帝在华资产，并接管美帝津贴的文化机关，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26〕中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这在平时恐怕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做到。 （四）"礼尚往来"。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开国后我们用"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两手，在整个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至于在具体事情上，是可以后发制人的。 （五）"互通有无"。我们开国以来就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不能象过去那样把中国作为它们的消费品市场。美帝国主义对我搞禁运，我们就以货易货，不用结汇，这对打破禁运是极有利的。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换回来的是工业装备。我国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大大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增加了，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字。我们想扭转国民党时期的入超，变为出超，这是好的，但我们当前的目标是出入口平衡。现在我们入口的东西是我们所需要的，出口的东西如鸡蛋、猪肉，是人家所需要的，这种互通有无是互利的。 （六）团结世界人民。我们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是"一边倒"的，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以上一系列的方针就体现了我们坚持的和平外交政策。 二、外交阵线 （一）建立什么样的外交阵线。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但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这一点要搞清楚。 （二）要分清敌我友。在建国开始时，我们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和友是一方面，敌又是一方面。具体地分析一下，朋友方面以国家来分有两种：第一种是基本的朋友，第二种是一时的朋友。这后一种朋友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只能在某一时期内成为朋友，有的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朋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从国家的性质上来说，它们是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但对战争它们不参加，表示中立，这是可能的。这种情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有过，那时苏联争取瑞典保持中立〔66〕，这对当时的局势是有利的。假如那时挪威也被争取保持中立，对苏联会更有利，对欧洲的形势会更好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在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对我们是有利的。所以对这些国家，我们不能采取敌对态度，不要把它们挤到敌人的营垒里去，我们可以和它们做朋友。当然在战争中，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但在战争爆发前，我们就要有预见，努力做争取工作。 在战争一旦发生时，这些国家守中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站在和平阵营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可能性虽然极少，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要看我们和平阵营力量的增长，要看敌人阵营的分化情形。 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追随美帝的国家毕竟是少数。 在朝鲜战场，和美国在一起的虽然有十五个国家，可是万一战争发生在中国，是否也有那么多国家参加对中国作战呢？这是很值得怀疑的。敢于坚决和我们敌对并走上战场的究竟还是少数。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 同我们最敌对的国家，应该对它坚决斗争。 同我国未建交、关系又较坏的国家，不能把它们看成同美帝一样。它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应该给一些影响，使它们不过分同我敌对。 同我国正在谈判尚未建交的欧洲国家，它们不愿意同我闹翻，就悬在那里。 同我国已经建交的欧洲国家，对他们要分别对待，做好工作。 同我国已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过去是殖民地，现在不仅形式已经改变，有自己的国会与政府，同时人民的觉醒也使得帝国主义不能不改变过去对殖民地的一套办法，而由当地资产阶级来统治。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现在还有人说它们是殖民地，那是不切合实际的。即使是现在的日本也不能说是美国的殖民地。日本人民的主要斗争对象有时是美国帝国主义，有时是本国政府。由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才是殖民地。东南亚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同帝国主义有矛盾，我们要在战争时争取它们中立，在和平时争取它们同帝国主义保持距离。 伊斯兰教国家，我们同它们关系较少，影响也小。工作可以逐步进行。 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我们要这样来打开我们外交工作的局面。 三、外交工作的思想领导 我们的外交工作要绝对地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不能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当然更不能允许这些思想占据领导地位。我们的立场必须十分坚定，思想必须十分明确。 （一）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对这个问题，大家在理论上也懂得，但是在工作中，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就往往容易带着新中国胜利的骄傲，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思想。当然我们应该有民族自信心，可是如果有自大、骄傲的情绪，那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了，即使有时是不自觉的，也不好。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要肃清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确立国际主义思想。 （二）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我们的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67〕。我们反对失去民族自信心的、投靠大国的"世界主义"。美国所说的"世界主义"、"大国领导"，其目的是要小国永远跟它走，永远受它奴役剥削。我们的国际主义是要各国都独立平等。 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我们有些同志有时表现得失去立场，那是因为我们过去是半殖民地国家，羡慕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不审查其中有无毒素，盲目崇拜。说中国一切都好或一切都不好，都是不对的，应该批判地接受一切中外的文化。《大公报》有一栏叫"中国第一"。中国哪里有那么多第一，这样提就不对，后来这一栏也只好取消了。新中国当然比旧中国好，祖国是可爱的，但我们仍然必须向外国学习。 （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外交工作是代表国家的，一切必须从集体出发，倘若从个人出发，就一定很危险。任何荣誉都是来自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努力，都是国家的荣誉。外交工作中不容许有个人打算，不要因为人家一说好就沾沾自喜，应该想这是人民的光荣；如果人家说坏，就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错了，要把个人完全溶化在集体当中。 （四）坚持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我们强调高度自觉的、合乎党的利益的纪律性，丝毫不能允许自由主义存在。乱说乱搞就会出乱子。外交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外交工作的一切都必须注意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国家同国家办事，说了就得算数，所以多说不如少说。但是，是不是什么都不说呢？不是。已经宣布的事，已经办成功的事，已经决定了的事都可以说；尚未宣布的，经验还不成熟的不能说。因为这不是在一个党内，而是办国家同国家之间的事。在一定原则下可以有一定限度的机动，也就是临机应变，但对新的问题处理迟缓一些并不是错误。经验不足时，还是慢一些好。 （五）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我们大家对外交工作的经验都不多，还是要发扬民主。"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多听取大家意见是必要的，但是还要有集中。使馆内的民主一定要做到。光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成为官僚主义了。我们应该提倡民主，才能克服官僚主义。 （六）要求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政治空气首先要求有高度的党性，锻炼同志们的思想，一切从原则出发。政治化是多方面的。把原则变成教条来背诵不是政治，轻一点说是书呆子，重一点说是教条主义者。要调查研究，分析问题。平时谈生活、谈文艺都要注意从原则出发，这样，庸俗空气就稀薄了，政治空气就浓厚了。当然，并不是说只有张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叫做政治空气浓厚。 （七）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我们的外交工作中有不少浪费，这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我们在生活享受方面处处想跟苏联比是不对的。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也是十分俭朴的。毛泽东同志主张不要去提倡那些形式的东西，因为不适合我们现时的经济情况。生活上同他们比是不对的，今天我们的生产还没有发展到他们那样的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