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第34章 大清儒宗 黄宗羲

黄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生平所用别号甚多，有南雷、梨洲、茭湖鱼澄 洞主、双瀑院住持、双瀑院长、双瀑堂住持、古藏室史巨、蓝水渔人、雪交亭主等 等。由于其代表作《留书》、《明夷待访录》均署梨洲老人，故当时学者都尊称他 梨洲先生，而他本人用得最多的是南雷。甫雷在余姚，是唐代谢遗尘隐居之地，宗 羲用作别号，既代指故乡，又借以表明自己不仕清朝的素志。逝世之后，其门人私 谥曰"文孝"。宗羲一生颇为曲折，依他自己所说，是早年为党人，壮年为游侠， 老年为学者。他博学多才、名重天下，当时就被誉为"国初三大儒"之一（另两人 是李囗和孙奇逢）；近代以来，人们又把他与顾炎武、王夫之并提，合称为"明清 之际三大思想家"。

一、生当末造 少年英挺

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黄宗羲出生于绍兴府余姚县通德 乡黄竹浦，其地现名浦口村，属浙江省余姚市明伟乡。降生前夕，母亲姚氏曾梦见 麒麟入怀，所以，宗羲乳名"麟儿"；不过，宗羲的人生历程却布满荆棘：少年时 期，父亲即遭迫害，惨死狱中，成年之后更是历尽艰辛，既饱尝战乱兵燹，又造经 官府追捕，"濒于十死"而患难余生，可以说丝毫也没有蒙受到这个吉兆佳名的呵 护。

据《竹桥黄氏宗谱》记载[注]，黄氏原居婺源（今属江西），其先人南宋初年 为庆元（治今浙江鄞县）通判，建炎四年（1130）金兵南侵时不屈而死，有子三人， 分头避乱，其中名叫万河的到了余姚，便定居下来，是为竹桥黄氏之一世祖，至宗 羲生时已历17世500年。宗羲的父亲初名则灿，后改尊素（1584-1626），字真长， 号白安，是一个正直并且关心时政的读书人。

宗羲8岁时，去年春天考取进士的尊素被授予宁国府（明宁国府治今安徽宣城） 推官的职务，宗羲随侍父母赴任所，这一年是万历四十五年（1616）。从此，尊素 涉足风涛险恶的宦海，而宗羲在父亲的熏陶习染下，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逐渐萌生、 培养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政治意识。毋庸置疑，正是这一点最终影响和决定了宗羲 的一生。天启三年（1623），尊素迁监察御史，宗羲亦通过童子试，取得秀才资格， 新近补为仁和（今杭州）县学博士弟子员。是年秋，宗羲随父亲来到北京，开始了 新的学习生活。

读书的日课，当然是所谓"时文"，即八股制艺，由父亲亲自督促指点；而少 年黄宗羲对小说家言及稗官野乘却颇感兴趣，"课程既毕，窃买演义如《三国》、 《残唐》之类数十册，藏之帐中，俟父母睡熟，则发火而观之一（《南雷文钞·家 母求文节略》）。这种不务"正业"的举动不久就被父母发觉。明建国之初，太祖 朱元璋曾下诏，称"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史·选举二》），所以姚氏夫人 十分担心麟儿因放松举业而有碍前程，可是，"少即博鉴经史，不专为科举之学"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黄氏家录》）的尊素对此却并不介意，还认为"亦足 开其智慧"（《黄梨洲先生年谱》），或许他在爱子身上又见到了当年的自己吧。

天启时代的明帝国，承嘉靖、万历之后，已是风雨飘摇，正处于分崩离析的前 夜。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崛起白山黑水之间，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国称汗后， 声势日盛，不但屡屡攻扰辽东，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叩关南向；南边的明朝却武备松 弛、将骄兵惰，卫所制度也名存实亡，有的地方兵员不及定额的半成，甚至军器仅 有一张弓！朝政情况更是一塌胡涂、乌烟瘴气。庸儒的熹宗皇帝朱由校非但不思励 精图治，反倒宠信太监魏忠贤（本名进忠，后赐改忠贤，河北肃宁人，1568-1627）， 听其擅专国政，广植党羽。官僚集团中则上自内阁六部，下至四方督抚，大批趋炎 附势者竟相奔走奸宦之门，阁臣魏广微呼忠贤为叔，给事中阮大铖、礼部尚书顾秉 谦、太常卿倪文焕等拜忠贤为父，此外还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 之类不堪入耳的名号，中外勾结，形成既丑恶又凶残的"阉党"，造够了酵竹难书 的无边罪孽。而与其对立的一方，便是东林党人。

所谓"东林党"，其实始终不曾是一个有纲领的政党式团体，也并未真正结党， 最多只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学术集群。"东林党"这个称谓，是由阉党强加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郎中顾宪成（字叔时，江苏无锡人，学者称东林 先生或径阳先生，1550-1612）因"京察"案革职家居，与同里高攀龙（字存之， 一字景逸、云从，1562-1626）、钱一本（字国瑞，号启新，江苏常州人，1539- 1610）等人讲学无锡东林书院，嗣后邹元标（字尔瞻，号南皋，江西吉水人，1551 -1624）、赵南星（字梦白，·号清都散客，河北元氏人，1550-1627）等亦相继 讲学，远近士子，闻风相从。上述诸人后来被认为是东林党的创始人物，其中顾宪 成，邹元标、赵南星被誉为"海内三君"。在学术上，东林人士反对阳明学术末流 "盛谈玄虚"、以致"遍天下无不皆禅学"（刘宗周《刘子全书》）而造成的空疏 不切实用的流弊，主张回归正统的朱子学，提倡避免空谈心性、强调做学问应以平 治天下为终极目的，表现出期望在实践上济世救民的强烈政治责任感，这完全合乎 正宗儒家"兼济天下"的传统观念；至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 （《明史·顾宪成传》），也无非是中国士大夫之根深蒂固的习惯，自东汉以来就 是如此，一般情形之下，大权在握的当道者不妨对这类往往无伤大雅的"清议"冷 笑置之而已。然而天启朝的情况不同。明初，朱元璋曾严厉规定一内臣（按即宦官） 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宦官传》），而天启朝的宦官魏忠贤居然权倾 中外、势焰熏天，内阁诸大老则仰其鼻息、助纣为虐，这些眼前的现实自然成了东 林人士"讽议""裁量"的主要内容，两下里针锋相对，看来也有义气用事的成分： "处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处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明儒学案'东林学案》）； 而且"京中朝士慕其风者"（即一些较为正直的官员）又与东林诺人桴鼓相应。这 样一来，阉党遂将东林人士视如仇雠，阮大铖等寻机进言魏忠贤："此俱东林党， 每事与公相忤"（《明季北略·魏忠贤浊乱朝政》），顺便还把所有不依附不顺从 他们的士人统统打入东林的阵营，以至"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 之东林"（《东林学案》）；终于送兴冤狱，杀戮党人，株连极广，致使"忠良惨 祸，亿兆离心"，官僚集团中的正直之士零落殆尽，大明帝国也即将坠落到那覆亡 的终点。

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党中著名人物，当初升监察御史，即因缘于东林领袖 邹元标的赏识。尊素为人精敏强干，"謇愕敢言，尤有深识远虑"（《明史·黄尊 素传》），供职京师期间，东林党重要人物，"如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北应 山人，1572-1625）、左光斗（字遗直，号浮丘生，安徽桐城人，1575-1625）、 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浙江嘉善人，1575-1625）等，与尊素过从甚密，常常 夜至黄家，主客共论时事，这种场合，宗羲都随侍在侧，聆受教益。父辈那种为国 事激昂慷慨、奔走呼号的斗争精神令宗羲深受感染，在了解朝局清浊、认识到政治 斗争的残酷复杂的同时，他也领略到了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

黄尊素的机智和富有策略，曾几次使阉党罗织罪名迫害东林的企图未能得逞， 因而被对方目为"狠心辣手"，必欲去之而后快。天启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 御史杨涟上疏皇帝，以"二十四大罪"搏击魏忠贤，尊素虽在事先曾指出这一行动 欠妥、结局不容乐观，但仍然继杨涟之后上疏劾魏，以为声援，结果受到"传旨切 责"的处分。翌年，魏忠贤兴起大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被捕，在狱中受 尽酷刑而死，尊素则被指为"东林护法"，革职还乡。天启六年（1626）二月，魏 忠贤再兴大狱，一时缇骑四出，搜捕党人。圣旨点了周宗建、缨昌期、周顺昌等人 姓名，称他们"尽是东林邪党"，命令锦衣卫将其"扭解来京究问"；由于阉党要 角、提督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告发尊素，说他虽家居讲学，但与高攀龙私交甚密，于 是黄尊素亦在同案被逮之列。当锦衣卫至苏州捕周顺昌时，引起民众公愤，士民数 万围殴堤骑，势如山崩，当场打死一人，其余差官仓皇逃匿（张溥《五人墓碑记》 即记此事）。这天，往浙江捕黄尊素的锦衣卫旗校恰好泊舟城外，也被愤怒的民众 驱逐，诸旗卫仅以身免，行李公文及所乘船只都被沉之于河。当时有人劝黄尊素， 说：抓人的公文已经遗失，锦衣卫也不敢露面，这正是亡命出逃的好机会，尊素却 说："抱头鼠窜，岂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头香耳！"（《黄氏家录》）于是 慨然投案。黄宗羲陪送父亲登途，直到常州，父子方挥泪而别。此一分首，便成永 诀。

尊素入狱后，特务头子、锦衣卫镇抚理刑许显纯亲自罗织周纳，诬陷尊素"受 贿银二千八百两"，五日一审，榜掠备至。闰六月初一日，一片刚肠、坚贞不屈的 黄尊素惨死狱中，年仅43岁。同时被捕入狱的周顺昌等人，也被许显纯以极其残暴 的手段先后害死。

凶讯传到余姚，黄氏一门举家恸哭，母亲姚氏悲痛欲绝，晕而复苏，祖父黄曰 中则大书"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字贴在墙上，让宗羲进进出出都能看到，以激励 孙儿报仇雪恨。此时黄家极为贫困，幸赖家乡父老及尊素的同年故旧慷慨解囊，才 得以纳还"赃银"，使阉党对黄家的迫害暂告一段落。

1627年8月，熹宗朱由校死，其弟情王朱由检嗣立，是为崇祯皇帝。朱由检颇想 有一番作为，来挽救朱明王朝的颓运，即位之初，便着手整顿朝纲、收拾间党。十 月，罢免魏氏得力干将、名列"五虎"之首的兵部尚书崔呈秀，并将其逐出京师， 令回原籍居住；十一月，宣布魏忠贤十大罪状，阉党分子阮大铖、许显纯等纷纷自 请免职，又将魏忠贤赶出大内，押往凤阳"看守皇陵"。魏忠贤见大势已去，这才 收拾摒当，带上珍宝40车、骏马千匹，还有800"壮士"随从护卫，前呼后拥，迤逦 南行；崇祯又向天下公布魏阉之罪，谓"逆恶魏忠贤，擅窃国柄，诬陷忠良，罪当 死，姑从轻发凤阳；乃不思自惩，素蓄亡命之徒，环拥随护，势若叛然。命锦衣卫 逮治"（《明通鉴·天启七年》）。魏忠贤行至阜城（今属河北）闻知此讯，确信 死灰已难复燃，于是自缢身亡，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崔呈秀自知难逃法网，乃"列 姬妾、罗诸奇异珍宝，呼酒痛饮，尽一囗即掷坏之"（《明史·崔呈秀传》），然 后也上吊自杀。十二月，将逆党田尔耕、许显纯等人逮捕下狱。

崇祯元年（1628）正月，黄宗羲满怀对魏忠贤阉党集团的血海深仇，赴京为父 讼冤。到得北京，形势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朝廷赠恤天启年间死难诸臣，尊素被追 赠为太仆卿（三品；南明福王时又追谥"忠端"），算是替他平反昭雪。于是宗羲 上疏，请求皇帝依法严惩李实、许显纯等送党分子，崇祯指示刑部"作速究问"。

五月，刑部会审许显纯及其帮凶锦衣卫指挥崔应元，黄宗羲到堂对质。许显纯 名列"五彪"，是魏忠贤心腹爪牙之一，东林党前后"六君子"[注]的冤狱都系他 一手罗织，前后"六君子"的"供状"全是他一手伪造，他的双手浸透了东林志士 的鲜血；崔应元则参与了许显纯所有这一切罪恶活动。面对凶顽，宗羲怒不可遏， 从怀袖中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铁锥猛刺许显纯，许显纯血流被体、狼狈不堪，还声嘶 力竭地为自己辩护道："我是孝定皇后外孙[注]，依照法律，应该得到从轻发落！" 宗羲义正辞严地痛加驳斥："许显纯与魏道内外勾结、朋比为奸，多少忠臣义士命 丧其手！许显纯罪同谋反！犯谋反大罪的，如帝子神孙、贵为亲王的高煦、宸濠[注]， 尚且依法诛戮，何况皇后家的外亲！"又挥拳奋击崔应元，拔下他的胡须，以祭奠 先父忠魂。刑部大堂之上，无不为之动容。六月，许。崔伏法，家属流放。

宗羲又联络一批被害志士的子弟，如周宗建之子延柞、夏之令之子夏承等人， 将直接下毒手残害前后六君子的狱卒叶咨、颜文仲处死。

这时，已入另案待审理的李实大起恐慌，悄悄托人向黄宗羲送上白银3000两， 哀恳宗羲放他一条生路，不要出庭对质。这一手对大义凛然的黄宗羲不起丝毫作用， 他当即上疏朝廷，说"时至今日，李实犹敢贿赂公行，他的申辩岂会符合事实！"

审讯结束之后，宗羲组织被难诸家子弟，设奠于诏狱正门，公祭死难的父辈， 一时悲声大作，震天动地，旁观者无不下泪

宗羲这一系列行动显示了他的果决刚毅的个性，他的大智大勇大孝大义有胆有 识敢作敢为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时名动京城，声闻天下，人们都呼之为"黄 孝子"。这一年，宗羲19岁。

秋天，宗羲扶柩离京，回到余姚。

二、磨剑结客 复社中坚

宗羲对于科举功名素不热衷，尤其是在遭家难之后的这几年中，作为长子，他 或因昭雪父亲的冤狱而南北跋涉，或为一家之衣食生计而东西奔走，虽然仍读书不 辍，却"无暇更理经生之业"（《黄宗羲全集》一，《思旧录》）。不过，在那个 时代，科举的道路被天下视为读书人立足社会施展抱负的正途。天启三年（1630）， 宗羲到了南京，与沈寿民（字眉生，安徽宣城人，侨居南京）邂逅相识。这一年逢 午，正是乡试开科之期，寿民劝宗羲应考。如能中举，对家人也是一种安慰，因此 宗羲参加了庚午科南京乡试，结果却名落孙山。返乡途中，在镇江遇见文震孟（字 文起，号湛持，江苏苏州人，崇祯八年曾一度入阁），两人同乘一船，直到苏州。 开中叙话，言及这次科考，宗羲便将自己的试卷呈上，请身为父执辈的文起先生指 教；震孟阅后极为赞叹，"嗟赏久之"，对宗羲说：你日后"当以古文呜世，一时 得失，不足计也"（《思旧录》）。

这番经历，使宗羲进一步认识到"科举之学锢人生平"，于是更为自觉地把精 力集中在能够经世致用的"实学"上。虽然后来宗羲也曾数度入场屋参加科举考试， 其实都是聊以应景，早已不存有博取功名之类的心思了。

当年尊素被逮入京时，曾谆谆告诫儿子："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年谱》）； 途经绍兴，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学者称蕺山先生或念台先生，浙江绍兴人， 1578-1645）为尊素饯行，尊素在席上又嘱咐儿子拜宗周为师。宗羲牢记父亲的遗 嘱，回到家乡后便开始发愤治学。蕺山先生是当时名儒，曾在东林书院讲学，政治 上十分同情和袒护东林党人；学术方面提倡"慎独"、"诚意"，毕生研讨程朱理 学和阳明心学，而对两者又有所批评。宗羲在蕺山门下问学，致力于研究宋明以来 的理学思想。地处浙东的绍兴素为人文荟萃之区，讲学论道之风极盛，所谓"自宋 元以来，号为邹、鲁"（全祖望《鲒囗亭集》外编16《槎湖书院记》），宗周之学， 出姚江学派（王阳明心学）。崇祯二年（1629），宗周与陶爽龄一同讲学于绍兴证 人书院，陶氏宗阳明学末流，喜欢援儒入释，与弟子"授受皆禅"，"姚江之绪， 至是大坏"（《梨洲先生神道碑》），宗周对此十分不满，刚入蕺山门下的黄宗羲 攘臂而起，约集"吴越中高材生六十余人，共侍讲席"，破斥陶氏之说，使蕺山 "慎独"说更为发扬光大。在问学蕺山门下同时，宗羲又开始有计划地阅读史籍。 他从《实录》入手，将本朝自太祖迄光宗共十三朝《实录》细细研读，然后再读二 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年谱》），这样， 不但"通知"了本朝史事，还深入了解了中国上下数千年的史事，为"经世致用" 奠定了坚实深厚的学问基础；不仅此也，宗羲还多方搜求、广泛涉猎，邀游于中华 学术的海洋中，"旁求之九流百家。既尽发家中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 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注]。穷年搜讨，游 履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以 为常"（《神道碑》），极为深入地钻研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旁及天文、地理、 历算、音乐、释老等各类书籍。这使他锻炼养成了别具只眼的独立思考能力，往往 能"凿空新义，石破天惊"，生发出卓异而深刻的见解。

宗羲有四个弟弟，其中大弟宗炎（字晦木）、二弟宗会（字泽望），都由宗羲 亲任教导之责，一不数年，皆大有声，儒林有'东浙三黄'之目"（《年谱》）。 这一时期，黄宗羲不过20多岁，却一时名声大噪，"所居虽僻远城市，不乏四方之 客"（《年谱》），他也因此结识了当时不少名流，与沈寿民、陆符（字文虎，浙 江鄞县人）、万泰（字履安，与文虎同里）最称莫逆。

在发愤力学、刻苦攻读的同时，宗羲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以高度的责任感 注视着天启以后的政治风云。

当时，虽然魏忠贤等已经伏诛，他的羽翼爪牙也被剪除，但是，阅党残余远未 销声匿迹。尽管崇祯二年（1629）曾"钦定逆案"，将阉党分七等定罪，前六等俱 处以流放，末等则"冠带闲住"，虽保留名位却无实权，然而"其党犹满朝"。他 们虽蛰伏朝野，却一直在窥测试探，待机翻案，企图东山再起。崇祯三年（1630） 六月，温体仁入阁。体仁宇长卿，乌程（今浙江湖州）人，貌似恭谨忠厚而内心残 刻，又颇具心机，巧于揣摸迎合皇帝的心意，因而很受崇祯宠信，居内阁掌朝政达 8年之久。此人早在天启年间就曾赋诗为魏忠贤歌功颂德，与东林党则格格不入。崇 祯初年廷推阁臣[注]，礼部侍郎钱谦益名列第二，温时为礼部尚书，但资望尚浅， 不在被推荐者之中。他意会到崇祯对钱心存疑虑，便大张挞伐，翻出7年前已有定论 的旧案，攻击谦益受贿、"结党欺君"。结果，在其他大员一致认为谦益无罪的情 况下，谦益仍被革职回籍、等候处理，一些受此事牵连的官吏如瞿式耜等都遭贬谪； 而钱氏曾被指为"东林恶党"，当年阮大铖向魏忠贤上所谓"点将录"，将钱列为 三十六天罡"中的"天巧星"。由于这些缘故，当温体仁入阁，不久又擢为首辅、 大权在握之际，"魏忠贤遗党日望体仁翻旧案、攻东林"（《明史·温体仁传》）； 而体仁亦"庇私党，排异己，与举朝为仇"（《明季北略·朱国弼劾温体仁》）， 对正直势力形成极大的威胁。

当时士大夫集团中正直一派的急先锋，是以少年名士为主体的复社。

明中叶以来，士大夫集会结社之风特盛，三五同道，声气相求，即可组成团体， 或者赏花赋诗、饮酒衡文，或者讥弹时政、臧否人物，已成为当时文人生涯之一组 成部分。万历之后，因为朝局清浊不定、政争频繁，这种结社也就往往更含有较浓 厚的政治气息。江南人文渊薮，集会结社尤为普遍，天启、崇祯间，较知名者就有 应社、国门广业之社、读书社、小筑社、诗社、文社、几社、登楼社等等，不一而 足。

崇祯三年（1629），名士张溥（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1602-1641） 联合诸文社，在吴江尹山聚会，以"兴复绝学"为号召，成立复社，此为复社第一 次会议，史称"尹山大会"。翌年，张溥又在南京召集"金陵大会"，当时恰好也 在南京的宗羲经友人周镳（字仲驭，江苏金坛人）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 物之一。这年，宗羲还加入了由名士何乔远（字囗考，号匪莪，福建泉州人）为首 领的诗社；后来，宗羲与万泰、陆符及其弟宗炎宗会等还在余姚组织过"梨洲复社"。 到崇祯六年（1633），张溥在苏州召集"虎丘大会"，与会之复社人士多达数千， 规模之大，为前所未见。从此，复社作为继东林之后而起的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团体， 出现在崇祯时代的政治舞台上。一时俊彦，如陈子龙（字卧子）、吴伟业（字骏公）、 冒襄（字辟疆）、侯方域（字朝宗）、陈贞慧（字定生）、吴应箕（字次尾）、顾 炎武（字宁人）等人，俱荟聚复社旗下；宗羲与社中诸同志时时往还，相互之间切 磋学问、砥砺志节，使自己增长了见识，眼界亦更为开阔。

复社初期，其锋芒主要即指向温体仁。当时朝堂之上，"政府大僚多用攻东林 者，而言路则东林为多"[注]（《明季北略·门户大略》），这种格局出自崇祯宸 衷独断、精心安排。对温体仁入阁及秉政，虽然言路藉藉，攻劾几无虚日，但皇帝 不为所动，而且，"丑劾体仁者，无不见责；为体仁劾者，无不立罢"（《明季北 略·罢文震盂》）。针对这一现实，复社采取迂回的策略，企图使皇帝所能接受的 周延儒再度入阁。周宇玉绳，江苏宜兴人，崇禧二年（1629）底入阁，六年（1623） 六月，因被温体仁排挤而罢免。其人"庸驾无才略，且性贪"（《明史·周延儒传》）， 政治态度上则依偎于逆党和东林之间：延儒早年即与媚事魏忠贤的阁臣冯铨关系密 切，故崇禧初年曾有如"延儒柄政，必为道党翻局"的说法；而当温体仁准备起用 道党中人王之臣时，延儒却反对。他与东林人士颇有往来，后与钱谦益争入阁，又 仇恨东林；而崇祯四年（1631）主持会试，所取进士又多为复社中人（张溥即其中 之一）。加上受温排挤罢相等因素，复社诸人认为延儒倘能再度入阁，东林即有希 望有机会出头。不过这一设想迟迟未能实现。

崇祯十年（1637），事情有了变化。温体仁与宦官首领司礼太监曹化淳相互攻 讦，矛盾激化，曹向皇帝揭发温的种种劣迹，于是，温体仁佯称有疾，请求引退； 六月罢相，第二年病死，崇祯还深表惋惜。温居相位8年，对当时内忧外患交迫、民 不聊生的严重局势"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本传，下引同），由他汲引 入阁者如薛国观辈"皆庸才，苟以充位"，以此反衬出自己的才干，加之善于迎合 帝意，所以深获荣宠。这样一来，推周延儒上台的目的虽未达到，毕竟大敌已去， 复社的斗争矛头进指向在南京蠢蠢欲动的阉党余孽阮大铖。

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园海，一号百子山樵，怀宁（今属安徽）人。 此人颇富文才，又极工心计，可以说是奸狡巨猾。早年投靠魏忠贤，曾杜撰"百官 图"、"点将录"之类，陷害罗织东林党人及正直朝士；天启末为大常少卿，对魏 忠贤极其恭顺，经常登门请安，暗中却重金买通魏府门房，索回谒见时使用过的名 刺以消除痕迹，不久又自行去职；魏伏诛后，知道朝局将有变动，立即写了两通奏 章飞寄死党杨维垣，一章专攻魏忠贤、崔呈秀，一章将东林及魏、崔各打五十大板， 嘱在朝中任职的杨维垣视情况择一代奏，因此得迁光禄卿。崇祯二年定"逆案"， 阮大铖因"结交近侍"被判流配，赎为民，从此郁郁不得志；后来还在家乡组织并 操纵中江文社，可见其不甘雌伏。

崇祯八年（1635），农民军入安徽，阮大锨避居南京。自明成祖迁都北京，作 为"留都"的南京仍设中央六部，遂成为东南政治中心。阮寓居南京后，格外活跃， 一方面大肆招纳所谓"豪杰游侠"，日日谈兵说剑，把自己妆扮成能为国御侮的守 边之材，同时又竭尽心力与清流拉关系，甚至以金钱美女为诱饵，企图收买复社人 士。及至温体仁罢相，而宦官集团之声势复振，逆案中人纷纷弹冠相庆，"即东林 中人如常熟（按即钱谦益）亦以退闲日久，思相附和"（《神道碑》），阮大铖更 是以为出山在即。此时，复社志士联袂而起，东林子弟以顾宪成之孙顾果（字子方） 为首、天启被难诸家以宗羲为首，由周镳、陈贞慧、吴应箕执笔，写成《目都防乱 公揭》在南京四处张贴，揭露阮大铖"献策魏珰、倾残善类"的本来面目及在目都 "招纳亡命"、"阴险叵测"的丑恶嘴脸，在公揭上列名的复社成员共140人。同时， 宗羲还组织被难遗孤在秦淮河畔桃叶渡集会，声讨阮大铖的恶劣行经。阮大铖"杜 门咋舌欲死"，躲入城外牛首山弘觉寺达数年之久，从此更对复社志士恨之次骨。

这次斥逐阮大铖的行动，是宗羲首次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斗争，充分显示了宗羲 及复社志士们"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的浩然正气，使南京的阉党残余噤 若寒蝉，对朝野及社会各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替自己种下了祸根。这一年 为崇祯十一年（1638），宗羲29岁。

崇祯十五年（1642），黄宗羲来到北京，参加北闱乡试，一同下场的，还有好 友周延柞。这是宗羲一生当中最后一次游京师。本年，蓟辽总督洪承畴和锦州镇总 兵祖大寿先后降清，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又纵横中原腹地、大江南北；大明帝 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这是谁都不会怀疑的了。

三场试毕，宗羲依旧名落孙山，将束装南返。已在上年重新入阁的大学士周延 儒意欲推荐宗羲为中书舍人。然而，一个从七品的内阁小书记对大局何有裨益？况 且夫子早就说过"邦无道，谷，耻也"这样的话，保持自己的超然地位、置身于朝 廷之外，倒可以更自由地发表意见以尽忠忱，此外，举主是周延儒，这大约也是宗 羲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宗羲力辞不就。

冬月初十，宗羲回到余姚家中。

第三年便是甲申（1644）。三月十七，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十九日城破，随 着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自缢煤山，传国276年、历16帝的明朝就此画上句号；四月甘 九，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在山海关一片石大败李自成；五月初二，清睿亲王多尔衮 入北京。

自此以后，整个形势急转直下。激昂然而安宁的生活氛围不复存在，代之而起 的，是刀光剑气、血雨腥风。

三、落戈奔走 志图恢复

京师失陷的消息传来，黄宗羲立即随刘宗周赴杭州，在海会寺与章正宸（字羽 侯）、朱大典（字未孩）、熊汝霖（字雨殷）等日夜筹画"召募义旅"。五月初四，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字完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人，1601-1645）与凤阳总督马 士英（字瑶草，贵州贵阳人，阮大铖死党，约1591-1646）领衔，拥立逃难至南京 的福王朱由崧（崇祯从兄，1607-1646，史称弘光帝）为监国；五月十五，由崧即 帝位，召刘宗周为左都御史，章正宸等亦恢复原官，宗羲便随老师来到南京。

这时，阮大铖已复起，为兵部右侍郎。当初阮避居南京，即与削职流寓金陵的 马士英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崇祯十四年（1641）周延儒内召将入阁，途经扬州， 阮大铖以重金行贿，求周帮忙，周延儒说："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 可乎？"阮沉吟良久，说："瑶草何如？"马士英乃得为凤阳总督、不久又升兵部 左侍郎。所以，马士英一朝掌权，便拉阮大铖上台；而阮大铖一上台，便对复社人 士进行报复。他故技重施，将列名于《目都防乱公揭》之140位复社成员的姓名编成 "蝗蝻录"，诬蔑东林、复社人士为蝗虫，意欲一网打尽。结果陈贞慧被捕、周镳 入狱后被害死，署名揭首的顾果和黄宗羲则因掌管刑部的邹虎臣与顾家有姻亲关系 而侥幸逃脱。刘宗周因为是宗羲的老师，也被阉党纠弹；此前宗周曾几次谏劝弘光 帝，说"不去阮大铖，江左不得安宁"，但弘光帝置若罔闻。于是，刘宗周亦辞官 归里。

清顺治二年（1645），史可法在扬州殉国，清兵渡江，相继攻下南京、苏州及 杭州；马士英、阮大铖临阵脱逃，钱谦益投降，弘光帝则做了俘虏。刘宗周在绍兴 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决意自尽明志。黄宗羲得知宗周绝食，立即徒步200余里，赶 去见老师最后一面。当时宗周水米不进已有20来天，看到宗羲时已经说不出话了， 只能微微点头；宗羲强忍眼泪，与老师诀别。

这一时期，江南烽烟遍地，各处士民纷纷揭竿而起，组成抗清义军。闰六月， 举人张煌言（字玄箸，号苍水，浙江鄞县人，1620一1664）在台州（今浙江临海） 拥立鲁王朱以海（朱元璋第十子朱檀之后，1609-1662）为监国，前支科给事中熊 汝霖和前九江道企事孙嘉绩（字硕肤）也在余姚举起义旗；宗羲马上积极响应，与 宗炎、宗会"纠合黄竹浦子弟数百人"驻军江上，被人们称为"世忠营"在这 几支势力的拥戴下，监国移驻绍兴。不久，马士英、阮大铖等率其残部，也来依附 监国。

第二年二月，监国授予黄宗羲兵部职方司主事之职，宗羲推辞再三，请求仿照 "李泌客从"[注]的前例，以平民身分为国家效力；然而监国不同意，还给宗羲加 上一个监察御史的职衔。面对采取包围战略的清军，宗羲曾多次建议应主动出击， 他写信给将领王之仁，希望之仁"沉舟决战，由赭山（在浙江萧山县，为江海门户） 直趋浙西"，才有可能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或者以小股兵力进逼崇明县（今属上 海市），亦足以打乱敌人部署，减轻绍兴一线所承受的压力。王之仁深以为然，于 是上流鲁王说："臣为今日计，惟有前死一尺，愿以所隶沉船一战"（《明季 南略·王之仁请战》），可惜鲁王拒而不纳。

前景是极为黯淡的--稍早于鲁王以海监国绍兴，皇室的另一成员唐王聿键 （朱元璋第二十三子朱松之后，是以海的叔辈，1602-1646）在福州被总兵郑芝龙 （字飞皇，福建南安人，郑成功之父，1604-1661）等人拥立为帝，年号隆武。大 敌当前，危若累卵，即使齐心协力，至多也不过苟延残喘于一时，而朱家这些不肖 子孙竟囗囗于争"正统"，加之马阮等小人挑拨其间，以至闽浙叔侄之间势同水火， 甚至不惜同室操戈、兵戎相见；文武臣属之中，虽不乏宗羲、之仁等忠勇之士，更 多的人却贪生怕死、心存观望，尤其是手握重兵的武将如方国安辈，他们"未建寸 功辄封侯伯平日骄横，卑视朝廷，一闻敌至，莫不逃降"（同上），在这种局 面之下，无论宗羲等一班孽子孤臣如何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其必然的结果都将注定 是枉费心力。应当说，宗羲对这一点早就看得相当清楚，40年后，他在为孙嘉绩撰 写的墓志铭中写道："血路心城，岂论修短？从未亡社，虽加一日，亦关国脉"， 就算国脉只能延长一天，他也认为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宗羲和他的同志们不愧是 令人肃然起敬的殉道者，对他们所作的一切，如果用"成败利钝"之类的字眼加以 简单评估，则未免过于冷漠。

在宗羲极力鼓动下，熊汝霖率所部渡江，攻占海盐，终因军力单弱，不得不仍 撤回余姚。到得五月，孙嘉绩将其麾下的火攻营拨交宗羲指挥，宗羲又与兵部主事 兼余姚令王正中（王之仁之侄，字仲伪，宗羲友人）合军，共3000人，渡过杭州湾， 在坛头山会同浙西各军，准备由海宁再攻海盐，而此时清军统帅博洛已开始动作。 二十五日，清军分水陆两路进兵；二十七日，拥兵20余万的浙江总兵方国安挟持鲁 王南逃，除王之仁所部外，其余各军皆不战而溃。六月初一，博洛渡过钱塘江，王 之仁退兵漂泊海上，浙东全线瓦解。宗羲收拾残部，率500余人遁入四明山结寨自守， 然后独自下山探寻鲁王行踪，临行，宗羲告诫部将"联络山民"，与附近群众搞好 关系。不料下属违背节制，就近取粮，激怒百姓，当宗羲回山时，寨子已被山民焚 毁，部众也或死或散，而清军又正在到处搜捕他，于是宗羲只得奉母逃难，避居位 于四明山北麓的化安山雨舍（黄尊素墓园所在），第二年才返回故居。

顺治六年（1649），鲁王由闽返浙，驻跸健跳所（今浙江三门以东），宗羲得 知这一消息，又渡海追随，升为左金都御史，不久又晋左副都御史。其时，大权尽 归定西侯张名振（宇候服，南京人，1601-1656），而名振自恃功高，开始变得专 横跋扈起来，其余诸将也骄蛮无比，"文臣稍异同其间，立致祸"（《年谱》）； 宗羲手中无兵，难以有所作为，只好每日与鲁王的礼部尚书吴钟峦（字峦囗，号囗 舟）谈论学问，再有闲暇，便注释《授时》、《泰西》、《回回》三历。不久，由 于清廷伤令各地将前明遗臣中不降顺者的家属登录上报，宗羲担心累及老母，忧心 如焚地叹道："主上以忠臣之后信我，我所以栖栖不忍去也。今方寸乱矣！不能为 姜伯约（按即姜维，三国时蜀将）矣！"（《神道碑》）于是陈情监国，请求归家， 获得准许。吴钟峦亲驾三板船送出20里，波涛声中，两人呜咽而别。宗羲改名易姓， 从小路潜回故居，时为本年八月。

九月末，张名振火并听从隆武帝号令的将领黄斌卿（字明辅，福建甫田人，隆 武政权封其为成虏侯），攻占沿海最大岛屿舟山；十月，监国移驾舟山，再召黄宗 羲还朝，并派他和兵部左侍郎冯京第（字跻仲，号簟溪，浙江慈溪人）为澄波将军 阮美的副手，以万历年间李太后颁赐给普陀山的藏经为礼品，出使日本求援[注]。 抵达长崎后，知道日本不肯出兵，宗羲等人失望而归。大约自此以后，宗羲就不再 在鲁王政权中任职了。

当时，清廷在浙江的地方长吏严厉镇压与鲁王集团有联系的人，黄宗羲、冯京 第等的姓名被公布于通衢，他们都在缉拿之列。但宗羲并未因此而脱离抗清复明事 业，他与抗清义士的联系仍十分密切，"江湖侠客，多来投止"，与在四明山中坚 持抗清的冯京第、王诩之间也常有信使往来。顺治七年（1650）三月，宗羲至常熟 拜访故人钱谦益，以在钱氏绛云楼读书为掩护，与谦益密谋策动清"婺中镇将"马 进宝起义，以为鲁王声援。九月，清军大举围剿四明山各寨，冯京第兵败遇害，宗 羲弟宗炎也被逮捕，关在死牢中，于是宗羲冒险潜入宁波，与好友万泰等人计议， 利用种种关系，在处决前夕才将宗炎救出。顺治八年（1651）夏秋之交，清闽浙总 督陈锦计划分三路进攻舟山，宗羲侦知这一消息，立即派人入海告警。顺治十一年 （1654），张名振造使与宗羲联系，来人在天台（今浙江天台县）被逮，宗羲又遭 指名拘捕。顺治十三年（1656），慈湖（在浙江慈溪县东）义军首领沈尔绪被人出 卖，牵连到黄氏兄弟，官府认定宗羲为首谋，被指名严拿，这次宗羲的处境十分危 险，好不容易才"脱死毫厘间"；宗炎则又被捕，宗羲顿足长叹，说："这回大概 死定了！"幸赖亲友尽力营救，宗炎始得出狱这以后，宗羲处于官府严密监视 之下，轻易不敢有所活动。

前明各股抗清势力的复明斗争也时起时伏：顺治八年（1651）九月，清兵攻陷 舟山，张名振护监国由海道往依郑成功（本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1624-16 62。1645年，隆武帝赐姓朱，并为改名；1658年被桂兰朱由榔封为延平郡王；1661 年收复台湾），于第二年正月抵厦门。然而郑成功以永历帝（朱由榔，神宗孙，思 宋堂弟1623-1662。1646年，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在广东肇庆拥由榔监国，不久由 榔即称帝）为正统，故鲁王处于寄人篱下的境地；顺治十年（1653）三月，鲁王以 海自行取消监国称号，不过张名振、张煌言仍听命于他。顺治十三年（1656）年底， 张名振在舟山去世（据说为郑成功手下投毒致死），遗言以所部归张煌言节制。顺 治十六年（1659）五月，张煌言、郑成功大举入长江，七月底煌言兵临南京观音门 外江上，待郑成功赶到，煌言又由芜湖取池州（今安徽贵池）、徽州（治安徽歙县）、 宁国等地，一时江淮震动。可惜顿兵坚城之下而又懈怠轻敌的郑成功却被清军击溃， 南明此次行动仍以失败告终；郑撤回厦门，煌言孤立无援，几至全军覆没，他本人 迂回潜行2000余里，方抵浙东沿海。局处西南一隅的永历帝也无法立住足，于同年 亡命缅甸。康熙元年（1662），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杀死，郑成功、鲁王以海亦 在台湾先后去世，以恢复明室为目的的大规模武装斗争自此之后基本止息。

这几年中，黄宗羲及家人或伏处海隅，或避居山野，可以说"无年不避，避不 一地"（《南雷文定·避地赋》），四处颠沛流离，过着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宗 羲本人"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评者二三， 绝气沙囗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之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者矣！"（ 《怪说》）他的亲人在东徙西迁、动荡不宁的亡命生涯中也连遭不幸。顺治十二年 （1655）除夕，最钟爱的幼子阿寿夭折，数月过后，二儿媳孙氏和小孙子阿运也相 继病死，宗羲万分悲痛，长歌当哭，他写道："(去曷)来四月选三丧，咄咄书空怪 欲狂。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南雷诗历·子妇客死一孙又以疾 殇》）《南雷诗历》中以"哭寿儿"、"梦寿儿"为题的诗也有八首之多；顺治十 六年（1659）避居化安山时的《山居杂咏》，读来更是"横身苦楚、淋漓满纸"

尽管"濒于十死"，尽管"其得不死者，皆有天幸"，然而宗羲并"不为之慑" （《神道碑》）。人生历程中的这许多磨难和打击并没有使宗羲屈服，更不能把他 压倒！即使在逃亡之中，他也能处之泰然，过着"数间茅屋尽从容，一半书斋一半 农"（《山居杂咏》之六）的生活；而且，这些挫折和危难还淬砺了宗羲的意志， 丰富了他的阅历，并促使他对政治、社会、历史、人生进行理性反省和理论探讨， 终于为我们铸成一位继往开来的思想巨人。

四、著述讲学 名满天下

顺治十八年（1661）冬，黄宗羲与家人返回故居。

各地的抗清斗争相继宣告失败，清王朝的统治日渐巩固，宗羲冷静地接受了这 个现实。"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 （《山居杂咏》之一）即使在戎马舟船或亡命山海的日子里，宗羲也从未停止过力 学著述，比如《监国鲁元年大统历》、《授时历故》、《勾股图说》、《测圆要义》、 《易学象数论》、《留书》等等，都完成于这一期，其中，顺治八年（1651）秋撰 写的《留书》是宗羲阐述自己政治思想的第一部重要论著；如今，刀光剑影、不退 宁居的日子似将结束，宗羲便将下半生心血倾注在学术事业上。在此后的30多年中， 宗羲致力于讲学和著述，开创了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清代浙东学派，培 养了多方面的人才，写作了大量涉及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天文、地理、数学 等领域的学术专著，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大致说来，黄宗羲的讲学活动，主要集中在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1679）。

康熙二年，黄宗羲应友人吕留良之请[注]，渡江北上至语溪（又一名语儿溪， 在浙江桐乡县东南一里许），吕氏家中之梅花阁设馆，为吕氏子弟授课，到康熙五 年（1666）冬方辞去馆事。这几年中，黄宗羲仆仆往来于崇德、余姚间，讲习余暇， 则与吕留良及吴之振、吴自牧叔侄诗文酬唱，还与二吴共同编选《宋诗钞》。康熙 三年（1664）四月，宗羲与吕、吴等联袂至常熟访钱谦益，此时钱氏已病危，自知 不久于人世，一见宗羲，便以丧事相托，并说："唯见知吾意。殁后文字，不托他 人。"（《思旧录》）--谦益死后，其子孙贻别求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合 肥人，与钱谦益、吴伟业齐名，合称"江左三大家"）作墓铭文字，宗羲"得免于 是非"（《思旧录》）。

康熙六年（1667）春，黄宗羲重游绍兴，自念台先生刘宗周崇祯中立证人书院、 大会讲学，倏忽已历30多年。为了纪念自尽殉国的先师，光大师门学说，宗我与同 出念台先生门下的姜希辙（号定庵）、张应鏊（号奠夫）等商议筹画，于九月重开 证人书院讲席。这次讲会上，宗羲系统地归纳揭示了宗周学术的四个纲领性命题， 发前人所未发，即："静存之外无动察"，"意为心之所存"，"已发未发，以表 里对待言、不以前后际言"，"太极为万物之总名"（详参《子刘子行状》卷下）， 若干年后宗羲撰《明儒学案》，亦据此为纲宗。

此后数年中，黄宗羲曾多次赴绍兴，与同门会讲于证人书院，并着手整理编写 一批阐述发明蕺山学术精华的著作，如《子刘子学言》、《子刘子行状》、《证人 会语》、《圣学宗要》、《答董吴仲论学书》等等。宗羲对自己的恩师极为尊重， 经常满怀深情地谈起蕺山先生对他的教诲，宗羲学术也是上承王阳明，近宗刘蕺山。 但他反对盲从，提倡怀疑、提倡疑中求悟求信，当他的学生董元璘（字吴仲）认为 "意为心之所存》这一论断"未为得也"（《年谱》），便写了一篇文章，题为 《刘子质疑》，向老师请益。宗羲对学生这种钻研精神大加肯定，说："昔人云： 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老兄之疑，团将以求其深信也、彼泛然而 轻信之者，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刀（《答董吾仲论学书》）

康熙七年（1668），黄宗羲到宁波，创办甬上证人书院。宁波在甬江边，所以 代称"甬"或"甬上"，宗羲好友万泰的家就在此地。万泰生前对"东渐三黄"的 气节学问倾倒备至，曾多次对亲友说："今日学术文章，当以姚江黄氏为正宗。" （李邺嗣《果堂诗文钞·送季野授经会稽序》）他还经常亲率子弟到黄竹浦盘桓问 学。顺治十四年（1657）万泰去世，宗羲便写信与泰长子斯年，要万氏兄弟前来受 业，一力承担起为故人教育后代的责任，所以，万氏八兄弟都是黄门高弟，其中， 以斯同（字季野）、斯大（字充宗）、斯选（宇公择）及斯年之子万言（字贞一） 成就最著。早在康熙四年（1665），万氏兄弟与同为黄家三代世交的董氏兄弟（允 囗、允珂、允璘、允玮）及陈赤衷（字夔献）等青年学子组织建立"甫上策论会"， 并至余姚向黄宗羲求教。康熙七年春，宗羲在绍兴证人书院讲学之后，又应市上诸 门生之请，到宁波主持讲席，建立了雨上证人书院、院址先在广济桥万家，后来迁 宁波城西万氏别墅白云庄。

宗羲讲学具有明确的宗旨。他强调明经通史，以求经世致用，认为"学问必以 六经为根抵，游腹空谈，终无捞摸"（《年谱》），而"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 儒之学"（《神通碑》），又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 而后足以应务"（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所以要求"受业者必先穷经"， "兼令读史"（《神道碑》）；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除了经学史学外， 宗羲还讲授天文、地理、数学、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在宗羲的教诲下，甬上弟子 都能刻苦钻研"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按指西欧国家） 测量推步之学"，而且"皆卓然有以自见"（万经《寒村七十寿序》），其中不少 人成为闻名当代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

市上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持续了8年，到康熙十四年（1675）结束，这8年是宗 羲讲学最有成就而且影响最大的时期。

康熙十五至十八年（1676-1679），黄宗羲多次到海昌（今浙江海宁）讲学。 其间不少地方官吏也经常前来问学，宗羲对他们说："诸公爱民尽职，即时习之学 也。"（《年谱》）讲学虽仍以《四书》《五经》等典籍作教材，但宗羲反对人云 亦云的附会，鼓励学子独立思考，他说；"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学问；寻行数墨， 以附会一先生之言，则圣经贤传皆是糊心之具，朱子所谓'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 子，则障了一路光明'也。"（《年谱》）海昌高足，有查慎行、陈汗等人。

黄宗羲反对束书空谈，主张"经世"、"应务"的务实学风，在他本人身体力 行、言传身教的倡导下，影响了清初浙东一代学子，弟子中人才辈出，浙东学术团 之大盛。

康熙十八年之后，宗羲已是年过70的老人了，基本上不再外出讲学，但仍著述 不辍，毕力投入名山事业。

黄宗羲不光是博学多才，而且勤奋过人，"年逾80，尚囗囗不休"，真称得上 是没身而后已！故一生著述弘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清乾隆年间即已"散亡 十九"（全祖望语），即使如此，今天我们所能了解到的仍蔚为大观。据统计，黄 宗羲的著作共有112种，1300多卷，字数在2000万以上，这还不包括《明文海》这类 编选性的东西（详参吴光《黄宗羹与清代学术》），这里只能择其要者略加介绍。

康熙二年（1663），黄宗羲在10年前所作《留书》的基础上，写成了《明夷待 访录》2卷（原名《待访录》），这是宗羲最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论著。《待访录》 超越了《留书》中"夷夏之辨"的樊篱，探讨政治学说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是一 篇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战斗檄文，它奠定了黄宗羲作为一个民主启蒙思想家的历史 地位。

康熙七年至十四年（1668-1675），黄宗羲编选成《明文案》217卷。这8年间， 他四处访求书籍，潜心搜集整理有明近300年中文人著作，夜以继日，勤奋工作，终 于编定了这部保存有明一代文章精华、反映其时代精神的文集。书成之日，宗羲曾 自豪地说："有某兹选，彼千家之文集庞然无物，即尽投之水火不为过矣。"但他 并未因此而满足，仍然不辞劳苦，以高龄之身继续奔波跋涉，游踪遍及浙江南北， 搜罗明人文集，到康熙三十二年（1693），始将《明文案》扩编为《明文海》，计 四482卷。84岁的梨洲老人对儿子说，《文苑英华》为百卷，而明代作者数量超过唐 代，所以，一非此不足以存一代之书；顾读本不须如许"（《年谱》），于是又从 中精选若干篇，编成《明文授》62卷，以供家人诵读。

后人评价此书，说《明文海》"搜罗极富，所阅明人文集几至二千余家"， "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著作者，必当以是编为极备矣"（纪购《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

此外，宗羲还编有《宋元文案》、《元文钞》等，后来大多亡佚。

康熙十五年（1676）以后，黄宗羲撰成《明儒学案》。这部62卷、近百万字的 巨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学术思想史。全书共收学者200余人，上起崇仁（吴 与弼，字子溥，号康斋，江西崇仁人，学宗程、朱，倡"静时涵养、动时省察"。 1391-1469），下迄蕺山，"言行并载，支派各分"，而以姚江王阳明为一代理学 宗师，共立"崇仁"、"白沙"、"姚江"、"泰州"、"东林"、"蕺山"等17 学案；每案之前先用一节文字介绍案主学术宗旨，然后是案主传略以述其平生学行， 最后则是辑自案主文集、语录的学术资料，择精语详，体例严谨，自成一家。

《明儒学案》一面世，立即为学者推崇备至。当时理学家汤斌（字孔伯，号潜 庵，河南睢县人，有《洛学篇》，1627一1687）评价说："先生著述弘富，一代理 学之传，如大禹导山导水，脉络分明，事功文章，经纬灿然，真儒林之巨海、吾党 之斗构也。"（《南雷文定》附《交游尺牍》）以黄门私淑自况的全祖望（字绍衣， 号谢山，浙江宁波人，1705-1755）也称《明儒学案》为"三百年儒林之薮"（ 《神道碑》），近代梁启超更誉为"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清代学术概 论》）。

黄宗羲还着手编撰《宋元学案》，以整理明代之前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遗憾 的是，宗羲辞世时仅成17卷，后来，由宗羲子百家（字主一）及全祖望等续成100卷。

除了这些著作以外，宗羲还撰有《弘光实录钞》、《明史案》、《行朝录》、 《历代甲子考》、《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太极图讲义》、《授时历法 假如》、《西洋历法假如》、《回回历法假如》、《春秋日食历》、《大统历推法》、 《测圆要义》、《割圆八线解》、《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四明山志》、 《匡庐游录》、《今水经》，《律吕新义》，等等，涉及史学、经学、历算、地理、 音乐等门类；至于自著诗文集，则有《南雷诗历》、《南雷文案》、《南雷文定》、 《南雷杂著》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胪列。

这30、多年中，黄宗羲还多次拒绝朝廷的征召，始终保持了遗民的气节。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议修明史，于是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天下名儒。经 筵讲官学士叶方蔼（字于吉，江苏昆山人）向玄烨推荐黄宗羲，宗羲门生陈锡根 （字分后，当时在京为官）得知后大惊，说："这只会使老师象叠山那样啊！" （谢仿得号叠山，南宋遗民，义不仕元，为官府逼迫北上，至京绝食而死。）便极 力向叶剖陈利害，此事才算了结。当时被各地推荐的，还有顾炎武、吕田良等，顾、 吕也都拒不应召。

第二年开设史局修《明史》，修史总裁徐元文（字公肃，号玄斋，江苏昆山人， 1634-1691）又欲聘请黄宗羲出山，宗羲仍然拒绝。当万斯同应聘入京时，宗羲送 行之诗说："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明白地表示了自己不与朝廷合 作的态度。季野入京后，也执意"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

康熙十八年（1680），徐元文再次向皇帝建议聘宗羲修史，于是，旨下浙江督 抚"以礼敦请"，宗羲以"老病"为由，坚执不就；皇帝又下特旨，令地方官把黄 宗羲关于明史的所有论著"抄录来京，宣付史馆"（《年谱》）。徐又一力延请黄 百家，宗羲不得已而同意--也许，还因为宗羲认为"国可亡，史不可亡"（《南 雷文定·次公董公墓志铭》），并给徐元文写信说："现在我把儿子交给你，总可 以因此放过我了吧！"

不过，由于黄宗羲不反对自己的门生和儿子参与史局，同时，他本人的文章中 也有一些赞扬康熙皇帝及当时大臣如叶方蔼和徐氏兄弟等人的文字，所以也有一些 人认为黄宗羲"大节不亏，小节可议"，甚至认为"失节"。这种看法，恐怕也未 必全面、允当。

清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初三，即1695年8月12日，一代哲人黄宗羲停止了呼吸，享 年86岁。遵照宗羲"不用棺椁，不作佛事"（《年谱》，参见《南雷文定·梨洲末 命》及《丧制或问》）的遗命，七月初四，黄百家率家人以极其简朴的礼仪，将梨 洲老人安葬在化安山黄尊素墓北侧。

五、学术泰斗 思想巨人

作为博学多才的一代大儒，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梨洲先生的 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当推政治思想哲学、史学三个领域。

梨洲有关政治思想的论著不少，而《明夷待访录》则奠定了他的民主启蒙思想 家的历史地位。《待访录》包括《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 校》等共13篇，对数千年来政制、法律、教育、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加以理性的 反省和批判，从而提出了一个富含民主意识的全方位的政治大纲。

中央政制的核心是最高统治者--君。梨洲在《原君》篇中提出，君应该做到 "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 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而己又不享其利"，这才是"君之道"，才是 "君之职分"；只有合乎这个标准，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君。由此引申，"君"与 "天下"的关系应该是"天下为主，君为客"--人民是主人翁，君则是为主人翁 获利释害而勤劳的人。这是一部《待访录》开宗明义的总纲。然而历史的现实却是 "君为主，天下为客"，他们"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 淫乐"，而且"视为当然"；梨洲认为，这样的君不折不扣是"天下之大害"。正 因为自秦汉以来都颠倒了这个关系，为君者都视天下为自己的产业，做了君主就应 当占有一切，所以才会演出一幕紧接着一幕的为争夺这个产业而血肉崩溃的惨剧！ 这里不存在什么"华""夷"的区别，作者的批判锋芒是指向历代一切统治者的。 仅此一点，就高过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梨洲还从根本上否定"君为臣纲"。他说： 臣的职责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臣》，下同），臣 不是"君之仆妾"，而是"君之师友"，臣与君的关系是平等的："臣之与君，名 异而实同"，都是为着万民的利益来同心协力治理国家；若不出仕为臣。于君则为 "路人"--这已跟"公仆"的含义颇为接近了。至于"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 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更是对忠君观念的彻底批判。关于法律，梨洲认为"贵 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原法》，下同），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味；主 张"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与儒家传统思想"有治人而无治法"也针锋相对。在 《学校》篇中，梨洲认为学校不仅仅是培养人才的场所，而更应该是立法议政的机 构，他写道："必也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 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大政出于学校，天下事的是和非，要由学校来裁判，这种"学校"及功能不正是近 现代议会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基本职能吗？梨洲先生的胆略和见识不能不令人敬佩。 这些凝聚着民主启蒙思想精华的议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是空前绝后的， 跟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产生相比，也要早一个世纪。

《待访录》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梁启超谭嗣 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清思想之骤变，极有 力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还说："我自己的政治活动，可以说 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待访录》内容丰富， 有些观点也不免幼稚，不免带有理想甚至空想的色彩。这是历史的、社会的局限使 然。

在哲学上，梨洲受蕺山先生的影响极深。然而，在生存的历史环境与经历的历 史事件这两大方面，师生之间毕竟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梨洲哲学思想不尽同于蕺 山，也不全来自蕺山。

梨洲多次论述理气心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建立了理气心性统一论。他认为， "天地之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是气以生，心即气之灵处心体流行， 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 性不可见，见之于心，心即气也"（《孟子师说·〈浩然〉章》）。所谓"气"， 是客观物质之气、即自然界之气；所谓"理"，即物质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理与 气是"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明儒学案·诸儒学案》）；"在天为气者 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诸儒 学案》），理气心性是统一的。所以，不能"离气以求心性"，也不能心外求性。

梨洲在这里力图用心性理气统一论解释历史社会现象，以克服前人在自然观与 社会观之间存在的理论矛盾，无疑是理论思维的一个进步，但仍然存在流于机械比 附的缺陷。

其次，梨洲提出了"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学术史观。他在《明儒学案·发 凡》中写道："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 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 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一本万殊"是学术发展的客观现实，不能强 人就己，而"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也一定有其合理的成分在内；但是，如果 不加以"会众合一"的学术归纳，混"金银铜铁为一器"，则令人茫无头绪，难以 把握"数百年之学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明儒学案》正是梨洲"一本万殊，会 众合一"学术史观的结晶。

梨洲一以史学为根抵"（梁启超语），在史学领域贡献甚伟，既撰有大量史学 著作，又有一整套具有真知灼见的史学理论，实为一代史学大师；由他开山的清代 浙东学派，也以史学成就最为著称。

"经世应务"是梨洲治学不容移易的原则，因此，其治史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明 代，不仅著有长达244卷的《明史案》，对南明时期史料的搜集保存也极为注意，有 《行朝录》、《弘光实录钞》等，一方面探讨、总结有明一代"治乱之故"，同时 也借以寄托故国之思。

"寓褒贬于史"，是梨洲史学思想的一项重要原则。他认为史书应起到"扬善 惩恶"的作用，如果"为史而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无史之为愈也"（ 《晋书·史》）；并且还对各种体例的史书提出适用的褒贬原则，比如他认为地方 志应"存美而去恶，有褒而无贬"，不同于正史之"美恶俱载"，"犹其所去，是 亦贬之之例也"（《再辞张郡侯修志书》）。

同时，梨洲也十分重视史料的搜求考证，提倡严谨求实的学风，批评那种"不 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终，徒据残书数本、谀墓单辞，便思抑扬人物"（《谈孺木墓 表》）的浅陋轻躁习气。

在梨洲自己，无论是摆述历史，还是应人之请而作的碑志序铭等，都是遵循了 上述原则的。

为明修史，是梨洲的夙愿，但是，出于民族大义，清政府几次礼聘都被他拒绝 了。然而梨洲却始终关注《明史》的编写情况。他认为："一代是非，能定自吾辈 之手，无使淆乱，白衣从事，亦所以报故国也"（黄嗣艾《南雷学案·万石园先生》）， 因而同意自己的得意门生万斯同等参与史局（万斯同"不署衔，不受俸"，却是事 实上的修史总裁）。梨洲虽身居草野，对《明史》的修撰仍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如全祖望所说："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必咨于公"，"历志出吴检讨任臣 之手，总裁千里贻书，乞公审正而后定"，"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经》为考证。盖 自汉唐以来，大儒唯刘向著述强半登于班史而公于二千年后起而继之"（《神 道碑》）。可见《明史》无论在编撰方针上，还是具体内容上，都有不少地方得自 梨洲的贡献。

除了以上概略介绍的几点之外，梨洲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卓有成就，还为文化学 术界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各种人材，同时，他又是一位文学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

黄梨洲生当中国学术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前夜，他的学术思想承先启后，在中 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他的那种一生奋斗不息、目光永远向前、不 倦追求真知的精神必将永远激励后来的中国人。

主要参考书

1．《黄梨洲先生年谱》，黄炳囗编，《梨洲遗著汇刊》本，民国四年时中书局版

2．《清史稿·黄宗羲传》，上海古籍版

3．《南雷文定》，《四部备要》本

4．《明儒学案》，《国学基本丛书》本

5．《黄宗羲全集》第一、二册，浙江古籍版

6．《黄宗羲论》，浙江古籍版

《中国历代大儒》第36章 学术伟人 王夫之

儒者自命是以道义为社会服务的人，为了推行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些人不仅需 要夙夜强学，精通治道，而且要身体力行，具有很高的修养。这些人在物质生活方 面没有太多的追求，不宝金玉，以忠信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 财货，以多文为富。哪怕身居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饔牖之中，易衣而出，并 日而食，不忘为天下兴利除弊。这些人在政治上信念坚定，虽有暴政，劫之以众， 阻之以兵，见死不更其所操。他们与人交接平易可亲，善于合志同方，营道同术， 但讨厌结朋比党，谗谄害人。这些人原不主张高蹈晦迹离开社会去过恬静淡泊的田 园生活，他们认为这是对社会缺乏责任感的表现，为人臣民而不致君尧舜就是无君， 为人子女而弃亲远适就是无父，无君无父就是禽兽。但是社会却往往连这些所求甚 少而热心社会事业的人也不能宽容，把他们大批地逼进山林泽薮，不得不与糜鹿同 居，与禽鸟为友。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中，有许多这样才华出众，守志不移的 人，被社会抛弃而成为游隐之士，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著名哲学家王夫之就是这些不 幸者之一。

一、书香世家 少年英才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出生在湖南衡阳一个世 代书香之家。他父亲叫王朝聘，字修侯，号武夷先生。王夫之是武夷先生的第三个 儿子，夫之出生时，他已在知命之年了，长子叫王介之，字石子（一字石崖），号 耐园；次子兰参之，字立三（一字叔稽），号囗斋。王朝聘也是兄弟三人，弟王延 聘，字蔚仲，号牧石。二弟王家聘，字子翼。除父亲以外，在这些人中对夫之影响 较大感情较深的是仲父牧石先生和长兄介之。

王家先世以传习《诗经》见长，夫之的两位叔父在诗歌方面都有一定成就，他 小时开始接触声韵、对偶这些作诗的基础知识时，牧石先生就是他的启蒙老师。父 亲大约接受了同里大儒伍定相先生的学风，求学不仅仅为了科举制艺，大凡有益民 生的实学如天文、地纪、职官、博物、兵农、水利之书无所不读。这位老先生有些 大器晚成，天启辛酉（1621），王夫之已经3岁，他才在这年举行的乡试上取得一名 副贡的资格。所谓副贡，就是乡试录取名额之外的备取生员，也叫"副榜"。按照 当时的选拔制度，副贡也可以和一般的贡生一样，进入京城太学--国子监进一步 求学，以取得监生出身，步入仕途。

王朝聘是他们兄弟三人中唯一入监的举人，他在北都燕京大约蹉跎10年之久， 崇祯辛未（1631年），他终于得到一个外放做官的机会，但是功败垂成。那时正值 温体仁当权，吏部的选郎承奉他的意旨索取贿赂，这在崇祯朝的官场上已成为不成 文的规矩，然而却使这位老监生做出令人吃惊的抉择，他说："仕以荣亲，而赂以 取辱，可乎？"于是他愤然撕碎吏部文碟，踏上返乡的程途。这件事情不仅使王朝 聘对功名看得更加淡薄，而且使他对官府产生深深的厌恶，从此，凡地方官吏登门 请见，他一概托病谢绝。后来王夫之中举往南昌上计偕，请示父亲道："夫之此行 也，将晋贽于今君子之门，受诏志之教，不知得否？"父亲怫然曰："今所谓君子 者，吾固不敢知也。要行已有本末。以人为本而己为末，必将以身殉他人之道，何 似以身殉己之道哉！慎之！一入而不可止，他日虽欲殉己而无可殉矣。"这是他以 大半生的生活经历概括出来的为人立身准则，幼年的王夫之当然体味不出它的全部 含义，但是在他日后生活中每临大事时，父亲的教训往往帮助他作出自己的决断。

古人忌儿童偶年入学，但是王夫之4岁时就随长兄介之入塾问学了。他的聪明以 及对古文化的兴趣令人不敢置信，到7岁时他就初步通读了文字艰深的十三经，10岁 时他父亲还做监生，教他学了五经经义，14岁考中秀才。越二年，开始致力于诗文， 在短短的两年间阅读了《离骚》、汉魏《乐府》历代诗人的佳作名篇约10万余首， 这需要何等顽强的毅力！

少年时代的王夫之大约也不乏普通儿童的调皮淘气。晚年回首往事，他说那时 常犯"口过"，"早岁披猖"，惹得父亲不高兴，常常十天半月不再理他，直到他 内心自觉认错，涕泣求改时才给以教训，气极了有时也会"夏楚（戒尺）无虚旬， 面命无虚日"。不过父亲不爱翻旧账，一经说过，终生不提往事。他不总是向孩子 板起面孔，有时把他们兄弟召集在一起，一面饮酒，一面劝导他们做人要谦逊和气， 远利蹈义，说至动情处，间或还掉下眼泪。他允许孩子们有正当的游戏，让他们摆 棋对奕，但从不许学博囗（又名六博、格五）击球和游侠生事。回忆往事是令人恰 悦的，尤其是孩提时代的事情，即便在当时是教人头痛、伤心的事情，回味起来也 会滋味无穷。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王夫之不仅在经、史、文学方面打下很深厚的基础，而 且在人格形成方面接受了感染。他少年时攻读的书籍多数是儒家经典，家庭成员笃 行礼教，所以忠孝二字在他思想上是牢不可破的观念。古来把忠孝与爱国看做是同 一个思想体系，他后来以一介书生，招募义兵，抗击清人，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 王夫之父子也许受名教影响太深了，正像我们一开始所开列的儒者的品格一样，他 们不把入仕做官看做是谋取货财的手段，而把它看做行道济世的资籍，君臣合义， 合则尽力事之，不合则毅然去之，这叫做"易禄而难畜"，他们有明确的是非界线， 同志合道、忠良正直则引为知己，奸诈邪恶则嫉之如仇，所以他父亲不惜离乡背井 在京城蹉跎10年，不肯纳贿取辱，王夫之日后追随永历流亡政府，奸邪当道，便很 快引退。至于学问之道，这个家庭教给他的最重要的东西恐怕就是独立思考和求实 精神。

二、国难当头 志图匡复

崇祯已卯（1639年），王夫之20岁在乡学读书时，他与同乡人文之勇（字小勇）、 郭凤跹（字季林）、管嗣裘（字冶仲）等人效仿东林、复社，成立了一个旨在抨击 时弊，评论朝政，议论改革的团体，叫做"匡社"，这几个人都是武夷先生及门弟 子，自幼意气相投。次年（庚辰，1640年）东林著名党人高攀龙的侄子高世泰（字 汇旃）督学湖广，此人少时侍从父讲席，晚年以东林先绪为己任，于梁溪（江苏无 锡）创办过丽泽堂，与祁州（河北安国）的习包有南梁北祁之称。他本人崇尚理学， 督学湖广时曾在衡州立朱熹、张载祠堂，令学子向学礼拜，这样的人掌管湖广的学 政，诸生很容易习染东林党人激浊扬清的风气。王夫之参加匡社说明他当时已经留 心现实的政治生活，他的长兄有一次提醒他说："此汉季处士召祸之象也，文章道 丧，不十年而见矣。"然而高世泰却在评价夫之制艺文章时大加赞赏，称之为： "忠肝义胆，情见乎词。"匡社是南岳一隅几个关心时政的青年闹起来的，它没有 在全国发生多少影响，如果要说它对后来的事情还有一点影响，那就是永历元年清 兵入衡阳，诸生举义帜，而当时起义的领导人就是匡社的发起人。

明朝的科举，每逢子、午、卯、西之年秋八月，各省照例要举行乡试，崇祯壬 午（1642年），王氏三子都准备赴武昌应试，结果，次子参之因父母春秋已高，留 在家中服侍双亲没有成行，介之、夫之三场试毕，同榜中举。那一年衡阳共有7人中 举，王氏独居其二，其余5人李国相、管嗣裘、邹统鲁、郭凤蹑、包世美，除了武夷 门人，便是夫之兄弟的好友。不过这时候明朝的江山已经危在旦夕，李自成、张献 忠的义军越剿越盛，横行大江南北，督抚州县无能御之；崛起山海关外的清人屡犯 边关，守军节节败退；而贵戚官僚却仍在覆巢之下争权夺势，贪污盗窃，一些政治 敏感性较强的士大夫已经察觉了亡国的兆头，内心充满了忧惧不安。武昌乡试华亭 人沔阳知州章旷担任分考，考试结束后接见了王夫之这位年轻的考生，谈话中意味 深长地将夫之引为知己，互相勉励；五年后，降将孔有德率清兵进入两湖，这位在 国难深重之际才被永历皇帝推上阁臣高位的官吏率孤立无援之师日夜转战于荆楚各 地，其间王夫之与他不断书信往来，献计献策，然而明亡已成定局，他们努力的结 果除了以身殉国便别无选择。另一位分考官是长沙推官晋江人蔡道宪，出场后与夫 之也谈到国势不支，相互砥砺的话，第二年就死于张献忠入湘之役了。

人如果真能事事前知，便不会有生活下去的勇气，因此无论以后如何，目下还 是该怎样做便怎样做。这年冬天王夫之与兄介之到南昌上计，作北上人监的准备， 不料次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由南京沿江而上攻占武昌，杀死楚王，长沙大震， 当时长沙还有一部分兵力，湖广巡抚王聚奎率一部驻袁州，承天巡抚王扬基所部千 余人驻岳州，长沙推官蔡道宪募练乡勇5000余人，他们先守岳州，但二王畏敌如虎， 八月，张献忠兵至岳州，很快就攻陷城池，他们只好退守长沙。坚守三日，王聚奎 为了保全实力，以出战为名，抽身先逃了。不久城破，张献忠进占长沙。长沙既下， 又分兵经略衡、永，王氏兄弟闻讯，哪里还有进取功名的心思，于是倍道兼程赶回 衡阳。衡州失陷后，稍有资财的人都逃到山中避兵去了，王氏三兄弟也簇拥着70多 岁的父母逃到南岳莲花峰下。张献忠在长沙拆桂王府起造宫殿，选拔官吏，王氏兄 弟既然是新中的举人，正好是起义军物色的人才，但是受过长期儒家思想熏陶的儒 生都把起义军视为贼寇，不肯替他们服务，王夫之与仲兄参之都曾被义军巡逻兵强 迫去做官，但他们誓死不从，要不是义军很快退却，几乎首领不能保全。

张献忠撤离湖南入蜀，次年三月从北方传来消息，李自成攻陷北都，崇祯皇帝 自杀，明朝灭亡了。紧接着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把李自成逐出北京，清 人福临登级做了皇帝。多亏中国幅员广大，清人一时不能全部占领，于是南京的守 臣马士英伙同东林党死敌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建号弘光。这时候社会的混乱已 经难以言喻，偏安的南明政府并没有因为北都陷落、皇帝殉国整肃纪纲，守土抗敌， 却继续相互倾轧，陷害忠良；有些梦想富贵的人假冒皇妃、皇储纷纷来到南京，弄 得舆论大哗，流言四播，城内常常有士大夫甚至乞丐，娼妓投河自杀、悬梁自尽， 或纵火自焚；强暴之徒趁势杀人越货，穿窬入室。历史上南渡的政权如晋、宋等好 歹还对峙割据了一二百年，而弘光在数月之间就土崩瓦解了，朝中大吏平时荷恩最 深，食禄最多的，清人大兵一到，卖国邀宠，唯恐不及。看了这部百丑图，让人感 到人类的廉耻道德陷入了绝境之中。恰恰相反，那些屡遭贬黜，备受冷落的士大夫 却往往能够不惜身家性命，召募义兵，为民族坚守每一寸土地。

南京的宏光政权崩溃以后，湖广的明军归福建继立的隆武政府节制，当时何腾 蛟守长沙，培胤锡守武昌，章旷为湖南监军屯兵湘阴。堵胤锡由湖南学政拔为督抚， 各部军帅不肯听命，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遇难后，余部高一功、李过降明，改称 "忠贞营"，堵胤锡打算以忠贞营作为主力，但忠贞营新附，若即若离，不肯放弃 自己的独立地位。何、堵二帅由于幕府搬弄是非，彼此猜忌，不能合作，关心国事 的人无不为之忧心。隆武间也是王夫之忧患生涯的开始，他的仲兄参之于甲申之变 的次年因病早夭，死年在30岁左右。长兄介之奉父母避居在友人李继体的宅上，衣 食完全仰给于李氏的接济。隆武二年（丙戌，1646年），夫之原配陶孺人弃世，长 子王囗尚在怀抱之中，然而这些并未影响他对国事的关切，这一年他曾几次到湘阴 去见壬午中举时结识的章旷，为他筹划兵食，并力请章旷出面调和南北二帅，以防 演变。但是当时局势已不是任何个人可以挽回的了，福建隆武政权很快瓦解了，于 是瞿式耜拥立桂王又在端州（广东肇庆）建立南明最后一个朝廷，建号永历。永历 元年（1647）孔有德兵至长沙，何腾蛟退驻衡阳，旋退永州。章旷悲愤绝食死于永 安，楚省成为永历政府与清兵交战的前沿阵地。

这年十一月，王夫之的父亲于兵荒马乱中忧愤成疾病逝。这时堵胤锡正在筹划 收复湖南的事情，王夫之与童年挚友管嗣裘等决定募集义师与官兵协同作战，收复 家乡失地。对于这些亡国亡家的封建士大夫来说，死亡的恐惧已经变得非常淡漠， 他们似乎觉得与那个发发可危的旧王朝一起从历史上消逝反而是一种荣誉，是一种 幸福，它可以使自己生命的意义增加光彩。许多人抱定了生是大明人、死是大明鬼 的信念悲歌而死，史可法在扬州失陷后自赴敌营，就声称今特来就死，唯恐死不明 白耳。王夫之没有留下这等豪迈的遗言，但此时此刻他们的心境是相同的。经过几 个月的奔波，他们终于招集起一支义军，永历二年（1648）秋在衡阳起义了。这支 义军的领导是一伙缺乏行伍生活经验的书生，战士是一些未经训练的农民，缺乏给 养，孤立无援，失败是从它开始组织的那天起就决定了的，他们苦撑不数月，初冬 时节就被清军打败了。如果说在起义以前王夫之还可以在南岳丛山中苟且偷生，那 么现在的他已是清人通缉的罪犯了。他从败军中逃得性命，不得不偕同管嗣裘南奔 直粤到自身难保的永历皇帝那里暂且避难。不过这次起义也使他小有名声，堵胤锡 在湖南上书永历帝荐他做南明的官员，因为父亲弃世尚未行大样之祭（死后十二个 月），上疏辞掉了。

汉族的士大夫在这种关键时刻之所以表现得绱擞⒂挛尬罚笤家蛭韵录父? 原因：这部分人大多持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这就是古圣贤那句名言，"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明朝政府哪怕腐败透顶，它毕竟是汉人的政权，清朝政府再好，也是 异邦的朝廷。崇祯皇帝宵衣旰食，以身死国，当此之际在他们心里反而激起了为君 父报仇雪恨的情绪；清兵攻克扬州，纵兵屠杀，使扬州城遭受一场骇人听闻的劫难， 变成人间地狱，十日之内，死难的人数仅焚尸簿上就达80万之众，落井投河，闭门 焚缢者尚不在其数。这场野蛮屠杀使汉人将生死置之度外，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奋 起反抗；清人的囗发令也使中国士人无法忍受，他们历来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行父母之遗体，不敢不慎，倘若囗去头发，将置父母于何地？据说清人本没有按照 自己的模样去改造汉人面貌的意图，有个山东的穷士鬼迷心窍为清人献上此策邀功 请赏，于是才引起汉族士人的坚决抵抗，王夫之和他的好多朋友举兵抗清，失败后 隐遁山林都与囗发令有很大关系。

评价历史人物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腐败的朱明王朝已经剩下岭南一隅残山剩水， 在这个时候纠合千百名乡勇与数十万大军抗衡也许是不够明智的，但是我们如果把 明朝的士大夫分为三类，以洪承畴、吴三桂为第一类，以马士英、阮大铖为第二类， 以王夫之为第三类举行一次公民道德投票，那么可以相信，直到今天绝大部分人还 会把选票投向王夫之这种人，屈节投降与知时识务，捐躯匡国与拥君自重之间的界 线还是划然分明的。

三、沉沦南明 遁迹江湖

举义第二年，王夫之在永历流亡政府与家乡衡阳之间奔波大半年，永历四年初 春他被瞿式耜推荐做了行人司行人。

永历小朝廷虽然还是汉族士大夫一点侥幸的希望，其时实在已不象一个政府的 样子了。楚省有三四十万军队，各部都保存实力，相互观望，没有能够统一指挥和 调配军队的统帅；大批官僚麇集岭南弹丸之地，没有居住的地方，家眷僮仆不得不 泊居在船上。他们还没有接受腐败亡国的教训，往日没有机会体验过封爵滋味的藩 将，趁国势之危要挟天子，各地请封的公文经常呈了上来，一班文臣们总要援引故 事计较半天，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驻军贵州，自认为奇货可居，竟然提出请封秦王。 宰辅宦官如王化澄、王坤之流以拥戴之功，窃据要津，收购纳赂，排挤贤良，有实 力的镇将都想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中，天子行辕在数年内搬迁五六处，广州失陷， 迁往桂林；王坤、马吉翔为了摆脱瞿式耜的羁绊，蛊惑皇帝又迁武冈；楚师演于长 沙，迁于柳象；李成栋在广州"反正"，贿通王化澄，又迁回肇庆；湖南失守，逼 于兵锋，迁往梧州凡此种种都使王夫之感到非常失望。

永历朝廷当然也有一些嫉恶如仇直言敢谏的人，最出名的有金堡、袁彭年、丁 时魁、金都御史刘湘客、户科给事中蒙正发，时人有"五虎"之称。这年四月， "五虎"因得罪奸臣，朝廷大兴诏狱，王夫之为了搭救五虎，力伸正义，几陷于不 测之祸。

这次诏狱之祸并非偶然事件激成，它从永历二年（1648）金堡上疏就隐伏了祸 端。金堡字卫公，又宇道隐，浙江仁和人，南京陷落后他跑到浙东追随鲁王，不久 发现鲁王并不是可以指望复兴大明的君主，于是又走闽陛见唐王。永历二年，楚粤 局势略略稳定，应诏来到桂林。永历是明朝政府的最后一个代表，他不能再缄默不 言了，于是上疏痛陈国事，大意是永历政府据一隅而望中兴，非彻底振刷政治不能 奏效，朝廷之大弊在于以匪人持政柄，郝永忠应擒拿正法；陈邦傅无寸功位居上公 应褫夺其爵；马吉翔有扈从之劳，封侯已足，不可参政。疏上、朝廷哗然，彭、丁、 刘、蒙对此大加喝彩，陈、马之流却恨入骨髓。永历三年，孙可望求王封，朱天麟、 王化澄等皆欲以孙可望为靠山，总揽朝政，而金堡却力争勿许其请，所以朱、王等 也成了他的死敌。永历四年东粤不保，朝廷弃肇庆奔逃梧州，陈、马、朱、王指使 谏官吴贞毓等数十人一齐上疏，攻击金堡等把持朝政，谋国无方，以致此败。中国 历代奸臣都善于好祸于人，而昏昧之主往往肯听信奸人，于是"五虎"同日被锦衣 卫缇骑逮捕入狱，严刑拷打。在王夫之心目中，金堡等人是孤忠济难之士，而今未 死于敌却死于奸人诬陷，岂不是天下奇冤！正义感使他忘却了自身的安危，他直奔 大学士严起恒的官船长跪恳请这位一时人望所归的阁臣疏救金、彭五君。严起恒果 然出面了，他非但没有救得金、堡五人，自己也身陷党祸之中了，给事中雷德复上 章劾严起恒犯了误国误君的二十四条"罪状"，严起恒无奈，只好谢罪求去。王夫 之联络好友管嗣裘及另外一位叫做董云骧的同僚一起上疏为严起恒诉冤，疏三上， 其辞略云；

李泌以可退可进之身，从容以处谗忌之百至，而唐以再造。文天祥以不退不进 之身，摇落于王囗、陈宜中之党，而终宋之世，君臣两受其伤。昨科臣雷德复参辅 臣严起恒一疏，备极污蔑，众心揣摩囗囗囗囗在辅臣之心迹，皇上鉴之，二祖列宗 在天之灵假之，天下臣民共耳目之，岂俟臣赘？且德复之造端本末，授受机关，亦 路人知之，臣又何敢过为吹索？今诚使辅臣以高蹈之鸿迹，矫予雄之鼠吓，举朝内 愧、或尚改辕，又未必非皇上激励风轨之大端（《请允辅臣乞休疏》，见《姜 斋逸文》）

他们大抵已对永历政权失望了，所以意在恳求恩准严氏引退以全余生。疏上不 报，严起恒被继续留用，而金堡等也因高必正（高一功）的努力被释出狱。儒家古 训，君臣合义，三谏不从便谏道已穷，君臣义绝，于是王夫之与董云骧挂冠而去。 临行，他到金堡卧舟去看望遍体鳞伤的金堡，作诗互勉。夫之诗云：

挑灯说鬼亦无聊，饱食长眠未易消。
云压江心天浑噩，虱居豕背地冤饶。
祸来只有胶投漆，疾在生憎蝶与鲦。
劣得狂明争一笑，虚舟虚谷尽逍遥。

王夫之离开梧州行在时是永历四年七月，算来他在行人司只待了半年。现在在 人生的旅途上他走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地步，大明遗臣至此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 一条是投降，清人的政策还是比较宽容的，降将降臣大多还能混个一官半职，分享 一份小小的富贵；另一条就是高蹈肥囗，落发为僧，佯狂为奴，生活清苦一点，灵 魂却干净一些。王夫之决定做隐士了。他当时刚满30岁，在流逝了的岁月中，他心 里燃烧着种种的希望，小时候他做过科举入仕、致君尧舜的梦，后来也做过铁马金 戈、收复河山的梦，而今是大梦初醒，一切显得是那么空幻虚无，他想起儿时父亲 的训海，跌足而叹曰："呜乎，先君之训，如日在天，使夫之能率若不忘，庚寅之 役，当不致与匪人力争，拂衣以适。或得技草凌危，以颈血效嵇侍中溅御衣，何至 栖迟歧路，至于今日求一片干净土以死而不得哉？"（《家世节录》）

从永历五年（1651年，顺治八年）起，王夫之开始了为时40余年的隐居生活。 最初十年间，为了躲避清人的缉拿，他流徙不定，在祁、邵间朋友家中踯躅二三年。 顺治十一年（1654）移居常宁西庄园，由友人王文俨供给饮食，教授乡人《春秋》。 顺治十四年（1657）返回衡阳，由于在张献忠入湘时，他避兵南岳，结识了不少释 家弟子，于是长居双髻峰寺院之中，直到顺治十七年（1660），才定居在湘西金兰 乡茱萸塘，初造小屋，名叫"败叶庐"，次筑"观生居"。越十二年，再徙石船山 下，去观生居二里许，因里人旧址筑湘西草堂，并自号"船山"。在这十年流浪生 活中，他吃了不少苦，常宁诸生王祥隆有诗描写这时期工夫之的生活状况："美人 坐清湘，闲吟复长啸。十旬五得饥，体癯容愈少。冠盖时叩门，千金不一笑。道逢 衣褐游，风雨怜同调"有一段时间风声吃紧，他不得不变易姓名，混迹于语人 之中。

隐士所屏绝的是与政府方面的交往，并不废一般的朋友往来。王夫之是儒学出 身的隐士，他的做人没有狂荡不羁，放浪形骸，使人难以接近。在他的亲属中，幸 存者唯有长兄介之，介之居于武水之滨石师岭东耐园草屋，夫之常去看他，恒在夜 间，由门生异辇而往，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介之以81岁的高龄卒于耐园，夫之 亲治丧事。王夫之的友人绝大部分是明朝遗老，其中有崇祯朝曾任江西巡抚、后隐 于石门山的郭都贤（益阳人，字天门）；隆武朝担任东阁大学士兼右都御史的熊开 元（嘉鱼人，字鱼山）；永历朝曾任翰林院编修官的钱秉镫等，武臣有永历故将新 安人黄金台，明亡遁入禅林称广明大师，他曾请王夫之写过小传；章旷部将董启行 也由华亭远道而来请他为章公撰写词碑。王夫之有不少友人削发游于方外，永历朝 曾以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征召的编修官方以智，舍妻子做浮屠为青原主寺僧，他 与王夫之长久保持书信往来，彼此以诗词赠答，但王夫之没有逃禅之意，方以智屡 遗书王夫之，康熙八年（1669年）王夫之派弟子唐端笏赍书往青原（吉安庐陵）以 母病谢绝。

王夫之教授的学生，有很多是为明朝死难者的遗孤或王氏世谊之后，章有漠 （字载谋）是章旷的儿子，蒙之鸿是"五虎"之一蒙正发的儿子，管永叙是平生好 友管嗣裘的儿子，罗瑄是邵阳罗从义的儿子，王夫之奉母居邵阳中乡，住在罗从义 家；李朴大为李继体的儿子，继体是武夷先生同榜旧友，隆武间夫之父兄同居其家； 唐端典、唐端笏是武夷学生、介之好友唐克峻二子，唐克恕则是克峻从弟；王祥隆 是王夫之居常宁间寓主王文俨的儿子，这些人大多一生不仕，以诸生老死田园。

王夫之以大明遗老自命，从不与当时仕宦之家联姻。他继配的张氏生了一个女 儿，嫁与郡文学李报琼的儿子李向明为妻，陶氏所生长子王放有二女，长孙女配与 前明兵部尚书刘尧诲的孙子刘法忠，次孙女配与郡文学熊荣祀的儿子熊时干。

40年来，王夫之常常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衡阳是他的许多友人、同僚战斗过 的地方，触物生情便是寻常的事情，他写了很多诗哀悼故人，凭吊先烈。他把故人 故事写成片段，集为《病枕忆得》、《南窗漫记》。蒙正发（圣功）在解职后写 《三湘从事记》叙隆武冬起义，兵败投何腾蛟、章旷，到何腾蛟败没三四年间战事， 请王夫之作序，又触痛了他的精神创伤，他在序言中说："华亭公以劳夭，义兴公 以莞终，余与圣功屡不死，而今又从而言之，余何忍复读三湘纪事哉？"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农历正月王夫之逝于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终年74岁。 他去世之前自作墓志铭，担心后人过誉失实，跋曰："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 止此，不可增损一字。行状原为请志铭而作，既有铭，不可赘。若汝兄弟能老而好 学，可不以誉我者毁我，数十年后略记以示后人可耳，勿庸问世也。背此者，自负 其心。"王夫之是学者，不信鬼魂故遗命禁用增道追荐亡灵。只是在墓碑上写道： "明朝遗臣王夫之之墓"，以志他的民族主义精神。

四、开六经之生面 启来学之军思

自36岁以后，王夫之便避居湘西，"晨夕著书，萧然自得"，潜心从事学术研 究，撰写出许多著作，据统计，船山著述流传至今的，还有70余种、401卷、470多 万字。其主要著作，有《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周易外传》、《尚书 引义》、《诗广传》、《周易内传》及《周易内传发例》、《春秋家说》、《春秋 世论》、《礼记章句》、《续春秋左氏博议》，以上10余种虽然可以大致归入经学 一类，而实际上内容相当广博，在文、史、哲诸方面都颇多发明，还有《周易稗疏》、 《书经稗疏》、《诗经稗疏》、《四书笺解》、《说文广义》等；史学一类的，有 《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莲峰志》等；哲学类的，有《张子正 蒙注》、《思问录内篇》、《思问录外篇》、《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 《淮南子注》、《相宗络索》、《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俟解》、《搔首问》、 《黄书》、《噩梦》等，其中《黄书》《噩梦》两书是船山政治思想的集中反映； 文艺理论及文学方面，则有《楚辞通释》、《囗斋文集》、《夕堂永日绪论内篇》、 《夕堂水日绪论外篇》、《八代文选评》、《八代诗选评》、《唐诗选评》、《宋 诗选评》、》明诗选评》等等。这些著述构成船山先生精深缜密而又博大的学术体 系，多方面地发展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

作为清初三大师之一，王夫之的功绩主要体现在哲学领域。他在哲学上的造诣 极为精深绵密，不但能批判地继承前人学说中合理的部分加以发展，并且善于也勇 于创新；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极富战斗的批判精神，他对中国两千年来各种唯心 主义的思潮如老庄哲学、魏晋玄学、佛教哲学等，进行了总结式的清算，以深入批 判和揭露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理论基础，从而建立起他自己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 系。王夫之的这一体系堪称前无古人，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最高峰， 在世界唯物主义哲学流派中也居于领先地位。

王夫之毕生服膺的前辈先贤，是宋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关学开山张载。张载 字子厚，凤翔眉阝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学者尊为横渠先生，有《正蒙》9卷。 王夫之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 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张子正蒙注·序论》）；去世前夕自撰墓铭，还 有"希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之句。实际上，王夫之的哲学贡献远远超过张横渠。 张载否定魏、晋以来的以无为本或以心为本的唯心主义本体论，提出以气为本的元 气本体论，他认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太虚即气"；而气是天地万物的本 原，"气本之虚则湛一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所以，"由太虚，有天之名； 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正蒙·太 和篇》）。王夫之则大大发展了作为万物本原的"气"这一范畴的哲学内涵，他进 一步明确指出，世界统一于物质性的气，气是阴、阳二者的统一体，所谓"阴阳者， 气之二体，动静者，气之二几"，"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 （《张子正蒙注·太和篇》）；并且认为气是一切运动变化的主体，运动变化则是 气之本质属性："太虚者，本动者也"（《周易外传》）；"虚空即气，气则动者 也"（《张子正蒙注·参两篇》）。

对于"理"这一范畴，张载未曾深论，而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代表人物如 二程，则以理为世界万物的本原，理在气先，"有理则有气"，"有理而后有象， 有象而后有数"（《二程粹言》卷1）；朱熹又继承了二程的观点，说："天地之间， 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 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朱文公 文集·答黄道夫书》）。对程、朱的理一元论，王夫之针锋相对地指出："理、气 一也"（《周易外传·系辞下》），理、气为一物；而且，"有气斯有理"（《礼 记章句》卷31），"理只在气上见，凡气皆有理在"（《读四书大全说》卷5， 《论语·子罕篇》），"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也"（同上书卷10，《孟子·告子 上》），认为气是第一性的，理是第二性的；气决定理，而不是理决定气；气之上 绝不存在一个主宰着气的理。

《周易·系辞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和器是一对 古老的哲学命题。它们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之大成 的朱熹认为：形而上和形而下，即道和器，是"破作两片"、截然割裂的。这里所 谓"道"，亦即理，就是规律、法则，"顺"则指有形有象、有情有状的具体事物； 而道是"生物之本"，器不过是"生物之具"，道器的分别就是体用、本末、上下、 虚实之分--"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文集·答黄道夫书》）。所 以，在朱熹看来，道是第一性的，是物得以生成的根据、本原；道在器先，道本器 末，道决定器。这种唯心主义的道器论在宋明理学中占居统治地位达数百年之久， 从无异辞。对此，王夫之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廓清迷雾，就道与器之间的关 系作出了唯物主义的总结。他在《周易外传》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 谓之器，统之乎一形"，道和器乃是统一在"一形"之中的；"上下者，初无定界， 从乎所拟议而施之谓也"，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也不存在一个凝固不变的分界，它 们之间的区别本来并且始终都是相对的，是人们观察事物、思考问题时因角度不同 "从乎拟议而施"的，因此，"上下无殊畛，而道、器无易体，明矣。"（卷5《系 辞上》）王夫之还进一步指出："天下唯器而已。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 之器也"，由此推导出必然的结论："无其器，则无其道"（同上）。器是体，道 是用，器为本，道为末；规律是从属于事物的，却不能说事物是"规律的"事物， "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 在证明"无其器则无其道"，"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卷2），因此，"君子 之道，尽夫器而已"（卷5）。这就是说，充塞天下的只有具体事物（器）、规律 （道）就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离开具体事物，也就无所谓"道"了；只要"尽夫 器"，把具体事物认识研究透彻，"则道在其中"，就可以掌握规律。通过以上论 述，王夫之大致理清了道和器之间的关系：天下唯器，器体道用，道不离器，道在 器中。他的这一认识远远高于前辈及同时学者，代表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最 高水平。

王夫之所建立的哲学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他在一定的程度上做到了将 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相结合，从而将中国古代自老子以来的辩证法思想发展 到一个新的高峰。比如，他认为物质是不生不灭的，"未尝成，亦不可毁"（《正 蒙注·太和篇》，下引同），一车薪之火，一烈已尽，而为焰、为烟、为烬，木者 仍归木，水者仍归水，土者仍归土，特希微而人不见尔"；所以，对于物质，只能 "曰往来，曰屈伸，曰聚散，曰幽明，而不曰生灭"，"器"（物质）无所谓生， 也无所谓灭，有的只是其存在形态的不同，即往来、屈伸、聚散、幽明等等变化； "生灭者，释氏之陋说也"，佛家的这种说法是讲不通的、难以服人的，如果有灭， 灭到哪里去了？"太极浑沦之内，何处为其翕受消归之府"？有生，那么"太虚之 内亦何从得此无尽之储，以终古趋于灭而不匮耶？"王夫之还认为，一切事物都是 运动变化、生生不已的。他说："动为造化之权舆"（《正蒙注·大易篇》，下引 同），运动为事物之始，"不动则不生，由屈而伸，动之机为生之始"；而且，这 种运动是绝对的，"夫天之生物，其化不息"（《尚书引义·大甲》），"若欲求 其不动者以为泰，是终古而无一日也"（同上书《益稷》），静止则是相对的，而 且，动与静对立统一，动静互涵，"静以居动，则动者不离乎静，动以动其静，则 静者亦动而灵"（《正蒙注·大易篇》），"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合动，动 不舍静"（《思问录外篇》）。所以，王夫之认为运动不外乎"动动"和"静动" 两种形态，静是"静动"而非"不动"："止而行之，动动也；行而止之，静亦动 也，一也"（《正蒙注·太和篇》），由是而作出结论："动静皆动"。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王夫之的有关论述及结论是中国古代动静观的最高理论思维成果。在王 夫之的哲学体系中，宇宙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他说："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 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思问录外篇》），修正了 张载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的说法；并且认为这种发展是"新故相推，日生不 滞"（《尚书引义·太甲》），是"荣枯相代而弥见其新"（《正蒙注·大易篇》）， 从而得出变化日新、"世益降，物益备"的发展观；并且由此引申，如果不顺应这 一发展规律，"守其故物而不能自新，虽其未消，亦槁而死"（《思问录外篇》）， 这其实也是对明末腐败政治的沉痛总结。

在哲学领域，王夫之还有许多观点都是富于创见的。他的《相宗络索》从唯识 宗入手，对佛教唯心主义教义和虚无的人生态度进行了批判和彻底否定；他还对佛 家的"能所"概念加以改造、阐发，辩证地论述了"能"（主观）、"所"（客观） 间的关系，认为"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为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发展作出 了贡献。对老、庄学说，王夫之也有深刻的研究，"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 见其瑕"（《老子衍·序》），采取批判、改造的态度。在"知"和"行"的关系 问题上，王夫之指出，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是"先知以废行"，王守仁的"知行 合一"说是"销行以归知"，击中了理学和心学的要害；他认为"行可兼知，而知 不可兼行"，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明确提出"知也者，因以行为功"，这一极为高 明而精采的见解是过去的知行学说所难以企及的。他还痛斥宋明道学家的"惩忿"、 "窒欲"、"灭情"等扭曲人性、伦理异化的谬论，主张天理即在人欲中，"随处 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这种思想对后人也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在经学方面，王夫之也别开生面，贡献超卓。其治经的主要特色是征实，他的 儿子王放说："府君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 皆极意研究；读史、读注疏，至于书志年表，考驳同异。人之所忽，必详慎搜间之， 而更以见闻证之。"（《姜斋公行述》）夫之为学的严谨态度和求实精神，于此可 见。

一部《周易》，数千年来众说纷坛，穿凿附会、纠结不清。王夫之的《周易稗 疏》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笼罩在《周易》上的重重迷雾，其"大旨不信陈抟之学， 亦不信京房之术，于先天清图、纬书杂说，皆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谈玄妙附合老、 庄之旨。故言必征实，事必切理，于近时说《易》诸家为最有根据"（《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下引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书经稗疏》针对宋人苏轼《东 坡书传》和蔡沈《书集传》中的空疏玄虚之说，一一加以订正，"驳苏轼《传》及 蔡《传》之失，则大抵辞有根据，不同游谈；虽醇疵疵互见，而可取者较多焉"。 《诗经稗疏》则考订草木鱼虫山川器服以及制度，"辨正名物训诂，以补《传》、 《笺》诸说之遗，皆确有依据，不为臆断"；《春秋稗疏》致力于地理的考索， 在许多地方弥补订正了杜预的阙失清同治间，曾国藩刻《船山遗书》，在《序》 中说："先生殁后，巨儒迭兴，或改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 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 前，与后贤若合符契"，可见王夫之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对有清一代学术界的深远 影响。

船山史学的立足点，仍在经世致用，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 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无由也，则恶用 史为？"（《资治通鉴·光武（十）》）王夫之的史学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在 《读四书大全说》、《尚书引义》、《春秋世论》以及上文曾征引的著述中随处可 见其对历史的评说，而成书于晚年的《读通鉴论》31卷和《宋论》15卷，更是系统 的史论巨著。在这些著作中，夫之运用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朴素辩证法思想观察和解 释社会历史现象，显现出超越前人的理性主义光辉。

王夫之对传统的历史观进行了总结式的大清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五 行"解释历史，认为每个朝代都代表五行中的某一德，由于五行相胜，历史就按土、 木、金、水、火的顺序，五德"相次转用事"，并不断循环往复。夫之对这一遗毒 既广且深的谬说深恶痛绝，他抨击道："五德者，邹行之邪说，以惑天下，而诬古 帝王以征之，秦汉因而袭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齿也"（《读通鉴论》 卷16），一针见血地揭破其蒙昧主义本质。董仲舒承袭邹行之说，略加改头换面， 提出"三统循环"论，认为黑统、白统、赤统分别代表某一朝代的特性，历史就以 三统依次嬗递的方式周而复始；朝代更迭，典章制度方面也要有相应的改变，即所 谓"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意。对此，王夫之指出："历虽精，而行之数百年 则必差；若夫服色，则世益降、物益备，期于协民瞻视，天下安之而止矣" （卷19），比如自隋文帝定黄色为帝服之色，以后各代相沿不改，无非是因为黄色 "明而不炫，韫而不幽"罢了，与所谓"天志"毫不相干，也不包含什么神秘的暗 示。王夫之还力斥所谓"正统"论，否认"统"及"正统"的存在，他说："天下 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离而合之，合者不继离也；乱而治之，治者不继 乱也。明于治乱合离之各有时，则奚有于五德之相禅、则必取于一统之相承哉？" "有离，有绝，固无统也，而又何正不正邪？"（卷16）同时，王夫之认识到，人 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与自然界一样，也是"新故相资而新其故"（《周易外传》卷5 《系辞上》）的，所以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今胜于古，有力地批判了邵雍、朱熹的 复古论调。

王夫之还建立了"势、理、天合一"的历史哲学体系。"势"即历史发展的趋 势，"理"指这种趋势中蕴含的规律性，"天"就是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在这一 体系的规范下，夫之力图从人的精神动力背后去探求追索历史发展的深层次动因， 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夫之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最终仍然陷入不可 知论与神秘主义，把"造命"的希望寄托于"贤而秀"的后来者身上。

此外，王夫之的《永历实录》，可以说是永历王朝的"当代史"；《莲峰志》 则是一部地方史，都有其不可多得的价值。

王夫之对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也颇多建树。夫之自16岁时开始学习"韵学韵语， 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万首"（《年谱》），一生从奔走国事到隐居著述，其间所感 所怀发而为诗、词、文赋，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尤其诗歌，大都出自肺腑胸臆， 继承骚、雅传统，饱含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现实精神，在清初的诗坛上有重要的地位。 因之，夫之的诗歌理论是建立在丰富的创作实践和深刻的鉴赏体验的坚实基础上的。 他认为，诗歌应以抒发和表现情感为其特有的内容，一长吉永叹，以写缠绵徘恻之 情"（《姜斋诗话》卷2）；而且"诗不可伪"，应是"曲写心灵"、发自真情，反 对"硬架而无情"（《唐诗评选》卷4）的"昧心之作"。对诗歌创作中的情与景， 夫之认为两者是相互融合、彼此包容的关系："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 者妙合无垠"（《明诗评选》卷5）。夫之还特别强调诗人应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个 性，施展自己的才情，显现自己与众不同的创作风貌；如果附宗派、随流俗，就会 失却"本色"，陷入雷同化的泥淖。他的这些见解以及对诗歌抒情特征和艺术规律 的精辟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文学理论，对后世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发展功 不可没。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学者，王夫之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 缺陷，有的甚至是严重的缺陷，他毕竟不可能彻底干净地扔掉传统的枷锁，他"只 是个儒教异端，而不是彻底的叛逆者"（任继愈语），我们不能、也不必苛求于古 人。而且，暇不掩瑜，船山先生留给后人的仍然是"一座宝贵的矿藏"（嵇文甫语）， 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发掘和批判继承。

主要参考书

1．《船山公年谱》，王之春辑，清光绪鄂藩使署刻本

2．《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本

3．《张子正蒙注》，中华书局本

4．《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杨向奎，齐鲁书社

5．《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大儒》第35章 清学开山 顾炎武

顾炎武是明末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起初名绛，后来改名继绅，以 后仍名绛，字忠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占领南京后，才改名为炎武（一作炎午）， 字宁人，而学者都尊称他为亭林先生；曾经自署圭年，又因为一度侨居南京钟山下， 所以有时自号蒋山佣。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元1613年7月15日）， 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1682年2月15日）在山西曲沃因病去世，按过去的习惯计 算，享年70岁。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开一代之风的著名学者，同时又是伟大的民 族志士。他"耿耿孤忠"，至死不向清统治者低头，平生"足迹半天下"，一面考 察山川形势，同时结识豪杰，联络同志，希望能有机会恢复明室；他一生勤奋治学， 尤其重视有关国计民生、能"经世致用"的知识，治学的态度谨严而慎重，特别强 调实地考察取证，所以能够"博学于文"，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清 代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梁启超称为"清学开山之祖"。

一、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

顾氏为江东望族，祖居吴郡（今江苏苏州），后世几经迁徙，到南宋初年定居 昆山。顾炎武曾祖章志，嘉靖癸丑（1553）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这以后家 道中落，祖父绍芳万历了丑（1577）科进士，官却只做到从六品的左赞善，到了他 的父亲同应（字宾瑶），就仅仅是个未曾入佳的国子监萌生了。炎武叔祖绍芾（字 德甫，号蠡源）之子同古未娶而丰，其聘妻王氏矢志守节，因此，炎武出世之后， 就过继给已去世的堂叔为嗣，由王氏抚育。

顾炎武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嗣母王氏是太学生之女，知书识字，而且意志 坚强、深明大义，作为一个居孀的妇女，她别居一室，"昼则纺绩，夜观书至二更 乃息"，尤其喜欢读"《史记》、《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先妣王硕人行状》）。 炎武6岁，王氏就教他读《大学》，9岁又读《周易》。万历四十七年（1617），顾 炎武人塾学习，而家中对他的教育仍然抓得很紧。炎武的嗣祖绍芾虽然只是个从来 没有当过官的国子监生员，但却关心国家大事，熟悉朝章典故，而且性格"豪迈不 群"（顾炎武《三朝纪事阙文序》），"负气伉爽，不肯少河流俗"（陈济生《启 祯诗选·太学顾先生绍芾》），与天启时期政坛人物常相往来，对当时朝政腐败的 情况十分了解。有一天，他指着庭院中的草对炎武说："尔他日得食此，幸矣！" （《纪事阙文序》）于是要炎武认真学习"古兵家《孙子》、《吴子》诸书及《左 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这时顾炎武年方10岁。第二年，绍芾 又令炎武阅读《资治通鉴》。当时的人多不读《通鉴》，而代之以朱熹编纂的《通 鉴纲目》，绍芾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他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 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 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顾炎武《钞书 自序》）在嗣祖的督促和用心教授下，到14岁，炎武已将《资治通鉴》全部读毕。 功课之余，王氏还经常给他讲述刘基、方孝孺、于谦等明朝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故事， 以激励炎武学习前辈先贤。

顾炎武少年时代受到的这些教育，对他以后的学术成就和立身处世无疑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天启六年（1626），顾炎武入学，成为县学生员，取学名曰继绅，开始致力于 习学科举文字。在县学中，炎武与同窗归庄（字玄恭，号恒轩，明亡后更名作明， 昆山人，其曾祖即有名散文大家归有光，1613-1673）结识。两个同龄少年常在一 起切磋学业、纵论国事，由于意气相投，很快就成为莫逆之交。

这个时期，朱明帝国已是大厦将倾。当顾炎武降生之时，神宗皇帝朱诩钧已经 有20多年不彻朝堂接见廷臣，以致朝政日益废弛，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一直持续到 万历末年。熹宗朱由校即位时仅16岁，为人庸懦无能，却喜爱作木活，史称其"好 亲斧锯椎凿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明通鉴·天启。年》）；他宠信宦官魏忠贤， 魏目不识丁，竟被任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他处理章奏。于是大权旁落，国事无大 小皆出入魏忠贤之门；内阁廷臣及四方督抚则多仰其鼻息，甚至拜忠贤为干爷，呼 为"九千岁"，形成"阉党"集团。天启五、六两年，魏氏迭兴大狱，残酷迫害以 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正直官吏，许多志士仁人惨死狱中，而且株连极广，朝政败坏到 了极点。加之内忧外患频仍：万历四十六年（1618），雄踞关外的努尔哈赤以"七 大恨"告天誓师，正式向朝廷宣战；天启元年（1621），清兵攻陷沈阳、辽阳；山 东白莲教首领徐鸿儒起事，占领郓城、巨野、邹县、滕县，并一度切断运河漕运； 永宁（今四川叙永）宣抚使奢崇明叛乱，下遵义、据重庆，兵围成都百余曰：天启 二年（1622），清兵在取得辽河以东70余城之后又攻占广宁（今辽宁义县），兵锋 直逼宁远，山海关危在旦夕；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饥民暴动，揭开了明末 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这年八月，嘉宗死，其弟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崇祯皇帝一意 中兴国运、重振祖业，初即位便着手惩处清算阉党，逼令魏忠贤自尽，并为蒙难的 东林党人平反昭雪。但其为人刚愎自用，且视东林与阁党的矛盾为"门户"、"朋 党"之争，对这一点深恶痛绝；在用人行政上，则利用双方相互牵掣，以确保宸衷 独断，政由己出。然而痼疾已深，积重难返，朝政并无多大起色，内忧外患交逼的 局势也日益严重。

由于身处危机四伏的时代，所以，尽管顾炎武的祖父绍茉年事已高、十分希望 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孙子取得功名，伺时仍教诲炎武"当求实学，几天文、地 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三朝纪事阙文序》，下同）， 并要炎武用心研读邸报，以了解国家大事及朝章典故。不过，顾炎武虽然对政治产 生了兴趣，却"以为书生无与国家之故"，祖父也曾对他说"汝习经生言，此非所 急也"，这段时期他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征逐为名"的举业上。崇祯三年（1630） 秋，18岁的顾炎武至南京参加应天乡试，他与归庄加入复社大约就在此时。由名士 张博（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1602-1641）等人发起组织的复社主张革新 朝政，彻底清除阉党余孽，入社者多达数千，是继东林而起的有政治影响力的学术 团体；但成员众多，难免良莠不齐，而顾、归二人"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 以为狂"（《亭林余集·吴同初行状》），一时被称为"归奇顾怪"。

自入县学为生员后，顾炎武多次应科举，都未得一第。崇祯十二年（1639）， 炎武再度赴试，依旧名落孙山。长达14年的科举征逐，终究一事无成，而国事可以 说已经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天下郡国利病 书序》），炎武终于认识到"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 （《日知录》16），认识到"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才出"（《亭林文集·生员 论中》）；于是退而读书，"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 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全祖望《鲒囗亭集·亭林先 生神道表》，下引同），着手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务质之今 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由此可见，在青年时期，顾炎武即已树立起务求 实用、不为空疏之学的治学精神，这与明中叶以来风靡士林的那种"合多学而识以 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亭林文集·与友人 论学书》）的恶劣习气有着天壤之别。

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顾绍芾病死，砟?9岁，身为承重孙的炎武为祖父 服丧三年（三年之丧，实为二十七个月）。崇祯十六年（1643）夏，期满释服，炎 武"循例入成均"，通过捐纳的方式成为国子监生，这年炎武31岁。半年之后，明 朝就灭亡了，炎武的人生历程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有人宗国泪 何地洒孤忠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农民军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五月，清睿 亲王多尔衮入北京；十月，清定都北京，世祖福临即帝位，改元顺治，命豫亲王多 择率大军征服江南。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字完之，河南开封人）、凤阳总督马 士英（字瑶草，贵州贵阳人）等拥立福王由崧为帝，五月初，在南京建立了小朝廷， 年号弘光。

京师陷落的消息传到江南，一时人心惶惶，为避战乱，顾炎武率家人东躲西藏， 到年底，迁往高旧居80余里的语濂经暂住。经昆山县令杨永言（字岑立，云南昆明 人）举荐，行朝诏用炎武为兵部司务。

"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亭林诗集》一，《感事》）顾炎武把复仇 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吴映奎《顾亭林先 生年谱》），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即著名的 "乙西四论"，为行朝出谋画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 战略、兵了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顺治二年（1645）五月，顾炎 武取道镇江赴南京就职，尚未到达，南京即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 清军铁骑又指向苏、杭。

其时，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起。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字同初，上海嘉 定人）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诸义军合谋，拟先收复 苏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时"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亭林诗集》 一，《千里》）；惜乎残破之余，实不敌气焰正炽的八旗精锐，义军攻进苏州城即 遇伏而溃，松江、嘉定亦相继陷落。顾炎武潜回昆山，又与杨永言、归庄等守城拒 敌；不数日昆山失守，死难者多达4万，吴其沆战死，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 两个弟弟被杀，炎武本人则因城破之前已往语濂径而侥幸得免。9天后，常熟陷落， 炎武嗣母王氏闻变，绝食殉国，临终嘱咐炎武，说："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 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先妣王硕人行状》）炎武悲愤欲 绝，将母亲的遗命谨记心田。

这年闰六月，明宗室唐王幸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经大学士路振飞（字见 白，号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荐，隆武帝遥授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由于嗣母新 丧，炎武二时难以赴任，只能"梦在行朝执戟班"（《诗集》一，《延平使至》）， 但他仍然积极投身入抗清复明的斗争。

当时，清松江提督与巡抚土国宝不和。前明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字卧于，复社 名士，松江人）、成安府推官顾咸正（字端木，昆山人）、兵部主事杨延枢（字维 斗，江苏吴县人）等暗中策动吴胜兆举义反正，咸正为炎武同宗长辈，陈子龙等都 与炎武往来密切，这件事炎武也是参预了的。顺治四年（1647）夏，事情败露， "几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诗集》一，《哭陈太仆》），胜兆被解往南京 斩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诸人。子龙往投炎武，炎武当时已离家出亡；于是子龙逃 入顾咸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炎武多方营救，未能奏效。其 间，炎武还往寻成正，"扁舟来劝君：行矣不再计"（《诗集》一，《哭顾推官》）、 催促他及时出走，而咸正不听。结果，陈子龙乘差官不注意时投水自尽，杨延枢及 顾氏父子先后遇害，受此案株连而死者40余人。

在策动吴胜兆反正的同时，炎武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活动。顺治三年（1646）， 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职方司主事之任，大约将行之际，路振飞派人与他联系，要他 联络"淮徐豪杰"。此后四五年中，炎武"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今属江苏淮阴）， 仆仆往来"（邓之诚《清诗纪事》），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每从淮上归， 必诣洞庭（按即太湖）告振飞之子泽溥，或走海上，谋通消息"（同上），意图纠 合各地义军伺机而动。

虽然弘光及闽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权先后瓦解，炎武亲身参与的抗清活动也 一再受挫，但是，炎武并未因此而颓丧。他以填海的精卫自比："万事有不平，尔 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 心无绝时"（《诗集》一，《精卫》），满腔忠愤，不能自已。

当崇祯末年，炎武嗣祖绍芾及兄长顾缃（字遐篆）先后去世，又逢吴中大旱， "一时丧荒赋徭猖集"（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炎武无奈，曾将祖产田800亩 贱价典给昆山豪族叶方恒（字嵋初）；其时，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争夺遗产，又挑起 家难，他们还与本来就蓄意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内外勾结，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唐 和在常熟语濂径的住所曾几次被这伙人洗劫及纵火焚烧。到顺治七年（1650），叶 方恒又企图加害顾炎武，炎武为了避祸，只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诗 集》二，《流转》），离开昆山出走。此后五年中，他都在吴、会之间奔波往来。

尽管遁迹商贾，炎武依然心存故国，时时关注着沿海一带抗清斗争的进展情况， 希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他在《流转》诗中写道："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 雨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当张名振（字候服， 南京人）于顺治十年（1653）九月在长江口大破清兵，进屯崇明（今属上海），明 年正月，又率"海舰数百"溯长江而上，直抵镇江，并登金山遥祭孝陵（明太祖朱 元璋陵，在今南京中华门外）之际，炎武为之欢忭鼓舞，他兴奋地写道："东风吹 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水军十一万，虎啸临皇州。巨舰作 大营，飞舻为前茅。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沉吟十年余，不见旌旆浮，忽闻 王旅来，先声动燕幽。阖闾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奋击揖，肯效南冠囚。愿言 告同袍，乘时莫淹留。"（《诗集》二，《金山》）

这一时期，顾炎武还同归庄、陈忱（字遐心，浙江吴兴人）、吴炎（字赤溟， 江苏吴江人）、潘柽章（字力田，吴江人）、王锡阐（字寅旭，吴江人）等共结惊 隐诗社，表面上以"故国遗民""优游文酒"（汪曰桢《南浔缜志》），其实是以 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炎武在淮安结识定交的挚友王略（字起田，淮安 人）、万寿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

顺治十一年（1654）春，顾炎武迁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钟山，三国时 改名蒋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称神烈山。三百年前，朱元璋攻克南京（当时名集庆）， 以此为根据地，东征西讨，10余年后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大明帝国。炎武"遍游 沿江一带，以观旧都畿辅之盛"（《神道表》），山川依然而人事全非，颇有不胜 今昔之感。

顺治十二年（1655）春季，炎武回到家乡昆山。原来，顾氏有世仆名陆恩，因 见顾家日益没落，炎武又久出不归，于是背叛主人，投靠叶方恒，两人且图谋以 "通海"（即与闽浙沿海的南明集团有联系）的罪名控告炎武，打算置之死地。炎 武回昆山，秘密处决陆恩，而叶方恒又与陆之婿勾结，私下将炎武绑架关押，并迫 胁炎武，令其自裁。一时"同人不平"，士林大哗。所幸炎武知友路泽博（字苏生） 与松江兵备使者有旧，代为说项，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审理，最后，以"杀 有罪奴"的罪名结案。

当事情危急之际，归庄计无所出，只好向钱谦益求援。谦益字受之，号牧斋， 常熟人，顺治初曾任礼部右侍郎，是当时文坛领袖。钱氏声言："如果宁人是我门 生，我就方便替他说话了。"归庄不愿失去钱氏这一奥援，虽然明知炎武不会同意， 还是代炎武拜谦益为师。炎武知道后，急忙叫人去索回归庄代书的门生帖子，而谦 益不与；便自写告白一纸，声明自己从未列于钱氏门墙，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处张 贴。谦益大为尴尬，解嘲道："宁人忒性急了！"炎武耿介不阿的性格于此可见。

十三年（1656）春，炎武出狱。尽管归庄等同邑知名之士极力排解，而叶方恒 到此时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踪。仲夏，炎武返钟山，行经南京太平门外时突遭 刺客袭击，"伤首坠驴"，幸而遇救得免；嗣后，叶方恒还指使歹徒数十人洗劫炎 武之家，"尽其累世之传以去"（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这之前的几年当中， 炎武曾数次准备南下，赴福建参加沿海地区风起云涌的抗清复明事业，但由于各种 原因，最终都未能成行；至此，炎武决计北游，以结纳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国 山川形势，徐图复明大业。远行避祸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顺治十四年（1657）元旦，炎武晋谒孝陵--7年之间，炎武共六谒孝陵，以寄 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是年炎武45 岁。此后20多年间，炎武子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 "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 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到晚年，始定居陕西 华阴，直至逝世。

三、风尘怀抚剑 天地一征鞍

离昆山后，炎武"绝江囗淮"，于顺治十四年（1657）秋抵山东莱州（治今山 东技县）。翌年春至泰安，又至曲阜谒孔庙，并在章丘桑家庄购置日产，"垦田于 章丘之长白山下"（《神道表》），年末，经菜州、济南至北京。顺治十六年（16 59），炎武到了山海关，凭吊昔日旧战场；然后又折回关内，至昌平州（今北京市 昌平县）天寿山谒十三陵。瞻仰列祖列宗陵寝时，炎武悲从中来，"下痛万赤子， 上呼十四皇。哭帝帝不闻，吁天天无常"（《亭林诗集》三，《恭谒天寿山十三陵》）； 但炎武并未灰心，"天运未可亿，天心不可量"，对恢复明室仍然满怀希望。谒陵 之后，炎武经居庸关返归山东。这年五月，张煌言（字玄箸，浙江宁波人）、郑成 功（字大木，福建南安人）率甫明军大举入长江，七月，舟师直抵南京观音门外江 面，一时江淮震动。"江上传夕烽，直彻燕南陲，皆言王师来，行人久奔驰"（ 《诗集》三，《江上》，下引同），炎武闻知这一喜讯，急忙南下。可惜"宋义但 高会，不知兵用奇，顿甲守城下，覆亡固其宜"，当炎武行至扬州，南明军已经失 败，炎武怅怅北返，于年底到达天津。

康熙元年（1662），顾炎武在北京。当他听说永历帝在昆明被害的消息后，心 知复明已无多大希望，于是"笃志经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这年， 被革职的归安（今浙江吴兴）知县吴之荣告发庄廷拢私修明史，其中"颇有忌讳语"； 炎武好友吴炎、潘柽章受牵连入狱，第二年遇难。同案株连多达700余家，死78人， 其中还包括一些地方官员。炎武已于去冬离京赴山西，在汾州（今汾阳）接到吴潘 二人的凶信，十分悲痛，于是在旅舍设奠，遥祭亡友，其祭诗云："一代文章亡左 马，千秋仁义在吴潘。"还写了《书吴潘二子事》一文，表彰故友的学问节操，记 述"明史案"的始末。顾炎武对明正德以来"二三先生招门徒，立名誉，以风显于 世"（《文集·与友人论门人书》）的风气深为不满，他自己也"不坐讲堂，不收 门徒"（《余集·与潘次耕札》），而这次却破例以潘柽章幼弟潘来为门生，以表 达对故人的怀念之情。此后，炎武取道蒲州（今山西永济）入潼关，遍游关中；次 年至河南辉县访孙奇逢（字启泰，河北容城人，学者称夏峰先生），年底返山东。

康熙五年（1666），炎武与友人李因笃（字天生，一字子德，山西洪洞人）等 20余人集资买回，垦荒"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欲效法马援（字文渊，陕西兴 平人，东汉名将，曾为伏波将军、陇西太守）、田畴（字号泰，河北玉田人，东汉 末垦田徐无山中，曾助曹操征乌桓）"从塞上立业"（《神道表》，下同），准备 定居代北，说："使吾泽中有牛羊千，则江南不足怀也。"后因不耐气候严寒，经 营创始之后，即令"门人辈司之"，自己又只身出游。

康熙七年（1668），莱州黄培诗狱案涉及到顾炎武。炎武时在北京，听说此事 后立即赴山东对质；三月二日抵济南，下济南府狱。大约两年前，莱州即墨人姜元 衡告发其旧主黄培收藏刊印"逆诗"，本年正月，姜在审讯中称："逆诗"内有 《忠节录》一书，"系昆山顾宁人到黄家搜辑发刻"，实则炎武与姜素不相识；此 案还株连"江南北之名士巨室"300余人。炎武念及"事关公义，不宜避匿；又恐久 而滋蔓，贴祸同人"（《蒋山佣残稿·与人书》），故"不惜微躯，出而剖自此事"。 这个案子可能跟炎武垦田章丘一事也有联系，上引《与人书》云"衅起于章丘，祸 成于即墨"；顾衍生所撰炎武《年谱》亦云"是狱为谢长吉主唆"（谢世泰字长吉， 章丘人，炎武与其曾有过经济上的纠纷）。

这次无妄之灾持续半年以上，炎武在狱中十分艰难，"每日以数文烧饼度活"， 几乎不支。幸得友人李因笃等多方奔走，大力营救，并至济南看望炎武，到十月这 场冤狱方才暂告一段落，炎武始得取保出狱。次年夏，炎武又回章丘，与谢长吉对 簿公堂，"虽陷害之情未明，而霸占之律已正"（《佚文辑补·与颜修来手札》）， 案子才算最终了结。初冬，炎武由保定抵平原（今属山东），(木圣)幼弟潘耒（字 次耕）前来谒见，正式拜门受业。(木圣)章被难后，潘来居淮安王略家中读书，并 与王略之女成婚。这年六月，岳父和妻子相继去世，潘耒遂北上往投炎武。

岁月的流逝，没有使炎武忘却家国之恨；境遇的坎坷，也没有使炎武的耿耿孤 忠有所销蚀。康熙十年（1671），炎武再游京师，住在外甥徐乾学（字原一，号健 庵，昆山人，曾任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家中。当时，清廷议修《明史》，翰林院 掌院学士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后来曾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为此 设宴款待炎武。席间，熊邀请炎武参与撰述，炎武断然拒绝，说："果有此举，不 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蒋山佣残稿·记与孝感熊先生语》）赐履与 出席作陪的徐乾学相顾愕然。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为纂修《明史》，"特开 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儒"（《年谱》），一时知名之士赴召者所在多有。翰林 院掌院学士叶方苞（宇于吉，昆山人，方恒胞弟）和经筵讲官韩囗（字元少，江苏 吴县人）准备向朝廷推荐顾炎武，炎武坚辞，三度致书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 始不变"！叶、韩知炎武志不可屈，方才作罢。后人有诗云："到底不曾书鹤版， 江南惟有顾圭年。"次年，叶方蔼为明史馆总裁，又欲招炎武入史局，炎武回信说： "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 殉之矣！"（《文集》三，《与叶讠刃庵书》）且自此以后，"遂绝迹不至都门" （《年谱》），以表明自己不与当局合作的决心。

自康熙七年（1668）"明史案"后近十年中，炎武仍仆仆于燕赵齐豫陕晋之间， "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文集》六，《与潘次耕》）。由于年过六旬， 尚无子嗣（38岁时得一子，名贻谷，3岁即夭折），因而江南亲友商议，以族侄衍生 过继炎武为子。康熙十六年（1677），衍生在其师李云囗陪同下由江南赴山东德州， 与炎武"行父子相见之礼"。时年衍生12岁，炎武则六十有五。这年十一月，炎武 往游西岳华山，居友人王山史（名弘撰，字无异，陕西华阴人，与炎武订交于康熙 初）家。炎武认为"此中山水绝佳"，于是有卜居华下、以年余年的想法，山史进 为之构筑屋舍。康熙十八年（1679），炎武携衍生迁入新居。康熙二十年（1681） 八月，炎武由华阴至曲沃，不幸染病，呕泻不止，经医生疗治，数日后病势稍减； 然而，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四日，病又复发，竟日夜呕泻，初九日凌晨， 炎武溘然长逝。衍生当时年仅17，又从未经历过这种大事，全仗居停主人韩宣（字 句公，曲沃人）及炎武生前友好一力操持治丧；两个月后，炎武堂弟顾囗（字大云） 由江南赶赴曲沃，与衍生一道扶枢南返，归葬于昆山祖茔。

自顺治十四年（1657）"掉首故乡"，20多年来，炎武"身负沉痛，思大揭其 亲之志于天下"（《神道表》引炎武友人王良语），东西南北，惨淡经营，"九州 历其七，五岳登其四"（《文集》六，《与戴耘野》），至死不忘恢复明室。晚年 定居华阴，亦有极深的用意。他在《与三侄书》中说："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 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 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文集》四）在《与李星来书》中 也说此地"三十年来，在在筑堡，一县之境，多至千余。人自为守，敌难追攻。此 他省所无，即天下有变，而秦独完矣"（《文集》三）。其置田垦荒，也是为了同 一目的。全祖望《神道表》说："先生既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选，而所至每试之垦 田度地，累致千金"；"先生置田五十亩于华下，供朝夕，而东西（按即"章丘长 白山下"和"雁门之北"两地）开垦所人，别贮之以备有事"，至于炎武自己的日 常用度则相当俭省，一年所费"约一百二三十金"（《残稿》三，《与原一公肃两 甥》），曾"饵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神道 表》）

由于种种缘故，炎武的图谋付诸实践的希望愈来愈小，"奔走流离，老而无子， 其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神道表》），内心深处之悲愤 哀痛自不待言，但他从不因此而颓唐或者怨天尤人，其"耿耿未下"之心终始如一。 一生当中，他多次哭吊孝陵、十三陵、思陵；以抒故国遗民之情，多次以死坚拒清 廷的征召；他的外甥"昆山三徐"（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崛起云霄"、官 高爵显之后，为报母舅接济之恩，在昆山买回置宅，多次敦请他回乡安享天年，他 却始终不肯南归炎武所表现出的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高风亮节，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必将永标青史。

作为一个学者，炎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神道表》记载："凡先生之游， 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 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嘿诵诸经注疏，偶 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面熟复之"。跋涉山川不但令炎武眼界大开，而且通过大 量艰苦细致的实地取证以及身处其地的真切感受，炎武印证、充实了自己平昔所学， 深化了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学术问题的研究和思索。在"足迹半天下"的漫游中，炎 武虽然未能寻访到自己心目中的廉颇、郭解、窦融、耿况一流人物，却结识了许多 北方的饱学之士，除了上文曾提及的孙奇逢、李因笃、王弘撰诸人外，著名的还有 张尔岐（字稷若，号嵩庵，济南人，独精"三礼"，有《仪礼郑法句读》十七卷）、 马(马肃)（字宛斯，山东邹平人，精熟古史，时人称为"马三代"，有《绿史》16 0卷）、傅山（字青主，山西阳曲人，长于周秦诸子学，知识渊博而有民族气节，炎 武与之尤为意气相投）、李囗（字中孚，陕西周至人，博通经学，为关中大儒，学 者称二曲先生）等重质实精考核的学者；此外，南方学者游历北方面与炎武订交的 则有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土宅)，浙江秀水人，当时极负盛名的辞章家、学问家， 炎武陷黄培诗狱时获朱氏之助良多）、屈大均（字介子，号翁山，广东番高人，著 名诗人，抗清志士）、阎若璩（字百诗，号游医，祖籍太原，后徒淮安，精于考据， 有《古文尚书疏证》8卷）等等。炎武与这些友人切磋琢磨、讲学论道，取人之长， 补己之短，使自己的学术更上层楼，终于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

四、清学开山祖 前朝遗民心

顾炎武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 书"（潘耒《日知录序》），广泛涉猎经、史、音韵、金石、舆地、诗文诸学，在 学术上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平生著述也极为丰富，"卷帙之积，几于等身" （王弘撰语）。其主要著作有《日知录》32卷，《音学五书》38卷，《左传杜解补 正》3卷，《五经同异》3卷，《明季实录》（无卷数），《二十一史年表》10卷， 《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历代帝王宅京记》20卷，《肇域志》100卷，《金石 文字记》6卷等50余种。炎武去世之后，遗书文稿全部被其甥徐氏昆仲取至北京， 秘不示人，即使炎武嗣子顾衍生亦"不克常见"；而徐氏对这些书稿却"不知爱惜， 或为人取去"（何焯《菰中随笔序》），因此，炎武的著作散亡颇多。潘来整理刊 行的，仅为遗稿的一部分。这是很可痛借的。

《音学五书》与《日知录》是炎武最为重要的得意之作，他说："君子之为学， 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自年五十以 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 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 诸行事，以脐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残稿》一，《与人书》）。

顾炎武以明音韵为治学的根本，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文集》四，《答李子德书》）；又说："予纂辑此书几三十年。所过山川亭障， 无日不以自随，凡三易稿而手书者三矣"（《音学五书后序》）。在顾炎武看来， 治音韵为通经的关键，而通经才能明道，明道才谈得上救世，因此，他在《音学五 书》上花费了大量精力。他将《诗经》作为基本材料，吸取先人如郑库、陈第等人 的成果而又不墨守成规，分古韵为十部，还分析了古代音韵迁变的脉络，提出了 "古人四声一贯"等断语，在音韵学领域上取得了承先启后的巨大功绩，以后之江 永、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直至近人章炳麟、黄侃等学者在这方面的进一步研 究，都与顾炎武的率先倡导和取得的成果分不开。

尤有意义的是，顾炎武的《音学五书》还为后代考证学者提供了重要的方法， 这就是：首先，要搜集占有足够的材料，分析时代先后，辨明其演变发展；其次， 每下一个结论，都必须博求佐证以资共信。这种从明其先后之流变入手、博求多方 之佐证而立说的治学规则成为清中叶之乾嘉学派的最重要法门，"清学开山"之誉 即与此大有关系。

耗费了炎武毕生心血的《日知录》更是他学术思想及成果的精华。炎武一生学 行，可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八个字来概括。他在《与友人论学书》中说：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 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 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 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三）可知炎武是把治学与 做人看作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炎武一生之立身大节已概如前述，此处不再赘言； 在治学这方面，则坚决反对当时那种"束书不观"而空谈心性的恶劣风气，主张多 学而识、明道救世，探求有益于民生国命的实学。《日知录》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 下结撰而成的一部煌煌巨著，而作者最用意处即在第十三卷之论"风俗"部分。

炎武详细考索了历代社会风气的演变情况，认为"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 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 则天下有风俗"，"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指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 （《文集》四，《与人书九》），而整齐风俗、拨乱涤污的关键，即在于"土大夫" 是否有廉耻；并举出一魏晋人之清谈"亡天下的历史教训，说明士大夫不顾国家、 民族的安危而空谈心性，从而致使风俗大坏，是天下覆亡的重要根源。由此而进一 步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 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 由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同时，顾炎武还认为，除了 用"朝廷教化"即"名教"整顿风俗、挽救时弊之外，"清议"即社会舆论的力量 也很重要。他说："古之哲王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乡举里选， 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又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 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这些见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 富有积极意义的。

顾炎武的政治思想，亦多着眼于风俗人心；同时，由于炎武重视实用而不尚空 谈，所以"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顾亭林》），其大端则在郡县分权和地方自治二者。他认 为，要富国裕民，首先在于信任地方官吏，并赋予其实权，《日知录》卷9《守令》 条说："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 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宦，莫不分天子之权，以 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 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因此，郡县守令应该拥有"辟 官莅政理财治军"的权力，则"国可富，民可裕，兵农各得其业"，达到天下大治。 炎武另撰有《郡县论》9篇，对这一点加以系统而具体的论述。概括言之，他提出： "方今郡县之弊已极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而 此种局面的形成，正在于皇权的独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 上"，因此，"民乌得不穷、国乌得不弱"！有鉴于此，炎武亟求变更，大声疾呼： "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此外，顾炎武还主张均田减租，开矿兴利，反映了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要求， 具有进步意义。

大体而言，炎武的政治思想，由于历史的局限，是以"寓封建之制于郡县之中" 为宗旨的，这固然因其"法古用夏"、"则古称先"的思想前提而不免为书生之见， 但"主分权、重自治"的主张依然闪耀着进步、民主的思想光芒。

在经学上，顾炎武旗帜鲜明地提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 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文集》三，《与施愚山书》），并猛烈抨 击明末王学末流那种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 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练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 而日一贯、日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日知录》七，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的鄙陋风习，主张务本研经，理学须由经学中提炼而得； 主张以讲求经学的理学取代不讲经而附会禅的理学。而经学即理学，即"圣人之道"， "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诗》、《书》、《三礼》、 《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 其所著之书，皆以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而无益者不谈。其于 世儒尽性至命之说，必归之有物有则、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于空虚之论"（《文 集》六，《答友人论学书》）--与炎武一贯提倡的"明道救世"、"整顿风俗"、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依然血脉贯通。

顾炎武提出"信古而阙疑"的治经原则，他认为"《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 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 《日知录》二，《丰熙伪尚书》条）因此，炎武的经学研究不依傍、不盲从，信其 所当信，疑其所当疑，体现了他求实的治学风格。

炎武之学术，实渊源于朱熹。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篇》指出："性命之说， 易入虚无。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 沿其学者五传而为宁人、百诗，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 言性命之流也。"

在历史舆地之学方面，顾炎武同样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炎 武治史，其志仍在经世致用，曾说："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文集》 六，《答徐甥公肃书》）在金石考古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炎武卓有成就，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这两部著作。这两部长编性质的书虽 然主要出于钞录，但有断制，极富价值，不仅为清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开启了先路， 也是后人研究地理沿革、古代经济特别是明代经济史的不可缺少的必读书。生当明 清之际的顾炎武，不仅是旧学术传统的破坏者，更是新风气的开创者。他的严谨朴 实的学风、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换而不舍的学术实践、调查研究归纳取证的治学 方法，诸多学术门径的开拓，与其"行己有耻"的耿介而傲岸的人格交互生辉，既 取得了宏富的学术成就，又对整个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后 人尊奉顾炎武为汉学之"不桃之祖"，虽然未获炎武之心，但炎武实足以当之，他 不愧为清初学术界之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师。

主要参考书

1．《顾亭林年谱》，张穆编，粤雅堂丛书本

2．《亭林先生年谱》，吴映奎编，扫叶山房《亭林先生遗著汇辑》本

3．《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

4．《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

5《清儒学案新编》，杨向奎，齐鲁书社

《中国历代大儒》第37章 叔世硕儒 戴震

戴震是清代中叶最具个性的儒学大师，他在学术上、思想上的卓越建树，对他 生活的时代以及后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梁启超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 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注]胡适也认为，"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 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注]戴震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主张治学须"志 存闻道"、"求之《六经》"，回归儒学原旨，重建儒家"人学"，在中国儒学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

上篇：几番科场坎坷 一代朴学大师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屯溪市）人。生于清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 十二年。休宁这个地方向来人文荟萃，商贾云集。戴震的祖上没有什么显赫的人物， 父亲是一个商人，走南闯北，很见过一些世面。

文献记载戴震大器晚成，10岁时才开始说话。为他作《年谱》的戴门弟子段玉 裁解释说"盖聪明蕴蓄者深矣。"就在这一年，他去拜师读书，无非是《四书》、 《五经》之类。他的记忆力非常出众，能达到"过目成诵"的境界，每天能记诵数 千言甚至更多些。[注]这表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戴震自幼养成了独立思考、盘根问底的学习方法。当时学子都要读《四书》、 《五经》。《大学》是《四书》之一，宋代理学家极力表彰，朱熹并作《大学章句》， 将《大学》一篇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移易旧文。从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注云："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 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 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对于朱烹区分经传，虽然有人提出过怀疑，但 五百多年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人们也就相信了朱熹 的说法。可是戴震是不相信的。有一天塾师讲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 下，戴震问："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塾师回答说："此朱文公所说。"又问："朱文公何时人？"回答说："宋朝人。" "孔子、曾子何时人？""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几二千年 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塾师无法解答，只得夸戴震说"此非常儿也。"

的确，戴震小小年纪就敢于怀疑，不盲从，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这对他后 来倡导朴学、批判权威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戴震读书，有一种"每一字必求其义"的习惯。塾师授课，讲以下引文凡见于 《年谱》者不再注出处，凡见《戴震集》者仅注篇名。解前人的传注训诂，戴震往 往不明其义。他不喜欢人云亦云，何况前人传注中往往谬误百出。因此，他要探本 溯源，花了三年功夫穷究近代字书及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握了其中的精髓。 在此基础上，他"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传、注、笺之存于今者参伍考究， 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由是尽通。"这样，为以后学术、思想更 上一层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通训诂"成为戴震及其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治学 方法。

《十三经注疏》卷帙浩繁，达数百万言。可17岁的戴震已能"全举其辞"。他 后来对段玉裁说："余于疏不能尽记，经注则无不能倍（背）诵也。"又说："经 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 道，乃可得之。"他曾在给段玉裁的一封信中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 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 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揖，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十 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在他看来，宋儒重义理而轻文字、音韵、训诂， 专尚空虚无用之学，是没有在基本功上用力。他对为学先后的看法、对宋儒的批评 虽然定型于晚年，但在17岁左右的读书实践中就已经萌芽了。

这以后，戴震随父亲在江西、福建、南京等地经商，广泛接触到社会生活。同 时，他的经学也日有进步。20岁那年，回到故乡，此时他已经是一位饱读诗书的青 年学者了。戴家小少爷的名字慢慢地被当地的一些名流所知。同邑的程询很喜欢这 位还有些稚气的年青人。他说："载道器也。吾见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硕辅，诚 不足言。"他看出这位博学的后生有着过人的才华，擢高第、取显宦，如探囊中之 物。但戴震的前程果真能够顺利吗？

离休宁不远的婺源县有一位老先生姓江名永字慎修，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治经 数十年，精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步算、钟律、声韵、 地名沿革，"博综淹贯，岿然大师"，戴震久闻其大名，就拜在他的门下，"取平 时所学就正焉"。当时歙县大商人汪梧凤建不速园，广置图书，招揽学者，戴震与 同县人郑牧、歙县人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等人与江永皆"诵读讲贯其中" [注]

在这以后，戴震学术大进，尤其是在筹算、名物、训诂等方面的研究上，提出 了很多真知灼见。22岁时，写成《筹算》（后更名为《策算》）一卷；23岁撰成 《六书论》三卷；24岁撰成《考工记图注》；25岁时写成《转语》20章；到27岁左 右，撰成《尔雅文字考》十卷。作为一位青年学者，已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但"学日进而遇日益穷"，戴震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29岁时、他被补为休 宁县学生。

乾隆十七年（1752年），戴震30岁，进入而立之年。这一年，休宁发生大旱， "斗米千钱"，戴震家中乏食，于是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飨餐，闭户成《屈原 赋注》"。当时戴震在学术界虽小有名气，但毕竟还算年轻。因此他又作《屈武音 义》，假名汪梧凤。另有《勾股割圜记》"一书，利用西洋算法进行注解，假名吴 思孝。这两个人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场家族财产纠纷迫使戴震入京避祸。乾隆二十年，戴震状告一个家族中强横 子弟侵占祖坟，不料这个强横子弟倚仗财势打通关节，反诬戴震不法，县令准备抓 他治罪。戴震闻讯，"乃脱身挟策人都"，只带了一些书籍和本人的著述，其他行 李、衣服都没有。他寄旅于歙县会馆，"是时纪太史陶、王太史鸣盛、钱太史大听、 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进士，以学问名一时，耳先生名，往访之。叩其学， 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京师之行， 是戴震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秦蕙田、姚 鼐、王安国、卢文(弓召)等一大批学术名流都与戴震相识。这些人对戴震的学识都 很推赏，为他广为延誉。戴震与这些堪称海内硕儒的人交往，扩大了眼界，增长了 见识，学术上也更为成熟。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姚鼐是安徽桐城派古文巨子，这时为孝廉。他倾心于戴震 之学，写信给戴，欲奉其为师。但戴震虽然学高天下，却不好为人师。他回信给姚 鼐予以拒绝说：

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 敏谢也。古之所谓友，因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 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

作师不如作友，这是戴震的看法。后来姚鼐不满戴震之学，转而大肆批评。此 次戴震拒绝为师，使姚鼐免却背师之讥，这是后话。在这封给姚鼐的信中，戴震还 谈到了治学方法：

凡仆所以寻求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坟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 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 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闻见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 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寻，循根可以达抄，不手披枝 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 者之辨之也[注]。

在这里，他提出了治学须有"十分之见"，"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不留余 义，这样所得的结论才有坚实的基础。

在京师期间，戴震出入名儒硕彦之门，朝夕讲论。他写了《周礼太史正岁年解》 二篇，又有《周髀北极(王玄)玑四游解》二篇，这些都是他的重要著作。他还写了 不少书信，在这些书信中，他反复阐述了自己的学术主张。此外，他应王安国之邀， 到其家塾课其子念孙。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后来蔚为一代考据大师，与戴震的影响 分不开。

戴震在京师滞留了两年，声誉鹊起，名扬海内。乾隆二十二年（1757），南还， 在扬州结识了惠栋。惠栋是清代汉学吴派的开创者，而戴震则是皖派宗师，二人在 学术见解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戴震说："惠君与余相善，盖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 [注]、当然皖派与吴派在治学方法上有一定的分歧，但这只是清代汉学内部的分歧。 章太炎、梁启超都曾对戴、惠之间的差别有所论述。章太炎说："惠氏温故，故其 徒敦守旧贯，多不仕进；戴氏知新，而隐有所痛于时政，则《孟子字义疏证》所为 作也。"[注]梁启超以"译言"为喻，说明皖、吴二派之差别："惠派之治经也， 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机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泽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 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焉，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惠派所得，则断章零句， 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是故惠派可名之曰 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注]章、梁二人的论述非常确切。

扬州的学术空气非常浓厚，是当时的一个学术中心。戴震结识惠栋以后，钱穆 认为他的论学宗旨发生一大变化，"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说，谓于义理制数互有得 失者；今则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不啻日即故 训即典制而义理矣。"[注]戴震在扬州客居达4年之久。

戴震虽然博学多闻，名满海内，但科举之途对他来说却比登天还难了直到40岁 时，才考中举人。以后六次入京参加会试，但每次都名落孙山。毕竟科举考试所需 要的是能够作八股文的"人才"，戴震重经学、讲训诂，作出来的八股文未免多了 一些学究气，因而不被考官青眯。

从31岁到41岁，戴震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著作，比较重要的有《原善》上中下三 篇，《尚书今文古文考》一篇，《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据段玉裁记载，戴震曾 说过："作《原善》首篇成，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又说："作《改元即 位考》三篇，倘能如此文字做得数十篇，《春秋》全经之大义举矣。"又说：" 《尚书今文古文考》，此篇极认真。"可见戴震对自己这些作品的重视。

戴震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孟子字义疏证》。该书撰成于乾隆三十一年，戴 震44岁之时。关于他的写作动机，段玉裁是这样说的：

盖先生《原善》三篇、《论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 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 学之言揉之。故就《孟子》字义开示，使人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语病。所 谓理者，必求诸人情之无憾，而后即安，不得谓性为理。

可知戴震此作，是要从根本上抽去宋德性理之学的哲学基础。如果说戴震的文 字、音韵、训诂之学一方面是为了打倒理学权威而作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为了 建构新的哲学体系而进行的必要准备，那么《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就标志着戴震哲 学体系的形成。

戴震精通舆地之学。在京师期间，他应直隶总督方观承的聘请，纂修《直隶河 渠书》111卷。此书尚未修成，方观承就去世了，接任者对戴震不能礼敬，他于是辞 去此事。后来又游山西，修成《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及《汾阳县志》，"其书之详 核，自古地志所未有"[注]。

由于屡试不第，戴震只好南下，主讲浙江金华书院，这一年他已50岁了。他从 37岁参加乡试，40岁时才考中举人。以后十年之间，他汲汲科举，希望能在科场上 获得成功。但每次都失望而归。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的命运才稍稍有 些转机。

早在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弘历（乾隆帝）打着"稽古右文"的旗号，命各省 督抚、学政购访遗书，第二年，又命儒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钩辑佚书，并开四 库馆，准务修纂《四库全书》。四库馆网罗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戴震当时已名重海 内，连乾隆帝也风闻过他的大名。这时，纪购、裘修等人在乾隆面前力荐，于是特 召戴震入京，充四库馆纂修官。

戴震进入四库馆后，参加了校订群书的工作。当时由于大量书籍已经散佚，而 明代所修《永乐大典》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文献，由此《四库全书》中很大一部分书 籍都需从《永乐大典》中辑佚。"戴震于乾隆三十九年中成《水经注》的校勘工作。 他分别经、注，并归纳出三种原则，订正经、注之互伪。《永乐大典》本《水经注》 较胜各本，又有部道元《自序》，他用以校勘通行本，凡补其缺漏者2128个字，删 其妄增者1448个字，正其进改得3715个字[注]。该校本颇获乾隆帝的嘉赏，当戴震 把它进献给他后，他龙颜大悦，这位爱附庸风雅的皇帝亲撰御诗褒扬说：

悉心编纂诚堪奖，触目研摩亦可亲。
设以《春秋》素臣例，足称中尉继功人。

戴震除校勘《水经注》外，还校勘了《九章算术》等古代数学著作。他在四库 馆中所校之书还很多。据段玉裁《年谱》，从乾隆三十八年戴震入四库馆，到乾隆 四十二年戴震去世，这5年时间里，他还校勘了《海岛算经》、《仪礼识误》、《周 辟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仪礼释宫》、 《五曹算经》、《仪礼集释》、《项氏家说》、《蒙需中庸讲义》、《大戴礼》、 《方言》等官书，并撰写《提要》。戴展所校官书大体上都是天文、算法、地理、 水经、小学、方言、礼制诸书。他的校勘态度非常认真，悉心考订，正伪、补脱、 删衍，力求其实，堪称乾嘉学风的榜样。

即使进入了四库馆，戴震仍然没有放弃作为一个读书人的理想目的--考取进 士。乾隆四十年，他已经53岁了，这年秋闭，他去会试，但命运仿佛偏要捉弄这位 名重一时的著名学者，他又一次落第。这一回，乾隆皇帝格外开恩，准许他与本年 贡士一起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两年以后，戴震在北京去世，一终年55岁。

戴震一生著作繁富，涉及学科非常广泛，包括数学（《策算》）、古文字学 （《六书论》、《尔雅文字考》）、古语音学（《转请》）、语言学（《声的考入 《声类表孔《方言疏证时、考证（《考工记图人《屈原赋注入《诗补传》）、天算 （《勾股割囗记》）、天文学（《原象》、《迎日推策记》、《续天文略》）、地 理学（《校正水经注》、《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汾阳县志》）、经学 （《经考》、《尚书义考》）及哲学（《法象论》、《原善》、《绪言》、《孟子 私淑录》、《孟子字义疏证》）。从他治学的深度和广度来说，不愧为乾、嘉学者 之第一人。

下篇：批判程朱理学 复归儒学原旨

如果仅仅把戴震看成是一位埋头考据的朴学家，这是对他的最大误解。事实上 尽管戴震在经学、小学、数学、天文学等领域内达到了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深度， 但他的最主要的贡献却是哲学上的建树，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乾嘉学者的主要方面。

宋明理学发展到末流，往往空谈心性，束书不观。程朱主张"性即理"，陆王 高谈"心即理"，两派的后学者不再去"自家体贴"，各诵先师之言，互相驳难， 往往难以论定轨是孰非，逐渐形成了一种"宁道孔孟误，讳说程朱非"的社会风气， 儒家原旨晦而不彰。自明代中叶以后，一些学者逐渐认识到要解决儒学内部的纷争， 必须"取证于经书"，考据之风慢慢形成。经过明清嬗代之巨变，一些学者认识到 空谈足以亡国，因此在考据的基础上，又注意"经世致用"，力图使儒学成为对国 家、对百姓有用的学问。他们在自己的学术主张中，或纠程、朱之偏、或矫陆、王 之失，对宋明以来的理学思想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希望恢复孔孟儒学的本来面 目。戴震的学术思想就是这一时代思潮下的产物。

1．故训名物：明道之具

自宋儒将"道问学"与"尊德性"判为两途，后世儒者专重于"尊德性"，不 重视"闻见之知"，舍训诂、名物而空谈义理。宋代学者黄震曾说，本朝经学"摆 落训诂，直寻义理"。明代心学独盛，好讲现成"良知"，不需要"工夫"就可以 直透"本体"，只要静坐就可以"致良知"。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针对明代学 风之流弊，提出"经学即理学"，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注]， 戴震继承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学术传统，加以发展，提出"由故训以明义理"、"执 义理而后能考核"的学术思想，把"义理"建立在扎扎实实的考据基础上。

戴震认为，孔孟之道就在《六经》之中。他在《沈学士文集序》中说：

以今之去古既远，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当其时，不过据夫共闻习知，以阐 幽而表微。然其名义制度，自千百世下，遥溯之至于英之能通。

"圣人之道"在圣人之世虽为人所"共闻习知"，但传之既久，千百年以后， 其"名义制度"往往"莫之能通"。因此，他认为"是以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 终乎闻道"。他解释说：

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借。辨言，则合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心。

离词、辨言是"闻道"的必由之路。因此，戴震特别推崇"六经尊眼、郑"的 惠栋。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中，他痛心地指出，"《六经》微言，后人 以歧趋而失之"。他批评有人区分汉来，将故训与义理截然判为两途的议论，指出：

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于义。此试震之大 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 云乎哉！

他反对舍经学而空谈义理，主张贤人、圣人之理义须"求之古经"。但"求之 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还必须"求之故训"。他说：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那么，贤人、圣人之理义在哪里？戴震认为"存乎典章制度者也"。这些"典 章制度"不是空虚无物的，而是贤人圣人的大制作，它可以施之于今，经世致用。 他批评那些将故训、典章制度和理义截然分开的人说：

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平典章制度， 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

戴震感叹说："夫今人读书，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有通， 妄谓通其心志，而日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注]数百年以来，学风日坏，特别 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往往流于"凿空"，各家所说的"道"已非儒家的原旨。士 生千载之后，求道于典章制度之中，但遗文垂绝，今古县隔，因此，研究古代的训 诂、名物就显得特别重要。戴震反复申明这一点。作为他的最基本的学术主张。如 在《古经解钧沉序》一文中，他说：

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耳，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诘之以求理义于古 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得之乎？呜呼！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 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 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他把小学、文字作为理解 "圣贤之心志"的必由之路，正如舍舟揖无以渡江河、舍台阶无以至堂坛一样。从 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白，他强调"明道"的工具是踏踏实实的学问，而不是束 书不观的空谈。他希望通过文字训诂的功夫，以上窥儒家贤人圣人的"心志"，以 恢复儒学的原旨，这是对宋明儒学的矫正。

2．义理·考据·词章

宋儒程颐曾将学术门类划分为三。他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 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 [注]所谓文章、训诂、儒者之学，拿清代学者的话来说，就是词章、考据和义理之 学。程颐把文章、训诂之学与释道异端相提并论。他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 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注] 程颐的观点大体为后世理学家所沿袭。如王阳明就对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 学大加鄙薄。

戴震在论学中多处涉及到义理、考据、词章及三者间的关系。乾隆乙亥（1755） 在《与方希原书》中，戴震说：

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 章者，等而末者也。

在他看来，理义（义理）、制数（考据）、文章（词章）同为学问之途，但三 者之间有高下之分，义理、考据之学高于文章之学。

至于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戴震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早年，他把 义理与考据加以分别，认为汉儒、来儒互有得失："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 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注]中年则尊考据而轻义理，认为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注]。到了晚年，他的学术思想 已经成熟，他承认过去的言论有些偏激，重新确立了义理的地位："义理即考核、 文章二者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吾前言过矣！"[注]他承认义理最为重要，考据、 词章只不过是通向义理的手段而已。他的真正学术兴趣是在义理方面。

但是，戴震所说的义理与宋儒的义理是不同的。他批评"宋以来儒者，以己之 见，硬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见"，[注]这种凭空臆说的所谓"义 理"与圣人之大道相去甚远。他主张在考据的基础上重新发展儒家的义理之学。在 《与某书》中说：

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问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 附会；吾人附会凿空益多，宋儒则恃胸臆为此，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 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解，则所言之意 必差，而道从此失。

儒家的原始精神，被宋儒弄得晦而不彰。即使汉儒训诂，也不一定合乎儒学原 义。因此，必须平心体会经文，以客观的态度去阐发义理。

3.义理三书

戴震不仅主张由训诂名物以明义理，他还主张"执义理而后能考核"。戴震生 活的时代，正值考据学方兴未艾，"时人方贵博雅考订"，以至于走向另一个极端， 认为"空谈义理，可以无作"。但戴震的学术目标并不限于仅仅考订字义、辨证名 物，他有更高的追求，即重建儒学义理，打倒宋明以来理学家的一切虚妄不实之说。 他提出"执义理而后能考据"的主张，着手于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戴门弟子段玉 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阐发说：

先生之治经，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 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 一句之间，惑矣！

段玉裁对师训深有所契，故能明了戴学之要领。戴震本人也以"轿夫"与"坐 轿人"来说明训诂名物与义理之间的关系：

训诂、声韵、天象、舆地四者，如房舆之隶也。余所明道，则乘舆之大人也。 当世号为通人，仅堪与余舆隶通寒温耳！[注]

戴震自视甚高，故看不起那些只知考据的所谓"当世通人"。他认为如果"故 训非以明义理，则故训胡为？"[注]对戴学颇有异议的章学诚深明此旨。他说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沽，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 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君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 《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之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 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注]

戴震学术的真正价值正在于他的"义理之学"。他与那些钻研训佑仅仅是为了 明经义的"博雅君子"不同，在训诂、经义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 并用这种新哲学体系来研究经学、训诂，这是他高于时人的地方。

戴震的"义理之学"集中体现在他的"义理三书"之中。这三种书就是《原善》、 《绪言》与《孟子字义疏证》；在这《义理三书》中，戴震对儒家哲学体系作了新 的解释，而与宋明以来理学家的发挥大异其趣。他的目的是想通过对儒家哲学范畴 的重新闻发，使这些范畴恢复它们的原始面目，从而抽去理学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

"义理三书"系统反映了戴震的天道观、人性论和认识论。

天道观一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说："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 是故谓之道。"又说："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这里，他把理学家弄得神秘莫 测的"道"用一句简明扼要的话就说得清清楚楚，道并非程朱所说的"形而上"的 东西，而是物质性的实体，即阴阳五行。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气化流行、生生不息" 的物质运动过程。可见，在天道观上，戴震是明确的唯物论者。循此思路，戴震重 新闻发了"理"这个重要范畴。他认为，"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所谓 "天理"，即是"言乎自然之分理"，也就是自然规律。"理"又是人类的道德规 律："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理者，存乎欲者也。"[注] 理学家将理与欲截然对立，戴震则认为理与欲是统一的，欲望的适当满足即是理。

人性论。戴震不笼统地说性善、性恶。他区分出"欲"与"觉"：

有天地然后有人物，有人物而辨其资始曰性。人与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 人与物同有觉，觉也者性之能也。

自然欲望与道德理性都是人性中的两个方面。因此他又说：

欲不失之私则仁，觉不失之蔽则智。仁且智，非有所加于事、能也，性之德也 [注]

戴震在承认人性中包含着自然欲望与道德理性两方面的前提下，推论出仁、智 等道德规范并非外铄，而出于人性的自觉，因此，道德规范应该照顾到人性的两个 方面，不能只强调"天理"而否认"人欲"。这是对理学家所谓"天理增得一分， 人欲减少一分"的反动

认识论。戴震认为，人类具有认识外在事物和道德自觉的能力。他说："思者， 心之能也。"又说："血气心知有自具之能：口能辨味，耳能辨声，目能辨色，心 能辨夫理义。"[注]这就是说，作为自然规律的理和作为道德规律的理，和味与声 色一样，都是客观的，可以被人类所认识。那么，如何去认识理呢？戴震说：

心之神明，于事物成足以知其不易之则，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 其照不谬也[注]。

又说：

于物有察有不察。察者尽其实；不察，斯疑谬承之。疑谬之谓失理[注]。

虽然人有贤愚之不同，认识能力有高有低，但要认识事物，必须去对事物进行 一番"察"的功夫。这里，"察"可以释为观察、调查、研究。可见，戴震的认识 论不同于理学家。程朱理学家表面上也说"即物穷理"、"格物致知"，实际上是 即心穷理，并不重视外在实践。

4.对理学的批判

戴震是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在"义理三书"中， 他对儒家哲学范畴进行了重新阐释，以清除程朱理学家的谬说。除了在天道观、人 性论和认识论诸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辨外，还从社会哲学方面对理学进行了批判。

程朱理学的产生，原本是为了维护孔孟儒学的权威，以与释、道二教相抗衡。 但理学思想中，援释入儒、援道入儒的地方随处可见。戴震指出理学家表面上力破 老释，实际上杂袭其言，因此，他们的论点很难说是符合孔孟儒学的原旨。他说：

盖程子、朱子之学，借阶于老庄释氏，故仅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谓"真宰"、 "真空"者，而余无所易。其学非出于荀子，而偶与荀子合。故被以为恶者，此亦 咎之；彼以为出于圣人者，此以为出于天。出于天与出于圣人，岂有异乎！ 《六经》孔孟而下，有荀子及老庄释氏矣，然《六经》孔孟之道犹在也。自宋儒杂 荀子及老庄释氏以入《六经》孔孟之书，学者莫知其非，而《六经》孔孟之道亡矣 [注]！

这样，程朱理学虽然号称接续了儒家道统，所谓"天不生程朱，仲尼如长夜"， 实际上所代表的并不是纯粹的孔孟之道。在《孟子字义疏证》序言中，戴震批评说：

目之为贤智君子之害天下后世也，相率趋之以为美言。其入人心深，祸斯民也 大，而终莫之寤，辨恶可已哉！

程朱理学统治思想界达数百年，后世人们不知其与异教相差无几，反而把它作 为金科玉律，信奉不疑，惑乱人心，危害斯民。因此，他要站出来与之辩论。在 《疏证》的结尾说：

宋以来儒者皆力破老释，不自知杂袭其言，而一一傅合于经，遂曰《六经》孔 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难，数百年于兹矣。人心所知，皆彼之言，不复知 其异于《六经》、孔、孟之言矣！

戴震深知要彻底清除程朱理学的影响，是相当艰难的。他是抱着一种殉道精神 去恢复原始儒学的面目的。

戴震还从理欲之辨的角度，批判程朱理学"以理杀人"。他说："圣人治天下， 体民之情，进民之欲，而王道备。"最好的政治是让人们的需求得到必要的满足。 但理学家片面强调理、欲的对立，用名教压制人欲，倡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造成了古今许多人间悲剧。一个"理"字之下，不知有多少冤魂在呻吟。他深刻地 指出：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 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道。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 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 怜之！呜乎！杂乎释老之言以为言，其祸甚于申、韩如是也[注]。

理即纲常名教。在理学统治下，它成了尊者、长者、贵者用来压迫卑者、幼者、 贱者的工具。本来，先秦儒家虽然强调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但设计的是一种君仁 臣忠、父慈子孝、上下和乐的理想社会，不提倡单方面的道德义务。君不仁，臣可 以不忠；父不慈，子可以不孝。程朱理学在维护"名教"的幌子下，片面强调单方 面的义务，干出了"以理杀人"的勾当，这是违背原始儒学精神的。戴震对程朱理 学进行了最痛切的批判，并通过自己的学术建树，建立了一套反对理学、向原始儒 学回归的人道哲学。

这就是戴震思想体系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