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译文 04章 荣辱

骄傲轻慢，是人的祸殃；恭敬谦逊，可以屏除各种兵器的残杀，可见即使有戈矛的尖刺，也不如恭敬谦逊的厉害。所以和别人说善意的话，比给他穿件衣服还温暖；用恶语伤人，就比矛戟刺得还深。所以磅礴宽广的大地，不能踩在它上面，并不是因为地面不安稳；踮着脚没有地方可以踩下去的原因，都在于说话伤了人啊。大路很拥挤，小路又危险，即使想不谨慎，又好像有什么迫使其非谨慎不可。

痛快一时却导致死亡的，是由于忿怒；明察一切而遭到残害的，是由于嫉妒；知识渊博而处境困厄的，是由于毁谤；想要澄清而愈来愈混沌，是由于口舌；供养款待别人而交情越来越淡薄，是由于待人接物不当；能言善辩而不被人喜欢，是由于好争执；立身正直而不被人理解，是由于盛气凌人；方正守节而不受人尊重，是由于尖刻伤人；勇猛无比而不受人敬畏，是由于贪婪；恪守信用而不受人尊敬，是由于喜欢独断专行。这些都是小人所干的，是君子所不干的。

斗殴的人，是忘记了自己身体的人，是忘记了自己亲人的人，是忘记了自己君主的人。发泄他一时的忿怒，将丧失终身的躯体，然而还是去搞斗殴，这便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体；家庭立刻会遭到摧残，亲戚也不免受刑被杀，然而还是去搞斗殴，这便是忘记了自己的亲人；斗殴是君主所厌恶的，是刑法所严格禁止的，然而还是去搞斗殴，这便是忘记了自己的君主。就可忧虑的事来说，是忘记了自身；从家庭内部来说，是忘记了亲人；对上来说，是忘记了君主；这种人是刑法所不能放过的，也是圣明的帝王所不容的。哺乳的母猪不去触犯老虎，喂奶的母狗不到远处游逛，这是因为它们没忘记自己的亲骨肉啊。作为一个人，就可忧虑的事来说，忘记了自身；从家庭内部来说，忘记了亲人；对上来说，忘记了君主；这种人啊，就连猪狗也不如了。

凡是斗殴的人，一定认为自己是对的而认为别人是错的。自己如果真是对的，别人如果真是错的，那么自己就是君子而别人就是小人了。以君子的身份去和小人互相残害，就可忧虑的事来说，是忘记了自身；从家庭内部来说，是忘记了自己的亲人；对上来说，是忘记了自己的君主；这难道不是错得太厉害了么？这种人，就是平常所说的用狐父出产的利戈来斩牛屎。要是看作聪明吧，其实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要是看作有利吧，其实没有比这更有害的了；要是看作光荣吧，其实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要是看作安全吧，其实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人们有斗殴的行为，到底为了什么呢？我想把这种行为归属于疯狂、惑乱等精神病吧，但又不可以，因为圣明的帝王还是要处罚这种行为的；我想把他们归到鸟鼠禽兽中去吧，但也不可以，因为他们的形体还是人，而且爱憎也大多和别人相同。人们会发生斗殴，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很丑恶的。

有狗和猪的勇敢，有商人和盗贼的勇敢，有小人的勇敢，有士君子的勇敢。争喝抢吃，没有廉耻，不懂是非，不顾死伤，不怕众人的强大，眼红得只看到吃喝，这是狗和猪的勇敢。做事图利，争夺财物，没有推让，行动果断大胆而振奋，心肠凶猛、贪婪而暴戾，眼红得只看见财利，这是商人和盗贼的勇敢。不在乎死亡而行为暴虐，是小人的勇敢。合乎道义的地方，就不屈服于权势，不顾自己的利益，把整个国家都给他他也不改变观点，虽然看重生命、但坚持正义而不屈不挠，这是士君子的勇敢。

白鲦，是喜欢浮在水面上晒太阳的鱼儿；但搁浅在沙滩上再想得到水，就来不及了。困在灾祸之中再想小心谨慎，就毫无裨益了。有自知之明的人不怪怨别人，懂得命运的人不埋怨老天；怪怨别人的人就会走投无路，埋怨老天的人是没有见识。错误在自己身上，却反而去责求别人，岂不是绕远了吗？

光荣和耻辱的主要区别、安危利害的一般情况是：先考虑道义而后考虑利益的就会得到光荣，先考虑利益而后考虑道义的就会受到耻辱；光荣的人常常通达，耻辱的人常常穷困；通达的人常常统治人，穷困的人常常被人统治：这就是光荣和耻辱的主要区别。有才能而又谨慎的人常常安全得利，放荡凶悍的人常常危险受害；安全得利的人常常快乐舒坦，危险受害的人常常忧愁而有危机感；快乐舒坦的人常常长寿；忧愁而有危机感的人常常夭折：这就是安危利害的一般情况。

自然界造就了众人，都有取得各自生存条件的缘由。思想极其美好，德行极其宽厚，谋虑极其英明，这是天子取得天下的缘由。政令合于法度，措施合乎时宜，料理决断政事公正，上能顺从天子的命令，下能安抚百姓，这是诸侯取得国家的缘由。思想行为美好，当官善于管理，上能顺从国君，下能恪守自己的职责，这是士大夫取得田地封邑的缘由。按照法律准则、尺度量器、刑法、地图户籍来办事，即使不懂它们的旨意，也严格地遵守具体条文，小心谨慎地不敢删减或增加，父亲将它们传给儿子，用来扶助王公；所以夏、商、周三代虽然都灭亡了，但政策法制仍然保存着，这是各级官吏取得俸禄的缘由。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老实谨慎，勤劳卖力，以此来从事自己的事业，而不敢懈怠轻慢，这是平民百姓取得丰衣足食、健康长寿而免受刑罚杀戮的缘由。粉饰邪恶的学说，美化奸诈的言论，干怪诞的事，招摇撞骗、强取豪夺，放荡凶悍、骄横残暴，靠这些在混乱的社会之中苟且偷生，不安其位，这是奸邪的人自取危险、耻辱、死亡、刑罚的缘由。他们考虑问题不深入，他们选择人生道路不谨慎，他们确定自己的取舍时粗疏而漫不经心，这就是他们危亡的原因。　　资质、本性、智慧、才能，君子、小人是一样的。喜欢光荣而厌恶耻辱，爱好利益而憎恶祸害，这是君子，小人所相同的，至于他们用来求取光荣、利益的途径就不同了。小人嘛，肆意妄言却还要别人相信自己，竭力欺诈却还要别人亲近自己，禽兽一般的行为却还要别人赞美自己。他们考虑问题难以明智，做起事来难以稳妥，坚持的一套难以成立，结果就一定不能得到他们所喜欢的光荣和利益，而必然会遭受他们所厌恶的耻辱和祸害。至于君子嘛，对别人说真话，也希望别人相信自己；对别人忠诚，也希望别人亲近自己；善良正直而处理事务合宜，也希望别人赞美自己。他们考虑问题容易明智，做起事来容易稳妥，坚持的主张容易成立，结果就一定能得到他们所喜欢的光荣和利益，一定不会遭受他们所厌恶的耻辱和祸害；所以他们穷困时名声也不会被埋没，而通达时名声就会十分显赫，死了以后名声会更加辉煌。小人无不伸长了脖子踮起了脚跟而羡慕地说："这些人的智慧、思虑、资质、本性，肯定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啊。"他们不知道君子的资质才能与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君子将它措置得恰当，而小人将它措置错了。所以仔细地考察一下小人的智慧才能，就能够知道它们是绰绰有余地可以做君子所做的一切的。拿它打个比方来说，越国人习惯于越国，楚国人习惯于楚国，君子习惯于华夏；这并不是智慧、才能、资质、本性造成的，这是由于对其资质才能的措置以及习俗的节制之不同所造成的啊。

奉行仁义道德，是常常能得到安全的办法，然而不一定就不发生危险；污秽卑鄙强取豪夺，是常常会遭受危险的办法，但是不一定就得不到安全。君子遵循那正常的途径，而小人遵循那怪僻的途径。

大凡人都有一致相同的地方：饿了就想吃，冷了就想暖和些，累了就想休息，喜欢得利而厌恶受害，这是人生来就有的本性，它是无需依靠什么就会这样的，它是禹、桀所相同的；眼睛能辨别白黑美丑，耳朵能辨别音声清浊，口舌能辨别酸咸甜苦，鼻子能辨别芳香腥臭，身体皮肤能辨别冷热痛痒，这又是人生下来就有的资质，它是不必依靠什么就会这样的，它是禹、桀所相同的。人们可以凭借这些本性和资质去做尧、禹那样的贤君，可以凭借它去做桀、跖那样的坏人，可以凭借它去做工匠，可以凭借它去做农夫、商人，这都在于各人对它的措置以及习俗的积累罢了。做尧、禹那样的人，常常安全而光荣，做桀、跖那样的人，常常危险而耻辱；做尧、禹那样的人常常愉悦而安逸，做工匠、农夫、商人常常麻烦而劳累。然而人们尽力做这种危辱烦劳的事而很少去做那种光荣悦逸的事，为什么呢？这是由于浅陋无知。尧、禹这种人，并不是生下来就具备了当圣贤的条件，而是从改变他原有的本性开始，由于整治身心才成功的，而整治身心的所作所为，是等到原有的恶劣本性都除去了而后才具备的啊。

人生下来的时候，本来就是小人，如果没有老师教导、没有法度约束，就只会看到财利罢了。人生下来的时候，本来就是小人，又因为碰上了混乱的社会、接触了昏乱的习俗，这样，就在渺小卑鄙的本性上又加上了渺小卑鄙，使昏乱的资质又染上了昏乱的习俗。君子如果不能得到权势来统治他们，那就没有办法打开他们的心窍来向他们灌输好思想。现在这些人的嘴巴和肠胃，哪里懂得什么礼节道义？哪里懂得什么推辞谦让？哪里懂得什么廉洁和羞耻、局部的小道理和综合的大道理？也只是知道慢吞吞地嚼东西、香喷喷地吃个饱罢了。人没有老师教导、没有法度约束，那么他们的心灵也就完全和他们的嘴巴肠胃一样只知吃喝了。假如人生下来后从来没有看见过牛羊猪狗等肉食和稻米谷子等细粮，只见过豆叶之类的蔬菜和糟糠之类的粗食，那就会认为最满意的食物就是这些东西了；但如果一会儿显眼地有个拿着肉食和细粮的人来到跟前，他就会瞪着眼惊奇地看着它说："这是什么怪东西呀？"他闻闻它，鼻子里闻不出什么不好的味道；尝尝它，嘴巴里甜甜的；吃了它，身体感到很舒服；那就没有谁不抛弃这豆叶糟糠之类而求取那肉食细粮了。现在是用那古代帝王的办法和仁义的纲领，来帮助人们合群居住，帮助人们得到保养，帮助人们得到服饰，帮助人们得到安全和稳定呢？还是用那桀、跖的办法？这两种办法是相悬殊的，它们难道只是那肉食细粮和糟糠的悬殊么？然而人们竭力搞桀、跖的这一套而很少去搞古代帝王的那一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浅陋无知。浅陋无知，实在是天下人的通病，是人们的大灾大难啊。所以说：讲究仁德的人喜欢把道理告诉给别人、做榜样给别人看。把道理告诉给他们，做榜样给他们看，使他们顺从，使他们明智，使他们遵循仁义之道，向他们反复重申，那么那些闭塞的人很快就会开窍，孤陋寡闻的人很快就会眼界开阔，愚蠢的人很快就会聪明了。这些事情如果不干，那么商汤、周武王这样的贤君处在上位又有什么好处？夏桀、商纣王这样的暴君处在君位又有什么损害？商汤、周武王在，那么天下随之而安定；夏桀、商纣王在，那么天下便跟着混乱。出现像这样的情况，难道不是因为人们的性情原来就可以像这样、也可以像那样的么？

人之常情：吃东西，希望有美味佳肴；穿衣服，希望有绣着彩色花纹的绸缎；出行，希望有车马；又希望富裕得拥有绰绰有余的财产积蓄；然而他们一年到头、世世代代都知道财物不足，这就是人之常情。所以现在人们活着，知道畜养鸡狗猪，又畜养牛羊，但是吃饭时却不敢有酒肉；钱币有余，又有粮仓地窖，但是穿衣却不敢穿绸缎；节约的人拥有一箱箱的积蓄，但是出行却不敢用车马。这是为什么呢？这并不是不想要啊，这岂不是他们作长远打算、顾及以后而怕没有什么东西来继续维持生活的缘故么？于是他们又节约费用、抑制欲望、收聚财物、贮藏粮食以便继续维持以后的生活，这种为了自己的长远打算、顾及今后生活，岂不是很好的么？现在那些苟且偷生、浅陋无知之辈，竟连这种道理都不懂；他们过分地浪费粮食，不顾自己以后的生活，不久就消费得精光而陷于困境了。这就是他们不免受冻挨饿、拿着讨饭的瓢儿布袋而成为山沟中的饿死鬼的原因。他们连怎样过日子都不懂，更何况是那些古代圣王的思想原则，仁义的纲领，《诗》、《书》、《礼》、《乐》的道理呢！那些原则、纲领之类本来就是治理天下的重大规划，是要为天下所有的人民从长考虑、照顾到以后的生计从而保住子孙万代的；它的流传已很长久了，它的蕴积已根深厚了，它的丰功伟绩已很遥远了，如果不是顺从它、精通它、学习它、实行它的君子，是不能够理解它的。所以说：短绳不可以用来汲取深井中的泉水，知识不到家的人就不能和他论及圣人的言论。那《诗》、《书》、《礼》、《乐》的道理，本来就不是平庸的人所能理解的。所以说：精通了其一，就可以精通其二；掌握了它们，就可以长期运用；将它们推而广之，就可以触类旁通；经常想想它们，就可以平安无事；反复遵循它们弄清楚它们，就更喜欢它们。用它们来调理情欲，就能得到好处；用它们来成就名声，就会荣耀；用它们来和众人相处，就能和睦融洽；用它们来独善其身，那就能心情快乐；想来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高贵得做天子，富裕得拥有天下，这是人心所共同追求的；但如果顺从人们的欲望，那么从权势上来说是不能容许的，从物质上来说是不能满足的。所以古代圣明的帝王给人们制定了礼义来区别他们，使他们有高贵与低贱的等级，有年长与年幼的差别，有聪明与愚蠢、贤能与无能的分别，使他们每人都承担自己的工作而各得其所，然后使俸禄的多少厚薄与他们的地位和工作相称，这就是使人们群居在一起而能协调一致的办法啊。

所以仁人处在君位上，那么农民就把自己的力量全部用在种地上，商人就把自己的精明全都用在理财上，各种工匠就把自己的技巧全都用在制造器械上，士大夫以上直到公爵、侯爵没有不将自己的仁慈宽厚聪明才能都用在履行公职上，这种情况叫做大治。所以有的人富有天下，也不认为自己拥有的多；有的人看管城门、招待旅客、守卫关卡、巡逻打更，也不认为自己所得的少。所以说："有了参差才能达到整齐，有了枉曲才能归于顺，有了不同才能统于一。"这就叫做人的伦常关系。《诗》云："接受小法与大法，庇护各国安天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荀子》译文 06章 非十二子

如今这个时代，以粉饰邪恶的说法，美化奸诈的言论来搞乱天下，用那些诡诈、夸大、怪异、委琐的言论，使天下人混混沌沌地不知道是非标准、治乱原因的，已有这样的人了。

纵情任性，习惯于恣肆放荡，行为像禽兽一样，谈不上和礼义合拍、和正确的政治原则相贯通；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它嚣、魏牟就是这种人。

抑制本性人情，偏离大道，离世独行，不循礼法，以与众不同为高尚，不能和广大民众打成一片，不能彰明忠孝的大义；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陈仲、史鰌就是这种人。

不懂得统一天下、建立国家的法度，崇尚功利实用，重视节俭而轻慢等级差别，甚至不容许人与人间有分别和差异的存在、也不让君臣间有上下的悬殊；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够用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墨翟、宋钘就是这种人。

推崇法治但又没有个法度，卑视贤能的人而喜欢另搞一套，上则听从君主，下则依从世俗，整天谈论制定礼义法典，但反复考察这些典制，就会发现它们迂远得没有一个最终的着落点，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确定名分；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够用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慎到、田骈就是这种人。

不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不赞成礼义，而喜欢钻研奇谈怪论，玩弄奇异的词语，非常明察但毫无用处，雄辩动听但不切实际，做了很多事但功效却很少，不可以作为治国的纲领；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够用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惠施、邓析就是这种人。

大致上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而不知道他们的要领，然而还是自以为才气横溢、志向远大、见闻丰富广博。根据往古旧说来创建新说，把它称为"五行"，非常乖僻背理而不合礼法，幽深隐微而难以讲说，晦涩缠结而无从解释，却还粉饰他们的言论而郑重其事地说："这真正是先师孔子的言论啊。"子思倡导，孟轲附和，社会上那些愚昧无知的儒生七嘴八舌地不知道他们的错误，于是就接受了这种学说而传授它，以为是孔子、子弓立此学说来嘉惠于后代。这就是子思、孟轲的罪过了。

至于总括治国的方针策略，端正自己的言论行动，统一治国的纲纪法度，从而汇聚天下的英雄豪杰，把根本的原则告诉给他们，拿最正确的道理教导他们；在室堂之内、竹席之上，那圣明帝王的礼义制度集中地具备于此，那太平时代的风俗蓬勃地兴起于此。上述六种学说是不能侵入这讲堂的，那十二个人是不能接近这讲席的。他们虽然没有立锥之地，但天子诸侯不能与之竞争名望；他们虽然只是处在一个大夫的职位上，但不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所能单独任用，不是一个诸侯国所能单独容纳，他们的盛名比同于诸侯，各国诸侯无不愿意让他们来当自己的臣子。这是圣人中没有得到权势的人啊，孔子、子弓就是这种人。

统一天下，管理万物，养育人民，使天下人都得到好处；凡能到达的地方，没有人不服从，上述六种学说立刻消声匿迹，十二个人也弃邪从正。这是圣人中得到了权势的人啊，舜、禹就是这种人。

当今讲究仁德的人该致力于什么呢？上应师法舜、禹的政治制度，下应师法仲尼、子弓的道义，以求消除上述十二个人的学说。像这样，那么天下的祸害除去了，仁人的任务就完成了，圣明帝王的事迹也就彰明了。

相信可信的东西，是确信；怀疑可疑的东西，也是确信。尊重贤能的人，是仁爱；卑视不贤的人，也是仁爱。说得恰当，是明智；沉默得恰当，也是明智。所以懂得在什么场合下沉默不言等于懂得如何来说话。话说得多而合乎法度，便是圣人；话说得少而合乎法度，就是君子；说多说少都不合法度而放纵沉醉在其中，即使能言善辩，也是个小人。用尽力气而不合于民众的需求，就叫做奸邪的政务；费尽心思而不以古代圣王的法度为准则，就叫做奸邪的心机；辩说比喻起来迅速敏捷而不遵循礼义，就叫做奸邪的辩说。这三种奸邪的东西，是圣明的帝王所禁止的。生性聪明而险恶，手段狠毒而高明，行为诡诈而巧妙，言论不切实际而雄辩动听，辩说毫无用处而明察入微，这些是政治方面的大祸害。为非作歹而又很坚决，文过饰非而似很完美，玩弄奸计而似有恩泽，能言善辩而违反常理，这些是古代特别加以禁止的。聪明而不守法度，勇敢而肆无忌惮，明察善辩而所持论点怪僻不经，荒淫骄奢而刚愎自用，喜欢搞阴谋诡计而同党众多，这就像善于奔走而误入迷途、背着石头而失足掉下，这些都是天下人所抛弃的啊。

使天下人对自己心悦诚服的办法是：高高在上、职位尊贵，但不因此而傲视别人；聪明睿智、通达事理，但不因此而使人难堪；才思敏捷、迅速领悟，但不在别人面前抢先逞能；刚强坚毅、勇敢大胆，但不因此而伤害别人。不懂就请教，不会就学习；即使能干也一定谦让，这样才算有道德。面对君主就奉行做臣子的道义，面对乡亲就讲求长幼之间的道德标准，面对父母兄长就遵行子弟的规矩，面对朋友就讲求礼节谦让的行为规范，面对地位卑贱而年纪又小的人就实行教导宽容的原则。无所不爱，无所不敬，从不与人争执，心胸宽广得就像天地包容万物那样。像这样的话，那么贤能的人就会尊重你，不贤的人也会亲近你。像这样如果还不对你心悦诚服的，那就可以称之为怪异奸滑的人了，即使他在你的子弟之中，刑罚加到他身上也是应该的。《诗》云："并非上帝不善良，是纣王不用旧典章。虽然没有老成之臣，还有法典可依循。竟连这个也不听，王朝因此而断送。"说的就是这个。

古代所说出仕的官员，是朴实厚道的人，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人，是乐于富贵的人，是乐意施舍的人，是远离罪过的人，是努力按事理来办事的人，是以独自富裕为羞耻的人。现在所说的出仕的官员，是污秽卑鄙的人，是破坏捣乱的人，是恣肆放荡的人，是贪图私利的人，是触犯法令的人，是不顾礼义而只贪求权势的人。

古代所说的不出仕的隐士，是品德高尚的人，是能恬淡安分的人，是善良正派的人，是知道天命的人，是彰明正道的人。现在所说的不出仕的隐士，是没有才能而自吹有才能的人，是没有智慧而自吹有智慧的人，是贪得之心永不能满足而又假装没有贪欲的人，是行为阴险肮脏而又硬要吹嘘自己谨慎老实的人，是把不同于世俗作为自己的习俗、背离世俗而独行自高的人。

士君子所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是：君子能够做到品德高尚而可以被人尊重，但不能使别人一定来尊重自己；能够做到忠诚老实而可以被人相信，但不能使别人一定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多才多艺而可以被人任用，但不能使别人一定任用自己。所以君子把自己的品德不好看作耻辱，而不把被人污蔑看作耻辱；把自己不诚实看作耻辱，而不把不被信任看作耻辱；把自己无能看作耻辱，而不把不被任用看作耻辱。因此，君子不被荣誉所诱惑，也不被诽谤所吓退，遵循道义来做事，严肃地端正自己，不被外界事物弄得神魂颠倒，这叫做真正的君子。《诗》云："温柔谦恭的人们，是以道德为根本。"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士君子的仪容是：帽子高高竖起，衣服宽宽大大，面容和蔼可亲，庄重，伟岸，安泰，潇脱，宽宏，开阔，明朗，坦荡，这是做父兄的仪容。那帽子高高竖起，衣服宽宽大大，面容谨慎诚恳，谦虚，温顺，亲热，端正，勤勉，恭敬，追随左右，不敢正视，这是做子弟的仪容。

我告诉你们那些学者的怪模样：那帽子向前而低俯，那帽带束得很松，那面容傲慢自大，自满自足，时而跳来跳去，时而一言不发，或眯起眼睛东张西望，或睁大眼睛盯着不放，似乎要一览无余的样子。在吃喝玩乐的时候，就神情迷乱，沉溺其中；在行礼节的时候，就面有怨色，口出怨言；在劳苦的工作之中，就懒懒散散，躲躲闪闪，苟且偷安而无所顾忌，没有廉耻之心而能忍受污辱谩骂。这就是那些学者的怪模样。

帽子戴得歪斜欲坠，话说得平淡无味，学禹的跛行，学舜的快走，这是子张一派的贱儒。衣冠整齐，面色严肃，口里像含着什么东西似地整天不说话，这是子夏一派的贱儒。苟且偷懒怕事，没有廉耻之心而热衷于吃喝，总是说"君子本来就不用从事体力劳动"，这是子游一派的贱儒。那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虽然安逸却不懒惰，即使劳苦也不懈怠，尊奉那根本的原则来应付各种事变，各方面处理得都很恰当，像这样，然后才可以成为圣人。

《荀子》译文 05章 非相

观察人的相貌来推测祸福，古代的人没有这种事，有学识的人也不谈论这种事。

古时候有个姑布子卿；当今的时世，魏国有个唐举。他们观察人的容貌、面色就能知道他的吉凶、祸福，世俗之人都称道他们。古代的人没有这种事，有学识的人也不谈论这种事。

观察人的相貌不如考察他的思想，考察他的思想不如鉴别他立身处世的方法。相貌不如思想重要，思想不如立身处世方法重要。立身处世方法正确而思想又顺应了它，那么形体相貌即使丑陋而思想和立身处世方法是好的，不会妨碍他成为君子；形体相貌即使好看而思想与立身处世方法丑恶，不能掩盖他成为小人。君子可以说是吉，小人可以说是凶。所以高矮、大小、美丑等形体相貌上的特点，并不是吉凶的标志。古代的人没有这种事，有学识的人也不谈论这种事。

据说帝尧个子高，帝舜个子矮；周文王个子高，周公旦个子矮；孔子个子高；冉雍个子矮。从前，卫灵公有个臣子叫公孙吕，身高七尺，脸长三尺，额宽三寸，但鼻子、眼睛、耳朵都具备，而他的名声哄动天下。楚国的孙叔敖，是期思地方的乡下人，发短而顶秃，左手长，站在轩车上个子还在车箱的横木之下，但他却使楚国称霸诸侯。叶公子高，弱小矮瘦，走路时好像还撑不住自己的衣服似的；但是白公胜作乱的时候，令尹子西、司马子期都死在白公手中，叶公子高却领兵入楚，杀掉白公，安定楚国，就像把手掌翻过来似的一样容易，他的仁义功名被后人所赞美。所以对于士人，不是去测量个子的高矮，不是去围量身材的大小，不是去称量身体的轻重，而只能看他的志向。高矮、大小、美丑等形体相貌方面，哪能用来评判人呢？

再说徐偃王的形状，眼睛可以向上看到前额；孔子的形状，脸好像蒙上了一个丑恶难看的驱邪鬼面具；周公旦的形状，身体好像一棵折断的枯树；皋陶的形状，脸色就像削去了皮的瓜那样呈青绿色；闳夭的形状，脸上的鬓须多得看不见皮肤；傅说的形状，身体好像竖着的柱子；伊尹的形状，脸上没有胡须眉毛。禹瘸了腿，走路一跳一跳的；汤半身偏枯；舜的眼睛里有两个并列的瞳人。信从相面的人是考察他们的志向思想、比较他们的学问呢？还是只区别他们的高矮、分辨他们的美丑来互相欺骗、互相傲视呢？

古时候，夏桀、商纣魁梧英俊，是天下出众的身材；他们的体魄敏捷强壮，足可对抗上百人。但是他们人死了、国家亡了，成为天下最可耻的人，后世说到坏人，就一定会拿他们作例证。这并不是容貌造成的祸患啊。信从相面的人见闻不多，所以谈论起来才是这样的不高明。

现在世上犯上作乱的人，乡里的轻薄少年，没有不美丽妖艳的，他们穿着奇装异服，像妇女那样装饰打扮自己，神情态度都和女人相似；妇女没有谁不想得到这样的人做丈夫，姑娘没有谁不想得到这样的人做未婚夫，抛弃了自己的亲人、家庭而想私奔他们的女人，比肩接踵。但是一般的国君羞于把这种人作为臣子，一般的父亲羞于把这种人当作儿子，一般的哥哥羞于把这种人当作弟弟，一般的人羞于把这种人当作朋友。不久，这种人就会被官吏绑了去而在大街闹市中杀头，他们无不呼天喊地号啕大哭，都痛心自己今天的下场而后悔自己当初的行为。这并不是容貌造成的祸患啊。信从相面的人见闻不多，所以谈论起来才是这样的不高明。说到这儿，那么在以相貌论人与以思想论人两者之间将赞同哪一种意见呢？

人有三种不吉利的事：年幼的不肯侍奉年长的，卑贱的不肯侍奉尊贵的，没有德才的不肯侍奉贤能的，这是人的三种祸害啊。人有三种必然会陷于困厄的事：做了君主却不能爱护臣民，做了臣民却喜欢非议君主，这是人使自己必然陷于困厄的第一种情况；当面不顺从，背后又毁谤，这是人使自己必然陷于困厄的第二种情况；知识浅陋，德行不厚，辨别是非曲直的能力又与别人相差悬殊，但对仁爱之人却不能推崇，对明智之士却不能尊重，这是人使自己必然陷于困厄的第三种情况。人有了这三不祥、三必穷的行为，如果当君主就必然危险，做臣民就必然灭亡。《诗》云："下雪纷纷满天飘，阳光灿烂便融消。人却不肯自引退，在位经常要骄傲。"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什么呢？我要说：因为人对各种事物的界限都有所区别。饿了就想吃饭，冷了就想取暖，累了就想休息，喜欢得利而厌恶受害，这是人生来就有的本性，它是无须依靠学习就会这样的，它是禹与桀所相同的。然而人之所以成为人，并不只是因为两只脚而身上没有毛，而是因为对各种事物的界限都有所区别。现在那猩猩的形状与人相似，也是两只脚，只是有毛罢了，可是君子却尝它的肉羹，吃它的肉块。所以人之所以成为人，并不只是因为他们两只脚而身上没有毛，而是因为他们对各种事物的界限都有所区别。那禽兽有父有子，但没有父子之间的亲情；有雌有雄，但没有男女之间的界限。而作为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它对所有的事物界限都要有所区别。

对各种事物的界限加以区别没有比确定名分更重要的了，确定名分没有比遵循礼法更重要的了，遵循礼法没有比效法圣明的帝王更重要的了。圣明的帝王有上百个，我们效法哪一个呢？那我就要说：礼仪制度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了，音乐的节奏因为年代久远而失传了，掌管礼法条文的有关官吏也因与制定礼法的年代相距久远而使礼法有所脱节了。所以说：想要观察圣明帝王的事迹，就得观察其中清楚明白的人物，后代的帝王便是。那所谓后代的帝王，就是现在统治天下的君王；舍弃了后代的帝王而去称道上古的帝王，拿它打个比方，这就好像舍弃了自己的君主去侍奉别国的君主。所以说：要想观察千年的往事，那就要仔细审实现在；要想知道成亿上万的事物，那就要弄清楚一两件事物；要想知道上古的社会情况，那就要审察现在周王朝的治国之道；要想知道周王朝的治国之道，那就要审察他们所尊重的君子。所以说："根据近世来了解远古；从一件事物来了解上万件事物，由隐微的东西来了解明显的东西。"说的就是这种道理。

那些无知而胡言乱语的人说："古今情况不同，古今之所以治乱者，其道不同。"于是一般群众就被他们搞糊涂了。那所谓一般群众，是才性愚昧而说不出道理、见识浅陋而不会判断是非的人。他们亲眼看见的东西，尚且可以欺骗他们，更何况是那些几千年前的传闻呢！那些无知而胡言乱语的人，就是近在大门与庭院之间的事，尚且可以欺骗人，更何况是几千年之前的事呢！

圣人为什么不能被欺骗呢？这是因为：圣人，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推断事物的人。所以，他根据现代人的情况去推断古代的人，根据现代的人情去推断古代的人情，根据现代的某一类事物去推断古代同类的事物，根据流传至今的学说去推断古人的功业，根据事物的普遍规律去观察古代的一切，因为古今的情况是一样的。只要是同类而不互相违背的事物，那么即使相隔很久，它们的基本性质还是相同的，所以圣人面对着邪说歪理也不会被迷惑，观察复杂的事物也不会被搞昏，这是因为他能按照这种道理去衡量它们。在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这五位帝王之前没有流传到后世的名人，并不是那时没有贤能的人，而是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在这五位帝王之中没有流传到后世的政治措施，并不是他们没有好的政治措施，而是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夏禹、商汤虽然有流传到后世的政治措施，但不及周代的清楚，并不是他们没有好的政治措施，而是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流传的东西时间一长，那么谈起来就简略了；近代的事情，谈起来才详尽。简略的，就只能列举它的大概；详尽的，才能列举它的细节。愚蠢的人听到了那简略的论述就不再去了解那详尽的情况，听到了那详尽的细节就不再去了解它的大概情况。因此礼仪制度便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了，音乐的节奏便因为年代久远而失传了。

凡是说的话不符合古代圣王的道德原则、不遵循礼义的，就叫做邪说，即使说得动听有理，君子也不听。效法古代圣王，遵循礼义，亲近有学识的人，但是不喜欢谈论圣王，不乐意宣传礼义，那也一定不是个真诚的学士。君子对于正确的学说，心里喜欢它，行动上一心遵循它，乐意宣传它。所以君子一定是能言善辩的。凡是人没有不喜欢谈论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而君子更是这样。所以君子把善言赠送给别人，觉得比赠送金石珠玉还要贵重；把善言拿给别人看，觉得比让人观看礼服上的彩色花纹还要华美；把善言讲给别人听，觉得比让人听钟鼓琴瑟还要快乐。所以君子对于善言的宣传永不厌倦。鄙陋的小人与此相反，他们只注重实惠，而不顾及文采，因此一辈子也免不了卑陋庸俗。所以《周易》说："就像扎住了口的袋子，既没有责怪，也没有赞誉。"说的就是这种迂腐的儒生。

大凡劝说的难处是：怀着极其崇高的思想境界去对待那些极其卑鄙的人，带着最能将国家治理好的政治措施去接触那些最能把国家搞乱的人，这是不能直截了当达到目的的。举远古的事例容易流于谬误，举近代的事例容易流于庸俗，善于劝说的人在这中间，必须做到举远古的事例而不发生谬误，举近代的事例又不显得庸俗；说话内容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动，随着世俗的变化而抑扬；是说得和缓些还是说得急切些，是多说一些还是少说一些，都能适应情况，像阻拦流水的渠坝、矫正竹木的工具那样控制自己；婉转地把所要说的话都说给了对方听，但是又不挫伤他。

所以，君子律己像木工用墨线来取直一样，待人像梢公用舟船来接客一样。用墨线似的准则律己，所以能够使自己成为天下人效法的榜样；用舟船似的胸怀待人，所以能够对他人宽容，也就能依靠他人来成就治理天下的大业了。君子贤能而能容纳无能的人，聪明而能容纳愚昧的人，博闻多识而能容纳孤陋寡闻的人，道德纯洁而能容纳品行驳杂的人，这叫做兼容并蓄之法。《诗》云："徐国已经来顺从，这是天子的大功。"说的就是这种道理啊。

谈话劝说的方法是：以严肃庄重的态度去面对他，以端正真诚的心地去对待他，以坚定刚强的意志去扶持他，用比喻称引的方法来使他通晓，用条分缕析的方法来使他明了，热情、和气地向他灌输，使自己的话显得宝贵、珍异、重要、神妙。像这样，那么劝说起来就往往不会不被接受，即使不去讨好别人，别人也没有不尊重的。这叫做能使自己所珍重的东西得到珍重。古书上说："只有君子才能使自己所珍重的东西得到珍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君子一定是能说会道的。凡是人没有不喜欢谈论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而君子更胜过一般人。小人能说会道，是宣扬险恶之术；而君子能说会道，是宣扬仁爱之道。说起话来如果不符合仁爱之道，那么他开口说话还不如他沉默不语，他能说会道还不如他笨嘴拙舌；说起话来如果符合仁爱之道，那么喜欢谈说的人就是上等的了，而不喜欢谈说的人就是下等的。所以合乎仁爱之道的言论是十分重要的。产生于君主而用来指导臣民的，就是政策与命令；产生于臣民而用来效忠于君主的，就是建议与劝阻。所以君子奉行仁爱之道从不厌倦，心里喜欢它，行动上一心遵循它，乐意谈论它，所以说君子一定是能说会道的。辩论细节不如揭示头绪，揭示头绪不如揭示固有的名分。辩论细节能明察秋毫，揭示头绪能明白清楚，固有的名分能治理好，那么圣人、士君子的身分就具备了。

有小人式的辩说，有士君子式的辩说，有圣人式的辩说。不预先考虑，不早作谋划，一发言就很得当，既富有文采，又合乎礼法，措辞和改换话题，都能随机应变而不会穷于应答，这是圣人式的辩说。预先考虑好，及早谋划好，片刻的发言也值得一听，既有文采又细密实在，既渊博又公正，这是士君子式的辩说。听他说话则言辞动听而没有系统，任用他做事则诡诈多端而没有功效；上不能顺从英明的帝王，下不能使老百姓和谐一致；但是他讲话很有分寸，或夸夸其谈，或唯唯诺诺，调节得宜；这类人足以靠口才而自夸自傲，可称为坏人中的奸雄。圣明的帝王一上台，这种人是首先要杀掉的，然后把盗贼放在他们的后面进行惩处。因为盗贼还能够转变，而这种人是不可能悔过自新的。

《荀子》译文 07章 仲尼

孔子门下，即使五尺高的童子，言谈中也耻于谈论春秋五霸。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春秋五霸的确不值得称道。齐桓公，是五霸中最负盛名的，但在以前，为了争夺国家的政权，它杀死了他的哥哥；现在，在家庭内部，姑姑、姐姐，妹妹中没出嫁的有七个，在宫廷之内，他更是纵情作乐、奢侈放纵，齐国收入的一半还不够他消费；对外，他欺骗邾国、袭击莒国，吞并国家三十五个。他的所作所为是这样的险恶肮脏、骄淫奢侈，这样他怎么能够为孔子的门下得所称道呢？

"齐桓公这样，齐国没灭亡反而称霸诸侯，这是为什么呢？"

答道："哎呀！那齐桓公掌握了治理天下的重要关键，谁还能灭掉他呢？他毫不怀疑管仲的才能，坚定不疑地把国家托付给他，这是天下最大的明智。安定后忘掉了自己危急时的愤怒，忘记了管仲曾经射了自己一箭，最终把管仲尊称为仲父，这是天下最大的决断。把管仲尊称为仲父，这样国内的亲族就没有人敢嫉妒他了；又给他高氏、国氏那样的尊贵地位，这样朝廷上的大臣没有谁敢怨恨他；给他三百社的封地，而富人没有谁敢与他为敌；高贵的、卑贱的、年长的、年轻的，都非常有秩序地随着齐桓公去尊重他；这些都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关键。诸侯只要掌握了像这样的一个关键，就没有人能灭掉他；何况齐桓公全部掌握了这几个关键，又怎么可能被灭掉呢？他称霸诸侯，是理所当然的啊，不是侥幸得来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但是孔子门下的弟子，即使五尺高的童子，也耻于谈说五霸。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五霸不把政治教化作为治国的根本，没有尽力推崇礼仪，教化人民，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他们只是些注重方法策略，合理安排作息，使人民积蓄财物，加强战备因而能打败他们的敌人，他们依靠计谋取胜，以谦让来掩饰争夺，以仁爱之名来追求实利，他们是小人中的佼佼者，这样的人怎么会被孔子门人称道呢？"

那王者就不是这样：他们自己极其贤能，能够去救助不贤的国君；自己极其强大，能够宽容弱国；一旦开战，就必定能够使对方危亡，但却耻于和那些国家争斗；把完备的立法制度公布天下，实行暴力的国家自然就会转变；如果还有祸国殃民、谬误乖戾的，然后再去谴责惩罚他。所以圣王消灭的国家很少。周文王只讨伐了四个国家，而周武王只消灭了两个国家，周公完成了周朝称王天下的大业，到了周成王的时候就没可消灭的国家了。那礼义之道难道就不能实行了么？文王实行了礼义之道，虽然只占有百里见方的国土，但天下被他统一了；夏桀，商纣王抛弃了礼义之道，虽然实力雄厚得掌握了统治天下的权力，却不能像平民百姓那样得到寿终。所以，善于利用治国之道，百里见方的国家也可以独立于世，不善于利用治国之道，就会象楚国那样，即使土地广阔也会为秦国所役使。所以，君主不致力于掌握治国之道而只求扩展他的权势，这就是他危亡的原因。"

保持尊宠、守住官位、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方法是：君主尊敬你，你就恭敬而谦退；君主信任喜爱你，你就谨慎谦虚；君主专任自己，你就谨慎守职而详明法度；君主接近自己，你就顺从而不邪恶；君主疏远你，你要保持专一而不背叛；君主斥退自己，你恐惧而不怨恨；地位高贵，也不奢侈过度；君主信任，不忘记避嫌疑；担负重任，不独断专行；财利到来，自己的功绩尚不足以享有它，就必须辞让之后才接受；幸福之事来临，就适当地对待它，灾祸之事来临，就冷静地去处理它；富裕了就广泛实行恩惠，贫穷了就节约费用；要可以处贵，可以处贱，可以处富，可以处贫，可以杀身成仁却不可以去做坏事，这便是保持尊宠，居守官位，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方法。即使处在贫穷孤立的境况下，也能按照这种方法去做，这样就可称为吉祥的人。《诗经》上说："人民爱戴武王这个人，能够顺应祖先的德行。永远心怀忠孝之心，继承父业多修明！"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寻求妥善地身居要位，掌握重要的权力，能够在万乘大国独自拥有君主的恩宠而又不会有后患的方法是：最好和君主同心同德，引进贤人，广施恩惠，消除怨怒，不去妨害别人。自己的能力能够担负起这重大的职务，那就谨慎地奉行上述这种方法；自己的能力如果不能够胜任这一职务，而且怕因此而失去君主对自己的宠爱，那就不如及早和君主同心同德，推荐贤人，把职务让给能人，而自己则心甘情愿地追随在后。如果这样，得到君主的恩宠就必定荣耀，失去君主的恩宠也肯定没有罪过。这是侍奉君主者的法宝，而且也是没有后患的方法。所以聪明人做事，圆满时考虑不足，顺利时考虑艰难，安全时考虑危险，多方面做好准备，仍然怕遭到祸害，这样即使办了很多事情也不会失误。孔子说："机智而又遵守法度，就一定能做得恰到好处；勇敢而又善于跟别人合作，就一定能胜利；学识渊博而又谦虚，就一定会有德才。"说的就是这种道理。愚蠢的人与此相反：他们身居要职，独揽大权，喜欢独断专行，而嫉妒贤能，压制有功的人，排挤有罪过的人，骄傲自满轻视与自己有旧怨的人。为人吝啬，不能对下施加恩惠；为了抬高自己而妨害了别人，这样的人要是没有危险，可能吗？所以，这种人职位高贵就会有危险，权势大就会会被罢免，虽然独受宠爱却一定会遭到耻辱，这是可以立刻到来的，是不用一顿饭的工夫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毁害他的人多而扶持他的人少啊。

在天下处处能行得通的办法，用来侍奉君主就一定会通达，用它来做人就必定会圣明。确立礼法为最高的准则而不三心二意，然后用恭敬的态度来引导它，用忠信来统率它，小心谨慎地实行它，端正诚实地保护它，如果遇到了困难就顺从它，并反复强调它；即使君主不了解，不重用自己，也不怨恨，即使功劳很大，也不夸耀自己；少提要求，多立功劳，敬爱君主始终不倦。用这种方法侍奉君主就必然通达，用它来做人就一定会圣明，这就叫做天下通行的办法。

年轻的侍奉年长的，卑贱的侍奉高贵的，不贤的侍奉贤能的，这是天下的普遍原则。有些人地位不在别人之上，而已处在人下为耻，这是奸邪之人的想法。思想上没有除掉奸邪的念头，行动上没有消除奸邪的方法，却企求得到君子、圣人的名声，这就好像是趴在地上去舔天，要救上吊的人却去拉他的脚，这必定是行不通的，这样就会愈去愈远。所以，君子要根据时势变化，需要忍耐时候就忍耐，容许施展抱负时候就施展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