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译文 14章 致士

广泛地听取意见、使隐居的贤士显扬、使显扬的贤士进一步显扬、使奸邪退却、使忠良进用的方法：宗派集团互相勾结的吹捧，君子不听从；残害贤良、横加罪名的诬陷，君子不采用；猜忌、埋没贤才的人，君子不接近；用钱财礼物进行贿赂的请求，君子不答应。凡是没有根据的流言、没有根据的学说、没有根据的事情、没有根据的计谋、没有根据的赞誉，没有根据的诉说等等不是通过正当途径而是从四处传来的东西，君子对它们持慎重态度，听到了就把它们公开地列举出来，确定它们是恰当的还是不恰当的，然后对它们作出惩罚或是奖赏的决定并立即付诸实施。像这样，那么奸诈的言论、奸诈的学说、奸诈的事情、奸诈的计谋、奸诈的赞誉、奸诈的诉说就没有敢来试探的了，忠诚的言论、忠诚的学说、忠诚的事情、忠诚的计谋、忠诚的赞誉、忠诚的诉说就都公开表达、通行无阻、并起而进献于君主了。以上这些就是广泛地听取意见、使隐居的贤士显扬、使显扬的贤士进一步显扬、使奸邪退却、使忠良进用的方法。

江河湖泊深了，鱼鳖就归聚到它那里；山上树林茂盛了，禽兽就归聚到它那里；刑罚政令公正不阿，老百姓就归聚到他那里；礼制道义完善周备，有道德的君子就归聚到他那里。所以礼制贯彻到自身，品行就美好；道义贯彻到国家，政治就清明；能够把礼制贯彻到所有方面的，那么高贵的名声就会显著，天下的人就会仰慕，发布了命令就能实行，颁布了禁约就能制止，这样，称王天下的大业也就完成了。《诗》云："施恩这个国都中，以此安抚天下众。"说的就是这种道理。江河湖泊，是龙、鱼居住的地方；高山树林，是鸟、兽栖息的地方；国家，是士、民居住的地方。江河湖泊干涸了，那么龙、鱼就会离开它；高山树林环境险恶，那么鸟、兽就会离开它；国家政治混乱，那么士、民就会离开它。

没有土地，那么人民就不能安居；没有人民，那么土地就不能守住；没有正确的原则和法制，那么人民就不会来归附；没有君子，那么正确的原则就不能实行。所以土地和人民、正确的原则和法制这些东西，是国家的本源；君子，是正确的原则与法制的总管，不可以片刻空缺。得到了他，国家就能治理好；失去了他，国家就会混乱；得到了他，国家就会安定；失去了他，国家就危险；得到了他，国家就能保存；失去了他，国家就会灭亡。所以，有了良好的法制而发生混乱的国家，有过这种情况了；有了君子而政治混乱的，从古到今，还不曾听说过。古书上说："国家的安定产生于君子，国家的混乱来源于小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得到了民众，就能感动上天；快乐的心境，可以益寿延年。真诚老实，就能精明如神；浮夸欺诈，就会落魄丧魂。

面临政事、接触民众时，根据道义变通地来对付，宽大而广泛地容纳民众，用恭敬的态度去引导他们，这是政治的第一步；然后中正和协地观察决断去辅助他们，这是政治的中间阶段；然后进用、黜退，惩罚、奖赏他们，这是政治的最后一步。第一年给他们实施第一步，第三年才给他们实施最后一步。如果把最后一步用作为第一步，那么政策法令就不能实行，而官民上下也会怨恨，这就是动乱会从这里产生的原因。《尚书》说："即使是合宜的刑罚、合理的杀戮，也不要用来立即执行，你只能说：'我还没有理顺政事。'"这是说应该先进行教育。

度量衡，是测量物品的标准；礼制，是确定礼节礼仪等法度的标准。根据度量衡来确定物品的数量，根据礼制来确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根据品德来依次排列级别地位，根据能力来授予官职。凡是礼节礼仪等制度要严格，而抚养人民要宽容。礼节礼仪制度严格，就文明；抚养人民宽容，就安定。上面文雅下面安定，这是立功成名的最高境界，不可能再有所增加了。

君主，是国家中最高贵的人；父亲，是家庭中最高贵的人。最高贵的人只有一个，就安定；如果有两个，就会混乱。从古到今，还没有两个最高贵的人互相争夺权力而能长久的。

成为老师的办法有四种，而博学并不包括在这里面。尊严而使人害怕，可以成为老师；年老而有威信，可以成为老师；诵读解说经典而在行动上不超越、不违犯它，可以成为老师；懂得精微的道理而又能加以阐述，可以成为老师。所以成为老师的办法有四种，而博学并不包括在这里面。水深了就会打旋，树叶落下就给树根施了肥，学生显达得利了就会想到老师。《诗》云："说话总会有应答，施恩总会有报答。"说的就是这种道理啊。

奖赏不要过分，刑罚不要滥用。奖赏过分，那么好处就会施加到道德不良的小人；刑罚滥用，那么危害就会涉及到道德高尚的君子。如果不幸发生失误，那就宁可过分地奖赏也不要滥用刑罚；与其伤害好人，不如让邪恶的人得利。

《荀子》译文 16章 强国

铸剑的模子平正，铜、锡的质量好，铸剑工匠的技艺高明，火候恰到好处，这样，打开模子宝剑就铸成了。但是，如果不把剑淬火，不磨砺它，它就连绳子也不能斩断；经过淬火和磨砺，即使用它切割铜器，宰杀牛马也是轻而易举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就像一个刚从模子里拿出来的剑一样。但如果不进行教育，不使他们协调一致，那么，对内不能依靠他们守卫国土，对外就不能用他们进行征战；如果教育他们，使他们协调一致，这样就会兵力强劲，城防牢固，敌国不敢来侵犯。国家也需要磨砺，礼义法度就是国家的磨刀石。人的命运取决于上天，国家的命运则取决于礼义。如果君主推崇礼义，尊重贤人，就能称王天下；如果注重法治，爱护人民，就能称霸诸侯；如果喜欢财利，诡诈多端，就会危险了；玩弄权术、阴暗狡诈，就会遭到灭亡。

有三种威严：道德的威严，严酷督察的威严，放肆妄为的威严。这三种威严，是不可不仔细考察的。

礼乐制度完善，道义名分明确，各种措施切合时宜，爱护人民和造福人民的都表现出来了。这样，百姓就会敬重上帝一样敬重君主，敬重上天一样敬重君主，亲近父母一样亲近君主，敬畏神灵那样敬畏君主。所以不用奖赏人民就勤奋努力，不用刑罚而君主的权威就能行使天下。这就叫做道德的威严。

礼乐制度不完善，道义名分不明确，各种措施不合时宜，爱护人民和造福人民都不能表现出来，但是他禁止暴乱很明察，他惩处不服的人很审慎，他施行刑罚从重而守信用，他处决犯人严厉而坚决，突然地就像雷电闪击他们一样，就像墙壁倒塌压死他们一样。这样，百姓受到胁迫就畏惧，宽松时就会傲视君主，强行集中就聚在一起，得到机会就逃跑，敌人一攻打，就被敌人夺走，不用权势胁迫他们，不是用惩罚震慑他们，君主那就无法统治臣民。这就叫做严酷督察的威严。

既不爱护人民，也不做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而是整天干扰人民，百姓稍有不满，就把他们逮捕起来，施加酷刑，而不去调解民心。这样，人民就会背离君主，国家的灭亡，就会随时到来。这就叫做放肆妄为的威严。

这三种威严，是必须仔细考察的。道德的威严是国家安定强盛，严酷督察的威严使国家危险衰弱，放肆妄为的威严使国家灭亡。

公孙子说："楚国令尹子发带兵向讨伐蔡国，攻克了蔡国首都，俘获了蔡圣侯，回国向楚王汇报有关情况说：'蔡侯已经把蔡国献给楚国了，我已嘱咐了几个人去治理了。'不久，楚王向他颁发奖赏。子发推辞说：'刚一发布告示，敌人就退却了，这是君主您的威严啊；进军攻打，敌人就退却，这是将帅们的威严啊；奋勇交战，敌人退却，这是战士们的威严啊。我不能凭借战士们的威力受到奖赏。"

荀子谴责这件事说："子发汇报情况谦恭有礼，他推辞奖赏却未免固执。推崇贤良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奖赏有功的人，惩罚有罪的人，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独特做法，这是古代圣王的政治法则啊，是统一人民行动的措施，这是爱好善良，厌恶凶恶的反应，治理国家，必须这样做，古今是一致的。古时候英明的帝王在举办大事、建立大功的时候，大事已经完成，大功已经建立，那么君主就享有它的成果，群臣就分享它的功劳，士大夫晋升爵位，官吏增加俸禄，普通士兵增加粮饷。因此，做好事的受到鼓励，做坏事的受到制止，上下团结一心，三军共同努力，因此各种事情能办成而功业名声伟大卓著。如今，子发偏偏不是这样，他违反了古代圣王的治国法则，扰乱了楚国的法制，打击了有功的臣子，使受到奖赏的人惭愧，虽然他没有侮辱他的家族，却压制了他的后代，而独自的以为这是个人最大的廉洁，他不是大错特错吗？所以说：子发汇报情况谦恭有礼，他推辞奖赏却未免固执。"

荀子对齐国的相国说：拥有制服别人的权力地位，推行制服别人的措施，而天下没有人怨恨，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拥有制服别人的权力地位，不推行制服别人的措施，那么，曾经富裕得拥有统治天下的权势，但现在要求做一个平民百姓也不可能办到，夏桀、商纣王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看来，那么得到制服别人的权势地位，远远及不上实施制服别人的法则。

君主和相国用权势来制服别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有才能的就认为有才能，没有才能的就认为没有才能，屏弃自己的好恶，必定要实行公道，这就是制服别人的办法。现在，相国，您上能得到君主的宠信，下能独揽国家的大权，相国已经拥有制服别人的权势地位。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不驾驭这制服别人的权势，实行制服别人的办法，寻找品德高尚、通晓事理的君子推荐给君主？您和他一起参与国家政事，端正是非，如果这样，国内还有谁敢不按礼仪去做呢？君臣上下，贵贱长幼，一直到普通百姓，没有不按照礼仪做的，那么天下的人谁不想使行动符合礼义？贤良得人都愿意在相国的朝廷里做事，能干的人都愿意在您手下做官，喜好利益的人民没有不愿意归顺齐国的，这样就可以统一天下了。可是相国却抛弃了这制服别人的方法不用，只是采用这世上普通人所采用的方法，那么君主的后妃作乱宫廷，奸诈的臣子作乱于朝廷，贪官污吏就会在官府捣乱，群众百姓都会把贪图私利互相争夺作为习俗，难道像这样就可以维持国家了吗？现在庞大的楚国摆在我们的前面，强大的燕国紧逼在我们的后面，强劲的魏国牵制了我们的西面，西面的领土虽然没有断送，也危险得像根细绳一样了，楚国则还有襄贲、开阳两个城监视着我们的东面。这样，如果有一个国家图谋进攻我们，那么齐国就必然四分五裂，国家就像使借别国的城池一样，肯定会被天下的人耻笑。怎么办呢？实行制服别人的措施和不实行制服别人的措施，这两种办法哪一种可行呢？

"那夏桀、商纣，是圣明帝王的后裔子孙，是拥有天下人的后代，是权势帝位的占有者，是天下的宗主；土地广大，方圆上千里，人口众多，要用亿万来计数；但不久，天下人便都离开了夏桀、商纣而投奔商汤、周武了，很快地都憎恶夏桀、商纣而尊崇商汤、周武王了，这是为什么呢？那夏桀、商纣为什么失败而商汤、周武王为什么成功呢？这并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夏桀、商纣喜欢做人们所厌恶的事情；而商汤、周武喜欢做人们所喜欢的事情。人们所厌恶的是什么呢？是互相欺诈、争抢夺取、贪图私利。人们所喜欢的是什么呢？是崇尚礼仪、讲求谦让、忠诚守信。现在的君主，常常把自己比作商汤、周武；如果看看他们统治人民的方法，却和夏桀、商纣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人想求得商汤、周武那样的功名，可能么？

所以凡是获得胜利的，必须利用人民；凡是得到人民拥护的，必须遵从了正确的法则。这正确的法则是什么呢？是崇尚礼仪，讲求谦让、忠诚守信。所以，拥有的人口在四五万以上的国家，能够强大取胜，这不是人口众多的力量，就贼于崇尚忠信啊，拥有的领土在方圆几百里以上的国家，能够安定稳固，并不是靠了国土宽广的力量，重要的在于搞好政治啊。现在已经拥有了数万人的国家，却还要用谎言欺诈、结党营私去争取盟国；已经拥有了方圆数百里的国家，却还要用欺诈、侵犯去争夺土地。这样就是抛弃让自己安定强大，争取使自己危险衰弱办法；这是在损害自己的守信用和搞好政事等不足的方面，而在增加自己所多余的东西。他们这样错乱荒谬，却还想追求商汤、周武那样的功名，可能吗？这就好像是趴在地上去舔天，挽救上吊的人却拉他的脚一样，这样的主张肯定行不通，只会越走越远。

做臣子的，不顾自己的德行不好，只是苟且得到利益就行了，这就如同用攻城的大车去钻地道来求利一样，仁人以此为耻，是不去做的事情。对于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没有什么比安定更快乐；但用来保养生命、取得安乐的途径，没有比遵行礼义更重要的了。人们知道珍重生命、喜欢安定而抛弃礼义，这就好像是想长寿而割断脖子一样，没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了。

所以君主爱护人民，国家就能安宁，喜欢士人，就获得荣耀，这两者一样都不具备，就会灭亡。《诗经》上说："贤良才能之士就是那屏障，大众百姓就是那围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停止使用强力的方法，而实行礼义的方法。这说的是什么呢？这说的是秦国。它的威势超过商汤、周武，土地广大超过舜、禹，然而它的忧虑祸患数不胜数，常常提心吊胆，害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攻打自己，这就是所说的要停止使用强力的方法。

为什么说威势超过商汤、周武？商汤、周武，只能驱使拥护自己的人。现在楚怀王死在秦国，国都郢也被秦国攻克，楚王背着三个先王的神主牌位，躲避在陈、蔡之间，寻找可乘之机，总想跨着大步去践踏秦国的腹地；然而，现在秦国让他向左他就向左，让他向右他就向右，被自己的仇敌任意驱使。这就是所说的威势超过商汤，周武。

怎么说是比舜、禹还要广大？

古时候，各个帝王统一天下，臣服诸侯，领地没有超过千里的。现在的秦国，南有沙羡及其周围一带，这是长江以南了；北与胡、貉相邻；西边占有巴、戎；东边占有楚国的土地和齐国交界。在韩国境内，已经越过了常山，占有了临虑；在魏国，已经占据了围津，距离大梁只有一百二十里了；在赵国，已经占有了灵丘，盘踞在松柏丛中的要塞上，背靠西海，东面以常山作为屏障，这就是土地遍及天下啊。这就是所谓的比舜、禹还要广大。秦国的威势足以震慑天下，它的强大足以打败了中原各国，但是忧虑祸患数不胜数，害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攻打自己啊。

这样的话，那秦国该怎么办呢？节制武力而回到文治上来，然后任用正直诚实、德才兼备的君子来治理天下，并同他们一起参与国家政事，辩证是非，处理曲直，听政于咸阳，顺从秦国的就不干涉，不顺从的就去讨伐它。如果这样，那么秦国的军队就不需出征国外，而政令也能实行天下了；如果这样，那么即使在国境以外修筑明堂而使诸侯来朝拜，也差不多可以办到了。当今这个时代，努力扩张领土不如增加信用啊。

应侯问苟子："到秦国看见了什么？"荀卿说："秦国边塞险峻，地势便利，山林河流，非常美好，自然资源丰富，这是地形上的优越。进入境内，观察它的风俗，百姓朴实，音乐不淫荡卑污，服装不轻佻妖艳；人们非常畏惧官吏而很驯服，就像是古代的人民一样。到了大小城镇的官府，那里的各种官吏都是严肃认真的样子，无不谦恭节俭、敦厚谨慎、忠诚守信而不粗疏草率，真像是古代圣王统治下的官吏啊。进入它的国都，观察那里的土大夫，走出自己的家门，就走进公家的衙门，走出公家的衙门，就回到自己的家里，没有私下的事务；不互相勾结，不拉党结派，卓然超群地没有谁不明智通达而廉洁奉公，就像古代的官吏一样。观察它的朝廷，退朝前，所有事情都必须处理完毕，安闲的好像没有事情办理一样，真像古代的朝廷啊。所以秦国四代强盛，并不是因为侥幸，而是必然的结果。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所以说：安闲而又治理的很好，政令简约而周详，政事不烦乱而有功绩，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秦国就类似这样。虽然如此，却仍有所畏惧啊，上述三个方面都具备了，但是它和王者的功名相衡量，那还相差得很远哩。"

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他们没有儒者吧。所以，纯粹地崇尚道义、任用贤人的就能称王天下，驳杂地义利兼顾、贤人亲信并用的就能称霸诸侯，这两者一样都没有，就遭到灭亡。这也是秦国的短处啊。

积累微小，每月胜不过每天，每个季度胜不过每个月，每年胜不过每个季度。一般人喜欢怠慢小事，大事来了，才努力去做。这样，就常常不如那些努力去处理小事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小事来得频繁，办理小事的时间就多，它积累起来的成果大；大事到来得稀少，办理大事的时间就少，它积累起来的成果小。所以珍惜每一天的君主就能称王天下，珍惜每一季度的君主就能称霸诸侯，出了漏洞再去补救的君主就危险了，一切时间都荒废掉的君主就会灭亡。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慎重地对待每一天，称霸诸侯的君主重视每一个季度，勉强存在的国家陷入危险以后君主才为它担忧，亡国的君主到了国家灭亡以后才知道会灭亡，临死的时候才知道要死。亡国的君主造成的祸害和破坏，多到悔不胜悔。称霸天下的人所作的好事是明显可见的，可以按季度来记录；称王天下的人的功名，就是每天记录都记不完。财物宝贝以大为贵，政教功名却与此相反，能积累微小事情的人会很成功。《诗经》上说："道德轻得像毛发，可是很少有人能举起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般说来，奸邪之人之所以能兴起，都是由于君主不推崇道义，不尊重道义的缘故。道义，就是限制人们作恶和行奸的。如今，君主不推崇道义，不尊重道义，这样，老百姓就会有放弃道义而趋附奸邪了，这就是奸邪之人产生的原因。况且，君主是臣民的表率。臣民附和君主，就好像是回声应和声音，影子类似本体一样。所以做君主的，一定要慎重地对待道义。道义，对内适合于人，对外适合于万物；对上可以使君主安定，对下可以调和民众，内外上下都能调节，这是道义的实质啊。这样，凡是治理天下的关键，道义是最根本，其次是守信。古时候，夏禹、商汤立足道义、努力守信，天下大治；夏桀、商纣抛弃道义、不讲信用，因而天下大乱。所以，君主必须要慎重地对待礼义，务求忠诚守信，然后可以安定天下。这是做君主的根本原则。

如果厅堂还没有打扫，那么就没有足够的余暇去铲除郊外的野草了，锋利的刀锋触到胸口，那么眼睛就顾不上看飞来的箭了；利矛砍向头顶，那么就顾不上十只手指会被砍断的危险，而去抵挡了。这并不是不看重郊外的杂草、暗箭、手指，而是因为痛痒缓急之间的先后差别。

《荀子》译文 15章 议兵

临武君和荀卿在赵孝成王面前议论用兵之道。

赵孝成王说："请问用兵的要领。"

临武君回答说："上取得有利于攻战的自然气候条件，下取得地理上的有利形势，观察好敌人的变动情况，比敌人后行动但比敌人先到达，这就是用兵的要领。"

荀卿说："不对。我所听说的古代的方法，大凡用兵打仗的根本在于使民众和自己团结一致。如果弓箭不协调，那么后羿也不能用它来射中微小的目标；如果六匹马不协调，那么造父也不能靠它们到达远方；如果民众不亲近归附君主，那么商汤、周武王也不能一定打胜仗。所以善于使民众归附的人，这才是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要领就在善于使民众归附自己罢了。"

临武君说："不对。用兵所看重的，是形势有利；所施行的，是机变诡诈。善于用兵的人，神出鬼没，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孙武、吴起用了这种办法，因而无敌于天下。哪里一定要依靠使民众归附的办法呢？"

荀卿说："不对。我所说的，是仁德之人的军队、是称王天下者的意志。您所看重的，是权变谋略、形势有利；所施行的，是攻取掠夺、机变诡诈：这些都是诸侯干的事。仁德之人的军队，是不可能被欺诈的；那可以被欺诈的，只是一些懈怠大意的军队，羸弱疲惫的军队，君臣上下之间涣散而离心离德的军队。所以用桀欺骗桀，还由于巧拙不同而有侥幸获胜的；用桀欺骗尧，拿它打个比方，就好像用鸡蛋掷石头、用手指搅开水，就好像投身水火、一进去就会被烧焦淹没的啊。仁德之人上下之间，各位将领齐心一致，三军共同努力，臣子对君主，下级对上级，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兄长一样，就像手臂捍卫脑袋眼睛、庇护胸部腹部一样；所以用欺诈的办法袭击他与先惊动他之后再攻击他，那结果是一样的。况且仁德之人治理方圆十里的国家，就会了解到方圆百里的情况；治理方圆百里的国家，就会了解到方圆千里的情况；治理方圆千里的国家，就会了解到天下的情况；他的军队一定是耳聪目明，警惕戒备，协调团结而齐心一致。所以仁德之人的军队，集合起来就成为有组织的队伍；分散开来便成为整齐的行列；伸展开来就像莫邪宝剑那长长的刃口，碰到它的就会被截断；向前冲刺就像莫邪宝剑那锐利的锋芒，阻挡它的就会被击溃；摆成圆形的阵势停留或排成方形的队列站住，就像磐石一样岿然不动，触犯它的就会头破血流，就会稀里哗啦地败退下来。再说那些强暴之国的君主，将和谁一起来攻打我们呢？从他那边来看，和他一起来的，一定是他统治下的民众；而他的民众亲爱我们就像喜欢父母一样，他们热爱我们就像酷爱芳香的椒、兰一样，而他们回头看到他们的国君，却像看到了烧烤皮肤、刺脸涂墨一样害怕，就像看到了仇人一样愤怒；他们这些人的情性即使像夏桀、盗跖那样残暴贪婪，但哪有肯为他所憎恶的君主去残害他所喜爱的君主的人呢？这就好像让别人的子孙亲自去杀害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一定会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又怎么可以被欺诈呢？所以仁德之人当政，国家日益昌盛，诸侯先去归顺的就会安宁，迟去归顺的就会危险，想和他作对的就会削弱，背叛他的就会灭亡。《诗》云：'商汤头上旗飘舞，威严恭敬握大斧；就像熊熊的大火，没有人敢阻挡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赵孝成王、临武君说："说得好。请问称王天下者的军队采用什么办法、采取什么行动才行？"

荀卿说：

"一切都在于大王，将帅是次要的事。请让我就说说帝王诸侯强盛、衰弱、存在、灭亡的效验和安定、危险的形势。君主贤能的，他的国家就安定；君主无能的，他的国家就混乱；君主崇尚礼法、看重道义的，他的国家就安定；君主怠慢礼法、卑视道义的，他的国家就混乱。安定的国家强盛，混乱的国家衰弱：这是强盛与衰弱的根本原因。君主值得仰赖，那么臣民就能为他所用；君主不值得仰赖，那么臣民就不能为他所用。臣民能被他使用的就强盛，臣民不能被他使用的就衰弱：这是强盛与衰弱的常规。推崇礼法、考核战功，是上等的办法；看重利禄、推崇气节，是次一等的办法；崇尚战功、卑视气节，是下等的办法：这些是导致强盛与衰弱的一般情况。君主喜欢贤士的就强盛，不喜欢贤士的就衰弱；君主爱护人民的就强盛，不爱护人民的就衰弱；政策法令有信用的就强盛，政策法令没有信用的就衰弱；民众齐心合力的就强盛，民众不齐心的就衰弱；奖赏慎重给人的就强盛，奖赏轻易给人的就衰弱；刑罚威严的就强盛，刑罚轻慢的就衰弱；器械、用具、兵器、盔甲精善坚固便于使用的就强盛，器械、用具、兵器、盔甲粗劣而不便于使用的就衰弱；谨慎用兵的就强盛，轻率用兵的就衰弱；指挥权出自一个人的就强盛，指挥权出自两个人的就衰弱：这些是强盛与衰弱的常规。

"齐国人注重'技击'。对待那些'技击'，取得一个敌人首级的，就赐给他八两黄金来赎买，没有战胜后所应颁发的奖赏。这种办法，如果战役小、敌人弱，那还勉强可以使用；如果战役大、敌人强，那么士兵就会涣散而逃离，像那乱飞的鸟一样，倒下覆灭也就没有多久了。这是使国家灭亡的军队，没有比这更弱的军队了，这和那雇取佣工去让他们作战也就差不多了。

"魏国的'武卒'，根据一定的标准来录取他们。那标准是：让他们穿上三种依次相连的铠甲，拿着拉力为十二石的弩弓，背着装有五十支箭的箭袋，把戈放在那上面，戴着头盔，佩带宝剑，带上三天的粮食，半天要奔走一百里。考试合格就免除他家的徭役，使他的田地住宅都处于便利的地方。这些待遇，即使几年以后他体力衰弱了也不可以剥夺，重新选取了武士也不取消对他们的周济。所以国土虽然广大，但它的税收必定很少，这是使国家陷于危困的军队啊。

"秦国的君主，他使民众谋生的道路很狭窄、生活很穷窘，他使用民众残酷严厉，用权势威逼他们作战，用穷困使他们生计艰难而只能去作战，用奖赏使他们习惯于作战，用刑罚强迫他们去作战，使国内的民众向君主求取利禄的办法，除了作战就没有别的途径；使民众穷困后再使用他们，得胜后再给他们记功，对功劳的奖赏随着功劳而增长，得到五个敌人士兵的首级就可以役使本乡的五户人家。这秦国要算是兵员最多、战斗力最强而又最为长久的了，又有很多土地可以征税。所以秦国四代都有胜利的战果，这并不是因为侥幸，而是有其必然性的。

"齐国的'技击'不可以用来对付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可以用来对付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不可以用来对付齐桓公、晋文公那有纪律约束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那有纪律约束的军队不可以用来抵抗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如果有抵抗他们的，就会像用枯焦烤干的东西扔在石头上一样。综合齐、魏、秦这几个国家来看，都是些追求奖赏、投身于获取利禄的士兵，这是受雇佣的人出卖气力的办法，并不讲尊重君主、遵守制度、极尽气节的道理。诸侯如果有谁能用仁义节操精细巧妙地来训导士兵，那么一举兵就能吞并危及它们了。

"所以，招引、募求、挑选，注重权谋诡诈，崇尚功利，这是在欺骗士兵；讲求礼制道义教育感化，这才能使士兵齐心合力。用受骗的军队去对付受骗的军队，他们之间还有巧妙与拙劣之别，用受骗的军队去对付齐心合力的军队，拿它打个比方，就好像用小刀去毁坏泰山一样，如果不是天底下的傻子，是没有人敢尝试的。所以称王天下者的军队是没有人敢试与为敌的。商汤、周武王讨伐夏桀、商纣的时候，从容地指挥，而那些强横暴虐的诸侯国也没有不奔走前来供驱使的，除掉夏桀、商纣就好像除掉孤独的一个人一样。所以《泰誓》说：'独夫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所以军队能大规模地齐心合力，就能制服天下；小规模地齐心合力，就能打败邻近的敌国。至于那种招引募求挑选来的、注重权谋诡诈、崇尚功利的军队，那胜负就没有个定准了，有时衰，有时盛，有时保存，有时灭亡，互为高下、互有胜负罢了。这叫做盗贼式的军队，君子是不用这种军队的。

"齐国的田单，楚国的庄0 ，秦国的卫鞅，燕国的缪虮，这些都是一般人所说的善于用兵的人。这些人的巧妙、拙劣、强大、弱小没有什么相似的，至于他们遵行的原则，却是一样的，他们都还没有达到使士兵和衷共济、齐心合力的地步，而只是抓住对方弱点伺机进行欺诈，玩弄权术阴谋进行颠覆，所以仍免不了是些盗贼式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这些人的军队就都是和衷共济、齐心合力的军队，可说是进入礼义教化的境地了，但还没有抓住那根本的纲领，所以可以称霸诸侯而不可以称王天下。这就是或强或弱的效验。"

孝成王、临武君说："说得好。请问做将领的原则。"

荀卿说："智慧没有比抛弃犹豫不决更高的了，行动没有比不犯错误更好的了，事情没有比毫无悔恨更美的了。做事到了没有后悔的地步就到顶了，不能要求它一定成功。所以制度、号召、政策、命令，要严肃而有威势；奖赏刑罚，要坚决实行而有信用；军队驻扎的营垒和收藏物资的军库，要周密而坚固；转移、发动、进攻、撤退，既要安全而稳重，又要紧张而迅速；侦探敌情、观察其变动，既要隐蔽而深入，又要多方比较而反复检验；对付敌人进行决战，一定要根据自己已了解清楚的情况去行动，不要根据自己怀疑的情况去行动；以上这些叫做六种策略。不要热衷于当将军而怕罢免，不要急于求胜而忘记了有可能失败，不要只以为自己有威力而轻视外敌，不要看见了那有利的一面而不顾那有害的一面，凡是考虑事情要仔细周详而使用财物进行奖赏时要大方，这些叫做五种要权衡的事。不从君主那里接受命令的原因有三种：宁可被杀而不可使自己的军队驻扎在守备不完善的地方，宁可被杀而不可使自己的军队打不能取胜的仗，宁可被杀而不可使自己的军队去欺负老百姓，这叫做三条最高的原则。大凡从君主那里接受了命令就巡视三军，三军已经稳定，各级军官得到了合适的安排，各种事情都治理好了，那么君主就不能使他高兴，敌人就不能使他愤怒，这叫做最合格的将领。一定在战事之前深思熟虑，并且反复告诫自己要慎重，慎重地对待结束就像开始时一样，始终如一，这叫做最大的吉利。大凡各种事情成功一定在于慎重，失败一定在于怠慢，所以慎重胜过怠慢就吉利，怠慢胜过慎重就灭亡，冷静的谋划胜过冲动的欲望就顺利，冲动的欲望胜过冷静的谋划就凶险。攻战要像防守一样不轻率追击，行军要像作战一样毫不松懈，有了战功要像侥幸取得的一样不骄傲自满。慎重对待谋划而不要大意，慎重对待战事而不要大意，慎重对待军吏而不要大意，慎重对待士兵而不要大意，慎重对待敌人而不要大意，这叫做五种不大意。谨慎地根据这六种策略、五种权衡、三条最高原则办事，并且用恭敬而不大意的态度来处理一切，这叫做举世无双的将领，他就能与神明相通了。"

临武君说："说得好。请问称王天下者的军队制度。"

荀卿说："将军为战鼓而牺牲，驾驭战车的死在缰绳旁，各级官吏以身殉职，战士死在队伍中。听见战鼓的声音就前进，听见钲、铙的声音就后退；服从命令是最重要的，取得战功在其次；命令不准前进却前进，就像命令不准后退却后退一样，它们的罪过是相同的。不杀害年老体弱的，不践踏庄稼，对不战而退的敌人不追擒，对抵抗的敌人不放过，对前来投顺的不抓起来当俘虏。凡是讨伐杀戮，不是去讨伐杀戮那百姓，而是去讨伐杀戮那扰乱百姓的人；百姓如果有保护那乱贼的，那么他也就是乱贼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顺着我们的刀锋转身逃跑的就让他活命，对着我们的刀锋进行抵抗的就把他杀死，前来投顺的就赦免其罪。微子启归顺周朝而被封在宋国；曹触龙负隅顽抗而被斩首于军中；商王朝那些降服周朝的民众用来养身的生活资料，和周朝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近处的人歌颂周朝而且热爱周朝，远处的人竭尽全力地来投奔周朝，即使是幽隐闭塞偏僻边远的国家，也无不前来归附而听从役使，并且喜欢周朝，四海之内就像一个家庭似的，凡是交通能到达的地方，没有谁不服从，这可以称作是人民的君长了。《诗》云：'从那西边又从东，从那南边又从北，没有哪个不服从。'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称王天下的君主有讨伐而没有攻战，敌城坚守时不攻打，敌军抵抗时不攻击，敌人官兵上下相亲相爱就为他们庆贺，不摧毁城郭而屠杀居民，不秘密出兵搞偷袭，不留兵防守占领的地方，军队出征不超过预先约定的时限。所以政治混乱的国家中的人民都喜欢他的这些政策，而不爱自己的君主，都希望他的到来。"

临武君说："说得好！"

陈嚣问荀卿说："先生议论用兵，经常把仁义作为根本。仁者爱人，义者遵循道理，既然这样，那么又为什么要用兵呢？大凡用兵的原因，是为了争夺啊。"

荀卿说："这道理不是你所知道的。那仁者爱人，正因为爱人，所以就憎恶别人危害他们；义者遵循道理，正因为遵循道理，所以就憎恶别人搞乱它。那用兵，是为了禁止横暴、消除危害，并不是争夺啊。所以仁人的军队，他们停留的地方会得到全面治理，他们经过的地方会受到教育感化，就像及时雨的降落，没有人不欢喜。因此尧讨伐驩兜，舜讨伐三苗，禹讨伐共工，汤讨伐夏桀，周文王讨伐崇国，周武王讨伐商纣，这两帝、四王都是使用仁义的军队驰骋于天下的。所以近处喜爱他们的善良，远方仰慕他们的道义；兵器的刀口上还没有沾上鲜血，远近的人就来归附了；德行伟大到这种地步，就会影响到四方极远的地方。《诗》云：'善人君子忠于仁，坚持道义不变更。他的道义不变更，四方国家他坐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李斯问荀卿说："秦国四代都有胜利的战果，在四海之内兵力最强，威力扩展到诸侯各国，但他们并不是依靠仁义去从事战争，而只是根据便利的原则去做罢了。"

荀卿说："这道理不是你所知道的。你所说的便利，是一种并不便利的便利。我所说的仁义，才是极其便利的便利。那仁义，是用来搞好政治的工具；政治搞好了，那么民众就会亲近他们的君主，喜爱他们的君主，而不在乎为君主去牺牲。所以说：'一切都在于君主，将帅是次要的事。'秦国四代都有胜利，却还是提心吊胆地经常怕天下各国团结一致来蹂躏自己，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衰落时代的军队，还没有抓住根本的纲领。从前商汤流放夏桀，并不只是在鸣条追击的时候；武王诛杀商纣，并不是甲子日早晨之后才战胜他的；而都是靠了以前的措施与平时的治理，这就是我所说的仁义的军队。现在你不从根本上去寻找原因而只是从枝节上去探索缘由，这就是社会混乱的原因。"

礼，是治理社会的最高准则，是使国家强大的根本措施，是威力得以扩展的有效办法，是功业名声得以成就的要领。天子诸侯遵行了它，所以能取得天下；不遵行它，所以会丢掉国家政权。所以，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不足以用来取胜，高耸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不足以用来固守，严格的命令、繁多的刑罚不足以用来造成威势，遵行礼义之道才能成功，不遵行礼义之道就会失败。

楚国人用鲨鱼皮、犀兕皮做成铠甲，坚硬得就像金属、石头一样；宛地出产的钢铁长矛，狠毒得就像蜂、蝎的毒刺一样；士兵行动轻快敏捷，迅速得就像旋风一样；但是兵败垂沙，唐蔑阵亡；庄0 起兵造反，楚国被分裂成了三四块。这难道是因为没有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吗？这是因为他们用来统治国家的办法并不是礼义之道的缘故啊。楚国以汝水、颍水作为天险，以长江、汉水作为护城河，把邓地一带的山林作为它的边界屏障，拿方城来围绕保护自己，但是秦军一到而鄢、郢就被攻取了，像摧枯拉朽一样。这难道是因为没有要塞险阻吗？这是因为他们用来统治国家的办法，并不是礼义之道的缘故啊。商纣王将比干剖腹挖心，囚禁了箕子，设置了炮烙的酷刑，随时杀人，臣下心惊胆战地没有谁能肯定自己会寿终正寝，但是周军一到，他的命令就不能在下面贯彻执行了，他就不能使用他的民众了。这难道是因为命令不严格、刑罚不繁多吗？这是因为他用来统治国家的办法并不是礼义之道的缘故啊。

古代圣王的兵器，不过是戈、矛、弓、箭罢了，但是敌国不等他使用就屈服了；他城墙不整修，护城河不挖掘，要塞不建立，机智变诈不施展，但是他的国家却平安无事地不怕外敌而又能昌盛，这没有其他的缘故，是由于彰明了礼义之道而用名分来协调臣民，适时使用人民而真诚地爱护他们，因而臣民附和君主就像影子和回响一样。有不遵从命令的，然后再用刑罚来惩处他，所以惩罚了一个人而天下都服了，罪犯也不怨恨自己的君主，知道罪责在自己身上。所以刑罚用得少而威力却行于四方，这没有其他的缘故，是因为遵行了礼义之道的缘故。古代帝尧治理天下，只杀了一个人、惩罚了两个人而天下就治理好了。古书说："威势高举而不使用，刑罚设置而不施行。"说的就是这个啊。

大凡人们的行动，如果是为了赏赐和表扬才去做的，那么看见对自己有损害就罢手不干了。所以赏赐表扬、行刑处罚、权谋诡诈不足以竭尽人们的力量、使人们献出生命。现在做人民君主的，他们用来对待下面老百姓的，其中没有礼义忠信，而大抵只是使用赏赐表扬、行刑处罚、权谋诡诈控制臣民来获得他们的功用罢了。强大的敌寇到来，让他们去把守危险的城邑，就一定会叛变；让他们去抵抗敌人进行战斗，就一定会败北；让他们干费力艰苦繁杂的事，就一定会逃跑；他们涣散地背离了，臣民反过来制裁了他们的君主。所以赏赐表扬、行刑处罚、权谋诡诈作为一种办法，实是一种受雇佣的人出卖气力的办法，它不足以团结广大民众、使国家的风俗淳美，所以古代的圣王认为可耻而不遵行它。古代的圣王提高道德声誉来引导人民，彰明礼制道义来指导他们，尽力做到忠诚守信来爱护他们，根据尊崇贤人、任用能人的原则来安排他们职位，用爵位、服饰、表扬、赏赐去一再激励他们，根据时节安排他们的劳动、减轻他们的负担来调剂他们，抚养他们，就像保护初生的婴儿一样。政策法令已经确定，风气习俗已经一致，如果还有人违背习俗而不顺从自己的君主，那么百姓就没有谁不怨恨厌恶他，就没有谁不把他当作祸害妖孽，就像要驱除不祥一样要除掉他，这种情况发生以后，刑罚就从此产生了。这种人便是重刑所施加的对象，耻辱还有哪一种比这个更大的呢？要把它看作为有利的事吗？但是重刑加到了他身上啊。本身如果不是发疯、糊涂、愚蠢、浅陋的人，谁能看到了这种处罚而不改过自新呢？这样做了以后，百姓就明明白白地都知道要遵从君主的法令、依顺君主的意志而爱戴君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能被善道所感化、修养身心、端正品行、不断奉行礼义、崇尚道德，百姓就没有谁不器重尊敬他，就没有谁不亲近赞誉他，这种情况发生以后，奖赏就从此产生了。这种人便是高官厚禄的授予对象，光荣还有哪一种比这个更大的呢？要把它看作为有害的事吗？可是用高官厚禄来扶养他们的啊。凡是人，哪一个不愿意这样呢？明明白白地把高贵的官爵和优厚的奖赏摆在他们的前面，把彰明罪行的刑罚与最大的耻辱放在他们的后面，即使要他们不变好，可能么？所以民众归顺投奔君主就像流水奔向大海一样，君主所在的地方就得到全面的治理，君主采取措施的地方人们都受到教育感化而顺服：残暴、凶狠、胆大、强壮的一类人都会被他感化而变得忠厚老实，偏颇、邪僻、搞歪门邪道、偏私的一类人都会被他感化而变得大公无私，骄傲自大、尖刻伤人、竞抢不让、纠缠不休的一类人都　　会被他感化而变得和气温顺，这叫做深广的教化、极大的一致。《诗》云："王道真大满四海，徐国已经来朝拜。"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啊。

大凡兼并别国的君主有三种方法：有依靠德行去兼并别国的，有依靠强力去兼并别国的，有依赖财富去兼并别国的。

那个国家的人民景仰我的名声，赞赏我的德行，想做我的下民，所以打开国门清除道路来迎接我进城。我依靠这国家的民众，沿用它的住处，而百姓都安宁，对我制订的法律与颁布的命令没有人不顺从。所以得到了土地而权势更大，兼并了别国而兵力越来越强。这是依靠德行去兼并别国的君主。

那个国家的人民并不是景仰我的名声，也不是赞赏我的德行，他们只是害怕我的威武，被我的势力所胁迫，所以他们虽然有离开我的心思，也不敢有背叛我的打算。像这样，那么战士就要越来越多，给养一定化费很大。所以得到了土地而权势更轻，兼并了别国而兵力越来越弱。这是依靠强力去兼并别国的君主。

那个国家的人民并不是景仰我的名声，也不是赞赏我的德行，而是因为贫穷而追求富裕，因为饥饿而想吃饱，所以空着肚子张着嘴来投奔我求食。像这样，就必须发放那米仓地窖中的粮食来供养他们，给他们财物来使他们富足，委任善良的官吏来接待他们，已经满了三年，然后这些归附的老百姓才可以信任。所以得到了土地而权势更轻，兼并了别国而国家越来越贫穷。这是依靠财富去兼并别国的君主。

所以说：依靠德行兼并别国的君主称王，依靠强力兼并别国的君主衰弱，依靠财富兼并别国的君主贫穷。这种情况古今是一样的。

兼并别国容易做到，只是巩固凝聚它很难。齐国能够兼并宋国，但不能凝聚，所以魏国夺走了宋国。燕国能兼并齐国，但不能凝聚，所以田单夺回了它。韩国的上党地区，方圆几百里，城池完备、府库充足而投奔赵国，赵国不能凝聚，所以秦国夺取了它。所以，能兼并别国的土地而不能凝聚，就一定会被夺走；不能兼并别国又不能凝聚自己本来拥有的国家，就一定会灭亡。能凝聚自己的国家，就一定能兼并别国了。得到别国的土地就能凝聚，那么再去兼并就不会有强大而不能兼并的对手了。古代商汤凭借亳，周武王凭借鄗，都不过是方圆百里的领土，而天下被他们统一了，诸侯做了他们的臣属，这没有其他的缘故，是因为他们能凝聚取得的土地啊。凝聚士人要依靠礼义，凝聚民众要依靠政策。礼义搞好了，士人就会归服；政治清明，民众就安定。士人归服、民众安定，这叫做最大的凝聚。靠这种政治局面来守卫就牢不可破，靠它来出征就强大无比，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称王天下者的事业就完成了。

《荀子》译文 17章 天论

大自然的规律永恒不变，它不为尧而存在，不为桀而灭亡。用导致安定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吉利，用导致混乱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凶险。加强农业这个根本而节约费用，那么天就不能使他贫穷；衣食给养齐备而活动适时，那么天就不能使他生病；遵循规律而不出差错，那么天就不能使他遭殃。所以水涝旱灾不能使他挨饿，严寒酷暑不能使他生病，自然界的反常变异不能使他遭殃。农业这个根本荒废而用度奢侈，那么天就不能使他富裕；衣食给养不足而活动又少，那么天就不能使他保全健康；违背规律而恣意妄为，那么天就不能使他吉利。所以水涝旱灾还没有来到他就挨饿了，严寒酷暑还没有迫近他就生病了，自然界的反常变异还没有出现他就遭殃了。他遇到的天时和社会安定时期相同，而灾祸却与社会安定时期不同，这不可以埋怨上天，这是他所采取的措施造成的。所以明白了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区分，就可以称作是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了。

不做就能成功，不求就能得到，这叫做自然的职能。像这种情况，即使意义深远，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思考；即使影响广大，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干预；即使道理精妙，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审察，这叫做不和自然争职能。上天有自己的时令季节，大地有自己的材料资源，人类有自己的治理方法，这叫做能够互相并列。人如果舍弃了自身用来与天、地相并列的治理方法，而只期望于与自己相并列的天、地，那就糊涂了。

布列于天空的恒星互相伴随着旋转，太阳月亮交替照耀，四季轮流控制着节气，阴阳二气大量地化生万物，风雨普遍地施加于万物。万物各自得到了阴阳形成的和气而产生，各自得到了风雨的滋养而成长。看不见阴阳化生万物的工作过程而只见到它化生万物的成果，这就叫做神妙。人们都知道阴阳已经生成的万物，却没有人知道它那无形无踪的生成过程，这就叫做天。只有圣人是不致力于了解天的。

自然的职能已经确立，天生的功绩已经成就，人的形体也就具备而精神也就产生了，爱好与厌恶、高兴与愤怒、悲哀与欢乐等蕴藏在人的形体和精神里面，这些叫做天生的情感。耳朵、眼睛、鼻子、嘴巴、身体，就其功能来说，它们各有自己的感受对象而不能互相替代，这些叫做天生的感官。心处于身体中部空虚的胸腔内，用来管理这五种感官，这叫做天生的主宰。人类能够控制安排好与自己不是同类的万物，用它们来供养自己的同类，这叫做天然的供养。能使自己的同类顺从自己叫做福，使自己的同类反对自己叫做祸，这叫做天然的政治原则。搞昏了那天生的主宰，扰乱了那天生的感官，抛弃了那天然的供养，违反了那天然的政治原则，背离了那天生的情感，以致丧失了天生的功绩，这叫做大凶。圣人清醒自己那天生的主宰，管理好自己那天生的感官，完备那天然的供养，顺应那天然的政治原则，保养那天生的情感，从而成全了天生的功绩。像这样，就是明白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了、明白了自己不应该做的事了，天地就能被利用而万物就能被操纵了，他的行动就能处处有条理，他的保养就能处处恰当，他的生命就能不受伤害，这就叫做了解了天。

所以最大的技巧在于有些事情不去做，最大的智慧在于有些事情不去考虑。对于上天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所显现的天象中那些可以测定气候变化的天文资料罢了；对于大地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所显现的适宜条件中那些可以便利种植庄稼的地文资料罢了；对于四季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们所显现的规律中可以安排农业生产的节气罢了；对于阴阳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们所显现的和气中可以治理事物的因素罢了。圣人任用别人来掌握这些自然现象而自己所做的只是去掌握治理国家的原则。

社会的安定或混乱，是由上天决定的吗？回答说：太阳月亮、行星恒星、祥瑞的历书，这在禹与桀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由上天决定的。那么，是季节造成的吗？回答说：庄稼在春季、夏季纷纷发芽、茂盛地生长，在秋季、冬季积蓄、收藏，这在禹与桀又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季节造成的。那么，是大地造成的吗？回答说：庄稼得到了大地就生长，失去了大地就死亡，这在禹与桀又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大地造成的。《诗》云："天生高大的岐山，太王使它大发展；太王已经造此都，文王使它长平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上天并不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取消冬季，大地并不因为人们厌恶辽远就废除宽广，君子并不因为小人的叽里呱啦就中止行动。上天有经久不变的规律，大地有经久不变的法则，君子有经久不变的规矩。君子遵行那常规，而小人计较那功利。《诗》云："礼义上我错误不犯，何必担忧人说长道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楚王外出时随从的车子有上千辆，并不是因为他聪明；君子吃豆叶、喝白水，并不是因为他愚蠢；这种情况是时势命运的制约造成的。至于思想美好，德行敦厚，谋虑精明，生在今天而能知道古代，这些就是那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了。所以，君子慎重地对待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去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小人丢下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指望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君子慎重对待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去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因此天天进步；小人丢下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指望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因此天天退步。所以君子天天进步的原因与小人天天退步的原因，道理是一样的。君子、小人相差悬殊的原因，就在这里。

流星坠落、树木发响，国内的人都害怕，说：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啊。这是自然界的变异、阴阳二气的变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啊。觉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那太阳、月亮发生日食、月食，旋风暴雨不合时节地突然袭击，奇怪的星星偶然出现，这些现象没有哪个时代不曾有过。君主英明而政治清明，那么这些现象即使在同一时代都出现，也没有什么妨害；君主愚昧而政治黑暗，那么这些现象即使一样都没出现，也毫无裨益。那流星的坠落、树木的发响，这是自然界的变异、阴阳二气的变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啊。觉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

在已经出现的事情中，人事上的反常现象才是可怕的。粗放地耕种而伤害了庄稼，粗放地锄草而妨害了年成，政治险恶而失去了民心，田地荒芜而庄稼长不好，米价昂贵而百姓挨饿，道路上有饿死的人，这些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政策法令不明确，采取措施不合时宜，具有根本意义的农业生产不加管理，发动劳役不顾农时，那么牛就会生出像马似的怪胎、马就会生出像牛似的怪胎，六畜就会出现怪异的现象，这些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礼义不加整顿，内外没有分别，男女淫荡混乱，而父子互相猜疑，君臣离心离德，外寇内乱同时到来，这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人事上的反常现象实产生于昏乱。上述这三类反常现象交错发生，就不会有安宁的国家了。这种人事上的反常现象解说起来道理很浅显，但它造成的灾难却很惨重。这是可怕的，但不值得奇怪。古代解释经文的书上说："各种事物的怪现象，经书上不作解说。"没有用处的辩说，不是急需的明察，应该抛弃而不加研究。至于那君臣之间的道义，父子之间的相亲，夫妻之间的区别，那是应该每天切磋琢磨而不能丢掉的啊。

祭神求雨就下雨了，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它就像不去祭神求雨而下雨一样。太阳、月亮发生了日食、月食就营救它们，天气干旱了就祭神求雨，占卜算卦然后决定大事，古人并不是认为这些做法能得到所祈求的东西，而只是用它们来文饰政事罢了。所以君子把这些活动看作为一种文饰，但老百姓却把它们看得神乎其神。把它们看作为一种文饰就吉利，把它们看得神乎其神就不吉利了。

在天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太阳、月亮更明亮的了，在地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水、火更明亮的了，在物品之中没有什么比珍珠、宝玉更明亮的了，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比礼义更灿烂的了。太阳、月亮如果不高挂空中，那么它们的光辉就不显著；水、火如果不积聚，那么火的光辉、水的光泽就不大；珍珠，宝玉的光彩不显露于外，那么天子、诸侯就不会把它们当作宝贝，礼义不在国内施行，那么功业和名声就不会显著。所以人的命运在天，国家的命运在礼义。统治人民的君主，推崇礼义、尊重贤人，就能称王天下；注重法治、爱护人民，就能称霸诸侯，喜欢财利、多搞欺诈，就会危险；玩弄权术、坑人害人、阴暗险恶，那就会彻底灭亡了。

认为大自然伟大而思慕它，哪里及得上把它当作物资积蓄起来而控制它？顺从自然而颂扬它，哪里及得上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盼望时令而等待它，哪里及得上因时制宜而使它为我所用？依靠万物的自然增殖，哪里及得上施展人的才能而使它们根据人的需要来变化？思慕万物而把它们当作与己无关的外物，哪里及得上管理好万物而不失去它们？希望了解万物产生的原因，哪里及得上占有那已经生成的万物？所以放弃了人的努力而寄希望于天，那就违背了万物的实际情况。

各代帝王都没有改变的东西，完全可以用来作为政治原则的常规惯例。国家有时衰微有时兴盛，但君主都凭这种常规惯例去应付它。治理好这种常规惯例，国家就不会混乱。如果不了解这种常规惯例，就不知道如何应付变化。这种常规惯例的主要内容从来没有消失过。社会的混乱，产生于这常规惯例的实施出了差错；社会安定，全在于这种常规惯例的实施十分周详。所以，政治原则中那些被一般人看作为好的东西，如果符合这种常规惯例，就可以依从；如果偏离了这种常规惯例，就不可以实行；如果违反了这种常规惯例，就会造成极大的迷惑。在水中跋涉的人用标志来表明深度，如果这种标志不明确，就会使人陷入深水淹死；治理民众的君主用标准来表明政治原则，如果这种标准不明确，就会造成混乱。礼制就是治理民众的标准。违反了礼制，就是昏暗的社会；昏暗的社会，就会大乱。所以，政治原则没有照不亮的地方，它对外对内都有不同的标准，对隐蔽之事或显露之事都有永久不变的规定，那么民众的陷阱就可以除去了。

万事万物只体现了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某一种事物只是万事万物的一部分，愚昧的人只认识了某一种事物的一个方面，就自以为知道了自然规律，实在是无知。慎子对在后服从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在前引导的一面却毫无认识；老子对委曲忍让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积极进取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墨子对齐同平等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等级差别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宋子对寡欲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多欲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只在后服从而不在前引导，那么群众就没有继续前进的门径；只委曲忍让而不积极进取，那么高贵和卑贱就不会有分别；只有齐同平等而没有等级差别，那么政策法令就不能贯彻实施；只求寡欲而不见多欲，那么群众就不易被感化。《尚书》上说："不要任凭个人的爱好，要遵循君主确定的正道；不要任凭个人的厌恶，要遵循君主确定的正路。"说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