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翻译辩护〔1〕




 
为翻译辩护〔1〕

  洛文
  今年是围剿翻译的年头。
  
  或曰"硬译",或曰"乱译",或曰"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2〕。
  
  这种现象,在翻译界确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抢先"。
  
  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翻译者当然也逃不出这例子的。而书店和读者,实在也没有容纳同一原本的两种译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种译稿,别一译本就没有书店肯接收出版了,据说是已经有了,怕再没有人要买。
  
  举一个例在这里:现在已经成了古典的达尔文〔3〕的《物种由来》,日本有两种翻译本,先出的一种颇多错误,后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国只有一种马君武〔4〕博士的翻译,而他所根据的却是日本的坏译本,实有另译的必要。然而那里还会有书店肯出版呢?除非译者同时是富翁,他来自己印。不过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盘,再也不来弄什么翻译了。
  
  还有一层,是中国的流行,实在也过去得太快,一种学问或文艺介绍进中国来,多则一年,少则半年,大抵就烟消火灭。靠翻译为生的翻译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来,则到他脱稿时,社会上早已无人过问。中国大嚷过托尔斯泰,屠格纳夫,后来又大嚷过辛克莱〔5〕,但他们的选集却一部也没有。去年虽然还有以郭沫若〔6〕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战争与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读书和出版界的惰气,势必至于读者也厌倦,译者也厌倦,出版者也厌倦,归根结蒂是不会完结的。
  
  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然而这怎么能呢;指摘坏翻译,对于无拳无勇的译者是不要紧的,倘若触犯了别有来历的人,他就会给你带上一顶红帽子,简直要你的性命。这现象,就使批评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此外,现在最普通的对于翻译的不满,是说看了几十行也还是不能懂。但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倘是康德〔7〕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书,则即使德国人来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个专家,也还是一时不能看懂。自然,"翻开第一行就译"
  
  的译者,是太不负责任了,然而漫无区别,要无论什么译本都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读者,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八月十四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2〕 见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申报-自由谈》载林翼之《"翻译"与"编述"》,文中说:"许多在那儿干硬译乱译工作的人,如果改行来做改头换面的编述工作,是否胜任得了?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连把原作从头到尾瞧一遍的工夫也没有,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又同年八月十三日《自由谈》载有大圣《关于翻译的话》,又中说:"目前我们的出版界的大部分的译品太糟得令人不敢领教了,无论是那一类译品,往往看了三四页,还是不知所云。"
  
  〔3〕 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他的《物种起源》(一译《物种由来》)一书,于一八五九年出版,是奠定生物进化理论基础的重要著作。
  
  〔4〕 马君武(1882-1939) 名和,广西桂林人。初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后去德国,获柏林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曾任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及上海中国公学、广西大学校长等职。他翻译的达尔文的《物种由来》,译名《物种原始》,一九二○年中华书局出版。
  
  〔5〕 托尔斯泰(M.N.OGPQRGS,1828-1910) 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屠格纳夫(T.U.TVHWXKXY,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罗亭》、《父与子》等。辛克莱(U.Sinclair,1878-1968),美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屠场》、《石炭王》等。
  
  〔6〕 郭沫若(1892-1978) 四川乐山人。创造社主要成员,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著有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历史论文集《奴隶制时代》等。他译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间由上海文艺书局出版,共三册(未完)。
  
  〔7〕 康德(I.Kant,1724-1804) 德国哲学家。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出版于一七八一年。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张沛
  
  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这崇拜也干净起来。先只有谭叫天〔2〕在剧坛上称雄,都说他技艺好,但恐怕也还夹着一点势利,因为他是"老佛爷"--慈禧太后〔3〕赏识过的。虽然没有人给他宣传,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声,却也没有人来为他编剧本。我想,这不来,是带着几分"不敢"的。
  
  后来有名的梅兰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4〕,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5〕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6〕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士大夫们也在日见其消沉,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
  
  因为他是旦角,年纪一大,势必至于冷落的吗?不是的,老十三旦〔7〕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采。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
  
  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8〕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然而梅兰芳对记者说,还要将别的剧本改得雅一些。
  
  十一月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中华日报-动向》。
  
  〔2〕谭叫天谭鑫培(1847-1917),艺名小叫天,湖北江夏(今武昌)人,京剧演员,擅长老生戏。一八九○年(光绪十六年)曾被召入清宫升平署承值,为慈禧太后演戏。
  
  〔3〕慈禧太后(1835-1908)清代咸丰帝妃,同治即位,被尊为太后,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老佛爷",清宫中太监对太上皇或皇太后的称呼。
  
  〔4〕供奉旧时对在皇帝左右供职者的称呼。清代也用以称进入宫廷的演员。
  
  〔5〕竹枝词古代民歌,多为七言,历代文人常有仿作。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一:"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
  
  〔6〕"小家碧玉"语出《乐府诗集-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
  
  〔7〕老十三旦即侯俊山(1854-1935),艺名喜麟,山西洪洞人,山西梆子演员。因十三岁演戏成名,故称十三旦。清代申左梦畹生《粉墨丛谈》说:"癸酉(1873)、甲戌(1874)间,十三旦以艳名噪燕台。"当时梆子腔深受劳动群众所喜爱,士大夫则多抱歧视的态度,如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清同治十二年二月一日)中说:"都中向有梆子腔,多市井鄙秽之剧,惟舆隶贾竖听之。"
  
  〔8〕梅兰芳曾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四年访日演出,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访美演出。
    




 

并非闲话(三)〔1〕




 
并非闲话(三)〔1〕

  西滢先生这回是义形于色,在《现代评论》四十八期的《闲话》里很为被书贾擅自选印作品,因而受了物质上损害的作者抱不平。而且贱名也忝列于作者之列:惶恐透了。吃饭之后,写一点自己的所感罢。至于捏笔的"动机",那可大概是"不纯洁"的。〔2〕记得幼小时候住在故乡,每看见绅士将一点骗人的自以为所谓恩惠,颁给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谢时,则斥之曰"不识抬举!"我的父祖是读书的,总该可以算得士流了,但不幸从我起,不知怎的就有了下等脾气,不但恩惠,连吊慰都不很愿意受,老实说罢:我总疑心是假的。这种疑心,大约就是"不识抬举"的根苗,或者还要使写出来的东西"不纯洁"。

  我何尝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3〕;虽然明知道这种冲动是纯洁,高尚,可贵的,然而其如没有何。前几天早晨,被一个朋友怒视了两眼,倒觉得脸有点热,心有点酸,颇近乎有什么冲动了,但后来被深秋的寒风一吹拂,脸上的温度便复原,--没有创作。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那是被挤出来的。这"挤"字是挤牛乳之"挤";这"挤牛乳"是专来说明"挤"字的,并非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艺术之宫"。倘用现在突然流行起来了的论调,将青年的急于发表未熟的作品称为"流产",则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简直不是胎,是狸猫充太子〔4〕。所以一写完,便完事,管他妈的,书贾怎么偷,文士怎么说,都不再来提心吊胆。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愿意看,称赞好,我终于是欢喜的。后来也集印了,为的是还想卖几文钱,老实说。

  那么,我在写的时候没有虔敬的心么?答曰:有罢。即使没有这种冠冕堂皇的心,也决不故意耍些油腔滑调。被挤着,还能嬉皮笑脸,游戏三昧〔5〕么?倘能,那简直是神仙了。

  我并没有在吕纯阳〔6〕祖师门下投诚过。

  但写出以后,却也不很爱惜羽毛,有所谓"敝帚自珍"的意思,因为,已经说过,其时已经是"便完事,管他妈的"了。

  谁有心肠来管这些无聊的后事呢?所以虽然有什么选家在那里放出他那伟大的眼光,选印我的作品,我也照例给他一个不管。其实,要管也无从管起的。我曾经替人代理过一回收版税的译本,打听得卖完之后,向书店去要钱,回信却道,旧经理人已经辞职回家了,你向他要去罢;我们可是不知道。这书店在上海,我怎能趁了火车去向他坐索,或者打官司?但我对于这等选本,私心却也有"窃以为不然"的几点,一是原本上的错字,虽然一见就明知道是错的,他也照样错下去;

  二是他们每要发几句伟论,例如什么主义咧,什么意思咧之类,〔7〕大抵是我自己倒觉得并不这样的事。自然,批评是"精神底冒险",批评家的精神总比作者会先一步的,但在他们的所谓死尸上,我却分明听到心搏,这真是到死也说不到一块儿,此外,倒也没有什么大怨气了。

  这虽然似乎是东方文明式的大度,但其实倒怕是因为我不靠卖文营生。在中国,骈文寿序的定价往往还是每篇一百两,然而白话不值钱;翻译呢,听说是自己不能创作而嫉妒别人去创作的坏心肠人所提倡的,将来文坛一进步,当然更要一文不值。我所写出来的东西,当初虽然很碰过许多大钉子,现在的时价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但是不很有这样好主顾,常常只好尽些不知何自而来的义务。有些人以为我不但用了这些稿费或版税造屋,买米,而且还靠它吸烟卷,吃果糖。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骗来的;我实在不很擅长于先装鬼脸去吓书坊老板,然后和他接洽。我想,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只有伶俐最值钱。

  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谋生,则据我的经验,卖来卖去,来回至少一个月,多则一年余,待款子寄到时,作者不但已经饿死,倘在夏天,连筋肉也都烂尽了,那里还有吃饭的肚子。

  所以我总用别的道儿谋生;至于所谓文章也者,不挤,便不做。挤了才有,则和什么高超的"烟士披离纯"〔8〕呀,"创作感兴"呀之类不大有关系,也就可想而知。倘说我假如不必用别的道儿谋生,则心志一专,就会有"烟士披离纯"等类,而产生较伟大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免于献出剥皮的狸猫罢,那可是也未必。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一年到头,一早到夜教村童,不但毫不"时时想政治活动",简直并不很"干着种种无聊的事"〔9〕,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教育学概论》或"高头讲章"〔10〕的待定稿,藏之名山〔11〕。而马克思的《资本论》〔12〕,陀思妥夫斯奇的《罪与罚》〔13〕等,都不是啜末加〔14〕加啡,吸埃及烟卷之后所写的。除非章士钊总长治下的"有些天才"的编译馆〔15〕人员,以及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大报"〔16〕作者,于谋成事遂,睡足饭饱之余,三月炼字,半年锻句,将来会做出超伦轶群的古奥漂亮作品。总之,在我,是肚子一饱,应酬一少,便要心平气和,关起门来,什么也不写了;即使还写,也许不过是温暾之谈,两可之论,也即所谓执中之说,公允之言,其实等于不写而已。

  所以上海的小书贾化作蚊子,吸我的一点血,自然是给我物质上的损害无疑,而我却还没有什么大怨气,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们是蚊子。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么"鼓动学潮"呀,"谋做校长"呀,"打落门牙"〔17〕呀这些话。有一回,竟连现在为我的著作权受损失抱不平的西滢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闲话》上发表出来;

  〔18〕它的效力就可想。譬如一个女学生,与其被若干卑劣阴险的文人学士们暗地里散布些关于品行的谣言,倒不如被土匪抢去一条红围巾--物质。但这种"流言",造的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姓甚,名谁?我总是查不出;后来,因为没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仅为便于述说起见,就总称之曰畜生。

  虽然分了类,但不幸这些畜生就杂在人们里,而一样是人头,实际上仍然无从辨别。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听人们的说话;又因为无话可说,自己也就不大愿意做文章。有时候,甚至于连真的义形于色的公话也会觉得古怪,珍奇,于是乎而下等脾气的"不识抬举"遂告成功,或者会终于不可救药。

  平心想起来,所谓"选家"这一流人物,虽然因为容易联想到明季的制艺的选家〔19〕的缘故,似乎使人厌闻,但现在倒是应该有几个。这两三年来,无名作家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一任他自生自灭。去年,我曾向DF〔20〕先生提议过,以为该有人搜罗了各处的各种定期刊行物,仔细评量,选印几本小说集,来绍介于世间;至于已有专集者,则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门之外"。但这话也不过终于是空话,当时既无定局,后来也大家走散了。我又不能做这事业,因为我是偏心的。评是非时我总觉得我的熟人对,读作品是异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在我的心里似乎是没有所谓"公平",在别人里我也没有看见过,然而还疑心什么地方也许有,因此就不敢做那两样东西了:法官,批评家。

  现在还没有专门的选家时,这事批评家也做得,因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

  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则他的原种不过是黄色的细碎的野菊,俗名"满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坛上真没有较好的作品之故罢,也许是一做批评家,眼界便极高卓,所以我只见到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人做屏风。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护此人,一面又中伤他人,却又不明明白白地举出姓名和实证来,但用了含沙射影的口气,使那人不知道说着自己,却又另用口头宣传以补笔墨所不及,使别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这不但对于文字,就是女人们的名誉,我今年也看见有用了这畜生道的方法来毁坏的。古人常说"鬼蜮技俩",其实世间何尝真有鬼蜮,那所指点的,不过是这类东西罢了。这类东西当然不在话下,就是只做侍卫的,也不配评选一言半语,因为这种工作,做的人自以为不偏而其实是偏的也可以,自以为公平而其实不公平也可以,但总不可"别有用心"于其间的。

  书贾也像别的商人一样,惟利是图;他的出版或发议论的"动机",谁也知道他"不纯洁",决不至于和大学教授的来等量齐观的。但他们除惟利是图之外,别的倒未必有什么用意,这就是使我反而放心的地方。自然,倘是向来没有受过更奇特而阴毒的暗箭的福人,那当然即此一点也要感到痛苦。

  这也算一篇作品罢,但还是挤出来的,并非围炉煮茗时中的闲话,临了,便回上去填作题目,纪实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七日《语丝》周刊第五十六期。

  〔2〕关于版权和创作动机问题,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里说:"有一种最取巧的窃盗他家的版权。鲁迅,郁达夫,叶绍钧,落华生诸先生都各人有自己出版的创作集,现在有人用什么小说选的名义,把那里的小说部分或全部壳粤巳ィ匀凰亲约菏榧南反笫苡跋炝恕!庇炙担骸耙患帐跗返牟舜看獾拇丛斐宥遣皇浅3;辜性幼疟鸬亩渴遣皇怯Φ奔性幼疟鹬植淮拷嗟亩俊墒牵匆豢垂沤裰型獾母髦治囊彰朗跗罚颐遣荒懿凰邓堑牟亩蠖际腔煸拥摹!BR>
  〔3〕"创作冲动"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的《闲话》中说:"他们有时创造的冲动来时,不工作便吃饭睡觉都不成,可是有时也懒懒的让它过去了。"又说:"一到创作的时候,真正的艺术家又忘却了一切,他只创造他心灵中最美最真实的东西,断不肯放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普通读者的心理。"

  〔4〕狸猫充太子 这是从《宋史-李宸妃传》宋仁宗(赵祯)生母李宸妃不敢认子的故事演变而来的传说。清代石玉编述的公案小说《三侠五义》有这样的情节:宋真宗无子,刘、李二妃皆怀孕,刘妃为争立皇后,与太监密谋,在李妃生子时,用一只剥皮的狸猫将小孩换下来。

  〔5〕游戏三昧 佛家语。这里是无挂无碍、泰然游戏的意思。

  〔6〕吕纯阳(798-?) 即吕洞宾,名岩,号纯阳子,相传为唐末京兆(今陕西长安)人,隐居终南山。民间传说他后来得道成仙,为"八仙"之一。他游戏人间的故事如"三醉岳阳楼"、"三戏白牡丹"等在民间很流行。

  〔7〕当时有些出版商任意编选作品牟利,编校工作往往十分粗疏,又好妄加评论。如一九二二年由鲁庄云奇编辑、小说研究社发行的《小说年鉴》,其中收有鲁迅的《兔和猫》、《鸭的喜剧》等,在评论中竟说《兔和猫》是"进化论的缩写",对这篇小说在《晨报副刊》发表时的排校错误不仅未予改正,还添了新的错误,如将"我说不然"排成"说我不然"等。

  〔8〕"烟士披离纯" 英语 Inspiration 的音译,"灵感"的意思。

  〔9〕"干着种种无聊的事"等语,也见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的《闲话》:"一个靠教书吃饭而时时想政治活动的人不大会是好教员,一个靠政治活动吃饭而教几点钟书的人也不大会是好教员我每看见一般有些天才而自愿著述终身的朋友在干着种种无聊的事情,只好为著作界的损失一叹了。"

  〔10〕"高头讲章" 在经书正文上端留有较宽空白,刊印讲解文字,这些文字称为"高头讲章"。后来泛指这类格式的经书。

  〔11〕藏之名山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

  〔12〕《资本论》 马克思(1818-1883)的主要著作,伟大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共三卷。第一卷于一八六七年出版,第二、三卷在他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分别于一八八五年和一八九四年出版。

  〔13〕陀思妥夫斯奇([.X.BEGHESTGOPI,1821-1881) 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罪与罚》是他的长篇小说,一八八六年出版。

  〔14〕末加(Mokha) 通译穆哈,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海口,著名的咖啡产地。

  〔15〕编译馆 指当时的国立编译馆,由章士钊呈请创办,一九二五年十月成立。

  〔16〕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大报" 指《现代评论》。

  《猛进》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刊有署名蔚麟的通信:"《现代评论》为受了段祺瑞、章士钊的几千块钱,吃着人的嘴软,拿着人的手软,对于段祺瑞、章士钊的一切胡作非为,绝不敢说半个不字。"又《现代评论》自第一卷第十六期(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起,每期封底都整面刊登当时金城银行的广告。

  〔17〕"打落门牙"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段祺瑞政府邀请英、美、法等十二国在北京召开所谓"关税特别会议",企图与各帝国主义国家成立新的关税协定。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五万余人当日在天安门集会反对,主张关税自主;赴会群众曾遭到大批武装警察阻止和殴打,受伤十余人,被捕数人。次日,《社会日报》等登载不符事实的消息说:"周树人(北大教员)齿受伤,脱落门牙二"(参看《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18〕参看本书《并非闲话》及其注〔8〕。

  〔19〕制艺的选家 明代以八股文(制艺)取士,选家就应运而生;他们的八股文选本所收的大抵都是陈腔滥调之作。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有对于选家的淋漓尽致的描写。

  〔20〕DF 指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重要成员之一。著有短篇小说集《沉沦》、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游记散文集《屐痕处处》等。他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给北京《世界日报副刊》编者的信中说:"前三四年,我在北京,屡次和鲁迅先生谈起,想邀集几个人起来,联合着来翻阅那些新出版的小刊物,中间有可取的作品,就马上为他们表扬出来,介绍给大家,可以使许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得着些安慰,而努力去创作,后来以事去北京,此议就变成了水泡。"

    




随感录62




 
随感录62

  古来很有几位恨恨而死的人物。他们一面说些"怀才不遇""天道宁论"〔2〕的话,一面有钱的便狂嫖滥赌,没钱的便喝几十碗酒,--因为不平的缘故,于是后来就恨恨而死了。
  
  我们应该趁他们活着的时候问他:诸公!您知道北京离昆仑山几里,弱水〔3〕去黄河几丈么?火药除了做鞭爆,罗盘除了看风水,还有什么用处么?棉花是红的还是白的?谷子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草上?桑间濮上〔4〕如何情形,自由恋爱怎样态度?您在半夜里可忽然觉得有些羞,清早上可居然有点悔么?四斤的担,您能挑么?三里的道,您能跑么?
  
  他们如果细细的想,慢慢的悔了,这便很有些希望。万一越发不平,越发愤怒,那便"爱莫能助"。--于是他们终于恨恨而死了。
  
  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
  
  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过许多,我们不要蹈他们的覆辙。
  
  我们更不要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这些话,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自称"恨人",一副恨恨而死的脸孔,其实并不恨恨而死。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署名唐俟。
  
  〔2〕"天道宁论"语见梁朝江淹《恨赋》:"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
  
  〔3〕弱水即额济纳河,在甘肃省西北部。
  
  〔4〕桑间濮上桑间,在濮水上,春秋时卫国的地方。相传当时附近男女常在这里聚会。《汉书-地理志》:"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台,声色生焉。"
    




运命




 
运命

  有一天,我坐在内山书店〔2〕里闲谈--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的敌对的"文学家",还曾经借此竭力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3〕,可惜现在他们又不坚持了--才知道日本的丙午年生,今年二十九岁的女性,是一群十分不幸的人。大家相信丙午年生的女人要克夫,即使再嫁,也还要克,而且可以多至五六个,所以想结婚是很困难的。这自然是一种迷信,但日本社会上的迷信也还是真不少。我问:可有方法解除这夙命呢?回答是:没有。
  
  接着我就想到了中国。
  
  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家,都说中国人是定命论者,命中注定,无可奈何;就是中国的论者,现在也有些人这样说。但据我所知道,中国女性就没有这样无法解除的命运。"命凶"或"命硬",是有的,但总有法子想,就是所谓"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结婚,制住她的"凶"或"硬"。假如有一种命,说是要连克五六个丈夫的罢,那就早有道士之类出场,自称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六个男人,画上符咒,和这命的女人一同行"结俪之礼"后,烧掉或埋掉,于是真来订婚的丈夫,就算是第七个,毫无危险了。
  
  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所谓"没有法子",有时也就是一种另想道路--转移运命的方法。等到确信这是"运命",真真"没有法子"的时候,那是在事实上已经十足碰壁,或者恰要灭亡之际了。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风水,符咒,拜祷偌大的"运命",只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
  
  我们的先哲,也有知道"定命"有这么的不定,是不足以定人心的,于是他说,这用种种方法之后所得的结果,就是真的"定命",而且连必须用种种方法,也是命中注定的。但看起一般的人们来,却似乎并不这样想。
  
  人而没有"坚信",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也就是所谓"无特操"。但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不过现在为止,是在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所以归根结蒂,并无不同,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
  
  假如真有这一日,则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的宝座,就都让给了科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
  
  十月二十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署名公汗。
  
  〔2〕内山书店日本人内山完造(1885-1959)在上海开设的书店,主要经售日文书籍。
  
  〔3〕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一九三三年七月,曾今可主办的《文艺座谈》第一卷第一期刊登署名白羽遐的《内山书店小坐记》,影射鲁迅为日本的间谍(参看《伪自由书-后记》)。又一九三四年五月《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刊登署名思的《鲁迅愿作汉奸》一稿,诬蔑鲁迅"与日本书局订定密约乐于作汉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