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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我今天所讲的，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题目。
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今天讲的题目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来很有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３〕和董卓〔４〕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５〕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６〕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７〕，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在文集一方面有清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８〕。其中于此有用的，是《全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
在诗一方面有丁福保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９〕。--丁福保是做医生的，现在还在。
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１０〕。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
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１１〕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１２〕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１３〕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１４〕，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１５〕。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１６〕，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孝文帝曹丕〔１７〕，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１８〕，还有明帝曹薄玻保埂常际窍不段恼碌摹２还侥歉鍪焙颍谕ㄍ阎猓由匣觥２恢小兜渎邸罚忠咽⑽奕荆抢锩嫠担骸笆秤觥保拔囊云鳌薄！兜渎邸返牧懔闼樗椋谔扑卫嗍橹校灰黄摹堵畚摹罚凇段难 贰玻玻啊持锌梢钥醇BR>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２１〕（ＡｒｔｆｏｒＡｒｔ′ｓＳａｋｅ）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２２〕；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２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２４〕，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应，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２５〕。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２６〕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２７〕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２８〕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２９〕，后来给黄祖杀掉的。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３０〕。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３１〕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３２〕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
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３３〕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３４〕，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样，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３５〕。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３６〕就像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３７〕--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３８〕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３９〕。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４０〕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４１〕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４２〕，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４３〕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４４〕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以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４５〕。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４６〕和阮籍〔４７〕。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４８〕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４９〕。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５０〕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带。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５１〕。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裤子中来？〔５２〕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５３〕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５４〕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５５〕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５６〕，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５７〕，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５８〕。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的《崇有论》〔５９〕，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６０〕，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６１〕，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６２〕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６３〕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６４〕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６５〕--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６６〕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６７〕。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６８〕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６９〕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７０〕。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很抱歉的。现在这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
〔１〕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改定稿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
〔２〕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开幕式。当时的广州市长林云陔、教育局长刘懋初等均在会上作反共演说。他们打着"学术"的旗号，也"邀请"学者演讲。作者这篇演讲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的会上所作的（题下注"九月间"有误）。作者后来说过："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陈信）他在这次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演讲里，曲折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３〕黄巾指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汉灵帝中平元年（１８４）起义，参加的人都以黄巾缠头为标志，称为"黄巾军"。他们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攻占城邑，焚烧官府，旬日之间，全国响应，给东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但后来终于在官军和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下失败。
〔４〕董卓（？-１９２）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东汉末年的大军阀。灵帝时为并州牧，灵帝死后，外戚首领大将军何进为了对抗宦官，召他率兵入朝相助，他到洛阳后，即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自任丞相，专断朝政。献帝初平元年（１９０），山东河北等地军阀袁绍、韩馥等为了和董卓争权，联合起兵讨卓，他便劫持献帝迁都长安，自为太师。后为王允、吕布所杀。他在离洛阳时，焚烧宫殿府库民房，二百里内尽成墟土；又驱数百万人口入关，积尸盈途。在他被杀以后，他的部将李唷⒐岬扔止テ瞥ぐ玻俾油郎保嗣袷芎ι趿摇BR>
〔５〕党锢东汉末年，宦官擅权，政治黑暗，民生痛苦。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僚，为了维护刘汉政权和自己的地位，便与太学生互通声气，议论朝政，揭露宦官集团的罪恶。汉桓帝延熹九年（１６６），宦官诬告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和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等人结党为乱，桓帝便捕李膺、范滂等下狱，株连二百余人。以后又于灵帝建宁二年（１６９），熹平元年（１７２），熹平五年（１７６）三次捕杀党人，更诏各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做官的，都免官禁锢。直到灵帝中平元年（１８４）黄巾起义，才下诏将他们赦免。这件事，史称"党锢之祸"。
〔６〕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二十岁举孝廉，汉献帝时官至丞相，封魏王。曹丕篡汉后追尊为武帝。他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诗人。他和其子曹丕、曹植，都喜欢延揽文士，奖励文学，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后人把他的诗文编为《魏武帝集》。
〔７〕《三国志演义》即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罗贯中著。书中将曹操描写为"奸雄"。
〔８〕严可均（１７６２-１８４３）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清嘉庆举人，曾任建德教谕。他自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起，开始搜集唐以前的文章，历二十余年，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内收作者三千四百多人，分代编辑为十五集，总计七四六卷。稍后，他的同乡蒋壑为作编目一○三卷，并以为原书题名不能概括全书，故将书名改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原书于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由黄冈王毓藻刊于广州。
〔９〕丁福保（１８７４-１９５２）字仲祜，江苏无锡人。清末肄业江阴南菁书院，后习医，曾至日本考察医学，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医学书局。他所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收作者七百余人，依时代分为十一集，总计五十四卷。一九一六年上海医学书局出版。
〔１０〕刘师培（１８８４-１９１９）一名光汉，字申叔，江苏仪征人。清末曾参加同盟会的活动，常在《民报》发表鼓吹反清的文字；但后来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出卖革命党人。入民国后，他又依附袁世凯，与杨度、孙毓筠等人组织筹安会，竭力赞助袁世凯窃国称帝的阴谋。他的著作很多，《中国中古文学史》是他在民国初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时所编的讲义，后收入《刘申叔遗书》中。
〔１１〕《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２１０）下令"自明本志"，表白他自己并无篡汉的意思，内有"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话。
〔１２〕《太平御览》卷四二五引谢承《后汉书》："范丹姊病，往看之，姊设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门留二百钱，姊使人追索还之，丹不得已受之。闻里中刍藁童仆更相怒曰：'言汝清高，岂范史云辈而云不盗我菜乎？'丹闻之，曰：'吾之微志，乃在童竖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钱去。"按范丹（１１２-１８５），一作范冉，字史云，后汉陈留外黄（今河南杞县东北）人。
〔１３〕曹操曾于建安十五年（２１０）、二十二年（２１７）下求贤令，又于建安十九年（２１４）令有司取士毋废"偏短"，每次都强调以才能为用人的标准。《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十五年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又裴注引王沈《魏书》所载二十二年令说："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１４〕"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见《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引《英雄记》载曹操《董卓歌》："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按郑康成（１２７-２００），名玄，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经学家，其生存时代较曹操约早二十余年。
〔１５〕曹操的遗令，散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其他古书中，严可均缀合为一篇，收入《全三国文》卷三，其中有这样的话："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按指诸妾）无所为，可学作履组卖也。吾历宫所得绶（印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１６〕陆机（２６１-３０３）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晋代诗人。他评曹操的话，见萧统《文选》卷六十《吊魏武帝文》："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唐代李善注："言裘绂轻微何所有，而空贻尘谤而及后王。"
〔１７〕曹丕（１８７-２２６）字子桓，曹操的次子（按操长子名昂字子修，随操征张绣阵亡，故一般都以曹丕为操的长子）。建安二十五年（２２０）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即魏文帝。他爱好文学，创作之外，兼擅批评，所著《典论》，《隋书-经籍志》著录五卷，已佚，严可均《全三国文》内有辑佚一卷。其中《论文》篇论各种文体的特征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又论文气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１８〕曹植（１９２-２３２）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曾封东阿王，后封陈王，死谥思，后世称陈思王。他是建安时代重要诗人之一，流传下来的著作，以清代丁晏所编的《曹集诠评》搜罗较为完备。
〔１９〕曹保ǎ玻埃２３９）字元仲，曹丕的儿子，即魏明帝。
〔２０〕《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箫统编选。内选秦汉至齐梁间的诗文，共三十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曹丕《典论-论文》，见该书第五十二卷。
〔２１〕"为艺术而艺术"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戈蒂叶（Ｔ．Ｇａｕｔｉｅｒ）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就在于艺术作品的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
〔２２〕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２３〕文章小道曹植《与杨德祖（修）书》："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２４〕曹植早年以文才为曹操所爱，屡次想立他为太子；他也结纳杨修、丁仪、丁等为羽翼，在曹操面前和曹丕争宠。但他后来因为任性骄纵，失去了曹操的欢心，终于未得嗣立。到了曹丕即位以后，他常被猜忌，更觉雄才无所施展。明帝时又一再上表求"自试"，希望能够用他带兵去征吴伐蜀，建功立业，但他的要求也未实现。
〔２５〕"建安七子"这个名称始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元瑜，汝南应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马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后人据此便称孔融等为"建安七子"。按孔融（１５３-２０８），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汉献帝时为北海相，太中大夫。陈琳（？-２１７），广陵（今江苏江都）人，曾任司空（曹操）军谋祭酒。王粲（１７７-２１７），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曾任丞相（曹操）军谋祭酒、侍中。徐干（１７１-２１７），北海（今山东潍坊西南）人，曾任司空军谋祭酒、五官将（曹丕）文学。阮（？-２１２），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曾任司空军谋祭酒。应（？-２１７），汝南（今河南汝南）人，曾任丞相掾属、五官将文学。刘桢（？-２１７），东平（今山东东平）人，曾任丞相掾属。
〔２６〕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论孔融的文章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按"建安七子"中，陈琳等都是曹操门下的属官，只有孔融例外；在年龄上，他比其余六人约长十余岁而又最先逝世，年辈也不相同。他没有应酬和颂扬曹氏父子的作品，而且还常常讽刺曹操。《后汉书-孔融传》载：'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不私纳袁熙（按为袁绍子）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唐代章怀太子（李贤）注引孔融与曹操论酒禁书，其中有"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等语。
〔２７〕"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见曹操的《短歌行》。杜康，相传为周代人，善造酒。
〔２８〕关于曹操杀孔融的经过，《后汉书-孔融传》说："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k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融）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又《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孙盛《魏氏春秋》，内载曹操宣布孔融罪状的令文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缶瓦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饿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２９〕祢衡（１７３-１９８）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人，汉末文学家。他很有文才，与孔融、杨修友善，曾屡次辱骂曹操；因为他文名很大，曹操虽想杀他而又有所顾忌，便将他送到刘表处去，后因侮慢刘表，又被送给江夏太守黄祖，终于为黄祖所杀，死时年二十六。
〔３０〕何晏（？-２４９）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曹操的女婿。齐王曹芳时，曹爽执政，用他为吏部尚书，后与曹爽同时被司马懿所杀。《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说他"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３１〕关于何晏搽粉的事，《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鱼豢《魏略》说："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但晋代人裴启所著《语林》则说："（晏）美姿仪，面绝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后正夏月，唤来，与热汤饼，既炎，大汗出，随以朱衣自拭，色转皎洁，帝始信之。"
〔３２〕关于何晏服药的事，《世说新语-言语》载："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刘孝标注引秦丞相（按当作秦承祖）《寒食散论》说："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又隋代巢元方《诗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篇说："皇甫（谧）云：寒食药者，世莫知焉，或言华佗，或曰仲景（张机）。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
〔３３〕巢元方隋炀帝大业中，为太医博士，奉诏撰《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关于寒食散的服法与解法，详见该书卷六《寒食散发候》篇。
〔３４〕"扪虱而谈"这是王猛的故事。王猛（３２５-３７５），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人。《晋书-王猛传》说："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
〔３５〕葛洪（约２８３-３６３）字稚川，句容（今江苏句容）人。《晋书-葛洪传》说他"为人木讷，不好荣利，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所著《抱朴子》，共八卷，分内外二篇，内篇论神仙方药，外篇论时政人事。关于服散的记载，见该书内篇。
〔３６〕关于服散作假的事，《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侯白《启颜录》载："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３７〕关于闻讳而哭的事，《世说新语-任诞》载："桓南郡（桓玄）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大（王忱）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桓玄小名）故自达。'"按桓玄的父亲名温，所以他听见王忱叫人温酒便哭泣起来。
〔３８〕王弼（２２６-２４９）字辅嗣，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人。王粲的族孙。《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说："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夏侯玄（２０９-２５４），字太初，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说："（玄）少知名，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正始初，曹爽辅政。玄，爽之姑子也。累迁散骑常侍、中护军。顷之，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后，他也为司马师所杀。
〔３９〕"正始名士"《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下梁刘孝标注："宏（彦伯名）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按正始（２４０-２４９），魏废帝齐王曹芳的年号。
〔４０〕《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内容是记述东汉至东晋间一般文士学士的言谈风貌轶事等。有南朝梁刘孝标所作注释。今传本共三卷，三十六篇。按刘义庆（４０３-４４４），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爵为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
〔４１〕司马懿（１７９-２５１）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初为曹操主簿，魏明帝时迁大将军。齐王曹芳即位后，他专断国政；死后其子司马昭继为大将军，日谋篡位。咸熙二年（２６５），昭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按夏侯玄是被司马师所杀，作者误记为司马懿。
〔４２〕"解散方"《唐书-经籍志》著录《解寒食散方》十三卷，徐叔和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解寒食方》十五卷，徐叔向撰。
〔４３〕皇甫谧（２１５-２８２）字士安，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人。晋朝初年屡征不出，著有《高士传》、《逸士传》、《玄晏春秋》等。《晋书-皇甫谧传》载有他的一篇上司马炎疏，其中自述因吃散而得到的种种苦痛说："臣以弊，迷于道趣。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嗡，父兄见出，妻息长诀。"
〔４４〕关于拔剑逐蝇的故事，《三国志-魏书-梁习传》注引《魏略》："（王）思又性急，尝执笔作书，蝇集笔端，驱去复来，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蝇，不能得，还取笔掷地，蹋坏之。"按清代张英等所编《渊鉴类函》卷三一五《褊急》门载王思事，有"思自起拔剑逐蝇"的话，但未注明引用书名。按王思，济阴（今山东定陶）人，正始中为大司农。
〔４５〕"竹林七贤"《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内附述嵇康事略，裴注引《魏氏春秋》说："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世说新语-任诞》亦有一则，说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参看本篇注〔３９〕。
〔４６〕嵇康（２２３-２６２）字叔夜，谯国e（今安徽宿县）人Ｊ恕*《晋书-嵇康传》说："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服药）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他的著作，现存《嵇康集》十卷，有鲁迅校本。
〔４７〕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之子，诗人，与嵇康齐名。仕魏为从事中郎、步兵校尉。《晋书-阮籍传》说他"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又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的著作，现存《阮籍集》十卷。
〔４８〕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仕魏为建威参军。著有《酒德颂》，托言有大人先生，"止则操鞍执觚，动则挈~}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绅处士"在他的面前"陈说礼法"，而他"方捧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麦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４９〕关于阮籍能为青白眼，见《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他的母亲死了，"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雠。"
〔５０〕"口不臧否人物"见《晋书-阮籍传》："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５１〕晋代常有子呼父名的例子，如《晋书-胡母辅之传》："辅之正酣饮，谦之（辅之的儿子）门规而厉声曰：'彦国（辅之的号），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辅之欢笑，呼入与共饮。"又《王蒙传》："王蒙，字仲祖美姿容，尝览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耶！'"
〔５２〕关于刘伶裸形见客的事，《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所记略同。
〔５３〕《大人先生传》阮籍借"大人先生"之口来抒写自己胸怀的一篇文章。这里所引的三句是"大人先生"所作的歌。
〔５４〕关于阮籍借醉辞婚的故事，《晋书-阮籍传》载："文帝（司马昭，鲁迅误记为司马懿）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５５〕颜延之（３８４-４５６）字延年，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南朝宋诗人。《文选》卷二十三阮籍《咏怀》诗下，李善注引颜延之的话："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５６〕《难自然好学论》嵇康为反驳张邈（字辽叔）的《自然好学论》而作的一篇论文。
〔５７〕管叔蔡叔是周武王的两个兄弟。《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按禄父为武庚之名），治殷遗民。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嵇康的《管蔡论》为管、蔡辩解，说"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周公践政，率朝诸侯。而管、蔡服教，不达圣权，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
〔５８〕《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即"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２０５-２８３），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他在魏元帝（曹奂）景元年间投靠司马昭，曾任选曹郎，后将去职，欲举嵇康代任，康作书拒绝，并表示和他绝交，书中自说不堪受礼法的束缚，"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后来嵇康受朋友吕安案的牵连，钟会便乘机劝司马昭把他杀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叙述他被杀的经过说："大将军（司马昭）尝欲辟（征召）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康临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叹曰：'雅音于是绝矣！'时人莫不哀之。"按杀嵇康的是司马昭，鲁迅误记为司马懿。
〔５９〕裴（２６７-３００）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晋惠帝时为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迁尚书左仆射，后为司马伦（赵王）所杀。《晋书-裴传》说："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仿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６０〕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曾任桓温参军，长沙太守。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等。他的《老聃非大贤论》，批评当时清谈家奉为宗主的老聃，用老聃自己的话证明他的学说的自相矛盾，不切实际，从而断定老聃并非大贤。
〔６１〕何曾（１９７-２７８）字颖考，陈国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司马炎篡魏，他因劝进有功，拜太尉，封公爵。《晋书-何曾传》说："时（按当为魏高贵乡公即位初年）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鲁迅误记为司马懿）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母丧）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染华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耶！'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
〔６２〕"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二句，见《庄子-田子方》："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鲁人有请见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见也。'"据唐代成玄英注：温伯，字雪子，春秋时楚国人。鲁迅误记为季札。
〔６３〕阮籍不愿儿子效法自己的事，见《晋书-阮籍传》："（籍）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又《世说新语-任诞》也载有此事。按阮咸，字仲容，阮籍兄阮熙之子。
〔６４〕嵇康怠慢钟会，见《晋书-嵇康传》："（康）性绝巧而好锻（打铁）。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又说："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按钟会（２２５-２６４），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司马昭的重要谋士，官至左徒。魏常通乡公景元三年（２６２）拜镇西将军，次年统兵伐蜀，蜀平后谋反，被杀。
〔６５〕《家诫》见《嵇康集》卷十。鲁迅所举的这几条的原文是："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尖，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有众人，又不当独在后，又不当宿。所以然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无何舍去之。此将斗之兆也。坐视必见曲直，傥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谓为直，则谓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恶之情生矣；或便获悖辱之言。又慎不须离楼，强劝人酒，不饮自己；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稍逆也。"（据鲁迅校本）按嵇康的儿子名绍，字延祖，《晋书-嵇绍传》说他"十岁而孤"。
〔６６〕刘勰（？-约５２０）字彦和，南东莞（今江苏镇江）人，南朝梁文艺理论家。著有《文心雕龙》。这里所引的两句，见于该书《才略》篇。
〔６７〕陶潜（约３７２-４２７）又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代诗人。曾任彭泽令，因不满当时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虚伪，辞官归隐。著作有《陶渊明集》。梁代钟嵘在《诗品》中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五四"以后又常被人称为"田园诗人"。他在《乞食》一诗中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又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说："江州刺史王弘造渊明，无履，弘从人脱履以给之。弘语左右为彭泽作履，左右请履度，渊明于众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采菊东篱下"句见他所作的《饮酒》诗第五首。
〔６８〕陶潜的《述酒》诗，据南宋汤汉的注语，以为它是为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事变--晋宋易代而作，注语中说："晋元熙二年（４２０）六月，刘裕废恭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授张伟使王，伟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逾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诗辞尽隐语，故观者弗省。予反复详考，而后知决为零陵哀诗也。"（见《陶靖节诗注》卷三）
〔６９〕墨子（约前４６８-前３７６）名翟，鲁国人，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墨家创始人。他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提倡"兼爱"的学说。现存《墨子》书中有《兼爱》上中下三篇。杨子，指杨朱，战国时代思想家。他的学说的中心是"为我"，《孟子-尽心》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他没有著作留传下来，后人仅能从先秦书中略知他的学说的大概。
〔７０〕陶潜诗文中提到"死"的地方很多，如《己酉岁九月九日》中说："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又《与子俨等疏》中说："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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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文，并附记）
电影的发明，是新的印刷术的起源。曾经借着活字和纸张，而输运开去，复制出来的思想，是有着使中世的封建底、旧教底社会意识，归于坏灭的力量的。
有产者底社会的勃兴，宗教改革，那些重大的历史底契机，由此得了结果了。现在，在思想的输运上，在观念形态的决定上，电影所负的任务，就更加积极底，更加意识底了。
它是阶级社会的拥护，也是新的"宗教改革"。
这新的印刷术，是由于将运动的照相的一系列，印在Ｚｅｌｌｕｌｏｉｄ的薄膜上而成立的。那活字，并非将概念传给读者，却给以动作和具象。这在直接地是视觉底的这一种意义上，是无上的通俗底的而同时也是感铭底的活字，在原则底地没有言语这一种意义上，则是国际底活字。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的效用，就在这一点。
当考察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之际，比什么都重大的，是电影和在那影响之下的大众的关联。
我想用了具体底的数目字来描写它。
据英国的电影杂志《ＴｈｅＣｉｎｅｍａ》所发表的统计，则一星期中的电影看客之数，其非常之多如下。
亚美利加
常设馆数 15，000
人口 106，000，000
每星期的看客数 47，000，000
对于人口的比率 45％
英吉利
常设馆数 3，800
人口 44，000，000
每星期的看客数 14，000，000
对于人口的比率 33％
德意志
常设馆数 3，600
人口 63，000，000
每星期的看客数 6，000，000
对于人口的比率 10％
（Hans Buchner－Im Banne des Films S.21）
又，这些常设馆的收容力的总计，是可以看作每日看客数目的平均底数字的，如下表所示--
常设馆与收容力
常设馆数 收容人员
亚美利加 15，000 8，0O0，000
德意志 3，600 1，500，000
英吉利 3，800 1，250，000
于这些数字，乘以365则得
8，000，000×365＝2，920，000，000（亚美利加）
1，500，000×365＝547，500，000（德意志）
1，250，000×365＝456，250，000（英吉利）
就可以算作一年间的看客总额的大概。
但这些数字，还是一九二五年度的调查，若据较新的统计，则世界各国的常设馆数，总计约在六万五千以上。内计--
亚美利加 20，000
德意志 4，000
法兰西 3，000
俄罗斯 10，000
意大利 2，000
西班牙 2，000
英吉利 4，000
日本 1，100
（Léon Moussinac-Panoramiquedu Cinéma，PA17）⒂
由此看来，则美，德，英三国，在馆数上，显示着约三成至一成增加。于看客数，也可以想定为大约同率的增加；于这三国以外的诸国，也可以推为同样的增加率。
就是，虽在一九二五年度的统计，一年间的电影看客的总额，就已经到了在亚美利加是约二十九亿，在欧罗巴是二十亿，在亚细亚，腊丁-亚美利加，加拿大，亚非利加等是十亿，总计五十九亿那样的好像传奇的空想底数字了。
①Moussinac所举的数字，并未揭出调查年度。推想起来，恐怕是一九二七年末的统计罢。据一九二八年度的《Film－Daily》及其他的调查，则亚美利加于这数字上，增加2.5％有二万五百的馆日本增加１０％成为千二百；德国增加３０％成为五二百六十七（收容座位数一八七六六○一）了。而这些，还是除掉了移动电影馆，非商业底剧场的数字。
电影所支配的这庞大的观众，以及电影形式的直接性，国际性，--就证明着电影在分量上，在实质上，都是用于大众底宣传，煽动的绝好的容器。
二电影与宣传
要正当地认识那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的价值，必须知道所谓"宣传电影"这一句熟语，以及那概念之无意义。
为了介绍日本的好风景于外国，以招致游客而作的电影富士山，艺妓，日光，温泉等等，我们常常称之为宣传电影，凡这些，有时是因了教导疾病的预防法，奖励邮政储金，劝诱保险之类的目的而照的。那时候，我们便立刻感到装在那些软片之中的目的，领会了肺结核之可怕，开始贮金，加入生命保险去。然而利用了公会堂，小学校讲堂之类来开演的宣传电影，往往是不收费用的，既然白给人看，便会立刻发生疑惑，以为来演的那一面，一定有着白给人看的根由。这种宣传电影，目的意识就马上被看透。
有着衰老而盲目的母亲的独养子一太郎君，得了召集令，将母亲放在她的一切衰老和盲目之中，"为了君国"，出征去"膺惩可恶的仇敌"了。勇壮的日章旗，万岁，一太郎呀！我们往往被给看这种军国美谈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乃是×××电影公司所制的商业电影，当开演时，也并不叨公会堂和小学校讲堂的光，收取着有名誉的观览费，在普通的常设馆里堂皇地开映。一到这样，善良而无疑的看客，便不觉得这是宣传电影了。他们就将自己的付过正当的观览费这一个事实，做了那影片并非宣传电影的证明。其实，单纯的看客，是没有觉到陷于被那巧妙地布置了的宣传所煽动，所欺骗，然而对于那欺骗，还要付钱的二重欺骗的。
在市民底的用语惯例上的"宣传电影"的无意义，大略就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目的的电影，因而就不是宣传电影的电影之类的东西，不过是幻想的缘故。
我们能够就现在所制成的一切影片，将那隐微的目的--有时这还未意识底地到了目的地步，止是倾向以至趣味的程度罢了，但那倾向以至趣味，结果也是一个重要的宣传价值--摘发出来。那或是向帝国主义战争的进军喇叭，或是爱国主义，君权主义的鼓吹，或是利用了宗教的反动宣传，或是资产者社会的拥护，是对于革命的压抑，是劳资调和的提倡，是向小市民底社会底无关心的催眠药，--要之，是只为了资本主义底秩序的利益，专心安排了的思想底布置。
在一九二八年，开在墨斯科的中央委员会的席上，关于电影，有了
"将电影放在劳动者阶级的手中，关于苏维埃教化和文化的进步的任务，作为指导，教育，组织大众的手段。"的决议了。苏维埃电影的任务，即在在世界的电影市场上，抗拒着资本主义底宣传的澎湃的波浪，而作×××××宣传。
世界现今是正在作为第二次大战的准备的，观念形态斗争的涡中。而电影，是和那五十九亿的看客一同，可以在这斗争的秤盘上，加上决定底的重量去的。
三电影和战争
资本主义底宣传电影之中，占着最重要的部门的，是战争影片。
将战争收入电影里去，已经颇早了。当电影刚要脱离襁褓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罗马，巴比伦，埃及之类的兵卒的打仗。这是那时的电影对于舞台的唯一的长处，为了要使利用了自由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就地摄影）和巨大的Ｓｅｔ（场内陈设）和大众摄影的光景的魅力，发现到最大限度，所以设法出来的。辉煌的古代的铠甲，环以城垣的都市，神祠，奇怪的偶像，枪，盾，矛，火箭，石弩，这样异域情调的，而在当时，又是壮丽的布置，便忽然眩惑了对于电影还很幼稚的大众的眼，正合了时尚了。
但在初期的这类的战争，归根结蒂，和大排场的马戏，比武之类的把戏，也并无区别。古代罗马和凯尔达戈，都不是现代电影看客的祖国。战争也不过仗了那动底的煽情底的视觉，使他们兴奋，有趣罢了。
引进近代的战争去，而在那里面分明地装入有意识的宣传底要素的最初的电影制作者，我以为恐怕是葛蕾菲士（ＤAＷAＧｒｉｆｆｉｔｈ）罢。他在取材于南北战争的《一民族之诞生》（ＢｉｒｔｈｏｆａＮａｔｉｏｎ），《亚美利加》（Ａｍｅｒｉｃａ）这些影片上，赞美北军的英雄主义，将所谓合众国建国的精神，化为正当，化为美丽了。凡这些，虽不如后出的许多好战底影片那样，积极底地鼓吹了对外战争，但那目的，则仍在对于国民中有着驳杂分子的人种博物馆一般的合众国和其居民，涵养其确固的国家底概念，爱国心。"十足的亚美利加人"这一句口号，流行起来，成为"亚美利加化"运动的有力的武器，对于从爱尔兰来的巡警，从昔昔利来的菜商，于黑人，于美洲印第安，也都想印上这脸谱去了。
"亚美利加化"的历程，以欧洲大战的勃发，亚美利加的参战，以及和这相伴的急速的帝国主义化为契机，而告了完成。
亚美利加和对德宣战同时，还必须送一百万军队到法兰西去，于是开始了速成的募兵，施行了速成的海军扩张。奏着煽动底的进行曲的军乐队，在各处都市的大街上往来，各十字路口帖着传单，报纸独于此时候说些"亚美利加市民"的义务。易受煽动的青年们，或者为着不去应募，将被恋人所鄙弃，或者为着对于生活，觉得厌倦，或者又为着"进了海军去看看世界"，就来当募兵了。当此之际，亚美利加政府之宣传，也是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而且最见效果的了。
在这宣传之战，充了最主要的脚色的，是新闻和电影。当这时期，在本来的意义上的战争电影，这才制作出来了。在以根据西班牙的发狂底反对德国者伊本纳支（ＢｌａｓｃｏＩｂáｎAｅｚ）的原作《默示录的四骑士》（ＦｏｕｒＨｏｒｓｅｍｅｎｏｆ*簦瑁Ａｐｏｃａｌｙｐｓｅ），《我们的海》（ＭａｒｅＮｏｓｔｒｕｍ）为代表作品的战争影片上，亚美利加的支配阶级便描写出德国军队的如何凶残，德国潜艇的如何非人道，巧妙地煽动了单纯的花旗人。
然而花旗帝国主义开始呈露它本来的锐锋，却在欧战收场之后，懂得了大众的军国化，是应该在平时不断地安排的时候。
在一九二○年代的前半，切实地支配了全世界人类的脑子的，首先是活泼泼的战争的记忆。于是发生一种欲望，要符世界大战这一个重大的历史底事件，在国民底叙事诗的形态上，艺术底地再现出来，正是自然的事。而所作的电影，就切实地倾向大众的兴味和感情上去，也正是自然的事。将这有利的情势，忽然利用了的，是花旗帝国主义。战争的叙事法，便以最为好战底的煽动企图，创作出来了。
战争影片的不绝的系列，产生了。《战地之花》（ＢｉｇＰａ－ｒａｄｅ），《飞机大战》（Ｗｉｎｇｓ）以下，许多反动底宣传影片，列举名目就不胜其烦。不消说，那些电影是没有战时的纯粹的煽动影片一般地露骨的，制作之法，是添些乐剧式恋爱的适当的甘甜，以及掩饰些人道主义底的战争批评的药料，弄得易于下咽，使能在较自然，较暗默之中，达到宣传的目的。但虽然是十分小心的假面，而其究竟目的之所在，则同是将遮眼的东西给与大众，使不明帝国主义底战争的本质，以及赞美亚美利加军队的英雄主义，有时还宣传军队生活的放恣和有趣罢了。（我深惜在这里没有揭出这种战争影片的完全的目录，以那代表底的几个例子，来使我的叙述更加具体起来的纸面和时间了。但我相信将来会有补正的机会的。）
就战争和电影所历叙的这些事实，那自然，也决不是惟亚美利加所独有的特别现象。倒是在别的一切帝国主义强国里，都在争先兴办的。德国将《大战巡洋舰》（Ｅｍｄｅｎ）《世界大战》（Ｗｅｌｔｋｒｉｅｇ）等呈在我们的眼前，法国是制作了《凡尔登--历史的幻想》（Ｖｅｒｄｕｎ--Ｖｉｓｉｏｎ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蔼克巴什》（Ｌ'Ｅｑｕｉｐａｇｅ）等，英国则以《黎明》（Ｄａｗｎ），日本则以《炮烟弹雨》，《地球在回旋》和《蔚山洋西的海战》等，竭力用心于"军事思想"的普及。
当叙述完战争电影之际，而没有提及作为几个例外底现象的反对战争的倾向，怕是不妥当的罢。
我们在《战地之花》里，在几个段落里，虽然是太感伤底的，然而总算也看见了描写着诅咒战争的心情。那心理，在《战地鹃声》（ＷｈａｔＰｒｉｃｅＧｌｏｒｙ）中，就更为积极底地表白着。但在这些影片上，对于战争的确然的批评和态度，并无一定。只有着和卓别林（ＣｈａｒｌｉｅＣｈａｐｌｉｎ）曾在《从军梦》（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Ａｒｍｓ）里，将战争化为谑画了那样的同一程度的认识。
和这比较起来，技术上非常卓拔的战争影片《帝国旅馆》（ＨｏｔｅｌＩｍｐｅｒｉａｌ）的导演者ＥｒｉｃｈＰｏｍｍｅｒ所作的《铁条网》（ＢａｒｂｅｄＷｉｒｅ），倘临末没有那高唱人类爱的可笑的夸张，则和猛烈地讽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名喜剧《阵后谐兵》（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Ｆｒｏｎｔ）一同，大概是可以属于反战争电影的范畴的了。
四电影与爱国主义
爱国底宣传电影，也是世界大战后的显著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电影，虽有外形上的差违，但终极之点，是在向帝国主义战争的意识的准备，鼓舞，在那君权主义上，在那好战性上，和战争影片是本质底地相关联的。
那么，那目的是在那里呢？
直接地，是宣传团体观念，国旗之尊严，间接地，是奖励暴力，使民心倾向右翼政党，当和外国争夺资本市场之际，即刻有军事行动的事，成为妥当化。
这种影片的最活泼的影响，大抵见于选举国会议员，选举大总统的时期，如德国的国权党，尤其是能够仗了爱国主义的电影，博得许多的投票。
例如叫作《腓立大王》（ＦｒｉｄｅｒｉｃｕｓＲｅｘ，这在日本，是大加短缩，改题为《莱因悲怆曲》了）的普鲁士勃兴的历史影片，是其中的最获成功的。那正是大战后的张皇的时代，且正值跟着德国革命的失败而来的反动的火头上，这是有产阶级的巧妙的宣传。穷极，饿透了的小市民们，在这影片中，看见精锐的腓立大王的禁军的行进，看见七年战争的冠冕堂皇的胜利，于是想起了往日的皇帝的治世，便在无智的廉价的感激中，鼓掌蹈足，吹起口笛来了。
接着这个，而国民底英雄俾士麦的传记，化成电影了，兴登堡的传记，化成电影了。
《俾士麦》（Ｂｉｓｍａｒｃｋ）者，单为了那制作，就设起俾士麦电影公司来，照成了两部二十余卷的巨制，凡在这帝国主义底政治家一生中的一切爱国底，煽情底的要素，都一无遗漏地填进在那里面。①
《兴登堡》（Ｈｉｎｄｅｎｂｕｒｇ）者，是乘这老将军当选为大统领--这叨光于影片《腓立大王》和《俾士麦》之处是多么７９３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①《俾士麦》影片公演时所散布的纲要书上，载着这样的说明--"我们的影片的祖国底的目的（ｄｅｒｖａｔｅｒｌａｅｎｄｉｓｃｈｅＺｗｅｃｋ），也规定了那内面的结构和事件的时间底限制。所以俾士麦的少年时代，仅占了极简略的开端。（中略。）而且这故事，是应该以一八七一年的德意志建国收场的。为什么呢？就因为跟着发生的国内的纷争，以及他的退隐，是惹起阴沉的回忆，不使观者结合，却使之乖离，有违于这电影全体的祖国底的目的的缘故。这影片的主要部分，是将从一八四七年，俾士麦入了政治底生活的时候起，至一八七一年止，作为一个完成了的戏曲的。（下略。）"的大呵。--之机，为了他的收罗人心而作的。
一九二七年春，德意志国权党领袖之一，奥古斯德-霞尔书店的事实上的所有者福干培克，乘德国大公司之一乌发公司的财政危机，买进了那股票的过半，坐了乌发公司总经理的交椅了。于是德国的电影事业和那影响力，便全捏在国权党的手里。福干培克立刻在乌发公司的出品计划上，露骨地显示了他的政治底主张。那最是世界底的例子，是《世界大战》（Ｗｅｌｔｋｒｉｅｇ）的二部作。
对于这，社会民主党的内阁便即刻取了牵制底手段。就是，使德意志银行来对抗福干培克，投资于乌发公司。为了使德国的独占底大电影公司不成为国权党宣传机关，这是不得已的方法。
《世界大战》①已有删节的片子，绍介于日本（译者按：在上海，去年也大演了一通），那是有着怎样的倾向和主张的事，大约现在早可以无须详说了罢。
在表面上所标榜的，《世界大战》是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的战争中所摄的各国（大抵是德法）的照片，凭了纯粹的历史底客观而编辑的留在软片上的记录。
而且这比起专一描写本国军队的胜利，的勇敢，的爱国的亚美利加式电影来，也真好像近于写实。然而注意较深的观察者，却即刻可以看见。从丹南培克之战起，常只将兴登８９３鲁迅全集-二心集①当《世界大战》开演之际，关于这影片，有一个将军述其所感，登在报上道。--"战争是完全可怖的，但我们是认战争，因为在战争中，再没有较之辱没自己的职务，尤为可怖的运命了。我们的青年们，对于战争的恐怖，应该以平静的镇定和确固的意志而进行。所以这影片的凄惨的场面，决不是可以厌恶的东西，却对于这影片给了意义，增了价值。"
堡将军的胜利，重复地映出了好几回。而且和写着"在战时屡救祖国的将军，当平和时，也作为大统领而尽力于祖国"等语的字幕一同，这电影也就完结了。①五电影和宗教
通一切时代，宗教一向在供支配阶级的御用，是已经证明了许多次数的。
这在东洋，则教人以佛教底的忍从和蔑视现世，在西方，则成为基督教底平和主义，想阻止现存的阶级社会的积极底改革。
到二十世纪，宗教虽然已经失却了昔日的权威和信仰，但倒是因为失却，所以对于那支配阶级的奴仆状态，也就愈加露骨，故意起来了。
在物质文明发达较迟的国度中，宗教还有着大大的宣传煽动力。资本主义于是将宗教和电影相结合，能够同时利用了。
例如，《十诫》（ＴｈｅＴｅｎＣｏｍｍａｎｄｍｅｎｔｓ），《基督教徒》（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宾汉》（ＢｅｎＨｕｒ），《万王之王》（ＫｉｎｇｏｆＫｉｎｇｓ），《犹太之王，拿撒勒的耶稣》（ＩAＮAＲAＩ）之类的基叮梗梗诚执缬坝胗胁*级①作为属于这范畴的影片，可以列举出《路易飞迭南公子》（ＰｒｉｎｚＬｏｕｉｓ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乌第九号》（ＵA９A），《猫桥》（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ｇ），《律查的猛袭》（ＬｕｅｌｚｏｗｓＷｉｌｄｅＶｅｒｗｅｇｅｎｅＪａｇｄ），《希勒的军官们》（ＳｃｈｉｌｌｓｃｈｅＯｆｆｉｚｉｅｒｅ），《大战巡洋舰》（Ｅｍｄｅｎ），《我们的安覃》（ＵｎｓｅｒＥｍｄｅｎ）及其他的德国影片；《拿破仑》（Ｎａｐｏｌéｏｎ），《贞德》（Ｊｅａｎｎｅｄ'Ａｒｃ）--但并非输入日本的ＫａｒｌＤｒｅｉｅｒ的作品--等法国影片；《珂罗内勒和孚克兰岛的海战》（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ｓｏｆＣｏｒｏｎｅｌａｎｄＦａｌｋｌａｎｄＩｓｌａｎｄｓ）等英国影片来。至于亚美利加，则连在《彼得班》（ＰｅｔｅｒＰａｎ》，《红皮》（ＲｅｄＳｋｉｎ）之类的童话和乐剧中，也发见了训导ＳｔａｒｓａｎｄＳｔｒｉｐｅｓ（译者按：星星和条纹＝花旗）之尊严的机会了。教宣传电影，《亚细亚之光》（ＤｉｅＬｅｕｃｈｔｅＡｓｉｅｎｓ），《大圣日莲》之类的佛教电影，是和感激之泪一同，从全世界的愚夫愚妇，善男信女的衣袋里，赚得确实的布施，从商业底方面看起来，也是利益最多的影片。一切宗派中，罗马加特力教会是最留意于电影的利用的，每年开一回电影会议，议定着那一年中全世界底宣传的计划。
在我们的周围，宗教之力早已几乎视若无物了。至多，也不过本愿寺，日莲宗之流，组织了巡行电影团，竭力想维系些乡下农民的信仰。然而因此便推定宗教的世界底无力，是不可以的。只要看在苏维埃的文化革命的历程中。还不能放掉对于宗教的斗争，而在实行的事实，大概就可以明白其间情势了。①
六电影和有产阶级
为资本主义底生产方法和有产者政府的监视所拘束的现今电影的一切，几乎都被用于拥护有产阶级的事，我相信是已经很明显了的。
但在这里，却将电影和有产阶级的关系，限于较狭的意义，只来论及直接服役于市民有产阶级的光荣和支配的电影这一种。
这种电影，可以分成三样概括底区别。
那第一种，是和封建底，乃至贵族底社会相对抗，而尽讴歌有产阶级之胜利的任务的。因此那全部，几乎都是取材于市民底社会的勃兴的历史影片。××，或者××的野兽底横暴，在其下尝着涂炭之苦的农民，工商阶级。到影片的第七卷，而有产阶级终于蜂起，将电影底的极顶（Ｃｌｉｍａｘ）和壮大的群集（ｍｏｂｓｃｅｎｅ），在这里大行展开，这是那典型底的结构。但在大多数的影片上，有产阶级是决不作为一个阶级底总体而蹶起的，大抵由一个（往往是贵族出身，年青，而又眉目秀丽的！）英雄所指导，力点就放在那个人底的英雄主义上。作为那最是性格底的作品，读者只要记起《罗宾汉》（ＲｏｂｉｎＨｏｏｄ），《斯凯拉谟修》（Ｓｃａｒａｍｏｕｃｈｅ），《定情之夕》（ＡＮｉｇｈｔｏｒＬｏｖｅ）来，大约就足够了。在日本的时代剧，尤其是剑剧影片之中，我们也有那不少的例子。
但是，我们又能够在那历史底时代，发见新兴有产阶级所演的革命的脚色，和现在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其间有很大的类似（Ａｎａｌｏｇｉｅ）。倘作者将意识底的强音（Ａｋｚｅｎｔ）集中于此的时候，是可以产生优秀的作品的。如《熊的结婚》，《农奴之翼》，《斯各丁城》，《忠次旅行日记》等，便是那仅少的代表。
第二种，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电影。
《党人魂》（ＶｏｌｇａＢｏａｔｍａｎ）是当内务省检阅之际，惹起了大问题，终于遭了警视厅来制限其开映的忧患的影片，但那内容是什么呢？
《大暴动》（Ｔｅｍｐｅｓｔ；译者按：在上海映演时，名《狂风暴雨》）也靠了长有数卷的小插画，这才好容易得以许可开演的影片，然而那所选的是怎样的主题呢？
这些影片，是只在用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背景这一点上，因而遭了禁止，或重大的删剪的。但要之，那所描写，是将无产阶级革命当作了无统制的暴民的一揆。无教育而不道德的农民和劳动者，倚恃着多数，攻入贵族的城堡去，破坏家具，××美丽的少女，酗酒，单喜欢流血。那是在无产阶级的胜利上，特地蒙上暴虐的假面，涂些污泥，使小市民变成反革命起见而作的有产阶级的××。我们于此，看见了如拥护有产者社会而设的宣传电影，却被×××××××的××所禁止的那种奇怪而且愉快的现象了。
固然，在《约翰南伊之爱》（ＬｉｅｂｅｄｅｒＪｅａｎｎｅＮｅｙ）和《最后的命令》（ＴｈｅＬａｓｔＣｏｍｍａｎｄ）上，剪去了十月革命，那却是检阅者十分做了他所该做的事的。
最后，就来了以《大都会》（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译者按：在上海映演时，名《科学世界》）为典型的劳资调和电影的一连串。
关于《大都会》，现在已经无须在这里缕述了。那是揭着"头和手之间，非有心脏不可"这标语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宣讲着资本家和劳动者可以不由战争，但靠相互底的协力与爱，即能建设新社会云云的巴培尔塔以前的童话。①七电影与小市民
有产阶级的电影底宣传，一到阶级间的对立逐渐鲜明地，２０４鲁迅全集-二心集①论难攻击了《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而显了英雄的英国的改良主义底时行作家威尔士（ＨAＧAMＷｅｌｌｓ），在那近著《ＴｈｅＫｉｎｇＷｈｏＷａｓａＫｉｎｇ-*裕瑁澹拢铮铮耄铮妫幔疲椋欤怼飞希赜战争的绝灭，大耍着使日内瓦的政治家们也要脸红那样反动底Ｄｅｍａｇｏｇｉｅ（笼络群众手段），那是滑稽之至的。
决定底地尖锐起来，也就陷在无可避免的绝地里了。在实际上，电影是以大多数的小市民和无产阶级为看客的。而他们，小市民和无产阶级，早已渐渐地觉察出有产阶级的诡计来了。就是，已经注意于"支配阶级制作了宣布那服从于己的观念形态的影片，而以此来做掠取无产者的衣袋的手段"这事实的真相了。
卢那卡尔斯基关于苏维埃电影，曾经说明过"拙劣的煽动，却招致反对的结果"这原则，在这里，却被有产者底地应用了。
露骨的宣传是停止了。最所希望的，是使电影的看客看不见"阶级"这观念。至少，是坐在银幕之前的数小时中，使他们忘却了一切社会底对立。
这样子，就产生了小市民的影片。①在小市民家庭剧中，有两种特征底的倾向--一，是那罗曼主义。
二，是那弄玄妙（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粗粗一看，则现在的电影，尤其是电影剧，乃是写实主３０４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
①关于小市民影片的发生，在一九二七年一月所作的拙稿《电影美学以前》里，虽然很简约，却已曾略述过了的。以下数行，请许其拔萃，以便读者的理解。"（前略）登场人物，是在高大的宫殿里占着王座的富豪。富豪，是良善的。富豪的女儿，是美的。小市民出身的年青的男子，溜出阶级斗争的背后，要高升到富豪的家族里面去。他就简单地只靠了恋爱，走上了一段阶级的梯子。为了他和富豪的女儿，常设馆的可怜的乐队，就奏起结婚进行曲来。"富豪由此得到恭维。小市民为这飞腾故事所激励，觉得要誓必尽忠于有产阶级。"但人们，大部分是无产者的人们，这样却还不满足。"没有破绽的商人，于是来设法。他们便想一切都避开'阶级'这一个观念。"于是家庭剧发生了。那对于阶级的对立，是彻头彻尾，要掩住看客的眼睛，连两个不同的阶级的存在，也避开不写。将一切问题和倾向，都置之不顾，但竭力将'谨慎的'小市民的生活，仅在他们的生活圈内，描写出来。那'大抵是关于恋爱的柔滑的故事'，或则以母性爱为主题，其中虽一个无产者，一个资本家，也不准登场。只有小市民阶级作为惟一的阶级，在独裁着。（后略）"义底的。而且许多人们，都抱着这样的幻想。但其实，除了极少数的第一流作品以外，一切全没有什么现实底的申诉的。
自然，虽说是罗曼主义，但和给十九世纪时有产阶级革命的艺术以特征的那生着火焰之翼的罗曼主义，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了平庸，近视，乐天底的小市民们而设的，也是平庸，近视，乐天底的罗曼主义。这于迭克萨的农民，芝加各的公司人员，亚理梭那的牧童，纽借那的送牛奶人，纽约的速记生，毕兹巴格的野球选手，东京的中学生，横滨的水手，无不相宜。说起来，就是Ｒｅａｄｙ－ｍａｄｅ（现成）的罗曼主义。作为那象征底的形相，则有珂林-谟亚（ＣｏｌｌｉｎＭｏｏｒｅ），瑙玛-希拉（ＮｏｒｍａＳｈｅａｒｅｒ），克莱拉-宝（ＣｌａｒａＢｏｗ），从一九二六年起，顺次登场来了。就是那样程度的罗曼主义。
每星期薪水（美金）二十五元的大学生出身的公司职员和美尔顿百货公司的娇娃的恋爱故事。珂尼-爱兰特。新福特式的跑车。爵兹乐舞。打猎。
至于这花旗罗曼主义上所必要的此外的布置和氛围气，则读者倘一看《ＶａｎｉｔｙＦａｉｒ》的广告栏，更所希望的，是往就近的电影馆，一赏鉴任何的亚美利加影片，大约便能自己领悟的罢。
读者必须明白，这小市民底的罗曼主义，是和亚美利加资本主义还在走着上行线的这一个公式底认识，有不可分的关联的。这事实，在一方面，是每年将九十亿元的国帑，撒在有产阶级的怀中，而使发生了叫作所谓"ＦｏｕｒＨｕｎｄｒｅｄｓ"的有闲阶级，利子生活者的大群。①而且有闲阶级，利子生活者的大群，则使他本身的消费底文化，娱乐机关，极端地发达起来了。而从那消费底文化的母胎中，就酵了为一切文化烂熟期之特色的一种像煞有介事，通人趣味，低徊趣味，讽刺，冷嘲等。这过度地洗炼了的生活感情，他们称之为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卖弄巴黎式的Ｃｈｉｃ，以及花旗式地解释了的ｈａｒｄ－ｂｏｉｌｅｄ之类的话，都和这相关联，而为人们所欢喜。
卓别林在《巴黎一妇人》（ＡＷｏｍａｎｏｆＰａｒｉｓ）里，居然表现了那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的模范（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刘别谦（ＥｒｎｓｔＬｕｂｉｔｓｃｈ）在《婚姻范围》（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Ｃｉｒｃｌｅ）里，表现于一套片子上面了。蒙太-培尔，玛尔-辛克莱儿，泰巴第-达赖尔等许多后继者们，都发挥了电影界的玄妙家腔调。
但是，亚美利加虽在那一切的资本主义底兴隆，但本身之中，却已经包藏着到底消除不尽的内底矛盾，而在苦闷。消费不能相副的一面底生产，失了投资市场的大金融资本，荷佛政府的积极底外交，拥抱着五百万失业者的天国亚美利加，现在是正踏在不可掩饰的阶级底对立的顶上了。
这社会情势，将怎样地反映在亚美利加影片之中呢，那是很有兴味的将来的问题。
译者附记
这一篇文章的题目，原是《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所谓"宣传，煽动"者，本是指支配阶级那一面而言，和"造反"并无关系。但这些字面，现在有许多人都不大喜欢，尤其是在支配阶级那方面。那原因，只要看本文第七章《电影与小市民》的前几段，就明白了。
本文又原是《电影和资本主义》中的一部分，但全书尚未完成，这是据发表在《新兴艺术》〔３〕第一，第二号上的初稿译出来的。作者在篇末有几句声明，现在也译在下面："我的，《电影和资本主义》，原要接着本稿，更以社会底逃避的电影，无产阶级方面所作的宣传电影等，作为顺次的问题，臻于完成的。但现在，则仅以对于有产阶级电影的如上的研究，暂且搁笔。
"又，本稿不过是对于每一项目，各能写出独立的研究那样的浩瀚的材料，给了极概括底的一瞥，在这一端，是全篇过于常识底了。请许我声明我自己颇以为憾的事。"
但我偶然读到了这一篇，却觉得于自己很有裨益。上海的日报上，电影的广告每天大概总有两大张，纷纷然竞夸其演员几万人，费用几百万，"非常的风情，浪漫，香艳（或哀艳），肉感，滑稽，恋爱，热情，冒险，勇壮，武侠，神怪空前巨片"，真令人觉得倘不前去一看，怕要死不瞑目似的。现在用这小镜子一照，就知道这些宝贝，十之九都可以归纳在文中所举的某一类，用意如何，目的何在，都明明白白了。但那些影片，本非以中国人为对象而作，所以运入中国的目的，也就和制作时候的用意不同，只如将陈旧枪炮，卖给武人一样，多吸收一些金钱而已。而中国人对于这些的见解，当然也和他们的本国人两样，只看广告中借以吸引看客的句子，便分明可知，于各类影片，大抵都只见其"非常风情，浪漫，香艳（或哀艳），肉感"了。然而，冥冥中也还有功效在，看见他们"勇壮武侠"的战事巨片，不意中也会觉得主人如此英武，自己只好做奴才，看见他们"非常风情浪漫"的爱情巨片，便觉得太太如此"肉感"，真没有法子办--自惭形秽，虽然嫖白俄妓女以自慰，现在是还可以做到的。非洲土人顶喜欢白人的洋枪，美洲黑人常要强奸白人的妇女，虽遭火刑，也不能吓绝，就因看了他们的实际上的"巨片"的缘故。然而文野不同，中国人是古文明国人：大约只是心折而不至于实做的了。
因为自己看过之后，大略发生了如上的感想，因此也想介绍给一部分的读者，费去许多工夫，译出来了。原文本是很简短的，只因为我于电影一道是门外汉，虽是平常的术语，也须查考，这就比别人烦难得多，即如有几个题目，便是从去年的旧报上翻出来的，查不到的，则只好"硬译"，而且误译之处，也恐怕决不能免。但就大体而言，我相信于读者总可以有一些贡献。
去年，美国的"武侠明星"范朋克（Ｄｏｕｇｌａｓ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因为美金积得太多，到东洋来游历了。上海有几个团体便豫备欢迎。中国本来有"捧戏子"的脾气，加以唐宋以来，偷生的小市民就已崇拜替自己打不平的"剑侠"，于是《七侠五义》，《七剑十八侠》，《荒山怪侠》，《荒林女侠》，层出不穷；看了电影，就佩服洋《七侠五义》即《三剑客》〔４〕之类。古洋侠客往矣，只好佩服扮洋侠客的洋戏子，算是"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亦且快意"〔５〕，正如捧梅兰芳者，和他所扮的天女，黛玉等辈，决不能说无关一样，原是不足怪的。但有些人们反对了，说他在演《月宫宝盒》（ＴｈｅＴｈｉｅｆｏｆＢａｇｄａｄ〔６〕）时摔死蒙古太子，辱没了中国。其实呢，《月宫宝盒》中的英雄，以一偷儿连爬了两段阶级的梯子，终于做了驸马，正是译文第七章细注里所说，要使小市民或无产者"为这飞腾故事所激励，觉得要誓必尽忠于有产阶级"的玩艺，决不是意在辱没中国的东西。况且故事出于《一千一夜》〔７〕，范朋克并非作家，也不是导演，我们又不是蒙古太子的子孙或奴才，正不必对于他，为美金而演剧的个人，如此之忿忿。但既然无端忿忿了，这也是中国常有的惯例，不足怪的A--在见惯者。后来范朋克到了，终于有团体要欢迎Ｈ欢笈龆ぷ樱*范氏代表谓范氏绝对不允赴公共宴会"，竟不能得到瞻仰洋侠客的光荣。待到范朋克"到日本后，一切游程，均由日人代为规定，且到东京后，将赴影戏院，与日本民众相见"（见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申报》），我们这里的蒙古王孙乃更不胜其没落之感，上海电影公会有一封宛转抑扬的信，寄给这"大艺术家"。全文是极有可供研究的处所的，但这里限于纸面，只好摘录了一点--"曾忆《月宫宝盒》剧中，有一蒙古太子，其表演状态，至为恶劣，足使观者之未知东方历史，未悉东方民族性质者，发生不良之印象，而能成为人类相爱进程上绝大之阻碍。因东方中华民国人民之状态，并不如其所表演之恶劣也。敝会同人，深知电影艺术之能力，转辗为全世界一切民情风俗智识学问之介绍，换言之，亦能引导全世界人彼此之相爱，及世界人类彼此之相憎。敝会同人以爱先生故，以先生为大艺术家故，愿先生为向善之努力，不愿先生如他人之对世界为不真实之介绍，而为盛誉之累也。"
文中说电影对于看客的力量的伟大，是很不错的，但以为蒙古太子就是"中华民国人民"，却与反对欢迎者流，同一错误。尤其错误的是要劝范朋克去引"全世界人彼此之相爱"，忘却了他是花旗国〔８〕里发了财的电影员。因此一念之差，所以竟弄到低声下气，托他去绍介真实的"四千余年历史文化所训练的精神"于世界了--"敝会同人更敢以经过四千余年历史文化训练之精神，大声以告先生。我中华人民之尊重美德，深用礼仪，初不异于贵国之人民。更以贵国政府常能于世界国际间主持公道，故为我中华人民所敬爱。先生于此次东游小住中，想已见到真实之证据。今日我中华政治之状态，方在革命完成应经历之过程中，有国内之战争，有不安静之纷扰，然中华人民对于外来宾客如先生者，仍能不忘应有之礼节，表示爱人之风度。此种情形，先生当能于耳目交接之间，为真实之明了。虽间有表示不同之言论者，然此种言论，皆为先生代表以及代表引为己助参加发言者不合礼节隔离人情之宣言及表示所造成。"希望先生于东游之后，以所得真实之情状，介绍于贵国之同业，进而介绍于世界，使世界之人类与中华所有四万万余之人民为相爱之亲近，勿为相憎之背驰，以形成世界不良之情状，使我中华人民之敬爱先生，一如敬爱美国之政府。"
但所说明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是咱们蒙古王孙即使国内如何战争，纷扰，而对于洋大人是极其有礼的。就是这一点。
这正是被压服的古国人民的精神，尤其是在租界上。因为被压服了，所以自视无力，只好托人向世界去宣传，而不免有些谄；但又因为自以为是"经过四千余年历史文化训练"的，还可以托人向世界去宣传，所以仍然有些骄。骄和谄相纠结的，是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特色。
欧美帝国主义者既然用了废枪，使中国战争，纷扰，又用了旧影片使中国人惊异，胡涂。更旧之后，便又运入内地，以扩大其令人胡涂的教化。我想，如《电影和资本主义》那样的书，现在是万不可少了！
一九三○，一，十六，Ｌ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署名Ｌ。
〔２〕岩崎-昶日本电影评论家。一九二九年曾组织过日本无产阶级电影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日本映画社制片局长，东宝电影公司制片人等。著有《电影艺术史》、《电影与资本主义》等。
〔３〕《新兴艺术》日本文艺期刊，田中房次郎编辑，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创刊，东京艺文书院出版。
〔４〕《三剑客》根据法国作家大仲马（１８０２-１８７０）的小说《三个火枪手》（又译《侠隐记》）改编的一部美国电影。
〔５〕"过屠门而大嚼"等语，见《文选》曹植的《与吴季重书》。
〔６〕ＴｈｅＴｈｉｅｆｏｆＢａｇｄａｄ即《巴格达的窃贼》。
〔７〕《一千一夜》即《一千零一夜》，旧译《天方夜谈》，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
〔８〕花旗国美国国旗以星星和条纹的图案组成，旧时上海等地以"花旗"代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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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旧的传统和新的思潮，纷纭于他的一身，爱和憎的纠缠，感情和理智的冲突，缠绵和决撒的迭代，欢欣和绝望的起伏，都逐着这"小小十年"而开展，以形成一部感伤的书，个人的书。但时代是现代，所以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大方便的小县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伟大的社会改革--但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
一个革命者，将--而且实在也已经（！）--为大众的幸福斗争，然而独独宽恕首先压迫自己的亲人，将枪口移向四面是敌，但又四不见敌的旧社会；一个革命者，将为人我争解放，然而当失去爱人的时候，却希望她自己负责，并且为了革命之故，不愿自己有一个情敌，--志愿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可以自解之处也愈多。--终于，则甚至闪出了惟本身目前的刹那间为惟一的现实一流的阴影。在这里，是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２〕之前，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释迦牟尼〔３〕出世以后，割肉喂鹰，投身饲虎的是小乘，渺渺茫茫地说教的倒算是大乘，总是发达起来，我想，那机微就在此。
然而这书的生命，却正在这里。他描出了背着传统，又为世界思潮所激荡的一部分的青年的心，逐渐写来，并无遮瞒，也不装点，虽然间或有若干辩解，而这些辩解，却又正是脱去了自己的衣裳。至少，将为现在作一面明镜，为将来留一种记录，是无疑的罢。多少伟大的招牌，去年以来，在文摊上都挂过了，但不到一年，便以变相和无物，自己告发了全盘的欺骗，中国如果还会有文艺，当然先要以这样直说自己所本有的内容的著作，来打退骗局以后的空虚。因为文艺家至少是须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谈不到什么意识。
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渐向战场的一段，无论意识如何，总之，许多青年，从东江起，而上海，而武汉，而江西，为革命战斗了，其中的一部分，是抱着种种的希望，死在战场上，再看不见上面摆起来的是金交椅呢还是虎皮交椅。种种革命，便都是这样地进行，所以掉弄笔墨的，从实行者看来，究竟还是闲人之业。
这部书的成就，是由于曾经革命而没有死的青年。我想，活着，而又在看小说的人们，当有许多人发生同感。
技术，是未曾矫揉造作的。因为事情是按年叙述的，所以文章也倾泻而下，至使作者在《后记》里，不愿称之为小说〔４〕，但也自然是小说。我所感到累赘的只是说理之处过于多，校读时删节了一点，倘使反而损伤原作了，那便成了校者的责任。还有好像缺点而其实是优长之处，是语汇的不丰，新文学兴起以来，未忘积习而常用成语如我的和故意作怪而乱用谁也不懂的生语如创造社一流的文字，都使文艺和大众隔离，这部书却加以扫荡了，使读者可以更易于了解，然而从中作梗的还有许多新名词。
通读了这部书，已经在一月之前了，因为不得不写几句，便凭着现在所记得的写了这些字。我不是什么社的内定的"斗争"的"批评家"之一员，只能直说自己所愿意说的话。我极欣幸能绍介这真实的作品于中国，还渴望看见"重上征途"以后之作的新吐的光芒。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于上海，鲁迅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五日上海《春潮月刊》第一卷第八期。
叶永蓁，浙江乐清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后为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小小十年》是他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一九二九年九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
〔２〕"重上征途"《小小十年》的最后一章。
〔３〕释迦牟尼（Ｓａｋｙａｍｕｎｉ，约前５６５-前４８６）佛教创始人。相传是北天竺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儿子，二十九岁时出家修行，后"悟道成佛"。
〔４〕小说作者在《后记》中说："写到这里，总算有好几万字了。但我也不知道究竟写了些什么。小说吗？不像！散文吗？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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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与
南京十八日--国府十八日晨举行纪念周，到林森戴季陶陈绍宽朱家骅吕超魏怀暨国府职员等四百余人，林主席领导行礼，继戴讲"如何救国"，略谓本日系九一八两周年纪念，吾人于沉痛之余，应想法达到救国目的，救国之道甚多，如道德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最近又有所谓航空运动及节约运动，前者之动机在于国防与交通上建设，此后吾人应从根本上设法增强国力，不应只知向外国购买飞机，至于节约运动须一面消极的节省消费，一面积极的将金钱用于生产方面。在此国家危急之秋，吾人应该各就自己的职务上尽力量，根据总理的一贯政策，来做整个三民主义的实施。
吴敬恒讲纪念意义（中央社）
南京十八日--中央十八日晨八时举行九一八二周年纪念大会，到中委汪兆铭陈果夫邵元冲陈公博朱培德贺耀祖王祺等暨中央工作人员共六百余人，汪主席，由吴敬恒演讲以精诚团结充实国力，为纪念九一八之意义，阐扬甚多，并指正爱国之道，词甚警惕，至九时始散。汉口静默停止娱乐（日联社）
汉口十八日--汉口九一八纪念日华街各户均揭半旗，省市两党部上午十时举行纪念会，各戏院酒馆等一律停业，上午十一时全市人民默祷五分钟。
广州禁止民众游行（路透社）
广州十八日--各公署与公共团体今晨均举行九一八国耻纪念，中山纪念堂晨间行纪念礼，演说者均抨击日本对华之侵略，全城汽笛均大鸣，以警告民众，且有飞机于行礼时散发传单，惟民众大游行，为当局所禁，未能实现。
东京纪念祭及犬马（日联社）
东京十八日--东京本日举行九一八纪念日，下午一时在日比谷公会堂举行阵亡军人遗族慰安会，筑地本愿寺举行军马军犬军鸽等之慰灵祭，在乡军人于下午六时开大会，靖国神社举行阵亡军人追悼会。
但在上海怎样呢？先看租界--雨丝风片倍觉消沉
今日之全市，既因雨丝风片之侵袭，愁云惨雾之笼罩，更显黯淡之象。但驾车遍游全市，则殊难得见九一八特殊点缀，似较诸去年今日，稍觉消沉，但此非中国民众之已渐趋于麻木，或者为中国民众已觉悟于过去标语口号之不足恃，只有埋头苦做之一道乎？所以今日之南市闸北以及租界区域，情形异常平安，道途之间，除警务当局多派警探在冲要之区，严密戒备外，简直无甚可以纪述者。
以上是见于《大美晚报》〔２〕的，很为中国人祝福。至华界情状，却须看《大晚报》的记载了--今日九一八华界戒备公安局据密报防反动今日为"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国难二周纪念，市公安局长文鸿恩，昨据密报，有反动分子，拟借国难纪念为由秘密召集无知工人，乘机开会，企图煽惑捣乱秩序等语，文局长核报后，即训令各区所队，仍照去年"九一八"实施特别戒备办法，除通告该局各科处于今晨十时许，在局长办公厅前召集全体职员，及警察总队第三中队警士，举行"九一八"国难纪念，同时并行纪念周外，并饬督察长李光曾派全体督察员，男女检查员，分赴中华路，民国路，方浜路，南阳桥，唐家湾，斜桥等处，会同各区所警士，在各要隘街衙，及华租界接壤之处，自上午八时至十一时半，中午十一时半至三时，下午三时至六时半，分三班轮流检查行人。南市大吉路公共体育场，沪西曹家渡三角场，闸北谭子湾等处，均派大批巡逻警士，禁止集会游行。制造局路之西，徐家汇区域内主要街道，尤宜特别注意，如遇发生事故，不能制止者，即向丽园路报告市保安处第二团长处置，凡工厂林立处所，加派双岗驻守，红色车巡队，沿城环行驶巡，形势非常壮严。该局侦缉队长卢英，饬侦缉领班陈光炎，陈才福，唐炳祥，夏品山，各率侦缉员，分头密赴曹家渡，白利南路，胶州路及南市公共体育场等处，严密暗探反动分子行动，以资防范，而遏乱萌。公共租界暨法租界两警务处，亦派中西探员出发搜查，以防反动云。
"红色车"是囚车，中国人可坐，然而从中国人看来，却觉得"形势非常壮严"云。记得前两天（十六日）出版的《生活》〔３〕所载的《两年的教训》里，有一段说--"第二，我们明白谁是友谁是仇了。希特勒在德国民族社会党大会中说：'德国的仇敌，不在国外，而在国内。'北平整委会主席黄郛说：'和共抗日之说，实为谬论；剿共和外方为救时救党上策。'我们却要说'民族的仇敌，不仅是帝国主义，而是出卖民族利益的帝国主义走狗们。'民族反帝的真正障碍在那里，还有比这过去两年的事实指示得更明白吗？"
现在再来一个切实的注脚：分明的铁证还有上海华界的"红色车"！是一天里的大教训！
年年的这样的情状，都被时光所埋没了，今夜作此，算是纪念文，倘中国人而终不至被害尽杀绝，则以贻我们的后来者。
是夜，记。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２〕《大美晚报》美国人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一九二九年四月创刊，一九三三年一月增出中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停刊。
〔３〕《生活》周刊，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一九二五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六年十月起由邹韬奋主编，一九三三年独立出版，同年十二月在国民党当局压迫下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