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党一国的权力和精神领袖，知人、用人，是毛泽东的必备素质。这方面，他有高超而独特的操作艺术，也很关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出将，坐镇一方，统辖一地，怎样执行中央王朝的政策？

　　入相，辅佐君王，周旋群臣，怎样协调局面，在朝廷里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

　　也就是说，怎样使自己成为能臣干将，而又善始善终，是出将入相者面临的人生大课题。

　　怎样调动并让这些能臣干将各得其所，发挥他们的作用，也是最高统帅所面临的大课题。

　　毛泽东曾谈到两个例子。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谈话中批评一些领导在工作中做出重要决策时不向上级请示汇报时说：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大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作，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学家有各种评论，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命令的名义。

　　毛泽东举马援“矫诏”的例子是要说明：在封建时代，由于交通和通讯不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可以的，但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应该随时请示。况且，“各人都用此理论（“矫诏”―引注），那怎么办？”

　　1964年11月26日，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毛泽东谈到统一领导，接着说：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西，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

　　怎样处理上下级或同级关系，怎样处理权力和义务的关系，干部怎样具备好的素质，是毛泽东一再“唠叨”的事情。因为这关系到革命和建设的成败。

　　现实太敏感，于是他经常借史为镜，让干部们多照照，也吐吐他的期望和评价标准。

　　1.两个好典型：“多谋善断”的郭嘉，“劳谦”仁厚的韦睿

　　1959年，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合谈论最多的历史人物，并给予很好评价的，恐怕要数三国时曹操的谋士郭嘉（170―207年）了。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郑重地把《三国志・郭嘉传》推荐给领导干部们阅读，说：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后经荀或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追随左右，策谋帷幄，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功绩卓著。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他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毛泽东喜欢郭嘉，在于其多谋，又善断，且谋断都很准确。再加上英年早逝，更使人惋惜。作为一代领袖，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位多谋善断的历史人物，自是希望他领导下的各级干部向郭嘉学习，做事要多商量，但不要优柔寡断；要当机立断，但不要武断。这样，我们的党就可以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在4月上海会议之前，毛泽东就向党的高级领导讲述了郭嘉的多谋善断的故事。3月，在郑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几乎把《郭嘉传》里郭嘉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故事都讲了出来：

　　三国时候，曹操一个有名的谋士，叫郭嘉，27岁到曹操那里当参谋，38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想他，说这个人在，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许多好主意就是他出的。比如，打不打吕布，当时议论纷纷。那时袁绍占领整个河北和豫北，就是郑州以北，曹操在许昌，吕布在徐州。郭嘉建议先打吕布，有人说，打吕布，袁绍插下来怎么办？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不要怕，袁绍一定不会打许昌。于是曹操就去打吕布，把吕布搞倒了。如果不先打吕布，如果吕布跟袁绍联合起来同时攻击，曹操就危险了。郭嘉这个计策很成功。然后又去打袁绍。袁绍渡了黄河，在郑州与洛阳之间曹操打胜了。接着引出是不是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的问题。郭嘉说不要打，我们回师，装着打刘表，把军队摆到许昌、信阳之间，他们一定要乱的。果然，曹操的军队一搬动，几个月，两兄弟就打起来了。袁尚把哥哥包围在山东平原（德州），哥哥眼看要亡党、亡国、亡头，就派了一个代表叫辛毗的，跑到曹操这里来求救。曹操去救，乘势夺取了安阳，消灭了袁尚的部队，袁尚本人跑到辽东去了，然后再去消灭了袁谭。这个计策也是郭嘉出的。在河北冀东追袁尚时，郭嘉又出一计，他说：他不防备，我们轻装远袭，可以得胜。就在这个时候，郭嘉得病，38岁就死了。这个人很有名。《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

　　1959年在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李锐、周惠谈话时，说到1958年经济计划搞乱了，他说出两句“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即指陈云而言 （他在南宁会议后只负责建委工作）。随即向他们解释：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几天后，毛泽东找李锐等谈话，又说到郭嘉：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在1959年为什么反复谈到郭嘉呢？

　　这与总结和解决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关。1959年三四月间，毛泽东连续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强调要从过去几个月措施失当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中，获取经验，反对浮夸风等“左”的错误倾向。在上海会议上，又着重讨论了做工作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具体到干部作风上，就是要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做工作。一方面，要善于与各方面的人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商量问题，到群众中去调查，听取各种意见。这就是“多谋”，是一种民主作风。另一方面，又要能够正确集中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不失时机地作出判断与选择，这就需要提高马列主义水平，需要胆略和魄力。这就是“善断”，是集中制。

　　这个想法，毛泽东曾直通通道来：“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国际的事要关心，国内各行各业要调查研究，还有各种学问，多端得很。但是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都在混混沌沌之中，叫做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纠正错误，搞好工作，需要郭嘉这样的多谋善断之士。反过来说，当初头脑发热发动大跃进，是不是正好缺少了郭嘉这样的“谋臣”呢？毛泽东是在倾吐心中的遗憾？还是在表达一种热切的期望？

　　韦睿（442―520年）是梁武帝时的名将。齐末为上庸太守，从萧衍（梁武帝）起兵。梁初任豫州刺史，天监五年 （506年）率军破北魏军，取合肥，次年又与曹景宗救钟离，大败魏军。他体弱不能骑马，乘板车督战，善抚士卒，而军法严明，魏人畏惧，称为“韦虎”。他“多建策，皆见用”，深受梁武帝器重，是梁武帝征讨四方、平定天下的得力助手。

　　毛泽东很爱读《南史・韦睿传》。《南史》卷五十八包括韦睿、裴邃二人的传，毛泽东在这卷开始的天头上，用粗重的笔迹划了四个圈，标写道：“梁将韦睿、裴

　　1.面对死亡

　　60年代以后，大概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界限，毛泽东谈论死亡的话题比先前多了起来。

　　对这个问题，他是早都看开了的。

　　其实，关于死亡的话题，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就经常提到了。

　　1958年3月13日，在武汉会见美国的斯特朗、杜波依斯时，得知杜波依斯已经91岁了，特别感慨他还如此灵活，说到自己：虽然我感到自己上了年龄，但依然有精力和体力，每年还可以游游长江。还开玩笑说：你已经91岁了，在另外一个91岁，你将会遇到马克思，也许我会先你而去，那时，我会高兴地把你推荐给马克思。

　　1958年他还在党的大会上公开讲死亡，说承认辩证法，不赞成死亡不好。死了人也叫喜事，很有道理，如果孔子还活着，在我们会场上，问他多少岁，说2500岁。这就很不好。他还告诉工作人员，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还说，自己死了，你要穿鲜艳的花衣服来参加庆祝会，就说：“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

　　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所谓有同志有顾虑，是一位元帅在发言时讲到：毛主席还健在，你就这样，毛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了你。在林彪讲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时，毛泽东又插话说：“66岁了，随时准备打交道，准备后事。”

　　1960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他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写了封信，让他们到河南信阳专区去调查。未了，特别附上一句：“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1961年9月，在武汉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毛泽东明确向外宾谈到了自己的死，尽管是半开玩笑，却也不是信口开河：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五种，被开枪打死，翻车，游泳淹死，让细菌钻死，从飞机上掉下来。

　　这些说法，不外三类：政治谋害，意外事故，生病。

　　据吴旭君回忆，1963年12月罗荣桓元帅去世后，毛泽东曾和她谈过自己的死：“在战争中我有好几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有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

　　1964年在军队干部会议上，他又说到了自己的死。

　　三番五次，这些表白，说得何等但然，洒脱。可以肯定的是，在60年代前期之前，毛泽东虽然已经六、七十岁，由于他特别健康的体魄和过人的精力，虽然屡屡说了死亡话题，但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生死观，未必有什么现实的针对性，所以语调总是那样的轻松、幽默和自信。

　　可到“文革”前夕，情况有了些变化。毛泽东谈论这个话题，却有些沉重起来，多少同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有了联系，至少人们特别注意起这种联系了。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那时已然是国内外关注的大事，也是个敏感的话题。

　　1965年1月9日，在和来访的老朋友斯诺谈话时，斯诺问他中美之间改善关系有没有希望，接着，两人开始了如下对话。

　　毛泽东：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

　　斯诺：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

　　毛泽东：我准备了好多次，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有打到我。

　　斯诺：在延安时？

　　毛泽东：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

　　……

　　斯诺：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

　　毛泽东：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于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

　　斯诺在他的报道中说，毛泽东讲到这里的时候，头深深地往后仰过去，眼睛半开半合，仿佛沉湎到他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去了。那是个别人难以体会的世界，不知多大，不知多深，不知多玄妙。他或许把自己放到了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来定位了，于是，说出让斯诺惊讶的话来：从现在起1000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斯诺把毛泽东谈论自己死亡的内容，也公开发表了。到 1970年他重来中国的时候，斯诺说：“有几个朋友向我指出，那些话，特别是关于见上帝的话，可能是有意迷惑那些希望毛泽东早死的人。”

　　传这个话的人，不知是被授意的，还是自作主张。如果说毛泽东在1965年就觉得有人希望他早死，由此说自己就要去上帝来迷惑，那也大玄乎了，也把毛泽东看得太世故春秋了。

　　不错，“文革”发动前后，毛泽东的身体始终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但对毛泽东自己的内心感受来说，他想得更多的，是对身后中国命运的忧虑，但他又无能为力地叹惜，更由此体会到无论如何“伟大英明”的一生，都无法超越生死规律。

　　于是，在和斯诺谈话20天后，毛泽东在给青年时代的朋友周世钊的信中，是那样直率地感叹：

　　我已经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

　　这两个问号，传达出多少心事啊！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里，他似乎体会到个人意志和政治斗争所能达到的界限。1972年接见尼克松时，后者说他读了毛的诗伺和讲话后，知道毛泽东是一个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并认为毛泽东的作品“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绝不是敷衍地回答：“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1973年11月，澳大利亚总理威特兰来访时，很想知道毛泽东对中国未来的组织结构的看法。毛泽东谢绝了这个未来的话题，而引向自己的生命，说：周恩来和我都看不到中国革命结束了。

　　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界限，进入70年代以后，他多次谈起自己要去见马克思见上帝了：

　　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喝酒。

　　这是1975年4月18日对来访的金日成说的话。虽机趣如昔，但一代伟人从未有过的悲凉毕竟溢于言表。

　　这年5月16日早上，女医生小李来到躺卧在病床上的毛泽东身旁。说了几句诸，毛泽东便说：“上帝也许要发请贴请我去，你要不来看我，我恐怕再也看不见你了。”小李临走时，毛泽东送给她两句话：“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又解释：后面一句，“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须知，九年前的这天，以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革”烈火正式点燃。那时，毛泽东豪迈挥就了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面对美人迟暮的袭击，毛泽东有自己的承受方式和表达方式。

　　他找人来替他读书，说古论今，自觉不自觉地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敞开那并不随意打开的心扉，流露出一些真情，一种“如之何，如之何”的生命感受。

　　在邓小平大刀阔斧搞整顿的1975年那个夏天，毛泽东让芦获给他读王粲的《登楼赋》。王粲这篇赋写于他建安十三年归附曹操之前，当时在荆州避难，一无建树。本想登楼望景以解优愁，勾起的却是长年流离，归乡无路，报国无门的浓愁深悲。全文风格，沉郁悲凉。毛泽东听后评价说：这篇赋好，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为统一事业作贡献的思想，但也含有故上之思。在分析这后一方面的思想感情时，毛泽东接着发挥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根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如此千载幽幽的憎思，在毛泽东凯戳行进的时候，是较少流露的。但是在病魔缠身的迟暮之年，却直率地谈文纵情，评人论己了。因为王粲写《登楼赋》时，才30岁左右，自然说不上“到老年更容易回忆……”。

　　这年，他又让人给他念庚信的 《枯树赋》。开始，他静静的听着，面部没有任何表情。猛然间，他声音微弱地苦吟起来：“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粹，根柢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枪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神志的极度清醒，脑细胞的极度活跃，与躯体的衰老形成了极大的矛盾。忧患殊深之外，又添老病无奈之情。庾信的《枯树赋》抒发的是英雄暮年的凄凉情感，反映的是一种在自然规律面前无可奈何的失落心态。

　　这年10月1日国庆节那天，在外面的世界敲锣打鼓欢庆节日的时刻，毛泽东却同工作人员孟锦云谈起了贾谊的《鹏鸟赋》，说自己已读过十几遍，“还想读，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

　　这是一篇什么样的作品呢？贾谊失意时，被贬为长沙王傅。有一天，有一只鹏鸟飞进他的屋子，贾谊见后，黯然伤神，因为这鸟像鸭，属不祥之鸟。加之长沙潮湿，贾谊体弱多病，于是觉得自己活不长了，便忧伤地提起笔，写了这篇《鹏鸟赋》。文中例举许多强盛一世的人物，都有衰变结束的时候，以其说明“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报”，“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的忧患，同时也表达了“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的通达乐观。

　　毛泽东从中受到什么启发呢？他对孟锦云说得很明白：“不少人就是想不开这个道理，人无百年寿，常有千年优，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连办得到的事也耽误了。秦皇、汉武都想长生不老，到头来，落得个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真是人事无常呵！随它去呢，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是呵，他太疲倦了，许多事情，对他来说，已然是力不从心了。

　　但是，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

　　他心里并没有停止歌唱，革命家的心不甘。

　　2.晚年心事

　　对死亡本身，毛泽东或许是乐观无虑的。可对死亡的政治效果，他则比谁都焦虑万分，忧长患远。

　　毛泽东说过：“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过。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的。”在他的晚年，这种与生俱来的忧患则染上了特定的含义。从宏观上讲，他担心“党变修”、“国变色”。他一生矢志而执著地追求、信仰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他感到目前国际上100多个共产党，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不多；而中国党内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也不多，如果有200个干部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好了。不唯如此，他甚至感到党内已着着实实滋生出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滋长着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亲手建造和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面临毁于一旦的危险。还有什么事情能像这个问题引发毛泽东的无比忧患呢？

　　于是，他果断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73岁高龄开始他人生的最后一搏。

　　他此时的心境，尤如在1966年6月写的《七律・有所思》中所说的，一方面是“青松怒向苍天发”的豪气张扬，一方面是“凭栏静听潇潇雨”的深切沉思。其实，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少了些挑战――战而胜之的高度自信。当他晚年在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上陷入了理性追求和实践心态的严重分裂时，他多少感受到现实进程同他的气质、抱负之间的强烈反差，他的内心深处开始被孤独感侵蚀。1966年7月，当亿万群众咏诵着他过去的名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开始造反的时候，他却在给江青的信中感叹：“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伟人的谦逊、舍我其谁的自负气概和四顾少知音也少对手的悲哀浑然融为一体了。

　　他的心境变了。

　　而且，他意识到，搞了这么多年的建设，仍然没有把中国从贫困中拖出来。当初建国，搞各种运动，目的不就是发展生产力么？结果怎么事与愿违呢？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说起了他们共同的朋友尼克松。毛泽东希望希思帮一帮尼克松，让他渡过“水门事件”这个难关。又说：“他也有缺点。”作为政治家，希恩自有其机敏和圆厚，紧接着说：“我们都有缺点。”

　　毛泽东把话题引向了自己：“我的缺点更大呢！八亿人口要饭吃，工业又不发达。不能吹中国怎么佯。你们英国还可以吹一下。你们算发达国家，我们是不发达国家。要看他们年轻的这一辈怎么样，我已经接了上帝的请帖，要我去访问上帝。”

　　希思说他对毛泽东讲的很感兴趣，并认为中国的农业发展了，工业正开始发展，想知道“主席是如何鼓舞了七亿多人民团结一致这样工作的”？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说来话长”，就把话题转向英国帮助中国的问题上去了。

　　81岁的毛泽东，历经八年“文革”的毛泽东，看来已无意谈中国的辉煌，也无意谈自己的辉煌了，更何况，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客人面前。

　　值得一提的是，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当时也在座陪见。当毛泽东说自己接到了上帝的诸帖，中国的未来，“要看他们年轻的这一辈怎么样”时，无疑是指的邓小平。说到香港问题，毛泽东讲：“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

　　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有传记作品讲，说这个话的时候，毛泽东还用手指了指邓小平。虽为想象之辞，如此理解，倒也无不可。

　　“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叶剑英元帅50年代写下的这一微妙的诗句，在这个时候似乎颇具启发含义。

　　这位在晚年击筑陈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刘邦刘亭长，是指谁呢？

　　80年代，叶帅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编辑诗集时，曾当面请教，不料，叶帅毫不迟疑地回答了三个字――“毛泽东”！

　　“刘亭长”需要猛士守四方。毛泽东需要有人把红旗打下去。

　　于是，他开始有计划地考虑和安排中国的未来，选择身后的接班人。

　　起初，他选择的是林彪。多病体虚、怕风怕光的林彪却不愿久等，迫不急待地要背后下手、早日登台。

　　“林彪事件”后，身心遭受沉重打击的毛泽东，一下子老了许多，又不得不面临又一次艰难的选择。

　　“林彪事件”也让许多有识之人惊醒起来，对“文革”有了怀疑。

　　毛泽东深切了解到这一事业后继乏人，并凭着他极为敏锐、强健的政治直觉，感受到在一片“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声中，有一般深沉有力、十分使人担忧的潜流在涌动、回潮。

　　他加快了选择，而且是多种的选择。

　　他仍是那样敏锐地把握着政局的发展：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来了，华国锋从湖南调中央来了，邓小平也从江西回到中央来了，并主持日常工作。旋即，对“四人帮”的批评也提出来了……这一切，似乎暗含着毛泽东安排日后大事的预兆和匠心。

　　生理的进而也是政治实践的生命越是接近极限，似乎反过来更激发他的意志力量；儒家为扶大道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似乎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他的身上复现。

　　有几个非常精彩的细节。

　　1973年8月2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朋友、新民学会会员李振翩同夫人汤汉志，从美国回大陆探亲。毛泽东接见了他们。

　　李振翩是位医生，很关心毛泽东的健康。出于职业习惯，他劝毛泽东减少读书。

　　毛泽东回答：“我现在横竖不看了。比如……”

　　这“比如”之后，却是让身旁的王海容给他一本打开的草书字帖过来。王海容递给了他，毛泽东很自信他说：“这样的字我就看得清。”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开始读：“《琵琶行》，这是……”开了头，他没有说下去。

　　片刻沉默。

　　汤汉志看出，毛泽东不一定能立刻认清这本草书字帖的内容，试探着问：“是不是戴眼镜好？”

　　毛泽东果断干脆：“不！”他坚信自己看得清。

　　李振翩有意把话插开，说：“我们到延安去看了。”汤汉志会意，补充说：“他们说主席从前住在窑洞里，办公的地方点的是油灯，我们都看到了。”

　　毛泽东仍不答腔，低头认真地辨认着，他非要认出来不可。

　　他终于认出来了：“嗯，这是明朝人董其昌学怀素的几笔草书。怀素是唐朝的和尚，河南人……”

　　他终于证实了自己，满足了自信。

　　这看起来是小事，却深深地反映出毛泽东的性格――绝不服输，相信自己的意志力；永远挑战，包括向自然的生理规律挑战！

　　1973年开十大的时候，面对欢呼的十大代表们，他已经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不得不以目送代表们退场的方式，让大家先走，自己最后让人扶着离开，还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为什么呢，他要在信仰他的人面前保持一种健康的姿态，这无疑是政治的需要，也是他一生从不服输的心理折射。

　　1974年10月，诗人袁水拍在给江青的信中谈及对毛泽东“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诗句的理解，说不知是“松”从容，还是“云”从容。毛泽东在答复中毫不犹豫他说：“是云从容。”还不无所指地补充一句：“我喜欢乱云。”

　　他总是焦渴地期待着激烈的场面，以驱除难以挥去的忧患。

　　1975年底，毛泽东让已经逐渐受到攻击的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个决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甚至说三七开也可以。但邓小平拒绝了，理由是：对“文革”过程不大了解，“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逞论魏晋”。不久，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

　　但毛泽东还是不得不把自己的忧患连同接力棒，交给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1976年6月，毛泽东病情加重的时刻，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对他们作了重要讲话。

　　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了者家。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文，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他诉说衷肠，但已没有多少把握了，“只有天知道”。

　　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自然也是极而言之。因为他一生当然不只是干了这两件大事。他这样概括，恰好反映出他晚年太重、太大、太难的心事――对他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别的看重，也特别的忧虑，特别的不放心。

　　开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无所疑义的成功。所以他说得很轻，反而见出他的自信：无非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把日本人赶回老家去了。说到第二件事，心境就明显不一样了。他的潜台词大概是：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吧。他槁“文革”，正是为了“守江山”，用正规的表述，是“巩固政权”。

　　可是，偏偏是他特别着重的这件大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怎能不让他特别揪心呢？

　　这倒也看出，尽管已经苦干来日不多，行将去“见马克思”，尽管当时公开否定“文革”的人几近罕见，尽管响彻他耳边的声音，显摆他眼前的文字，仍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在他的感觉里，在他的观察中，还是敏锐地发现，有不少人实际上是反对的。这可以有三个解释：一、把“文革”视为他晚年要做并一定要做成功的第一大事情；所以在对待它的问题上，尤其敏感；二，对“文革”的命运如何，包括“文革”正确与否，他仿佛少了些过去的信心，也就是说，对“文革”并没有带来期望的效果，甚至有不少负效应这一点，他多多少少有所意识。三、他所指的反对的人，恐怕不是一般的群众，很可能是指党内的高级干部。如果我们知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全国大张旗鼓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而且邓小平曾是他请出来苦撑危局的人，是他付以重托的人，结果连邓小平都在实践中逐步地纠正“文革”的错误，乃至慢慢地走向对“文革”的全面否定，毛泽东所指的反对的人，自然就是党内的高级干部了。

　　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要把“文革”进行到底的，他坚信尽管它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为江山命运计，他都无法容忍谁对它否定，因此，他是反对那些“反对文革”的人的。可是，毕竟来日无多了，自己身后，“文革”怎样？谁能把“文革”坚持下去？谁来接班？自己能把握交接班吗？是和平的方式还是腥风血雨？――“只有天知道！”

　　在后来的实际行动中，华国锋按毛泽东生前愿望，同叶剑英、李先念一起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避免了“腥风血雨”。同时，他也继承了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左”倾错误，执行“两个凡是”方针，因而犯有错误。

　　这是后话。

　　却说1976年，是中国旧历龙年。本应腾飞大顺，可对中华民族来说，却是灾难深重的一年。天灾人祸，频频降临。周恩来，朱德两位毛泽东的亲密朋友，相继逝世；唐山大地震……

　　神州震荡，大地哀鸣。

　　凑巧的是，这年3月8日，东北方向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其中最大的三块陨石向西偏南方向飞落，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

　　工作人员为毛泽东读完这则新华社电讯，他沉默不语，走到宙前，遥望天空，禁不住对工作人员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天人感应。……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工作人员说这是迷信。毛泽东沉思道：“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

　　是啊，谁能说得清毛泽东此时此刻的感触和心境呢？

　　两千多年前，另一位对中华民族发生过深远影响的伟人――孔夫子，老病缠身的时候，拄着拐杖，步出蓬门，看见太阳落山，染红西天一片，禁不住漫声叹息――“哲人其萎乎？！”

　　1.屈原：“手中握有杀人刀”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十分喜欢屈原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 （次年并入第一师范）读书时，曾将自己的听课和读书笔记装订成册，题为《讲堂录》。在《讲堂录》的后面有十几页是手抄屈原两部代表作《离骚》和《九歌》的全文。在《离骚》正文的上面，又写有自己对各节内容的概括。

　　以屈原作品为主集成的《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座浪漫主义创作高峰。1957年，毛泽东请人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研究著作，收集了50余种给他。1959年和1961年，又两次要《楚辞》，其中包括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和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这段时期里，毛泽东较为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讲话中多次谈到宋玉的《风赋》和《登徒子好色赋》。

　　毛泽东喜欢楚骚，自然与他的文学欣赏情趣有关，但他对屈原的推崇，对《楚辞》的评价和运用，却是多方面的。

　　1951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周世刽等人时，有人谈起屈原与屈瑕 （楚武王封子瑕于屈，即为屈瑕，屈原为其后裔）的关系，毛泽东评论说：《楚辞》虽是古董，但却是历史，有读的价值。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这些谈话都是推崇屈原作品的历史价值和思想内容。

　　毛泽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的大量谈话中，还说过这样的话：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离骚》这样的好的文学作品。这段评论又把屈原的生活遭遇同他的作品的思想价值联系了起来。

　　毛泽东最着重的屈原作品的思想价值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批判性和战斗性。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一篇文章时，加写了一段“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话，其中便把屈原的思想概括为“批判君恶”。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期间，他让秘书林克抓紧时间编了一本合几十种评价和研究《楚辞》的书刊目录，经他亲自审定后，印发与会代表。此外，毛译东又特地印发了汉代枚乘的《七发》全文。8月16日又在会议上逐段讲解了这部作品。在讲解中，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七发》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的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没有批判色彩的为文造情或形式主义的作品，毛泽东读起来是没有兴味的。因枚乘《七发》的成功，引来一批仿作，使“七”体繁兴，但毛泽东认为“没有一篇好的”。诸如《昭明文选》所收的曹植《七君》、张协《七命》，由于“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便索然无味了”。

　　屈原不仅因其创作而不朽，还因其独立不羁的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操为后人敬爱。对此，毛泽东也是很注重的。1954年10月，在会见外宾时，他引用屈原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并向这位异邦客人介绍说：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一千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来中国人民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

　　最能反映毛泽东对屈原的综合性评价的，大概要算是他晚年写的以《屈原》为题的一首七绝了：

　　屈于当年赋楚骚，

　　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

　　一跃冲向万里涛。

　　第二句是对屈原作品的战斗性的描述，第三句寓其人格的高洁并感叹其遭谗受讥的处境，最后一句无疑是对屈原生命结局中光亮一闪的赞美和高扬。

　　2.心里没有气，他写诗？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同文艺界人士有不少交往。一次，诗人徐迟向他请教怎样作诗，并请他题词，毛泽东想了一下，驰毫聚墨，写下“诗言志”相赠。建国后，《诗.385刊》创刊时诸毛泽东题词，他写的也是这三个字。应该说，这是毛泽东最基本的诗歌观念，由此形成了他阅读和体会古代诗人诗作的基本方法，这就是传统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

　　1959年7月4日，毛泽东在庐山住处与王任重、刘建勋、梅白三人谈话时，念起明代杨继盛（号椒山）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事，与人和气察群言。”接着，发挥说：要虚心体察，才能从群言中汲取智慧。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毛泽东肯定了这一传统，认为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读诗，也要从诗中体味诗人的胸怀与情操。

　　《诗经》，是中国诗史上第一座高峰，相传为孔子编订，历代注家不绝如缕。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对此有一段评论，他说：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是“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嫁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时蜀国的韦庄，有一首少年之作，叫《秦妇吟》，是怀念君王的。毛泽东这段评论，有一点值得注意：孔子怦《诗经》，“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司马迁认为是“抒愤懑”，毛泽东则发挥为“反对统治者”，并认为老百姓也是“圣贤”。这也自成一家之言。

　　心里有气，才写诗，这并非毛泽东偶尔道出的一个文学创作观念，在他看来，不独诗歌如此，所有文化现象及精神创造皆然。1958年10月15日在天津视察的谈话中，他就说过：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日》，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 《红楼梦》、《水浒传》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的，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还有《诗经》等。

　　罗隐是晚唐很有才气的诗人，因写《谗书》触犯权贵，一生不得志。毛泽东藏书中有两本罗隐的集子：《罗昭谏集》和《甲乙集》。据统计，毛泽东亲手在上面目划过的涛作便有91首。其中《嘲钟陵妓云英》云：“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毛泽东同情作者自比妓女的遭际，在旁批注：“十上不中第”，即罗隐十次考进士十次落考。更使毛泽东同情的是，罗隐不仅仅是一个有才气的诗人，他以英雄自喻的抱负也非一般的书生之论。毛泽东从《通鉴纪事本末》第220卷中读到罗隐在一次战争中向镇海、镇东节度使钱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毛泽东研究组）的边彦军、张素华、吴晓梅三位同行，曾采访编写一本《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后两位曾就毛泽东的个性灵魂访谈笔者一次。那是1992年。所谈内容，同读者手里的这本书很是契合，大体反映我写这本书时的一些考虑。征得他们的同意，将整理稿放在本书末尾，算是一个“余说”吧。

　　1.打开毛泽东心灵的另一扇窗户，我们看到些什么？

　　访问人：最近看到了你的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一本是《毛泽东与文艺传统》，都与“文化”这个概念有关。我们知道，你没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前，主要是搞文艺评论的，从文化个性的角度研究毛泽东，在你除了“因地制宜”的原因外，还有对毛泽东研究本身的一些考虑吗？

　　陈晋，如果说我来这里槁毛泽东研究是意料之外的事，那么，从文化个性的角度写毛泽东，正如你们所说，则在自己意料之内。关于毛泽东，熟悉党史、哲学史或经济学史的人往往都有自己固定的研究角度和模式，这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就我来说，选择文化个性这样的角度，有扬己之长避已之短的切实考虑，也有创新的愿望。

　　访问人：从文化个性的角度来剖析毛泽东，是不是也意味着可以避开或功或过的硬性定论？

　　陈晋：可以这么说。取一个软性的视角，这对读者来说可能也会有新意，哪怕是同样的内容。比如，对于“大跃进”政治、经济诸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共识，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有明确的阐述。而我的研究视角是：毛泽东那个时候处在什么样的心态之下？举个例子，他那时喜欢读什么书呢？他喜欢读《楚辞》，特别是《离骚》，浪漫而又富于想象的作品，读了以后还给江青写封信，说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心中喜悦，有所领会之类的话。这就很值得玩味。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批评了反“冒进”，对发动“大跃进”运动举足轻重，这个时候毛泽东去读《离骚》，读得那么晚还要给江青写信，这么一个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他到底领会的是些什么东西呢？他又是怎样进入上天入地、纵横捭阖充满驰骋想象的那种诗境，与几千年前的诗人对话的呢？有人统计过，从1957年到1958年，毛泽东读过好几遍《离骚》。

　　又比如，这时期，他在与身边工作人员和外宾的谈话中也似乎不着边际地问道，我们到底是住在天上还是地上。这个问活，他还拿到中央的会议上说。他读《光明日报》发表的介绍苏联火箭之父成长经历的文章时，在充满幻想的一段文字描写下面画了很多的着重号。这都是很有意思，很耐人寻味的。我力争把这些描述出来，挖掘出来，归纳之后作这样的表述：在推动“大跃进”运动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伴随着毛泽东的始终是他的浪漫性格和丰富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在一个诗人、哲学家身上，很诱人，有魅力。问题在于，毛泽东不单是诗人、哲学家，他还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国家管理者。优势扩大了范围，用锗了范围，就变成了劣势，我就是这样从文化性格的角度接近毛泽东的主观心态，一方面有利于了解他的主体特征，另一方面尽量对他的社会活动中的一些功过做新的层面的剖析。

　　访问人：研究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就必然离不开研究毛泽东的社会实践和中共党史，这中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就我们现在的研究状况来看，比较习惯的思路是从重大的党史事件中看毛泽东的决策过程，或者从各个社会科学领域去研究毛泽东思想，这方面的成绩不小，研究起来也驾轻就熟，但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落入了某种研究模式呢？意味着忽略了毛泽东的性格本身的研究？

　　陈晋：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研究一个伟人，当然要和历史事件及其思想理论联系在一起，但在这之后，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毛泽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上面；而且，通过事件也可以折射出他的个性，因此，从文化性格的角度去看毛泽东，可能会更直接一些。

　　打个比喻，如果毛泽东研究是个房间，大家都从这扇门进去从南往北看，那么我就绕到后西打开另一扇窗户从北往南看，这个角度虽然不一定比从南往北多看到多少，但毕竟可以弥补一些遗漏，看到从南往北所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访问人：这个比喻很有些意思。看起来这样的窗户还不少。不打开这一扇窗户，就很难说是走近了真实的毛泽东，真正从行为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去认识他，理解他。我们想起为朱德写传的史沫特莱对毛泽东的感受。她是最早进入延安的美国记者，同毛泽东有不少接触，她说：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有一扇门，一直没有向其他人打开。

　　陈晋：我们的研究，似乎就是去打开这些未曾打开的门，或者窗户，尽量去感受这个伟人的内在之魂。事实上，毛泽东有时也主动向人们打开过，做了些自我解剖，揭下过外人罩在他头上的光环。

　　访问人：毛泽东的自白，是最有说服力的。

　　陈晋：有些材料，毛泽东虽不是自白性的，但通过他评人论事，也可反映他内心深处的那扇门里的内容。举个例子，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1950年淮北地区发大水，受灾严重，毛泽东看到一份报告里说有些灾民为躲水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他伤心地掉了眼泪，很感人。我又听说过这样一件事，1954年长江发大水，武汉地区受灾严重，淹了好些地方，毛泽东听后说：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看起来矛盾，我觉得，这并不有损于毛泽东什么。恰恰这两个例子反映的是毛泽东性格的两个侧面，一个是同群众的天然的感情联系，另一个是他那种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渴望。

　　访问人：也就是“不破不立”。

　　陈晋：毛泽东叫好，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在自然灾害面前吓倒，这就毛泽东的个性来说，是很自然的反映；就像他1959年在一个关于福建沿海发生沉船事故的报告上写的批示那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另外，他想得更远，旧的去了，新的建设有待我们的加倍努力。这两个例子一个感伤，一个叫好，孤立起来看是对立的，但放在一起仔细琢磨，就可以发现，这两个方面互补起来，才是完整的毛泽东。

　　2.遭遇新旧交替的中国，他是最“时髦”的现代型人物，可又拖着博大深长的五千年传统

　　访问人：厦门大学的汪澍白教授也是研究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但似乎角度不一样。他主要从哲学、政治上探源毛泽东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你是更着重于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那么，文化性格到底是指什么，你能不能作一个概要解释？

　　陈晋：这很难说清。我在《毛泽东的文化性格》这本书的后记里，说自己写作的侧重点是：人格道德，社会理想，政治革命穹文化变革的关系，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毛泽东的：三体个性及诗文意气与他的实践活动的关系等等。所谓“文化性格”大体就包含了这些内容吧。

　　中国这片文化土地给了毛泽东什么？毛泽东从这片土壤中又吸收了些什么？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吸收和表现出来的？前一个问题具体他说，就是中国传统思想渗透到毛泽东血液里的是哪些东西，中国社会当时的现实状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与社会环境又给了他哪些东西，这是文化；后两个问题，毛泽东怎样吸收以及吸收的方式，他有别于他人的选择和实践，这就是个性。把“文化”和“性格”放在一起形成一个概念用得不多，也不一定规范，但它有两个看来相对立的好处，一是明确性，指明我研究的主题在文化与它的主体这两个范畴之内；二是可塑性，用它来避我所短，扬我之长，使用材料能够说明他的个性特征的就用，反之不能说明的就不用，自由度更大些。

　　访问人：那么，就你的研究来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是怎样的？

　　陈晋：我谈些随感吧。有些说法我过去没有表述过。单从个性的角度而言，我觉得，毛泽东是天然的现代型。换句通俗点的话说，是最时髦的人。他的眼光，他的追求，他的创造，都是往前看的。纵观他的青年时代到晚年岁月，他一生厌烦的就是陈辞滥调、墨守成规，而对新生事物不但乐于叫好而且乐于接受。可以说，毛泽东是现代文明的崇敬者、追求者、构想者乃至于描绘者，但是（这里有个但是）由于客观因素――中国传统思想、中国社会现实状态乃至于中国革命具有的特点的影响，以及他的知识背景的局限，又妨碍毛泽东成为具有彻底的科学理性的现代型人物。人，总是不能超越时代来塑造自己的。

　　访问人：那么，现代型个性与民族传统的影响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在毛泽东身上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

　　陈晋：它们有的时候是一致的，有的时候是相背的，有的时候则显现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互相交织在一起，这就需要进行剥离。

　　访问人：能举个例子吗？

　　陈晋：比如说民主与革命。毛泽东从小就反抗父亲严厉的管教，求学时期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后来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光辉成果，它的精髓之一就是反对阶级压迫，反对不平等的制度，求得全人类的解放。毛泽东自始至终是抱着这个信仰的，包括他晚年，看不得小人物受压制，总替他们说话。这既是他天性的表露，也是他后来接受现代文明发生的效应。追求民主，追求平等，是毛泽东一生中的相当核心的内容。以现代性的民主、平等来反对专制、压迫，这样的事在毛泽东一生奋斗的过程中是很多的。然而他最终所选择的方式却是期望以暂时的不平等不民主来实现那终极目的；以对一部分人的不平等不民主来实现更多人的长远的平等与民主。这在革命战争时期是难以避免的，但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仍然用这个方式，就未必妥当了。这是从实行民主、平等的手段和方式上来说的。

　　从毛泽东对民主、平等的构划描绘来看，他是过多地强调结果的平等。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袱。“平等”两个字在中国不是新鲜伺，哪一起农民起义没有提出有均贫富思想的口号？这类口号要求的是平等，但它和西方现代文明所讲的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平等不同，它不讲起点而要求同时到达的结果。如果说这在封建制度下没法让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来追求平等的情况下。是势所必然的话；那么，在已经完成“剥夺剥夺者”的革命进程以后，再这样做，就不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妨碍人的个性特别是创造个性的发挥，无益于历史进步了。毛泽东后来在民主、平等问题上出现失误，大概就在这里。

　　很明显的例子，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橘“一平二调”；搞“抽肥补瘦”；搞“公共食堂”；让每个不识字的农民都要去写惊天动地、气壮山河的跃进民歌；把发展科学技术，创造发明的希望，寄托到贫穷落后的地区和没有解决温饱的农民身上等等。“五七指示”也是一个例子，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国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其实这种思路在延安时期他就有，他对劳动模范们讲话，说你们也应该是军人；他对抗大学生讲话，说你们是军人，在这里读书，又能开荒生产。这种思路给人的感觉就是谁不能比别人强，也不能比别人弱，每一个人都应该担当起社会的全角色，身份、能力都要一样。

　　这样看来，毛泽东在1958年和1974年，两次提出破除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权利），并说要让全国人民都懂得这个问题，就不是偶然的了。

　　访问人：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积极影响在学术界多有讨论，没有对中国这片土地深刻的了解就无法实现对它真正深刻的变革，这是无疑的。但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的负效应呢？传统的羁绊，是不是也限制了现代型个性毛泽东的眼光，限制了毛泽东向前迈进的步伐？甚至有的时候在拖后腿？

　　陈晋：毛泽东是一直向前迈进的，但他有时却用传统的方式迈步，他对前景的勾画也有很深的传统的烙印。

　　访问人：可以说毛泽东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进程。现代型的个性与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同时作用在他身上，那么他把革命推向前进的时候，他更多地得益于自己性格的哪一方面呢？

　　陈晋：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是需要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切实深刻的了解的。我觉得，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四个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有意思的是接受西方现代文明更多的人，某种意义上都不可能真正驾驭这片土壤上长出来的风云人事。孙中山是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但他却无法驾驭辛亥革命，被袁世凯这个独大民贼篡了权。蒋介石受中国传统思想熏陶很多，在军阀混战中他却站了21年，建立了自己的统一政权。周恩来很受西方文明熏陶，使他最终只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批“反冒进”以后，很难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一些正确的主张。毛泽东成功了，他很明白，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中国搞起来的，要达到胜利的目的，不可能不借用传统的方式，传统的手段，“八七会议”后他带兵上井冈山，就是传统的绿林好汉给他的一个启示。

　　或许，在20世纪中国这块新旧交替的舞台上，正需要毛泽东这样能轻车熟路进出“现代”与“传统”的人物，才能把握世流。

　　访问人：毛泽东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与周旋中，也非常熟练地运用了中国的谋略。近代以来，有许多仁人志士从西方从苏联留学口来，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但最后的成功者却是从来没有留过洋的毛泽东，仔细想来，这里边的确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3.劈成两半的个性世界，怎样合成完整的人格？

　　访问人：我们还是回到毛泽东的个性上来吧。现在的读者希望了解，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光是论述他的理论思想，读起来可能是硬邦邦的，读者的兴趣也不大。光是生活琐事的摆列、趣闻轶事的搜罗，也没有多大意思。

　　陈晋：就像你们开头说到的，我们应该回答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想，条件是成熟了或逐渐成熟了。

　　访问人：听说你要写一本叫《毛泽东之魂》的书，能介绍一下吗？

　　陈晋：当然可以。我的前两本书出版以后，常接到一些读者来信，有的朋友也建议，说：你的书角度不错，素材有凭有据，也不少，可除了个别篇章外，学术性强了些，大大减少了读者范围，你何不写一本更生动的专谈毛泽东个性的书呢？你仍可以夹叙夹议，这样，既有别于时下一些单纯纪实的作品，又与理论书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这样写出来风格也比较别致，于是作了些准备。

　　访问人：这种写法确实很有意思。既不俗，又有可读性，关键是读后能给人一些思考。

　　陈晋：希望能做到这点。

　　访问人：你怎样叙述毛泽东的个性呢？

　　陈晋：其实，前面已经多少说到这个问题。如果归纳成一句话来说，就是把毛泽东的个性放在“毛泽东之魂”的位置上来展开。毛泽东之魂是有很大外延的概念，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它指毛泽东一生内在的东西。这样，本书写的就不是这个伟人外在的轰轰烈烈、纵横摔阖，而是海潮下面那涌动回旋的东西，那“看不见的战线”，那不动声色的“惊雷”，那没有浮出海面的冰山底座。

　　访问人：这些深沉的内容，或许也是读者很关心的，因为它能提供毛泽东在作出一起重要决策时的“为什么”。

　　陈晋：这样，我叙述的，大多是毛泽东的一些侧面活动。例如：他为什么喜欢游泳？他没有当第一把手的时候为什么老挨整？五六十年代他为什么爱谈论“鬼”？他为什么把红卫兵比作孙悟空？他为什么喜欢秦始皇反感孔夫子？几次重大决策他为什么都要向各级干部推荐一些书？他一生各个阶段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他从中国历史里汲取了什么？还有他晚年的苍凉心境……这些，多少看出毛泽东成败得失之内在因素，看出“毛泽东之魂”，说清楚它们，毛泽东的个性也就一目了然了。

　　访问人：这些确很别致。你能说说毛泽东之魂中的某些个性内容吗？

　　陈晋：譬如，在毛泽东身上时时刻刻可见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东西。这里借用毛泽东常说的“对立统一”表达的意思是说，在毛泽东身上时常同时存在融会了两个极端相反的气质，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现代与传统是一个，还有务实与浪漫，“虎气”和“猴气”，政治家与诗人，逞强与悯弱，文人士大夫式的高雅志趣与农家子弟的朴实作风，对书本的“崇拜”与批判，“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自信与“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不自信，……如果再举细一点，还有许多，如：他很幽默风趣、含蓄温和，又严肃认真，猛烈逼人；他坦率、外露，提倡活得真实，可也十分精明，有时腼腆；他既谦恭、豁达，又高做、敏感；他做事细致严谨、明察秋毫，但作风却粗犷洒脱、不拘小节；具有成就大业的忍让耐心，一旦需要则当机立断，决不坐失分秒……

　　毛泽东写了《矛盾论》，并且在人生实践中是天才的辨析矛盾、化解矛盾的大师，但他并不能使自己超出矛盾的漩涡，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我想，这或许就是人格个性的辩证法，毛泽东之魂的辩证法。

　　访问人：这与毛泽东在历史演变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有关系。

　　陈晋：是这样。像他这样通过自己的奋斗，在历史风云里纵横掸阖的大人物，总是要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中选择和生活，任何单色调的人，都很难适应，要么在矛盾中迷失，要么被冲突的双方压掉。毛泽东成功了，他受了这些斗争风云的熏陶，并融进了他的性格，反过来，他又主动去适应，去驾驭，去化解。

　　访问人：人们对毛泽东自我表白的“虎气”和“猴气”很感兴趣，但没见到对这两种性格做具体解释的，它们的实际内含据你看，是指什么呢？

　　陈晋：毛泽东自然是个比喻。我想，“猴气”主要是立足于“在野”者身份说的，包括灵活性，策略性，进于不得不进，退于不得不退，可进可退。这里大概有道家的影响。不搬教条，不信权威，好怀疑，好挑战，好反抗等等。老虎在，猴子的生活自然不甚惬意，更谈不上“称大王”了，但对革命家来说，“在野”的猴子为什么不能称大王呢？传统的既成秩序为什么不能怀疑和打破呢？

　　关于“虎气”，可能就更复杂了。似乎是立足于自上而下的角度说的，是立足于建设一种新秩序的角度说的。这里有儒家的成分，也有法家的成分。如讲求稳定、庄肃、威武、严峻，以追求一种统一的秩序，赫赫辉煌的功业，以及“我即宇宙”、雄视万物的自我中心感觉。

　　总之，毛泽东一身兼具这两种气质。其实，不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对毛泽东的影响都存在。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提出过反儒反孔，但我认为，实际上他是在最深刻地接触儒学之后才反儒的。对儒家的那一套，他吃得最透，而且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融化到血液之中去了。人常有这样的情形，最熟悉的东西往往是自己所瞧不起的，而对不熟悉的东西反而恭敬有加，如毛泽东对自然科学一直是很恭敬的态度。他反儒，但他的言谈之中，书信之中，却随处可见孔子孟子的原话，他熟悉诸子百家的著作，运用时随手拈来，炉火纯青。青年时代，他曾立志要做圣贤之人，探究人生的大本大源，崇尚运筹帷幄，而对纵横疆场、野战千里的人不以为然，认为只是豪杰而已，这都反映了他与懦家之间的联系。晚年的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讨厌孔子，是很耐人寻味的。

　　访问人：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发表过不少反对尊孔的文章。

　　陈晋：是的。但那只是追随着时代的潮流，反对当时尊孔的思想气氛，他不是说过吗：我们反孔不为别的，单为他独霸中国的思想。至于反孔到底反些什么，他没能说出个所以然来，纲读他当时的文章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我讲过他是一个现代型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处在“五四”这样的时代，他肯定会呐喊反孔而不是去做别的。他大喊反孔，却没有触及儒学的实质性东西，他写反孔的文章，而不久前他还在谈圣贤之人与圣贤之事。他反对孔子，目的只在于促进思想自由，而不是反孔子本身。他所具有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这本身就带着儒家的色彩。不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的东西在毛泽东身上都有反映，拿来为我所用，并且融为一体。墨家是与儒家反其道而行之的，强调务实、勤苦、节约、禁欲、集体主义与献身精神，这是从下往上走的小生产者的人生哲学。中国革命的力量是由农民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组成的，因此，对于墨家学说的影响非常易于接受。毛泽东对墨子还说过这样的话：墨子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看上去相反的东西在毛泽东身上却融为一体，是相辅相成的。

　　还有做政治家又做诗人。做政治家与做诗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诗人当政治家往往是失败者，政治家写诗往往很干瘪乏味，但毛泽东既能当政治家还能是一个诗人，他把这两个范畴的东西统一起来，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对既成就建国大业又写诗的曹操评价很高，也很爱读他的诗，相反，他批评坐享其成做了皇帝后来又丢了江山的李烃，说他只会写诗不懂政治。毛泽东是有资格说这话的，因为池自己做诗挥洒自如，政治上也驾轻就熟，这是他独具魅力的个性，也是天才的显露。

　　还有逞强与悯弱在毛泽东身上的统一。所谓逞强就是不但不信神，不怕鬼，而且要打鬼捉鬼。看毛泽东的人生历程，往往是越处于逆境当中他的才华就发挥得越充分，他喜欢在压力下生活，日子过顺了，好像反而没意思，有时免不了人为地制造点压力。

　　访问人：说到这里，使人想起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有过的一次谈话。那次，毛泽东讲到自己时说：与其说我是写文章的，不如说我能同反对我的人打仗更合适些。不打仗了，有时候病也来了，出门也不骑马，坐汽车、火车、飞机……每天走10里路，骑20里马，非常舒服。他还说：简单的生活，对人反而好一些。这是毛泽东的主活态度，表现在宇宙观上，他就强调世界的不平衡的一面，动的一面，强调斗争的一面。

　　陈晋：是这样。这是逞强的一面，他的另一个极端就是悯弱，非常同情、照顾、扶持、抬高那些他心目中的受压者和小人物，有时甚至不太讲原则。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随处可见。

　　访问人：这大概多少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上学时，富家子弟看不起他这个农家子弟；革命初期，党内留过洋的、学过军事的一些人，又看不起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土包子。在江西的时候，就曾有人针对他说山沟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

　　陈晋：他给小人物们做思想工作也是很有特点的。1959年时，他告诉农村的那些穷队，穷要有志气，王国藩不是靠三条半驴腿办起了合作社吗？搞出点样子来给富队看看。他这么做工作。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性格是“对立的统一”，毛泽东的思维方法也是什么事情都习惯于一分为二。他的成名作， 《毛泽东选集》的开卷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上来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富有个性的政治生活的开端，也是反映他政治思维方式的开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就是这么把世界劈成两半的，不属于这一半，就属于那一半，并且一旦作出选择，就一生以这一半去反对另一半。于是，他的个性世界也不知不觉地劈成了两半。

　　访问人：这种思维方法是中国式的？

　　陈晋：不是。传统中国人喜欢调和，搞中庸，不善于搞非此即彼。打倒一方树立自己是西方传统中较习惯的。就拿文学来说，最早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把古典主义打倒了才起来，后来是现实主义打倒浪漫主义以站稳脚跟，再后来又是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中国人的思想具有包容性，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四书五经，就那么一点点，几千年来注家纷呈，把它们的内容越说越多，有意思的是，即使反儒的人，也要借助重解经书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从思维方法上应该说，西方和中国是不一样的，毛泽东习惯于把世界劈成两半更多的是从西方的文化思想中来的，但同时毛泽东本人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我说他的思维方法是中西合壁。这样，他又有本事把自己的“两半”性格用到恰到好处，不使明显分裂。

　　这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是在什么起点上用什么方法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并没有读多少马恩著作的原文。他读的只是当时仅有的几本别人的翻译，他抓到了其中的一条核心，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四个字，他最早理解的唯物史观就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抓住了它后把世界劈成了两半，“一分为二”。毛泽东找到了这个方法之后，延伸到他的事业中来，他奋斗的目标是无穷尽的。他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也不死心。不断革命，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共产主义，传统的表述是平等、大同、仁义。这是人类从来没有实现过的一个理想，但这种几乎永恒性的目标一旦被当作阶段性的目标来实现，最后就会出现像“大跃进”这样的失误。毛泽东给人的感觉是他的奋斗目标的无穷尽。把世界劈成两半又没有穷尽的目标，这使得毛泽东习惯于斗争，习惯于压力，如果一旦没有压力，他就会不自觉地人为造成一种压力，形成动力，去进入下一个阶段，去接近他的终极目标。可以说这是造成“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错误的毛泽东性格方面的原因，这就又回到他的个性分析上来了。

　　访问人：看来，对毛泽东真是有说不完的话题。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

　　陈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