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等人说：“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斯大林的革命警惕性固然很高，但其性格的特点是疑心太重，于是，吃饭、喝酒要经过化验、或让别人先尝，以防中毒；坐车行路，要司机完全按照他说的路线行驶，并且随时改变路线，以防被暗杀。不仅如此，他对哪个人有了怀疑，不是去调查研究，弄清情况，消除疑点，团结同志，而往往是运用他手中那巨大的权力，采用粗暴、野蛮的方法，将被怀疑的人隔离审查、关押、流放，乃至杀害。据赫鲁晓夫称，在苏共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作为大会代表，亲眼看到斯大林把疑心化为报复行动的过程。在那次大会快要结束时，一批州委书记利用会议休息时间，推开了主席房间的门，找到了基洛夫，要求他向斯大林转达意见，说大家对他的粗暴、急燥和傲慢都有意见，希望斯大林能够注意。基洛夫摇摇头，不想转达，要他们自己向斯大林当面去说。州委书记们推举基洛夫去转达意见，说基洛夫和斯大林是朋友，说话容易被接受。

　　正在这时，斯大林来了。基洛夫顺便把州委书记们的意见告诉了斯大林。当时，斯大林很热情他说：“谢谢您，谢尔盖。你是真正的朋友，我不会忘记这一点。”在场的人都很高兴。尽管如此，在代表大会选举时，仍有数百名代表从候选人名单上勾掉了斯大林的名字。

　　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对此耿耿于怀，并且很快地把猜疑心变成了报复的行动，对代表们采取了残酷的打击报复措施：不久，代表大会的1966 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处决了。代表大会选出的13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98 名被列入被处决的名单之中。

　　赫鲁晓夫指出：在30 年代，斯大林利用谢尔盖・基洛夫被人暗杀的事件，搞了一次“大清洗”，狠狠地打击了一大批对他不满的人，打击了一大批曾经加入过党内派别而早已改正了错误的共产党员，特别是一些曾经与列宁接近过的人。他总把这些人当作潜在的对手、“敌对分子”，并且利用权力机构和保安机关，大批地清洗、处决这种有胆有识、能说会写、具有独立判断是非能力的人。这样，造成了成千上万的牺牲者，又逼出了千千万万的对他歌功颂德的个人崇拜者，造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即使是在国际交往中，许多外国领导人也常常是围着斯大林转，很少有人敢说半个不字。甚至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这样一些世界著名的领袖人物，对他斯大林也不敢冷眼旁观，随便沉脸！然而，现在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竟然敢在众人面前，无视他斯大林的友好祝愿，把脸一沉，说他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这不是当众给斯大林难堪吗？！..当然，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斯大林也意识到自己有错误，因为实践证明，毛泽东是胜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可是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他那主要依靠农民革命而不是主要依靠工人阶级起义的道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吗？..斯大林那带有三分火气的思绪，渐渐地转入理论的质疑。

　　服务员轻轻地进来，请斯大林进晚餐。斯大林站起身来，慢慢地走进为他设置的小餐厅，见马林科夫等几个心腹人物都站在那里，等待着陪他进餐，便招呼他们都坐下。

　　丰盛的晚餐已经摆好了。斯大林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他常常是下午七八点钟才结束午睡，到克里姆林宫电影院里，去和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等领导人一起看看电影，然后，到小餐厅去吃晚餐，说是晚餐，其实，这时已是凌晨一两点了。这时候，斯大林头脑清醒，精神焕发，边吃边谈。有时一顿晚餐能吃两三十小时。他们往往在吃饭时商量一些事情，或者谈论一些重要问题。厨师的手艺很好，做的菜很好吃。斯大林疑心重，总怕有人给暗地下毒，所以在他想要吃某种东西之前，往往先要赫鲁晓夫他们品尝。他并不直说，而是用关切的语气问：“尼基培，你瞧，这是鸡杂，你尝过没有啊？”

　　善于拍马逢迎的赫鲁晓夫，立刻明白了斯大林的意思，知道斯大林自己想吃鸡杂，但又怕里边不干净，于是，他就晃动着他那光溜榴的脑袋，显出忠实的样子，说：“喔，我倒忘了！”说着，自己先尝了一点：再请斯大林品赏。

　　斯大林喜欢吃青鱼，而且喜欢不加盐。赫鲁晓夫自己爱吃加盐的，觉得特为斯大林而作的无盐青鱼不对口味，但他仍做出十分诚挚的神态说：“哈，香极啦！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请你品尝吧！”

　　斯大林吃了青鱼，也接受了赫鲁晓夫的阿谀奉承，更加宠信这位心口下一的老部下，造成了一段历史的悲剧。当然，这是后话，是斯大林所不知道的。

　　这一天，斯大林喝了两杯红白葡萄酒掺和在一起的特制酒之后，便翻来复去地问：“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都耸耸双肩，答不上来。

　　斯大林又喃喃他说：“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那么，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哪儿来的呢？”①

　　小餐厅里的所谓“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一个个张口结舌，淮也解答不了这个特殊的问题。

　　其实，在访问莫斯科的日子里，毛泽东曾多次向师哲谈起过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②

　　毛泽东还意味深长他说，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来到斯大林同志的身边，就倍感亲切，倍感温暖，就可以畅所欲言。

　　由于当时在苏联，又都住在斯大林的战时别墅里，闲谈时，师哲就请毛泽东谈谈他自己寻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

　　毛泽东点起一支烟来，吸了一口，侃侃而谈。师哲听着，记着，颇受教益；后来又把这个过程和他的感受告诉了本书作者。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其过程有五个鲜明的特点。

　　毛泽东，号润之，1893 年12 月26 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户农家。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纵观他世界观形成的过程，有五个鲜明的特点：

　　一、起点不高，步子不快，长期探索，坚持不懈。的确，毛泽东不是留苏学生，也不是什么“神童”。父亲毛顺生，母亲文七妹，都是普通农民。毛泽东少年时代，和中国农村一般的孩子一样，边劳动，边学习，读一些《三字经》、《论语》、《孟子》等书，也迷信。

　　1909 年，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害病许了愿，求南岳圣帝保佑；但是病情日笃，不见好转。十五拗毛泽东，见母亲整日操劳，辛苦备尝，却把节约下的钱周济穷苦人，自己累病了却不太在意，十分感动。他热爱母亲，孝敬母亲，希望母亲健康。但是，母亲却被病魔缠身，久治不愈“毛泽东急了，听人说南岳庙神仙很灵，能治百病，就拿着小板凳，到南岳庙去“朝山进香”，每走十来步，便向南岳庙方向作一个揖，磕一个头，还要边走边唱：“南岳圣帝，阿弥陀佛，保佑我妈，早日康复..”就这样，边走边跪拜，一直走了一百多华里路，才到了南岳庙，求了神，进了香，然而，母亲并没有恢复健康。1919 年10 月，母亲病逝了。毛泽东写了一幅挽母对联，表达了爱母之情。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往世，一掬笑容何处寻。

　　母亲文氏勤劳、善良、谦和、公正，常周济受苦人，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所以，毛泽东又写了一篇哀恻动人的《祭母文》，盛赞母亲的美德：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遐尔亲毓，一皆复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

　　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逛言，不存欺心。

　　..

　　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汝辈，各务为良。③

　　生活的现实和科学的知识，使毛泽东渐渐地放弃了对神佛的迷信。但是，以救国救民力己任的毛泽东，并没有停止在黑暗中探索。他调查社会，休察民情，博览群书，阅读报纸，千方百计地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

　　1910 年秋，十六岁的毛泽东，步行50 多华里，来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他写了一篇《救国图存论》，还写了一篇《言志》，表达了对祖国贫弱落后的忧虑，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救国图存设想。他文章写得立论有据，气势磅砖，被老师们称为“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的好文章。

　　在这里，毛泽东读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感到十分新奇。特别是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使他觉得气势逼人，有说服力，便不知不觉地对康有为、梁启超崇拜起来，拥护他们的主张。在《新民丛报》上，毛泽东阅后，曾批写道：“正式而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听抓戴。不以正式而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之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段批语，说明了毛泽东当时赞同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说明了康、梁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也说明了这时的毛泽东已经由一个崇拜孔盂的儒家“秀才”变成了一个崇拜康、梁的变法图强者。

　　一天，毛泽东从同学萧三那里借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认真阅读。他联系到祖国的内忧外患和自己救国救民的志愿，反复阅读，在书上划了许多圈圈点点，写了许多批语。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迎得邻女皇、惠灵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人的传记。还书时，毛泽东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宫国强兵之道，才不致重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

　　不久，毛泽东为了表示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作为自己的责任，特地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名：“子任”。

　　1911 年春，毛泽东到了湖南省会长沙，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在这里，他一方面刻苦读书，一方面留心观察社会。很快地，他被革命党人的宣传所吸引，卷进了革命的洪流，他对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十分喜欢，经常订阅。有一天，他从《民立报》看到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的武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英勇牺牲的消息，心情十分激动。他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热烈拥护，便奋笔写了一篇政见性的文章，贴在学校大门口的墙壁上。文章公开提出：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做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一石击起千重浪！毛泽东的文章在学校里引起强烈的反响。同时，它也说明，十七岁的毛泽东正由一个崇拜康、梁，主张“君主立宪”的年轻人，迅速地向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

　　后来，在辛亥革命的热潮中，为了表示与反动卖国的清王朝决裂，毛泽东建议大家立即将头上的辫子剪掉。他说干就干，和一位同学当场就剪了辫子，但有的同学犹豫下决，迟迟不肯动手。“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条辫子，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根短的时同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要求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多么能改变人的观点！”

　　1911 年10 月10 日的武昌起义，震动全国。毛泽东决心用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十月底，十八岁的毛泽东在长沙参加了革命军，认真操练，准备为革命而备战；同时，又仔细阅读各种报纸，观察社会，探讨救国之路。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革命果实彼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失败了。毛泽东见“革命已经过去”，便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正如他回忆的：“为了反对清廷和袁世凯，组织了几支军队，湖南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湖南人开始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协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南京政府被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我一共当了半年兵。”④

　　二、探索面宽，道路曲折。在追求康、梁槁维新、追求孙文闹革命失败之后，1912 年春，毛泽东离开军队，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读了半年之后，他感到课程大浅、大旧，不便于探讨救国救民之路，到了暑假，就退了学，寄宿在湘乡会馆，每天到浏阳门外的定玉台省立图书馆去看

　　书学习，他阅读的范围很广，古今中外的名著，像中国的经、史、子、集，英、法、美、俄等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哲学、文学和古希腊、罗马的书籍，他都找来读。其中主要读的是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代表作，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肯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严复译著的《天演论》等等。

　　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毛泽东每天过这里，总是站在地图前细看沉思。他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人民疾苦，深感到必须革命，感到青年人责任重大。后来，他回忆说：“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部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入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个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⑤

　　这些认识和决心，是十九岁的毛泽东经过半年的刻苦学习和探索得来的，也是他这半年里最大的收获。

　　1913 年春，毛泽东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他在这里度过了五年半有意义的学习生活，被师生们称为“怪杰”、“伟器”、“奇才”和“特殊的学生”。为了集中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和同学们约定：“三不淡”：不谈金钱，不谈男女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后来，他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意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他曾写过一副对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毛泽东在一师学习时，以社会科学为主，以自修为主，以博览群书和重点攻读相结合。他还花钱订阅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经常阅读，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局势。他班的同学周世钊回忆说：毛泽东“每每为我们分析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总是那么详尽，那么明晰，那么有根据，特别是谈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

　　任时，同学们的情绪也随着他的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因此，同学们都赞誉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就这样，毛泽东从探索维新变法到探索辛亥革命，从研究欧美各国的社会学说到直接研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三、面向社会，注重实践，把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读书人信书本，种田人看收成。”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在读了大量的书籍报刊之后，巧妙地把二者结合起来，把书本知讽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从而绕过了一道道暗礁险滩，攻克了一个个难关碉堡，发现了一条条生活的真理，攀上了一座座光辉的高峰。毛泽东常说，不但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读有字的书，而且要读无字的书。他认为只有书本知识而脱离社会实践的人，担当不起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重任。他在《讲堂录》中写道：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

　　“衣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体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进入第一师范后，毛泽东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附近的工厂、农村进行访问、调查。1916 年暑假，他又邀挚友蔡和森一道游历了湖南的浏阳、湘阴、岳阳，绕洞庭湖南半圈返回，历时一个多月。为了锻炼自己，他们不带路费，遇到机关、学校、商店，就用红纸写一幅对联送去，于是，人家就给他们饭吃，或打发几个钱，或留他们注宿。他们利用这“游学”方式，深入农村，了解农民，学会了许多新鲜的社会知识。毛泽东还把沿途的见闻、感想，写成了一篇通讯，寄给《湖南通俗教育报》发表，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意。

　　第二年暑假，毛泽东又邀老同学萧子升一道，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沉江等五个县，历时一月多，行程九百多里。1917 年冬，毛泽东又到例阳县文家市一带考察访问。他深入到农民中间，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向农民宣传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道理。

　　毛泽东在学校里读书的同时，也注重社会活动。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从1915 年下学期至1918 年上学期，一直担任学友会的文牍、总务等工作，倡导学术研究和体育活动，并且以满腔热忱，主办了工人夜校。

　　1917 年10 月底，毛泽东以一师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的身份，召集学友会讨论决定，在一师附近的国民学校继续办工人夜校。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办工人夜校的四条理由的第一条，就是“依据国家现状，社会的中间力量实力大多数失学的国民，即工人和农民”。第四条是“可惜以打破社会和学校鸿沟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通过办夜校，增强学生与工农群众的联系。

　　经过精心筹备，1917 年11 月9 日晚，毛泽东倡导的工人夜校开学了。毛泽东组织夜校工作人员，热情地到门口欢迎工友，把他们领进教室，给他们讲学习的目的、意义、课程、解释“上课说明书”，开始上课。

　　有趣的是，就在毛泽东主办的工人夜校开学的前两天，即公历1917 年11 月7 日，在列宁的领导下，由斯大林负责主持的布尔什维克党总部，指挥着彼得格勒的革命军队和广大工人起义胜利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轰击冬宫的炮声，报道了十月二十五日（公历十一月七日）是个新纪元，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纪元的开始。斯大林当时是具体指挥起义的党总部的负责人。但他没有想到，就在他指挥起义的第三天，在中国江南的长沙城里，毛

　　泽东主办的工人夜校开学了。毛泽东当时虽是学生，但他已在探索中认识到工人和农民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开始做城市产业工人的工作了。斯大林更没想到，就是这个毛泽东，顶住了他那照搬苏联模式的指令，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斯大林自己总在怀疑毛泽东“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

　　在湖南一师，毛泽东还带领同学们开展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1915年，日本为了独吞中国，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袁世凯想当皇帝，要取得日本的支持，在5 月9 日就全部承认了二十一条。中国人民无比愤慨，到处抗议。同年夏，毛泽东读了一本揭露袁世凯卖国罪行的小册子《明耻篇》后，便在封面上批了四句话：

　　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以救国为己任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

　　袁世凯为了当皇帝，指使他的爪牙在各地成立“筹安会”，进行“劝进”活动。许多进步人士发表文章、谈话，反对袁世凯称帝。毛泽东以学友会的名义，将反对袁世凯称帝卖国的文章编印成册，到处散发，揭发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行，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局发现小册子后，出动大批军警，到第一师范搜查。由于毛泽东警惕性高，早有防备，军警未查出“乱党”证据，只好不了了之。

　　毛泽东在探索中形成的这种读书面向社会，注重实践，不尚空谈，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不仅对他个人发现真理、探讨救国救民之路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后来经过他提倡和发展，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对中国革命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目标明确，上下求索，独立思考，分析批判，在实践检验中择优发展。这是毛泽东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吃过迷信的亏，但他后来不迷信，不盲从。他说我们读书、看报，都要开动脑筋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论古人的话，洋人的话，老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我们都要反复思考，分析批判，实事求是，不能盲从。所以他读过的书，往往圈圈点点，批注很多。有的批了又批，反复推敲。凡是他认为道理对的，文字好的地方，就特别划出记号，写上“此论颇精”、“甚合吾意”等语；凡是道理不通或文字不佳的地方，他又打叉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批语。

　　对一种主张，一种道理，他决不盲从，而定要究其源，问其本，判明是非才决定弃取。例如救国该从何处入手？学习该学什么？毛泽东曾经考虑了很久、很久。1917 年8 月23 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下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

　　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在这里，毛泽东强调救国要立足于人民，立足于振奋人心，立足于用“大本大源”去从“根本上变全国之思想。”那么，他说的“本源”是什么呢？毛泽东接着写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从这纣信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虽然还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宇宙之真理”，还没有找到从“根本上变全国之思想”的“大本大源”，但他正在奋力去找，而且已经认识到它是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教育、实业等一切”枝节”的“本源”。同时，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指出：“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为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毛泽东的这种批判分析精神，不仅表现在对待东方思想或西方思想上，也表现在他对自己的思想、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澄清，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因此，他虽然信过神佛之说，信仰过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崇拜过康有力、梁启超、谭嗣同，也受过胡适、托尔斯泰的影响，还信仰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等等，但是，当他把这些学说，人物、思想、主义放在救国救畏的社会实践中检验之后，放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标天平上检验之后，立刻就发现了真伪，试出了忧劣，于是他便无情地分析批判，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劣取优，清除错误思想对自己的影响，在前进中探索新的真理。这种精神，经过毛泽东长期的坚持、发展和宣传，不断推广，后来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五、发现真理，抓住不丢，结合实际，深入探索，终于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结束了在湖南第一师范五年半的学习生活后，1918 年8 月间，毛泽东同罗学瓒、萧子升、李维汉等25 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到了北京。毛泽东日夜奔忙，组织预备班，送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前往法国。

　　然而，毛泽东自己并不想去法国学习。他要留在中国，研究中国。后来，他回忆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时，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将他介绍给了李大钊。李大钊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他把毛泽东分配在图书馆当助理员。毛泽东在李大钊的身边工作，能看到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接触到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如傅斯年、罗加伦、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毛泽东除在北大旁听一些他所感兴趣的课程外，还参加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研究会，讨论各种哲学和时事问题。

　　当时，十月革命的影响遍及世界，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毛泽东以北京大学力基地，努力钻研十月革命的经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在1918 年冬和1919 年春，两次去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进行调查研究。1936年他在和斯诺谈话中，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 年初，毛泽东和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一起离开北京，绕道保定、山东到上海，送走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之后。又回到湖南长沙。当时，中国正处在“五四”运动的前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描述过他当时的心情。“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所以，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就更加直接投身到政治中去了。”他在修业小学找了个教员的位置，每周除6 小时的历史课外，其余时间全部用来组织和领导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民主运动。

　　不久，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传到湖南。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到湖南的代表邓中夏，是毛泽东的好友。毛泽东和邓中夏研究后，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开展活动，于5 月27 日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毛泽东又通过新民学会和湖南学联，发动了湖南学生的“六三”罢课，上街游行。7 月7 日，又发动长沙人民举行焚烧日货游行示威大会，7 月9 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在轰轰烈烈的斗争中，毛泽东始终站在革命洪流的前列，成了五四运动在湖南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为了宣传革命思想，武装人民群众，毛泽东建议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学联很快决定，并推选毛泽东为主编。

　　1919 年7 月14 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了。它为周刊，四开一张，分四版，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和“新文艺”等栏目。它文风新颖，通俗易懂，气势磅礴，尖锐泼辣，宫于战斗性、指导性、号召力。毛泽东集中精力，主编这个刊物。重要文稿，他亲自写。第一期的几乎全部，第二期的三分之二，第三期和第四期的约一半稿子，都是他写的。他先后在该刊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政论，评时事，尖锐泼辣，透彻明晰，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明确地写道：“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如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湘江评论》的见解，就是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

　　毛泽东的文章，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坚信这场革命将“普及于全世界”，他写道：“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成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⑥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并且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写道：“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勃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侗庭、闽水，更起高潮。大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⑦

　　毛泽东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典范，它必将普及于全世界。他写道：”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⑧

　　当时的反动政府把马克思主义诬称为“过激主义”，把布尔什维克诬称为“过激党”，当作“洪水猛兽”严防、严禁。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在一篇杂评中写道：你们指为“过激党”的人，“只不过是舍命救国的志士，为国家争权利，从强权索自由的志士。”“其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照字义讲，就是多数党；照主义讲，就是要组织纯粹工民的共和国，以工民办理国家的事务。”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内外的矛盾，明确指出：“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用了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了强权”。又说“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没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同时，毛泽东阐发了民众大联合的战略思想，指出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人民群众的发动与否，是决定一切革命胜负成败的关键。在《民众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和真伪为浙”然都要取联合的手段，则相同。”⑨

　　毛泽东特别指出，辛亥革命没有实行民众大联合，只是“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的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所以失败了。而十月革命则因为实行了“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

　　1919 年8 月中旬，《湘江评论》湖南学生联合会被皖系军阀张敬尧查封。毛泽东即和一批积极分子转入地下，进行驱逐张敬尧的斗争。他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负责人四处活动，多方组织。先后发动了万人大游行，1.3 万多名学生的总罢课，又得到1200 多名教职员的罢教支持。然后，毛泽东又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广州等地，进行宣传请愿活动。他亲自率领一个代表团去到北京，“组织反军阀的运动”。经过十个月的艰苦斗争，“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在舆论和军事的双重压力下，于1920 年6 月间逃离长沙。

　　1919 年12 月中旬至1920 年4 月中旬，毛泽东在北京住了将近半年。在此期间，毛泽东东奔西走，搜集了一切当时能找到的马列主义书报和介绍苏俄情况的文章，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他精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认真领会这一部划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掌握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武器。后来，他在《关于农村调查》的文章中回忆道：“记得我在1920 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沦。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⑩

　　1920 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在给周世钊和陶毅的信中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又说：“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1920 年4 月11 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就在这时，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翻译杨明斋等人来到北京。李大钊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邀集各方面的进步人士和他们座谈，举行欢迎会、讲演会，请他们介绍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及对外政策，同他们讨论了中国的建党问题，维经斯基经李大判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等研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之事。于是，在五六月间，由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等人发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陈独秀等人草拟了共产党党纲草案，以进行讨论，统一思想。同时决定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改为党的公开机关刊物，在此期间，毛泽东与陈独秀多次会晤，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在上海活动了近三十月，于7 月7 日回到长沙。这时，他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际斗争的锻炼，经过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所以一到湖南，他就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应上海共产党发起人之约，秘密进行建立共产党的活动。

　　后来，毛泽东回忆他说，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他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

　　毛泽东说：“到了1920 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具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然而，斯大林并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他对毛泽东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长期有怀疑，直到1949 年12 月毛泽东率团访苏和斯大林会晤时，斯大林还称毛泽东为“先生”；而不是称“同志”。师哲对此意见很大，准备当面询问。

　　注释：

　　①参阅《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 年5 月版第369―380 页。②参阅《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年6 月版第1470―1471 页。③马玉卿等著：《毛泽东成长的道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1986 年10 月版第5―10 页。④《毛泽东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8―21 页。⑤参阅周世钊著：《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载《新苗》1958 年第9 期。⑥⑦参阅《湘江评论》第4 号。⑧⑨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见《湘江评论》第2 号。⑩《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 页。

　　历史性的会谈，往往谈到历史。毛泽东还讲起了《愚公移山》。斯大林说：“我们要一起挖掉的不只是两座大山！”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会谈十分漫长，不紧不慌，从容不迫；没有主题，即兴交谈，时而论理，谈及哲学、社会、政治、道德、语言、艺术；时而讲情，谈到中苏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谈到同志之间的互助合作；而谈这些问题都围绕着回顾中国革命斗争史。他们有时谈到关系两党两国的重大问题，有时又步入中国寓言的神话般的神秘世界之中。

　　有一次，在会谈中，毛泽东在谈到中国革命的伟大、艰巨时，讲起了《愚公移山》，很有趣。毛泽东思想深邃，语言幽默，侃侃而谈，能很快地把人引入一个个生动的境界。斯大林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情和不信任的态度，声色不露地注视着自己的交谈者，然而，在不知不觉之中，往往受到了对方的感染，进入对方的意境，发出和对方同样的呼声。

　　毛泽东谈吐不凡，生动活泼，毫不呆板。在谈论具体问题时，他往往别开生面，撇开一些具体的、当前迫切的问题，诱导着苏联领袖步人中国寓言的神话般的神秘世界之中，求得共识。有一次，在交谈中，毛泽东给斯大林讲了一则中国古代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中国古代有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了他家的出路。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大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大山虽然很高，却是下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它也感动了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中国人民。①

　　斯大林认真地倾听着这个富有哲理的中国民间传说，深深地被毛泽东生动的叙述感动了。毛泽东没讲完他就连声说：“好！好！”并且热情地附合说：“我们要一起挖掉的不只是两座大山！”②他们的会见，被评价为在整个世界政治棋盘上标志着巨大转变的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被怦为马拉松式的会谈。世界上的两个大国领袖，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领袖达成共识，结力盟友，确实不同凡响。

　　斯大林也高兴地回顾了历史，说：“我们派越飞到中国，和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孙越宣言》..”

　　毛泽东那生动而幽默的淡吐，寓理于事中的叙述，使斯大林在不知不党中受到了深深的感染，笼罩在心头的团团疑云，像是被一阵煦和的春风，悄悄地吹散了。

　　斯大林那经常严肃、矜持、似在深思的脸上，渐渐的绽出了笑容。他说，列宁十分关心中国革命，首先倡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响应。他说：“我们派越飞到中国，和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孙越宣言》..”

　　原来，1922 年，斯大林任俄共（布）中央总书记时，根据列宁积极促进中国国共合作的意图，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马林的建议，很快地派遣副外长越飞为苏联政府的特使，带了一些助手来到中国，和孙中山等人联系商谈。

　　那年6 月16 日，陈炯明在广州突然发动武装叛乱，炮击总统府。孙中山逃离广州，处境十分艰险。后虽辗转到军舰上，领导海军反击叛军，但收效甚微。又得知北伐军回师失利，夺回广州无望，不得不乘英国军舰“摩轩号”离广州、经香港，于8 月14 日到达上海。

　　这时候，孙中山面临着政治危机，军事失利，经济拮据，连人身安全也缺乏保障的艰难境地，心情十分苦闷、仿惶。这是他从事革命以来最力痛苦熬煎的时刻。正如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的《告国民党同志书》中所写的：“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人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③

　　8 月12 日，越飞以苏俄政府全权大使的身份抵达北京，一面和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商务关系，一面派代表携函到上海与孙中山接洽，向处境十分困难的孙中山伸出了友谊之手。

　　8 月25 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越飞的代表，并接受了越飞8 月22 日的“一封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来函。接着，他在27 日的回信中表示：“贵国政府派阁下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来我国，我表示非常高兴。”

　　在信中，孙中山主要谈了他和苏俄、吴佩罕、张作霖的关系问题。当时，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认为，资产阶级在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获得政权”。正如苏俄政府外交代表威连斯基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知道，明天的中国将属于它。历史的行程已经发展到中国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获得政权。”④那么，谁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呢？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一度认为：在南方是孙中山，在北方是吴佩罕。苏联《消息报》1922 年7 月6 日曾明确指出：“吴佩孚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和独立的中国，他反对外部的约束。”越飞来华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推动孙中山和吴佩孚合作――这大概也是斯大林当时的意图。

　　越飞还推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党组织与孙中山和吴佩罕联系。受其影响，李大钊曾派人到河南洛阳与吴佩孚会晤，并亲自到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的各种问题。

　　经过痛苦的探索和实践，孙中山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共和苏俄身上，因而和李大钊“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并当即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

　　李大刽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早年曾在河北水平府中学、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1913 年起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6 年回国，曾任《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1918 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参与编辑《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倡导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论文。1919 年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并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1920 年起兼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同年10 月创建北京共产党小组，积极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组织和领导北方党的组织开展各方面的革命工作。现在，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俄特使越飞的建议，来帮助孙中山工作。孙中山邀请他加人国民党，他只好以减相见，表示自己是隶属于第三国际的中共党员。

　　孙中山对李大钊十分敬重，当即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助我。”⑤

　　孙中山认真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认为他与苏俄的合作能使中国摆脱列强的经济和政治控制，所以热切地希望苏俄能与他本人进行合作，以有效地进行中国革命。因此，孙中山在信中写道：“在过去几十月间，我己在着手创造一种能使我请您的政府用一种实际方式进行合作的局势。”现在，“总的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使我现在可以提出一项建设性的政策，即我本人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同你们的政府实行合作。”

　　孙中山认为：苏俄派越飞与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加强联系是一个失误。他在信中指出：“北京政府完全没有骨气，十分软弱无力。因此说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并不过分。”苏俄加强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客观上的效果必然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通过国际承认等等为它树立威信”。而在中国，“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扫除现在的整个腐朽制度以外，决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

　　在与越飞通讯的同时，12 月16 日，孙中山又致信列宁，重申了他的基本观点，指出：在曹锟、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奴仆和工具”，“同中国现政府谈判，不仅旷废时日，而且恐怕是冒风险的”，“北京和帝国主义列强随时都可能设计使你在中国人民面前处于难堪的境地”，所以，“此举乃凶多吉少”。⑥

　　列宁斯大林领导领导下的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信中提出的主张十分重视，改变了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措施。1923 年1 月25 日，越飞便奉命亲赴上海与孙中山会谈，1 月26 日双方签署了《孙越宣言》，共四条。

　　《宣言》声明：“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越飞重申1920 年9 月27 日苏俄对华宣言所列举的原则：“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这个《宣言》是斯大林任俄共（布）总书记期间签订的，是苏俄对华政策的重要标志，也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确立的标志。

　　在交谈中，斯大林愉快地回忆了他们派越飞赴华和《孙越宣言》的发表，高兴地自己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和了一大杯，一饮而尽。

　　毛泽东对此发生了兴趣，低声询问苏方翻译，德林：“斯大林同志为什么要把红白葡萄佰掺着喝呢？”

　　费德林说不清楚，要去问斯大林..

　　毛泽东下让问，说这样问不合适。

　　斯大林坐在一边，敏感地责间翻译：“你们秘密地小声交谈什么？不能说给别人听吗？”

　　那声音从背后传过来，吓得费德林哆嗦了一下，急忙转过脸来，惊慌的目光，正好碰上斯大林那双透过夹鼻眼镜射过来的严厉目光。费德林明白，这双眼睛随时在瞄准大家，差不多人人惧怕。自己作为一个小译员，命运不

　　掌握在自己手上，如果被这双眼睛看得不顺眼，定会天有不测风云，随时都有可能大祸临头。想到这些，他更加慌乱了，嗫嗫嚅嚅地说：“哦，他在问..”

　　“是吗？问什么呢？..”斯大林冷言冷语地连连追问。

　　费德林慌忙站立起来，小声地给斯大林解释：“是这样，斯大林同志。刚才，毛泽东同志问，您为什么总把各类酒掺和起来饮，而其他人为什么都不这样做？”

　　毛泽东平静地坐在二边，点燃了一支烟，抽了起来。他对斯大林这种多疑、冷酷和对部下毫不客气的作风有点看不惯，但作为客人又不便多言，只好悄悄地抽烟。

　　斯大林那怀疑的目光，从夹鼻镜片后面透了过来，直逼费德林：“那你为什么不间问我呢？”

　　面对斯大林那带有人气的目光，费德林更加慌乱了，又见到贝利亚那笑里藏刀的眼睛也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便急忙解释说：“请原谅，是毛泽东同志坚持不让我这么做，他认为，这样间您，有一点不大礼貌。”⑦

　　“唔――”斯大林摊开双手，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但又狡黠地间费德林：“而你这位译员觉得在这儿应该听谁的呢？”

　　费德林急忙立正：“当然是听斯大林同志的话了！”

　　斯大林这才高兴地笑了起来，转身向毛泽东解释说：“您知道吗？这是我早年形成的一个习惯。我常饮白葡萄酒，但我相信红葡萄酒，在流放中我得了伤寒，一个狱中善良的医生悄悄地给我饮用了少量红葡萄酒，一大概是西班牙酒吧，从死亡边缘救了我。从那时候起，我就深信，红葡萄酒可作药用，有益于健康！”⑧

　　“哈！您这是经验之谈，也是从实践中总结的知识啊！”毛泽东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斯大林也笑了。他说：“我从来不看医生，也不大相信医生，许多医生看不了病，我们格鲁吉亚许多健壮的百岁老人，一有病就喝干葡萄酒，再披上一件暖和的毡毯就行了！”⑨

　　“这是群众的经验。”毛泽东哈哈大笑，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然而，师哲没有笑。他本来想要问斯大林，为什么称毛泽东先生而不称同志，但见斯大林对翻译是那样的严厉、冷酷，毫不客气，怕自己的贸然提问，会引起斯大林的反感、怀疑，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等等吧！时机下成熟，等下次再说！”

　　斯大林“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

　　斯大林为了弥补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夫误，隆重接待毛泽东，忙活了好几天。他和毛泽东的会谈，也丁像对其他国家的领袖那样随便，几乎是精心安排，全神贯注。但谈话中他再三询问，仍摸丁透毛泽东的底细。毛泽东说要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斯大林琢磨再三，仍搞不清这个东西是什么。斯大林感到困惑而疲倦。

　　是啊，已到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丁送走毛泽东，他就躺在沙发上休息。

　　然而，剪不断，理还乱，思绪翻滚，很难入睡。刚才，毛泽东的形象、思想和语言，给斯大林的印象又特别深刻，使他几乎无法遗忘，无法平静，无法人睡。他闭上双目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想在冷静中渐渐人睡，但是，不行。刚才的场面，禁下住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使他不得不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是的，毛泽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具有创造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时，另一种中国人的声音，一种用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斯大林的语言、伺句装饰起来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中文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那声音引经据典、振振有词：“毛泽东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出身农民，只相信农民，和工人没有联系，不相信工人，害怕工人，忽视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学说，可毛泽东害怕工人，农民意识强，喜欢钻山沟。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吗？”“苏联十月革命是工人阶级在城市起义夺取政权，可毛泽东忽视工人阶级的力量，孤立地在农村建立红军，这难道不是抗拒国际指示，轻视苏联经验吗？..”斯大林又觉得，王明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王明的话不无道理。而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所坚持的主要依靠农民革命的道路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他又陷入了深深怀疑之中。

　　师哲在苏联学习工作过15 年，了解王明和斯大林的关系。他回忆说，斯大林怀疑毛泽东，“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明为了争权夺利，为了争得中共领导地位，长期在斯大林身边说毛泽东的坏话。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王明先通过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人给斯大林耳边吹风，后来又以自己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常向斯大林进谗言。耳濡目染，造成印象，从而使他成了斯大林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王明利用一切机会，攻击毛泽东，说毛泽东的坏话，造谣诬蔑，无以复加。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看法，多来自王明。”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由于斯大林长期听信王明谗言，对毛泽东产生了偏见，所以当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在理论上承认，行动上支持，及时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答应给予援助，但在那思想深处，这样那样的不理解、不满意、甚至怀疑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和怀疑，在公开的、外交的场合不便流露，而在背后，在私下里，或者像赫鲁晓夫说的“在吃晚饭的时候同他的心腹小圈子谈论中国局势”时，往往流露出来。

　　赫鲁晓夫毕竟曾是当年苏共的领导人之一，毕竟曾是当年斯大林“心腹小圈子”里的重要人物，尽管他在《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和斯大林进行诬蔑和诋毁，但他谈到的一些事实，却为我们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新的角度。赫鲁晓夫写道：“我记得斯大林常在吃晚饭的时候，同他的心腹小圈子谈论中国局势。他总是翻来覆去地间：‘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斯大林已经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⑩式的马克思主义者’”(11)。

　　血写的历史是廓清疑云的秋风，回答质疑的铁证。实际上，毛泽东不但搞过工人运动，而且成绩卓著，曾是湖南工人运动的领袖。1922 年，中共湖南党组织建立后，毛泽东任书记。他曾多次深入到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去考

　　察。为了能够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真心诚意地为工人阶级服务，毛泽东决心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刻苦地改造自己。他下嫌脏、下怕苦、不怕累，脱去学生装，换上矿工服，带着雨伞，脚穿草鞋，深入工棚、坑道、矿井，和矿工们同吃、同住，“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毛泽东的话形象生动，引人人胜，他说：“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工人力大于天”，你看，“工人”二字联合起来就是“天”字，其实，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力量大于天。毛泽东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曾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路上有一块石子，大老板看到了，随便用脚踢一下，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入石灰、沙石凝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想搬就搬不动了，工人们听了，豁然开朗，纷纷要求毛泽东帮助他们。毛泽东满口答应。

　　毛泽东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时，劳工会已有7000 多名会员，是当时长沙最大的工人组织，也是由著名的工运骨干黄爱、庞人铨在长沙组织的劳工团体，它的宗旨是“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知识’”。它的组织原则“系合议制，铲除领袖的”。要求绝对打破领袖观念和男女界限，显然是受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劳工会里边确实也混进了几个无政府主义者。但黄爱和庞人拴思想进步，富有正义感，热心为工人办事，在人民群众中有相当的威信。在五四运动和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黄爱、庞人拴都是激进分子，对毛泽东十分崇敬。黄爱还受过李大钊、陈独秀的思想影响，在创办湖南劳工会的过程中，曾得到过陈独秀的帮助和支持。毛泽东在了解情况后，决定对劳工会采取团结、帮助、教育、扶持的办法，争取他们共同斗争。他多次找黄爱、庞人铨、张理等人谈心，帮助他们分析形势，解决矛盾，支持他们反抗资本家和封建军阀的斗争。同时有理有节地帮助他们克服缺乏严密的组织、只作经济斗争、没有远大政治目标的缺陷。

　　当时，湖南劳工会领导的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反对省政府把纱厂租给华实公司的斗争遭到失败，黄爱、庞人拴怒火中烧、义愤填膺，要带领一些激进的工人，去和军阀和资本家硬拼，要拼个鱼死网破。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谈心，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帮他们分析矛盾，指明出路，并强调斗争要讲究策略，注意方法。从而“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毛泽东还写了一篇《所希望于劳工会的》文章，1921 年11 月21 日在《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号》上发表。文章指出：“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工运动史上己写完了头一页，现在要开始写第二页了。愿这第二页上写的要大下同于第一页：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美备。”

　　针对劳工会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三点意见：“（一）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组织上宜一依西洋工会组织，由代表会议产生相当名额之委员付与全权组织委员会执行会务。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大多，分部太繁，权力大分也要不得。”“（三）工会是工人组织的，所以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更进则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现在不能遽言及此，我以为无论如何第一步要办到凡人会的工人，每人必出至低限度的月捐，少至一个铜元都可；第二步办到自己养活工会。”(12)

　　经过毛泽东和党组织的说服教育和帮助，黄爱、庞人拴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申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工作。12 月25日，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和湖南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示威，反对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工人、学生，高呼口号，义愤填膺，表达了对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慨。后来，陈独秀在总结这次抗议活动时说，除上海外，全国以“湖南工人最猛烈”。

　　(13)工人阶级的觉醒，使反动军阀坐卧不安。1922 年、月：6 日，湖南军阀赵恒惕派人将黄爱、庞人拴逮捕人狱，翌晨即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毛泽东闻讯，悲愤异常，立即召开会议，部署稳定工人情绪、组织工人队伍，进一步同赵恒惕斗争。他还主持召开了两次追悼黄、庞的工人大会，要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和军阀斗争，并发了纪念特刊。以后，他又经武汉到上海，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的追悼黄、庞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报告了黄、庞的生平事迹和牺牲经过，号召大家向黄、庞学习。后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

　　铁路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吸血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控制中国的大命脉，也是中国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因此，毛泽东便派得力干部、中共党员郭亮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的斗争。1921 年秋至1922年秋，党领导工人在武昌的徐家棚和长沙的新河等地办起了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并于1921 年10 月举行了一次胜利的罢工。

　　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局长王世墒千方百计地破坏工人团结，阻挠工人运动。他利用同乡关系，培植爪牙，结帮拉派，声言“俱乐部是不法团体，工人加入的要送官厅重办”；他还收买流氓，敲诈工人，开除工人，闹得众怨沸腾，要求罢工。

　　毛泽东得到郭亮的报告，立即与武汉党组织联系，统一了粤汉铁路工人的组织，于9 月5 日拍电报给交通部，限三日内撤办元凶，否则，要实行全路总罢工。交通部和铁路局置之下理。9 日，全路车辆停驶，工厂停工，粤汉铁路大罢工开始了。

　　盘踞在湖北的北洋军阀萧耀南，企图勾结湖南军阀赵恒惕联合镇压罢工。为了分化瓦解敌人，毛泽东指示新河工人俱乐部呈文赵恒惕，“说明罢工原委”，声明湖南境内，除客车、煤车停驶外，“军事专车，仍照常开驶，请其勿来干涉”。赵恒惕欲动又止，在这次罢工中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中立。

　　10 日晚，王世靖唆使部分工人开车，井用武装押运。郭亮针锋相对，率领罢工工人在岳阳作卧轨斗争。军阀令军警开枪镇压，工人被枪杀，郭亮被逮捎。

　　毛泽东闻讯，当即拟出新的斗争计划，派何叔衡到武汉去找湖北党的组织，开展新的斗争；自己则迅速赶到新河车站，召开工人大会，请岳用工人代表报告卧轨截车的英雄事迹，控诉军阀残杀工人的罪行，工人们听得义愤填旧，决心斗争到底。毛泽东又派人到湖南、湖北各地组织工人声援、抗议，坚持斗争20 天，终于获得了“解除压迫、维持团体、改良生活、提高人格”的大胜利。11 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粤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了；这是全国铁路工会中成立最早的统一工人组织。

　　安源路矿大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安源路矿是帝国主义控制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毛泽东曾先后三次到安源，深入矿井，工棚，了解工人疾苦，启发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团体，建立党的组织；又派李立三、蒋先云等去安源，以办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等合法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队伍。到1922 年9 月，俱乐部会员已发展到700 多人，在工人中威信很高。

　　9 月初，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与蒋先云、朱少莲等安源党支部的同志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决定积极进行罢工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指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路矿两局内部职员分有派系，可以利用矛盾；工人罢工也不能孤军奋战，要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将绝大多数工人充分发动，严密组织，防止敌人分裂工人队伍。只有坚决罢工到底，敌人才会退让。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最前面，决不动摇，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群众自然会跟着领头人走。

　　毛泽东离开安源时，还给在外地的李立三写信，要他立刻回安源，加强领导；同时指出：要“非常注意罢工战术问题”，“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为了加强领导，毛泽东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工作。

　　9 月14 日，安源路矿一万七千名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工人们发布了罢工宣言，高呼“从前是牛马，现在要作人”的“哀而动人”的口号。向路矿两局提出了17 项政治、经济要求。由于领导正确，策略对头，工人们齐心协力地和当局进行了五天激烈的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14)

　　身在欧洲北部的斯大林，当然不了解在中国江南革命的毛泽东的上述活动，并且往往用自己熟悉的苏联模式，来判断中国革命的是非，因而难免发生一些失误和怀疑。但是，斯大林也及时地总结了经验教训，耐下心来倾听毛泽东的话。那天下午在小餐厅里，斯大林和他周围的几个心腹人物，尽管议论了对毛泽东是否依靠工人的怀疑，但他也知道，这只能是怀疑，不是事实，不能在领袖的会谈中正式提出，只能在接触中观察了解。于是，他决定派莫洛托夫到毛泽东的住处去看望他，摸一摸毛泽东的底细。

　　注释：

　　①②参阅〔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著《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8 月版第538―539 页。③《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48 页。④艾伦・惠廷著：《苏俄对华政策，1917―1924》1968 年英文版第116 页。⑤《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见《政治周报》第5 期第12 页。⑥见《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1966 年第10 期。⑦⑧⑨〔俄〕尼。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7 月版第64―65 页。⑩“麦淇淋”是代黄油，不是真正的黄油――译者注。(11)引自《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大回忆录续集》第374 页。转引自《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华岳人民出版社1989 年10 月版第222 页。(12)(13)参阅高菊村、陈峰等著：《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年3 月版第166 页。(14)李立三著：《看了〈燎原〉以后》；刘少奇、朱少连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斯大林打电话问毛泽东有什么打算和要求。毛泽东笑着说：“等周恩来同志来了再谈吧！”

　　斯大林虽然对毛泽东有怀疑，对毛泽东的革命道路有怀疑，但他知道，毛泽东是个性格坚强、刚正不阿、自尊自强、敢想敢于的革命领袖。只要是他认准了的真理，选定了的道路，无论有多么大的压力，多么大的艰难险阻，他都敢带领人民去干、去闯，不达目的，绝下罢休！这种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坚持真理、敢想敢闯的劲头，使斯大林对毛泽东十分尊重，不敢怠慢，甚至可以说有点敬畏，类似人们说的“畏友”。现在，毛泽东来到莫斯科，斯大林更不敢怠慢。会晤后不久，斯大林就打电话问毛主席身体好吗？还有什么打算？什么要求，还准备办些什么事情？很显然，他急于要了解毛泽东的想法和意图。毛泽东却不着急。他拿起电话筒，态度很友好，热情地感谢斯大林的关怀和照顾，但却不肯说出自己的打算和要求。

　　斯大林再三询问。

　　毛泽东笑着说：“这些嘛，等周恩来同志来了再谈吧！”

　　斯大林无可奈何地放下了耳机，心里不是滋味。他不明白：作为中国党政首脑的毛泽东，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后，首先来到苏联首都和他会晤，必然有十分重大的问题要和他斯大林会谈，必然要热烈、迫切地有求于他；可是，这位毛泽东到莫斯科之后，不但没有一点有求于人的样子，没有一点低三下四的神态，反而显得庸洒自如，怡然自乐，不卑不亢，神情泰然。乃至他斯大林几次询问，礼贤敬友，又打电话专门询问，毛泽东还是这么不肯直言，这是为什么？斯大林知道，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自己过去犯错误，多是因为自己太主观，没有真正了解清楚中国的实际，就硬要人家照搬苏联的模式，结果，事与愿违，好心帮助中国革命，反而妨碍了中国革命。现在，毛泽东讳莫如深，不肯直言，自己也只好等一等看，不能像过去那样强人所难了！

　　毛泽东心里很明白：他这次到苏联来，主要是祝寿、休息，和斯大林建立良好的同志关系；至于有关中苏两党两国间的所有谈判、签约等事，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都要由擅长外交的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来办。他这位统帅和领袖，只愿意从战略的高度统筹全局，而不愿包揽和干涉助手或部下的具体事务，更不愿意由自己出面和斯大林搞什么具体事务或条约的谈判。他知道斯大林有时比较主观，如果由他和斯大林直接谈判，一方面外交谈判不是自己的所长（他知道在这方面自己不如周恩来），另一方面，很可能由于对某些具体问题谈不拢或争执，会造成两党两国关系的隔阂。所以，尽管斯大林几次热切地询问他要谈什么问题，怎么谈，他都巧妙地作了回避。

　　斯大林急了，就郑重而恳切他说：“您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委婉他说：“东西不仅要搞，而且要既好看，又好吃，但必须让周恩来到莫斯科来搞。”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是有经验的，如果诚恳地帮助中国革命，就应主动提出帮助的内容；不提，就是缺乏帮助的诚意，我们又何必低声下气地向人家乞讨呢？

　　斯大林还是不明白，但他又不好再问。因为他曾经当面问过毛泽东：“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让周恩来来干什么？”

　　斯大林的心里更增加了疑云。

　　斯大林举杯祝贺毛泽东：“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但他称毛泽东“先生”。

　　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会谈，气氛热烈，态度友好，互相尊重，关系融洽。可以说是自由的，平等的，发言和谈论的问题，似乎是即兴的，没有固定的主题，没有外来的约束，也没有谁对谁的乞求。

　　长长的会谈桌上，摆着各种鲜美的菜肴和食品，格鲁吉亚葡萄酒、白兰地酒和各种名贵的伏特加酒点缀其间。每个座位后都贴有姓名，每个座位前都备有各类餐具和酒杯，显得丰盛、高雅而美观。毛泽东的座位后写着“毛泽东先生”。

　　会谈桌的一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苏联人坐了一长串。另一边坐着毛泽东和师哲。斯大林坐在中间，首先举杯向毛泽东祝贺。他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

　　大家干过杯，很自然地进入会谈。会谈几乎只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个人之间的对谈，其他人很少插言，只作陪客。两位领袖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群众工作，但涉猎最多的还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经历。

　　毛泽东知识渊博，谈吐幽默，叙事论理深入浅出，富有魅力。斯大林喜欢理论，逻辑性强，语言考究，十分注意毛泽东的观点和论述。两个人都关心的中国革命，自然成了他们谈论的中心。由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犯过错误，碰过钉子，所以很喜欢探讨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成功的经验。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取得伟大的胜利，关键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路线。

　　斯大林认真地听着，时而点点头，或插句话。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尊重事实。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是十月革命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最伟大的胜利，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学习。但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在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他内心深处有一些怀疑，所以他时不时巧妙地提出一些问题。毛泽东认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口头上，而在行动上；不是看他能背诵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是看他能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多少实际问题。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是从学习、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始的。

　　斯大林抽着烟听着，有时轻轻地点点头，有时又眯缝起他那锐利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看毛泽东，似乎是在审视：这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他坚持的道路真符合马克思主义吗？

　　毛泽东知道，斯大林对他和中国共产党有怀疑，但他既不争辩，也不解释。他相信事实胜干雄辩，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尊重事实的。因此，他心底坦然，谈古论今，挥洒自如，没有丝毫的疑惧。

　　毛泽东侃侃而谈：“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过程。他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的真相，我们不妨把视野从克里姆林宫的客厅里暂时移向三十年前的中国湖南――

　　1920 年7 月7 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即以湖南一师附小主事《校长》的身份作掩护，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不仅利用新民学会、湖南学联进行传播，而且创办文化书社，掀起了一个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他还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组织发表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影响颇大。特别是他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培养了不少革命的骨干。因为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联的干部和个别进步的教员。学习的是《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并结合中国、湖南的实际，进行讨论，这使会员们的马克思主义觉悟不断提高。

　　当时和毛泽东在一起从事过革命活动的萧三曾回忆说：“毛泽东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这个会的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联的干部，个别进步的教员。会员都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等，并结合中国和湖南的革命实际，经常开会讨论。这样，毛泽东同志使得团结在他周围的人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无产阶级和其政党一一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毛泽东不仅在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在社会上，甚至在自己家里相机进行宣传。1921 年春节期间，他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教育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罩、堂妹毛泽建等学习革命理论。他说，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要勇于舍“小家”为“大家”，英勇奋斗，不怕牺牲。春节过后，毛泽民、毛泽罩、毛泽建三人就先后离开韶山，主长沙参加了革命。后来，这三人都为革命光荣牺牲了。毛泽东的家里，先后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除上述三位烈士外，还有夫人杨开慧、长子毛岸英和侄儿毛楚雄）。

　　1921 年元旦那天，湖南长沙，风雪漫天。毛泽东召集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19 人，在朝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年大会。会议由何叔衡主持，由毛泽东报告开会理由，并介绍了在法国的会员对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方法等三个问题讨论的情况，要求每个与会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积极发言，明确表态，不能含糊其同。

　　会议上大家发言踊跃，讨论热烈，何叔衡首先明确宣布：主张过激主义。他说：“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泽东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①

　　会议经过三天的热烈讨论，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得出了共同的结论：要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

　　斯大林长期怀疑毛泽东的立场，怀疑毛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说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应该怎样来检验一个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

　　列宁曾经提出一个鲜明而易于掌握的标准。列宁说：“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②

　　从本章叙述的事实，从毛泽东和蔡和森通讯的内容，从毛泽东在这次新民学会年会上的言行中，不难看出：这时的毛泽东，已经不仅是承认或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且是已经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的基础”，即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道路选定了。毛泽东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自觉地集中精力投入工人运动。当时，湖南的工业比较落后，全省只有两个较大的矿区和长沙的纺织厂、造市厂、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等几家现代化企业，连铁路、矿山在内，全省的近代产业工人约两三万人。

　　为了和工人接近，毛泽东下决心脱下学生装，赤脚穿草鞋，粗布短褂，上铁路，下矿井，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一同聊天、谈心，了解工人的疾苦，帮助他们分析受苦受难的原因，组织他们同资本家斗争。他还多次到江西的安源，做安源路矿工人的工作。后来，他又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到安源工作。所以，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十分活跃，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21 年5 月1 日，毛泽东等人发动组织的长沙各厂工人和各校学生，举行了庆祝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大会。那天虽下着雨，但游行的人手举着“劳工神圣”、“劳动者应当管理世界”的彩旗，高呼着口号，坚持游行示威，并散发《告工人书》和《社会革命》等传单，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工运开始时，由于干部少，毛泽东曾同时担任八十工会的秘书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他亲自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作为工人代表同军阀赵恒惕当面作说理斗争，驳得赵恒惕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后来，毛泽东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1920 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到1922 年5 月，湖南省委――我当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市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毛泽东在探索中成长的又一点特点。农民的儿子毛泽东，经过长期的、艰苦的、理论结合实际的学习之后，成了知识分子，但他毫不轻视工农，仍然坚持向工农群众学习，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大众服务。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他就利用假日，经常到农村、工厂去访问；1917 年冬，他主办工人夜校，同工人阶级建立了最初的感情；五四运动前后，他两次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考察近代产业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在湖南，他又主动到长沙、醴陵、萍乡、安源等工矿区发动工人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开辟出一条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道路。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毛泽东曾总结经验，深刻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

　　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这种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精神，经过毛泽东长期的实践、宣传和倡导，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1920 年8 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即筹建共产党的发起组，并决定由陈独秀邀约各地的共产主义者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是被邀约者之一。他收到上海发起组的邀约函后，与何叔衡等共产主义者积极协商，抓紧准备，在长沙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0月间，毛泽东收到了从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又立即着手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他建团的主导思想是“注意找真同志”，“不可急进”。由于他注意党员、团员的质量、注意找真正经过革命斗争锻炼、信仰马克思主义、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自愿参加，个别吸收，所以，湖南党和团的组织部比较纯洁、巩固。

　　1921 年6 月，毛泽东接到了上海党的发起组关于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二十六岁的毛泽东和何叔衡一起去到上海，代表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共的成立大会。

　　N21 年7 月23 日至3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和尼尔科斯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李汉俊、刘仁静、邓恩铭、李达、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十二名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举的代表，济济一堂，讨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大事。马林在会上致词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添了一个东方朋友，世界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之职。因为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大会是移到浙江嘉兴甫湖一艘游船上举行的。

　　这次大会讨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纲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大会认为：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积极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大会对中国社会的状况和中国革命的性质还缺乏明确的认识，所以没有提出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和必要的政策、策略。

　　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因此，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应当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规定，党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直到消灭阶级区别”这实际上是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造成了党的纲领和实际情况的脱节，造成了“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的孤立主义倾向。

　　这些都反映了刚刚诞生的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都了解不够。毛泽东说：“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③

　　注释：

　　①参阅《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 号，载《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②列宁：《国家与革命》，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191页。③毛泽东：1962 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全场注意的中心，人们鼓掌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

　　1949 年12 月21 日，是斯大林的七十寿辰。庆祝活动期间，人们以多种方式，祝愿斯大林健康长寿！

　　寿诞那天，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宫丽堂皇的大剧院，被装饰得雄伟壮观，灯火通明，充满了喜庆的色彩。前来参加庆典的有苏联的高级干部，有各加盟共和国的代表，有备方面的英雄模范，还有来自世界备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团。苏维埃人把能参加这一庆典看成很高的荣誉，因此，苏联国内的代表都是经过精心组织的。

　　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全场注意的中心。

　　当斯大林和毛泽东以及各兄弟党的代表团一同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欢呼声四起。

　　容光焕发的斯大林，热情地向大家招手致意，并把毛泽东和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介绍给了大家。

　　毛泽东热情地向众人招手致意。

　　人们都注视着毛泽东。当他们发现站在斯大林身边的中国领袖，竟然如此高大魁捂、英姿勃发、气度不凡，禁不住发出了一阵阵地议论声和赞叹声。

　　就座后，毛泽东挨着斯大林，师哲则在毛泽东身边翻译。

　　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书面祝词。祝词是由费德林代读的，热情洋溢，十分精彩，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紧紧地抓住了全体与会者的注意力。当费德林读到“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的时候，全场爆发了一阵雷呜般的掌握和欢呼声，台下还有人挥舞起帽子和手中，场面十分热烈，十分壮观。

　　斯大林友好地侧过脸来，对毛泽东感谢地点点头，深情地一笑，也和大家一起轻轻地鼓起掌来。

　　费德林等会场上平静下来，接着读到：“在这个盛会上，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祝福他的健康与长春，祝福我们伟大友邦苏联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幸福与强盛，并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空前大团结。”①

　　这时，全场又一次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

　　毛泽东的祝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宣读过程中，全场三次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

　　斯大林十分重视与毛泽东的友谊。在大会进行中，斯大林多次转过身来，同毛泽东亲切交谈，说说笑笑，非常亲热。

　　大会以后，宴请宾客并观看文艺演出。斯大林特地请毛泽东和他坐在一起，非常亲密。看文艺演出时，他也特意叫人安排毛泽东同自己坐在一个包厢内，边看演出边交谈，显得格外亲密友好。他们坐的包厢是旧时代沙皇专

　　用的包厢，豪华而舒适。

　　精彩的演出结束了，剧场内所有的灯光齐明，照得全场金壁辉煌。观众全都回过头来，皇着中间包厢里的斯大林和毛泽东，热烈鼓掌，并有节奏地欢呼：

　　“斯大林！毛泽东！”

　　“毛泽东！斯大林！”

　　看到这个场面，毛泽东也非常激动。他站立起来，挥手向观众致意，并高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

　　这时候，全场的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了一片，经久不息，震荡得大厅轰鸣，更加烘托出热烈的气氛。当时，人们的确都情绪热烈，感情真挚，没有任何勉强的痕迹。

　　斯大林为什么能博得亿万人民如此的厚爱与敬重呢？

　　毛泽东为什么对斯大林评价这么高呢？

　　历史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能因一时的成败论英雄。太阳虽有时被乌云遮挡，但它终究要大放光芒。

　　“斯大林”一词的意思是钢铁的人。――他的性格特点，人生真谛、胜利轨迹是什么？

　　历史对巨人的评价，往往带有时代的特点。

　　斯大林逝世至今已40 多年了。世界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人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有褒有贬，说法下一。然而，正如著名的美国作家斯特朗写的：“我们至少知道，他从1928 年起，在一个国家，在一个为敌人的世界所包围的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当他开始的时候，俄国是一个农业的和文盲的国家；当他结束的时候，俄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十工业强国。他两度这样建设了俄国：一次是在希特勒入侵之前，再一次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这要永远归功于他。他是这项工程的工程师。”

　　②斯特朗也分析过斯大林的错误及其根源。她指出：“他进行工作时是残酷无情的。因为他出生在一个残酷无情的国家里，并且从小就经历了残酷无情的生活。他是抱着猜疑的心情进行工作的，因为他曾经5 次被放逐，并且多次被人出卖过。他默许了，甚至批准了政治警察对无辜的人的暴行，但迄今为止，还提不出证据来说明他是有意制造这些暴行的。”③

　　在这里，我们不妨沿着斯大林的人生足迹，作一次有益的探寻。

　　斯大林，这个响亮的名字，并非他本人起的，也不是他的父母起的，而是同志们根据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给他送的绰号。“斯大林”一词是俄文译音，其意思是钢铁的人。

　　“斯大林”――钢铁的人，这既表现了他革命意志坚强，性格倔强，百折不挠，坚韧不拔，敢于斗争、不怕牺牲，有为共产主义英勇奋斗的决心，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魄力，又有克敌制胜，办事成功的谋略；但另一方面，这个词中是否又有冷若钢铁，缺乏人情，少点温柔的含义呢？以前多年的解释，只说前者；近几年的指责，多在后者。其实，钢铁的人，坚与冷，钢与冰，敢斗与缺情，都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种性格的不同表现，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不足为奇。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1879 年12 月21 日，诞生于格鲁吉亚的哥里城一户贫苦的小手工业者家庭。父亲维萨里昂诺维奇，是个皮鞋匠。母亲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格拉泽，是个农奴的女儿。夫妇俩都是格鲁吉亚少数民族的下层劳动人民，因家贫失学，目不识丁。叶卡捷琳娜生了三个孩子，都不幸夭亡。1879 年12 月21 日生下的第4 个孩子就是斯大林。父母给这个小生命起的名字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后来参加革命，根据同伴们起的雅号改名为约瑟夫・斯大林。

　　斯大林的母亲想让儿子长大当神父，父亲要让儿子长大当鞋匠。1888 年秋，斯大林进了哥里镇的小学读书，母亲就在这所学校里当清洁工，供养儿子上学，但爱酗酒的父亲，硬要儿子到制鞋厂去学手艺，夫妻两因此常闹纠纷。直到1890 年父亲在一次酗酒打架中被人用刀子捅死后，斯大林才又按母辛的意愿回到了学校。父亲的惨死，给斯大林那幼小的心灵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贫穷和灾难，磨砺了斯大林坚强的性格。他回小学后，按母亲的嘱咐，刻苦读书，争强好胜，加上他天赋聪颖，记忆力强，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894 年6 月，他以优异成绩从该校毕业，被保送到第比利斯神学院学习。

　　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是座古城，气候炎热，风沙弥漫。当时人口约15万，主要是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人们操着各种民族语言，熙熙攘攘，忙于生什。沙皇派来的总督和外高加索政府就驻在第比利斯。年仅14 岁的斯大林在神学院里学习了不久，因反封建的民主运动不断发展，神学院改为正教中学。院长和学监为了得到俄国当局的拨款，对学生管制很严，几乎把学校变成了一座大监狱。学生一有过失就被关进地下室的一间小黑屋子里。修道士的迫害，低劣的饭食，引起了斯大林和许多学生的愤恨和反抗。

　　为了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斯大林刻苦地读书。他不仅读格鲁吉亚诗歌、俄罗斯和西方的经典著作，也读巴尔扎克、雨果、萨克雷作品的译本。萨克雷的《名利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爱看历史、经济和生物方面的书籍，达尔文的《人类起源》、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巴克尔的《英格兰文明史》、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勒徒努的《民族文学发展史》和门捷列夫的《化学》等书，对他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使他渐渐地由一名虔诚的神学院学生，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当一位同学谈到上帝时，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说：“根本没有上帝，我借一本书给你读一读，它会告诉你，这个世界和一切生物与你想象的有很大不同。关于上帝的话，全是胡说八道。”

　　当时，俄国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列宁已在彼得堡开展革命活动，并于1894 年发表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名著，对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阶级力量作了深刻的分析，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斯大林读后，深受鼓舞。1931 年，他与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说：“我参加革命运动是从15 岁起，当时我和居住在南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成立的一些秘密小组发生了联系。这些小组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引起了我读马克思主义秘密刊物的兴趣。”

　　1896 年至1898 年间，斯大林成了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领导骨干。他向同学们讲解达尔文的学说，还根据手抄本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一些著作。1898 年8 月，他参加了格鲁吉亚的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麦撒墨达西社”，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工人群众中进行革命活动。后来，斯大林回忆道：“我记得，在1898 年，那时我第一次指导了一个铁路工厂的工人小组。..当时，在这里，在这些同志中间，我受到了第一次革命战斗的洗礼。”

　　由于斯大林经常在工人和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1899 年5 月29 日，神学院把斯大林开除了。这个沉重的打击，不但没有使他灰心丧气，反而使他更加坚定地以革命为职业，更勇敢地去摧毁沙皇政权。

　　1900 年12 月，列宁筹办的《火星报》在莱比锡出版了。斯大林对《火星报》特别感兴趣，对列宁特别尊重。斯大林说：“当我知道列宁从19 世纪90 年代末，特别是1901 年以后，在《火星报》出版以后的革命活动的时候，我就深信列宁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当时在我看来，他不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的领导者，而是我们党的实际创造者，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才了解我们党的内部实质和迫切需要。当我拿列宁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者比较的时候，我总觉得..列宁和他们比较起来不单是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④

　　斯大林遵循列宁的路线建党并领导工人运动。1901 年9 月，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第一张秘密报纸――《斗争报》创刊了。列宁的《火星报》热烈祝贺，并指出该报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向，在揭露机会主义者和团结工人革命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斗争报》坚持列宁的思想，报上的主要文章多是斯大林撰写的。他指出：“在俄国和一些地方，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负有解放人类井为全世界谋幸福的历史使命。”

　　斯大林坚决捍卫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牢牢掌握领导权的思想。他写道：“为了这种领导作用，工人阶级必须组成独立的政党。”他认为：必须建立强大的、团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党必须把革命的大旗掌握在自己手里，引导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民走向胜利。在斯大林的积极推动下，第比利斯成立了拥护列宁《火星报》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个第比利斯委员会，并广泛地开展活动，建立了反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

　　1901 年11 月，斯大林奉党组织之命，去到黑海之滨的重工业城市巴士姆，组织工人斗争，他通过联系先进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在10 个大企业中建立了11 个社会民主党小组，还办起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印刷和散发传单，领导工人斗争。12 月31 日，举行了巴士姆社会民主党各小组的代表会议，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拥护列宁《火星报》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士姆委员会。委员会领导巴士姆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和政治示威，沉重地打击了当局的剥削、压迫和专制统治。警察当局逮捕了32 名罢工工人。1902 年3月8 日，斯大林组织了工人大示威，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当局残酷镇压，又逮捕300 多名工人，关进监狱。次日，斯大林领导社会民主党巴士姆委员会，组织了有6000 多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示威，到监狱前游行。沙皇军队开枪射击，打死15 人，打伤54 人。斯大林不屈不挠，率领示威队伍，坚持斗争。他写传单，作讲演，鼓舞斗志。3 月2 日，又主持为被杀烈士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安葬仪式，声讨沙皇政府，对高加索乃至全国的革命运动，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沙皇政府下令逮捕斯大林。1902 年4 月5 日，斯大林在巴士姆委员会会议上被捕，囚禁于巴士姆监狱。在狱中，他继续斗争，通过写信与党组织联系，写传单、写文章指导工人运动。1903 年3 月，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组织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斯大林被缺席选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

　　1903 年秋，斯大林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刑期3 年。12 月间，在流放地他收到了列宁的一封信。后来，斯大林回忆说：“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1903 年。固然，这次认识并不是经过亲自会面，而是经过互相通讯。但是这次认识给我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党内工作的整个时期中，这个印象始终没有消失过。那时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列宁的这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他对我们党的实际工作做了大胆无畏的批评，并对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做了非常明确扼要的说明。只有列宁才善于把最复杂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和明确，这样扼要和大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颗打中目标的子弹。这封简单而大胆的短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⑤

　　1904 年1 月5 日，斯大林从流放地逃回高加索，为执行列宁的战略和策略，为实行列宁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思想而斗争。当时，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和革命的发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尖锐起来。列宁认为，解决党内危机的办法便是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坚决站在列宁一边。在巡视南高加索和格鲁吉亚期间，他为巩固原有党组织，创立新的党组织，同孟什维克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6 月间，斯大林奉命来到巴库，解散了孟什维克的已库委员会，组织了布尔什维克委员会，领导石油城的工人举行了有名的“十二月大罢工”。这次罢工由12 月13 日一直坚持到31 日，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工人与石油业主签订了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集体合同。巴库罢工“是全俄一、二两月光荣发动的信号”，是俄国大革命风暴前夜的春雷。

　　以斯大林为首的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带领南高加索的工人农民，进行了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并很快地将此斗争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他们购置军火武器，训练红色部队，组织农民革命委员会，废除苛捐杂税，夺取地主的土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这些斗争全面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听取了南高加索代表团的报告之后，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特别决议，向高加索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致敬，并号召各地党委采取最积极的办法，广泛传播高加索的革命经验，支援他们的斗争。

　　斯大林坚决维护列宁关于武装起义是推翻专制制度和成立共和国的手段的理论。他在《告公民书》中写道：“全面武装起义，这就是近年来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全盘事件在历史上必然走向的那种必然结局。全民武装起义这就是现时摆在俄国无产阶级面前亟待解决的伟大任务！”

　　沙皇政府迫于人民起义的压力，于1905 年10 月18 日，颁布了所谓给予人民“自由宣言”。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工人群众大会上讲话，公开揭露了高喊解除工人阶级武装口号的孟什维克的叛卖策略。斯大林说：“为了真正获得胜利，我们需要什么呢，为着这件事，就需要三件东西：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还是武装。”

　　南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积极展开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2 月上半月，在第比利斯、齐亚土雷、克里维尔、萨姆特烈加等许多城市和地区，都先后爆发了武装起义，南俄大地出现了一派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就在这一月，斯大林会见了列宁。这在俄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塔默尔福斯代表会议上，斯大林作了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工作报告，并且发表了维护列宁的积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即议会）策略的演说。他被选入负责编审代表会议决议的政治委员会，与列宁一起工作。他那敏锐的观察力和干练的工作作风，给列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这两位工人阶级的领袖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亲密的合作。

　　会后，斯大林回到高加索领导革命。“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被镇压之后，沙皇政府对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列宁不得不侨居国外，在那里继续领导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斯大林则在俄国坚持奋斗，常常被逮捕和流放。从1902 年至1913 年的11 年间，斯大林先后被捕7 次，被流放6 次，从流放地逃走过5 次。

　　1912 年1 月的布拉格代表会议，选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列宁、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斯维尔德洛夫等人当选为中央委员。为了加强党对俄国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国中央局。尽管当时斯大林未到会，并被流放中。

　　1912 年2 月29 日，斯大林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再次从沃洛格达流放地逃了出来。他负责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为实现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而斗争。他视察了俄国各个重要地区。在南高加索，他冒着被沙皇走狗逮捕的危险，击败了孟什维克的破坏，取得了维护党性、反对取消派的胜利。

　　1912 年5 月，斯大林受党中央和列宁的委托，具体组织了《真理报》的创刊工作。他领导制定了《真理报》的编辑方针，亲自编辑创刊号，实际上是这家报纸的第一任总编辑。在两年半内，《真理报》曾被沙皇政府封闭过8 次，但它以新的名称继续出版，成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后在纪念《真理报》10 周年时，斯大林写道：“1912 年的《真理报》，奠定了布尔什维克1917 年胜利的基础。”

　　1913 年2 月23 日，斯大林在为《真理报》募捐时被捕。列宁闻讯，立即写信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我们的被捕情况是很严重的。柯巴⑥被抓走了..柯巴幸而写完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长文章。很好！要为真理而战，反对崩得和取消派的分裂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斯大林被监禁5 个月之后，于1913 年7 月2 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北部的图鲁汉斯克地区，期限4 年，受尽了罕见的磨难。但是，坚强如钢的斯大林，不屈不挠，巧妙地与列宁和党取得了联系，坚持斗争，顽强工作，并写了许多重要文章。

　　列宁的革命理论，动员了千百万人民群众。1917 年2 月中旬，彼德格勒的普梯洛夫工厂开始罢工，其他工厂纷纷响应。到24 日，罢工工人已达20万，他们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沙皇！打倒战争！面包！”2 月26 日，布尔什维克号召举行总起义，成立临时政府。工人们积极响应，士兵也转向起义，到27 日晚，已有6 万多士兵转到起义方面来。起义工人和士兵很快就取得了胜利，逮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将军，释放了政治犯，并在当晚举行了彼德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推翻沙皇统治。胜利消息，不翼而飞。其他城市和前线士兵相继起义。统治俄国达300 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终于被革命推翻。史称“二月革命”。

　　然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窃取了领导权。他们同国家杜马（议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达成协议，决定成立以李沃夫大公为首的资

　　产阶级临时政府。克伦斯基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也加入了临时政府。列宁在国外揭露了这个临时政府的性质。他说：“这个新政府并不是偶然凑台起来的一群人。这是已经上升到执掌俄国政权地位的新阶级，即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即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并存的局面。

　　1917 年3 月12 日，斯大林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参加和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工作，并受党中央委托领导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

　　为了指导革命斗争，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党的决议和理论。在第一篇文章《论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斯大林提出了一项重要任务：巩固苏维埃并普遍成立苏维埃，以作为人民革命政权机关的工兵代表中央苏维埃为首，把它们互相联系起来，进行统一的斗争。斯大林在《论战争》一文中，拥护列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号召俄国劳动人民“撕下帝国主义的假面具”，“使现在这次战争不可能再打下去”。

　　1917 年4 月3 日，列宁经长期流放生活后回到了彼得堡，斯大林率工人代表团热烈欢迎。4 月4 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大会上作了战争和革命的报告，阐明了《四月提纲》。这是党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天才计划。斯大林在解释、宣传列宁《四月提纲》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发表了《论临时政府》、《土地归还农民》等许多文章。

　　1917 年4 月24 日至29 日，布尔什维克党举行了第7 次（4 月）全俄代表会议，讨论了关于战争与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并且定出了党对时局、战争、临时政府、苏维埃、土地、民族等等问题的路线、方针。列宁在报告中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作为党的最近任务。会后，斯大林协助列宁在工人和士兵中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6 月18 日，组织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群众大示威。斯大林以中央的名义，写了《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真实而深刻地表明了工人和士兵的意愿，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50 万人举行大示威，要求苏维埃掌管政权，要求苏维埃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决裂而实行积极的和平政策。

　　临时政府调来哥萨克队伍和士官生队伍镇压革命群众，捣毁了《真理报》编辑部，发出了逮捕列宁的命令。斯大林力排众议，千方百计地保护列宁，使列宁安全地离开了彼得堡，并且写了《把队伍团结起来》、《反革命的胜利》等文章，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提出了具体的斗争计划，鼓起了广大劳动者和士兵争取胜利的信心。

　　1917 年7 月26 日至8 月3 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第六次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列宁因受临时政府通缉而未出席大会。会议由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人主持。斯大林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提出了对生产和产品分配实行工人监督、土地转归农民、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归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等问题，号召用暴力推翻临时政府而夺取政权。代表大会批准了斯大林提出的决议草案，强调了列宁认定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联盟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保证的原理。

　　在代表大会上，有人对俄国能不能开辟社会主义道路表示怀疑，主张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为转移，斯大林对此作了坚决的反击。他说：“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

　　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⑦

　　与会代表热烈支持斯大林的发言，支持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学说，确定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917 年10 月7 日，列宁秘密地来到彼得格勒。斯大林向列宁报告了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在10 月10 日至16 日的俄共党中央委员会上，通过了列宁和斯大林制定的武装起义的计划，批驳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的建议。会议决定斯大林为中央政治局领导武装起义的总指挥。

　　为了加强对这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列宁、斯大林决定派伏罗希洛夫、基洛大、卡岗诺维奇、日丹诺夫等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分赴各地组织起义。10 月24 日早晨，克伦斯基下令封闭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人之路报》，并派装甲车包围该报编辑部和印刷所。临时政府对革命展开了攻势。斯大林闻讯，毫不畏缩，指示赤卫队员与革命士兵针锋相对，英勇反击，很快地击退了反革命军队，并在编辑部和印刷所周围加岗防卫。到上午11 时，《工人之路报》又出版了，上面刊有斯大林写的号召推翻临时政府的社论：《我们需要什么？》斯大林写道：“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再拖延下去就会使整个革命事业遭到毁灭。必须以新的工农政府来代替目前的地主资本家政府。”⑧

　　号角吹响了，起义开始了。起义总指挥斯大林和领导成员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里指挥起义。他们制定了详细的起义计划，布置部队占领了电报局和电话局，打乱了敌人的指挥系统；接着，分派部队把守桥梁，加强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各区的联系。10 月24 日夜，列宁来到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起义，指挥部队冲向首都中心，包围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

　　10 月25 日（公历11 月7 日），赤卫队和革命军队占领了各火车站、邮政局、电报局、政府各部和国家银行。预备国会被解散了。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战斗堡垒。“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以其向冬宫轰击的炮声，报道了10 月25 日是新纪元，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纪元的开始。这天夜里，革命工人、士兵攻下了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人员。起义胜利了。当夜10 时，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宣布开幕，宣布起义胜利，“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次日，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规定“立刻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不付任何赎金”。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第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大会发表的《告俄国公民书》，庄严宣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大地上诞生了。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勾结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要用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扼死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1918 年2 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上。拥护列宁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主张。3 月间，俄共中央在面临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把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

　　1918 年5 月至1920 年8 月，斯大林先后指挥南方战线，保卫察里津，指挥东方战线、西方战线、西南战线作战，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看的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1922 年4 月，斯大林就任党中央总书记。7 月间，他派苏联政府全权代

　　表越飞赴华，与孙中山会谈。1923 年1 月26 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苏联政府重申放弃在华特权，“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同情和援助，对于正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鼓舞甚大。正如毛泽东祝词中说的：“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这种友谊不仅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也鼓舞了中国国民党人，并且使中国人民清楚地看到，世界上真有伟大的友谊、无私的援助，真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续任俄共中央总书记，入驻克里姆林宫。他决心克服千难万险，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当时，俄国并没有多少现代化的生产机器，也没有充裕的财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劫，工业品不多，粮食也缺乏。1920 年和1921 年两个饥荒的年头，百万人死亡，加上7 年战争，俄国有上千万人被夺去了生命。到1924 年1 月列宁逝世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没有摆脱战前沙皇统治时的那种贫困状况。而党内外、国内外还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势力。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对新生的共和国实行经济封锁，而且随时有武装侵犯的威胁。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没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觉悟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不敢设想了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理论家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24 年8 月提出了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思想――这种新思想使革命取得了一个继续前进的目标，鼓舞人们把革命的热情发挥在爱国建国的事业上，用在实际行动中。

　　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阻力是很大的。但坚强如钢的斯大林决心去探索、去实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并运用他的谋略，在后几年的实践中，在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决策中，一个一个地击败了党内的反对派，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每一个反对派都斥责斯大林“专制”，可是每一次斯大林都掌握了政治局中的多数，运用种种手法，得到了广泛的群众支持，取得了胜利。在每一次胜利之后，斯大林都微笑着向被击败的反对者伸出手去，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就把他们接纳回来，重新分配工作。当托洛茨基表示决不退让时，斯大林就建议把他赶出了俄国。

　　斯大林关于“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十分强调党的领导和人民的主人翁精神。他认为党和人民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国家的主人。他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人民群众的努力，英雄们的业绩去创造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崭新的社会。他的理论和号召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农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响应，激起了一股苦干和奋发向上的热情。人们为了在俄国尽快地建成社会主义，并为全世界开创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火热的运动，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斯大林对落后的俄国工农业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尝试。它为工业确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设想了农业的大规模社会主义集体化。这个计划被当时西方世界看作“莫斯科的一个狂妄荒诞的计划”。由于全国人民的苦干巧干，仅仅用了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就于1932 年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5 倍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建设的新工业以及对整个经济的技术改造，也提前完成了。

　　后来的历史证明：斯大林关于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在此期间，斯大林先后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重要著作，继承和捍卫了列宁主义的事业。

　　1941 年5 月开始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先后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领导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于中国革命，斯大林热情地支持，积极地帮助。虽然由于情况了解不够等历史的局限，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斯大林也有过不少缺点、错误，但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错误毕竟是次要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

　　注释：

　　①见194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②③[美]斯特朗著：《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76─177页。④⑤《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48页。⑥1913年，斯大林根据同志们送的雅号，自称“柯巴・斯大林”。⑦《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74页。⑧《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