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会谈，往往谈到历史。毛泽东还讲起了《愚公移山》。斯大林说：“我们要一起挖掉的不只是两座大山！”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会谈十分漫长，不紧不慌，从容不迫；没有主题，即兴交谈，时而论理，谈及哲学、社会、政治、道德、语言、艺术；时而讲情，谈到中苏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谈到同志之间的互助合作；而谈这些问题都围绕着回顾中国革命斗争史。他们有时谈到关系两党两国的重大问题，有时又步入中国寓言的神话般的神秘世界之中。
有一次，在会谈中，毛泽东在谈到中国革命的伟大、艰巨时，讲起了《愚公移山》，很有趣。毛泽东思想深邃，语言幽默，侃侃而谈，能很快地把人引入一个个生动的境界。斯大林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情和不信任的态度，声色不露地注视着自己的交谈者，然而，在不知不觉之中，往往受到了对方的感染，进入对方的意境，发出和对方同样的呼声。
毛泽东谈吐不凡，生动活泼，毫不呆板。在谈论具体问题时，他往往别开生面，撇开一些具体的、当前迫切的问题，诱导着苏联领袖步人中国寓言的神话般的神秘世界之中，求得共识。有一次，在交谈中，毛泽东给斯大林讲了一则中国古代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中国古代有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了他家的出路。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大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大山虽然很高，却是下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它也感动了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中国人民。①
斯大林认真地倾听着这个富有哲理的中国民间传说，深深地被毛泽东生动的叙述感动了。毛泽东没讲完他就连声说：“好！好！”并且热情地附合说：“我们要一起挖掉的不只是两座大山！”②他们的会见，被评价为在整个世界政治棋盘上标志着巨大转变的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被怦为马拉松式的会谈。世界上的两个大国领袖，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领袖达成共识，结力盟友，确实不同凡响。
斯大林也高兴地回顾了历史，说：“我们派越飞到中国，和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孙越宣言》..”
毛泽东那生动而幽默的淡吐，寓理于事中的叙述，使斯大林在不知不党中受到了深深的感染，笼罩在心头的团团疑云，像是被一阵煦和的春风，悄悄地吹散了。
斯大林那经常严肃、矜持、似在深思的脸上，渐渐的绽出了笑容。他说，列宁十分关心中国革命，首先倡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响应。他说：“我们派越飞到中国，和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孙越宣言》..”
原来，1922 年，斯大林任俄共（布）中央总书记时，根据列宁积极促进中国国共合作的意图，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马林的建议，很快地派遣副外长越飞为苏联政府的特使，带了一些助手来到中国，和孙中山等人联系商谈。
那年6 月16 日，陈炯明在广州突然发动武装叛乱，炮击总统府。孙中山逃离广州，处境十分艰险。后虽辗转到军舰上，领导海军反击叛军，但收效甚微。又得知北伐军回师失利，夺回广州无望，不得不乘英国军舰“摩轩号”离广州、经香港，于8 月14 日到达上海。
这时候，孙中山面临着政治危机，军事失利，经济拮据，连人身安全也缺乏保障的艰难境地，心情十分苦闷、仿惶。这是他从事革命以来最力痛苦熬煎的时刻。正如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的《告国民党同志书》中所写的：“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人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③
8 月12 日，越飞以苏俄政府全权大使的身份抵达北京，一面和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商务关系，一面派代表携函到上海与孙中山接洽，向处境十分困难的孙中山伸出了友谊之手。
8 月25 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越飞的代表，并接受了越飞8 月22 日的“一封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来函。接着，他在27 日的回信中表示：“贵国政府派阁下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来我国，我表示非常高兴。”
在信中，孙中山主要谈了他和苏俄、吴佩罕、张作霖的关系问题。当时，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认为，资产阶级在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获得政权”。正如苏俄政府外交代表威连斯基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知道，明天的中国将属于它。历史的行程已经发展到中国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获得政权。”④那么，谁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呢？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一度认为：在南方是孙中山，在北方是吴佩罕。苏联《消息报》1922 年7 月6 日曾明确指出：“吴佩孚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和独立的中国，他反对外部的约束。”越飞来华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推动孙中山和吴佩孚合作――这大概也是斯大林当时的意图。
越飞还推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党组织与孙中山和吴佩罕联系。受其影响，李大钊曾派人到河南洛阳与吴佩孚会晤，并亲自到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的各种问题。
经过痛苦的探索和实践，孙中山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共和苏俄身上，因而和李大钊“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并当即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
李大刽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早年曾在河北水平府中学、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1913 年起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6 年回国，曾任《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1918 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参与编辑《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倡导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论文。1919 年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并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1920 年起兼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同年10 月创建北京共产党小组，积极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组织和领导北方党的组织开展各方面的革命工作。现在，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俄特使越飞的建议，来帮助孙中山工作。孙中山邀请他加人国民党，他只好以减相见，表示自己是隶属于第三国际的中共党员。
孙中山对李大钊十分敬重，当即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助我。”⑤
孙中山认真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认为他与苏俄的合作能使中国摆脱列强的经济和政治控制，所以热切地希望苏俄能与他本人进行合作，以有效地进行中国革命。因此，孙中山在信中写道：“在过去几十月间，我己在着手创造一种能使我请您的政府用一种实际方式进行合作的局势。”现在，“总的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使我现在可以提出一项建设性的政策，即我本人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同你们的政府实行合作。”
孙中山认为：苏俄派越飞与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加强联系是一个失误。他在信中指出：“北京政府完全没有骨气，十分软弱无力。因此说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并不过分。”苏俄加强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客观上的效果必然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通过国际承认等等为它树立威信”。而在中国，“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扫除现在的整个腐朽制度以外，决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
在与越飞通讯的同时，12 月16 日，孙中山又致信列宁，重申了他的基本观点，指出：在曹锟、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奴仆和工具”，“同中国现政府谈判，不仅旷废时日，而且恐怕是冒风险的”，“北京和帝国主义列强随时都可能设计使你在中国人民面前处于难堪的境地”，所以，“此举乃凶多吉少”。⑥
列宁斯大林领导领导下的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信中提出的主张十分重视，改变了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措施。1923 年1 月25 日，越飞便奉命亲赴上海与孙中山会谈，1 月26 日双方签署了《孙越宣言》，共四条。
《宣言》声明：“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越飞重申1920 年9 月27 日苏俄对华宣言所列举的原则：“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这个《宣言》是斯大林任俄共（布）总书记期间签订的，是苏俄对华政策的重要标志，也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确立的标志。
在交谈中，斯大林愉快地回忆了他们派越飞赴华和《孙越宣言》的发表，高兴地自己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和了一大杯，一饮而尽。
毛泽东对此发生了兴趣，低声询问苏方翻译，德林：“斯大林同志为什么要把红白葡萄佰掺着喝呢？”
费德林说不清楚，要去问斯大林..
毛泽东下让问，说这样问不合适。
斯大林坐在一边，敏感地责间翻译：“你们秘密地小声交谈什么？不能说给别人听吗？”
那声音从背后传过来，吓得费德林哆嗦了一下，急忙转过脸来，惊慌的目光，正好碰上斯大林那双透过夹鼻眼镜射过来的严厉目光。费德林明白，这双眼睛随时在瞄准大家，差不多人人惧怕。自己作为一个小译员，命运不
掌握在自己手上，如果被这双眼睛看得不顺眼，定会天有不测风云，随时都有可能大祸临头。想到这些，他更加慌乱了，嗫嗫嚅嚅地说：“哦，他在问..”
“是吗？问什么呢？..”斯大林冷言冷语地连连追问。
费德林慌忙站立起来，小声地给斯大林解释：“是这样，斯大林同志。刚才，毛泽东同志问，您为什么总把各类酒掺和起来饮，而其他人为什么都不这样做？”
毛泽东平静地坐在二边，点燃了一支烟，抽了起来。他对斯大林这种多疑、冷酷和对部下毫不客气的作风有点看不惯，但作为客人又不便多言，只好悄悄地抽烟。
斯大林那怀疑的目光，从夹鼻镜片后面透了过来，直逼费德林：“那你为什么不间问我呢？”
面对斯大林那带有人气的目光，费德林更加慌乱了，又见到贝利亚那笑里藏刀的眼睛也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便急忙解释说：“请原谅，是毛泽东同志坚持不让我这么做，他认为，这样间您，有一点不大礼貌。”⑦
“唔――”斯大林摊开双手，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但又狡黠地间费德林：“而你这位译员觉得在这儿应该听谁的呢？”
费德林急忙立正：“当然是听斯大林同志的话了！”
斯大林这才高兴地笑了起来，转身向毛泽东解释说：“您知道吗？这是我早年形成的一个习惯。我常饮白葡萄酒，但我相信红葡萄酒，在流放中我得了伤寒，一个狱中善良的医生悄悄地给我饮用了少量红葡萄酒，一大概是西班牙酒吧，从死亡边缘救了我。从那时候起，我就深信，红葡萄酒可作药用，有益于健康！”⑧
“哈！您这是经验之谈，也是从实践中总结的知识啊！”毛泽东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斯大林也笑了。他说：“我从来不看医生，也不大相信医生，许多医生看不了病，我们格鲁吉亚许多健壮的百岁老人，一有病就喝干葡萄酒，再披上一件暖和的毡毯就行了！”⑨
“这是群众的经验。”毛泽东哈哈大笑，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然而，师哲没有笑。他本来想要问斯大林，为什么称毛泽东先生而不称同志，但见斯大林对翻译是那样的严厉、冷酷，毫不客气，怕自己的贸然提问，会引起斯大林的反感、怀疑，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等等吧！时机下成熟，等下次再说！”
斯大林“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
斯大林为了弥补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夫误，隆重接待毛泽东，忙活了好几天。他和毛泽东的会谈，也丁像对其他国家的领袖那样随便，几乎是精心安排，全神贯注。但谈话中他再三询问，仍摸丁透毛泽东的底细。毛泽东说要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斯大林琢磨再三，仍搞不清这个东西是什么。斯大林感到困惑而疲倦。
是啊，已到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丁送走毛泽东，他就躺在沙发上休息。
然而，剪不断，理还乱，思绪翻滚，很难入睡。刚才，毛泽东的形象、思想和语言，给斯大林的印象又特别深刻，使他几乎无法遗忘，无法平静，无法人睡。他闭上双目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想在冷静中渐渐人睡，但是，不行。刚才的场面，禁下住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使他不得不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是的，毛泽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具有创造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时，另一种中国人的声音，一种用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斯大林的语言、伺句装饰起来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中文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那声音引经据典、振振有词：“毛泽东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出身农民，只相信农民，和工人没有联系，不相信工人，害怕工人，忽视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学说，可毛泽东害怕工人，农民意识强，喜欢钻山沟。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吗？”“苏联十月革命是工人阶级在城市起义夺取政权，可毛泽东忽视工人阶级的力量，孤立地在农村建立红军，这难道不是抗拒国际指示，轻视苏联经验吗？..”斯大林又觉得，王明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王明的话不无道理。而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所坚持的主要依靠农民革命的道路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他又陷入了深深怀疑之中。
师哲在苏联学习工作过15 年，了解王明和斯大林的关系。他回忆说，斯大林怀疑毛泽东，“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明为了争权夺利，为了争得中共领导地位，长期在斯大林身边说毛泽东的坏话。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王明先通过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人给斯大林耳边吹风，后来又以自己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常向斯大林进谗言。耳濡目染，造成印象，从而使他成了斯大林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王明利用一切机会，攻击毛泽东，说毛泽东的坏话，造谣诬蔑，无以复加。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看法，多来自王明。”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由于斯大林长期听信王明谗言，对毛泽东产生了偏见，所以当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在理论上承认，行动上支持，及时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答应给予援助，但在那思想深处，这样那样的不理解、不满意、甚至怀疑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和怀疑，在公开的、外交的场合不便流露，而在背后，在私下里，或者像赫鲁晓夫说的“在吃晚饭的时候同他的心腹小圈子谈论中国局势”时，往往流露出来。
赫鲁晓夫毕竟曾是当年苏共的领导人之一，毕竟曾是当年斯大林“心腹小圈子”里的重要人物，尽管他在《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和斯大林进行诬蔑和诋毁，但他谈到的一些事实，却为我们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新的角度。赫鲁晓夫写道：“我记得斯大林常在吃晚饭的时候，同他的心腹小圈子谈论中国局势。他总是翻来覆去地间：‘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斯大林已经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⑩式的马克思主义者’”(11)。
血写的历史是廓清疑云的秋风，回答质疑的铁证。实际上，毛泽东不但搞过工人运动，而且成绩卓著，曾是湖南工人运动的领袖。1922 年，中共湖南党组织建立后，毛泽东任书记。他曾多次深入到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去考
察。为了能够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真心诚意地为工人阶级服务，毛泽东决心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刻苦地改造自己。他下嫌脏、下怕苦、不怕累，脱去学生装，换上矿工服，带着雨伞，脚穿草鞋，深入工棚、坑道、矿井，和矿工们同吃、同住，“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毛泽东的话形象生动，引人人胜，他说：“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工人力大于天”，你看，“工人”二字联合起来就是“天”字，其实，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力量大于天。毛泽东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曾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路上有一块石子，大老板看到了，随便用脚踢一下，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入石灰、沙石凝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想搬就搬不动了，工人们听了，豁然开朗，纷纷要求毛泽东帮助他们。毛泽东满口答应。
毛泽东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时，劳工会已有7000 多名会员，是当时长沙最大的工人组织，也是由著名的工运骨干黄爱、庞人铨在长沙组织的劳工团体，它的宗旨是“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知识’”。它的组织原则“系合议制，铲除领袖的”。要求绝对打破领袖观念和男女界限，显然是受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劳工会里边确实也混进了几个无政府主义者。但黄爱和庞人拴思想进步，富有正义感，热心为工人办事，在人民群众中有相当的威信。在五四运动和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黄爱、庞人拴都是激进分子，对毛泽东十分崇敬。黄爱还受过李大钊、陈独秀的思想影响，在创办湖南劳工会的过程中，曾得到过陈独秀的帮助和支持。毛泽东在了解情况后，决定对劳工会采取团结、帮助、教育、扶持的办法，争取他们共同斗争。他多次找黄爱、庞人铨、张理等人谈心，帮助他们分析形势，解决矛盾，支持他们反抗资本家和封建军阀的斗争。同时有理有节地帮助他们克服缺乏严密的组织、只作经济斗争、没有远大政治目标的缺陷。
当时，湖南劳工会领导的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反对省政府把纱厂租给华实公司的斗争遭到失败，黄爱、庞人拴怒火中烧、义愤填膺，要带领一些激进的工人，去和军阀和资本家硬拼，要拼个鱼死网破。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谈心，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帮他们分析矛盾，指明出路，并强调斗争要讲究策略，注意方法。从而“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毛泽东还写了一篇《所希望于劳工会的》文章，1921 年11 月21 日在《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号》上发表。文章指出：“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工运动史上己写完了头一页，现在要开始写第二页了。愿这第二页上写的要大下同于第一页：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美备。”
针对劳工会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三点意见：“（一）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组织上宜一依西洋工会组织，由代表会议产生相当名额之委员付与全权组织委员会执行会务。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大多，分部太繁，权力大分也要不得。”“（三）工会是工人组织的，所以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更进则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现在不能遽言及此，我以为无论如何第一步要办到凡人会的工人，每人必出至低限度的月捐，少至一个铜元都可；第二步办到自己养活工会。”(12)
经过毛泽东和党组织的说服教育和帮助，黄爱、庞人拴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申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工作。12 月25日，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和湖南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示威，反对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工人、学生，高呼口号，义愤填膺，表达了对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慨。后来，陈独秀在总结这次抗议活动时说，除上海外，全国以“湖南工人最猛烈”。
(13)工人阶级的觉醒，使反动军阀坐卧不安。1922 年、月：6 日，湖南军阀赵恒惕派人将黄爱、庞人拴逮捕人狱，翌晨即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毛泽东闻讯，悲愤异常，立即召开会议，部署稳定工人情绪、组织工人队伍，进一步同赵恒惕斗争。他还主持召开了两次追悼黄、庞的工人大会，要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和军阀斗争，并发了纪念特刊。以后，他又经武汉到上海，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的追悼黄、庞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报告了黄、庞的生平事迹和牺牲经过，号召大家向黄、庞学习。后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
铁路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吸血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控制中国的大命脉，也是中国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因此，毛泽东便派得力干部、中共党员郭亮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的斗争。1921 年秋至1922年秋，党领导工人在武昌的徐家棚和长沙的新河等地办起了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并于1921 年10 月举行了一次胜利的罢工。
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局长王世墒千方百计地破坏工人团结，阻挠工人运动。他利用同乡关系，培植爪牙，结帮拉派，声言“俱乐部是不法团体，工人加入的要送官厅重办”；他还收买流氓，敲诈工人，开除工人，闹得众怨沸腾，要求罢工。
毛泽东得到郭亮的报告，立即与武汉党组织联系，统一了粤汉铁路工人的组织，于9 月5 日拍电报给交通部，限三日内撤办元凶，否则，要实行全路总罢工。交通部和铁路局置之下理。9 日，全路车辆停驶，工厂停工，粤汉铁路大罢工开始了。
盘踞在湖北的北洋军阀萧耀南，企图勾结湖南军阀赵恒惕联合镇压罢工。为了分化瓦解敌人，毛泽东指示新河工人俱乐部呈文赵恒惕，“说明罢工原委”，声明湖南境内，除客车、煤车停驶外，“军事专车，仍照常开驶，请其勿来干涉”。赵恒惕欲动又止，在这次罢工中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中立。
10 日晚，王世靖唆使部分工人开车，井用武装押运。郭亮针锋相对，率领罢工工人在岳阳作卧轨斗争。军阀令军警开枪镇压，工人被枪杀，郭亮被逮捎。
毛泽东闻讯，当即拟出新的斗争计划，派何叔衡到武汉去找湖北党的组织，开展新的斗争；自己则迅速赶到新河车站，召开工人大会，请岳用工人代表报告卧轨截车的英雄事迹，控诉军阀残杀工人的罪行，工人们听得义愤填旧，决心斗争到底。毛泽东又派人到湖南、湖北各地组织工人声援、抗议，坚持斗争20 天，终于获得了“解除压迫、维持团体、改良生活、提高人格”的大胜利。11 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粤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了；这是全国铁路工会中成立最早的统一工人组织。
安源路矿大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安源路矿是帝国主义控制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毛泽东曾先后三次到安源，深入矿井，工棚，了解工人疾苦，启发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团体，建立党的组织；又派李立三、蒋先云等去安源，以办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等合法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队伍。到1922 年9 月，俱乐部会员已发展到700 多人，在工人中威信很高。
9 月初，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与蒋先云、朱少莲等安源党支部的同志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决定积极进行罢工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指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路矿两局内部职员分有派系，可以利用矛盾；工人罢工也不能孤军奋战，要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将绝大多数工人充分发动，严密组织，防止敌人分裂工人队伍。只有坚决罢工到底，敌人才会退让。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最前面，决不动摇，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群众自然会跟着领头人走。
毛泽东离开安源时，还给在外地的李立三写信，要他立刻回安源，加强领导；同时指出：要“非常注意罢工战术问题”，“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为了加强领导，毛泽东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工作。
9 月14 日，安源路矿一万七千名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工人们发布了罢工宣言，高呼“从前是牛马，现在要作人”的“哀而动人”的口号。向路矿两局提出了17 项政治、经济要求。由于领导正确，策略对头，工人们齐心协力地和当局进行了五天激烈的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14)
身在欧洲北部的斯大林，当然不了解在中国江南革命的毛泽东的上述活动，并且往往用自己熟悉的苏联模式，来判断中国革命的是非，因而难免发生一些失误和怀疑。但是，斯大林也及时地总结了经验教训，耐下心来倾听毛泽东的话。那天下午在小餐厅里，斯大林和他周围的几个心腹人物，尽管议论了对毛泽东是否依靠工人的怀疑，但他也知道，这只能是怀疑，不是事实，不能在领袖的会谈中正式提出，只能在接触中观察了解。于是，他决定派莫洛托夫到毛泽东的住处去看望他，摸一摸毛泽东的底细。
注释：
①②参阅〔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著《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8 月版第538―539 页。③《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48 页。④艾伦・惠廷著：《苏俄对华政策，1917―1924》1968 年英文版第116 页。⑤《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见《政治周报》第5 期第12 页。⑥见《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1966 年第10 期。⑦⑧⑨〔俄〕尼。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7 月版第64―65 页。⑩“麦淇淋”是代黄油，不是真正的黄油――译者注。(11)引自《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大回忆录续集》第374 页。转引自《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华岳人民出版社1989 年10 月版第222 页。(12)(13)参阅高菊村、陈峰等著：《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年3 月版第166 页。(14)李立三著：《看了〈燎原〉以后》；刘少奇、朱少连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