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打电话问毛泽东有什么打算和要求。毛泽东笑着说：“等周恩来同志来了再谈吧！”
斯大林虽然对毛泽东有怀疑，对毛泽东的革命道路有怀疑，但他知道，毛泽东是个性格坚强、刚正不阿、自尊自强、敢想敢于的革命领袖。只要是他认准了的真理，选定了的道路，无论有多么大的压力，多么大的艰难险阻，他都敢带领人民去干、去闯，不达目的，绝下罢休！这种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坚持真理、敢想敢闯的劲头，使斯大林对毛泽东十分尊重，不敢怠慢，甚至可以说有点敬畏，类似人们说的“畏友”。现在，毛泽东来到莫斯科，斯大林更不敢怠慢。会晤后不久，斯大林就打电话问毛主席身体好吗？还有什么打算？什么要求，还准备办些什么事情？很显然，他急于要了解毛泽东的想法和意图。毛泽东却不着急。他拿起电话筒，态度很友好，热情地感谢斯大林的关怀和照顾，但却不肯说出自己的打算和要求。
斯大林再三询问。
毛泽东笑着说：“这些嘛，等周恩来同志来了再谈吧！”
斯大林无可奈何地放下了耳机，心里不是滋味。他不明白：作为中国党政首脑的毛泽东，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后，首先来到苏联首都和他会晤，必然有十分重大的问题要和他斯大林会谈，必然要热烈、迫切地有求于他；可是，这位毛泽东到莫斯科之后，不但没有一点有求于人的样子，没有一点低三下四的神态，反而显得庸洒自如，怡然自乐，不卑不亢，神情泰然。乃至他斯大林几次询问，礼贤敬友，又打电话专门询问，毛泽东还是这么不肯直言，这是为什么？斯大林知道，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自己过去犯错误，多是因为自己太主观，没有真正了解清楚中国的实际，就硬要人家照搬苏联的模式，结果，事与愿违，好心帮助中国革命，反而妨碍了中国革命。现在，毛泽东讳莫如深，不肯直言，自己也只好等一等看，不能像过去那样强人所难了！
毛泽东心里很明白：他这次到苏联来，主要是祝寿、休息，和斯大林建立良好的同志关系；至于有关中苏两党两国间的所有谈判、签约等事，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都要由擅长外交的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来办。他这位统帅和领袖，只愿意从战略的高度统筹全局，而不愿包揽和干涉助手或部下的具体事务，更不愿意由自己出面和斯大林搞什么具体事务或条约的谈判。他知道斯大林有时比较主观，如果由他和斯大林直接谈判，一方面外交谈判不是自己的所长（他知道在这方面自己不如周恩来），另一方面，很可能由于对某些具体问题谈不拢或争执，会造成两党两国关系的隔阂。所以，尽管斯大林几次热切地询问他要谈什么问题，怎么谈，他都巧妙地作了回避。
斯大林急了，就郑重而恳切他说：“您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委婉他说：“东西不仅要搞，而且要既好看，又好吃，但必须让周恩来到莫斯科来搞。”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是有经验的，如果诚恳地帮助中国革命，就应主动提出帮助的内容；不提，就是缺乏帮助的诚意，我们又何必低声下气地向人家乞讨呢？
斯大林还是不明白，但他又不好再问。因为他曾经当面问过毛泽东：“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让周恩来来干什么？”
斯大林的心里更增加了疑云。
斯大林举杯祝贺毛泽东：“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但他称毛泽东“先生”。
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会谈，气氛热烈，态度友好，互相尊重，关系融洽。可以说是自由的，平等的，发言和谈论的问题，似乎是即兴的，没有固定的主题，没有外来的约束，也没有谁对谁的乞求。
长长的会谈桌上，摆着各种鲜美的菜肴和食品，格鲁吉亚葡萄酒、白兰地酒和各种名贵的伏特加酒点缀其间。每个座位后都贴有姓名，每个座位前都备有各类餐具和酒杯，显得丰盛、高雅而美观。毛泽东的座位后写着“毛泽东先生”。
会谈桌的一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苏联人坐了一长串。另一边坐着毛泽东和师哲。斯大林坐在中间，首先举杯向毛泽东祝贺。他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
大家干过杯，很自然地进入会谈。会谈几乎只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个人之间的对谈，其他人很少插言，只作陪客。两位领袖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群众工作，但涉猎最多的还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经历。
毛泽东知识渊博，谈吐幽默，叙事论理深入浅出，富有魅力。斯大林喜欢理论，逻辑性强，语言考究，十分注意毛泽东的观点和论述。两个人都关心的中国革命，自然成了他们谈论的中心。由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犯过错误，碰过钉子，所以很喜欢探讨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成功的经验。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取得伟大的胜利，关键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路线。
斯大林认真地听着，时而点点头，或插句话。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尊重事实。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是十月革命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最伟大的胜利，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学习。但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在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他内心深处有一些怀疑，所以他时不时巧妙地提出一些问题。毛泽东认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口头上，而在行动上；不是看他能背诵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是看他能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多少实际问题。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是从学习、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始的。
斯大林抽着烟听着，有时轻轻地点点头，有时又眯缝起他那锐利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看毛泽东，似乎是在审视：这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他坚持的道路真符合马克思主义吗？
毛泽东知道，斯大林对他和中国共产党有怀疑，但他既不争辩，也不解释。他相信事实胜干雄辩，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尊重事实的。因此，他心底坦然，谈古论今，挥洒自如，没有丝毫的疑惧。
毛泽东侃侃而谈：“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过程。他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的真相，我们不妨把视野从克里姆林宫的客厅里暂时移向三十年前的中国湖南――
1920 年7 月7 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即以湖南一师附小主事《校长》的身份作掩护，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不仅利用新民学会、湖南学联进行传播，而且创办文化书社，掀起了一个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他还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组织发表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影响颇大。特别是他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培养了不少革命的骨干。因为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联的干部和个别进步的教员。学习的是《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并结合中国、湖南的实际，进行讨论，这使会员们的马克思主义觉悟不断提高。
当时和毛泽东在一起从事过革命活动的萧三曾回忆说：“毛泽东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这个会的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联的干部，个别进步的教员。会员都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等，并结合中国和湖南的革命实际，经常开会讨论。这样，毛泽东同志使得团结在他周围的人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无产阶级和其政党一一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毛泽东不仅在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在社会上，甚至在自己家里相机进行宣传。1921 年春节期间，他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教育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罩、堂妹毛泽建等学习革命理论。他说，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要勇于舍“小家”为“大家”，英勇奋斗，不怕牺牲。春节过后，毛泽民、毛泽罩、毛泽建三人就先后离开韶山，主长沙参加了革命。后来，这三人都为革命光荣牺牲了。毛泽东的家里，先后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除上述三位烈士外，还有夫人杨开慧、长子毛岸英和侄儿毛楚雄）。
1921 年元旦那天，湖南长沙，风雪漫天。毛泽东召集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19 人，在朝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年大会。会议由何叔衡主持，由毛泽东报告开会理由，并介绍了在法国的会员对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方法等三个问题讨论的情况，要求每个与会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积极发言，明确表态，不能含糊其同。
会议上大家发言踊跃，讨论热烈，何叔衡首先明确宣布：主张过激主义。他说：“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泽东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①
会议经过三天的热烈讨论，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得出了共同的结论：要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
斯大林长期怀疑毛泽东的立场，怀疑毛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说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应该怎样来检验一个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
列宁曾经提出一个鲜明而易于掌握的标准。列宁说：“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②
从本章叙述的事实，从毛泽东和蔡和森通讯的内容，从毛泽东在这次新民学会年会上的言行中，不难看出：这时的毛泽东，已经不仅是承认或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且是已经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的基础”，即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道路选定了。毛泽东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自觉地集中精力投入工人运动。当时，湖南的工业比较落后，全省只有两个较大的矿区和长沙的纺织厂、造市厂、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等几家现代化企业，连铁路、矿山在内，全省的近代产业工人约两三万人。
为了和工人接近，毛泽东下决心脱下学生装，赤脚穿草鞋，粗布短褂，上铁路，下矿井，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一同聊天、谈心，了解工人的疾苦，帮助他们分析受苦受难的原因，组织他们同资本家斗争。他还多次到江西的安源，做安源路矿工人的工作。后来，他又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到安源工作。所以，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十分活跃，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21 年5 月1 日，毛泽东等人发动组织的长沙各厂工人和各校学生，举行了庆祝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大会。那天虽下着雨，但游行的人手举着“劳工神圣”、“劳动者应当管理世界”的彩旗，高呼着口号，坚持游行示威，并散发《告工人书》和《社会革命》等传单，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工运开始时，由于干部少，毛泽东曾同时担任八十工会的秘书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他亲自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作为工人代表同军阀赵恒惕当面作说理斗争，驳得赵恒惕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后来，毛泽东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1920 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到1922 年5 月，湖南省委――我当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市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毛泽东在探索中成长的又一点特点。农民的儿子毛泽东，经过长期的、艰苦的、理论结合实际的学习之后，成了知识分子，但他毫不轻视工农，仍然坚持向工农群众学习，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大众服务。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他就利用假日，经常到农村、工厂去访问；1917 年冬，他主办工人夜校，同工人阶级建立了最初的感情；五四运动前后，他两次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考察近代产业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在湖南，他又主动到长沙、醴陵、萍乡、安源等工矿区发动工人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开辟出一条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道路。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毛泽东曾总结经验，深刻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
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这种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精神，经过毛泽东长期的实践、宣传和倡导，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1920 年8 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即筹建共产党的发起组，并决定由陈独秀邀约各地的共产主义者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是被邀约者之一。他收到上海发起组的邀约函后，与何叔衡等共产主义者积极协商，抓紧准备，在长沙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0月间，毛泽东收到了从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又立即着手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他建团的主导思想是“注意找真同志”，“不可急进”。由于他注意党员、团员的质量、注意找真正经过革命斗争锻炼、信仰马克思主义、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自愿参加，个别吸收，所以，湖南党和团的组织部比较纯洁、巩固。
1921 年6 月，毛泽东接到了上海党的发起组关于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二十六岁的毛泽东和何叔衡一起去到上海，代表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共的成立大会。
N21 年7 月23 日至3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和尼尔科斯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李汉俊、刘仁静、邓恩铭、李达、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十二名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举的代表，济济一堂，讨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大事。马林在会上致词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添了一个东方朋友，世界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之职。因为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大会是移到浙江嘉兴甫湖一艘游船上举行的。
这次大会讨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纲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大会认为：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积极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大会对中国社会的状况和中国革命的性质还缺乏明确的认识，所以没有提出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和必要的政策、策略。
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因此，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应当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规定，党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直到消灭阶级区别”这实际上是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造成了党的纲领和实际情况的脱节，造成了“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的孤立主义倾向。
这些都反映了刚刚诞生的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都了解不够。毛泽东说：“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③
注释：
①参阅《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 号，载《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②列宁：《国家与革命》，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191页。③毛泽东：1962 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