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拜会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对中国革命提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我们感到内疚。”并把科瓦瘳夫的“秘密报告”送给了毛泽东。
斯大林识大体、顾大局，努力维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英国报纸、电台的造谣中伤，西方资产阶级的挑拨离间，立刻引起了他高度的警惕。他知道阶级、政党、领袖的原理，明白他和毛泽东关系的好坏，不仅关系着中苏两党、两国的利害，而且直接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衰。事关两个阶级、两种制度斗争的大局，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在听了有关毛泽东发脾气、有意见的汇报之后，斯大林进行了冷静的深思。他觉得在中国革命这个事关世界格局的重大问题上，自己由于了解情况不够，偏听偏信，强加于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毛泽东虽然未曾到过苏联，但他坚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力挽狂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壮举，多么来之不易的胜利啊！如今，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他不远万里来到苏联首都为自己祝寿，为建立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而奋斗。这是多么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多么深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啊！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往往以“老大哥”自居，对兄弟国家兄弟党吹毛求疵，鸡蛋里边寻骨头，指手划脚，这怎么能不使兄弟党的同志发脾气、有意见呢？想到这些，斯大林立刻派人找来柯瓦廖夫写的那份《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报告，重新审阅。
随着审阅者思想情绪的改变，柯瓦廖夫的秘密《报告》，立刻变成了适应西方资产阶级的需要，离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坏国际共运团结的谤文。斯大林决定，要把这份绝密的内部《报告》，当面送给毛泽东，以便用行动表明：斯大林和苏共领导对毛泽东和中共领导是诚挚的，信任的，是不容许挑拨离间的。
为了密切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消除疑虑，加强团结，斯大林改变了自己原有的想法――这对固执、倔强的斯大林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多年少有的。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谈判。
1950 年1 月2 日晚8 时，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孔策沃别墅，询问毛主席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
毛泽东见斯大林态度改变，十分尊重中国同志，自己也就采取灵活的办法，不是讲一种方式，而是提三种方案，请苏联同志选择。他讲的三种方案是：
（甲）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到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
（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的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条约交换了意见。
（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按乙、丙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
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
毛泽东当即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①
莫洛托夫答：“是的。”但他又对周恩来能不能尽快赶到莫斯科表示怀疑。
毛泽东笑了。他点起一支烟来，边抽烟，边搬着指头算了一下说：“我电报1 月3 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1 月9 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 天，1 月19 日到莫斯科，1 月20 日至月底约10 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恩来一道回国。”②
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都为毛泽东周密安排所折服。接着，他们和毛泽东具体商定了毛主席晋谒列宁墓、赴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游览、参观的日程安排。然后，就回去向斯大林汇报。
斯大林听了汇报十分高兴。他认为一切条件都准备好了，应该主动去拜会毛泽东，进一步消除误会，加深友谊。一天夜晚，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等苏共主要领导人，驱车去到莫斯科近郊的孔策沃别墅，去拜会在那里下榻的中国领袖毛泽东。
顶着漫天飞舞的雪花，长长的车队到了孔策沃别墅。毛泽东走出客厅，迎上前去，和斯大林及苏共领导人握手间好，陪他们进入客厅，举行会谈。
夜幕，悄悄地罩住了大地。飞舞的雪花，又织成了一张巨大无边的白纱，轻轻地罩住了山川，罩住了别墅，给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再次会晤商谈，增加了不少神秘的色彩。
斯大林喜欢深夜长谈。毛泽东更有个特殊的生活习惯，喜欢夜间工作。每当更深夜静，人们都进入梦乡的时候，他们两人的头脑却格外清醒，因此，他们约定夜间长谈。
客厅里，一排长桌。斯大林坐在长桌的顶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等苏共中央的领导成员坐在一侧；毛泽东坐在靠近斯大林的位子上，翻译坐在中间。中国同志自然坐在自己的领袖一边。桌面上摆着各种菜肴和食品，白兰地、矿泉水、格鲁吉亚葡萄酒和几色伏特加酒如花似地点缀其间，整个桌上，显得丰盛、高雅而美观。这是苏联方面特意布置的。
莫洛托夫首先代表斯大林向毛泽东祝酒，向大家祝酒。
干过杯后，在友好的气氛中，双方进入会谈。斯大林首先问毛泽东身体怎样？莫斯科气候寒冷，生活能不能过得惯？表示希望毛主席注意休息、多多保重。他说：我们都是东方民族，互相了解；中国一百多年来受外国欺侮，深受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之害；中国是个大国，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有古老的文化；中国共产党是成熟的党，有大批成熟的干部，特别是有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袖，领导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确实来之不易！要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还要保护自己的领袖。人民之间要团结。
毛泽东对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苏联政府的帮助、支持和理解表示感谢，并提出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建议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可以搞一些贷款、通商、民航等协定。
斯大林说：“过去，我们对中国革命提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我们感到内疚。”现在，签订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很好，并具体建议：“就由我和毛泽东先生签字。”
毛泽东笑着说：“你是部长会议主席，我不是总理，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文件，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③
斯大林当即表示同意。他说，周恩来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很有才干，请他来一起商谈更好。苏方的领导成员都同意请周恩来总理来进行具体谈判。
毛泽东指出：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中苏友好关系的建立，使西方帝国主义者十分不安。他们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妄图破坏中苏两党、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对此，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粉碎帝国主义者的破坏阴谋。
斯大林说，列宁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并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我们遵照列宁主义，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围攻和武装侵略，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当然要破坏。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更大了，帝国主义的未日快到了。阶级斗争必然更加尖锐、复杂，敌对势力必然更加疯狂地顽抗、破坏。在革命势力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进行挑拨离间，分化瓦解，正是敌对势力常用的手段。
说着，斯大林把柯瓦廖夫那份《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报告，顺手递给毛泽东，说：“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柯瓦廖夫是铁路工程技术人员，不懂政治。在政治上完全是门外汉。可是他削尖脑袋向政治里钻。你看看，他写了些什么东西？！”
毛泽东接过文件，看也没看，顺手递给坐在身边的翻译师哲，接着指出：“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1917 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斯大林对于毛泽东深刻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灵活动甩，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表示赞赏。他希望毛泽东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以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接着，毛泽东和斯大林就饶有兴趣地谈起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过程，探讨革命的成功经验，一直谈到深夜。谈得非常融洽。
1950 年1 月2 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并请周恩来、李富春等尽快赶到莫斯科。
师哲将斯大林给的“绝密文件”翻译出来，送给毛泽东，说：“这是一份暗地告我们状的小报告。”
毛泽东看了看文件，笑着说：这真是挑拨离间！不过，斯大林能把这样的材料给我们看，说明他是识大体、顾大局的，说明他不仅警惕性很高，不轻易中人家的离间计，也说明他虽然对我们有些怀疑，但总的来说，对我们是信任的，诚恳的，愿意友好合作的。
师哲说，这是一份难得的文件。斯大林这样坦诚地处理，不仅很快戳穿了离间计，而且增加了我们相互的了解和信任，加深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友谊和信赖。
毛泽东尊重斯大林，重视斯大林的论著和意见。就在斯大林送给他“秘密文件”、表示歉言之后，他对师哲说：斯大林的不少意见是正确的，在当时起了重要作用。例如1928 年的7 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们党的有些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等基本理论搞不大清，争论不休。斯大林指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这些，对指导当时的中国革命，都起了重要作用。
1953 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饶漱石都很活跃，他们“批薄射刘”，把攻击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刘少奇同志。会议开了好几天，气氛很紧张。
师哲问毛主席：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一直攻击薄一波？
毛泽东淡淡一笑，说不是攻击薄一彼，而是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并要师哲把斯大林给的那份文件找出来。
这时，斯大林那浑厚的声音，又在师哲的耳边响起：“看看吧，这些东西也许会有用的！”
毛泽东再一次看了斯大林转来的材料。那是当时担任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联系到高岗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是赏识他高岗。④于是，毛泽东对高岗就比较注意了。
1953 年12 月下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来中国参加鞍钢扩建的落成典礼。
当时，高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军区政治委员。捷沃西安在东北时，高岗不仅亲自作陪，而且利用接待外宾的机会，有意识地突出自己，压制别人，抬高自己的地位，特别是利用一切机会，私下进行反对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非组织活动。
毛泽东消息灵通，很快地了解到高岗的活动，更加戒备了。当时，他正在杭州休养，捷沃西安到北京后，毛泽东就邀请他和尤金一起到杭州去会谈，并指定师哲陪同前往。
1954 年1 月2 日，师哲陪同捷沃西安和尤金到达杭州。在杭州车站，师哲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长王凡，感到奇怪：上海的公安局长，怎么到杭州来了？因为他和王凡在延安时期就比较熟识，关系颇好，一见面，便开玩笑地问：“你怎么把上海丢了，到这里来？”
“我来保卫毛主席！”
王凡说着，表情严肃，并没有笑。
师哲心里嘀咕：毛主席不是好好的吗？怎么把上海的公安局长调来保卫？有什么情况吗？
果然，事出有因。第二天，毛泽东接见捷沃西安和尤金。师哲任翻译。会客厅里，不像往常那样生动活泼、轻松愉快，毛泽东也不似往常那样态度和蔼，谈笑风生。客人就座后，毛泽东和客人寒暄.了几句，简单地问了问他们访问、工作的情况，便话锋一转，严肃地谈起中国党内和国内的问题来了。
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
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于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毛泽东用手指了指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着他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师哲听着，笑着，翻译着，并不紧张。因为他知道自己虽是陕西人，是秦人，但并无灭六国之志，更无灭楚之心，只是老老实实地作个共产党员，从来没有想打倒谁。毛泽东虽然指着他说话抒情，但意在言外，并非指他。所以他态度自然，笑得真切，译得准确，毫不慌乱，翻译得连一个拌子也不打。
捷沃西安和尤金听着毛泽东的湖南话和师哲那流利准确的翻译，禁下住抬起头来，用那质疑的、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态度从容、心底但然、毫不慌乱的俄文翻译。
毛泽东笑了。他心中有数，不肯明讲。
师哲知道，毛泽东所说的“陕西”是指高岗。高岗是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第二十六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 年初调到北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由于个人野心权欲膨胀，勾结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要求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政务院总理。但是高岗是高岗，怎么把他说成“陕西”，并且指着我师哲呢？
回忆此情此景，师哲心里难受起来。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奋斗了几十年，跟着毛泽东也奔波了十多年，不怕艰苦，不惧牺牲，老老实实工作，堂堂正正做人，毛主席了解自己。可是，今天当着苏联客人的面，他指着我说陕西人要打倒他。我虽知他指的是高岗，但客人不知道，对我也疏远了！
这怎么办呢？事关党的机密，不能说明。既不能给毛主席去提意见，也不好去给客人作解释。聪明过人而又刚正不阿的师哲略一沉思，又轻松愉快地给客人讲起了秦灭楚的故事。
师哲说：秦灭楚时，秦人意见并不一致，不是铁板一块。据我们韩城的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当时，秦人的内部矛盾也很大。秦始皇要灭楚，问他的大将王翦，灭楚需要多少人马？王翦答：六十万。
秦始皇想，我秦国共有六七十万入马，都交给你王翦带走，岂不国内空虚？万一你王翦中途叛乱，反戈一击，社稷江山岂不成了你的？另一位将军王陵，说他带二十万人灭楚，足够了。好！秦始皇当即拍板，给了王陵二十万兵马。
准料，王陵本事不嘉。二十万兵马很快被楚国吃掉了，还引来楚兵压境，威胁秦国。
没办法，秦始皇只得硬着头皮再去请王翦。那王翦见秦始皇疑心太大，不肯出山。秦始皇又坐着车子亲自到频阳（当今的陕西省富平县美原镇）去请。王翦说，要臣灭楚，非六十万兵马不可！秦始皇咬咬牙，说：行！给你六十万！
王翦带着六十万兵马出发了，秦始皇亲自送行，并问王将军还有什么要求。王翦见皇上对自己不放心，就说灭楚之后，要良田千顷，告老还乡。秦始皇见王翦没有野心，便满口答应。这样，后方巩固了，王翦很快地灭了楚国，并且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了。
有趣的历史故事，客人听得笑了。后来，师哲才知道，毛泽东在杭州谈话时，已经在修改决议草案，准备召开四中全会了。
1954 年2 月6 日至10 日10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 年3 月，中共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高岚、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了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会上，毛泽东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的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关于斯大林把高岗提供的情报拿给毛泽东看这件事，毛泽东没有具体地讲。但是，很显然，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此举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赫鲁晓夫显然是同情高岗反对斯大林的。他写道：“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内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主贵情报的人。”他进一步分析：“斯大林为什么要出卖高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驱使。正像他自己说过的那样，他信不过任何人，甚至也信不过他自己。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自己的密，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就可以指责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于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的信任。”⑤
毛泽东一贯反对搞阴谋诡计，反对里通外国，更不允许把自己国家的重要情报提供给外国人。1955 年3 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指出：
“对于我们党来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起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⑥
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对于斯大林处理高岗情报的问题，有着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毛泽东的观点是共产党人的观点，要做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要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赫鲁晓夫则十分同情高岗，埋怨“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惋惜使他“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对苏联“提供主贵情报的人”。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远隔千山，言传其人。是非曲直，一看便知。
过了一年半，1956 年11 月15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讲到了高岗的问题，毛泽东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毛泽东没有具体叙述斯大林给他传递材料的经过，接着说：“1953 年12月24 日，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曾经宣布说，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可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凤，烧一种人，叫刮阴风，烧阴人。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阳风阴人，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人。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毛泽东对里通外国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提出了警告，明确他说“这是不好的”。接着，又解释说：“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那种情报毫无用处，只有害处。这是破坏两党两国关系的。干这种事情的人，自己也搞得很尴尬。因为你背着党，心里总是有愧的。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要给适当的处分。”
在这里，毛泽东把不许里通外国的理由，纠正的方法，都讲得十分透彻。不像赫鲁晓夫那样，只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从谋取“领导党”、“老子党”的霸权主义出发，从控制、操纵兄弟党的阴谋出发。
偶然是必然性的特殊表现。毛泽东的讲话，意在从高岗的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其实，他不仅对斯大林的行为作了必要的说明：也对赫鲁晓夫的观点作了必要的批判。
斯大林疑心太重，虽心回意转，仍山隐峰露，当面质问翻译：“你是不是想使我陷入中国学的迷魂阵？”
斯大林见多识广，性格坚强，神态沉稳凝重，目光犀利敏锐，但往往有一种病态的多疑症，一种不大正常的神经过敏。在把科瓦廖夫的秘密报告送给毛泽东以后，他的疑心渐轻了，会谈气氛融洽了；然而，他有时仍神经过敏，显得多疑。
有一次，毛泽东在回忆同国民党军队战斗的艰苦岁月时，介绍了共产党的军队被敌军包围的情形。当时的形势十分危险，革命军多次冲锋而未能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于是，指挥员号召战士：“不畏艰险，视死如归！”
苏方翻译费德林听不懂那种概括性的口号，听不懂那种从文言文里摘录的句子，更听不懂毛泽东那种浓重的湖南口音，便请毛泽东用汉字写在纸上，让自己看。毛泽东拿起笔来，用他那豪放的笔划写出了八个汉字。费德林接过字条，仔细体会，但对于“视死如归”的“归”字的含意一下子吃不准，就不得不请毛泽东再解释一下“归”字的意思，以及如何与上下文联系解释。
不懂汉语的斯大林，看见自己的翻译和毛泽东说说写写，谈来谈去，心生疑忌，立刻用威严的声音质问费德林：“你的秘密活动要搞多久呀？”⑦
费德林听见斯大林威严的声音，浑身一震，像是被电击中了一样。他知道，斯大林喜怒无常；而说他搞“秘密活动”，后果不堪设想，连忙解释道：“不，不，不是秘密活动，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是这么回事，是我在理解上有了困难..”
“可你的困难拖得太久了些吧？”斯大林用他那老鹰似的锐利目光，直射费德林，语气又冷冰冰的，令人发凉，使费德林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有一个字弄不懂..”费德林又忙解释。
“你是不是想使我们陷入中国学的迷魂阵？”斯大林还不罢休。继续追问。⑧
“就只一个字，它的意思我一下子译不出来..”费德林解释说。
斯大林说：“那就劳驾把这个字和整个句子部按字面直译吧！”
费德林遵命照办。可是中文和俄文不同，把“视死如归”，译成看见死了像回家。斯大林作为语言专家，也听不懂是什么意思，接着追问：“毛泽东同志是怎么解释的？”
。费德林更难了：作为一名苏方的翻译，可以在两国领袖谈话中随便去向中国领袖提问吗？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向斯大林解释：“我也想知道呢，不过他什么都没有说。”
斯大林没有转过头来，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那就继续搞你的秘密活动吧！”
这时候，幽灵一般的贝利亚也轻轻地哼了一声，他那鹰鸢一样犀利的目光透过夹鼻眼镜朝费德林闪了几眼。费德林更紧张了。他知道贝利亚并不参加讨论，他在场纯粹是监视别人的言行。费德林似乎感到，贝利亚那两束尖利的目光很快变成了两把锋利的刺刀，一下刺进了他的胸膛，使他感到绝望、窒息，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候，坐在一旁的毛泽东倒悠然自得地笑了。那笑声是那样的淳朴、憨厚、善良、宽容，一下子把费德林带进了温馨、祥和的意境，使刚才紧张的气氛很快又轻松了下来。
费德林再次向毛泽东求教。
毛泽东笑着说，“视死如归”这话最先出自中国古代名将岳飞之口。你知道吧，岳飞是南宋的爱国英雄，是十二世纪征伐女真族的名将。中国南部的杭州市至今保留着宋代杀害岳飞的奸臣秦桧夫妇下跪请罪的雕像。
毛泽东说：“归字，在这里不作通常的‘回来’、‘再来’解。在中国历史上，‘归，字的原始含意是‘回到原本状态’，因此，在这里，这个成语应该理解为，‘藐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状态一样看待死亡？”⑨
斯大林听完了毛泽东的解释后，沉吟了一下，轻轻地说：“这位将领真是有勇有谋啊..”
费德林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他仿佛感到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把他的脑袋从断头台的刀口上轻轻地拉了出来。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明朗了，都随着毛泽东那谈笑风生的语言变得明朗了。那种所谓“秘密活动”的幽灵，被毛泽东那襟怀坦白、神态自若、谈笑风生的神韵赶得无影无踪了。
费德林院士是苏联著名的汉学家和外交家。30 年代未，他从莫斯科东方学院毕业不久，进入外交部门，被派到苏联驻华使馆工作。当时还不到30岁的费德林雄心勃勃，在从事外交工作的同时，还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他和周恩来、郭沫若、夏衍、茅盾、丁玲、曹靖华等交往颇深，先后在苏联出版了《屈原的生平与创作》、《离骚》、《论鲁讯文学创作的特征》、《中国文学史概论》、《中国古典诗歌一一唐诗》、《郭沫若》、《论中国的新兴文学》等三四十种著作。他曾经担任过苏联驻华使馆的代理大使，在中国
一呆就是十几年，在新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五十年代中期，他已由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晋升为外交部副部长了。后来还曾任苏联驻日大使，苏联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等职。
他是一位治学严谨的教授。在毛泽东和斯大林这次晤谈之后，他回到家里己是凌晨。他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翻阅中国成语词典。核对岳飞的那句格言。词典里说，“视死如归”，源于汉武帝时代，当时，中国人正与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交战，李陵答苏武书中谈到，“要，使三军战士视死如归..”
岳飞在《满江红》词中写到：“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战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也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费德林觉得；在毛泽东身上也洋溢着这种光明磊落、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正是这种英雄气概冲散了那无端猜疑的团团疑云。
毛泽东是哲学家和诗人。斯大林是语言学家。在交谈过程中，他们往往谈论到思维和语言的问题。
斯大林喝了一口那红白葡萄酒合成的酒汁，停了一刹那，详细地向毛泽东阐述了他那本著名的语言学著作的精华，然后，又反复地比划着对毛泽东说：“我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是不带有阶级性的。您认为对吗？毛泽东先生。”
“是的，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毛泽东说着，长长地吸了一口香烟，慢慢地抖着烟灰，不紧不慢地说：“各民族的文化和各民族的语言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汉字和汉语尽管不太容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会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学，只要愿意学和不断地提高，就可以掌握它，这也是不分社会地位和阶级的。”他说：“我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可我照样掌握了汉学和汉语”。
毛泽东那联系实际的论述，使费德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禁不住停住了笔，抬起头来，凝视着和蔼可亲的毛泽东。斯大林不满地盯着自己的译员，突然叫了一声：“费德林同费德林突然一怔，忙转过身来，只见斯大林眼露凶光，直盯着他，用冰冷的语调命令说：“请拿着你的盘子到我这儿来！”费德林莫名其妙，但又不敢违背斯大林的意志，只好拿起自己面前那只盘子，小心翼翼地走到斯大林跟前，听候发落。
斯大林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看也不看费德林，不屑一顾地说道：“请把这儿的这一道菜拿去吧！”
费德林不知斯大林要干什么，呆呆地站着，没有动手。斯大林这才傲慢地说：“这是一道非常难得的菜肴，你可能是第一次品尝它吧！”
费德林哭笑不得，手足无措。
“请拿去！”斯大林的口气虽然是平静的，但却是命令式的，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常言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斯大林的话，特别是“最后一次”的话，使费德林的额头上顿时冒出了冷汗。他知道，这位大无帅掌握着生杀予夺的一切大权，“最后一次”，往往预示着极大的灾难。他记得刚才上菜时，女服务员曾轻轻地对斯大林耳语了几句什么，然后，她没有把这盘菜放在斯大林面前，而是放在了他的旁边。现在，斯大林要他费德林当众品尝这盘菜，是何用意？是何居心？他猜不着。但是，在中国客人面前，他又不敢违背斯大林的意志，只好硬着头皮把这盘菜吃了下去。
毛泽东看着这个场面，一句话不说，只是抽自己的烟。
费德林吃完了那道菜。
斯大林这才转过脸来，问道：“怎么样？费德林同志，你喜欢这道菜吗？”
费德林满脸通红，却又强装欢笑，结结巴巴地说：“不错..不错！斯大林同志，这道菜嘛..哈哈，做得很精美..”
斯大林这才高兴地笑了：“哈，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毛泽东跟着笑了。
中苏两国的同志也都跟着笑了。
费德林也跟着笑了，但眼眶里却噙着晶莹的泪花。那道菜确实好吃：火鸡的肝，加上辣椒和盐，完全是高加索风味。不过，菜味掩盖不了人情味，中国有句古话：“醉翁之意不在酒..”费德林写道：斯大林“虽然款待了我，我仍然惶恐不安”。
赫鲁晓夫来了，他对斯大林拍马逢迎，鼓捣出的一个问题，使毛泽东哈哈大笑。
毛泽东访苏期间主要和斯大林晤谈，但苏联方面的领导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等领导人有时也出席作陪。其中，赫鲁晓夫虽然出面很少，但他在斯大林面前那奴颜早膝、见风使舵、拍马溜须、阿谀逢迎的言行，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和毛泽东会谈。苏方出席作陪的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贝利亚、赫鲁晓夫等几个人。中方则只有毛泽东和师哲。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友情，斯大林让在桌上摆了丰盛的酒菜，并招呼客人边吃边谈，同志间交换意见，下拘形式，吃自己想吃的菜，说自己想说的话。宴会上的气氛亲切而友好。
厨师的手艺的确不错，做出的菜色美味香。斯大林看着那香喷喷的鸡翅，想要吃点，但那浓重的疑心，又使他放下了叉子。他有个习惯，为了防止别人暗地下毒，每次吃东西之前，往往要别人为他品尝一下，作个验证，这时他想吃鸡翅，却不直说，而是用关切的语气问：
“尼基塔，你瞧！这是鸡翅，你尝过没有啊？”
善于察颜观色拍马逢迎的赫鲁晓夫，立刻明白了斯大林的意图，赶紧晃动着他那光溜溜的脑袋，凑过身来，显得十分忠顺的样子，说：“喔，我没有注意！让我先尝尝！”说着挟起一块鸡翅，自己先尝了一点，然后又请斯大林品尝。
斯大林吃着鸡翅，笑着说：“味道不错！”
赫鲁晓夫又吃了一口鸡翅，说：“哈，香极啦！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你说味道不错，的确香极啦！你的赞扬，是对厨师的最大赞赏..”⑩
接着，赫鲁晓夫又借题发挥，说了许多奉承的话。
斯大林见毛泽东不太高兴，忙过来招呼客人。
赫鲁晓夫很健谈。他从鸡翅、宴会谈到了吃饭，又从吃饭谈到了上海，问上海有多少万人口？
毛泽东说：“约有600 万。”
赫鲁晓夫说，600 万人口，吃饭就是个大问题。
在一旁沉思的斯大林突然问：“你们在攻开南京后，为什么下马上拿下上海？”
毛泽东哈哈大笑。
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等人都惊奇地望着毛泽东，感到莫明其妙。
毛泽东笑了一阵，又吃了一口饭，才慢慢地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你要一口吃个大胖子，非把你憋坏不可！”
当时，人们没有注意这些谈话的背景。后来，直到1988 年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最后的遗言》出笼后，人们才看到了这些话并不是随便的交谈，而是含有复杂的背景和重要的政治内客的。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阶段（但在中国共产党人于1949 年取得胜利之前），斯大林曾派米高扬同志到南京去同蒋介石会谈，让他夫了解蒋介石需要什么，以便向他提供援助。我记得斯大林常在吃晚饭的时候同他的心腹小圈子谈论中国局势。他总是翻来复去地问：“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斯大林已经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斯大林这样怀疑的主要根据是对攻打上海的做法。当时蒋介石已经守不住那个城市了，可是毛却不让红军前进，拒不拿下上海。
“直到1949 年底毛到莫斯科来的时候，斯大林才听到了毛对攻打上海的做法的解释――而他的解释完全证实了斯大林的怀疑。
“你当时为什么不拿下上海？”斯大林问。
“‘我们为什么要拿下它呢？，毛答。拿下上海，我们就得负责养活600万居民。”
“很显然，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战争中，毛更多依靠的是农民，而不是城市工人。由于某种原因，他认为农民比工人更革命。他不是打进上海去争取那儿工人的支持，而是担心向上海提供粮食的工作会牵制他的反蒋斗争。”“
很显然，“怀疑毛泽东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实质上，是怀疑中国革命的道路。因为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依靠工人阶级，不存在任何“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的问题。这是数十年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了的，毋庸置疑。引起斯大林怀疑的，实际上是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斯大林有过分歧，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工人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首要的问题是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中国，谁要是忽视广大农民，孤立地搞“城市暴动”，谁必然要遭到失败。
然而，固执的斯大林并不这样看，他虽然承认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有错误，毛泽东“伟大，真伟大”，但他总怀疑毛泽东没有按马克思主义的依靠工人阶级在城市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去办事，而是过多地依靠了农民。因此，在他和毛泽东会晤时，就直接了当地问：“你当时为什么不拿下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工人聚集最多的地方。当时，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守不住上海了，斯大林以为，只有立即组织部队攻占上海，争取上海工人的支持，才算依靠城市工人，才附台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则，就是“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也许他根本就不想懂这些道理。”
斯大林的这些看法，是不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的。赫鲁晓夫言而无信，他的回忆录很不准确。因为第一，当时毛泽东不是“不拿下上海”，而
是不能孤立地去先拿下上海。早在：1949 年初，蒋介石就下令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的军事，统率45 万人马，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一线，修筑工事，层层设防，并有海空军配合。美英帝国主义还在上海至青岛一线，部置了兵力和军舰，蠢蠢欲动。英明的统帅，不可能不看实际，令部队先拿下上海，去符合某种教条。第二，毛泽东力主席的中央军委，早在1949 年3 月17 日就指示：“华野、中野两军决于4 月10 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60 个师举行攻击。”5 月23 日，中央军委就渡江后的进军问题又作了具体部署：“以第二野战军在协同第三野战军占领宁、沪、杭等地后，主力集结干皖南、赣东、浙西地区，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后，向西南进军”。4 月3 日，中央军委批准的总前委制订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也明确规定，第二、第三两野战军歼灭沿江防御之敌后；向南发展，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没有毛泽东不愿拿下上海的史实。事实是，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之后，只用了34 天（1949 年4 月23 日至5 月27 日）就解放了上海。其间，4 月27 日至29 日于郎溪、广德山区歼敌8 万余人；5月3 日解放杭州；5 月16 日，17 日解放武汉三镇等地，都为解放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第三，为了达到既要歼灭敌人，又要完整接管上海，以利于今后建设之目的，中央军委指示：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因而攻上海部队不要过于迫近上海，以免吓跑敌人；对英美侨民及各国侨民和外交人员，应教育部队予以保护；“令部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并抽调5000 名干部组成各系统接管机构，学习政策。上海地下党组织团结上海工人、市民护厂护校，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不是斯大林怀疑的“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
事实上，斯大林和毛泽东经过莫斯科近十个星期的会谈，消除了疑云，消除了隔阂，加深了友谊，结成了盟友，并且主持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和《回忆录续集》，洋洋洒洒，近百万言，不仅多处失实，自相矛盾，而且对这两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只讲怀疑、分歧、矛盾、冲突，不讲经过会谈、协商，消除怀疑，消除分歧，解决矛盾，加深友谊，互相帮助，结成盟友，以及签订中苏条约协定等主流和本质方面的东西。
这不可能用一时疏忽、片面、偏激来解释，是不是卖主求荣，怀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是个谜。
注释：
①②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12 月版第440 页。③伍修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经过》，载《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5 月版第11 页。④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 月版第311 页。⑤⑩(11)《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 年5 月版第369―380 页。⑥《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140 页。⑦⑧⑨〔俄〕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 年7 月版第49―5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