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的抗日救亡的号召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迅速展开。随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要求革命的策略也必须跟着改变。因此，迫切需要党对日本进攻华北以来的国内形势作正确的分析，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领导革命继续向前发展。

　　1935年12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首先，由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传达了由季米特洛夫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精神。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战略报告和结论。明确指出，这是我们几年来经验和最近共产国际对我们指示的结合。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同意报告；张浩指出：“泽东同志将几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会议进入讨论政治问题，毛泽东作主题发言。在讨论中，对民族资产阶级能否参加抗日问题产生了分歧。毛泽东发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博古发言，仍坚持“左”倾关门主义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引经据典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而教条主义这一套很迷惑人，还有相当市场，少许人在理论上还是佩服他的。这涉及到政治和思想路线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继续前进。

　　毛泽东经过认真准备，第二天再次发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变”失策，就在于套用了“中间势力是危险的”这一理论。我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难道这样做，就是对马列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驳得博古哑口无言，坐不住了，在炕上一躺，不说话了。毛泽东在讨论中还明确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主持会议的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立场和观点。会议经过

　　认真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确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反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

　　会后第二天，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一方面为了进一步解决瓦窑堡会议上的思想分歧，另一方面更为纠正长期存在党内而遵义会议来不及解决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错误。这篇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瓦窑堡会议所确定的新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是党的工作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时期的重要文献。报告强调指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其总的特点是动摇，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左翼有可能参加斗争，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至于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报告提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报告提出尖锐的批评：“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好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总结了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本经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并且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军事顾问李德参加了瓦窑堡会议，在讨论和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时并没有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是，会后他搜集了一些所谓的“材料”，于1936年1月27日向中共中央书面提出《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即“对战略的意见书”。它分析敌我力量悬殊后提出，“巩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武断认为红军“转入进攻是过早的”，“政治准备不足”，结果就会“退却和逃跑”，顽固坚持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单纯防御路线，反对瓦窑堡会议决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连续开会讨论李德对战略的“意见书”，与会同志都明确表态，不同意李德的意见，并批评了它的错误与危害。会议批评指出：李德不分析具体情况，只有防御，否认进攻和反攻，完全是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他第五次反“围剿”单纯防御路线的继续，并且在新形势下还有些发展，表现为进攻中的右倾保守主义。说明他不承认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不接受遵义会议决议对他的批评。我们在战略进攻时，他提出这种单纯防御战略具有更大的危害性，要严肃对待。晋西会议决定：战略问题由毛泽东起草。

　　毛泽东在领导红军西征、统一战线和陕北苏区工作的同时，按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认真准备写“战略问题”（即后来写成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来回敬这位洋顾问的挑战，他搜集《战役问题》、《战斗条令》等书籍，还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到军事战略这类书。他在写这本书时，不仅研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著作，而且研究资产阶级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还研究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等等。他还组织萧劲光、莫文骅等一起，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研究、讨论理论问题，以开阔思路，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莫文骅回忆道：

　　《战争论》的学习讨论是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倍到10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他还讲秦始皇先派李信和王翦领兵灭楚，一败一胜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①

　　通过讨论、研究，他把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上升为理论，12月完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前五章的写作（原计划写作的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而搁笔），这既从根本上回答了这位洋顾问的挑战，又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总结。所以，它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这一著作除阐明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外，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战争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且着重批判了1931年至1934年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为抗日战争战略问题作了理论准备。

　　在这一著作中，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和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出发，系统地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敌人强大，红军弱小，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既规定中国红军可能发展和胜利，又规定它不可能很快发展和胜利，战争是持久的。战争形式主要是“围剿”和反“围剿”、进攻和防御的长期反复。只有在反“围剿”中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发展红军，才能最后取得胜利。依据这些特点，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应该是，在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战争的开始阶段，一般实行战略退却，保存实力，准备反攻；在战略反攻中，要慎重初战，战则必胜；要集中兵力，以运动战为基本作战形式；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等等。

　　毛泽东在这一著作中，强调研究和掌握特殊的战争规律的重要性。指出：任何一个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必须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特殊的规律。懂得从这些特点产生出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做与一般战争或与苏联内战相同，机械

　　①莫文骅《永不磨灭的怀念》，《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下册第166页。

　　地照搬一般战争经验和苏联军事指导原则。就不能不招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以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书中结合战争胜败的经验教训，论述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战争的攻守进退等种种辩证规律的论述，超越了军事科学的范围，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也可以说，这本书既是一部军事辩证法的重要著作，又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

　　如果说在1935年12月毛泽东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明党在新形势下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着重从政治路线上批判了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那未1936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话，则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集中地批判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然而，一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以一定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光有对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批判是不可能彻底克服其影响的，因此还必须从思想路线上进行批判。这是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客观要求。“两论”从哲学理论的角度批判错误路线的世界观，批判主观主义、特别是批判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教育干部，以提高全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水平。

　　《实践论》着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上，彻底批判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揭露其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它根据人类的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实践，特别是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事实，系统地阐明了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它深刻地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从实践中产生感性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践论》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们在认识论上却有相同之处，“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特别指明教条主义者不承认认识依赖于实践，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

　　《矛盾论》也是为了克服党内长期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它全面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对立统一法则。它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结合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逐一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矛盾论》在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之后，着重研究和阐述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因为很多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不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教条主义者对具体事物不作认真的深入的调查研究，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把一般真理变成纯粹抽象的公式，到处硬套，结果就不能不失败的。

　　《实践论》和《矛盾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作了系统的精辟的发挥，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深刻地系统地论证了我们的同志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这对于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到达陕北后，针对王明教条主义者对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提出新的挑战，同时要回答他们在中央苏区时提出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和“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高论，从事大量的思想理论工作，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等。这些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科学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剖析了主观主义尤其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表现、危害及其思想根源，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战争观和方法论，揭示了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战略与策略。这些，都为全党全军干部进入抗日战争新时期作了极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会址之争，就是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开，还是在武汉开的问题。

　　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提出，请任粥时赴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抗战政策和情况。中央政治局采纳王明的提议，决定派任弼时前往共产国际。任粥时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不仅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详细的口头报告。他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他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报告。这些，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1938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先到乌鲁木齐，后到兰州，再到延安。行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已经知道较多的中国抗战情况和王明的另搞一套，在约见他和任弼时谈话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此外，又谈到援助时说：“共产国际从他的外汇中拨出三十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经援，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对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也为开好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供了重要条件。9月上旬，王稼祥一回到延安，就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情况。他先将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和由苏联带回来的武器物资清单，当面交给毛泽东，然后将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所作的口头指示，作了认真的传达和必要的说明。毛泽东等商定，由王稼祥再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为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使全党认清抗战的形势和前途，明确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责任，克服右倾投降主义，党中央决定9月下旬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个决定，及时地电告仍在武汉的王明等。这时，长驻武汉同国民党上层搞统一战线工作的王明，得知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重要指示已经回到延安。同时，王明又接到中共中央要他回延安出席六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于是，他预感到共产国际新指示由王稼祥传达，可能传达不准确，于己不利。

　　王明左思右想，想出一计，马上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狂妄地提出要毛泽东等全体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委员，都到武汉去举行六届六中全会。他借口自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会议应该由他来主持。王明想把中共中央全会拉到他所在的武汉国统区来开，一是想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二是想进一步表示自己对国民党的信任和积极投靠。

　　王明的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断然拒绝。毛泽东见到王稼祥时，指着王明的电报气愤地说：“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跑到国民党的地区去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见此计不成，又生一计，立刻又给自己的安徽同乡和留苏同学王稼祥发了一份电报，要他迅速赶到武汉去，与他这位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先行单独商谈传达国际指示的问题。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写的《黎明与晚霞》一书说：王稼祥收到这份电报，一眼就看穿王明的鬼主意，他想先知道指示内容，后下决心对策。他立刻快马加鞭赶到了杨家岭，走进毛泽东住的窑洞报告道：“泽东同志，我特地送份电报给你看看，是王明从武汉专门给我拍来的，他简直异想天开！”毛泽东看完电报后，问王稼祥：“你对此如何打算？”王稼祥干脆地说：“不去，当然不去！不仅不去，还要批评他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黎明与晚霞》继续写道：“毛主席点点头说：‘对，很对！不过你准备如何答复他呢？’稼祥说：‘我准备回他个电报，让他立刻赶到延安来，电文也拟好了，请看行不行？’毛泽东接过一看道：‘好，我同意，马上发出，催他快回。’当天，王明收到稼祥给他的很不客气的复电，电文是：‘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中央的通知，稼祥的催电，已无法抗拒了。

　　王明两计不成，又生出第三计。他回电中共中央：说准备回延安出席六届六中全会，不过政治报告要由他来作。一般来说，会议的政治报告谁作，就意味着谁是第一把手。王明很懂得这一套，也很会来事，非力争不可。这也充分暴露了王明极高的权力欲望。党中央电复王明：你来延安开会极好，谁作政治报告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决定，你先准备也无妨。这样，王明才离开武汉，乘火车到西安。到达西安又停了下来，觉得作政治报告之事尚未敲定，即电党中央，提出政治报告由他作才能来延安，否则就回武汉去。党中央电复王明还是到延安后再商量，开政治局会议来讨论报告内容后再定。就这样，王明才勉勉强强地来延安。就在王明答应从西安来延安后，于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由王稼祥正式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指示和共产国际执委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他在当时写的《国际指示报告》中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①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王明带着“尚方宝剑”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在统一战线中，实行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实行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一切经过”，就是说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纳入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反对放手发动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这是抗战初期，在共产党内部进行的一场严肃斗争，也关系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与命运。

　　力排王明右倾投降

　　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路线、两套办法、两个前途的争论。这就要求共产党必须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党内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反对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的右倾迁就主义。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讨论政治、军事和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在报告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及国共两党的关系，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他说：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党性。红军主力是否全部出动，要依情况决定，有必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

　　会议对所讨论的问题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只对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存在一些不同认识。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要内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外交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抗日的民族团结。这十大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基本方针。

　　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11人，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制定了与国民党领导集团所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的全面抗战路线，决定按照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以山地游击战为主的方针，以转变军事战略。这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争取抗日战争的人民胜利结局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感召下，中国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起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朱德、彭德怀指挥下，一一五师、一二○师和一二九师先后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与日本侵略军作战。9月25日，一一五师首战晋东北乎型关，歼灭日军坎垣师团1000多人，击毁汽车一百余辆，缴获了一批辎重和武器。平型关战斗，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而第一次取得的大胜仗。它打破了日本的“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乱了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部署，树立和巩固了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10月19日，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飞机场，毁坏敌机二十余架，歼敌百余人。为了阻击西进迂回太原的日军两个师团，配合友军忻口战场，一二九师开进娘子关附近，先后进行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等战斗，歼敌近千人。一一五师又在广阳镇伏击歼敌千余人。这些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一二○师东渡黄河后进入晋西北管涔山区发动群众，首先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接着又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随后又不断发展联成一片，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

　　以上这些事实已充分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符合中国抗战实际的，是行之有效的，因而也是正确的。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以贯彻共产国际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在他回国之前，共产国际书记处于8月10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提出：中国共产党面临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担心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①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王明。

　　王明在共产国际6年，同季米特洛夫朝夕相处，关系非同一般。季米特洛夫和他的捷克妻子所生的唯一儿子已在战争中牺牲，膝下无子，很喜欢王明夫妇在莫斯科生的大女儿王芳妮，常常把她当作亲生女儿看待。王明夫妇1937年11月回国，就把王芳妮留给季米特洛夫作养女。季米特洛夫针对王明“要权”“争权”的特点，非常诚恳地提醒他，要注意不要回去“争权”。在他离开莫斯科前夕，季米特洛夫还特意约见王明、王稼祥（由延安赴莫斯科治病的）等。关于季米特洛夫谈话的内容，王稼祥1941年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发言谈到：“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

　　①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81页。

　　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②

　　曾任任弼时驻共产国际代表时的秘书师哲，他的回忆文章写道，有一次季米特洛夫同弼时谈话说，在王明回国前，他们就提醒过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口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①

　　共产国际虽然此时已经实际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在共产国际七大把毛泽东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但对于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强调独立自主原则仍很担心。共产国际这种担心是不切合中国抗战实际情况的，他们举荐的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也并非是成功的经验。那末，共产国际这些意图王明是如何理解的呢？请看王明回国后同王稼祥的一次对话。王明说：“对于国内的斗争情况，我也有所了解，现在的局面很好嘛！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以后我们可以公开合法地开展党的工作，发展革命的力量。蒋介石能够再次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这是大好事，只要他愿意合作抗日，我们就可以听他的。”王稼祥知道西安事变前后蒋介石的拙劣表现，并反问他：“你以为蒋介石这样的人，能够真正合作和积极抗日吗？我们党能全听他的吗？”王明甚至说：“我说过了，只要他抗日，我们当然应该听他的，不仅听，还要绝对服从，不然叫什么统一战线！”

　　王明于1937年11月底回到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前往机场热烈欢迎。毛泽东还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这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多么真诚的愿同他们通力合作开创抗战新局面呀！

　　可是，王明回到延安后，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他反对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处处以国际代表和领袖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他有一个讲话，很有煽动性。他说：我们能回来，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斯大林派回来的；其次他讲，我们几个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的，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并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在李德看来，王明在到延安后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可以被看作是对毛的党内政策以及全国政策的十分谨慎的批评”。按张国焘的说法是：“王明当时严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王明到达延安才10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延安举行6天会议。他按照共产国际的基本观点，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虽然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概括起来是：（1）在对形势和统一战线内部力量的估计上，美化和夸大国民党的进步，反对以左、中、右来划分国民党，反对说国民党是片

　　②徐则诰《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载《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

　　①师哲《我们党的红管家――回忆任弼时同志》，载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六十周年纪念文选》第363页。

　　面抗战，否认国民党中法西斯势力的存在，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身上；（2）反对提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3）在军队问题上，虽然也谈到八路军如何保障独立性问题，但主张实行“五统一”，“受蒋统一指挥”；（4）在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问题上，主张到国民党政府去登记、立案，取得合法和统一；（5）反对改造旧政权、旧军队，反对建立抗日人民政府；（6）反对游击战，主张正规战。这次政治局会议由于毛泽东等的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没有形成决议，但王明这些右倾主张，是打着传达共产国际精神的旗号的，因而迷惑了一部分人，对以后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损失。

　　毛泽东在七大时总结说到：“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①

　　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规定了中共七大召开的时间、任务和议程，决定成立由25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为书记和秘书处成员。会议决定增补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因蒋介石急于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态度特邀王明赴武汉一谈，因此会议决定王明会后即去武汉，但应很快回中央（延安）工作。

　　追求牡丹之所为的王明，历来害怕环境艰苦，蒋介石邀他去武汉大城市是求之不得的。王明在延安只住10天，就去武汉了。由于王明会后立刻去武汉，只担负中共长江局的领导工作，中共中央的整个工作仍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之下，所以，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要在局部地区发生直接影响。而且，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也逐渐被广大的党员干部所接受。

　　王明到武汉以后，不仅在政治上极力推行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而且俨然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不经请示，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发出指示，把待中共中央长江局另搞一套，在组织上闹独立性。（1）1937年12月25日，长江局以中共中央名义在武汉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未经中央审查批准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在组织上是不妥当的；1938年3月21日，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未经中共中央同意，他就于3月24日擅自送交国民党。（2）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王明去武汉后应很快回中央工作，后因蒋介石留他“在汉相助”，便一直留在武汉；1938年2月他回延安后，毛泽东在2月27日到3月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但王明执意重返武汉，会议虽然同意他同凯丰去武汉，但明确指出“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可王明去后未执行这一决定；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不愿留在延安工作”。（3）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

　　①《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31页。

　　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这是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战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文献。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这一重要文献，可是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随后中共中央再次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分期刊登，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由于同样的原因，《群众》周刊也未刊载。同年夏，他写了一首评毛泽东《论持久战》中“错误”的诗：

　　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

　　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

　　在第三句下还特别加注说：“此处指毛泽东假抗日，真反苏，坐待日苏战争。”

　　王明把持中共中央长江局破坏党的纪律和统一、反对毛泽东的这一套，在当时人们都是知道的，甚至连李德也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我们把华中局（应是长江局，下同――引者注）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的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

　　王明在武汉时仍然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根本不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看在眼里，搞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他的错误，一度在其主持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项英负责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以及新四军的工作中造成恶劣的影响，严重地阻碍了人民革命力量在长江流域的发展壮大，并导致了1941年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严重损失。

　　9月15日，王明等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以及延安各界代表前往欢迎，王明一到延安，就迫不及待地找王稼祥问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王稼祥把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告诉了王明，还特别要王明注意：季米特洛夫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你不要竞争了吧！王明听后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此意见与他回国时季米特洛夫提醒的意见相同，觉得自己回国后太不以为然了，并且在这个关键时刻转达这种意见，就非同寻常了。尽管如此，作政治报告还是要力争的。

　　中央政治局再次在延安举行会议，听取王明准备的政治报告稿。他的报告内容与以前的报告、文章相比有不少改变，如开始改变速胜论为持久战，不再贬低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提出国共合作的更大责任还在国民党等。但是，这个报告继续坚持了他的一些错误主张：如强调保卫大武汉的特殊意义；宣传军队要有统一的统帅，统一的作战计划，统一的行动，统一的纪律，统一的指挥；虽不贬低游击战，但仍突出强调运动战等。会议认为王明的政治报告结合实际不够，请毛泽东也写个报告提纲。

　　9月26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就报告提纲发言，讲了5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意义，二、共产国际的指示，三、抗战经验总结问题，四、抗日战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五、今后任务。与会多数人认为，提纲比较符合抗战实际，既有经验教训，又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会议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决定由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张闻天主持开幕式，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

　　9月26日到11月6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按照既定的议程，王稼祥先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第一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是极为重要的，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指手画脚的资本，为六中全会的胜利进行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①

　　10月12日到1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报告5万字，分8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

　　①《王稼祥选集》第138、141页。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16页。

　　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六、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在将来武汉不守的情况下，抗日战争的形势将出现许多新的情况，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在这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报告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他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

　　王明在会上被推选为主席团委员。他在会上作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10月20日，他临时要求又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一方面表示对毛泽东的报告“我都同意”，并说：“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但另一方面，又仍然强调“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工作方法和方式。”

　　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突出地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指出：“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针对王明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因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实际上，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绝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毛泽东在作结论中还讲了《战争和战略问题》。他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经验出发，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批判了王明只重视正规战而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观点。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11月6日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批判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和那种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运动的错误。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照搬”、“硬套”的教条主义。鉴于武汉已经失守，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南方局；决定王明留延安工作，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随后，他又担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鉴于党处在抗日战争的新环境，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分子违反组织纪律，张国焘由反党反中央的分裂活动发展到1938年4月叛党投靠国民党等情况，会议还特别作出《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其中第十六条规定：“各政治局委员未得到中央政治局之委任，个人不得用中央政治局名义或全党名义发表对内对外的言论文件。”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使全党干部明确地认识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毛泽东说：“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

　　但是，王明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同对遵义会议一样，怀有刻骨的仇恨。这是因为，按他的逻辑来想：自己本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主要负责人，到共产国际后竭力宣传中国红军和根据地的胜利（注：扩大事实，虚报数字，直至回国前当着斯大林面还说，中国红军到陕北还有30万），扩大了影响，不仅成为共产国际执委，而且成了执委主席团成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次奉命回国贯彻共产国际“新政策”，六届六中全会理所当然地要恢复他的中共中央第一把手的位置，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政治报告捞不到作，反而还被批评为右倾投降主义。在他看来，这是十分不公平的，这不是在批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吗？所以，他对六届六中全会不满，在这年年底，在延安作了一首《〈论相持阶段〉与〈六中结论〉》的诗，诗中写道：“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这是他反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诬蔑毛泽东、坚持错误的真实写照。可见，他在六中全会讲的所谓“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的说法，是言不由衷的，只是一种谎言而已。由此看来，王明开始耍两面派了。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路线，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尽管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但毛泽东从全局考虑和有利于工作着想，不调整中央政治局，仍以张闻天负总责，自己仍任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这种真正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与争权夺利的王明之流比较，不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吗？

　　如果说，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纠正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那末，中共六届六中扩大会议就是批评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所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经指出：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①从此时起，王明这棵赫赫

　　①《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31页。

　　有名的牡丹花，也将开始凋零了。